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修身以进，有教无类 当不上学生，自己当老师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尊称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帝在大成殿悬匾“万世师表”。“大成至圣先师”和“万世师表”已成今人对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最贴切的共识与尊称。
“万世师表”就孔子启发弟子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德育与智育并重，足堪为万世老师的表率而言。
“大成至圣先师”这个尊称大有深意。“先师”不只称扬孔子是第一个教学平民化，将受教机会普及至民间的先导、先行老师，也可说孔子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第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师。
传统说法，中国古代之学只限于贵族子弟，所以说“学在王官”，只有王室的贵族子弟才有机会受学，但古书所谓的“王官之学”、贵族教育情形，以及贵族之学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贵族教学内容又是什么，却少记载。
后世学人尊敬孔子，认为孔子以前没有私人著述。这种近乎公认的说法，不一定正确。《论语·述而篇》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孔子说他想学老彭“述而不作”，意味着当时就有人作书为文，而“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更是明言有人不知而作，怎可说古无私人著述？
《季氏篇》孔子说：“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有言岂能无作？《微子篇》孔子论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等人，孔子岂无参考的著作？（《史记》是汉代文章。）
古代文字少，常一字多义或借字。像《尚书·帝典》的“百姓”是百官，《论语》的“百姓”即庶民。“学”字随时代不同，而有不同释义，与今日认知差异大。我们得正视“学”这个字，在周代之前的含义。
今人所谓“学”，如“文学”、“史学”、“哲学”、“医学”、“化学”等，是指有系统、组织的学理、学术。周初之前的文字使用尚未成熟，而文章、文明、文化都依赖文字的创造、流传。没有文字，就没有今日所谓的“学”。
古代中国文字最早使用在商代，约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殷商人信鬼，遇事都要贞卜，贞卜一般用龟腹甲和牛肩骨，合称“甲骨”；把贞卜的事件经过，契刻在甲骨上的字叫“甲骨文”。甲骨文的字体结构，在不同年代有不同形式。
每一个民族文字的早期，必然都是象形字，但唯独中国文字依然向“形”的指标继续发展，且与艺术结合，先是文字造型介入图画，而后是文字含义、思想含义介入图画。
甲骨文之外，大约在商代早中期出现了青铜器铭文，亦称钟鼎文。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契刻在龟甲牛骨或镂刻在青铜器上的金文，都不便使用流传。
周代初年，可能开始使用木板、竹简。《中庸》哀公问政，孔子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方”是木板，适合公告绘图，《论语·乡党篇》说孔子“式负版者”，孔子在车上，向背有公告政令、图籍在木板的人，把身体凭在车轼上，以表敬意。
竹简的使用，可说是一大发明。“简”是古人削竹成片，用以书写的狭长竹片，合数简穿连为策，事少书于简，事多书于策，合称简策。孔子读《易》，平居放在席上，周游列国时将《易》简策放在布囊中，随时取阅。
没有简策这一利器，不易携带流传，但设若没有哲人贤者的著作之“学”，那又怎么“教学”呢？
古代中国之“学”，传统说法是《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可是，《诗》是周朝大师奉天子之命采风的，十五《国风》之国，全是周天子所封的。文王未建周朝已死，武王在位不久病亡，周公摄行政当国七年，推估采诗时间，当在周公之时。周公又作《大诰》《微子之命》《归禾》《嘉禾》《康诰》《酒诰》《梓材》《多士》《毋逸》等《尚书》之篇。《史记》又说周公作《周官》，不过，汉儒有异论。
