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长江的追问

第二章 长江的追问

一条江在我的眼前猛地浮现，神龙见首不见尾。

在苍茫群山之中，一条江的出现，是一件很突然的事。

一条长江，源远流长。谁都知道长江。谁都知道长江是中国乃至亚细亚第一长河，从长度，到水量，她还是仅次于非洲的尼罗河与南美洲的亚马孙河的世界第三长河。谁都知道，长江和黄河一起并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又有多少人知道，一条长江的水量就占了全国的五分之二，相当于整整二十条黄河！这还不包括淮河流域。若按自然地理的意义，严格地说，淮河流域其实也是可以纳入长江流域的，如果纳入，那就更大了。

长江和黄河不同。黄河摇摆不定，时常改道，但她从头到尾只有一个名字——黄河。

长江从不改道，一直在亘古以来的河道里流淌，但每流经一段河段，都会被人类重新命名一次。从最上游的正源沱沱河，穿越第一级阶梯青藏高原到第二级阶梯云贵高原、四川盆地，一路流过沱沱河、通天河、金沙江、川江、峡江、荆江、扬子江，这6000多公里的长江干流先后被命名了七次，也形成了相当清晰的七个阶段。

如果说黄河是中华民族兴起的一条龙脉，长江则是中华民族的命脉。

按地理教科书上的说法，长江以沱沱河为正源，全长约6397公里，从西至东依次流经青海省、四川省、西藏自治区、云南省、重庆市、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安徽省、江苏省和上海市，最后在上海市的崇明县注入东海。其支流流域还包括甘肃、贵州、陕西、广西、河南、浙江、广东等省的部分地区。长江流域现有人口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左右。按南水北调工程的规划，西线工程计划向黄河流域年引水2006亿立方米，相当于四条黄河的总流量；中线工程最终将达到每年向黄河、海河流域调水130亿立方米的规模；东线工程最终将达到向淮河、黄河、海河流域调水148亿立方米的规模。如果三线工程最终按计划完成，其水量等于在北方再造了约五条黄河，一条长江将要养活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长江将不只是长江流域的命脉，而且是除东北、华南之外中国人的命脉，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命脉。

面对这条在岁月中哗哗流过的河流，我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以哪儿为起点。对每一条大河，人类都有一个漫长的求索过程，然后一步步艰辛地接近。这个接近的过程，你只能一路仰望。

一 穿越金沙江大峡谷

一条岁月长河流到这里，已经历了沱沱河、通天河两个阶段，她正从海拔4000米以上的一级阶梯青藏高原飞奔而下，抵达海拔1000多米的二级阶梯云贵高原。这巨大的落差，从横断山脉深深地切下去，在云南丽江石鼓附近突然转向东北，形成了一道惊心动魄的大峡谷——虎跳峡。两岸山岭与江面以高达3000米的落差，几乎是以怒吼的方式坠落为地球上最深的峡谷之一。对于想要从此经过的人类，这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大限。有人尝试过，那个已渐渐被人们遗忘的名字，首漂长江的第一勇士——尧茂书，就是第一个在这里完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尝试，最终也在大峡谷里以最勇敢、最惊险的方式完成了生命的献祭。而我，绝对没有这样的勇气和力量，我只能转弯抹角，从美得无与伦比的丽江古城辗转来到这个险得无与伦比的天堑……

在石鼓渡口，我找到了一个划羊皮筏子的傈僳族老人给我带路。

这是傈僳族聚居的一个古镇。傈僳族为氐羌族后裔，藏缅语族的一支。这老人叫福贡。听他说，他的先祖曾是傈僳族头人，数百年前，大约在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弱小的傈僳族和强大的藏族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他们这一支傈僳族人在战败后不得不流亡他乡，最终迁徙到了这里。原因很简单，一是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可以让这个弱小的民族权且安身立命，再就是这里拥有丰富的水源，可以让他们落地生根、开枝散叶。

福贡老人说：“只要有水，傈僳人在石头上也能种出庄稼！”

跟着老人穿过石鼓镇，一座依山而筑的小镇。这是一座错落有致的石头城堡，镇中的小街也是用石板铺成的，街两旁店铺林立，生意兴旺，在世俗的杂乱与热闹之中又有一种边城特有的安宁祥和。这安详其实与声音无关，更多来自一种精神感受，一种边地文化。这里还是一条岁月长河的上游，也是人类生存和文化的上游区域。历史上，石鼓就是茶马古道上的一座重镇，地处古代滇藏交通要冲，是从内地通往康藏的咽喉。藏民以及西南绝域的众多狩猎部落把皮毛和中草药驮运到这里出售，又换回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茶叶、盐巴和布匹。一直到今天，这里仍然是以路为市，三日一圩。我来时，正赶上这里的圩日，这里的东西便宜得让人吃惊，买了一个当地的特色水果——香橼，才卖五块钱一个。一个手工编制的蒲团才卖五块钱，草鞋呢，才卖两块钱一双，我买了一双草鞋穿上，走了几步，脚底下立马就有了一种坚韧的舒适感。我的向导福贡老人也穿着这样一双草鞋，他已八十高龄了，连耳朵上也长满了老人斑，但身子骨还相当硬朗、结实，一双大脚板在石板路上踩得很响亮，又很快，我一路小跑才能追上他。

风忽然大了起来。是从江上吹来的风，很清凉地掠过耳边。老汉的白须被风瑟瑟地吹着，这时候，一个老人才显得有几分苍凉。

还没走到江边，我就看见了一样事物，这是凡来这里的人都不会放过的，一个古镇的标志——石鼓。但老人却没看这个石鼓，他望着一条江，在这里突然拐了一个大弯的金沙江，他的神情非常古怪。顺着老人望着的那个方向看过去，我感到老人看着的是比这条江更远的一个什么地方。

那过于遥远的地方，我是看不见的，也是一辈子都无法抵达的。譬如说这条长河的源头——唐古拉山脉主峰各拉丹东雪山和姜根迪如冰川，就是我的大限。我承认，我没有能力逾越这个大限，也不想逾越这个大限，我甚至觉得它应该永远成为人类的大限，永远停留在人迹罕至的无人区。而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充满了挑战性的人向那里进发了。随着人类的逼近，那千万年来形成的古老冰川正在不断地退缩，近三十年来已退缩了将近1000千米。随着冰川的不断退缩和萎缩，冰川融水给河流带来的流量将会逐渐减少，直至随着冰川的消失而彻底枯竭，到时候人类想要弥补怕也是无济于事了。

我知道，一个傈僳族老人也不可能看得那么远，但他好像本能地感觉到了什么，至少，他是看得见金沙江的这个大转折的。这个大转折，就是令无数人神往的金沙江第一湾，其实应该叫万里长江第一湾。飞奔而下的金沙江，因山崖阻挡，在这里掉头急转，形成一个巨大的“V”形转弯，一路折向东北方向，向着素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奔涌而去。长江的这一次转身，足以用华丽来形容，没有这样一次华丽转身，在中国大西南兴许就没有一个沃土千里的天府之国。然而，在我的视线里，一个急转弯并没有在顷刻间发生，那自青藏高原一路奔涌而来的江水反倒突然静了下来，就像受到了神灵的控制。

福贡老人摇着头，不住嘴地念叨，水小了，水小了。老人这样念叨着时，好像有点不敢抬头看那条江了，每看一次，这水就像小了一次。但老汉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日怪哩，日怪哩，这水怎么就一年比一年少了呢？

一个傈僳族老人的疑惑，也是我的疑惑。面对这条江，我时常会露出一脸呆相。按说，这里应该是天底下水最多的地方，这里不止有一条金沙江，还有澜沧江和怒江，这三条从青藏高原奔腾南下的大江，在南北走向的云岭、怒山、高黎贡山三大山脉的夹峙下，在石鼓完成了一次伟大会师，三条大江流淌在一起。如果你有幸走到这里，你将亲眼见证这堪称举世奇观的一幕——三江并流。眼下，这三水交汇却并无风云际会的浩荡之感，宽阔的江面显得分外平静，甚至有一种婉转恬淡之美。那来自三江上游的雪山融水，使江水碧蓝通透，两岸幽蓝的山峰倒映在水中，像要溶化。更有这满山的翠竹和岸边的绿柳，又加深了江水的清幽。然而这恬淡之美的背后已经隐伏着深深的危机，她们的能量已经十分有限了，已经很难带给下游巨大的能量了。

福贡老人给我讲了一个傈僳族人由来已久的神话：金沙江、怒江和澜沧江原本是青藏高原一母所生的三姊妹，这三姊妹在高原上厮守了千万年，都待得有些不耐烦了，于是她们告别了母亲，结伴远游。走到这苍茫群山之间时，三姊妹变得茫然起来，到底该向哪个方向走呢？三姊妹发生了争执，大姐、二姐固执地往南走了，而金沙姑娘立志要到太阳升起的东方去寻找光明和爱情，她挥泪告别了两个姐姐，然后毅然转身离去。——这个神话让我听得入迷了，河流的一个自然转折竟然被傈僳族人演绎得如此神奇。

若要追溯一条岁月长河，比神话更接近真相的还是那个石鼓，其实是一块汉白玉雕刻的像鼓一样的石碑。这块石头也实在太大了，直径15米，比一座房子还大。当我走得离它越来越近，却不知怎的，仍感到它离我十分遥远。这隔着的其实不是现实的距离，而是无尽的风雨沧桑。

人类对这条河有太多的命名方式，从不同时代的命名也可窥探到一条长河在沧桑岁月中的某些信息。对这条河最早的命名源于战国时代成书的《禹贡》，一个黑而且深的名字，黑水，在随后的《山海经》中又被称为绳水。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以及《汉书·地理志》，又将今雅砻江以上的金沙江称为淹水，并以若水—雅砻江为金沙江干流。此外，她还有很多别名，如马湖江、神川、泸水等。而在这众多的名字中最让人心动的还是丽水，我不知道这是否与如今的丽江有关。古文献载：“黄金生于丽水，白银出自朱提。”在金沙江底层和低洼处，那些以麻布裹身的古代淘金人，很早就发现了和沙砾混杂在一起的小小金沙，渺小得几乎看不见，但经过一番披沙拣金的反复淘洗后，就能看见那闪光的金子了。在古人心中，金沙江是黄金的诞生地。这里开始出现大量淘金人还是在宋代，很可能，在那时金沙江就被称为金沙江了。

三国时，这条河第一次与战争联系在一起，诸葛亮的《出师表》里有“五月渡泸，深入不毛”的自述。所谓泸水，据后世考证，就是现在的金沙江。诸葛亮把渡江的时间选择在农历五月，这正是江水开始漫涨的季节，水越大，水势越平缓。当年渡江的每一条船，据说都是用铁桶般粗的大树精心打造的。但诸葛亮所做的这一切，既是为胜利作准备，也是为死亡作准备。这谜一般的江河总是在给人类制造幻觉，我就生长于这条长河的中游，深知这貌似平缓的江水深处隐藏着多少湍急的暗流，这暗藏的凶险连老谋深算的诸葛亮也一次次失算。暗流是看不见的，只有遇到船时你才会看见。当一条船被某种不可知力量推动时，死亡也在突然加速，它的力量是如此强大，有多少条战船连同那一船船的将士瞬间被撕得支离破碎。诸葛亮最终挥师渡过了金沙江，然而又有多少生命连同这些战船一起翻入了大江，这是后人永远也不知道的。历史已经习惯于记录残酷的战争带来的胜利的刺激，记下一个统帅指挥若定的尊严，却忘了那些淹没在水底下的无数生命。相传，这石鼓最早就是诸葛亮南征吐蕃时为纪念其“五月渡泸”而立，但又不只是纯粹的纪念，还有镇守之意——以镇吐蕃。不知是诸葛亮当年留下的文字早已磨灭，还是当时战事紧急，根本就来不及刻上文字，我在这石鼓上没有看到那个时代的任何文字印迹。

最先从水利意义上发现金沙江并对金沙江水系做了详细描述的是北魏郦道元。遗憾的是，他走近了金沙江，看到了金沙江，但在《水经注》中他却未能言明金沙江与长江干流的关系，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金沙江就是长江上游的一段干流。对于他，金沙江是与长江无关的另一条河流。

郦道元的声音是微弱的，战争依然在这条河流上扮演强大的主角。在诸葛亮的“五月渡泸”千百年之后，又一个威严的战神率领着他麾下所向披靡的蒙古骑兵来到了这里。忽必烈，这位战无不胜的统帅，一眼看见这条江时，眼睛里迸出逼人的寒光，他死死地勒住马缰，终于停下了一个征服者的脚步，他身后的将士和战马也跟着一起站住了。河谷里刹那间一片空阔死寂，这早已习惯于以睥睨和轻蔑的眼光看待南方的蒙古铁骑，只能站住，他们遇到了一条过不去的河流，他们终于感到了一种被尖锐地划开的旷世隔绝。据说，一开始这些蒙古骑兵想到的是强渡，眼看着那些剽悍的战马和战士被河流席卷而去，忽必烈不再以睥睨和轻蔑的眼光看着这条河流了，他在江边徘徊数日，愁眉苦脸，一副落魄的模样。但忽必烈毕竟是忽必烈，在反复巡视之后，他终于找到了一种比强渡更好的方式，一种比诸葛亮选择的渡江工具更好的渡江工具。他们把自己最熟悉的牛皮和羊皮可劲地吹成鼓鼓囊囊的气囊，编成了一条条渡江的皮筏子，顺着水势，漂流而下，又借着水势，渡向彼岸。一道天堑，一段难以逾越的大限，就这样，在一条历史长河上漂浮起来了。你不能不说，这个叫忽必烈的蒙古人，不但懂得战争，还懂得一条河流的真理。

到了明代，又有一个像郦道元一样在江湖上时常出没的旅行探险家来到这里。就是这个人，这个像苦行僧一样的人——徐霞客，以古人那难以想象的跋涉方式，第一次改写了长江的历史，第一个提出“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据此可知，这条河流在徐霞客的时代就已被称为金沙江。在徐霞客的《江源考》中，金沙江第一次被确认为长江上源。应该说，这是一次伟大的发现和确认，从此纠正了自《禹贡》以来“岷山导江”的说法，一个延续两千年的谬误。一个谬误的纠正，一下把长江的长度往前推了数千里。后世正是沿着他的足迹，循金沙江继续往上追溯。到了清朝，人们已把长江的源头追溯到了金沙江上游的通天河，但依然无法确定长江正源。新中国成立后，曾在1956年和1977年，两次组织水利专家考察长江源头地区，一直追溯到通天河上游的沱沱河，以至沱沱河的发源地唐古拉山脉各拉丹冬雪山，最终完成了长江源头的确认。

后来，该说到明嘉靖年间了，相传，一个叫木高的丽江土司在渡江远征吐蕃后凯旋，在狂欢的鼓乐和漫卷的旌旗之中，木高土司却显得异常沉默。他可能感觉到了某种宿命，这鼓乐、这旌旗、这凯旋的将士和狂欢的子民或许只在一阵风之后就会被吹得一干二净，干净得就像根本没有存在过。谁也无法返回这个世界，包括他本人。必须有一种永远被风吹不走的东西留在这里。于是，这位土司大人命那个时代最出色的工匠在这石鼓上刻下了他征伐吐蕃的功绩，就像刻下了他征服一条大河的誓言。

看着刻在石头上的功勋和誓言，土司这才放心地走了，骑着他高大的骏马，率领着他骁勇而剽悍的将士和如潮水般追随着他的无数子民一阵风似地疾驰而去，很快就不见了踪影。他们去了哪儿？没人知道。消失对于人类，永远都是神秘的。但一个石鼓还留在这儿，连同那个时代一起留在了这儿，一个古朴的小镇连同这里的一个与戎马征战紧密相连的渡口就这样被命名。只是当初灼热的石头已经冷却，凝固在岁月的风中，仿佛已成为岁月的唯一支撑。我俯下身去读那刻在五百多年前的每一个文字——傈僳族其实是一个有语言却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傈僳族人的语言属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他们一直使用刻木和结绳记事的原始方式。我看到这石鼓上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迹，岁月悠久，这古老的印迹又被一层一层阴绿发亮的苔藓所涂抹，涂抹成沉郁的深褐色。其实，即使这个人口极少的民族拥有过自己的文字，哪怕是再深刻的文字，在五百多年后，一段历史也模糊得难以辨认了。但只要仔细看，你就会看到石鼓上细微的裂缝，相传这裂缝古来就有，它与风雨沧桑无关，只与征战有关，每遇战乱石鼓便裂开，太平岁月则弥合。说到这里，福贡老人又给我讲了一个神秘得近乎诡谲的传说，当年木高土司大破吐蕃后，把许多无法运走的宝藏都藏在了这里，并留下一首谶语：“石人对石鼓，金银万万五。哪个猜得着，买得丽江府。”

这是一首永远无人真正解开的谶语，眼前这个睿智的傈僳族老人也无法解开。他也不想解开，仿佛一旦解开就会一语成谶。但这个谶语却让我一直猜测到现在，我下意识地觉得它与这条河有关，而这条河流，原本也是人类难以解开的谶语。

从石鼓出发，沿着金沙江的流向一路向滇北与川南的夹缝中行进，气氛开始显得神秘、肃杀。两岸的山势越来越高，山高谷深，造就了一道被称为西南绝域的大峡谷——金沙江大峡谷，也有人称之为中国西部大峡谷。

这乌蒙蒙的群山，不用说，就是著名的乌蒙山，一个与天险有关的名字。与天险有关的还有这里的气候、这里的雾。无论天晴还是刮风下雨，那乌蒙蒙的雾从未在大峡谷消散过。听当地的村民讲，一年四季都是这样，乌蒙蒙的，这也是它被人类命名为乌蒙山的原因吧。有人说那不是雾，那是瘴气。关于乌蒙山，还有另一种说法，乌蒙山，实际上是乌蛮山。有确凿的史料记载，早在唐代，在今云南昭通一带活动着一个称为“乌蛮”的部落，他们是这大峡谷里的强悍的先民。至今，这里的民风依然粗犷、剽悍，峡谷里那些个子瘦小的汉子让你感觉到一种骨子里的强悍。是的，他们很淳朴，对每一个走到他们领地上来的人都友善地微笑，也非常好客，但谁要惹恼了他们，他们绝对要跟他拼命。

金沙江，乌蒙山，构成了大峡谷的两大凶险的屏障，以鬼斧神工的方式，营造了天地间的一片神奇秘境。这处处惊险的大峡谷叫人叹服，然而，更叫人叹服的是大峡谷两岸人民生存的勇气和本领。他们在那耸立的峭壁上，开垦出了一块块像银幕一样悬挂在空中的土地，在乱石堆的缝隙里，播种耕耘；在那陡立的石壁上，凿出了一级级细小的石阶；在那陡峭的山腰上，修建了一幢幢房屋，有的人家房屋几乎修在了悬崖上。我仰望了许久，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上下的。

我曾想过一种最好的方式，坐船，从金沙江顺水而下。但金沙江已难觅这样一条航船，只在水流比较平静的地方，才能看到几条往来于两岸摆渡的渡船，在窄窄的河道里艰难爬行。

如今，由于陆路交通发达，金沙江的航运风光不再，但驱车从金沙江大峡谷中通过，也非常艰险。金沙江南岸是冲刷岸，北岸大多是堆积岸，我所经过的一条坑坑洼洼的公路就在金沙江北岸高山脚下沿江而建。这悬挂在乱石与崖壁上的路，早先是一条铜运古道。远至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期，云南巧家便以产铜闻名，到了清乾隆年间，政府百分之七十的铸币铜都是在这里开采的。这条铜运古道从巧家汤丹铜矿，经鲁甸、昭通到永善，从黄草坪下金沙江，由陆路转水运。这表明金沙江航运一直都不通畅，一直是水陆并用。

沿着这条古道，经过乌东德水电站——金沙江水电基地下游河段四大世界级巨型水电站的第一个梯级，走到云南省巧家县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宁南县交界处，我已经走到这大峡谷里最危险的地方——白鹤滩。这里是金沙江下游——雅砻江口至宜宾河段四个梯级开发水电站的第二级。俯身望去，一条江，沉在峡谷的最深处，看上去，就是大峡谷最深的一条裂隙，流逝之声很深。看那江水，感觉进入了流沙河，在深切的大峡谷里沉缓地流淌着的是一条泥沙俱下的河流，没有荡气回肠，没有跌宕起伏，也没有缠绵悱恻。它缓慢、凝滞、浑浊泛红，如大地的血管里流淌不动的血浆，有太多的阻塞。

金沙江中游是长江主要产沙区之一。我猜测，这或许就是战国时《禹贡》最早把她称为“黑水”的缘故，那么金沙江如此之高的泥沙含量应该是由来已久。这些泥沙都将被她裹挟而下，进入长江。但听这里的老乡说，二十几年前，这水还没有现在这样浑，还能看见这水里的鱼呢，如今江水越来越浑了，这是正在修建的水电站把水搅浑了。

这话我一点也不怀疑，道理是明摆着的，要在这大峡谷里修水电站，就要修路，就要兴建许多设施，就有大型设备和千军万马上阵，对这大峡谷的影响自然不可低估。要命的是，你别看这大峡谷的悬崖峭壁看上去气势磅礴，其实这大山非常脆弱。乌蒙山原本就是由断层抬升而形成的年轻山地，又经喀斯特地貌发育，山间多盆地和深切谷地，还有一望伤目的残丘峰林、溶蚀洼地、石灰岩溶蚀盆地和灰岩槽状谷地，这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还有犬牙交错的溶洞和暗流汹涌的地下河，这样的地形地貌，注定了大峡谷山体与生态的极端脆弱。早有地质专家预言过，你别看乌蒙山气势磅礴，但这山体脆弱得根本不能动，不动也许没事，一动整个山体都散架了，顷刻间就土崩瓦解了。只要你走进这大峡谷里来亲眼看看，你就会发现，随处都是泥石流和大面积山体垮塌的灾难现场。

随着白鹤滩大坝蓄水，这又将是一段被淹没的历史。

看着悬崖底下的那些施工人员，我为他们捏了一把汗，若是发生了泥石流，他们又如何能在顷刻间逃过一场天塌地陷般的大劫？这绝非杞人忧天，我的忧虑很快就被验证了，2012年6月28日凌晨，白鹤滩水电站施工区发生强降雨，造成饱水土体发生崩滑，局部堵塞沟道，发生溃决，瞬间形成了大洪流侵蚀斜坡及沟谷松散体。——这是学术层面上的诠释，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常说的山洪暴发，引发了泥石流。这场被命名为“6·28”特大山洪泥石流的灾害，冲毁施工区营地，四十一人失踪，经反复搜寻抢救，最终还有三十六人失踪，而这些失踪者生还的希望非常渺茫，他们很可能已经被坍塌的山体活埋了，即便没有活埋，被冲进了金沙江也很难再找到。

白鹤滩水电站只是金沙江干流水电站梯级开发的一座。接下来，我要走过的溪洛渡水电站是金沙江水电基地下游四个巨型水电站中最大的一个，也是目前中国第二、世界第三大水电站。溪洛渡水库区处于攀西——六盘水地区的核心地带，这是中国资源最富集的地区。该地区不仅有丰富的水能资源，还有种类多、储量大的矿产资源，以及充足的光、热资源和生物资源，被誉为得天独厚的聚宝盆。

说到这座水电站，很多人都知道一个新闻事件，2005年，这个特大水电站曾被环保部责令处罚过，溪洛渡水电站因为“未批先建”遭停工处罚。被处罚的不只是溪洛渡——2008年6月15日，对于正在施工的鲁地拉和龙开口两座水电站不啻是遭遇了晴天霹雳的一天。这天，国家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司一个由巡视员牟广丰率领的五人小组，来到这两座水电站，“宣布停工”。停工的理由，一是这两站的主坝修建违反程序，未批先建；二是整个流域规划还有待重新论证。被环保部直接叫停，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这两座水电站未通过相应的环境评价便擅自筑坝截流。

这几座水电站被国家最高环保部门处罚，直至叫停，足以用“举世震惊”来形容。

要知道，这可不是一般的小水电，鲁地拉是由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云南公司投资建设的，龙开口是由中国华能集团公司、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和云南省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按比例出资建设的，都有着国字号的大背景。对环保部的铁腕行动，有人拍手称快，尤其是那些环保人士，认为这是来自国家层面的某种信号，也有人觉得这两座水电站有点冤，一位参加过鲁地拉环境影响评价研讨会的专家坦言：“每次开会，环评部门的资料都是用手推车推出来的。”

水电开发与生态环保，从来就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双刃剑。

我绝非极端的环保主义者，但现在，只要一说到哪里有多少水能资源，哪里可以建多少座水电站，我的神经下意识地就一下绷紧了。这大峡谷里，人类正在开山、钻洞、筑桥、铺路，修建一座座水电站。这人称西南绝域的金沙江大峡谷正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一座座梯级水电站，让他们的神经绷紧了。

我在这大峡谷里穿行了二十多天，紧绷的神经一直也没有松弛过。

面对水电，必须冷静，必须保持着一种理智上的清醒。

一个基本常识，水电能源完全取决于落差。如果从虎跳峡算起，金沙江的落差高达3000米；如果从她的源头各拉丹东冰峰算起，这个落差更是高达5000米以上，巨大的落差让金沙江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水能资源。众所周知，中国原本就是一个极度干旱缺水的国家，是全球十三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但据近年来水利规划部门进一步勘探，中国河流水能资源蕴藏量近七亿千瓦，在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的水能资源开发量在四亿千瓦左右，不论是水能资源蕴藏量还是可开发的水能资源，中国在世界各国中均居第一位。这是天赋的资源，是上苍恩赐给中华民族的。而一条金沙江干支流的水能资源就超过了全国的四分之一。这么说吧，金沙江的水能总量超过七个三峡，建成之后，一条金沙江的发电量就将大大超过我国目前已开发的全部水电，人类不可能眼看着这一巨大的“天赋的资源”而袖手旁观。

从前面提及的虎跳峡开始，几乎每一座拦河大坝和每一座水电站都是伴随着激烈的争议上马的，而争议的焦点和问题的症结就是水能开发与生态环保。除了是否影响开发流域内的景观和环境，还有一个重要专题是水生生物的评估。修建水电站的最大影响之一就是这些水生生物的命运，每一座水电站都会修建大坝，拦河回流，将原来奔腾的流水变成静水，导致水温变化，因而影响一部分鱼类的生存。而水坝也会导致水流速度变缓，这对一些需要生活在急流中的鱼类极为不利。更重要的是，流域中还有很多需要洄游的鱼类，围堰拦河会导致鱼类的洄游之路被截断，从此让这些卑微的生命断子绝孙。

在水电开发和生态环保的拉锯战中，更让人担心的还是诸侯争战的无序开发。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深入，金沙江流域的水电开发不仅是国字号电力集团的天下，还有众多私人资本的角逐，金沙江开始成为另一种淘金之河，水电开发也进入了“战国时代”。自2004年以来，不断膨胀的东南和浙江民间财富都加入这个淘金阵营中。有专家称，民间资本进入和地方政府“割据”给金沙江水电开发带来了真正的混乱。这些民间资本很多没有一个流域的整体规划，往往是派人来考察一下，看中一段流域，跟当地政府谈好价钱就开发，短短数年内，这些支流小水电遍地开花，让干流的水电开发非常被动。按规定，支流水电建设应该服从干流规划。以水生生物的保护来说，如果没有支流上建设的小水电站，鲁地拉水电站对鱼类保护可采取放流措施，支流的自然水流长度可达到200多公里，完全能够解决金沙江中游修建水电站的洄游鱼类的保护问题。正是由于小水电的无序开发，还有不断追加的环境和移民成本，都增加着大型水电开发的变数。这种观点，很明显，是替那些国字号大集团代言的，但有一个问题，问到了关键：金沙江，到底是谁的金沙江？

