序言
一九五二年八月二日，查理·卓别林在好莱坞的派拉蒙影剧院为他的新电影《舞台春秋》安排了预映。两百个座位都坐满了。邀请名单没有保存，但是显然是在那个忧患年代仍然被他视为朋友的人，其中包括大卫·塞尔兹尼克、罗纳德·考尔曼、亨弗莱·鲍嘉、克拉克·盖博夫人（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的遗孀）以及名媛多丽丝·杜克（“世界上最有钱的女孩”）、贾奇·佩科拉（“华尔街猎犬”）。还有“几位从一九二四年《淘金热》开始就跟卓别林一起工作的人，如今已白发苍苍”。卓别林先是一一引导客人坐下，在电影放映期间又坐到声控室里。放映结束的时候，观众纷纷起身，热情地高呼“棒极了”。卓别林显然是松了口气，他对他们表示感谢：“我刚才非常担心。你们是这世上第一批观看这部电影的人。它长达两个半小时。我不想再多占用你们的时间了。但是我确实想说‘谢谢你们’。”“这次卓别林竭尽全力，”专栏作家、制片人西尼·斯科尔斯基写道，
观众中有一位妇女喊道：“不！不！谢谢您。”其他人听到了这句话，也冲着卓别林表示感谢……我不由地想这就是《舞台春秋》的关键所在。有些人认为它是好的，有些人认为它是伟大的，这都没关系。程度并不重要。这不是一部由普通人制作的普通的电影。这是一部承载历史、饱含感情的电影，我想每一个真正对电影感兴趣的人都会说：“谢谢您。”
那天出席的所有人都没能料到这是卓别林在向好莱坞告别。六周后，他将启航前往欧洲，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将永远离开自己的家、自己的制片公司以及那个他在精神上和职业上都耕耘了四十年的国家。
斯科尔斯基在看过电影后立刻写了他的报道，但是他也意识到《舞台春秋》具有独特的品质，“这是一部承载历史、饱含感情的电影”。它不止于此。卓别林的个人处境，以及美国冷战时期的公共孤立状态，与他那有趣的“居家男”的称呼相映衬，使得他在为电影作准备的三年时间内非常自省。他重新思考搁置了十年的珍贵想法——为了处理更为紧迫的议题（身处经历战争和冷战的世界），即《大独裁者》和《凡尔杜先生》，之前他无暇顾及。至于故事的背景，他把目光转回伦敦，和他最初登台表演的杂耍剧场；那时，他得以摆脱童年的困顿，并且不断发现自己具有表演和交流的独特天赋。但是这种回溯也使他重新想起痛苦的不安全感，那始终伴随一个没受过教育、没有文化修养的少年步入成功世界。他对比他父母的不幸，他们也曾怀揣同样鲜亮的青春梦想登上舞台，可是最终因疾病和酗酒死去。这促使他不断思考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反思不忠和遗弃是否另有隐情。他还反观自己在二十世纪中叶在美国经历的难以描述的状态。一方面，他的妻子比他小三十六岁，这婚姻是幸福的，显得不可思议，伴之接连出生的孩子；另一方面，是一个表演者最为糟糕的噩梦——失去了他的观众。
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每一项创意活动都是由艺术家的独特个性、经验、社会关系和生活回忆的产物。的确，在这些方面，卓别林那白手起家的经历非常丰富。但是历史学者或评论者认为卓别林与其他艺术家相比有一个主要的区别。在试图分析艺术作品的时候——图书、绘画、戏剧、电影、乐曲——我们一般都是局限于作品本身以及对创作者的了解。研究卓别林的电影则不同，可能是非常独特的——我们有创作过程的近距离第一手记录，可以见证把纷繁的想法和情绪转变成供大众观赏、脉络清晰的电影的升华过程。卓别林珍视创意（一位合作者曾说他的大脑“就像一间阁楼，每一样东西都井然有序，方便取用”），他经常做笔记，虽然并不总是容易辨认。一旦开始某个电影项目，他便日复一日地对秘书们口述自己的想法，饱受折磨的秘书们必须随时记录那些不断的修改、删除、补充和衍生的想法。
当然，大多数创作者都会经历修改作品的过程，区别在于他们有废纸篓。据我们所知，卓别林本人并没有兴趣收集各种旧文稿和废胶片，他会很高兴地把一切无关的东西扔掉。但是总有身边的人——忠诚的秘书们、他的哥哥西德尼、他同母异父的兄弟惠勒，他们尊崇卓别林的创意，孜孜不倦地保存这些。因此有了一堆堆的文件——手稿片段、打字稿的标注、不断增加的脚本草稿（夹杂大量的注释）堆积在制片厂摆放更为整齐的文件旁边。制片厂关门，它们却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并且被转移到了瑞士。卓别林严谨的助理蕾切尔·福特用牛皮纸把它们整齐地包好，用线扎紧，贴上标签。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它们都保存在卓别林在瑞士科西尔威维村的别墅“德班大宅”，在负二层的潮湿地下室里，却没有遭受严重的损毁。那就是笔者第一次看到这些档案的地方。它们令人兴奋，整理却是艰巨的工作，面对福特小姐典型的童子军结和有点儿宽泛的分类的时候。
今天，细心的工作人员以及福特小姐的妥善保管有了回报，在卓别林协会和博洛尼亚电影资料馆的通力合作下，查理·卓别林档案馆建成了。文件从地下室搬了出来，送到了蒙特勒保存条件最好的地方。所有资料都已数字化，无论身处世界何地，都能随时查阅。这一重要的文化遗产目前由卓别林协会的凯特·居永瓦奇和卓别林项目的负责人塞西莉亚·森希亚雷利守护，同时受卓别林家人的监督。
无比丰富的资料，数字化后方便即时查阅，使得我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见证卓别林的思考过程，在以前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观察到他对回忆的挖掘，接着仔细选择事件和想法，逐渐形成一个连贯的故事。从这个角度说，《舞台春秋》对他有着特别的意义，卓别林对大半生的回忆、情感和经历的深度挖掘，才有了《舞台春秋》。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并没有先写剧本，而是写了小说《脚灯》后附《卡尔费罗的故事》，均是第一次发表，这正是本书的核心。在这个基础上，他改编成了电影剧本，又经过数个版本的修改，才有了最终的剧本。电影拍成之后，他才按照无声电影的形式加上了三个介绍性的标题，对他完成的创作进行了优雅的总结：
白炽灯灼灼生辉，在这里岁月必得让位于青春
芭蕾舞演员和小丑的故事……
伦敦，一九一四年夏的一个傍晚
本书后部分的综述文章探究了卓别林根据他的记忆为后人重塑的那个世界——处于一个时代末期的伦敦及其杂耍剧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
戴维·罗宾森
脚灯查理·卓别林
卓别林饰演凡尔杜先生：一张令人印象深刻的胶印相片，是罗伯特·弗洛莱的收藏，亦可能是由他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