被后世尊为六经的《诗》《书》《易》《礼》《乐》《春秋》，其中《诗》《书》《周礼》三经或是周公作的，或与周公有关，而《易》“十翼”和《春秋》是孔子作的。这就是说，中国在周公之前，没有后人所说的“学”；我们若是不认知“学”由养老，转成乐教，再变成启智教育，就无法体认“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孔子伟大。
回顾古人所谓的“学”，我们可以确切地说，以甲骨、青铜器做载具，刚创构文字的商代，不可能有后世所谓的“学”，当然更不用说夏代了。
《孟子·梁惠王上》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传统注解，“庠序”是学校，语译成：“好好地办些学校，再申明孝顺父母敬爱长上，须发花白的人也就不会背负重物在路上行走了。”
没有文字记载的“学”，岂有“学校”？事实上，孟子所说的“学”和“庠”不是学校，而是老者接受敬养礼的养老地方。
古人没有“学”的时候，思想、智慧无法传承，最尊贵、有学问的人就是年纪大的长者。长者有人生、社会经验，越有思想智慧的人，年纪越长越老，古人因而重养老。重养老亦即“尚齿”。《礼记·内则》说：“凡养老，五帝宪，三王有乞言。”古代帝王举行养老礼，五帝时代只是效法老人的德行，三王时代又增加向老人“乞言”，把老人好的言行记录下来，成为嘉言懿行录。至于所谓“养老”，不是把老人集中起来奉养，而是举办各种活动、礼会，尊重老人、娱乐老人。
《孔子家语·正论》哀公问于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劝寡人，使隆敬于高年，何也？”孔子对曰：“君之及此言也，将天下实赖之，岂唯鲁哉！”公曰：“何也？其义可得闻乎？”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贵德而尚齿，夏后氏贵爵而尚齿，殷人贵富而尚齿，周人贵亲而尚齿。舜、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遗年者也。”
《礼记·王制篇》更深入叙述养老、尚齿，说：“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凡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六官以长老为贵，故而重养老。”
古人在没有成熟的文字记录之学，知识、智慧的学得，唯有依赖岁数较大的老者，这就是所谓的“乞言”，向老者乞求嘉言，所以有虞氏以降，养老与祭祀、朝政并言。《礼记·礼运篇》说：“故宗祝在庙，三公在朝，三老在学。”很确定地说，“学”不是读书启智的学校，而是养老的地方。
“学”既然是养老的地方，那么古人有没有“大学”呢？《礼记》记载确有“大学”，不过这大学不是今人所谓的高等教育地方，而是天子养老的地方。《祭义篇》说：“祀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学，所以教诸侯之弟也。”“大学”是天子向“三老”、“五更”行食礼的养老地方。
那么，天子怎么向三老、五更行养老礼来教导诸侯悌道呢？《礼记·乐记篇》和《祭义篇》同样作了记载：“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冕而揔干，所以教诸侯之弟也。”
“三老”、“五更”古书没有确切说明，有的学人认为选出年高德劭的“三老”、“五更”各一人，有人认为“三老”如朝廷“三公”，是三个年高德劭的老者，也有的说是“国老”；“五更”是上了五十岁的老人，年纪较轻，人数较多，选出五人，即“庶老”。天子对“三老”、“五更”的养老礼是褪下外袍的左袖，亲自切割煮熟的牲肉，亲自手执盛酱的木豆，请“三老”、“五更”进食，还亲自执酒杯请老人漱饮安食。天子穿戴冕服，手执盾牌，还亲自舞蹈，娱乐老者，用以教导诸侯懂得敬长的悌道。
有虞氏到周代，都以礼养老，但养老方式略有不同。“燕礼”是较轻松自在的仪式会聚，以饮酒为主，有折俎而没有饭，只有一献之礼，意在尽宾主之欢，行礼场所在路寝。“飨礼”比燕礼隆重，而“食礼”是大宴老者，有丰盛饮食。周代遵循三代敬养老者的礼节，分别用于不同季节。
中国古人务农，体力早衰，年寿大多不高，五十岁即称老。五十岁养于乡的称“庶老”，六十岁养于国的称“国老”。所谓“养于乡”，不是养老地方在乡里，而是由乡里负责，“养于国”即由京畿王城负责。