过了溪洛渡，在大峡谷里艰险地穿行100多千米，就是向家坝了。

这里原本是一个两三百人的自然村落，大多数人都是清初从湖广上川迁来的移民，村人又大多姓向，这里便叫向家坝了。多少年来，这样一个大峡谷里的村寨一向籍籍无名。然而进入21世纪，这里突然出名了，举世闻名。在三峡大坝竣工之后，这里成了三峡之后又一个让世界瞩目的焦点，这是金沙江下游水电四级开发中的最后一级水电站，整个坝址流域面积达四十五万平方千米，超过两个湖南省，几乎一举就将金沙江流域全盘掌控了。按规划设计，向家坝将成为中国第三大水电站，向家坝加上它上游的溪洛渡水电站，总发电量还要大于三峡水电站。

而淹没，又将成为这里的一个事实。金沙江流域的大片土地、农田、城镇和村庄，随着大坝蓄水将成为水底世界。绥江，是长江东转的地方，也是金沙江下游的生态屏障滇川交界的重要口岸，将成为云南省唯一被淹没的县城。同时将被淹没的，还有我现在穿行于大峡谷的一条路，在地图上，这条路被标示为南横线，也是绥江人通往外部的唯一一条出路，不过，一条更宽展的国家二级公路已经开始在大峡谷的悬崖峭壁上修建了。

在无数人的田园和家园被淹没之前，大规模的移民早就开始了。

现在压在水电开发建设上的两座大山，一是生态环保，一是移民。

说到移民，应该说说我这次穿越金沙江大峡谷的司机兼向导陈刚了，他也是向家坝人，一个豪爽的四十多岁的光头汉子。

向家坝村是这里最早整体搬迁的，陈刚也成了这里的首批移民之一，但移得并不远，距向家坝不远的云南水富县城近郊，位于金沙江南岸的坝尾槽就是一个移民安置小区，他们的新家就安在这里。房子是按城镇设计规划的，一幢幢漂亮的楼房，一条条整齐的街道，看上去就像城区。一座城市应有的设施和功能，还有社保、医保、最低生活补助，在这里一样不少。村委会已不存在，改成了居委会。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身份转换，意味着他们已经不是村民，而是城镇居民。这就是说，在这漂亮的社区背后，除了新建的房子和搬迁而来的人，还有一种被他们视为命根子的东西已经永远消失了——土地。它们将被永远淹没在数百米深的水底下。

没有土地，这些城镇新居民又将怎样为生？这是一个焦点问题。他们是否会因为水电站的修建被剥夺生存资源而“二次受害”？从坝尾槽的情况看，应该说这里的移民是相当幸运的。在他们附近，就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中国西部大峡谷度假村，除了大峡谷和金沙江的风景，还有度假村和温泉，来这里游玩的游客成了新移民的滚滚财源。陈刚是个退伍军人，他以前是青藏公路上的汽车兵，这种见过大世面的人往往能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他很快就用移民补偿金买了旅游车，而他高超的驾驶技术，又可以让他带着游客深入大峡谷，搞探险旅游。这次我在大峡谷里就见证了他高超的技术，从他对大峡谷自然、历史和人文的了解看，他也是下了大功夫的。没有他，我走不出这条大峡谷，而他也从我身上赚到了不菲的收入。现在，陈刚已经有了自己的车队和旅行社，他的合伙人都是向家坝的移民。

以陈刚为例也许过于典型，我必须对我文字的诚实负责。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应该去那些没有搬迁的村寨看看。必须去。我随机选择了绥江县新滩镇的一个普通村寨。新滩镇位于绥江县东北部，金沙江南岸，北与四川屏山县隔江相望。这里也是即将被向家坝水电站淹没的库区，但移民搬迁还没有启动。陈刚一听我要去那地方，沉默了，但他没有拒绝，只把牙关使劲地咬紧了。

我们走的是大峡谷里的南横线，这也是唯一能够通向那里的一条路。修路工一直在这条路上不停地修，修通不久又变得坑坑洼洼了，这是那些载重卡车压下去的，压下去了半米多深。天晴还好，一下雨，就变成了一个个烂泥坑。山体的脆弱、滑坡，让路基都倾斜了。每隔不久，他们又得重修，反反复复地修。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他们都是西绪福斯神话里的主角，被判要将大石推上陡峭的高山，每次他们用尽全力，大石快要到顶时，石头就会从其手中滑脱，又得重新推回去，他们就这样干着无止境的劳动。我这样想着时，陈刚已把车小心地靠在了路边。他下了车，从车斗里拿出一把长柄铁铲，开始修路，在填平了几个大坑洼后，他又把几块落在路当中的坠石搬开，垫在倾斜的路基一侧。看得出，这是他早已习惯了的事。他拍打着手上的灰土，上车，又握紧了方向盘，车速并不快，想快也快不了，却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嘎！车轮一声尖叫，一个又急又陡的弯道，车子激烈地抖了一下，我在惯性的作用下一下站了起来。陈刚倒是镇定自若，他笑着说：“好啦，好啦，过来啦！”他说，他原来请了一个外地司机，结果那司机在这道上开了一半路，脸色就发白了，害怕得浑身发抖，到了一道悬崖边上，他干脆把车停了，再也不敢开了。陈刚只好给他加工资，但加工资他也不干。他想挣钱，但他不想把一条命搭进去。

说到这里，这光头汉子又豪爽地大笑起来。我也觉得，我又该给这光头汉子加钱了。

一路颠簸，大峡谷越来越窄，最狭窄的地方，人好像可以腾地一下跳过去。但作为风景旅游胜地的中国西部大峡谷不在这里。那里奢华的温泉、别墅、度假村，离这条大峡谷的真相实在太遥远。

感谢陈刚，也得感谢我自己的勇敢，我们一路上真是冒着生命危险闯过来的。金沙江由南向北一路流来，在这里忽然一转，然后滔滔不绝地向东流去，在宜宾与岷江合流汇入长江。在水运时代，这里是滇川交界的重要口岸，也是滇川两省三府——昭通、宜宾、凉山的交通咽喉。然而，现在，这里已是西南绝域的一个死角，如果没有我们走过的这条南横线，这里人只能困守在西部大峡谷里。如今，连这条路也要被淹没了，就是不被淹没，这也是一条只能让人麻着胆子、冒着生命危险通过的路。它原本就十分狭窄，弯多坡陡，两车迎面相遇必须小心翼翼地避让，稍有不慎就会翻入江底。又因年久失修，早已变得坑坑洼洼。就是这样一条路，沿着金沙江南岸的悬崖边缘一路蜿蜒延伸，不说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塌方，就是平常日子，也时时有飞沙走石从天而降。

但车开到新滩镇，再要开进那山上的村寨，是绝对不行了，除非天上有一辆吊车把车吊上去。如果没有陈刚这个从小生长在大峡谷里的汉子带路，我高度近视的双眼，压根就看不到哪里才是上山的路。没有路，连羊肠小道也称不上，我们只能盘着崖壁，使劲抓着从岩石里长出来的小灌木朝山腰攀缘。我们要去的村寨，不在山巅上，就在半山腰里。来之前，也曾想过，在这古朴的自然村落里，或许有保留着自然本色的木屋或黑瓦白墙的民居。到了这里才发现，这样的乡村不会在山水画中出现，绝对是一般的乡下人不可企及的，它只适合怀旧的城里人在富足中体验悠闲，也只适合文人对乡村矫情的想象。

我看见的这个村寨，就像是从乱石坑里扒拉出来的，一间间老屋低矮、狭窄，歪歪倒倒，土墙的缝隙里枯叶深积。屋顶上盖着的老瓦像没有烧透，因老屋歪斜，木质门板开裂变形，被一条锈迹斑斑的铁丝捆在门框上。房前屋后，乱石散布，杂草遍地，到处都是鸡屎、牛羊粪，大粪的气味和呛人的柴烟交织在一起。一大堆黑乎乎的胖苍蝇贪婪地叮住了什么，我不敢走近，我怕看到什么催人呕吐的东西。一些脏脏的儿童，流着鼻涕，脸像从来没有洗过，他们在尖声哭喊，或是在快乐地打闹。可怕的麻风病曾在这深山里的村落里流行。这就是西部农村的现实，一个残酷的现实，贫穷、肮脏、破破烂烂。这样的土壤，永远都是滋生贫穷的土壤。一个水电站，终于让这里人有了改变的可能，而搬迁，移民，也许就是能改变他们命运的最直接有力的方式。

我很快就发现，这寨子里，几乎每家人都在房前屋后挖了一眼水窖。这样的水窖，我在大西北的干旱缺水地区看到过，没想到这里人守着一条金沙江，也还要挖这么多水窖。

听了陈刚的一番解释，我才知道，这里也是一个干旱缺水区。尤其是近年来频发的大西南干旱，云南都是重灾区，金沙江流域还遭遇过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旱灾，每遇大旱，为挑一担水，就要翻山越岭走十几里路。水是这里人的命根子。这大峡谷里不是有一条金沙江吗？是的，可金沙江深陷的大峡谷最深处，离村寨与田地遥不可及，从金沙江汲水不但成本高，泥沙量也太重了，若要净化，也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在这个依然贫穷的地方，无论是政府还是农民都承受不起。这里也并不缺少雨水，可好不容易盼来一场雨，又会引发另一种致命灾难——山洪暴发和泥石流。雨水也存不下来，天一放晴，地上又干得冒烟了。

原以为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眼前的事实又一次矫正了我的想当然。这里连树木也很少，看见一棵老树，树干干枯得只剩下一张空壳了，发焦发黑，已经认不出是什么树，但上面挂满了红布头，也许老乡们在这里祈求过雨水吧。

很想找到一个年轻人，但这苍老的大山仿佛已苍老得不见了任何年轻的身影。只有一些留守老人在山道上冗长而拖沓地走动。再就是一些小孩子。路过一户农舍，一个老人拄着锄头正要出门。门没关，不是他忘了关，而是根本不用关，没有贼人会光顾这山高路远的穷乡僻壤，会来偷他们家里的破破烂烂。我跟老汉搭讪时，他误会了，以为我是县里的干部，来做移民工作的。他马上就放下锄头，热情地把我让进了屋里。看来，这里的老乡们对移民搬迁没有太多的抵触情绪。

走进老汉家，像走进了废品收购站，从一间屋子转进另一间屋子，一切都是破破烂烂的。破损的脸盆，豁口的饭碗。老汉拿碗喝凉水时我都替他担心，别磕着了他的老牙。

多少年了，一个大峡谷的农人家里，还穷得这样让人触目惊心。

一个人投胎到这个地方，不知经历了几世的冤孽啊。老汉长叹。我在他的叹息中闻到了强烈的烟草味。

一问，老汉的儿子媳妇果然都外出打工去了。辛辛苦苦拉扯大的儿女，辛辛苦苦娶进门的媳妇，又一个个离开了他。一个个就像走散了，很少回来。瓜里面有籽，籽里面没瓜啊。老人叹息。他们不关心他们的老父亲，难道就一点也不关心扔在这大峡谷里的自己的儿女？但他一点也不埋怨他们。他知道他们在外打工也很苦。他们把钱从南方寄回来。他们在给儿女挣学费，挣前途。老汉只是担心，担心他们漂泊无依的生活。自从儿女们走了之后，他和老伴又拉扯着儿女的儿女，这好像是他俩一生最后的事业。两个孙子一个孙女都是他们老两口带大的，几个孙子都长得很健壮，不像城里那些营养过剩、发育不良的孩子。腊肉苕粉，就是他们最喜欢吃的。他们穿的衣服，是在外打工的父母从城里买回来的，有时候是过年时带回来的，有时候是邮寄过来的，看衣服的新旧，大致能猜出他们有多久没有回来了，没与这家里联系了，甚至还能猜出他们赚的钱有多少，打工的日子好不好过。前年，老伴死了，儿子回来过一趟，媳妇没回来，那路费贵啊，一趟来回就要花费他们打工一个月的收入。现在，大孙子和大孙女都上中学了，小孙子也能帮爷爷挖树蔸了。

看这老汉那眼神，虽说贫穷，却并不是穷愁潦倒的样子，反倒有几分安逸、恬淡。天一亮，他就会准时醒过来，打开门，放出鸡鸭，给猪喂食，给牛喂草，也把自己的肚子填饱。然后，去地里干活，天黑了荷锄回家。春天种玉米，秋天扳苞谷。上山砍柴，进屋烧火。这样的日子一成不变，一辈子，数千年。其实，一个农人的小生活，也是中国数千年农耕文明的大日子。如果没有意外，眼下的这个老人也会像他的祖祖辈辈一样，躺在一张他躺了一辈子的床上，溘然长逝，然后被埋进他父母亲旁边的一眼土坑里。他连墓穴都早已挖好了。然而现在，他却开始为父亲的、祖父的、先人的骨骸将要迁到哪里而犯愁。说到这里，老人突然变得焦虑起来。他不知道，这烟火人间的生活，会不会在另一个地方消失。说到这里，老汉沉默了。这是长久的沉默，一个沉默的老汉把沉默燃成了一股辛辣呛人的旱烟。看得出，他的烟瘾很大。他的脸孔也像被烟熏火燎的腊肉一样。

抽完一袋烟，老汉又拿起了锄头，他还惦记着他那块地。七十多岁了，佝偻着腰身，也不用拐杖，一把锄头就能支撑起他的身体以及身体的病痛。走到地头，我发现土地干旱得很厉害。老汉用手指抹了一下锄头的锋芒，往手掌里使劲吐了一口唾沫，然后攥紧了锄头，衰弱无力地举起来，但落下来很重。那是一双又脏又黑的手，像是长在一只长臂猿身上。从猿到人，在这个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我在这个老人身上看不到太大的变化。这乱石缝隙里的土地，只能靠一双双枯瘦的手臂翻动。虽说不久就要搬迁了，但只要他在这里住一天，他就不会让这些地荒了，活一天，他就要种一天，直到耗尽骨头里的最后一丝气血。

告别了老人，走到刚才路过的那棵老树下。从这边的悬崖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金沙江对岸另一边悬崖上的房舍，卓然独立。这边鄙之地的苍生，自从出现在这大峡谷里，就一直全凭自己的力量生存、繁衍。他们在这大峡谷里挖出一小块一小块的田地。玉米和红薯，是这里最顽强的庄稼，也只有它们才能填充这些顽强的生命。而当你低下头，从半山俯瞰荒凉的河谷时，却又突然觉得，这流淌不尽的江水就这样白白地流走了。

下山时，发现一溜蚂蚁排着队，正朝更高的山顶上爬。它们仿佛也预感到，这里的一切就要被淹没了。随着金沙江一系列梯级水电站竣工，奔腾咆哮的金沙江将变得平稳娴静，又是高峡出平湖，金沙江将绿水映照，青山叠翠，绽放奇异险峻的秀丽风光。金沙江大峡谷也将成为世界级的能源巨舰。而原来的世界——我们此刻置身于其间的世界，走过的这条路，走过的这一个个村寨，都将在水底沉没，永远沉没。

这是一条泥沙俱下也特别纠结的河流，但不管怎样，在流淌了2000多千米后，我已经走到了她的尽头。接下来，金沙江将在宜宾与岷江汇合，她的使命已经完成，这也是万里长江最漫长的一段流域。

二 永恒的存在

从向家坝北行，金沙江两岸峰峦如铜墙铁壁般森严，山谷中有一条沿途都有武警站岗的快车道，这条快车道真的很快，感觉钻过了几条隧道，转眼就到了宜宾。

宜宾，万里长江第一城。这并非宜宾的自诩，而是约定俗成。尽管我们早已习惯把长江的源头一直推至遥远的各拉丹冬雪山，但严格地说，一条长江，是从这里才开始被称为长江的。众所周知，古人以“江”专指长江，以“河”专指黄河。按古文字学家的解释，江的本义是“水”与“工”联合起来表示的“人工水道”之意，这样的人工河道与中原地区黄土地上的自然河流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有人工驳勘的规则堤岸，水道走向较为固定。由于南方的河流因气候湿润、植被丰茂而河道固定，很少发生河流改道情况，所以南方河流被总名为“江”。又由于长江是南方的代表性河流，从不改道，所以就使用“江”字作为其专名。但长江被称为长江，大约还是从东晋开始的，东晋王羲之和孙绰又是较早用“长江”之名的。据《晋书·王羲之传》：王羲之修书给殷浩，“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孙绰上疏曰：“天祚未革，中宗龙飞，非唯信顺协于天人而已，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于此可知，长江，万里长江，在那时就是相当流行的说法了。

走向宜宾长江地标广场，一眼就可以看见，万里长江的零公里标志就矗立在三江口。

这三江，一条是依然清澈的岷江，一条是比黄河还浑浊的金沙江，这一清一浊，亦如泾渭分明。在两江的交汇处诞生了地球上的第三大河流——长江。我不想改写地理教科书，然而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在这里你才能真正感受到一条长江诞生的豪迈气象。一条漫长的金沙江流到这里，在诞生中消失，而对于万里长江，这里却是又一个开端。从四川宜宾到湖北宜昌，这长约1000公里的河段才是名副其实的长江上游，也是长江最后的上游。她也有自己的约定俗成的名字，在重庆成为直辖市之前，这段千里长江全在四川境内运行，故俗称川江。

眼下，这条近在身旁又远在天边的岷江，如同川江上一段清澈的插叙。

每当我朝江河流来的邈远天际深深凝望，总有一种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之感。

岷江，望文生义，山民的江。她发源于四川与甘肃交界的岷山南麓，以“岷山导江”而得名。岷山为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如果没有这座西部大山，长江和黄河可能发生一次伟大的交汇。在金沙江被追根溯源的徐霞客认定为长江的正源和干流之前，岷江曾被古人长时间地误为长江的源头。岷江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古名——都江。一听就知道，就是这条江，缔造了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

当大西南所有的河流在阴差阳错中都面临干涸的水危机时，岷江之水看上去比长江还要浩大。这是长江上游水量最大的一条支流，她流经的四川盆地西部是中国水量丰富的多雨地区，沿途又接纳了九十多条大大小小的支流。著名的大渡河就是岷江水系最大的支流，黑水河是岷江上游最大的支流，青衣江则是岷江下游最大的支流。这么多的水量汇聚于一江，一条岷江的流量就超过了黄河的两倍多，其水力资源蕴藏量占长江流域的五分之一。看着她在阳光下雍容地流过来，我下意识地想，不知是谁安排了她的命运。

走到了都江堰才明白，河流的命运并不完全是上苍的安排，还有另一种不可缺少的力量和智慧。岷江是川西的母亲河，也是都江堰的主水源。在李冰父子筑都江堰之前，这条河，也是一条灾难性的河流。她从千里岷山流来，又沿成都平原西侧向南流去。地势决定河床，而她高悬的河床对整个成都平原构成了一个类似于黄河又不同于黄河的悬念，因由不同，但结果是一样的，对于成都平原，她就是一条地上悬江，而且悬得十分厉害。在都江堰诞生之前，每当春夏山洪暴发，这野性的河流从千里岷山奔腾而下，而河道又十分狭窄，一个成都平原，仿佛就是为了让她宣泄洪水而准备的。在那漫长的洪荒时代，川西坝子上，水至则泽国一片，如同汪洋大海，水退则变成一片荒芜无边的沼泽。想想，如果没有人类，这样一个世界也挺好，这才是真正的自然王国，真正的原生态。在荒草丛生的沼泽、滩涂和芦苇荡中，只有日夜鼓噪的青蛙、爱幻想的毒蛇和陶醉在自己世界里的巨蟒，还有呱呱叫着的水鸭子在另一片风景中成群活动。然而不幸的是，人类很早就在这片难得的平川大地上出现了，这些早已在时空中不知去向的古蜀人，或许经历了太多的洪灾，他们的部族图腾就是“鱼凫”。那个时常在美酒与美景中陶醉的唐人李白，却在这里抚今追昔，留下了“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人或成鱼鳖”的千年喟叹。这也是我在李白的天性浪漫的诗意中读到的最伤感的文字，兴许，就是这条灾难性的河流在忆念中击中了他人性中最柔软的部分。

这条灾难性的河流，也不是没有人治过。所谓水利，其实从来与自然无关，只因有了人类，又为了人类的生存，才有水利和水害之说。大约在李冰出世的两三百年前，古蜀国的杜宇王就以开明为相，对岷江进行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治理，治理的结果是在岷江出山处开凿了一条人工河，把岷江的一部分水流分入沱江，以减轻洪水对平原的压力。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治水策略，一直到现在仍被我们广泛使用，如著名的荆江分洪工程，海河流域众多的新河、减河，与之如出一辙。然而此举虽有一定的效果，但岷江的水旱灾害依然十分严重，后世也有一代一代人殚精竭虑的治理，但久治不愈。这条河，仿佛一直在灾难中等待，等待一个非凡人物的出现，而他却一直深藏不露。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至少要三百年，才能出一个治水英雄。

历经三百年的漫长等待，终于，一个叫李冰的人横空出世了。

那已是战国末期，一个隐居岷峨山林中的隐士被秦昭襄王发现了。

走笔至此，绕不过一个秦国。这个地处中原最边缘部分的落后诸侯国，能够最终消灭一方方诸侯统一中国，是有道理的，甚至是有天理的。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几个水利工程，如都江堰、郑国渠、灵渠，都是秦国人干出来的。如果都江堰真是一种命运的安排，它命中出现的第一个人其实不是李冰，而是秦昭襄王，这位大刀阔斧、励精图治，为秦国将来奠定了一统天下基础的王者，能把一个隐士从白云幽深的山林和寂寞的光景中请出来并拜为蜀郡太守，不能不说他具有非凡的眼光，这真是慧眼识英雄。他没看走眼，这个隐士知天文，识地理，也深谙岷江水性。他的隐居，或许不是为了逃避这个世界，而是要以潜隐的方式把这个世界看得更加清楚。他也的确是异常清醒的，出山之后，他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痛下决心，根治岷江水患。这个想法谁都有，谁不想呢？李冰又有什么高招？

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只有六个字：“深淘滩，低作堰。”

所谓隐士，一般是懂得上善若水的自然之道的，这个自然之道就是天道、天理，“乘势利导、因时制宜”。岷江的水灾产生于其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李冰想到的不是以改天换地的方式改变这个地势，而是恰到好处地利用这个有利的地势，以不改变自然环境、不破坏自然资源、充分顺从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资源为依归，根据江河出山口处地形、水脉、水势，乘势利导，采用无坝引水，让岷江水自流灌溉，一举将水害化为水利，使人、地、水三者高度和谐统一。——这是李冰的出发点，是他迈出的第一步，也是中国水利史上迈出的伟大一步。这样一个水利工程，也堪称是全世界迄今为止仅存的一项伟大的“生态工程”。

我也只能从李冰迈出的第一步出发，跟着一个在两千多年前的岁月里隐约浮现的背影亦步亦趋。这个工程过于浩大，如果没有一种引领，我立马就会变成一只可怜的井底之蛙。

在我视线里首先出现的是离碓，这是都江堰堰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记载：“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从此，人们就以“离碓”或“成都二江”来泛指都江堰。离碓之石，是李冰开凿玉垒山时分离出来的石堆，夹在岷江现在的内外江之间，具有调节、控制水流的作用。在离碓东侧，就是内江水口，人称宝瓶口。当初古人开凿这个宝瓶口，可真不容易，看这坚固无比的岩石，古人是怎么劈开的？只有上古神话中的大禹才有如此伟力。但李冰从来就不是神话中的人物，他没有神话中的伟力，当时人类也还远远没有发明火药，但李冰想出了一个高招，以火烧石，使岩石爆裂，终于在玉垒山凿出了这样一个酷似瓶口的山口。只有打通玉垒山，才能一举两得，使岷江水顺畅地流向东边内江，减少西边外江水的流量，使江水不再泛滥，同时又能解除东边地区的干旱，把都江水引流到旱区，灌溉那里的田地。这是李冰治水的第一个关键环节，也是都江堰工程的第一步。又一个第一步！

一个疑问，一条岷江，怎么又分成了内江和外江？我的疑惑很快就被李冰的另一个设计解开了——都江鱼嘴，也叫分水鱼嘴。事实上，这鱼嘴就是一个分水工程，把岷江水流一分为二，东边一条叫内江，江水流入宝瓶口，供灌渠用水；西边一条叫外江，顺江而下，也是岷江的正流。这一工程，是李冰在开凿完宝瓶口以后，打造的又一个天才的工程。原因是，宝瓶口工程虽然起到了分流和灌溉的作用，但因江东地势较高，江水难以流入宝瓶口，为了使岷江水能够顺利东流且保持一定的流量，并充分发挥宝瓶口的分洪和灌溉作用，李冰在开凿完宝瓶口以后，又采用中流作堰的方法，在岷江峡内用石块砌成石埂，因这石埂如同鱼嘴而得名。

由于内江窄而深，外江宽而浅，李冰便利用这一自然规律，通过分水鱼嘴和宝瓶口的联合运用，按照灌溉与防洪的需要，分配洪、枯水流量。每到枯水季节，水位较低，则有六成江水自然而然地流入河床低的内江，进入密布于川西平原之上的灌溉系统，遇旱，则通过闸口引水浇灌，遇雨，则“杜塞水门”，这一开一关，就保证了三百多万亩良田的灌溉，从此使成都平原变成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而当洪水来临，由于水位较高，于是大部分江水从江面较宽的外江被迅速排走，进入千里之外的长江干流。这种自动分配内外江水量的设计，就是都江堰著名的“四六分水”。妙中之妙的是，每到汛期岷江涨水，那分水鱼嘴被淹没了，离碓又成为第二道分水处。有了这两个分水工程，无论水多水少，无情或多情，都逃不过李冰的手掌心。

李冰还不放心。为了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防止灌溉区的水量出现忽大忽小的不稳定状态，李冰又在鱼嘴分水堤的尾部、靠着宝瓶口的地方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溢洪道，李冰还别具匠心地在溢洪道前修有一条弯道，使江水形成环流，当内江水位过高，洪水就经由平水槽漫过堰堤流入外江，减少了进入宝瓶口的水量，保障内江灌溉区免遭水灾。而它的功效还不止此，还有更大的一个妙用——排沙。岷江从西部大山里流来，也是一条多沙河流，而治沙，一直是比治水更难的一个难题。李冰如得神助，居然想出了这样一个妙招，他巧妙地利用了洪水的力量，当洪水中裹挟的沙石随着漫过堰堤的湍急江水哗哗地流入外江，就会产生旋涡，而这旋涡的离心力，可以将泥沙乃至巨石抛过堰堤，这就减少了泥沙在宝瓶口周围的淤积。

为了监测水情，李冰又在内江进水口“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使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这些石人不是我现在在某些水利风景处看到的那些愚蠢的雕塑和摆设，而是李冰发明的水文标尺，从石人足和肩这两个高度，古人以“枯水不淹足，洪水不过肩”来观测内江进水口的水位，掌握进水流量，再通过分水鱼嘴、宝瓶口等分水工程来调节水位，这样就能控制灌渠的进水流量。——这表明，早在两千多年前，古人就已经掌握并且利用了在一定水头下通过一定流量的堰流原理。看了这石人，我又看到了石犀。史称，李冰“作石犀五枚”，这石犀又是做什么用的呢？如果没有人讲解，我还真是看不明白了。都江堰管理处的一个姓罗的工程师告诉我，这石犀和石人的作用不同。岷江是一条多沙河流，为了排解泥沙淤积，每年都必须淘滩，这也就是李冰六字诀中的“深淘滩”，这河滩又该淘多深呢？就要看这石犀了，它埋的深度是作为都江堰淘滩的控制高程，并以此作为每年最小水量时淘滩的标准，通过淘滩，使河床保持一定的深度，有一定大小的过水断面，这样就可以保证河床安全地通过比较大的洪水量。这又是李冰的一个伟大创造，也表明，当时的古人对流量和过水断面的关系已经有了高度认识和相当成功的应用，而这种数量关系，正是现代流量公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像这个工程一样，用了两千多年还在被人类继续运用。