养老的地方，各代名称不同，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周人七十养于“学”，殷人却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这个“学”容易误解为后世所谓的“学校”）。也就是说，古代所谓的“上庠”、“下庠”、“东序”、“西序”、“东胶”、“虞庠”、“学”、“右学”、“左学”都不是读书启智的学校，而是养老的地方。
时移事易，周初的“贵族教育”开始设立，有了今日所谓的“学”，养老地方逐渐转成贵族子弟为学的地方。但周初的贵族所学是乐，而非经书典籍之学，“学”因而由养老变成“乐教”，养老之地也逐渐教导乐舞的地方。
《礼记·文王世子》说：“凡学（xiào）世子及学（xué）士，必时。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皆于东序。小乐正学干，大胥賛之；籥师学戈，籥师丞賛之。胥鼓南。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礼在瞽宗，书在上庠。凡祭与养老、乞言，合语之礼、皆小乐正诏之于东序。大乐正学舞干戚，语说，命乞言，皆大乐正授数，大司成论说在东序。”
“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第一个“学”字作“教”字解，“世子”是贵族嫡长子，“学士”即《王制篇》论俊选而升于学之士。“必时”，四时各有所教。
这段话的第一句话说出“王官之学”的官学，主要教学内容：“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干、盾是捍兵难之器。戈，句戟（亦称勾戟）。羽，雉鸟羽毛。持盾执戈是武舞，执雉羽和长籥是文舞。亦即最初的官学是教乐舞，春、夏两季教武舞，秋、冬两季教武舞。
有“学”有“教”就有“教学”的“老师”。乐师中以大乐正负责学政，并教习盾舞、斧舞。大乐正的副手小乐正教习盾舞，由教官大胥协助。钥师教戈舞，钥师丞协助。
《周官》说，负责学政的是“大司乐”，等同《礼记·文王世子》的“大乐正”。中国之学首教是“乐”。《论语》的乐师之长叫“大师”，与“大司乐”、“大乐正”职掌不同（《周礼》对“大司乐”、“乐师”、“大胥”、“小胥”、“大师”的职掌都有明确规范，每一职位负责工作各自不同。像“大师”是“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大司乐”是“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祭祖，祭于瞽宗”，大司乐是学政的总负责人）。
“东序”、“上庠”，本是养老的地方，在周初成为“王官之学”的所在。祭、养老、乞言、合语之礼，皆由小乐正诏之于东序（郑玄注解“东序”在国中王宫之东。东序只是在王宫东方的位置，不是大学名称）。小乐正进行乐教，并把养老之礼和祭祀，融合在乐教之中。而所谓的“执礼”和“读书”并非读礼书和尚书。
《礼记·王制篇》有一大段文章，叙述天子巡守、天子朝见诸侯、天子出征，其中有几句文字容易误解，必须详加说明：“天子无事与诸侯相见，曰朝。考礼、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天子赐诸侯乐，则以柷将之，赐伯子男乐，则以鼗将之。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鈇钺然后杀；赐圭瓒，然后为鬯。未赐圭瓒，则资鬯于天子。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廱，诸侯曰頖宫。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祃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
“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天子何以要命令教，诸侯然后才能为学？因为古时所教的是乐舞，得等天子送干戈、羽籥等乐器。手中有舞器、乐器，才能教学。亦即诸侯乐器为天子所赐，天子赐乐后命令教乐舞，诸侯才学乐舞。
“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右学在郊”，乐师有教国子的“大乐师”和教小乐的“小师”或“小乐正”。周朝教小乐小舞的在国君宫城南方左侧叫“小学”，教大乐大舞的在“郊”，叫“大学”（孔子问儿子孔鲤学诗乎、学礼乎。古人从小到大，读书就读经，没有小学、大学之分。只是后来有些学人引用《论语·子张篇》子游批评“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可也”，称“小学”是学洒扫应对进退，“大学”是学平天下的义理之学。汉代则以文字训诂专称“小学”）。古代祭祀只有天子才能“郊祭”，“大学在郊”即是在天子郊祭天地的南郊教大舞大乐。而“春官·小宗伯”的职务之一，要“兆五帝于四郊”，就是在皇都四郊建立祭祀四方名山大川的祭坛，而这“四郊”都有学乐的地方，祭因而与乐合一，《礼记·祭义篇》故而说“天子设四学”。
天子祭天。“郊祭”是“南郊祭天”的简称。祭天的兆域设在国都的南郊，这是归就阳位，因南方明亮，属阳。郊祭之义是天子到国都南郊祭天，迎接昼长日子的到来，这是大报以太阳为主的天恩。
“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传统注释“天子的大学称作辟雍，诸侯的大学称作泮宫”，这个注解有问题。《庄子·天下篇》说“文王有《辟雍》之乐”，《尚书大传》也说：“《乐》曰：舟张辟雍，鸧鸧相从；八风回回，凤皇喈喈。”可知，《辟雍》是天子之乐，而《泮宫》是诸侯之乐。
《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说：“王师大献，则令奏恺乐。”即是王师凯旋要在太庙呈献战果，于乐宫奏凯旋之乐。
中国周初之前的“学”只有“乐教”，在《礼记·月令篇》这一篇的文章最为清楚。“月令”分四季十二月，以孟、仲、季区分。孟春之月说“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仲春之月说“上丁，命乐正习舞，释菜”、“仲丁，又命乐正入学，习乐”；季春之末“择日大合乐”……
今日有些学人译解古书，说周王朝有今日所谓的“大学”、“小学”，而且“大学”有五，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东为“东序”，西为“瞽宗”，中曰“辟雍”。若是如此，周朝的教育已经十分普及发达，孔子的教育有何伟大？其实这所谓的五种“大学”都不是学名，都不是与“小学”相对的“大学”。
“瞽宗”、“成均”二词皆出自《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成均之法”以乐教为主体，由大司乐掌教。《天官司徒》说，“以均齐天下之政”，“均”是齐一，“成”是乐曲一终，“成均”即以乐齐天下之政，达至以乐化民的目的。古代许多乐官以目盲的瞽者担任，大司乐祭于“瞽宗”，“瞽宗”是瞽者之宗，岂可解读为周朝西方大学？瞽宗、成均、辟雍都与音乐、乐官有关，而与后世的“大学”无涉。
《大戴礼记·夏小正》说：“丁亥万用入学。丁亥者，吉日也。万也者，干戚舞也。入学也者，大学也。”“万”是干戚舞，言天则有戚，以干戚武事，故以万言之。这证实了，古代“入学”就入“大学”，不只先入“十学”，学的是乐舞。
从《礼记·王制篇》和《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记载，传统以为诗、书、礼、乐四教中，以乐为末，是误解，乐不只是教之始，也是教之成。
今人从殷墟中发现许多甲骨文，说明殷墟时代的文字使用简单无文。殷商以前的教化以乐为主。《尚书·帝典》舜命契做司徒，目的是“敬敷五教，在宽”，五教是人伦教化，没有文章教化，而舜命夔典乐，教导贵族长子，使他们正直而温和，宽大而谨慎，刚强而不苛虐，简易而不傲慢。诗（吟诵之诗歌，非后来的《诗经》）可以表达意志，歌表达人的心声，音律用来和声；金、石、丝、匏、土、革、木等八音都能和谐奏出，不使失去伦序，神和人都能和睦。夔说：“呵，我或击打或轻敲石磬，连鸟兽都起舞了。”
今世出土大量编钟，编制之大、制作之精、音律之准与美，成就跨古越今。中国古文化始于乐亦成于乐，《礼记·乐记篇》说“生民之道，乐为大焉”，后世遂以“大成”尊孔子，这是无上至高的敬意。
贵族教育的“乐育”时间，直到《诗》《书》《礼》三书完成，才告一段落，也就是大约在周公之时。
《礼记·王制篇》说：“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天子五年一巡守，舜就是在巡守时，死于苍梧。天子巡守时，因重视养老，百岁以上，天子要亲自到他的家见面，天子还命乐官之长的大师采诗。大师采诗目的原为入乐，但诗言志，所采的诗可以观见地方风俗的美恶，知道政令的得失。