走过都江堰，还没有哪个水利工程可以让我五步一停、十步一叹。数千年来，一个农耕民族，又有多少人能有这么充满了天赋和灵感的设计，哪怕用现代人的眼光看，你也看不出丝毫破绽，从规划、设计到施工都是那么缜密和完美，用现在的话说，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创造性。难以想象，在那样一个既缺少大型施工设备又没有现代勘测仪器的时代，这一宏大而复杂的水利枢纽工程是怎么完成的。有史料记载，为了吸取前人的治水经验，李冰父子邀集了许多有治水经验的农民，对地形和水情作了实地勘察，最终决定凿穿玉垒山引水。或许，还有太多的发明创造都归功于这样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一个载入史册的年份，公元前256年。经过八年难以想象的艰辛努力，李冰父子，还有那些早已被历史遗忘的民夫，终于打造出了中国水利史上足以让我们这个谦卑的农耕民族引以为荣的杰作。这也是世界上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它的奥妙之门就是把宝瓶口、分水鱼嘴和飞沙堰等关键工程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和水利枢纽，堤防、分水、泄洪、排沙、控流、防洪、灌溉、航运、生活用水，水利应有的一切题中之义相互依存又共为体系，几乎所有的设计意图都以完美的方式实现，所有的功能都得以流畅地运转和淋漓尽致地发挥。后来的灵渠、郑国渠、它山堰、渔梁坝、戴村坝等堪称经典的古代水利工程，无不留下了都江堰的印记。

设若，每一个水利工程都能够像古老的都江堰那样，历经两千余年的风雨沧桑和无数灾变，还能深仁厚泽地泽被苍生，就可以称为真正伟大的工程。两千多年来，与之兴建时间大致相同的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灌溉系统早已在时空中湮没，或沦为供人凭吊的遗迹。唯有它，直到今天，不但没有成为一个徒然供人凭吊的古迹，还一直在浇灌这干涸的大西南，泽被这一方的大地苍生，发挥着愈来愈大的效益。而都江堰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不破坏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前提，变害为利，使天、地、人、水四维臻于高度的和谐。这让它不但成了著名的水利工程，也成为一处十分理想的风景名胜。这浑然天成的工程，达到了人类可能达到的极致，像天意，而非人迹。上善若水！我想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我觉得，怎么评价这个工程都不过分，它的存在就是历史的验证。这真是中国水利史上的伟大奇迹。它还奇迹般地经受住了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毁灭性考验，它依然坚如磐石。有多少水利工程能像都江堰一样，历经数千年沧海桑田、无数灾变而一直使用至今？

神啦，李冰！

但这个人不是神。凝望李冰的雕像，一尊坐像，没有峨冠博带，没有一个郡守大人不同凡响的气派与威仪，只有一身如流水般的布衣。面对他，不需像瞻仰那些伟大人物一样仰望，只需平视。平静地面对这样一个平实的人，或许更能接近真相。事实上，如果不是太史公司马迁，这很可能是一个处于遗忘状态的人，而太史公甚至没有写出他的姓氏，只说“蜀守冰”，到了东汉，班固才在《汉书·沟洫志》中写出了一个人完整的姓名，李冰。李冰的石像也是东汉时代留下来的，以埋葬的方式。直到1974年，在都江堰外江的考古发掘中，这尊被埋藏得年深月久的石像才露出了面目。正是在东汉李冰石像的题字中，人们才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确认，确认了都江堰的名字——都水堰。

面对这样一个平实的人，我心里也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平实。他不是神，也不是什么治水英雄，他是一个人。但你又不得不承认人与人的差别，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有能力远超我们的人存在，这不是他们真有什么天才，而是他们比我们更接近天理。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还得有后人来呵护这棵树。哪怕是再伟大的水利工程，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李冰筑起的竹笼结构的堰体在那个时代也许是最高明的了，但这样的堰体在岷江急流冲击之下并不稳固。内江河道虽说有排沙机制，但时间长了仍不能避免淤积，必须定期对都江堰进行整修。这或许也是李冰最后的嘱托。对于李冰之后的事，我在历史长河中不经意地打捞出了几段记忆：汉灵帝时设置“都水掾”和“都水长”负责维护堰首工程；蜀汉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北征，以都江堰为农业之根本，“征丁千二百人主护”，并设专职堰官进行经常性的管理和维护，此举开以后历代设专职水利官员管理都江堰之先河，此后历朝，均以堰首所在地的县令为主管；到宋朝时，又订立了在每年冬春枯水、农闲时断流岁修的制度，称为“穿淘”，修整堰体，深淘河道，淘滩深度依然以挖到埋设在滩底的石犀为准，堰体高度以与对岸岩壁上的水则（水位标尺）相齐为准；明之后，以卧铁代替石犀作为淘滩深度的标志，在宝瓶口的左岸边，我看到了三根一丈来长的卧铁，看上面的铭文，分别铸造于明万历年间、清同治年间和“民国”十六年（1927年），这如同一种倔强的坚持。也正因为有这样一代一代人坚持，一座都江堰才能成为时空中永恒的存在。至少我深信，它是永恒的。

1949年初冬，贺龙率人民解放军入川，看到历经战乱遍体鳞伤的都江堰，他在戎马倥偬中发布了一道与战争无关的命令：“抢修都江堰，把已延误的岁修时间抢回来！”没有钱，他下令从军费中拨出专款；没有劳力，他把驻灌县的人民解放军第一八四师调到了抢修工地。这也是新中国历史上对都江堰的第一次岁修，到1950年3月底就全部完工，4月初，按照都江堰传统习惯举行了盛大的开水典礼。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大修中，又陆续增加了蓄水、暗渠等工程，在修治的过程中一直遵循李冰当年的治水方略：水体自调，避高就下，弯道环流。李冰在两千多年前倡导的“乘势利导、因时制宜”八字箴言，在共和国时代也得以一如既往的贯彻和传承。

我来了，看了该看的风景，但不知这一方水土上还散落着怎样的故事。

都江堰不只是中国的都江堰，也是世界的都江堰。据史载，最早来都江堰考察的外国人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他从陕西汉中骑马，翻山越岭走了二十多天才抵达都江堰。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为当时的都江留下了这样一番生动的描述：“都江水系，川流甚急，川中多鱼，船舶往来甚众，运载商货，往来上下游。”但真正把都江堰介绍给世界的第一人，还是清同治年间来都江堰考察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这个严谨的德国人以行家的眼光，在其《李希霍芬男爵书简》中用了一个专章来描述都江堰，他惊叹：“都江堰灌溉方法之完善，世界各地无与伦比。”

随着中国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国门，世界性的惊叹与赞叹也越来越多。1999年3月，联合国人居中心官员参观都江堰后，也由衷地发出了李希霍芬式的惊叹，惊叹之余，又推荐都江堰水利工程参评2000年联合国“最佳水资源利用和处理奖”。2000年，这是都江堰又一个载入史册的年份。在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第二十四届大会上，都江堰水利工程以“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布局合理、运行科学并且与环境和谐结合，在历史和科学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被正式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而李冰也被誉为“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

如果不是一个都江堰，这条岷江，或许只是我匆匆路过的长江的一条支流。

若是没有岷江的加入，长江不会变得如此伟大。

走过这样一条河，由北而南又从西到东，八百千米水路一路逶迤，不只有旧梦，还有眼前我正在经历的真实的一切。那如花似玉的两岸，就是她营造的十三万余平方千米的流域面积，这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江山。山生万境，水生万象。江山，河山，从来就是紧密地连在一起的。在无处不在喊渴的大西南，一个人，还能看到这样一条在湛蓝的天空下静水深流的河流，还能把一条河从头到尾地保持得如许干净、清澈，我只能用奇迹来惊叹了。最终，就在我长久地伫立和凝望的地方，她与浑浊不堪的金沙江同时汇入了长江，哪怕消失，也依然澄明。我高度近视的双眼，因她的澄明而重新变得明亮。

三 谁主沉浮

抵达重庆。在这里，嘉陵江，这奔涌了一千余千米的长江上游支流，最终在重庆朝天门注入长江。朝天门拱卫在嘉陵江和长江交汇处，被誉为“两江枢纽”。

早在公元前314年，秦将张仪灭亡巴国，修筑巴郡城池，就建了这座城门。明朝初年，在扩建重庆旧城时，又按九宫八卦之数建城门十七座，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就是朝天门。在水运时代，无论你是从长江上来，还是嘉陵江上来，首先就要抵达这个码头，走进这座城门。这里也就成了重庆历代官员“迎官接圣”之地，上司官员到，他们要在这里奉迎；圣旨到，他们要在这里跪拜，接旨，朝着天子的方向，三呼万岁，谢主隆恩。——朝天门，一座朝拜天子之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朝天门码头是不准民船停靠的，后来虽然取消了这个禁令，但民船也只能停靠大码头旁边的小码头，那最大、最好的码头一直是留给官船用的。

仰头望去，城门上依旧高悬着四个大字：古渝雄关。但这座壁垒森严的雄关在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终于开始松动了，在列强的不断施压下，重庆被辟为长江上游最大的一个商埠，这远离大海的朝天门也设立了海关。无论繁荣，还是屈辱，一座朝天门都是最直接的见证。从樯帆林立、舟楫穿梭的中国船，到汽笛长啸、屁股冒烟的外国船，这两江交汇处，呈现出了近代中国一幅华洋杂处、斑驳陆离的风俗画。很多健在的老船工对那些傲慢而嚣张的洋船还保持着深刻的记忆：每当洋船开来，两江上所有的中国船都一齐朝它们点头敬礼。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猛地一想，我恍然大悟又哑然失笑了，实在是那些外国船太大，掀起的风浪也大，而中国船都是一些木帆船，经不起这样的大风大浪，也就随着风浪颠簸起来了，看上去就像给那些洋船点头敬礼了。

水上的繁华也给朝天门两边的江岸带来了商业的繁盛，街巷纵横棋布，店铺林立，还有铺满街道的茶馆、酒店、客栈、花楼，屋顶上幌子招摇，楼阁上挂着涂了金粉的牌匾，一天到晚都是沸腾的人声、车马声，那个热闹劲儿，丝毫不逊色于上海滩的十里洋场。可惜了，到了1927年，民国政府批准重庆设市，既然是城市，那就该打造出一副城市的模样。重庆开始进行近代市政建设，在水上扩建码头，在岸上扩建城区、拓宽道路。大兴土木必有大拆迁，短短几年，就将城墙、城门楼子、老街、老屋子成批拆除，一座朝天门首当其冲，在这一轮大拆大建中，这是第一个被拆毁的城门。从此，这座古重庆城的象征就从人间消失了，更可惜的是，连城门照片也没留下一张。不过，说可惜，也没有什么可惜的，重庆人想得开，这城门楼子就是当年不拆也早已被一把火给烧掉了，1949年重庆发生了“九·二”火灾，朝天门一带那些幸存的历史城区在烈火浓烟中化为一片废墟，从此，以朝天门为核心的历史上的老重庆全然消失，如今仅余一段段城基墙垣，只有文物考古人员才能发现，一般人是看不见的。

历史没有假设，也不可逆转，但可以仿造，我看到的朝天门，依旧有一种古老沧桑之感。仿古建筑，能仿到这个程度，也算是高仿了。不过，有些东西是真实的，真实地延续下来了。一直到现在，这一带仍是重庆最繁华的商业批发零售区，这码头也是长江上游最大的码头。这也是我多次抵达过的一个码头。

每一次抵达，我都会下意识地驻足观望，观赏两江环抱、山水相映的重庆半岛。一座巨大的城市，仿佛在这伟大的江河上直接诞生。你甚至会觉得，在这样一个大江大河交汇的地方，没有这样一座城市简直没有道理。重庆被誉为东方芝加哥，芝加哥在美国是仅次于纽约和洛杉矶的第三大都会区，这个诱人的大都会又被称为最具美国特质的城市，它将中西部与世界遗留的文化及景观融为一体。诺曼·梅勒曾写道：“芝加哥是一座伟大的美国城市，它也许是美国硕果仅存的伟大城市。”而我想，如果有朝一日芝加哥把自己比喻为西方的重庆，我也会像所有到过芝加哥的人一样由衷地礼赞：“我邂逅了一座城市，一座真正的城市。”

当一座朝天门成了我驻足最多的地方，不知不觉地，我感觉这里就是一座城市的中心，不一定是地理意义上的。而以重庆为中心，已经形成了长江流域三大城市圈之一，这，也不一定是地理意义上的。

这次来，正是汛期，历史上，这里几乎每年都要上演水进人退的故事。每到汛期，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一种奇特的景观——“夹马水”，这也是重庆人特有的词语。一条嘉陵江，春来江水绿如蓝，一条是浑浊发黄的长江，两水交汇，一清一浊，恰似一条青龙和一条黄龙的纠缠与搏击，右侧的长江想要死死搂住左侧的嘉陵江，嘉陵江却誓死不从，这样一种征服的力量和不屈的力量都很强大、很顽强，那搏击与挣扎愈演愈烈，其势如野马分鬃。然而，一切都是命定的，一条嘉陵江无论怎样抗拒和挣扎，她最终的命运只能是为万里长江所吞没。当长江吞没了又一条河流之后，水量又一次大增，这让她变得极度亢奋。那一泻千里咆哮而去的气势，连站在岸上的人也心潮澎湃。然而她接下来要走的路却变得越来越狭窄，那也是川江最危险的一段峡谷——三峡。

对于重庆人，三峡是一个绝美的词语，但那是以前。如今一提到三峡，重庆人就会莫名地变得焦虑和惶恐。他们把三峡和洪水联系在了一起。对于重庆，对于所有生活在长江上游的人，这种担心绝非多余。一座惊世大坝把水位抬高到175米，说没有影响那是睁着眼睛撒谎。在三峡大坝蓄水之前，洪水就是这里世代的隐患。洪水的源头之一嘉陵江，流域水量丰沛，又由于嘉陵江流域形状略似扇形，洪水向心汇流，加剧涨势，常常产生严重洪灾，其特征是历时短、洪峰高，来势汹涌有洪水滔天的感觉，旋即又滔滔而去，这得感谢长江，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接纳了她的滔天洪水。据四川省气象局统计，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近五百年内，嘉陵江共发生一百三十多次洪水。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治理嘉陵江，在水利投入上花了血本，共建成大、中、小水利工程两千多处，大大减轻了洪水的压力。然而，随着几百千米外的三峡大坝开始蓄水，重庆人的心又悬了起来。随着库区水位的大幅提高，地处三峡上游的重庆，必将遭受嘉陵江洪水和三峡库区回水的两面夹击，重庆，危矣！

2008年成了重庆人如临大敌的第一年，一条消息早已在重庆的街头巷尾议论纷纷了，三峡蓄水将达175米。11月4日，三峡大坝开始蓄水，但这并非最终的蓄水，而是一次尝试。当蓄水达到了172.3米时，立竿见影，远在六百千米之上的重庆部分主城区立刻被淹。需要特别说明一下的是，这不是汛期，而是枯水季节，这也是重庆在枯水季节第一次被淹，不是第一次，也十分罕见。原因很简单，谁都知道，三峡也知道，原定175米蓄水的计划被紧急叫停，但三峡总公司对外发布的消息并没有直言重庆被淹这一事实，而是声称：“三峡工程停止蓄水，是为了观察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生态环境及库岸稳定情况。”又有来自专家的说法是：上游来水不足，大坝高位蓄水无法实现，加之对于蓄水后产生地质灾害的担心，三峡大坝才停止了蓄水。而在民间，则一直把三峡蓄水和重庆主城区的被淹联系在了一起。

到了2009年8月6日的汛期，重庆主城区又一次被淹，据央视当时报道，当天三峡大坝三斗坪水位为148.30米。那么重庆当时的水位是多少呢？超过183米。这是来自水文站的数据。一切都在暗示，当三峡大坝蓄水达到175米高程时，如果又遇到来自嘉陵江或长江上游的洪水，就是朝天门甚至整个重庆沉没于江中之日。——自然，这只是推测，这推测的背后是人们对于三峡工程的种种担忧。

2010年汛期，对重庆防洪是一次更大的考验，对三峡工程，也是竣工以来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7月20日，三峡水库迎来了流量每秒7万立方米的洪峰。当洪水冲击着三峡大坝时，不仅检验着这一伟大工程的抗洪能力，更检验着它在整个长江流域扮演的角色。对下游，它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洪水的压力？对上游，重庆、四川等地会不会遭遇洪水围城？

朝天门见证了这样一次洪水，历史上，这一带也是最容易被淹没的地方，朝天门几乎是周期性地被江水淹没。当洪水如万马奔腾般汹涌而来，你已经分不清哪是嘉陵江哪是长江，朝天门被淹没了，一起被淹没的还有重庆的另一个地标——磁器口。许多还在逛街的人，突然觉得搞不清方向了，恍惚中，没看见水，眼睁睁看到的是许多熟悉的事物忽然不见了，街道不见了，那山城特有的石阶梯坎不见了，连自己的大半截身子也不见了。当人们发出惊呼时，瓷器口的大半个城区已被洪水淹到腰部。那些靠近江边的商铺、民房就更惨了，顷刻间就涌进来两米多深的水。好在，这些经历过大风大浪、看惯了潮涨潮落的江边居民，在灾难降临时还挺冷静，挺有经验，他们把最值钱的东西抱在怀中，然后就开始逃生。又好在，这次洪峰来得迅猛走得也快，第二天就过了重庆。洪峰过后，朝天门码头又重见天日，灾难的现场是比膝盖还深的淤泥，最深的地方淤泥漫过了裤腰。但为了生计，勤劳的重庆人只能挽起裤腿，从这淤泥中蹚过去，背脚的还要背脚，跑码头的还得跑码头。这边的消防车还在用高压水龙头哗哗地冲刷淤泥，那边小贩已经摆起凉粉摊子，拉长声音吆喝开了。

洪水退走后，很多人不忘把每年的洪水做一比较，比较来比较去，还是觉得这次发大水与三峡大坝有关。这不仅是民间的议论，这座特大城市里并不缺少敢说真话的水利专家，很多专家直言：“三峡大坝修得太高了，如果要保重庆，最好水位不要超过160米。”但这些专家的观点只能以另类的方式、不同的声音存在，更强大的声音永远来自主流。2010年7月22日，三峡水利枢纽梯级调度通信中心副总工程师赵云发公开回应了“重庆朝天门码头被淹，是三峡大坝惹的祸”这一问题，他几乎是义正词严地说：“重庆目前的水量主要来自降雨和嘉陵江，跟三峡没关系！”而长江重庆航道局航道处处长闻光华也不约而同地呼应了他的观点：“该航道江水与回水的关系不大，而是上游自然洪水所致。”

而我，只是一个各种声音的忠实记录者，孰是孰非，我是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来提供判断的，这里，我摘录下一些专家执着的言说——

2005年，就有人计算过，从宜宾到宜昌，这长达1000多千米的川江，尤其是长江三峡，狭窄的河道和陡峭的坡度把浩荡的江水几乎逼到了一条绝路上，也让江水变得极为湍急，这里援引一组精确到了小数点的数据：在建三峡工程和葛洲坝工程之前，宜昌至重庆间的最高水位差为136.9米，而最低水位差也有120.6米，正是这巨大的水位差，才让长江激流奔涌，让李白有了“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可能。2003年，三峡蓄水135米之后，这个水位差已被大大缩小了，只有30米上下。随着三峡水位的进一步提高，当坝前水位达到175米时，这个落差已经基本上归零，人类也终于实现了“高峡出平湖”的伟大梦想，而整个三峡也变成了一潭死水，说死水过于残酷，只能说是一潭静水。当一条大河不再流淌，是平静的，也是高度危险的，一旦发生洪水，下泄不畅，洪水就会通过六百多千米的狭长河道和十三个峡口层层壅高。有专家进行了危险的测算：按照三峡工程泥沙组所给定的三峡水库平均水力坡降为7米/100千米，当坝前水位达到175米时，距此六百多千米处的重庆市的水位就会高达217米。——这是一些还没有得到证实的演算。若果真如此，不但重庆危机四伏，连大西南的交通大动脉成渝铁路也将在呼啸的洪水中瘫痪。

但愿，但愿这是一道完全算错了、只能得零分的算术题。

朝天门，这座在水中沉浮的朝天门，在三峡大坝建起来之前我来过，在三峡大坝的建设过程中我来过，在三峡大坝建成蓄水之后我也来过。一次次在这里抵达，又一次次从这里离去，在无知无觉地变老的岁月中，我依然没有看清楚自己的来路与归途。

又将离去。当我登上一条开往三峡的轮船时，我感到了来自大江深处的一阵震颤。

从朝天门顺江而下，接下来是川江最危险的一段，也是万里长江最后的上游。她将在这六百多千米的河段内横切强大的巫山山脉，制造出举世震惊的长江三峡。

对我，对于很多人，这是熟悉而又陌生的风景，我已经不知多少次从峡谷中穿过了。然而，过去的经验已成幻境，当与李白看到过的两岸青山静穆相对时，我忽然发现，一大半青山已经永存水底。事实上，连一条大江也沉没了，沉没在一个伟大水库的最深处。很多从前的事物，必须努力回忆才有依稀的印象。但有一个地方印象特别深刻——白鹤梁。这可能与那些深刻在岩石上的文字有关。

准确地说，白鹤梁不是一个地名，而是涪陵城北长江中的一块巨石，一块长约一千六百米、宽十五米的天然巨型石梁。这样一块巨石，差不多是一个小岛了。一个有名的地方，总与传说有关，相传唐朝时有个姓朱的真人在这里苦修，最终修成了正果，乘白鹤缥缈而去，这巨大的石梁故名白鹤梁。但白鹤梁的价值不是因为这个虚无缥缈的传说，而是那些实实在在地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和图案，而且很多都与水文有关。尤其珍贵的是，上面的题刻、图像记录了长江一千二百余年间七十多个年份的历史枯水位情况，对研究长江中上游水文变化、规律、航运、生产和人类生活等均有重大的史料价值，很多都是唯一的。譬如说那些石鱼石刻，就是长江枯水位的历史记录，石鱼的眼睛为长江中上游的零点水位，相当于海拔137.91米高程。这一水文记录比英国在武汉江汉馆设计的水尺标点早一千多年。古人还在白鹤梁上刻有“枯水季节，若石鱼出水面，则兆年丰千年如许”的石刻题记。葛洲坝水电站和三峡工程在设计时都参考了白鹤梁水文题刻的一些数据，如三峡大坝最终决定蓄水到175米的水位高程，就是以白鹤梁一千多年的洪水记录为依据，而正是它提供的依据将自己淹没。

穿过瞿塘峡、巫峡，远远就看见了横亘在西陵峡中的三峡大坝了。

我都记不得这是第几次穿过三峡了，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茫然过。

很想谈谈，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一个喝长江水长大的人，这数十年里对三峡工程的一点心里话。

1984年，我二十出头，正在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学院里攻读可有可无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每天带着平庸的表情，做着不可救药的作家梦。第一次听说要修三峡工程，传说还要建三峡省，校园里一片欢腾。那是一个缺电的时代，大多数农村包括我的家乡都是点煤油灯，而煤油也十分紧张。而洪水，对于我们从小生长在长江边上的人，也是永远的威胁，想到孙中山的梦想、毛泽东的梦想、我们的梦想、一个民族的梦想即将变成现实，第一次因兴奋而失眠，一双失眠的眼灼灼地在黑暗中燃烧，感觉一切的黑暗与灾难即将一劳永逸地终结了。

也就在那年，一个叫陆佑楣的水利水电工程专家，被时任水电部部长的钱正英亲自点将，从黄河上游正在建设中的龙羊峡水电站工地上调入京。钱正英说：“调你来，就是为了三峡工程！”——那年，陆佑楣恰好是我现在的年岁，五十而知天命。从那以后，只要提到三峡，提到水电，这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名字。

两年后，1986年，我从那所高校毕业了。在等待分配的那个特别难挨的暑假，我坐着如今早已被淘汰的“江渝号”客轮，从我故乡的岳阳城陵矶港溯流而上，过荆江，穿三峡，在三天之后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远行，一条长河的漫长，连同三峡绝美的风景，成了我一生最难忘的记忆。

也就在这一年，一场有关三峡工程的大论证展开了。这场大论证共有四百多位专家参与，涉及四十个专业。参与这场大论证的专家“来自国务院所属十七个部门、单位，中国科学院所属的十二个院所，二十八所高等院校和八个省市，其中水电系统以外的占大半，还有二十余名全国政协委员”。这场论证从1986年6月开始，历经近三年，到1989年2月才基本结束，众多专家提出了很多重要意见。此时，陆佑楣已担任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的副组长。陆佑楣后来回忆说，在召开的十次论证大会上，大都存在正反方意见的交锋，最后一次论证大会上，论辩甚为激烈，尤其是泥沙问题，成为论证的重中之重。泥沙问题是世界上任何一座大型水库都很难绕过的问题，而一个最惨痛的教训就来自三门峡。

就在这个论证过程中，当年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水电站的黄万里再次站了出来，反对修建三峡大坝，他并不在受邀的专家之列，但他对三门峡的准确预言，让他在主流之外有了更令人信服的声音。黄万里最担心的依然是泥沙问题，而且说得非常具体：“致命的问题发生在库水末端的淤积上，这淤积会逐步向上游干流漫延，抬高两岸坝田的洪水位，使淹没频繁，终至于毁没四川坝田，而不得不拆除大坝。”

其实，这也是陆佑楣在梳理三峡面临的诸多问题时最担心的一个问题。作为一个资深水电工程专家，他先后参与和主持了黄河刘家峡、龙羊峡等国家重点水电工程建设，对黄河的情况太了解了，他也在多种场合坦承：“三门峡是中国水利史上最沉痛的教训。”

一个信念，成了陆佑楣和所有参与三峡论证的专家的共识，三峡，决不能成为第二个三门峡！

不能不说，这次广泛公开的大论证也让三峡工程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透明的世纪工程。这次论证后形成的报告，提交给了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这是关于三峡工程上与不上的最终拍板定案，也是全国人大在通过各种决议时投反对票、弃权票最多的一次。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的李鹏在2003年出版的《三峡日记》中披露了三峡上马前后的一些细节：“决定三峡工程命运是在1985年1月19日，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邓小平在参加建设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有关合同签字仪式后，听取李鹏对三峡工程的汇报，指出：“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筹备。中坝可以多发电，万吨船队可以开到重庆”，“看来电有希望，翻两番就有希望”。又据《三峡日记》透露，十几天后，1985年2月2日，“李锐给我传过话来，他对三峡工程建设感到悲观，认为三峡工程上马将铸成大错。”——事实上，这位原中共中央委员、中组部副部长是体制内反对三峡上马最坚决也最执着的一位，直到1992年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前夕，李锐深知大势已不可逆转，但依然没有放弃一搏。这年元旦，他上书中央常委再次呼吁：“三峡工程现在不能上马！”他重申了三峡工程投资太大、移民太多、泥沙淤积、上游洪灾等诸多问题，再三建议：“还是到21世纪各方面条件成熟时再决定为好。”然而，无论是黄万里，还是李锐，都无法扭转全国人大的最终表决：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还有根本未按表决器的25票，投赞成票的共占出席人数的67％。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法律程序上的表决，在这次人大会上，还有一些以不同的方式表达意见的，台湾代表黄顺新向中外新闻界散发动议材料：“由于涉及领域宽广，未知因素太多，疑问不少，审议讨论时间太短，反面资料与意见的发表不充分、对工程建设的利弊尚难有深入、正确、统一的认识。因此，我们认为表决这样一个重大议案，应特别慎重，应将本案作重大议案处理，应有三分之二以上代表赞成才可通过。”——他试图提高表决的门槛，但未被采纳，而在会议即将表决前，黄顺新突然要求发言，由于会议未安排这一程序，黄顺新未被允许发言，旋即退席。

1993年9月，陆佑楣出任三峡工程总公司第一任总经理。

这一年我三十一岁，这是我人生中的又一次重要转型。我在十多年前通过高考获得的一切，在这一年我全部放弃了，我辞去了公职，告别了赖以乞食的单位。在失去了一切身份之后，我开始在各地游走，鬼使神差，又有了一次三峡之旅。当时，大大小小的旅行社也纷纷推出了“三峡，最后的告别”之旅，应该说，这击中了我心中最脆弱的部分。尽管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当你突然想到你此时置身于其中的一切、眼里正在看到的一切即将被大水淹没，而且是永远的淹没，永远也看不到了，那心里还真是有点难以言说的悲凉。

1997年11月，三峡工程成功实现大江截流，这比原计划提前一年。为什么会提前一年呢？——据香港《文汇报》援引陆佑楣总经理的话：“三峡工程大江截流要争取在1997年完成，比原计划提前一年，使大江截流年度与香港回归祖国的年度同步，让1997年成为双庆之年。”

这一年，我又一次游览三峡。这一次的方式有点特别，从城陵矶登船后，我是一站一站地走，荆州，宜昌，秭归，巴东，巫山，白帝城，奉节，云阳，丰都，万县，涪陵，重庆。这一次不是走马观花，我几乎把从岳阳城陵矶到重庆这条长江两岸的大小城镇走遍了，历时一个多月。对于我，这样的游走当时没有明确的目的，现在回想起来也没有明确的目的，就是下意识地想要走走，看看。

1998年，三峡工程抢在汛前建成二期围堰。这一年长江流域发生了载入史册的“98特大洪水”，刚筑起的围堰经受住了八次大洪峰的考验，最终确保了大坝基坑安全。陆佑楣总经理当时正在宜昌坐镇指挥建设三峡工程，这惊涛骇浪一直在他的记忆中回响，一个洪峰接着一个洪峰，整整持续了两个月。这也让他更深刻地意识到三峡工程“是不可替代的”。而我当时家住洞庭湖畔的岳阳，我和许多被洪水围困的人一样，也急切地盼望着三峡大坝早日建成，盼望着一道拦江大坝可以抵挡住这滔天洪水。

从1993年到2003年，整整十年，三峡工程从无到有，再到135米的第一次蓄水，陆佑楣总经理在见证了这一切之后，不知不觉就到了退休的年龄。在2003年三峡工程下闸蓄水后，陆佑楣从他一生主持的最大一个工程上退了下来，现任中国大坝委员会主席。尽管已退休多年，他还是无法改掉一个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养成的习惯，无论和谁说话，他总喜欢用“我这里”来代替“三峡”，仿佛三峡就是他的家。

而我也渐渐年过不惑，走向知天命，却依然下意识地关注着三峡。在这十年间，我又有多次三峡之旅。2006年4月初，在三峡蓄水达到135米后，我站在重庆朝天门，沉默地看了许久，想看看这里的水位是否有太大变化，诚实地说，看不出有太大的变化，此时汛期尚未来临。事实上，这一年长江上游也未遭遇太大的洪水。但很多重庆人的心都悬着，也都知道，再过几个月，三峡工程将实行第二次蓄水，达到156米水位。

走笔至此，应该交代一下了，我在此以对比的方式叙述，是为了尽可能地给读者提供一种官方意志与民间意识的双重解读：陆佑楣，一个处在三峡工程最高位置的总经理，一个执行者。三峡工程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通过决议上马的，这就意味着，他实际上是代表了最高权力的执行者。我，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也是一个公民。我和他，就这样围绕着一座三峡大坝在数十年里演绎着各自的人生。而我虽是一介草民，却又努力地想要做一个共和国的合格国民，这甚至就是我的最高人生理想。

就在三峡大坝第二次蓄水的前夕，我有了一个绝好的机遇。那已是2006年盛夏，我应邀赴三峡采风，这次采风我受到了几乎有点受宠若惊的特殊礼遇。在专门负责接待的一辆中巴上，一个负责接待的朋友对我说：“你坐的这个位子，就是李鹏总理坐过的。”这是真的。他一点也不像开玩笑。其实，这只是一种非常偶然的安排。记得在小岗村采访粮食问题时，我也曾坐在国家主席胡锦涛坐过的一只凳子上吃过午饭。我一介布衣，早已置身于体制之外，对大人物绝无高攀之意，只是觉得冥冥时空中总有某种意想不到的偶然，值得记上一笔，在过于沉重的话题中平添些许趣味。

此时，三峡大坝还在紧张的施工阶段。一台台现代化大型机械轰轰烈烈，隔得老远也能感到强有力的震撼。听一位副指挥长介绍，这座大坝将修到185米高程。不是175米吗？怎么又高了十米呢？没错——这是很多人容易误会的两个数字，蓄水高程是175米，但大坝必须比最终蓄水位高十米。这次采风，我们还享受了一点特殊待遇，得以进入三峡枢纽工程的核心区域，亲眼看见一台台已经运行的水轮发电机。一切都是高度的现代化和自动化，偌大的机房里静悄悄的，除了我们这些参观者和给我们讲解的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几乎看不到别的身影。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电站，人员之少，办事之干练，还有他们对三峡未来十分乐观的预期，让我倍感振奋。听给我们讲解的工程技术人员介绍，这里的每台涡轮发电机单机容量为七十万千瓦，工程全部竣工后，这样的发电机将达到三十二台，加上三峡电站自身的两台五万千瓦的电源电站，年发电量将达到千亿度。这个概念过于宏大，也过于抽象，但做一个比较就明白了。三峡工程建成之后的总发电量是葛洲坝水电站的五倍，是大亚湾核电站的十倍，占全国水力发电量的五分之一。如果你对这些数字仍然没有太多的概念，还可看看这样一个对比，三峡工程十天的发电量就相当于1949年中国一年的总发电量。

听到这里，你能不振奋吗？

三峡工程的经济效益主要是发电，但三峡工程还有防洪和航运两大功能，而防洪被认为是三峡工程最核心的效益。为了这三大效益，人类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生态环保、名胜古迹和大规模移民，还有多少城镇、山林和田园被淹没。三峡工程的移民规模之大，淹没的城镇、乡村、田园之多，在世界工程史上绝无仅有。而且，如果库尾水位超出预计，还会再增加新的移民数量。移民的安置主要通过就地后靠或者就近搬迁来解决。后来发现，水库淹没了大量耕地，从而导致整个库区人多地少，生态环境趋于恶化，于是对农村人口又增加了一种移民方式，就是由政府安排，举家外迁至其他省份居住。目前，又有大约十四万名新增移民迁到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湖南、广东、四川等省市以及湖北、重庆库区外生活。——我在大学时代听到的那个传说其实也并非传说，为解决移民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央还真是曾筹备设立三峡省予以统筹管理，但后来考虑到三峡库区是西部贫困地区，新成立一个省恐怕难以实现经济自立，当时湖北省抵制情绪严重，原定方案最终只得作罢。重庆能成为中国的第四个直辖市，实际上也有省区的意义，它的版图包括了原四川省的重庆、万州、涪陵和黔江四个地区的范围，说是直辖市，实质上更接近于一个省。

如今，不管你对三峡工程怎么看，只有一个结果，生米已煮成熟饭，历史也难以逆转。当年参与论证的老一辈水利专家们正在逐渐进入高龄，年轻一代的水利专家一般不再纠结于三峡工程的是是非非，他们更多关心的是，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如何让三峡的综合效益“最大化”。那么，它的三大效益又到底怎么样呢？从发电看，尽管长江上游金沙江的溪洛渡和向家坝两座水电站加起来就能超过三峡，但三峡工程发电所产生的巨大经济效益基本上是无可争辩的。那么，从防洪和航运来看呢？

我是带着疑问穿过三峡大坝的，也只有穿过了这座大坝，才能看得更清楚。

穿过三峡大坝，让人眼前豁然一亮。一条大江流到这里，这川江曾经最凶险的一段、长江最后的上游就算流到头了，万里长江漫长的上游也终于结束了。从长江源头到西陵峡东口的宜昌，这长约三千五百千米的长江上游，实际上超过了长江总长度的一半。过了三峡就是湖北宜昌，“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古夷陵，是长江上游和中游的分界处，但这个分界处我以前多少感到有些模糊，感谢三峡，是三峡大坝把它变得前所未有地清晰了。

四 危险的河流

长江穿过三峡，就进入了第三级阶梯——长江中下游平原，沿岸开始出现地势低平的带状平原，它将沿着长江两岸一直绵延到长江三角洲。这也就是中国三大平原之一，其北界为淮阳丘陵和黄淮平原，南界为江南丘陵以及浙闽丘陵，地势低平，海拔大多在五十米上下。从人称“三峡之末、荆江之首”的宜昌枝江开始，北岸为江汉平原，南岸为洞庭湖平原，又合称两湖平原，接着是鄱阳湖平原，这三大平原组成了长江中游平原；下游平原包括安徽长江沿岸平原和巢湖平原（皖中平原）以及江苏、浙江、上海间的长江三角洲，整个平原纵贯长江中下游流域一直到出海口，北接淮阳山，南接江南丘陵，总面积二十余万平方千米。这是中国最肥沃的土地，也是水网交织、人口密集的鱼米之乡。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所谓荆江，指的是宜昌枝江到我故乡岳阳城陵矶的这一段长江干流，全长不过三百六十千米，又大致分成两段。荆江河道呈西北至东南——偏南流向。在唐宋时，这条江多称蜀江，也有的干脆就叫岷江。这种历史变迁，常常让后世把不同的事物混淆一团。以实证的方式去实地考察，或是最逼近真相的一种方式。最好的方式还是坐船，逆水而行，顺水而下，一个来回，你就能看清荆江的全貌了。我在这条危险的河流上，不知来来回回走过多少回了。

说到荆江这古老的名字，无疑与一个古老的地名有关——荆州。这是一片值得你久久凝望的辽阔土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荆楚大地。这大地上有长江中游古老的城池之一，荆州古城，又名江陵，地处荆江北岸、江汉平原西部，南临长江，北依汉水，西控巴蜀，南通湘粤，很久以来便有“七省通衢”之称。追溯历史，其前身为楚国国都——郢，从春秋战国到五代十国，先后有三十四代帝王在此建都。一看，这里就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争什么？土地，粮食，要塞，水陆交通。——这些战争必备的优势，荆州几乎占全了，也难怪刘备那个仁义君子借了荆州也不想还了，谁又能够割舍这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黑油油的土地啊。

但要想守住荆州也不容易，除了兵马铠甲，还得有抵御洪水的堤防。

这个地方，一切看上去都那么美妙，偏偏地势十分低洼，每年入汛之后，这一片大地和一座古城便直面荆江洪水的威胁。在人工堤防出现之前，荆州人全凭沿江地带的天然堤来抵挡洪水。这些天然堤，原为洪水泛滥时的悬浮物质在河道两侧逐渐沉积而形成，后经人工填土垒砌，成了一半天成一半人工的最原始的堤防。——这不是猜测，而是有历史证据的。据勘探，古荆江大堤上一般都有厚达十米左右的人工填土，也就是说，为了抵挡洪水，人类在天然河堤之上又加高了十米。没到过荆江的人，不知道荆江洪水一旦涨起来有多恐怖，这加高了十米的天然堤根本抵挡不了洪水，还得靠人类筑起真正的堤防。

要了解长江洪水史，荆江，荆州，是最关键的地方，荆州是要塞，荆江是要害。

自古以来，荆州人只能“藉堤为防”“恃堤为命”。那么江陵城最早的人工堤防又始于何时？一个历史人物浮出了水面——桓温。此公为东晋永和年间的荆州刺史，就是在他治下，江陵人在此筑起了一道环绕江陵城的荆江大堤——金堤，这是荆江防洪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四之《江水篇》中记得很清楚：“江陵城地东南倾，故缘以金堤，自灵溪始，桓温令陈遵监造。”历史是客观的，也是模糊的，这一记载有很多疑点，很多争议，但此后凡述及江陵堤防肇事者，大体皆引此为据。你可以怀疑它，但难以推翻它。历史只能勉强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把桓温筑造的金堤作为荆江大堤和江陵人工堤防的一个开端。桓温堪称是“中国最风度特异的时代最风格特异的人”，怎么评价这个人与本文主题无关，但他率先筑起了荆州堤防，这是一个古代父母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德政，他也因筑金堤而名垂青史。一道金堤也的确筑得固若金汤，往事越千年，如今残存的金堤，还牢不可破地筑在长江江汉平原西段的北岸，如同岁月中最倔强的一种存在。睹物思人，一个人，一道堤，一直到现在依然被荆州的父老乡亲感念着，感念之余也有感叹，要是每个地方的官员都像桓温一样就好了。

荆州之险，实为荆江之险。但你看了也许会感到奇怪，这危险的河流，实在看不出危险性在哪里。是的，这是一种看不见的危险。它不同于上游那些峡谷险滩，张牙舞爪，穷凶极恶，那一副狰狞面目让你毛骨悚然，小心翼翼，高度警惕。你看眼前这条河，她是多么平静，又多么仁慈和宽厚，让你想到慈眉善目的母亲，哦，母亲河。然而在这平静的江面下正暗流汹涌。人道是，黄河面恶心善，长江面善心恶。黄河就很少有这样湍急的暗流。又看这江面，这可能是中国江河中最宽阔的江面，但真正能行船的航道十分狭窄，弯多，水急。凶险的不止有暗流与旋涡，还有夺命的流沙暗藏在水下，这些被船工称为“阎王沙”的流沙。这么说吧，遇到了暗流和旋涡你还可以挣扎一下，至少还有生还的可能，若是遭遇了流沙连挣扎的机会都不会给你留下，眼前一黑，瞬间就连船带人活埋在江底了。又由于河道曲折而流速缓慢，像黄河一样，大量的泥沙在这里淤积，致使荆江成了长江中游的一段“悬河”。每到洪期，洪水水位有时候会高出两岸十几米，一旦决口，荆楚大地、江汉平原和那个被称为九省通衢的大武汉，顷刻间，就会被遮天盖地的洪水所淹没。自从有了人类以来，不知有多少生命被这条河流吞没了。

当一条长江流经荆江北岸的湖北公安县境，有一个叫藕池口的地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界线。古人就是以这里为界，把一条荆江分为上荆江和下荆江。上荆江为顺直微曲性河段，河汊众多，水流枝分，两岸多山冈和丘陵。相比于上荆江，下荆江河道尤为曲折，河曲横向摆动所达到的最大宽度达二十千米，为典型的蜿蜒型河道，“万里长江，险在荆江”，指的就是这一段了。下荆江两岸一马平川，奔腾而下的河流，一下进入了弯弯曲曲又十分平缓的河道，一下失去了落差，水突然不流了，像是流累了，全都拥堵在这里，又有湘、资、沅、澧四水在此遭遇，叠加，每到洪汛期，水位往往要高出内垸十多米。这才是荆江最大的危险，崩岸频繁，河势多变，对防洪、航运和农业生产都是极大的威胁。黄河是悬河，长江、洞庭湖其实也是悬河、悬湖。一条长河，到了这里，也是阴阳之际的界河啊！

事实上，我已进入了这危险的河流最危险的一段，这也是离我生命最近的河流，我的故乡，就在荆江和洞庭湖交汇处的一个水洼子里。在经历了漫长的跋涉后，回乡的感觉，被河流一路带着，有一种从未有过的真切。在中国的无数条河流中，我毫不掩饰我对长江的感情，我在她身上倾注的笔墨要超过中国所有的江河，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感情，但一次次洪水留给我的记忆，又让我对她深怀恐惧，充满了敬畏。

历史亦如河流，但其流速似乎比河流更快。面对一条岁月长河，还是从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历史说起吧。——解放了，新中国诞生了，满目疮痍而百废待兴。灾难，从一开始就考验着一个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而洪水泛滥的长江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引起了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高度关注。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个国庆日，刚刚参加了国庆大典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就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安排同当时的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谈荆江分洪。毛泽东摊开地图，像面临一场淮海大决战那样，撑着双臂，面对地图，却微闭着双目。这位身经百战的统帅，在面对时间、河流、水系、流域时，似乎并没有决胜的把握。在沉思良久之后，他才说：“当前国家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啊，财政相当紧张，但是，为了解除湖北人民的洪水威胁，国家再困难，也要干荆江分洪工程！”

就这样，荆江分洪成为共和国开国治江的第一大水利工程。它的重要设计意图是在湘、资、沅、澧四水同时涨水时，遏止长江洪水经虎渡河流入洞庭湖，在分洪时，可减少长江由四口流入洞庭湖的洪量，减少洪水对洞庭湖的威胁。利用长江中下游湖泊洼地，建设和安排荆江分洪区、大通湖蓄洪垦区、白潭湖和张渡湖蓄洪垦区等平原分蓄洪工程。同时，保证长江航运畅通。

我正朝它走近，太平口，旧称虎渡口，长江途经此口，分出一条支流转道南下，就是这条支脉沟通着长江与洞庭湖。虎渡一名，最早见于《后汉书》，岁月之幽深，可见一斑。虎渡口上有一座码头，至今尚存，相传为纪念当地一邵姓治水功臣，被称为邵家码头。太平口地处公安县埠河镇境内，正好处于长江中下游的荆江河段中部，荆江分洪工程的枢纽进洪闸就选在太平口。

1952年4月5日，这个日子好记，清明节，荆江分洪工程就在这个中国人祭祀祖先的传统节日里全线开工，太平口人山人海，山呼海啸。选在这个时间开工，是为了抢在长江汛期来临之前，建成荆江分洪第一期主体工程。在那个时代，新中国还一穷二白，没有大型施工设备，但有人，打的也是人海战术。参加荆江分洪工程的有十多万军人、十六万民工以及四万多技术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为了打赢最艰难的攻坚战，从部队抽调了六个师，全都是战功赫赫、敢打敢拼的正规军。工程总指挥部由唐天际任总指挥，李先念任总政委，副总指挥有：王树声、许子威、林一山。除了林一山，几乎都是从红军时代过来的出生入死的战将，而共和国第一任水利部长傅作义也是身经百战的国民党将军——这是一个生死大决战的阵容。

1952年6月25日，荆江分洪工程总指挥部宣布：荆江分洪工程胜利完成！

这是中国人创造的又一世界性奇迹，在大型机械缺乏的时代，他们以75天的惊人速度建成荆江分洪第一期主体工程。

这意味着，在共和国诞生的两年之后，一条新的河流诞生了！

如今，整整六十年过去了。当我顺着江北的荆江大堤走向太平口，一路冷冷清清，很少看见人影。当年太平口街，也曾是一个热闹的小镇，杂货店、酒肆、肉铺、鱼摊、米店……几十家店铺一字排开，仅茶馆就有四家，街上车水马龙，贩夫走卒们经营着四方生意。从上游、下游来往的船只，行经此处大多停靠休整。每逢船只泊停，茶馆里的数十名纤夫便蜂拥而上，去寻觅买卖。那时候，长江奔流到此，太平口水流湍急，船只一不小心就从长江漂进了虎渡河，过往船只要雇请纤夫拉纤，那是又苦又累的苦力活。现在，这些纤夫有的还活着，但已是八十多岁的老汉了。我在北闸村寻访到一个姓刘的老汉，就是当年的纤夫，也是这工地上的民工。几乎所有的纤夫和村里的强壮汉子，都上了工地，没有谁强迫他们，也不是为了挣钱。一听说这工程修好了，这里就再也不会淹水了，每个人都争着抢着要上工地，连女人们也不甘落后，那时候还没有“铁姑娘”的说法，就叫妇女队。

那时，连简单的碎石设备也没有，全靠姑娘们的两只手。那样的劳动，是最原始的，也是最质朴的。一手锤子，一手石块，把锤子还原为铁，把石块还原为石头，再还原为细碎的小石子儿。叮叮叮，咚咚咚，这几乎成了她们生活中的唯一声音。痛。热。辣。没有比铁锤、石块更坚强的心，谁能坚持下来？逝水不绝，晨昏不绝，火花四溅，呼呼生风。一双双手，姑娘们的手，女人的手，还原为血，为骨，又还原为一层层的硬茧。她们就全凭一双手，以及手里的锤子，把一把把砸石头的锤子舞成了一团团火焰，创造了每天碎石1.38立方米的最高纪录。每一粒这样的小石子儿，混合着女人的气味，青春的气味，生命的气味，被搅拌成混凝土，浇铸成一道道脊梁。

我找到了一位当年参加碎石的妇女，一位老婆婆，皱褶里，六十年的尘埃依然厚积。她微笑着，这笑容里有疲倦，也有难以掩饰的悲伤。她告诉我，有很多参战的孕妇，一直到快要生产了也不肯下工地，把娃儿就生在了工地上……

很多人，仿佛在寻找中复活了。谭银翠，还有人记得这个独臂老人吗？这个来自宜昌的女民工，要靠多硬的心肠，才能把婚期一推，再推？在一次推斗车抢运南闸急需的钢材时，她几天几夜没有休息，实在太累了，在藕池口工地下坡时，她感觉生命被异乎寻常地猛击了一下，她身后的一辆斗车把她撞倒在地上，又从她的左臂上轧过去。她在痛楚中昏死过去，醒来时，一条手臂不见了，从此，她一生就只有一条胳膊了。但她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别把我送回家，我虽然失去了左臂但我还有右臂，我还可以出一份力啊。”——这就像电影，但比电影更真实。

还记得那些战士吗？要说累和苦，第一是清淤。地老天荒的芦苇荡，潮湿、闷热，夜里搭上帐篷，一掀开被子，便有四五条蛇爬出来。还有那些阴森恐怖的鬼沼，深不可测。干这活的都是解放军战士和青壮民兵。他们跳进快要没顶的淤泥荡子里，每个人腰上，都必须用绳子捆上，把命运连在一起。露出来的只有脑袋和一双双高举着的手臂，把装满了淤泥的桶子，从头顶上传递过来。这就是中国最早的流水线，生命与血肉的流水线。很多当年参战的战士，都难以忘怀九天八夜在黄天湖清淤之战。时值雨季，从高空泼洒下来的雨水，倾泻着，打得脸生疼。为了赶在洪汛来临之前完成主体工程，只能这样连轴转。

在一位叫布可夫的苏联水利专家眼里，这些青铜般的中国小个子战士，每人体内都有一台发动机，创造着不绝的生命能量。生命的极限一次次地被创造出来，从开始有三天四夜不上岸的，到最后有九天八夜不上岸的。为了不让自己睡着，必须喊叫，以澎湃的方式，像长江上的纤夫号子。这发自深渊的呐喊，是唯一可以让自己燃烧的方式。曾经和共产党多次交手的傅作义将军终于懂得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战士！只因为他们的存在，原来计划半个月完成的黄天湖清淤，结果只用了九天八夜，这为黄山头泄洪闸提前完工节省了四天时间。这是洪汛期来临之前的四天，时间就是生命的四天。这是人类以生命的极限创造的奇迹。

很多健在的老人也没有忘记那个叫布可夫的俄罗斯大个子，荆江的老百姓第一次看见老外，就是这些苏联专家。布可夫这位异常严厉的苏联专家，在1952年的3月和5月先后两次到工地勘察，直接参与了工程设计与施工。他身材高大，脾气也很大。中国，是多么落后啊，他粗暴地、愤怒地吼叫着，像个暴君。文盲，你们这些文盲！他每天这样骂骂咧咧的。他随时都会用他的皮卷尺丈量土石方，计算工程的进度，紧盯着江水上涨的速度。他不知道自己的鞋底已经被石块划破了，不知道自己的脚底在流血……

当淤泥被这样一点一点地清除掉，你才能看见战士们在九天八夜之后渐渐露出的胸脯、腰身、大腿、小腿和两只脚。当一个个生命重新露出来，你才会发现他们溃烂的伤疤，腰，屁股，裆，都烧起了泡，流淌着脓血，一个个就像生命的残骸。这是怎样坚忍的生命啊，连布可夫的那张俄罗斯脸庞，也布满了滚烫的泪水。啊，太惨了，太惨了，他感叹，上帝在天上看到这情景都想哭！

如今，这一个又一个名字就刻在太平口的那一座塔式方形碑上。在花岗岩构筑的底座上，是汉白玉镶嵌的浮雕，雕刻的是当年的民工和战士施工的场面，碑两侧分立着碧瓦红柱六角攒尖亭，亭内石碑上，刻着当年参战英模的名字。傍晚的太阳在大理石上耀眼地反光，照亮了密密匝匝的姓名，这成百上千的名字，每一个名字上都染上了火红的颜色，每一笔都刻画得那么遒劲、坚强而深刻，就像那些人一样。一晃，六十年了，我依然感觉有一片片热浪扑过来，仿佛，还能感觉到那个时代的速度和心跳……

只在此时，我才感到我很渺小，必须踮起脚尖，去仰望那一个个名字。多少年后，这碑石上镌刻着的很多名字，笔画已经磨损，需要仔细辨认。除了这碑石上铭刻着的，还有多少早已被遗忘了名字的人？三十多万大军，这模糊数字里的每一个人，都值得为他建一座纪念碑……

它并不巍峨，三层，高十余米，没有伟大的姿态。你不必仰望，站在荆江大堤上，它比你更低。水往低处流，而它矗立在离水最近的地方——江湾里——地势最低处。但它仿佛远远不止这样一个高度，抑或，它在永恒的时空中还有另外一个高度，一种我们无法估量的高度。

荆江分洪是新中国开国治江的第一大水利工程，也是一个经得住历史考验的工程，它的设计意图达到了。在1954年的特大洪水中，为了保住荆江大堤，保卫大武汉，政府不得不三次动用刚刚竣工的荆江分洪工程，荆江，沙市，武汉，水位迅速下降；1998年的长江特大洪水，又以实践检验真理的方式证明了这是一项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大型水利枢纽，也是平原水资源综合利用的典范工程。一个当年预计“可保用四十年，至少二十年”的水利工程，在经历了六十年的风雨沧桑之后，在举世瞩目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兴建后，依然是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的重要水利枢纽，依然还在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不说武汉，设若没有这样一个工程，中国至少会少了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两大商品粮基地。而那时的水利技术还远不及今天，也没有大型机械施工，但工程质量过得硬，绝对不是今天那种豆腐渣工程。

就凭这一点，也应该为它竖起一座纪念碑。通过这座碑，你才知道那个时代给我们留下的千千万万的水利工程是怎么干出来的。

大河，倾泻着，偶尔，突然倒转……

太平口，世代祈愿太平的太平口，以前这样叫，现在还这样叫，但在1952年的夏天，人类终于把一个千年梦想叫成了一种永恒的现实。理解这样一座石碑，要多少年？半个世纪，一个花甲？还是，在更漫长的岁月，经历更多的轮回、转世？

偶尔，也会有人来这里站站，看一看江上的景色。有这样一个老人，每天都要来这里看看。如果哪天没有出现，你会觉得这纪念碑下少了点什么。后来，她就真的消失了。听说，她也是当年的一位碎石女工。现在，她们中间活着的，已经不多了。又听说，许多年后，那位叫布可夫的俄罗斯人还从遥远的伏尔加格勒写信来，想来这里看看，后来又没音信了，也许……这是不幸的猜测，哪怕活着，也该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也不可能回到他“战斗过的地方”了。但他一定会在自己人生的最后记忆里，把多少年前走过的路在心里再走上一遍……

然而，在一个成功的工程后面，紧接而来的却有那么多令人遗憾的工程。历史已经检验了荆江分洪的成功，也同样检验了荆江裁弯取直工程的成败，不敢说这是一个失败的工程，但至少是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和后患。