采诗的人，文学素养高，所采的数量又多，三千多首无法完全入乐，但是，即使不入乐，这些诗的文采仍大有可观，观民俗美恶、知政令得失的作用十分高。诗的文字流传价值因突显而脱离乐，终而成为脍炙人口的流传文学。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篇》）《论语·泰伯篇》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和乐甚至分开，《诗》《乐》皆成后世经典。
乐的相关理论文字《乐经》，也在文字成熟、简策流传的周公时代，故有周公作礼乐之说。
不只《诗》成于周代，《尚书》、三《礼》成书也在周代。三《礼》是《周官》（《周礼》）《仪礼》和《礼记》，《史记》明载《周官》成于周公之手。《仪礼》是“礼”的本经，又称《礼经》，在三《礼》中，成书最早。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九经，《礼经》用《仪礼》之名，遂成为通称，沿用至今。汉代《仪礼》的传本有“大戴本”、“小戴本”、刘向“别录本”等几种，其中“小戴本”的《礼记》流传最盛，《汉书·艺文志》以《礼记》为七十子后学所记。
《尚书》的《召诰》《洛诰》《多士》《无佚》《多方》等篇，《史记》明言亦为周公所作。（按：《尚书》有些后来篇章，成于周公之后。）
《诗》《书》《礼》成篇，并与《乐》成为官学的正式教材，才有真正的中国之学，可惜的是，《诗》《书》《礼》《乐》在孔子以前，限于官方贵族教育的教材，并不流布民间，受学对象有两种，一是贵族长子——“世子”，二是“学士”，“学士”是官方选自乡里的优秀学子。《礼记·王制篇》说：“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
《王制篇》说，司徒命令各乡官长评比优秀士人，推荐给司徒，成为“选士”。司徒评比选士的优秀者而升入国学（官学），称作“俊士”。“选士”可以免除乡里的徭役，“俊士”可以免除司徒官府的徭役，选士、俊士都是“造士”。“造士”可以解读为国家所造就之士。
《王制篇》又说：“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这段文字明确记载国学（官学）的学子，包括天子（王）的太子、王子，诸侯的太子，公卿、大夫、元士的嫡子，以及由司徒负责选出的俊士。
官学虽有由司徒选拔的民间俊秀子弟，但选拔没有客观标准，乡里官长难免受主观、人情、特权等因素左右，“选士”选出的子弟，常是地方的特定人士、地方的权贵子弟。有心向学的庶民子弟，失去接受《诗》《书》《礼》《乐》的启蒙机会。
负责官学教育的领导人是乐师之长乐正，乐正有大乐正、小乐正，乐正把《诗》《书》《礼》《乐》四书叫“四术”，也因教“四术”，而设立了“四教”。乐正按季节教学，春秋教《礼》《乐》，冬夏教《诗》《书》。
有教就有受教之士，也有授学老师。中国的教育在“四术”或“四教”后，于焉开始。只是这教育局限官学（国学）、贵族教育限制，而教师仍是乐官。
世子、学士将要毕业离校时，《王制篇》说，教官（小胥）、教务主任（大胥）、副校长（小乐正）检出不遵循教导的学生，把情况报告校长大乐正，大乐正报告天子。天子命令三公、九卿、大夫、元士们都进入国学，示范性地学习礼乐，借以感化不帅教（“帅教”意为遵循教导）者。如果还有人没有转变，天子就亲自视察国学，进行督导。经过这次督导，如果仍然有人顽固不化，天子心情沉重，接连三天用饭都不举乐，下令把不帅教者流放远方，像西方叫“棘”、东方叫“寄”的地区，永不录用。大乐正评比鉴定造就成材的学士，把尤为优秀者禀告天子，而推举给掌管军政的长官司马。优秀的学士称为“进士”。司马分别考评进士们的做官才能，考评“进士”中尤为优异的人才，一并报告给天子，从而确定其考评。考评确定了，然后委任官务；任官称职了，然后授以品位；品位确定了，然后发给相应的俸禄。（此段文字参用王文锦《礼记译辞》译文）
《王制篇》说：“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这就是孔子之前任官的程序，官吏从国学、官学选拔贤能优秀之士。这也说明了，只有受过贵族教育的世子学士，才能做官进入吏门，一般平民庶子没有机会从政。
掌握士子为官之权的大乐正，以及小乐正、大胥、小胥等乐官是官学的教师，有教“有类”，尊卑有别，这些老师决定了国家的官吏，控制吏门，只给贵族子弟做官机会。
中国字常见一字多义。“师”即有多种文义。文、武王立吕尚为师，吕尚因助武王得天下，用谋居多，尊为“师尚父”。吕尚为文、武师，不是当文王、武王的老师，而是吕尚贤能，师就贤而言，是可以师法的贤才，不是教学的老师。
大师、大乐正、小乐正、大胥、小胥教导世子学士，确是中国最早的老师，但他们以乐舞为教学主要内容，所教的对象又限于贵族弟子，乐教不是为了启发弟子智慧德行，却直接掌控受教者做官为吏的机会。官学的“乐教”可说是“吏教”。