大自然自有自己的是非曲直，但为了改善这九曲回肠的河道，人类先后于1967年、1969年在下荆江的中州子和上车湾实施了两处人工裁弯。还有沙滩子裁弯工程因故未能按计划及时实施，于1972年发生自然裁弯。河段裁弯取直之后，降低了裁弯工程以上两百多千米河段内的洪水位一米左右，扩大了河道泄量，也相应减少了藕池口、太平口等入洞庭湖的分流及分沙量，对荆江和洞庭湖区防洪都有利。在航运方面，三处裁弯共缩短航程近八十千米，并裁掉了阻碍主航道的四处浅滩。由于河势稳定，抑制了崩岸，保护了农田，并为河曲带农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应该说，下荆江裁弯在设计意图上是非常理想的，但必须看到，每一个水利工程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水利工程，它对江湖关系变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变幻莫测的。你可以建造一个工程，却难以预测更难以把握它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事实上，新中国许多留下了遗憾和后患的工程都是直奔主题而缺少举一反三的思量。荆江裁弯取直工程就是这样一个工程，它并未达到人类期望的化险为夷的效果，反而制造了更多的危险。下荆江裁弯加剧了荆江河道冲刷，由于裁弯段上冲下淤，抬高了分流河道口门的相对高程，导致三口分流分沙的减少和分流河道的淤积。其中藕池口距裁弯处近，受影响最大，裁弯是藕池河急剧淤积萎缩的主要原因，因此而减少了长江向洞庭湖分流，直接抬高了荆江监利段的水位，水位抬高也就意味着加大了荆江的防洪压力，而且一直祸及中下游。

——这也是一个工程留给人类的一个教训，无论你有多么美妙的设计意图，也一定要小心，小心遭遇大自然另一面的锋刃；又无论你怎样处心积虑，也奈何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不得。

五 历史是不能欺骗的

追溯这条河流的历史，几乎都是被淹没的记忆。

自有长江以来，洪水几乎是年年入汛后都有的。你甚至可以这样看，我们把长江比作母亲河，她也的确有着她母性的生命周期和规律。长江历史上发生的毁灭性大洪水在史籍中的记载，数不胜数，一次次洪水，一次次推波助澜，仿佛是为了把洪水推到一个史无前例的高潮。接下来，就是20世纪最大的洪水——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

我是这次特大洪水的见证者。那年正好是我三十六岁的本命年，我家又正好在洞庭湖的南湖湖滨，那种随时都可能在某个瞬间降临的灭顶之灾，让我有了一种深刻的生命体验。不只是恐惧，也不是一种濒死的感觉，而是人类在巨大灾难降临之前的一种难以名状的惆怅。现在想来，这种感觉真的很奇怪，或是人类残留的一种动物本能在起作用罢了。那也是我有生以来感觉最漫长的一段时间，我时常顶着倾盆大雨去湖边看水又涨了多高了。

极端反常的气候，是这场特大洪水的罪魁祸首。

与1954年的洪水不同的是，这次很多人都知道了两个洋名字：厄尔尼诺和拉尼娜。受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影响，这一年雨季提前到来。3月上旬湘江流域就开始普降暴雨，湘、资、沅、澧四水相继发生了特大洪水，率先涌入洞庭湖，在洞庭湖水位居高不下时，长江又出现超历史的特大洪水。大雨从开春后的3月上旬一直下到由夏入秋的8、9月份，持续时间之长，降雨强度之大，在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暴雨中心一直稳定或重复出现在洞庭湖和长江中下游，荆江流域的大小堤垸、1000多千米的防洪大堤全部超过危险水位，三十多个骨干内湖全都超过了高控水位。暴雨一直狂泻不止，洞庭湖流域像一张漂浮在水中的地图。从6月底到9月初，湘、资、沅、澧四水的多次洪峰与长江出现的八次洪峰一次又一次地遭遇、叠加，以狂暴的方式形成洞庭湖的五次洪峰……

在我1998年的日记里，还保存着当时记录的五次洪峰的水位：从6月26日早晨到29日深夜两点，江湖第一次洪峰叠加形成巨大流量，城陵矶水位从31米的防汛水位直接蹿升到33.08米，处于危险水位以上；7月6日凌晨四点，第一次洪峰逼近城陵矶，水位猛涨到34.52米，超危险水位1.52米；此后一直处于高危水位，到了7月27日下午五点，城陵矶出现第二次洪峰，水位又往上蹿了近一米，达到35.48米，超危险水位2.48米，超历史最高水位0.17米；这一破历史的纪录在短短的几天之后再次被刷新，到8月1日凌晨三点，城陵矶出现第三次洪峰，8月9日正午出现第四次洪峰，水位高达35.57米，超历史最高水位0.26米；8月20日下午四点，长江最大一次洪峰正好与澧水、沅水等南水洪峰相遇，叠加形成洞庭湖第五次洪峰，城陵矶水位达到35.94米，超危险水位近三米，超1954年最高水位1.39米，超历史最高水位0.63米。这样的超越，不同于寻常的涨水，洪水一旦越过了危险水位、保证水位之后，这样的超越就变成了极限超越。别说在危险水位上再上涨近三米的垂直高度，就是超过了一厘米、一毫米，也是一种生死危急的超越。而这高水位的持续时间之长，也是历史罕见的，城陵矶自6月29日超过危险水位到9月14日洪水缓慢退出，维持时间长达七十八天，超过34.55米的高危水位持续了四十五天，超过历史最高水位的时间长达二十九天……

在时过境迁之后，回想那一场已经远去十四年的洪水，我依然感到那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就是人类最终战胜了几乎不可能战胜的一场巨大灾难。奇迹中的奇迹是，面对洪水的巨大压力，人类一直没有采取分洪措施。

说到这个奇迹，又该说到危险的荆江了。长江防洪重点在中下游，又突出表现在中游，尤其是荆江。荆江的抗洪形势历来就是最险恶的，三百多千米荆江大堤，作为江汉平原和武汉防洪的重要屏障，是抗洪抢险的重中之重，险中之险。守卫荆江大堤的也是人民解放军精锐之师，空降兵某军一万五千多名官兵。这不但是硬仗，更是持久战，整整七十九个日日夜夜，不是风雨交加，就是烈日炎炎。

8月6日，荆江水位第一次超过分洪线。分，还是不分？从一开始，江泽民总书记就明确提出了“严防死守”和“三个确保”：确保长江大堤安全、确保重要城市安全、确保人民生命安全。在这危急关头，江泽民又打电话给国务院副总理、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温家宝，指示：在原来基础上再增派部队，宁可多一点。多一点有三条好处：一个可以锻炼部队，这是和平时期对部队一次很好的摔打和考验的机会；二是可以增强人民的勇气，老百姓一看解放军来了心里就有了底，增强人民严防死守、保住大堤的信心；三是可以密切军民关系，加深军民鱼水之情。于此可知，在中央最高决策层的战略方针里还有更深的意图。

严防死守，不溃一坝一垸！这是当年喊得最响亮的一句口号。

8月1日，这是人民军队诞生的日子，1998年8月1日，也是很多簰洲湾人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最恐怖的一天。这晚八点钟左右，夜幕渐渐笼罩了一切，但大堤上依然灯火通明，夜晚的江风吹得一面面战旗猎猎飘扬，在战火硝烟中它们曾经插上敌人的阵地，如今，它们又插在了洪水的前面，插在了堤上。原来的大堤早已被洪水淹没了，他们的口号是，人在堤在，水长堤高。他们必须抢在每一次洪峰来临之前，用装满了沙石的编织袋垒起子堤。他们的迷彩服，肩膀上，手臂上，早已磨烂了，磨烂了的皮肉上伤痕累累。很难想象，许多战士才十八九岁，很多都是独生子女，在家里都是心肝宝贝，然而，一旦上了战场，个个都是铁打的英雄汉。誓与大堤共存亡！这不是一句口号，这是他们坚守的信念。

有这样的军队守护着大堤，垸内的老乡们也平添了一些安全感。但事实是，这民垸内有二十九个村庄和五万多名群众，在一场灭顶之灾降临之前，都没有转移出来。不是来不及，当地政府部门也不是没有在危急关头转移群众的预案，也许是觉得还没有到危急关头。但无论你怎样猜测，毕竟是人算不如天算，灾难的发生或许早已被历史注定。一开始，只是出现了一个管涌。管涌，这是在防汛大堤上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字典里居然找不到解释，也许根本就用不着解释，就是汛期堤坝出现像从小水管里流水一样的渗水。如果是清水，问题还不大，一旦出现含着泥沙的浑水，那就严重了。我家乡把这种现象叫“翻砂鼓水”，很形象。江西人叫“泡泉”。管涌出现后，抗洪将士马上就紧急抢险，但一缕管涌眨眼间就冲开成了一道十米多宽的溃口，无论你怎样填土，压石，却止不住大出血般的洪水，十米，一百米，八百余米……天地间竟然有一种如此巨大的力量，可以在顷刻间将一道大堤撕开这样巨大的裂口，四亿多立方米的洪水以八米高的落差疯狂地扑向垸内……

不幸中的万幸，洪水袭来时，还不是太深的夜晚，很多老乡还没有睡觉。他们瞬间就被这突如其来的洪水惊呆了，而生存的本能让他们迅速反应过来，开始了他们扶老携幼、拖儿带女的大逃亡。但哪怕再快的速度，也赶不上洪水的速度。纵横决荡的洪水中，一个个垂死挣扎的生命，一会儿浮起来，一会儿沉下去。

水势越来越大。广州军区某舟桥旅某营和广州空军高炮五团某连，总共三百七十多名官兵，在湖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戴应忠少将率领下，赶去抢堵管涌，还在半路上，他们就与洪水遭遇了。咆哮的洪水劈头盖脸扑来，走在最前面的指挥车顷刻间就被淹没在滚滚浊浪中，很快又淹到了大卡车的车厢。这突然变化的形势，让抢险变成了抢救，抢救生命，戴应忠在洪水汹涌的声音中大声命令战士们，用铁锹捅破顶棚伪装网，会水的和不会水的结成对子，立即脱掉外衣和鞋子，就地抢险，不惜一切代价把群众救出来！

那些率先展开营救的官兵，在洪水中相互呼喊着同伴的名字，吹响救生圈上的哨子，把不少灾民与官兵都集结到一片小树林里，等待救援。身陷洪水之中的官兵们自我组织起来，抢救在洪水中挣扎的群众。

很多人记住了一个献出了生命的抗洪英雄，高建成，高炮五团某连指导员。在危急关头，他把救生衣让给了一个不会游泳的新战士，在洪流中继续指挥被洪水冲散的战士们自救互救，在连续救出八名群众和战士后，他却因体力不支被急流冲卷走了；还有一个活着的抗洪英雄，也让簰洲湾人不断提起，罗伟峰，一个普通的战士，他连续七次跳进洪水，把七名群众救上了大堤，当他第八次跳进洪水中时，被一位老大爷死死抱住了，动弹不得。危险之中，小罗抱住了一棵大树，使尽全身的力气，双腿紧紧夹住树干，让老人坐在自己的肩上。整整一夜，水涨一寸，他就将老人往上顶一寸，硬是用自己的肩膀顶着老人，一直坚持到天亮……

还有这样一个也许称不上英雄的小英雄，小江珊，这个凭着对生命的渴望在小树杈上坚持了整整一夜的小姑娘，被武警战士救起。营救小江珊的镜头，让全国亿万观众为之动容。正是通过这个镜头，全国上上下下都知道了一个以超生的方式降生的小女孩，知道了在洪水中挣扎的灾民们强烈的求生愿望……

在簰洲湾决口六天之后，8月7日中午，九江城防大堤4至5号闸发生决口。决口处由三米被急剧地撕裂到六十米左右，当时堤内堤外的水位落差超过七米，九江城区五十多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危在旦夕。堵口！江泽民总书记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堵住决口。南京军区抗洪指挥部紧急调遣部队向决口地段集结，同时，在市区构筑第二道防线，坚决把洪水挡在城区外面！

就在解放军将士奋不顾身地同洪水搏击时，一个电话从中南海直接打到了江西省九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当时值班的是常务副总指挥张华东，他抓起电话，就听到了朱镕基总理急切的声音。朱镕基语气强硬，又异常坚定：“一定要死守大堤，无论如何要把口子堵起来！如果人手不够，可直接打电话给国家防总，直接派解放军支援。”紧接着，朱镕基又问，“抢救人员要不要直升机，空投救生衣、橡皮舟？”张华东显然没有和总理直接对话的经验，他用另一只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紧张地说：“这……要和省、市领导商量一下……”朱镕基几乎是冲着他喊道：“马上研究，要什么调什么！一定要保证人民生命安全！淹没的损失将来可以补回来，人死了就不能复生，所以一定要保护人民生命的安全，特别是东边的堤一定要保住，不再决口！”

打了电话，朱镕基还是不放心，两天后的下午，他便赶到九江。汽车在离决口最近的渡口停下来，但朱镕基没有走向迎候他的官员，而是钻进了附近几家小屋，探望、问候老百姓，然后才转身登上专门前来迎接他的快艇。风高浪急，一条快艇在风浪中剧烈地颠簸着。朱镕基神情冷峻，就在这颠簸的风浪中向九江市副市长、城区防汛总指挥吕明询问决口的情况，尤其是对人员的伤亡问得特别仔细，几乎是在盘问了。紧接着，他又不动声色地问起了防洪墙的问题。为什么这道防洪墙会突然决口？显然，总理已经知道什么了。吕明也不敢隐瞒，道出了实情：“这段堤是1966年修筑的，当时没有清基。1995年为了提高防洪标准，市里自筹资金在原来的土堤上增加了防洪墙。由于4月才动工，汛期快到了，工期紧，所以也没有清基。”朱镕基一听，立刻皱起眉头厉声问道：“现在倒塌的墙里，有没有钢筋？有没有用竹筋代替钢筋的？这样的堤有多长？”吕明说：“未发现竹筋。这一年建的防护墙有六千多米，每一段墙的具体情况，我不是很清楚。”朱镕基怒斥道：“不是说固若金汤吗？谁知堤内竟然是豆腐渣！一些承包单位没有建筑资格，或是承揽项目太多，纷纷将项目转包出去，以致造成层层承包，层层剥皮，制造了一个个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的豆腐渣工程。这样的工程要从根子查起，对负责设计、施工、监理的人员都要追查。人命关天，百年大计，千秋大业，竟然搞出这样的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腐败到这种程度，怎么得了？！”

一时间气氛非常紧张，谁也不敢吭声。稍缓，朱镕基感叹道：“要实事求是，要对党和人民负责，历史是不能欺骗的！水灾之后，一定要进行整治，要高标准修好长江大堤。当然，国家也要拿钱，但是，一定要修好，要请专家监督，保证质量第一！”

历史是不能欺骗的！但许多年来，我一直有一个未解的疑问，如果当年主动分洪，是不是可以把损失减少到更小一些？这里面有复杂的价值换算问题，局部分洪的代价和全线抗洪的代价，生命的代价和蓄洪区人民财产的代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在荆江分洪，长江中下游承受的洪水压力无疑会减小。而人类在坚拒主动分洪之后，也就只能接受被动分洪这个事实，溃堤，决口，淹没。

人类在洪水面前被逼得没有退路，只因洪水没有出路。

在洪水退却后，朱镕基兑现了自己的诺言。自1998年后的十多年间，国家投入五十多亿加固荆州堤防，按高标准全面整修和加固长江干堤，如果把整修加固的土石方垒成一米高、一米宽的围墙可绕地球四圈半，防洪标准从十年一遇，提高到了五十年一遇的标准。只是不知道，这里边有没有让他震怒的豆腐渣工程。

1999年，在查看我故乡的岳阳长江干堤时，看到遭受洪水侵蚀的大堤满身疮痍，朱镕基总理语重心长地说：“三年后我再来看看你们大堤修得好不好。”

三年后，朱镕基如约来到了岳阳。很多老百姓也知道他怒斥豆腐渣工程的故事，他这次来岳阳，老百姓的说法是：“朱总理要来看看他拨下来的钱是不是用到了实处，是不是真的用在修堤上了。”事实似乎也验证了老百姓的道听途说。朱镕基一到长江干堤岳阳段后，便下车行走，一路上，他目光炯炯地看着，眼前这一道加固了的长江干堤，蜿蜒如同一道高大而又厚实的长城，堤面宽达八米至十二米，堤顶高程超过历史最高水位两米，堤坡由预制的水泥板块铺砌，在阳光的照耀下，看上去严丝合缝，坚如磐石。看到这里，一向不苟言笑、从不轻易赞人的朱镕基也不禁连连赞赏了：“湖南的大堤修得好！”吃中饭时，他还特意指着桌上的一盘湖南人爱吃的豆腐脑，对陪同的地方官们幽默又意味深长地说：“我喜欢吃你们的豆腐脑，不喜欢吃豆腐渣，这次你们没有让我在长江大堤上吃到豆腐渣，我很高兴。”

事实上，这长高长大了的长江干堤在特大洪水面前已初显威力。1999年，洞庭湖、长江流域再起高洪。7月23日，城陵矶水位超过了1954、1996年的最高水位，还一度出现了直逼1998年的高水位。由于堤防标准提高，这一年基本上是在有惊无险中度汛的。这给荆江南岸、洞庭湖畔的岳阳人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安全感。

这十足的安全感，不仅是加高加大了的堤坝，还有三峡大坝逐渐显示出来的威力。

我在前文提到，按照三峡的建设要求，首先是有效控制长江上游洪水，起到防洪作用，其次才是在发电、航运等方面发挥效益。三峡工程的设计防洪标准是：千年设防，万年校核。能抵御1998年那样的百年一遇洪水，当洪水到来时能够拦蓄住洪水，而不用启用下游的分洪区分洪；大坝设计行洪能力是千年一遇，特大洪水到来时在下游荆江分洪区配合下确保武汉及下游平原不被淹；当万年一遇罕见大洪水到来时，确保三峡不溃坝。

那么，这个效果又如何呢？许多人都在拭目以待。

自2003年6月，三峡下闸蓄水至今，尚未接受过洪水的考验。直至2010年7月11日，三峡大坝迎来入汛以来首次洪峰，最大流量达38500立方米/秒。19日，三峡泄洪首次突破40000立方米/秒，而此时，三峡入库流量则首次超过了70000立方米/秒。三峡建成以来最大的一次洪峰抵达宜昌。这座大坝的防洪能力顷刻间被洪水推到了时代的高处。从上游翻腾而下的滚滚洪水，如何被三峡大坝高高托起，轻轻放下，成为万众视线的焦点。而在此之前，人们对于大坝的防洪能力已经有过广泛的关注。有人摘出了从2003年至2010年的四条新闻，前三条标题分别为：三峡大坝可以抵挡万年一遇洪水；三峡大坝今年起可防千年一遇洪水；三峡大坝可抵御百年一遇特大洪水。最后一条，让人看了十分沮丧：三峡蓄洪能力有限，勿把希望全寄托在三峡大坝上。

十二小时后，洪峰顺利通过荆州沙市，荆州大堤安然渡险，这与1998年形成鲜明的对比。人们都说，有三峡大坝，我们一点也不担心。荆江南岸洞庭湖畔的岳阳人却没有掉以轻心。7月17日中午，城陵矶水位刚好涨至32.5米，这是2007年以来城陵矶水位首次涨至警戒水位。据湖南省水文局分析，城陵矶水位涨到这个高度，主要是四水特别是沅水、澧水洪峰入湖所致。为防御长江上游来水，7月15日起，三峡加大了下泄流量为自己减压，在三峡水库加大下泄流量的情况下，长江三口入湖流量加大，洞庭湖城陵矶水位上涨到33.24米，超过危险水位。洞庭湖区拉响防汛警报，岳阳市紧急动员五万多干群坚守一线防洪大堤，随时准备防大汛打大仗。但这次洪水上涨的时间很短，洪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天之后城陵矶便退出危险水位，到7月21日，城陵矶又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于是，岳阳人也像荆州人一样，几乎说出了同样的话，有三峡大坝，我们一点也不担心。

在举国上下的关注下，洪水一路经过荆州、岳阳、武汉，然后变成了强弩之末，整个长江中下游虚惊一场。

事实检验了三峡！时任三峡集团董事长的曹广晶面对众多的媒体长长地舒了口气。应该说，在防洪这一核心效益方面，三峡大坝还真是像他们承诺的一样“能高高托起，又轻轻放下”。事实上，三峡集团也希望通过此次调蓄的机会在世人面前展示出三峡非凡的防洪能力。而对于按照抵御千年一遇洪水而设计的三峡来说，人们其实并没有那么高的期待。一千年太遥远，对于人生不满百的人类那已经是奢望了，眼前的事实，已足以让包括我在内的长江儿女们心服口服了，三峡工程在防洪上发挥的效益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然而，就在我们对三峡充满了真诚的感恩之心时，长江中下游的另一种灾难又接连降临……

六 湘江，谁为你哭泣

荆江是长江干流最危险的一段，危险的不只是荆江，还有三湘四水。湘江、资江、沅江、澧水是湖南的四大河流，也是荆江南岸的四大支流，这四水的水量超过长江总水量的五分之一。每到汛期，荆江之所以能掀起一次次狂涛巨澜，除了上游来水，就是这三湘四水在推波助澜。

三湘四水，首推湘江。湘江是湖南最大的河流，也是荆江南岸最大的一条支流，六千万湖湘儿女，有四千多万生活在湘江流域。这是由三湘——潇湘、蒸湘、漓湘等纷繁水系交汇而成的一条大河，这也是湖南一地被人们称为三湘大地的原因——它是根据湘江的三个重要源头命名的。说起来，湘江干流其实并不长，仅有八百余千米，但流域面积近十万平方千米，约占湖南全省面积的一半，尤其令人惊叹的还是她的水量，在沿途接纳了潇水、舂陵水、耒水、洣水、蒸水、涟水等一千多条大小支流后，湘江水势已变得如此雄浑浩荡。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经干过一件很疯狂的事——徒步穿越湘江，从湘江口一直走到了一条河流的尽头。无论是谁，一旦走近这条河，都能感觉她的流量之大，湘人王闿运曾出此狂言：“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这句话其实并非狂言，湘江水注入洞庭，汇入长江，多年平均入湖水量为七百多亿立方米，这一水量超过了中国七大江河水系中的黄河、淮河、海河和辽河等四大水系，和流量位居第三的松花江不相上下。这么说吧，如果她不是长江的一条支流，而是一条独立的河流，在中国七大江河中至少是名列第四的大河。而一条支流拥有如此之大的水量，足以让它在长江中游扮演举足轻重、推波助澜的角色。

当走近这条大河的一刹那，你总忍不住要多看她几眼。

当你凝视她的那一刻，眼前已闪过无数浪花。

2011年夏天，我从长江上游一路走来，穿荆江，过洞庭，然后，几乎是下意识地转身，奔向了湘江。若要看清楚荆江、洞庭湖和长江中下游的历史与现状，湘江是一个撇不开的事实。若是撇开了，我甚至无法对接下来的内容进行叙述，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将被抽空，没有来由了。

先从这条河的水资源说起，一个河流拥有如此丰富的水资源，自然会激发人类开发的热情，想不动心都不行。连一向敦厚沉稳的华国锋也怦然动心了。湘江孕育了一代伟人毛泽东，在那个时代，湖湘儿女对这条河流倾注的感情有多深，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理解的。而在那个时代，一个与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有着密切关系的名字也是很难绕开的——华国锋。湘江流域一系列水利工程的大手笔，如著名的韶山灌区、欧阳海灌区、东江水电站，还有数以百计的大中型水利工程，大都是在华国锋主政湖南时干出来的，又大多是在毛泽东时代干出来的。

这第一个大手笔，就是韶山灌区。

一首湘中民歌：“高山顶上修条河，河水哗哗笑山坡。昔日在你脚下走，今日从你头上过……”这首民歌，曾在三湘大地广为传唱，歌唱的是湖南省最大引水灌溉区——韶山灌区，这一工程的策划者与指挥者就是华国锋。华国锋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中共湘潭地委书记。这里是湘中红色丘陵盆地的一部分，守着一条水势汹涌的湘江和湘江中游一大支流涟水河，这里人却世世代代喊渴，缺的其实不是水，而是引水的灌渠。1965年7月1日，酝酿了多年的韶山灌区工程终于开工了，华国锋担任工程总指挥。经过十万民工将近十个月的日夜奋战，这一浩大的水利工程竣工了。

我在此仰望。这是一座从头到尾都必须仰望的工程。整个工程大体由洋潭水库、总干渠和左干渠三部分组成。洋潭水库位于湘江左岸支流涟水河中游，利用湘乡和双峰县境内的一道天然峡谷作为进水口，从而成了韶山灌区的蓄水、引水枢纽。一条长达两百多千米的干渠，从这里出发，蜿蜒穿行于苍山之中，被人们誉为“韶山银河”。它也的确宛如一条天上的银河，这是异常艰险的穿越，沿途穿过一条条隧洞、渡槽、桥梁，这也是工程最艰险的部分。仰望着一条银河，从山的这边忽然消失，又从山的那边哗哗涌现，让人倍感神奇。我知道，最神奇的还是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又是靠怎样的力量和智慧，在难以逾越的山岳之间打通了一条人间的天河？

能够解开这个疑团的，还是那些过来人。湘乡市山枣镇的吴天根老人，就是当年的十万民工之一。这七十多岁的老汉，当年还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壮实汉子，如今已苍老得连眼窝也凹陷下去了。他们的工地，在洙津渡，这也是山枣镇一个古老的渡口，韶山灌区北干渠的第一座渡槽就建在这里。这也是整个韶山灌区气势最宏伟的一座渡槽。老人把我带到这里，夏日的阳光异常强烈，老汉头上的草帽已经晒成了焦黄色，裂开了。我也是满脸流汗，汗水模糊了眼睛，模糊着，看见一个当年的民工指着一座巍峨的渡槽，诉说着当年施工的艰辛和苦难，一段模糊的岁月又渐渐变得清晰起来。比这老汉难懂的湘中土话更清楚的，是逐渐变得清晰的目光。这渡槽长约一里，一部分槽身用“A”字形支架，还有一部分为六孔桥拱式支架，最大的一个跨河拱梁有三十多米宽，比桥底下的河流还宽。在那年头要建起这样一道拱梁，只能说是奇迹了。在韶山灌区工程管理局，听了袁建明局长的一番讲解，我才知道，这渡槽，当年是采取大型预制吊装与装配式相结合的办法建成的。那时候，这已经是最先进的施工技术了，韶山灌区也因此是一个样板工程。这里的许多技术创新，为后来的水利工程，尤其是跨河桥梁、渡槽的施工提供了经验，哪怕到了现在，仍然在广泛运用。这让我感到惊奇，也改变了我长久以来的一个观念，我总觉得那个时代的大型水利工程都是靠下死力气干出来的，没想到一个四十多年前的工程还有这样高的技术含量。这渡槽的名字有点奇怪，叫“吃涟灌万顷”，这是国务院原副总理谭震林命名的。但只要到这里来看过了，你就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了，感觉很形象，很真切。这渡槽，就像一条腾云驾雾的长龙，把涟水吃进去，又吐出来，灌溉着万顷良田。当年的湘中山区，不但缺水，更缺电。在这渡槽的进出口处，还建有一座水电站——洙津渡电站，年平均发电量近两千万度，就是这强大的电流把湘中山区变成了不夜的山村。还没走到这座水电站，我就感到了它的气势，那发电的尾水以倾泻的方式飞入涟水，形成一道气势磅礴的飞瀑，又与渡槽不远处的一座被前人誉为“楚南大观”的万福桥遥相呼应。当水珠飞溅到我身上，在这酷暑的烈日之下，我终于感到了一丝清凉。