“师”、“儒”、“吏”三者是国家治民、惠民、得民的重要依赖职务。除了“师”、“吏”之外，古代中国有一种人叫“儒”，他们尊德重行，并且教导人民生活所需的技术，且以此技艺为生，他们无法进入吏门，无法习得《诗》《书》《礼》《乐》的知识智慧，他们专擅礼、乐、射、艺、书、数六种生活技艺（六艺之礼如婚丧的行礼进退，无有义理探究，与经书三礼重义理不同；书也仅只教导书写，非《书经》）。
《周官》说，运作国家如车轮平安行驶，有九种得民来源：第一是牧，以地得民；第二是长，以贵得民；第三是师，以贤得民；第四是儒，以道得民；第五是宗，以族得民；第六是主，以利得民；第七是吏，以治得民；第八是友，以任得民；第九是薮，以富得民。
经营一个国家，首先要有土地。周代分天下为九州，九州各有“牧”，叫“州牧”。《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分封后，“征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治天下要得拥有土地的州牧支持。“长”是长者，虞、夏、商、周都尊长尚齿，治天下也要重视长者之言。“薮”是人或物聚集的地方，因货殖营商可以富国富民；宗族之情，主雇之利，以及朋友之情，邦君能维系往来感情，都可以得民。
孔子弟子宰予赞孔子贤于尧舜远矣，有子、子贡皆称扬孔子“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夫子也”，三个弟子只是语言、文字称赞孔子，未具体提出孔子的贤德。若是依照《周官》得民之方，孔子以“师”为主体，且赋予“师”新意，又融合“吏”，提升“儒”，三者合而为一，孔子之贤确是盛于尧舜，孔子被尊称“大成至圣先师”，当之无愧。
按照周初教学制度，平民孩子一出生就受限制，没有受《诗》《书》《礼》《乐》的四教启蒙机会。幸而周都镐京被犬戎攻陷，王室东迁洛邑，周朝一些官制面临崩解，读过《诗》《书》《礼》《乐》的士，有些得不到朝廷取用为吏，流落民间，这些士为谋生而教读《诗》《书》《礼》《乐》。
孔子因为自觉“吾少也贱”，发愤勤学，不仅学了儒者的六艺，而且学了《诗》《书》《礼》《乐》，加以能够见贤思齐、不耻下问。他自言十五岁已能志于学，即学已有小成，他不只学得六艺，也学了启发智慧的“四书”。遗憾的是，母亲一过世，他无亲人依靠，只能自己独挑生活担子。
孔子时候的官学仍由司徒负责选士。《史记·孔子世家》有一段文句：“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货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要绖”是腰间系着孝麻守丧，也就是孔子在母亲死后才一年，还未除服时，季孙子设宴款待已选上的秀士，孔子前往，季孙子的家臣阳货奚落他说：“季孙子宴请士，并没有宴请你！”孔子一听，立刻离开。“宴士”，有两个注解，一说招宴军役之士，一说文学之士，二说都非正解。鲁国执掌招士、选士的是司徒。孔子知礼，已有名声，连孟釐子都耳闻，理应被选取，而他母丧后，也有意在官途发展，结果遭司徒季孙氏的家臣阳货奚落。季孙氏在孔子十八岁那年召士、选士、造士的飨士中，没有选上他。这说明了，在春秋时代，连孔子这种知礼的人才，都不能进入吏门为士。
古代的“士”，即今基层公务人员。《王制篇》说：“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孟子·万章篇》说周室班爵禄，有上士、中士、下士。“选士”是选拔储备官吏人材，孔子连当个低层公务员的机会都没有。
孔子开始收徒私人讲学，给中国古代教育，做了惊天动地的大改革，突破了官学贵族教育的不平等。有教无类，受教学的学子不分尊卑，只要有心学习，就可进孔门，孔子因而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篇》）
孔子无法受召成为“选士”，当不上贵族教育下的学生，却自己召士，当了老师。孔子是第一个平民教育的老师，他教导学生有教无类，就不会对有意入门的学生要求，订下“规费”，要入门弟子晒干肉条，送他几束干肉，才愿意教诲。传统注解“束脩”是扎成一束束的干肉条，显然不对。哪有老师收学费，只收干肉条，如果孔子限定每个入门弟子都要奉上干肉条，有三千多弟子的孔子肉条当吃不完，还会生活清苦吗？孔子首开收徒讲学之风，当是有人愿意来学就教，岂有自定收“规费”肉条之理呢？
《礼记·曲礼上》说进食之礼：“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文义是置放干肉条，要弯曲部分在左，末端部分在右。