韶山灌区不仅是一个大型综合水利工程，如今也是湘中著名的水利风景区。人们大致总结出灌区十大工程景观，这个“吃涟灌万顷”的渡槽只是其中一景，还有高坝平湖——水府庙水库、洋潭飞渡、三湘分流、云湖天河、韶山银河、楠竹长虹、石牛横渡、红星飞渡等叹为观止的景观，若要一一描述出来可以写一本书了。我只能选择放弃，但有的工程又是我无法舍弃的，如“三湘分流”。沿北干渠，一路翻山越岭走到湘乡芦塘寺水库前边，忽然听见头顶上传来汩汩的流水声。仰头一看，又是一座凌空而驾的大渡槽，这是一座向灌区四周分流的渡槽，一条船正在我的头顶上经过。看来，当年人们在修渡槽时，不只是考虑到了农田灌溉，还考虑到了航运。这渡槽里竟然可以行驶载重二十吨的木船，在湘中的支流水系上，这已经是大船了。这里不但可以行船，在渡槽出口，还有一个利用大山塘改造而成的船坞，可停船舶。这里，也是韶山灌区管理局所在地。走到这里，真是由衷地羡慕他们，以至感慨。当年修了这么一个艰巨而浩大的工程，这里的自然生态竟然看不出丝毫的破坏，或是当年保护得好，或是后来恢复得好。眼前，这一曲青山，一道流水，一阵阵清风从绿树的清幽之中吹来。所谓风水，这就是最好的风水了，谁不爱这清风与流水呢？我沉浸在风水中，都有点舍不得走了。

云湖天河是韶山灌渠右干渠上的第六座渡槽，这条全长近一里的渡槽，当年只花了七十多天时间就顺利建成了。它一跨公路，二跨铁路，这座渡槽的设计意图之一，就是不能因重点水利工程的建设而改变当时的交通格局。建成之后，它也成了一道奇特的景观，有一首民歌这样描述：“一条天河落人间，飞渡云湖两岸边。汽车火车水下过，空中能游十吨船。”这渡槽上也有行人道。我气喘吁吁地爬上渡槽，忽然有如神人一般的飘然之感，云在头上飘，人在空中游，还真像是在云湖天河中遨游。看这云湖天河之下，又是一片如同油画般的田园景色。这也是华国锋的得意之作，他亲自为渡槽题写了四个颜体大字“云湖天河”，如今还刻在引水渡槽与湘潭至韶山公路的立体交汇处的槽身上。后来，华国锋几次回湘潭，他都要来这里看一看，又无论人生坎坷宦海沉浮，都心系民生之多艰。

穿行于灌区，还有众多如同血管脉络的支渠、斗渠、毛渠。整个灌区工程，横贯湘中的双峰、湘乡、湘潭、宁乡、望城等县市，把涟水、涓水、靳水、紫云河等湘中四水流域连接在一起。灌区面积达两千多平方千米，把近七万公顷一百多万亩长期处于干旱状态的田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良田。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这规模宏大的工程，不但没有减少田地，还新造了近七千亩农田。

应该说，这是毛泽东时代留下的一个经典的水利工程，也是一个当年设计、当年建成、当年受益的综合水利工程。这也是华国锋一生中的一个壮举。之所以这样说，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这个工程，在华国锋之前的几任省委主要负责人都因种种顾虑而一直未能做到，是华国锋把它变成了现实。这既是十万湘中儿女用血汗铸就的一座水利史上的丰碑，也是华国锋人生历程上的一座里程碑。当年，华国锋也因为主持修建了这一民生水利工程而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这也是华国锋在“文革”初期被打倒又被毛泽东钦点复出并委以重任的原因之一。在毛泽东眼里，这个厚重少文的年轻人，是一个政治上靠得住又相当稳重踏实的实干家。

华国锋一生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贵在鼓劲”，但他也一直强调“科学精神”。与同时代许多盲目上马的工程相比，韶山灌区经受住了历史的严峻考验。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它依然是湖南省最大的引水灌溉工程，也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具发电、防洪排涝、航运、工矿城镇供水、养殖等综合功能的大型水利工程，来这里参观的人无不交口称赞、打心眼里佩服。

1970年7月，继韶山灌区之后，湘江流域又一个大型水利工程——欧阳海灌区开工了，华国锋担任总指挥长。这一个水利枢纽工程，位于湘南桂阳县境内，以拦截湘江上游支流舂陵江而成。说到舂陵江，还有一则趣事。当时，华国锋已是主政三湘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他在向毛泽东汇报欧阳海灌区工程时，在报告中把“舂陵江”写成“春陵江”。毛泽东一下看出问题了，对他说：“小华，你搞错了，把‘舂陵江’写成‘春陵江’，这个‘舂’字下面的‘日’字是开了口的。舂陵江发源于九嶷山，最后汇入湘江。”这一字之误让忠厚的华国锋禁不住脸红了，不过，虽然挨了批评，但毛泽东还是非常支持建设欧阳海灌区，而毛主席渊博的知识，惊人的记忆力，以及对三湘四水的了如指掌，更让华国锋钦佩不已。尤其让华国锋感动的是，毛泽东指出了他的一字之误后，还饶有兴致地给他讲起了舂陵江的典故——相传，舂陵是一个古人的名字，他在这一带一直为人民做好事，后代人为了纪念他，把这条河改名为舂陵江。

在文化造诣极深的毛泽东面前，厚重少文的华国锋从不多言。但毛泽东引用这个典故的寓意，他一下就听懂了，他激动不已，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把他比作那个一直为人民做好事的舂陵啊！

在桂阳县，古有舂陵，今有欧阳海，都是为人民做好事的。欧阳海灌区原名湖溪桥水库，就是为纪念爱民模范欧阳海而更名的。桂阳县是欧阳海的故乡，这位年轻战士在列车风驰电掣而来的铁轨上，舍身推战马，勇救人民生命财产，演绎了感动一个时代的英雄壮举，也实践了自己的人生信仰：“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牺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也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作为总指挥长的华国锋，显然也希望每个参与这次水利大会战的指战员，都能以欧阳海精神来鼓舞和激励自己。

按设计规划，这是一个以防洪灌溉为主的水利枢纽工程，兼有发电、航运等功能，在丰水年份，主要靠水力发电来维持整个库区工作正常运转。一副蓝图上描绘出的主要建筑物有混凝土双曲拱坝、下游砌石二道拱坝、左右干渠渠首建筑物、斜面升船机、电站厂房和引水系统等，水库采用坝体开大孔口泄洪。那个时代，有太多的政治运动，谁要想为老百姓干点事实就会被扣上“唯生产力论”的修正主义大帽子。哪怕像华国锋这样被毛泽东信任的人，也时常会遭受冲击。华国锋最担心的事情很快发生了，工程一上马，就有一些人起来造反，这对工程建设干扰很大，也让施工进度时常受阻。整整四年，华国锋在为这个工程呕心沥血的同时，也顶住了一次次政治运动对工程建设的冲击，历经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奋战，欧阳海水利枢纽工程终于全面竣工了。实践证明，所有的设计意图都实现了，甚至比当初的设计还要好。这一工程除了发电，更重要的是一举解决了郴州、衡阳这两个湘南地区的水旱威胁。这也是华国锋“抓革命，促生产”的又一杰作。

回顾一下，从南下一直到上调中央之前，华国锋数十年来一直在湖南工作，他也把湖南视为他的第二故乡。湖南是一个农业大省，华国锋长时间主管农村工作，无论风云如何变幻，他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抓生产。别的不说，只说他在湖南工作期间兴修的大型水利工程，除了韶山灌区、欧阳海灌区，还有洞庭湖排涝工程、东江水库、涔天河水库、风滩水库、柘溪水库等。若以平常心看华国锋在三湘四水修建的这些大型水利工程，尽管也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但你会发现，那个时代，湖南人很少在湘资沅澧等干流上大兴土木。尽管这些干流也只是长江的支流，但那时湖南人选择的都是支流的支流，韶山灌区是在湘江左岸支流涟水中游修建的，欧阳海灌区是在湘江上游支流舂陵江上修建的，东江水库是在湘江上游支流耒水上修建的，涔天河水库是在湘江上游支流潇水的支流涔天河修建的，风滩水库是在沅江支流酉水上修建的，只有柘溪水库是修建在资江中游干流上，而资江也是长江一条比较小的支流，根本就不能跟湘江、沅江等干流相比。

选择支流，尤其是上游支流修建水利工程，比在大江大河的干流上拦河筑坝、层层拦截，其实更接近真正的水利意义：一是上游多峡谷，地势窄，而水能丰富，比较适宜修建，投入也比较少；二是上游人口和农田都比较少，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移民以及库区对农田的淹没，而这些贫瘠的大山沟原本就不适宜人类居住，移民甚至可以直接改变这里人的命运；尤其重要的是，此举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人类对自然环境和自然河流的破坏，可以让干流保持畅通无阻，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流域内生态的影响。——这些好处是一望便知的，只要你愿意走到这大山深处来看看。一个事实，我采访过的很多有良知而不同流俗的水利专家，也更倾向于在河流上游尤其是支流上修建水利工程。这样的工程也许不能与三峡工程这样的巨无霸相比，但集腋成裘、以小搏大，其综合效益并不比在干流上修建大坝差。一个最明显不过的例子，在长江上游干流金沙江上修建的两座水电站——洛溪渡和向家坝，其发电能力加在一起就超过了三峡。

用现在的眼光看，华国锋那时候也许并没有这样高瞻远瞩的眼光，他也不是水利专家，但他在湖南期间又确实没有在湘江、沅江等干流上大兴土木，更不说在长江上大动干戈了。从权力的巅峰上退下来后，华国锋还时常来湖南走走，也有很多湖南人时常去北京看望他，很多湖南人对华老是充满了真挚感情的。华老也时常和他们谈起三湘四水的水利建设，其中不乏经历了岁月沉淀后的反思。说到自己在湖南建设的水利工程，华老对韶山灌区最满意，连说了三个好字：规划设计好，工程建设质量好，经济效益好。而对欧阳海灌区工程，他觉得还不尽如人意，还可以干得更好，特别是灌区配套工程，就远不如韶山灌区。从一个老人对自己过于严厉的反思中，也能看出他对水利工程的严谨和精益求精。其实，欧阳海灌区工程也是一个禁得住历史考验的工程，先后获得国家优秀设计奖和湖南省科技大会奖，1982年又荣获国家优质工程银质奖。——这个迟来的奖项可以说是现实对历史的追认，在毛泽东时代，大多数水利工程都是在狂热之中仓促上马的，像这样禁得住历史考验的优质工程实在不多。如今，数十年过去了，欧阳海灌区工程的年发电量不但没有减退，还超过了原来的设计能力，水库蓄水正常，一直是解决耒阳、常宁、衡阳三县市农田灌溉的骨干工程。

眼见为实。当我从2011年的酷热与干渴中一路走来，沿途看到的都是干裂的土地，但走进韶山灌区和欧阳海灌区，这里的稻田一片葱绿，哪怕走到水田边上，也看不到丝毫干旱的痕迹，这里有的稻田还养了鱼，稻子长得好，鱼也游得欢。这大片稻田的边上，就有一条水渠，一渠哗哗流淌的清水，那水真清啊。几个村民和小孩正在水渠里游泳。这一路上我看见了太多干得冒烟的渠道，乍然看见这碧波荡漾的渠水，两眼一下清亮了。我扒下一身被汗水湿透了的衣裤，跳下水，也和他们畅快地游在了一起，一边游，一边打听，这水是从哪儿流过来的？我的猜测没错，这水正是从欧阳海水库流来的。一个和我年岁相仿的农民说：“欧阳海灌区在今年大旱中还发挥了大作用，可毛爹爹去世了就没有人搞水利了。”这话我听了不知多少遍了，几乎所有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农民都像同一个人，都在说着同样的话。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我更清楚了，也更感动了。2011年衡阳、郴州等湘江上游地区也遭受了严重的旱情，自开春以来一直持续高温少雨。欧阳海水库于6月22日开始限制发电，一个月后，又完全停止发电，这一切就是为了全面保证辖区内人民生活及灌溉用水。全面保证！这话让我心里一震，如今很少有人敢这样拍着胸脯说话了。说这话的是欧阳海灌区管理局供水公司一位姓杨的副经理。我问他，那么现在欧阳海水库里还有多少水呢？他随口就报出了两个让我放心的数据：“现在水库总储量在1.7亿立方左右，每天灌溉放水量在390万立方左右，进水出水还基本维持平衡。”

我一边在心里默算，一边想，这真是奇迹了，在这样的大旱灾中，还能保持这样一种平衡。而为了保证这个平衡，首先就要做出牺牲，由于停止发电，灌区每天47万元的收入没有了不说，还由水库出资从电网倒购电来供应水库周边四个乡镇的用电，这样一笔账算下来，水库每天要亏损14.7万元，如果加上停止发电的损失，欧阳海水库每天至少损失55万元。这笔账算得很仔细，但我采访过的每一个水库工作人员都毫无怨言，他们要对得住欧阳海这个名字，也要对得住当年为修建这个水库而流血流汗的老百姓，没有他们就没有这个水库。这些水库管理者非常清醒，他们只是这水库的管理者，而不是这里的主人，全面保证，是他们的承诺，也是当年修建这个水库的第一使命，确保粮食丰收。而从水库的管理方式看，也非常科学，他们一直严密监控测报系统以及气象台的数据，及早判断出旱情的来临，并于6月13日冷静地做出增加蓄水量的决定，这也给2011年的抗旱工作赢得了更多的水源。同时，他们又根据气象分析，对旱情雨情做出短期、中期、长期发展趋势的分析判断，更加科学地调度灌溉水的放闸量。

告别时，他们再次表示：“无论怎样，我们都会支持抗旱到最后时刻。”

真的，我很感动。如今，还有多少水库能像欧阳海水库一样，能够把一种精神坚持到最后时刻？或许，河流尚未干涸，精神就已经干涸了。

还有一个老人，也把一种牵挂坚持到了最后，又该说到华国锋了。

除了这些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华国锋也一直非常重视小水电建设。如今，湖南小水电装机已超过了二百万千瓦，接近全省发电装机容量的三分之一，但一些国字号的大电网和地方小水电的关系不协调。华国锋在迟暮岁月看到了这样一个材料，有个县大电网和小水电的矛盾还引发了群众性闹事，这让华老非常牵挂。他觉得，大电网不应该以大压小，而是应该扶助和支持小水电的发展。——这也许是一个迟暮老人最后的牵挂。

华国锋牵挂着湖南，湖南人也牵挂着他。无论华国锋本人如何大起大落，这个人一直都被湖湘儿女深深地铭记着，感念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像华国锋这样能为一个地方造福的“官”，也是值得铭记的。他也许称不上是满腹韬略的政治家，但绝对是一个实干家；他也许够不上伟大，却实实在在称得上“人民公仆”。对于他，这个词语其实是不需要打引号的。在华国锋逝世后，许多上一辈的湖南人，有的就是我的邻居，我的亲人，都自发地在家里设了灵位来祭奠他，在他的遗像前默默流泪，或伤心地哭泣。而他主持修建的洞庭湖排涝、韶山灌区等大型水利工程也郑重地写入了他的悼词，我不知道，有多少水利工程能最终被写入一个人的悼词，又有多少人主持兴修的水利工程能够最终盖棺论定？

唯愿，这不是人类对水利的悼词。

如果华国锋还健在，看到眼前这条湘江，他的双眼会不会干枯？

湘江北去，一路浩浩荡荡地奔向洞庭湖，奔向长江，然而此时，她正在我眼皮底下干涸、萎缩，直至枯竭。一路上看见，湘江的裸露河床越来越大，在骄阳下都已干得冒烟。这直观的描述，有湖南省水利部门水情分析佐证，湘江已处在六十年来历史同期最低水位。

有人这样形容：如今的湘江已是一条“轻飘飘的河流”。

这条轻飘飘的河流，暂时解除了人类被淹没的危险，却已变得危机四伏。许多被掩盖在水下的事物，譬如那些直通湘江的大大小小的排污口，现在都彻底地暴露出来了，走不多远，我就会嗅到一股恶臭味，就知道又将遭遇一个排污口。越是干旱，污染越是严重，那江底里剩下的最后一滴水，绝对不是人类的眼泪，而是毒药。

湘江的污染由来已久，曾几何时，这条“轻飘飘的河流”，又因严重的重金属污染而被称为一条“沉重的河流”。

无论是谁，沿着湘江走一遍就知道，从湘南到湘北，从郴州到岳阳，数以千计的大中型工矿企业林立在干支流两岸。在任何一种版本的中国地理教科书上，湖南都被称为“有色金属之乡”，甚至还被誉为全球极具盛名的“有色金属之乡”。湖南有十种常用有色金属产品产量居全国前三位，其中铅、锌、锑产量均居全国首位，湖南人倍感自豪。然而，这些有色金属基本上可以置换的是另一个让现代人诚惶诚恐的名字：重金属。

株洲霞湾，一个美丽得让人心仪的名字，但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的来历。只有这里的一些老人还依稀记得，早先的霞湾港很清澈、霞湾街很热闹、霞湾村很美丽。那是解放初期，霞湾港舟楫往来，霞湾街就这样应运而生了。三十多家商铺面邻湘江一字排开，吆喝声、铁匠铺铿锵错落的打铁声不断，空气中弥漫着鲜甜的豆腐味。如今，从株洲湘江大桥望去，位于株洲清水塘工业区的霞湾港烟囱林立，天地灰蒙蒙一片，当年的水湾甚至连四周的池塘都早已被推土机填平了。老辈们说：“这里原有二十三口清水塘，如今只剩一口臭水塘。”走到这里，不见清水，只见一堆堆堆积如山的原材料和工业垃圾。为什么都愿意在这里开厂呢？连傻子也知道，就因为这里有一条湘江，不愁没有水，也不愁排不了污水。从这里一路流向湘潭、长沙、洞庭湖、长江中下游的湘江水，其实根本就不用环保部门来监测，这水怎么样，连瞎子也看得见。走到湘江边上，裸露的红色泥土上遍布着死鱼，这里的田地也是一片荒芜了，杂草丛生。不怪这里的农人懒，一个村民说，从巨大烟囱排出的废气，在空中旋转打滚，遮天蔽日，还有带腐蚀性的浮渣掉落在村庄里，落在脸上滚烫滚烫的。一个农人也许不知道啥叫重金属，“镉”又是个什么东西，但他们知道，这里的水不能吃不能用也不能种庄稼，就是种了自己也不敢吃，卖了也是害人，这种昧良心损阳寿的事情他们不能干。一个村干部说，村里两千多亩田地大多污染了抛荒了，村里的青壮年大都只能靠打工为生，就是打工也不愿在这里打，宁可背井离乡去外地打。

2006年新年伊始，一个危机事件突然发生了：湘江镉污染事件！

1月7日，湘潭市环保局对污染源区域被污染的水塘采样监测，积水的镉浓度超标四十倍，有的水域甚至高达二百多倍以上。

也就是从这个事件开始，很多湖南人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还有一种叫“镉”的致命金属。我也是通过这个事件，才大致搞清楚了这东西到底是个啥玩意儿。——镉，它和锌一同存在于自然界中，人类在19世纪才发现它的存在。应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而且还真是难以发现，镉在地壳中的含量比锌少得多，又常常以少量包含于锌矿中，很少单独成矿。而金属镉比锌更易挥发，因此在用高温炼锌时，它比锌更早逸出，也就逃避了人们的觉察。这也注定了镉不可能先于锌而被人们发现。这一发现让人类找到了一种能有效吸收中子的优良金属，后来广泛用于钢、铁、铜和其他金属的电镀，随着科技进步，又用来制造体积小、容量大的电池。镉的化合物还大量用于生产颜料和荧光粉，而它的鲜明的硫化物所制成的镉黄颜料，广受艺术家的欢迎。然而，在广泛应用的同时，这一闪烁着银白色光泽的金属正在成为人类的杀手，世界环境污染八大公害事件之一富山事件的主要污染物就是镉，镉污染在重金属污染中排第二。镉一旦进入人体，其排出速度很慢，短则十年，长则二三十年。镉可致人急性中毒，严重者可出现中毒性肺水肿或化学性肺炎，因急性呼吸衰竭而死亡。镉引起的慢性中毒则会致癌，还会导致肾脏损害、肺气肿﹑贫血等，由于它能把骨头里的钙置换出来，让坚硬的骨头像玻璃一样易碎，一旦患病，则痛不欲生，如同缓慢的凌迟，曾有死亡者，身上发现有五十多处骨折……

把一种金属元素描述至此，我已经毛骨悚然，这种有毒的文字对读者也是一种残忍。这次镉污染事件，其实不是第一次发生，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发生，这将是我最不情愿又不得不反复续写的一个话题。

事件发生后，株洲天元区新马村有一百五十多位村民在体检中被查出慢性镉中毒。这病其实早就上身了，但他们一开始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怪病。现在得怪病的老百姓太多了，老百姓得了病，没钱治，只能找乡村医生看看，这些乡村医生又没有现代化的仪器设备，自然也查不出个所以然，也就一律被当作了疑难杂症。最苦的就是这些最底层的老乡了，他们也没钱去大医院看病，只能痛苦地拖着，拖到最后，一个个被折磨得痛不欲生时，也只能发出悲惨而绝望的哀号。夜深人静的时候，这哭声伴随着河流的流逝断断续续地传来，听起来特别瘆人，就像一条河在哭。一直到死，他们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怪病，家里人也不知他们得的是什么怪病，无非是哭一场，就把这样一个莫名死去的人给埋葬了。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事件发生，那许多病死的人，还有这些正在被病魔折磨的人，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他们的病，是慢性镉中毒。

如今的官员不怕有事，就怕突然发生个什么“事件”。一件事和一个事件的意思是绝对不一样的。谁都知道，前一年发生的松花江污染事件，连国家环保总局局长都被迫辞职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时任湖南省环保厅厅长的蒋益民连夜赶到湘潭，当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了，可见时间之紧迫、事态之危急。危机发生了，才会有危机处置。

其实，把污染源调查清楚并不难。在那个黑漆漆的夜晚，大批环保官员已直奔湘江多处直排口，顶着早春凛冽的寒风，一个个打着手电搜寻着，如挖洞寻蛇打一般，严查每一个可能的污染源头。很快就查清了，就是不查很多人也猜测到了，罪魁祸首就来自株洲霞湾。一股祸水找到了，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找到了。非常吊诡的是，这次污染事件却并非偷排所致，而是由一个水利事故引起，株洲水利公司对霞湾港清淤导流，结果使大量含镉废水排入湘江。很偶然，但看似偶然，却又必然。株洲是湖南最重要的工业城市，也是全国十大污染城市之一。株洲的污染流入湘江，流向下游，又主要是通过霞湾港。而这貌似偶然的事故，也许可以让一些人减轻责任，但只要深入地探究一下，其实充满了更深的玄机。

许多人又心生疑惑，这样一个霞湾，对湘江的污染由来已久了，怎么直到现在才变成一个“事件”？

仿佛直到现在，很多人才忽然明白了，早一点行动，就可以多挽救一些人的健康。然而，尽管蒋厅长在深夜火速赶到，仍有湘潭市人大代表对他公开质疑，甚至不留情面地指责他失职，严重失职！理由是，你以前干什么去了？但这时，又有顾大局的领导发话了：“危机时刻，应对危机比追究责任更加重要。”

湘江流域的重金属污染，绝不只是一个株洲霞湾。最可怕的污染，还来自河流的上游，甚至是源头。而湘江上游一个污染重灾区，就位于郴州市临武县的三十六湾，这里不是湘江干流，而是湘江的二级支流甘溪河的源头。甘溪河，曾经是一条清冽甘甜的河流，一些上了岁数的人说，那水喝着，就像矿泉水，不，就是矿泉水。然而，当人类在这里真的发现了丰富的矿藏后，这条河也就流到了末日。灾难性的开采从20世纪末开始一直延续了十多年，尤其是从2002年到2007年这五年间，随着全球矿产资源价格一路飙升，钨从每吨两万元上涨到二十多万元，一下翻了十倍还不止，锌从每吨三千元上涨到两万多元，锡从每吨三万元上涨到每吨十五万元，价格的不断翻番，更加剧了人类的掠夺式开采。除了疯狂地挖矿，他们什么也不顾了，连命也不要了，污泥浊水裹挟着重金属源源不断地通过甘溪河涌入湘江。

有人说，在中国，如今想要找到干净的河流和找到干净的心灵一样难。

从某种意义上说，河流的污染也是从人心开始的。物欲横流，必然导致精神的水土流失。有人说，要想切断污染源，不是从河流开始，而要从人开始。人心太黑了，比污水还黑。就这样，一个不到五十平方千米的三十六湾，十万人演绎着猖獗而诡异的财富传奇。以前是十万大军修水利，现在是十万大军上矿山。更要命的是，十万采矿大军挤在山谷里，一旦山洪暴发就会发生巨大危险，然而，这些人好像都不要命了。这种疯狂的、不要命的掠夺式开采，不仅造成国有资产的重大损失，也给湘江上游流域带来了严重的重金属污染。

数百年前，伟大的卡尔·马克思就说过一个真理：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其实，当地政府对三十六湾的整治也像三十六湾的掠夺式开采和污染一样由来已久，但整治的口号喊了一年又一年，三十六湾的乱采滥挖和污染也是一年又一年，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变本加厉，越来越严重。有人大发横财，也有人深受其害，最苦的还是那些老百姓。从20世纪90年代起，嘉禾、桂阳、北湖区等地村民就没有停止过上访。村民上访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当地河道淤结，河床抬高，水土流失，存在行洪安全隐患，生态遭到破坏，田地不能耕种，水质严重污染，数万人饮用水出现困难。一个老乡说：“以前过河要撑船，现在挽起裤脚就能走过去。”此言不虚，我就看见过一辆拖拉机在河上跑，不仔细看，还真以为是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呢。

这些老百姓并不是傻瓜。很多老乡都说，若要动真格，除了治污、治矿，还要治黑！

在一个叫曾锦春的人被抓起来之前，又有谁敢相信，郴州最大的黑恶势力就是中共郴州市委纪委书记呢？最可怕的污染往往来自河流的上游，一条河流如果从源头就开始污染，将把污染从头带到尾。这其实也是对权力的一个很残酷的比喻。如果一个地方从权力的最上游就开始腐败，其中下层的结果也可想而知。在震惊全国的郴州系列腐败案中，市委书记李大伦、市长周政坤、市委组织部部长周清江、市委宣传部部长樊甲生、副市长雷渊利，还有那个曾锦春，郴州市的党政班子成员，几乎是被一窝端了，全都栽在了这个人称寸土寸金的小地方。李大伦被抓，我是亲眼看到了的。此人居然是一个“散文家”和“书法家”，当时他正在郴州举办的一个全国性散文论坛的主席台上，以解剖自我心灵的方式、无比真诚地谈着道义的担当和人文情怀的坚守，刚谈到一半，省纪委的人来了。坐在台下的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市委书记从台上走到台下，钻进了一辆等候着他的车，从此不见了踪影。他在监狱里写了什么，不得而知，但雷渊利副市长在羁押期间倒是留下了一首打油诗来剖析自己的罪行：“结交老板几十人，权钱交易数不清。党纪国法全不顾，身败名裂成罪人。”

矿床，成了腐败的温床，同时也成了河床的棺材。

想想，这样一伙人执掌了郴州的党政大权，又围绕这些矿藏，官、商、黑勾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疯狂而贪婪的利益链，这个世界还有救吗？这里边还有多少官员参股或直接占有所谓干股？

在整肃郴州官场系列贪腐案之后，事情终于迎来了转机。

三十六湾真正平静下来，还是2008年之后。这里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随着全球矿产资源价格急剧回落，很多矿主已经无利可图，也就不再非法开采了。这也让人深刻地感觉到，有时候，政府的有形之手还不如市场的无形之手那样有力。

如今，矿产资源价格依然处于低迷的状态，这给十多年来一直充满了火药味的三十六湾带来了一段难得的平静。这平静甚至让人觉得有些反常，在那些还没有被人类彻底征服的悬崖峭壁上，布满了还没有打通的矿口，当地老乡戏称为“独眼龙”，悬崖底下，是炸药爆炸后、大火焚烧后的山谷，散发出刺鼻的焦炭味。我最关注的还是河流，一条干涸的河流，像一条正在腐烂的死蛇，远处塘官铺水电站大坝已被十多年来乱采滥挖的尾沙吞没。水电产业曾是临武、嘉禾、桂阳等湘南三县最具优势的产业，也是华国锋在湖南主政时期留给这里人的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现在全毁了。由于尾沙淤积，大坝失去蓄水功能，电站、电排、水泵、大坝大多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据当地政府估算，直接损失超过两个亿。在甘溪坪村至坦下坪村一带，曾是山区少有的一大片平坦的耕地，三十多年前，临武县将这里树为“农业学大寨”的玉米样板基地。而今，这一千多亩良田全部被尾沙淹没，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只能靠外出打工和吃低保来生活。现在的河床，已经超过许多村民的屋基，村民们不得不在门前筑了一道防水墙。

临武县的一个干部感叹道：“短暂的繁荣之后，留下了长久的痛。”

拯救湘江，拯救母亲河！湖南人一直在疾呼。

但谁又能拯救湘江？又以怎样的方式才能拯救湘江？

又是疑问，又是悬念，我也只能又一次带着疑问和悬念出发，跟着这北去的湘江，以令人难以忍受的缓慢速度，走向洞庭……

七 问卜洞庭

一个无比尴尬的事实，当我抵达故乡的洞庭湖，居然找不到这个我最熟悉的大湖了。是的，她已在我的视线里退远，越来越远，远到一种渺茫得需要寻找的地步，甚至感到一种正在消失的危机。

对于我，她不只是地理上的中国第二大淡水湖，也是生了我、养了我的生命湖和母亲湖。从一开始，我就决定选择她——以洞庭湖为例，来追踪2011年长江中下游这场旷日持久的大旱。这样的选择无疑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感，甚至是一种本能。我就生长在洞庭湖和长江交汇处淤积起来的一片河床上，是喝着这大江大湖里的水长大的。在数以千万计的洞庭儿女中，我也是她血脉相连的一员，用母亲湖或生命湖来形容洞庭湖，这对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种像血缘一样的真实。我对洞庭湖的关注与生俱来，由来已久，并非只因今年这百年一遇的大旱以及干旱之后惊心动魄的洪涝急转，三百年一遇的暴雨、山洪与泥石流，顷刻间活埋了我家乡临湘的一个山村和许多老乡的生命。

很不幸，这些叠加在一起的巨大而复杂的灾难，竟然都发生在我的故乡。当北京两位我尊敬的师长在电话中表达对这些灾难、灾变的焦虑和关切时，我已经在路上。对于一个临近知天命的人，我心里十分清楚，若要弄清这诡谲的灾难、灾变及其背后难以言说的诡秘，必须走近她，抵达现场，直抵她的内心。

我找到了一个向导，李望生先生。以我对洞庭湖的熟悉程度，我的这次追踪采访从一开始就有点特别，我大可不必去采访别人，只需要访问自己的内心。但我还是谨慎地找到了一个对洞庭湖的前世今生更熟悉的向导，李望生先生，一个土生土长的洞庭湖城陵矶人。许多年来，他一直在长江航道局、洞庭湖城陵矶港工作，多年来一直关注长江航道和洞庭湖、鄱阳湖与江汉湖群水系的变迁，他也是洞庭湖和长江流域屈指可数的几位资深港史专家之一。对于洞庭湖以及长江，他无疑比我更有阅历，有更多独到的感受。我找到了他，他接受了，并且马上就推掉了手头的所有工作，看那神情他似乎早有准备，还有些义不容辞。

“你找我算是找对了，这是我饭碗里的事情。”他笑眯眯地说，但脸色沉重。

若要看清楚洞庭湖和长江，先要看清城陵矶。这将是一个我们反复打量的地方。这不是我的选择，这是江湖的选择。

从古岳州城中心的东吴大将鲁肃墓奔向城陵矶，一路沿着洞庭湖防洪大堤朝着东北方向行驶，短短十五千米的路程，很快就到了。这也就是城陵矶到岳州古城的历史距离。熟门熟路的老李，把我带到了一个视野辽阔的地方。这里是长江与洞庭湖交汇处的右岸，隔江与湖北省监利县的荆江北岸大堤相望。据《水经注》载：“江之右岸有城陵山，山有故城。”郦道元指的就是我们站着的这个地方了。我猜想，郦道元说这话时，是站在左岸发言的，感觉他还站在我们对面的荆江北岸，指点着什么。对这个地方，我虽说没有李望生熟悉，但也算很熟悉，不知来过多少次了，有时候是在岸边驻足观望，有时候是乘船游览三江口。事实上，至少是在2009年之后，如果还想看到比较辽阔的水面，看到洞庭湖那“八百里洞庭”的依稀模样，也只有在这里和岳阳楼上了。每次往这里一站，我的记忆与印象中只有水，天地间只有沉默地涌动着的大水。当水的辽阔充满了一种无形的力量，它绝对不会大喊大叫，也不会惊涛拍岸，大喊大叫和无比震惊的只有我们——人类。每来这里一次，我就被震撼一次。在这里坐船，也绝对不是轻松的“泛舟”，那种不可名状的沉重，会让你长时间地沉默，像这大江大湖里的水一样沉默。

此时，你会感觉城陵矶也以它突出的力量，表达着它亘古的沉默。它——洞庭湖与长江交汇处的一个突出的半岛——“南绾三湘、北控荆汉，扼洞庭湖贯通长江的咽喉”。城陵矶是长江中游第一矶，位列长江三大名矶之一。另外两矶分别是长江下游东岸安徽马鞍山的采石矶和南京城北郊幕府山东北角的万里长江第一矶——燕子矶。李望生说，长江三大矶，实际上也就是中国三大矶。这里原本也是岳阳县和我家乡临湘县（今临湘市）分界的地方，城陵矶一镇两县，在20世纪80年代初才合二为一，被整体划入岳阳市。听老李说，城陵矶在国外的名气尤其是水利航运上的名气比岳阳大得多，很多外国地图上都会标示出城陵矶在洞庭湖和长江中游的突出存在，却不一定会标示岳阳。

“你看见了没有？”老李指向远方的水面，风吹乱了他斑白的头发。这里是湖口，也是江口，风很大。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向南约一千米处便是洞庭湖和长江的交汇处——三江口，浑然中呈现出不同的水色，一是来自长江上游的北水——荆江水，一是接纳了三湘四水的洞庭湖水，在模糊的江湖汇合处，于是有了一条比较清晰的边际。这江湖水，水大时，还看不出明显的界限，越是枯水期，水位越低，越是泾渭分明。现在，我发现变了，换了以前，江水是浑的，湖水是清的；现在却相反，湖水浑黄，而江水变清了。老李解释说，洞庭湖水其实没多大的变化，还是原来的颜色，变了的是长江水。三峡水库蓄水后，长江上游的大量泥沙被淤积在水库内，这不只是三峡水库的淤积，江水涌出三峡后，由于水暂时变清了，随之带来夹沙能力的增强，未入湖的泥沙又淤积在城陵矶以下河段，尤其是城陵矶到湖北洪湖螺山河段，淤积更为严重。大量泥沙堵住洞庭湖口，洪水来临时，湖内水位抬高，埋下了洪水隐患，水位浅了，又堵塞航道。老李不仅是让我看到这些，还要让我看到另一个事实，现在的三江口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以前，这分界线应该在长江里，现在呢，在原来淤积的基础上，水位又大大降低了，这分界线又往湖里移了一些。这就是说，哪怕这样的低水位，也有被淤积托起来的因素，实际上的水位比这更低。

但三江口到底是哪三江呢？我好像从未搞清楚过。一种说法是，这里是荆江、沅江、湘江的汇合处，荆江一路奔波而来，湘江一路浩荡北上，还有娓娓而来的沅江，三水合流注入长江，而这里也就是洞庭湖入长江之口，于是造就了一个“大江环其东北，洞庭瞰其西南”的大境界，古人谓之“江会”。这样一个地方，无疑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水军争夺的要地。历史上，无论是北伐，还是南征，都会在这里展开殊死的争夺战。三国赤壁之战的古战场，就在城陵矶三江口下游不过百余里，沿途的黄盖湖、陆城分别是东吴大将黄盖、陆逊、鲁肃等重兵把守的沿江要塞。曹军赤壁惨败后，一路向三江口逃奔，想从三江口夺路北上，但在孙权、刘备两支水师劲旅的追击下，最终在三江口被打得落花流水，只得弃舟登陆，败走华容道，这才逃过一劫。这是一段历史，更像一段传说，但，至少是禁得住历史逻辑的推论的。曹操是强大的，但哪怕再强大的力量，如果不熟悉水性，一条可以给人类带来便捷的水路就会变成一条致命的危途，甚至是死路一条。

听了老李的一番话，我似有所悟。如果老李不说，我这个自以为对洞庭湖、城陵矶、三江口很熟悉的人，对这江湖的变化还真是一点也看不出来，甚至还产生了某种幻觉，洞庭湖和长江里还有这么多水啊，怎么会干涸呢？

那么，城陵矶的水位，现在，此刻，到底低到了什么程度？

历史需要参照物，否则我们会在现实中迷失方向。

这里有一个非常醒目的标志，不是岳阳楼，而是城陵矶水文站。那就去城陵矶水文站吧，它会告诉你一切真相。然而，老李居然在他最熟悉的地方找不到他最熟悉的那座水文站了。转了几圈后，他不得不打电话，向我们共同的朋友、城陵矶新港总经理徐忠诚问路，这才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很快，老李就把我带到了城陵矶水文站。

是这里吗？他凝望着，像在确认某些似曾相识的事实，又茫然了。我也在一旁驻足观望。十七岁从乡下进城，到现在，半辈子了，我还是第一次走近这座水文塔。也许从这里经过了，也许见过不止一次了，但没有任何印象。我也从未像今天这样来关注一座水文塔。这塔矗立在城陵矶港西侧，离我们刚才问道的上洋关很近，拐一下，顺着洞庭湖大堤直走，几分钟就到了。老李对这个站的历史地理是很清楚的。城陵矶水文站建于民国初年，一直是长江中游重要的水文站之一，既监控着洞庭湖水，也监测着长江水。每年入汛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就会以滚动的方式即时播报长江水位的变化情况，城陵矶水位，一直是让长江中下游流域、甚至整个中国揪心的焦点之一。

按说，无论从历史还是从地理上仔细核对，都没错。看上去，这水文站也真的很老了，不知是不是那座一百多年前的水文塔？

老李还在仔细辨认，我也越看越奇怪。这塔，虽说紧挨着洞庭湖大堤，但没有水了，它已经完全从洞庭湖里脱离出来，像一个被湖水抛弃的奇怪碉堡。我看见了湖水，从石块筑砌的塔基要走小半里路，才能走到湖边上。我走过的地方，是一大片湖水退走后裸露出来的滩涂，在一条行人踩出来的小径两边，只见散乱地堆着的沙石、疯长的水草、几洼浑浊的积水和烂泥坑。这无疑都是洞庭湖遗留的痕迹。荒滩上布满了牛蹄踩烂的脚印，几条牛，正悠闲地甩着尾巴吃草，腮帮上挂着白沫。一条牛听见了我的脚步声，忽然抬起头来，眼睛睁得很大，警惕地朝我张望。老天！洞庭湖竟然干涸成这样子了。我有些明白了，明白老李为什么那么茫然了。他可能也有一段时间没到这里来了，他不知道洞庭湖的变化有多大，干涸，水位降低，已经让一个大湖最深的地方也在不断地萎缩、后退，湖水已经退得相当远了。看上去洞庭湖根本不像一个湖，更像是一条河流。这个水文站，彻底被废弃了，它的存在已经毫无意义。然而，只要你仔细看，还能看到那残破的塔身上还有一轮一轮的洪水淹没、浸泡过的痕迹。这塔上有1931年的水痕、1954年的水痕、1998年的水痕，洪水的痕迹是那样难以磨灭，如同刻骨铭心的创痛。望着它，感觉洪水正一次次地漫过我的脑海，我的记忆里灌满了洪水。

这座废弃的水文塔，可以成为历史的参照物，但已经完全失去了对水位进行监测的功能。我们要找的水文塔显然不是它。老李又开始打电话问询，我们这才找到了一个新建的城陵矶水文站，就在离这里不远的七里山，还是叫城陵矶水文站。七里山，早已看不见山了，水位标志也不再是早先的那种垂直的标杆式的，现在是阶梯式的，一步一阶，一直延伸到湖水里，每隔一米便有一个水位标杆。这更方便于监测，也更科学。

我看见了一位正在实时监测的水文监测员，看上去很年轻，我问他现在的水位是多少？

他看了我一眼，说，还问什么啊，你都看见了。

是的，我看见了这个有着两层琉璃飞檐的亭阁式水文监测站。支撑着整个亭阁的是一根高大的立柱，和那座老水文塔一样，上面也有清晰的水痕，但看上去年代并不久远，应该是去年汛期水淹的痕迹，水位也很浅，只淹到了水泥柱的三分之一左右。而现在，它也已经完全站在干岸上了，周围长满了荒草，看那长势，最少也得半年多时间吧。当然，更直接的，还是水文标上的数字，从堤坝往下，延伸到湖面，只有最低处的一根水位标，被淹掉了一半。这就是说，洞庭湖已是最低水位，已经接近死水位。这水位到底是多少？我睁大眼睛看着，好像只有六米多点儿。这是低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也许是我的眼睛高度近视吧，而这时，他已报出了城陵矶精确的水位：6.10米，落。

要了解洞庭湖现在的水位有多低，先要了解洞庭湖的洪水有多大。

看这一组数字就明白了：洞庭湖城陵矶的防汛水位是31米，警戒水位是32.5米，危险水位是33米，保证水位为34.4米。

此时正值汛期，我高度近视的双眼，竟然看清了一种残酷的真实，洞庭湖水位真的低得只有六米了！这就是汛期的洞庭湖水位啊，它比2009年入秋后洞庭湖枯水季节的水位还要低得多，那时的水位是多少？很多人对2009年的秋天记忆深刻，而最清晰的记忆莫过于城陵矶水文站实时监测的水文信息：10月13日八时，洞庭湖城陵矶水位降至21.84米，创六十年来的历史最低。这个创历史最低的水位也比此时此刻的水位高得太多啊，我瞠目结舌。更残酷的事实是，如此之低的水位还在继续下降。你可以想象洞庭湖干涸到什么程度了。

我记住了这个日子，这个时刻，2011年6月1日，上午十一点。

我还从未如此精确地关注某个时刻。

对这样的水位、旱情，老李显然比我更懂。我看了他一眼，忽然发现他眼里深含着忧伤。老李，怎么了？我不该问。这一问，就触动了他心中最大的隐痛。他苦难的命运就是从这里开始的。1955年，他刚降生不久，他父亲去岳阳城里开会，然后坐船回城陵矶，在七里山水域，遇到一股横流水，船翻了，一船人全都像下饺子一样翻进了湖中，他那才二十出头的年轻能干的父亲，就这样被湖水夺走了生命。那时候就是这样，有太多的生命被流水无情地卷走。老李回忆说，那一年并未发大水，但洞庭湖比现在大多了，从城陵矶到岳阳城，这里还是水的天下，一大片江湖混流的水域，最便捷的便是走水路，坐船。而翻船、淹死人，几乎是每天都会发生，尤其是七里山、城陵矶这些矶头附近的水域，你就是水性再好，再会游泳，一旦落水也难逃一劫。

一次次狂暴的洪水淹没着我的记忆，也让我面对眼前干涸的洞庭湖本能地发问，为什么当年有那么多装不下的水，又为什么现在连一点儿盖湖底的水都不够了？从极端的洪水，到极端的干旱，到底是谁在施展这两极的舞蹈？

“洞庭湖出了大问题了！”李望生说。他又指着不远处的岳阳楼说，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的八个字基本上为洞庭湖排定了生庚八字“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老李解释说，洞庭湖水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北水——城陵矶以上的长江上游来水，它吞吐着长江，与长江荆江段紧密相连，休戚与共；二是南水——湘资沅澧四水，这四水虽说都名列长江的支流，但都是先入洞庭湖后才进入长江的。这也形成了江湖博弈的复杂水系格局，洞庭湖不仅要承接湘、资、沅、澧等四水来水，而且要蓄纳长江分流水量，无论是南水和北水，都要经由西、南以及东洞庭湖调蓄后才汇入长江，然后又通过城陵矶入长江。

李望生打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这个洞庭湖就像系在长江腰上的大水袋，也是长江中下游区域唯一一个江、河、湖泊吞吐自如的“水袋子”。长江是穿洞庭湖而过，这和江西鄱阳湖就不一样，长江不进鄱阳湖。洞庭湖呢，长江上游来水在贯穿了好几个省穿过三峡进入荆江之后，先要通过荆江四口进洞庭。每年入汛，洞庭湖都要承载长江中上游无法承载的洪水量，同时，她还要接纳湘、资、沅、澧四水，加之湖南本身的雨水充沛，这无数的水流纷纷涌进洞庭湖，又只能通过东洞庭湖城陵矶这个出口再进长江。洞庭湖有八口来水，却只有城陵矶这唯一的出口。城陵矶水位为什么那样令人揪心？它与江湖生死攸关哪，所以，每年一到抗洪的时候，湖南防总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抢占洞庭湖！”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水库都不要蓄水，先把水赶快放掉，赶快让这些放出来的水进洞庭湖，洞庭湖水满了，就顶住了长江入洞庭湖的洪水。如果你弄晚了，长江水先入了洞庭湖，洞庭湖满了，湖南四水就进不了洞庭湖，这三湘四水流域就将泛滥成灾，造成大范围的内涝。在长江中游两千余年来有史记载的二百多次大洪水中，洞庭湖与长江形成了一种“西进东出，融合一体”的江湖关系，对肆虐的洪水不同程度地起到了“化解”尤其是“削峰”作用，对长江洪水、洪峰的削减率接近三分之一。

说到这里，李望生给我讲了一个故事，长江龙王朝洞庭。君山岛上有座洞庭庙，洞庭龙王庙。洞庭湖水此消彼长，潮起潮落，大水从未淹过龙王庙。每年入汛之后，长江水一路奔腾，浩浩荡荡地涌入洞庭。这就是长江龙王朝洞庭，意思是说，长江龙王到洞庭龙王这里来朝觐，来求救，它这一路从上游疾奔到了中游，已是疲惫不堪，不堪重负，请求洞庭龙王收留自己，在这大湖里安歇安歇。这是一个流传久远的江湖传说，仔细一想，又很有道理，它非常传神地描绘出了洞庭湖和长江的关系。长江洪流入洞庭，让不堪重负的江水得以暂时分流，一下减轻了长江的压力，而洞庭湖仿佛就是大自然为了调蓄洪水而特意安排的一个大湖。

我惊叹，大自然真是充满了天赋，老天爷真是太伟大了。上苍特意为江湖安排了这样一个地方，来完成水流巨大的能量转换，而城陵矶三江口堪称是一个能量转换的大师，让天地间保持一种自然平衡。然而现在，在这个洞庭湖最深的、水域辽阔的“江会”之地，范仲淹笔下那个“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洞庭湖连影子也看不到了。这个平衡显然已经被打破了，洞庭湖从难以承受的洪水之重急遽地向难以承受的生命之轻转化，这平衡的江湖正在倾斜，失重……

“连洞庭湖都没有水了，简直是没有道理的！”老李连连摇头，他接下来的一句话让我吓了一跳：“如果城陵矶都干了，洞庭湖就死了，彻底死了，长江可能只剩下一条小溪沟！”

这是危言耸听吗？以我对老李的了解，他绝对是个厚道人，也是个性格温和的人，还从来没把话说得这么绝对。

八百里洞庭，是我们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这里，先必须确立一个基本的事实，八百里洞庭，到底有多大？

从一开始，我就是带着这个疑问出发的。在出发之前，我先翻开了洞庭湖地图，不是一幅，而是几十幅，每一幅都是不同的。一幅一幅地揭开，就像揭开一层层历史，才知道洞庭湖有多大，洞庭湖的变化有多大。

这也是我和老李在车上一路谈论的话题，除了洞庭湖，我们已经没有了别的话题。

追溯最久远的洞庭湖，应该从没有地图的洞庭湖开始。洞庭湖，原为古云梦泽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洞庭湖是随着古云梦泽的消失而诞生的。在地质史上，洞庭湖与江汉平原的古云梦泽同属于“江汉——洞庭凹陷”，对她的历史性确认却一直没有完成，她到底是古云梦泽在江南的一部分，还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水系而存在和发展的？没有答案，或者说有太多的答案。但这样的演变史应该是可信的：从先秦到清咸丰二年（1852年），洞庭湖和古云梦泽在以各自的方式续写自己的命运，古云梦泽在不断地萎缩，一个大泽渐渐分为南北两部分，长江以北，湖泽变沼泽，沼泽变田园，直至消亡，这一个沧海桑田的过程，不是突变，是嬗变，最终形成了如今沃野千里的江汉平原。

沧海桑田，但总有亘古的标志存在。若想知道洞庭湖当时的中心在哪儿，先要找到这八百里洞庭中的一个神秘小岛，君山岛。“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这是唐人刘禹锡看到的君山。它很小，站在岳阳楼上看，每个人都会有刘禹锡这感觉。别看它是个不到一平方千米的小不点儿，却是上古神话传说中的“洞府之庭”。它更久远的名字也不叫君山，古称洞庭山，这就是洞庭湖变迁中的一个核心标志。洞庭湖最早就是环绕这座小岛逐渐形成的一个大湖，始有洞庭山，方有洞庭湖。

君山，我们不知来过多次了，但这次我们没有走进去，没有必要走进去了。以前，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们每次来都是坐船，现在也不用坐船上岛了。此刻，我们就站在离它不远不近的地方打量着，这曾经地处洞庭湖心腹部位的君山岛，现在也早已不是洞庭湖中的一个神秘小岛了，好多年前就成了一个半岛了，泥沙淤积，人类在它附近围垦、筑堤、修路，一条通往岛上的路修得很好，汽车可以一直开到岛上去。而眼下，在这个大旱年，如果不是特别熟悉的人，你根本看不出这是洞庭湖心的一个神秘小岛，它彻头彻尾变成了一个与无边的田野连成一片的小山包。

偌大的湖泊，到哪儿去了？

我在寻找。一直在寻找。寻找的艰难，让我一次次翻开手中的地图。以人类占有时空的局限和渺小，很多事物只有在地图上才能看得更清楚。在地图上，洞庭湖被描绘成一片静止的蓝色水泽，夹在湖北湖南两省之间，位于湖南省北部，长江荆江河段以南。她的形状是清晰的，像教科书上描绘的一样清晰：洞庭湖是一个东、南、西三面环山，只有北部敞着口的马蹄形盆地，西北高，东南低。从成因上看，是燕山运动断陷所形成的一个构造湖，第四纪至今，一直处于振荡式的负向运动中，形成外围高、中部低平的碟形盆地。在这个盆地边缘有桃花山、太阳山、太浮山等岛状山地突起和绵延起伏的环湖丘陵，中部是湖积、河湖冲积、河口三角洲和外湖组成的堆积平原，呈现水网平原景观。湖床自西北向东南微倾，底质为多泥或淤泥型，东、南、西三面有湘、资、沅、澧等水直接灌注入湖，还有长江三口、汨罗江、藕池河东支和华容河等河流水系，形成不对称的向心水系，源源不断地注入其中。这样一个水满为患的大湖，怎么会干涸缺水呢？

老李说，从洞庭湖的发育过程看，从先秦到汉晋时期，洞庭湖一直在长大。而洞庭湖真正变得波澜壮阔，还是到了东晋、南朝之际。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随着荆江内陆三角洲的扩展和古云梦泽的日渐干涸，人类开始在荆江江陵河段筑堤，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江陵金堤。对于江陵这道最早的人工堤防，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卷三十四之《江水篇》中记得很清楚：“江陵城地东南倾，故缘以金堤，自灵溪始，桓温令陈遵监造。”这个非凡的开端也是一个江湖博弈的开端，洞庭湖的命运由此开始了一个关键性变迁。——我在这里把它作为洞庭湖历史上的第一个关节点：一道金堤让江陵城在洪水泛滥中固若金汤，但强盛的长江上游来水在闯过三峡之后必须为自己找到出路，江北无路可去，江水便只能浩浩荡荡地涌向荆江南岸，而恰好，南岸就是沉降中的华容隆起的最大沉降地带和凹陷下沉中的洞庭沼泽平原。水往低处流，这是大自然的真理。大量长江水涌入洞庭湖，让洞庭湖的许多沼泽变湖泽，变成了一望无际、烟波浩渺的大泽。这蔚为壮观的景象被北魏郦道元忠实地记录下来了，他还特别指出，湘、资、沅、澧，“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会大江”，“湖水广圆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

这里面颇有戏剧性，正是北岸对洪水的围堵成全了八百里洞庭，让南岸的洞庭湖不断壮大。又加之古代荆江分水口多在北岸，南岸的洞庭湖区很少受到长江泥沙淤积的影响，又完全是一片不设防的自然湖泊，在为江汉平原年年岁岁泄洪的同时，她也发育得妩媚而丰满，闪烁着野生的健康色彩。从北魏到唐宋，洞庭湖水面进一步向西扩展，唐宋那些辽阔浩茫的诗文，是最真实最直观的见证：“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南天不见云。”这是李白《游洞庭湖》描绘的盛唐的洞庭湖。在杜甫的笔下，洞庭湖已是“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的大境界了。比李杜晚生六七十年的韩愈登岳阳楼时，看到的洞庭湖似乎更大了；“洞庭九州间，厥大谁与让？”在唐朝的天下，这已是无与伦比的大湖了。而我更相信“杜诗韩文”，杜甫和韩愈都是老老实实的写作者，他们的诗是诗史，少有李白夸张渲染的水分，应该更加实诚可信。到了北宋，范仲淹笔下的洞庭湖境界就更大了，“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一湖一楼从此进入了“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时代。一篇《岳阳楼记》，在洞庭湖前世今生的对比中，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清晰的参照系。

此时的洞庭湖还不是八百里洞庭，还远没到她的鼎盛时期，洞庭湖的面积还在继续扩展。又过了数百年，到了明嘉靖、隆庆年间（1522—1572），一代名相张居正又成了加速洞庭湖扩展的一大推手。张居正是湖北江陵人，为了保护湖北安陆的明显陵以及他自己家乡江陵的安全，张居正采取了“舍南救北”的方针，在荆江北岸筑起比桓温的金堤更坚固的黄檀长堤。也是在他的主导下，长江北岸的最后一个通道——郝穴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实施堵口。这使长江进入北岸的穴口基本堵塞，从此长江洪水只能南侵，此前江北的云梦大泽从此也彻底变成了广袤的平原。洞庭湖也由此成了长江荆江段唯一的分洪和泄洪处，水域不断向西、南方向扩展，逐渐形成了后来的西洞庭湖和南洞庭湖。这是洞庭湖历史上的第二个关节点。