《礼记》一书不只说“脩”、“脯”是干肉条，其《丧大记》说：“始食肉者先食干肉，始饮酒者先饮醴酒。”《聘义》又说：“肉干，人饥而不敢食也。”肉干、干肉都用。《少仪》说：“其以乘壶酒、束脩。一犬赐人若献人，则陈酒执脩以将命。”这个“束脩”、“执脩”显然说的是“干肉条”，但我们不可就此将孔子所说的“束脩”，说成一绑一绑的干肉条。因为像颜路、颜渊父子那么穷困，都可以当孔子的学生。“束脩”当解为自行束己修身以进。
“束脩”不是干肉条，有两个证明。一、古人吃肉不容易，《孟子·梁惠王》说：“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一般庶民怎么可能为了拜师，特意将肉做成干肉条。《礼记·曲礼下》说，古人做干肉条是为了祭祀，叫“尹祭”；二、《礼记·檀弓上》县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问不出竟。”有学人语译说：“古代的大夫，是不许跟外国国君有什么私人交往的，连一捆干肉条也不能送出国境。”显然误解了“束脩”本义，以致读来不通。“束脩”是束其身修其德，“束脩之问”是没有束好其身，修好其德，自己品德出现了问题。古代大夫一旦束脩有问题，就不会离开国境，静听国君发落，但春秋、战国时代，大夫束脩出现问题，立即出境奔赴他国，像楚国的阳货、公山弗扰，卫国的公孙戌。
那么，孔子之前拜师不以干肉条，用什么做见面礼的“挚”呢？难道只是作揖磕头吗？当然，象征性的拜师礼物还是有的。《大戴礼记·夏小正》说：“入学也者，大学也。谓今时大舍采也。”《礼记·月令》说：“上丁，命乐正习舞，释菜。”郑玄注：“古者，士见于君，以雉为挚，见于师，以采为挚。采直谓疏食菜羮之菜。”郑玄又说“舍”即“释”（放下），“采”读“菜”，礼先师也。菜，苹繁之属。亦即始入学礼敬老师要释菜，而菜就是《诗经·召南》的“采蘩”、“采苹”的蘩菜和苹菜，二菜常见沟渠中，古人常采用祭祀。
孔子收徒讲学为师，不是扮演《周官》的师氏，以其贤明指导贵族子弟，而是与庶民弟子学生生活在一起，身教言教，将彼时之学乐育扩大成智育，不只启发弟子智慧、充实知识，还重视人格培养，以德行为最重要科目，也将儒者的六艺和乐正四教合一而教，将小人儒提升成君子儒，使儒成学成家。孔子并鼓励弟子当个有恒者、任重道远者，新塑有德的士人，人人皆可为士，不必任由权贵人物无识见的选拔操控。孔子初心并无教导弟子进入吏门，但他所教育的弟子成了有为有守的士，无意中帮司徒造士，他本人和弟子先后进入公门为官，大开吏门，他把“师”提升到至高地位，他定位的老师风范成为典型，他形塑的老师标准，是中国两千五百年以来所未有，故而后世誉为“先师”，他的言行足堪后代千世万世的教师表率，故而不只是“大成至圣先师”，他又被尊称“万世师表”。
“有教无类”四字，今日看来平常、没有深意，但孔子说出这句话，当时可是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人人都有受教权，“无类”是无分贵贱，否定了孔子之前的官学、贵族教育。孔子有教无类，只要不是貌似神伪的乡愿，都欢迎入门，尊贵如鲁大夫孟釐子，就要他的儿子孟懿子和鲁人南宫敬叔向孔子学礼，坐过监牢卑贱如公冶长都能入孔门，孔子不只收公冶长为徒，还把女儿嫁给他。
孔子早期的收徒情形，相关资料并不多。孟子说孔子的鲁国弟子有狂士，如曾晳、琴张、牧皮。曾晳本名曾蒧，又名曾点。《礼记·檀弓篇》记载，季武子死，曾晳倚其门而歌。这三人当是孔子的早期弟子，三人不仅个性疏狂，而且喜好琴瑟之乐。
孔子击磬、鼓琴瑟造诣极深。《论语·先进篇》“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孔子在子路、冉有、公西华各说自己的志向后，问正在鼓瑟的曾晳，曾晳“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我们由是可以推论，孔子早期收曾晳、琴张、牧皮为徒，这三人都向孔子学鼓琴、鼓瑟。琴张、牧皮这两个早期弟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并未多加著录，曾晳则因后来领了儿子曾参进入孔门读书，稍有提及。
琴张不是小孔子四十岁的子张（本名颛孙张，“张”是字）。《左传》说孔子弟子琴张与宗鲁为友，卫国的齐豹先是将宗鲁推荐给公孟絷做骖乘。后来，齐豹阴谋作乱，将杀公孟絷，齐豹事先通知宗鲁勿与公孟絷同车，宗鲁却执意要与公孟絷同生死，因而被杀。琴张知道宗鲁死，将前往吊念宗鲁，孔子阻止琴张说：“君子不吃坏人的俸禄，不为私利与人同流合污，齐豹作恶而孟絷被害，都与宗鲁有关，有何可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