尽管河流入湖三角洲不断向湖中伸展，湖面分割缩小，湖区边缘开始出现洲滩与分隔的湖群，但从公元4世纪到19世纪，洞庭湖一直在继续缓慢沉降，洞庭湖水系受长江分流南下影响，而洞庭湖也一直向东扩展。洞庭湖这一不断扩展的形势，一直延续到清道光年间（1821—1850），周极四百余千米，面积也达到了洞庭湖有史以来的最大值，达6000平方千米左右。至此，洞庭湖已进入全盛时期，八百里洞庭，名副其实，她也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华第一大淡水湖。复旦大学教授张修桂说，尽管唐朝末年开始流行洞庭八百里的说法，但是那只是一种好听的说辞。张修桂教授长期从事历史自然地理和古地图的教学、研究工作，他和谭其骧先生早年根据古文献研究洞庭湖的变迁，得出了洞庭湖从无到有，从有到大，再从大到衰落的结论。根据明末清初的《广舆图》判断，他认为，这幅地图描绘的是洞庭湖的全盛年代，有文献记载，“每年夏秋之交，湖水泛滥，方八九百里，龙阳（今汉寿）、沅江则西南之一隅耳”。其时洞庭湖“东北属巴陵，西北跨华容、石首、安乡，西连武陵（今常德）、龙阳、沅江，南带益阳而寰湘阴，凡四府一州九邑，横亘八九百里，日月皆出没其中”。

同荆江北岸相比，南岸的洞庭湖流域在很长时间都是一片不设防的大泽，在自然状态下调蓄着南来北往的洪水。诚如有人说：“一切历史，均可以在自然的演化中发现人类的因素。”洞庭湖演化为今天这样子，其中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人类因素。

那么，人类又是从何时开始在洞庭湖上围垦的呢？

这又到了老李的饭碗里了。他还真是一部随时都可以翻开的洞庭湖字典。但他说，谁也不知道人类是何时在这里开始围垦的。南宋时，洞庭湖的一些沙洲上就出现了一些零星的低矮堤垸，但那时候地广人稀，人口还很少，就是开垦，也是一些规模很小的零星开垦。人类在洞庭湖上大规模垦荒，还是从清代开始。这里边又有一个标志性事件，19世纪中叶，在郝穴堵口三百多年之后的清咸丰二年（1852年），“南北之争”终于演变成一个关键性事件——藕池决口。但要明白这个事件对洞庭湖的命运有多关键还要等待不少年。这里我们先摆出事实，那年入汛之后，洪水长时间高涨不退。荆州驻防的满族将军兼管堤务，他按照长久以来的“舍南救北”的老传统，拟向藕池开口，向南岸“消泄以杀水势”。但南岸依然严防死守，不肯掘口，他们的家园、粮食、牲口都在这圩垸里，他们怎能放弃呢？眼看北岸江堤危机四伏，驻防将军调来了军队，架起了大炮，对准南岸的防洪堤轰击，把堤打垮，让滔天洪水往湖南淹，“抢险人群纷纷逃命，南岸遂溃”。这并非江湖传说。这一次炮轰，彻底打通了藕池向洞庭湖泄洪的通道，北岸的水患解除了。在南岸堤防被炮击溃之后，由于民力拮据无法修整，结果1860年发洪水就完全抵挡不住了。长江洪水从藕池口大量进入，一路哗哗地冲出一条河流来，河流直接进入洞庭湖，随洪水裹挟而来的是长江上游的大量泥沙，加速了洞庭湖的淤积。随后又是同治十二年（1873年）松滋决口，加上原有太平、调弦两口，形成四口分流局面，藕池口和稍后形成的松滋口两条长江入洞庭的水道，洪水和泥沙淤积更加严重。——这也就是洞庭湖的第三个关节点。

在藕池决口半个世纪之后，许多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了。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查勘奏疏：“藕池为荆江南岸大堤，当日因江心沙洲太多，逼江溜直趋南岸，藕池正当西南顶弯之处，遂致冲成巨口，分引大溜。”最大的问题还是一个老问题，洪水带来了大量的泥沙，让洞庭湖的淤积更加严重，淤积造成的洪水也日益严重。也就在张之洞查勘奏疏之时，仅仅几十年，洞庭湖就淤积出整整一个县来——南县。翻开1825年刊刻的《洞庭湖志》，还根本没有这个县的影子。这是中国唯一由泥沙淤积和人工围垦而成的县，也是一个纯移民县。这一马平川的土地至少在三十年内还没有进入官方的视野，在行政版图上是一片空白。直到光绪十六年（1890年），这一片在洞庭湖上新长出来的土地到底该归属于谁，湖南湖北争执不休。对于土地，人类是从来不会停止争夺的。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倒也聪明，他将两省各县争执不休的新增土地划出了一个南洲厅。“民国”二年（1913年）湖南都督府下令撤销南洲厅，改称南洲县，次年又根据“中华民国”内务部复电转令，将南洲县正式更名为南县，一直沿用至今。

如今，我们站在东洞庭湖的君山，就能看见从不远处的南县长过来的芦苇滩涂。南县依然在不断地长大。一个县直接在洞庭湖上诞生，如同神话，真有某种海市蜃楼般的感觉，有些神奇，也有些虚幻。百余年后，这里已是一个人口稠密、面积超过一千平方千米、有“洞庭明珠”之称的大县了，也是洞庭湖商品粮基地的粮食大县。

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淤塞、萎缩后，直到1949年时，洞庭湖水体面积仍有4350平方千米，是现在洞庭湖的两三倍，依然是中国无可争辩的第一大淡水湖。

人类可以辩解，却无法否认，洞庭湖的面积一路陡降，是从1949年后开始的。洞庭湖伴随着新中国的历史进入了第四个关节点。

对洞庭湖大规模围垦的真正高潮还是1958年，“大跃进”的狂热和人民公社的体制，为人类对洞庭湖的大规模围垦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能量。在“以粮为纲”的思想指导下，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把粮食生产作为各级工作的重点。毛泽东当时把血吸虫防治和围垦产粮结合起来，全国各地刮起一股围湖造田风，人类对洞庭湖的围垦变得更加狂热。

1958年，湖南做出了找洞庭湖要钱、要粮的计划，这大概就是“钱粮湖”得名的来历。对钱粮湖的围垦，也成了这次大规模围湖造田的第一个标志性事件。这里原来是洞庭湖的一部分，与调弦河相通，而要围垦此湖，必须得先行堵住上游河流来水。于是，湖南方面向湖北省提出了“堵塞调弦口”的要求。这年5月20日，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江西省省长邵式平等，在国务院总理会议室举行了三省水利会议，会上确定了调弦堵口的决议。多少年来在“南北之争”中一直处弱势的湖南，在这之后逐渐占了上风。这一堵，荆江四口只剩下了三口。自然形成的江湖格局，又一次被人类改变。在此后三四十年里，因围湖造田及泥沙淤积，洞庭湖面积加速下降。淤积，是洞庭湖面积减少最重要的原因。淤积，貌似自然现象，却有太多的人祸作祟。而大部分的人祸，都是从良好的愿景出发，是为了造福一方。尽管对洞庭湖的围垦由来已久，但像这种有组织的大规模围垦还是史无前例的。围垦，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被视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每年的洪水退到哪里，田埂就修到哪里。毁灭，变成了建设；围垦，变成了围剿。

在围垦钱粮湖的同时，人类又开始向洞庭湖的另一部分——大通湖下手了。大通湖农场是否该围，一直是鄂、湘两省争论的重点。新中国成立前，两省各自施展政治攻势，就大通湖问题争论不休。湖北省的参议会议长何成浚一直给蒋介石上书，号称要成立“监刨委员会”，监督湖南人不能围垦对蓄洪有很大作用的大通湖，而以章士钊为首的湖南在沪“同乡会”则坚决反对成立该委员会，认为可以要求允许在洞庭湖进行围垦。

到了1958年，一个幅员辽阔的大通湖农场终于建立起来，随后便是君山农场、建新农场、屈原农场、黄盖湖农场……在地图上可以看到，今天占据了洞庭湖东、西、南、北水面的大都是1958年围垦起来的大大小小的农场，很多都是县级建制的大型国有农场，还有多如牛毛的由县区管辖的中小型农场以及全部或部分围垦出来的乡镇。这一路上，我沿途看到的都是圩垸，这是什么概念？一个黄盖湖，这还不包括湖北那三分之一的黄盖湖，大小内垸、堤垸就有二十多个，人口近十万，耕地和养殖面积有近三十万亩。这个面积，也就是原来的水域面积。这些大大小小的圩垸，几乎所有的村落、田园都是在原来的湖泊里围垦的。更让人惊叹的是一个时代的围垦速度，这个速度建立在军事化管理围垦之上。以岳阳县为例，那时还没有岳阳市，整个岳阳县的围垦实行军事建制，县长是总指挥长，而大的围垦组织属于团级建制；男女分成两大阵营，露宿在大堤上，三个月内不允许回家。

当年，还流传着一个大寨人与洞庭人的故事：郭凤莲带着几个大寨的老头来洞庭参观，在君山那边，大寨的一个老头随手抓了把黑乎乎的淤泥，又羡慕又惋惜：“这么肥沃的土啊，你们怎么还不开垦？我们大寨人在石头上都种出庄稼了。”事实上，那时候洞庭湖能够围垦的土地已经不多了，剩下的只是国家强制留出来蓄洪的天然湖面，可是这话还是刺激了许多当地干部。20世纪70年代，围垦的最后高潮来临。1975年，沅江县委决定一年建成大寨县，确定围垦四十八万亩湖田，建设成为高标准“大寨田”，计划每年夺取粮食过亿斤。县委调集了十万民工向洞庭湖进军，人力不说，在那个年代劳动力是最廉价的，只说别的耗资，就超过了1200多万元。结果这高标准的“大寨田”连1976年夏天的汛期都没有挺过去，当时外湖的水位也不算高，也就三十二米多，可是仓促围起来的堤垸占据了水道——也就是说，他们在根本不能围垦的地方围垦了。尽管弄了上万名劳动力上堤防洪，“严防死守”，但还是没有保住。为了防止整体坍塌，只好向省委申请炸开一部分堤蓄洪，当年颗粒无收。但人类在强大的主观意志控制下是很难吸取教训的，第二年，沅江县又出动五万名劳动力修复加固大堤，结果在1978年的洪水中多处崩溃。号称“大寨垸”的漉湖围垦区最终以颗粒未收而告终，但每一个人都坚守到了最后。

每年入汛，圩垸里的田园与村落就像处在一个被洪水围困的锅底子里。我故乡的江南垸也是一个圩垸，里边有个地势最低洼的地方就叫“锅底湖”。如今，这里连湖的影子也早已看不见了，全部变成了稻田。一个叫李若水的老干部，当年在江南垸蹲点。听他说，在经历“大跃进”后的三年“困难时期”之后，江南人加速了对自然湖泊的围垦，在公社书记的指挥下，那个场面非常壮观，水退到哪里，秧苗就插到哪里，那时候最激动人心的口号就是“插秧插到水中央，种田种到高山上”。湖田又黑又肥，特别适合于种稻子，几个月后，一茬稻子收割了，饥荒也就过去了。但洪水仿佛故意和人作对，每年，在早稻成熟的季节，眼看着田里的稻子一片金黄，渐渐散发出成熟的味道，水也看着看着涨起来。很多农人一大早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水。这水，除了被堤坝挡着，已经没有了任何出路，眼看着往上涨，在洪峰来临时，一天一两米地往上蹿，看得让你两眼发花，看着这圩垸里的一切事物，就像是个梦。最真实的就是一道堤，他们的身家性命就被这堤坝挡着。到了这个时候，洞庭湖区和长江沿岸的村民已经顾不上收割稻子，全村出动，在毛泽东时代则是编成营、连、排等军事建制，拼命加高加大堤坝，在堤坝上严防死守，人在堤在，保证不溃一堤一垸。你还不得不承认，这种人定胜天的信念与意志，和制度的力量捆绑在一起，有时候还真是强大的。从我出生的1962年到1998年，这三十六年的岁月，我一直生活在洞庭湖和长江交汇处，脑子里灌满了洪水的记忆，但还真没有看到江南垸溃堤溃垸，而这又反过来激励了人类的围垦。

这种坚守多少有些悲壮，抗洪英雄也成了和平年代最可爱的人。但很少有人想过，水往哪里去？人类总是把洪水当作战胜的对象，而真正的罪魁祸首说到底还是这种大规模的围垦。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姜加虎解释了围垦和洪水的关系：泥沙淤积主要是沉在湖的底部，就像是一个洗脸盆，淤积泥沙只会使盆子变浅，面积还变化不大，但是一围垦，就把大盆子变成小盆子了，面积缩小的效应非常明显。围垦不仅把盆子的边缘抢走，还逐步地往里推进。围垦影响着洞庭湖的调蓄量，因为洞庭湖面积缩小了，水位上升很明显。如果洞庭湖本身水位很高，长江再来水，它就没有调蓄作用了。堤垸是应该装水的，这就是说，人类这种“严防死守”是悲壮的，也是错误的。为了一个悲壮的错误，诞生了多少悲壮的英雄。

这里，我们就把1998年作为洞庭湖命运的一个分水岭。它是不是洞庭湖历史的第五个关节点，现在还很难说，但它无疑是洞庭湖命运的一个转折点。在经历了一次特大洪水之后，洞庭湖的命运迎来了一次重要的转机。在洪水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中央痛下决心，终于明确出台了“退田还湖、退耕还林、平垸行洪”的十二字方针。这十二个字的背后，是国家必须拿出巨额资金作支撑。这是共和国水利史上一次慷慨的付出，也是一项堪称伟大的德政。各地政府表现出了强大的执行力，当年底，像沅江围堤湖垸一样的许多圩垸被正式列入了“移民建镇，空垸待蓄”试点。“平垸行洪”是什么意思？就是把以前在洞庭湖围垦出来的圩垸全部平掉，清除行洪障碍，把从洞庭湖那里夺来的一切重新交还给洞庭湖，让已经被堵塞了半个多世纪的洪水重返畅通的出路。

这是人类第一次自觉地把从洞庭湖那里夺来的还给洞庭湖。

但无论是大自然的淤积，还是人类大规模的围垦，一个事实已经难以改变：今天，洞庭湖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之一，重点淡水渔区之一。尽管湖区面积只占湖南全省的十七分之一，粮食产量却占到全省产量的六分之一，棉花产量和水产品产量均占全省的一半左右。因此，它对湖南省的农业生产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为了这巨大利益，人类就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现在，就是我们想要退出来，也已经无法全身而退了。这个代价，实在太大。我们一方面从水利和生态出发，想要退田还湖，另一方面又要保证从战略高度出发，保护基本农田，这是老百姓的“吃饭田”“保命田”，而洞庭湖区的基本农田几乎都是围垦出来的，这又怎么能退出来呢？有的在大势所迫之下退出来，现在又开始复垦了，很多地方还专门成立了复垦办。我的文字触及现实，便充满了矛盾，充满了悖论。

走进洞庭湖，像钻进了迷魂阵。

一种倾斜失重的感觉，首先来自一道长堤，采桑湖大堤。就在我们从S306拐向采桑湖方向时，突然听见“嘭”的一声，我浑身一震，还以为轮胎爆胎了。司机停下车，我们下来一看，原来是一辆摩托车追尾，撞在了我们的车上。两个农民连同他们的摩托车摔倒在路当中，一个农民的手肘摔破了一块皮，还好，伤情不重，他们很快就扶着摩托车爬起来了。这是他们追尾，我们这车完全没有责任，但我们的车后轿和尾灯都被撞坏了，司机拨了交警的电话，等着他们来处理。这时我看见了那两个农民焦急的样子，像热锅上的蚂蚁，还看见了他们购买的小水泵，我突然明白了，他们这么急，也许是为了赶回去抽水抗旱。

“算了吧，”我对司机说，“你这损失，就由我来出吧。”

司机听我这么一说，就把那两个农民放了，把车开向了采桑湖的方向。

采桑湖大堤，也是通向采桑湖的一条路。堤坝修得高大结实，但这正是东洞庭湖最危险的一道堤。它南接国家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采桑湖管理站，西至渔场友谊闸，东临东洞庭湖，内接采桑湖，是两水夹堤堤段。历年的抗洪抢险，这里险情不断。

这道堤是1958年修筑的，为积极响应国家“围湖造田，丰衣足食”的号召，钱粮湖农场开始围垦造田，修建临湖大堤，连接钱粮湖北垸。垸内开垦良田数万亩，农场一跃成为当时江南国有农场中的第一大粮食生产基地。中国人有一个最大的优点，他们每干一件事，一个大工程，想到的是多个主题，多种用途。从一开始，这大堤不仅防御洪水，而且成为当时重要的一条交通要道。然而，他们又总是容易犯一个最大的错误，人定胜天，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们不但把洞庭湖偌大的一个子湖完全围垦成了农场，更致命的一个错误，就是在往日的湖州淤泥上直接修了一道大堤，一条路。

结果，第二年，1959年冬修水利，当大堤修到三十多米高程时，出问题了。大堤部分堤身首次出现明显的沉陷，堤顶、堤内外坡都绽开了裂缝，像锯齿一样。一条病险大堤，从一开始就已注定。从1959年开始到1973年，连续十四年时间，大堤出现严重的堤身沉陷、变形，而人类也就只能付出高昂的代价抢险整治，把大堤一次次加高增厚，又修筑内外平台来阻挡大堤开裂。但大堤仍然下沉不止，始终未达到设计高程，而且更加恶化，那些后来修起来的内外平台和外坡产生滑移、开裂、外鼓。于是，从1973年至1984年连续十一年时间，钱粮湖农场不得不逐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对其进行进一步整治。除加高培厚堤身外，对内外坡平台也要进行加宽培厚，并在外坡平台上植树造林。此外，在外坡还进行全面花岗岩块石护坡，护坡厚度达到一米。然而，隐患一直没有排除，到了1985年春季，入汛之前，在堤顶外肩部分堤段浆砌块石防浪墙上又出现了多处开裂，将防洪墙切断，出现断塌。堤外护坡块石下滑隆起严重，内坡出现纵向裂缝，呈弧形张开，向处坡倾斜。眼看又一轮洪水即将来临，连湖南省委省政府都急了，决定采用挖泥船对大堤全程沿堤进行吹填固基，这才基本确保了垸内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然灾害日益频繁，大堤由于长年浸泡，堤身出现险情的频率越来越高。1996年汛期，采桑湖塌陷地段连续四次出现内滑坡。1998年发生特大洪水，采桑湖塌陷堤段连续出现七次滑坡。到了1999年7月汛期，采桑湖塌陷堤段连续出现两次滑坡，而人类也不得不连续四年对采桑湖大堤滑坡进行整治，一是大堤取直加高，二是外坡整修和块石护砌，三是滑坡段铺土工膜和黏土铺盖层闭渗，并在原来的平台上又增设二级平台阻渗。在1998年的特大洪水之后，中央和地方财政逐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对大堤进行整修，但依然阻挡不住大堤的塌陷和开裂。2006年汛后，有关部门对大堤进行检查，发现采桑湖砼路面出现多条纵、横向裂缝，砼路面出现沉陷，多处堤身下沉，路面悬空。就为了这一个不该围的农场，一条不该修的堤坝，人类不知折腾了多少年，又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如今，它依然是洞庭湖最危险的堤坝，险情之所以没有发生，只因为湖水现在很少涨到堤脚了，这倒是人类没有预料到的。

从采桑湖大堤上走下来，朝湖底走时，一只公鸡领着几只母鸡在蓬蒿丛里觅食。

钻出这片比人还高的蓬蒿，我就看到了，一张阴暗之网——迷魂阵。这是江湖上一种最具毁灭性的捕鱼工具，网眼细密，在鱼虾洄游的必经之路上摆成长龙形网阵，只留一个进口，鱼儿只能进不能出，不论大小鱼虾一网打尽，连眼睛都没有睁开的小鱼也格杀勿论。这样的迷魂阵越来越隐蔽，有的只留下一个小塑料瓶作为标记，又有水草遮挡，没有经验的人根本看不出。他们摆设了迷魂阵，也和东洞庭湖湿地的管理人员玩起了迷魂阵。这里不是没有人管，还管得很严，但你就是拔了他们的迷魂阵，撕烂了，也不值几个钱，你就是把他们抓住了，也拿他们没有办法。一句话，他们干这勾当，也是山穷水尽的一种营生。罚款，他们没有钱，抓他们去坐牢，又还够不上。再说，他们也不怕坐牢，他们这日子过的，也比劳改犯好不到哪里去。

当我把镜头对准一个人和他的迷魂阵时，他竟然没有一点儿躲闪的意思，但他也懒得搭理你。这和那些高度警觉的挖沙船不同。人家那是日进斗金，他这是赤脚的不怕穿鞋的。财富决定着人们对于法律和制度的态度，暴利可以驱使人类去冒险，而最弱势的群体也能变得无所畏惧，无所谓。

这里就是采桑湖，一个充满了诗意的名字，到处飘满了死亡的气息。除了这些布下了迷魂阵的非凡捕捞者，还有许多偷猎、毒杀鸟类者。他们在这里暗设罗网，投下毒饵，甚至用录音机录下雄鸟或雌鸟的歌声，在这里反复播放，诱捕那些为爱而来的精灵。古老的洞庭，鬼影憧憧，却又有天鹅的舞蹈，白鹭的高歌。——这里是东洞庭湖湿地保护区的核心区域，也是中国（东洞庭湖）国际重要湿地示范区。

几乎每年的冬天，我都要来这里看看，看鸟。这里是鸟类的天堂，有时也是地狱。历史上，每年有三五十万只水鸟在洞庭湖越冬，但据近年科考数据，这一数字正在锐减。当一种生命大幅度锐减，人类就开始使用最精确的数字来说明问题。2003—2004年，这里栖息的鸟类为十三万多只；到2004—2005年间减少了两万只；2005—2006年已经不到十万只。这惊人的递减，在2007年大旱之后进一步加速。那些浪迹天涯的游子仿佛正在匆匆地告别这个世界，消失在渺远的时空之中。这也让守望着它们的人有一种铭心刻骨的伤痛。

印象深刻的是2006年冬天，一场淋漓冬雨之后，我还记得赵启鸿当时忧心忡忡的表情。他就是这里的“地主”——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他说，尽管洞庭湖素有“洪水一大片，枯水几条线”和“霜落洞庭干”之说，但从2003年开始，洞庭湖显然已不是一般的“霜落洞庭干”，也不是一般的“枯水几条线”，在进入枯水期后，在“霜落洞庭干”后，洞庭湖水量还在锐减，水位还在走低。对洞庭湖，他比我熟悉，对他的焦虑，我那时还没有太深的理解。我总觉得，干旱可能是暂时的现象，是反常的现象。然而，在连续经历了数年干旱之后，现在已经很少觉得干旱是一种异常的、反常的现象了，感觉洞庭湖的干旱很正常了，不干旱反倒有些反常、异常了。

现在想来，同眼前的干旱相比，我感觉那个水位实在不低了。那是冬天，是枯水期中的枯水期，但那天，我们走到这里来，穿着雨衣，还必须穿上笨重的高过膝盖的深筒雨靴。水不深，但是绝对有水，那是冬天冰冷的湖水。我们还不敢往湖心里走，尽管湖水中有裸露出来的沙洲，但还有大片水域。这是一双高过膝盖的深筒雨靴跋涉不过去的，必须坐船。并且这次来，不是枯水期，而是丰水期，不是“枯水几条线”的季节，而是“洪水一大片”的季节。我曾经那么害怕洪水，现在我多么想看到洪水，但连“枯水几条线”我也没有看到。是的，我特意选在了我当年走过的地方，没有任何空间的距离，只有五年的时间距离。我还应该交代一个事实，在我来之前，这里已经下过两次雨，而为了缓解洞庭湖和长江中下游旱情，三峡水库持续加大泄流量，截至5月26日，2011年已累计向中下游补水180.87亿立方米，把长江干流的汉口站、洞庭湖城陵矶站以及鄱阳湖湖口站的水位，分别较近期最低水位，回升了两米以上。然而，我眼睁睁地看见的，依然是大片裸露的湖床，干涸的淤泥布满了干旱的裂痕。远处的湖滩上长满荒草，哪怕朝更远的湖中心看，也只有一小洼一小洼的积水。沙洲上，湖滩上，随处可见晒干的蚌壳、螺蛳、死鱼。我就穿着一双皮凉鞋在这湖底里走，连踩出来的脚印都是干的。干涸，干渴，焦渴，焦干，干枯，干旱，我还能找到多少词语来形容一个同义的事实？我已口干舌焦，我只能沉默。

在沉默中，我兀自看着一条条刚踩出来的小路，扭扭曲曲地通向湖中心。

这里面或许也有共和国总理的脚印。一个难忘的镜头：6月2日，温家宝总理走下湖堤，蹲下身子，望着洞庭湖底拳头大的裂缝和大量已经腐烂、风干的河蚌和鱼苗，眉头紧锁。他脸上的褶皱，他沉默的眼神，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这个大湖实在需要一种注视。

很想看看那些鸟。还能看见五年前那四只小天鹅吗？我还记得那一刻的震惊，在迷蒙的冬雨中，一种美的力量蓦地惊现，一种属于生命的最高贵的优雅，在瞬间穿透了我，把我惊呆了。片刻之后，我才敢相信，我看见了天鹅，一共是四只。它们一身洁白，在成群的飞鸟中无比纯洁地出现，一下让所有的斑斓失去了意义。我听见了它们清脆的鸣声，叩、叩、叩……这不是大天鹅那种像喇叭一样的叫声，它们到底在向这个世界叩问什么呢？我无法说出那一刻我心中的感受，我突然想到了美学家高尔泰的一句名言，美是自由的象征。

这也许就是我对2006年采桑湖的冬天印象深刻的理由。

现在，它们去哪儿了？它们每一个是否也成了那每年以一万只的速度递减的万分之一？仰望苍穹，现在连回忆它们我也需要勇气。小天鹅是冬候鸟，祈祷它们一路平安地飞回了它们远在长白山或乌伦古湖的故乡。它们就是还留在这里，这干涸的湖泊和萎靡的湿地也让它们难以栖息。

守望着这些鸟类的人，脸上都充满了焦虑。他们说，如果保护区内水位低于24米后，湖州基本上都已裸露。整个保护区面积为1900平方千米，核心区域为290平方千米。现在，核心区水域只剩下了43.5平方千米，这是怎样的干涸状态。而他们最担心的是，气温如果继续升高，水位又持续走低，适合水鸟栖息的湿地将会进一步减少。这严重影响了洞庭湖的生态环境。大面积干涸，苔草生长期延长，对鱼类产卵繁衍影响很大。这也是洞庭湖的最后野生鱼类。而洲滩只有经过较长时间浸泡，水生植物才能生长，鸟儿才有食源。而现在大部分洲滩干涸开裂，候鸟来了，也没有食物，没有栖息地，最终只能选择离去。

采桑湖管理站是1991年建站的，整整二十年了，从最初的一两个人，到三四个人，到现在的五六个人，他们在这里孤独寂寞地守望。站长姓高，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人如其名、一米八几的高大汉子，高大力。见了他，你会感觉到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守护着这里脆弱的生态。他们管着三万多亩水域，除了采桑湖，还有大西湖和小西湖。在很长一段时间，这里还处于人鸟杂居的混沌状态。又要说到1998年了，洪水过后，中央下了最大的决心，“退田还湖，平垸行洪”，采桑湖的渔民开始陆续直到全部迁出，采桑湖实现全封闭管理。现在，这管理站四周已看不见民房，商铺，车辆、行人稀少。我们驱车十几里，路上也很少看见人。一幢白色小楼，形单影只，像是被隔绝在世界之外的一个标点。偌大的世界，人类还感到生存的空间越来越拥挤，只有这里还让我多少有一些地广人稀的感觉。

从建站到现在，高大力在这里干了二十年了，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如今已是一个年过不惑、满脸沧桑的大汉。现在他已是东洞庭湖管理局保护科科长，他的职责，仍然是保护。对这一方水土，他无疑是最了解的。他说，往年涨水季节，这片水域是鱼产卵、索饵的洄游地，到了枯水季节，水退后形成的浅水、沼泽、草地和洲滩，又是越冬候鸟和其他水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在这里栖息生存的物种资源和数量，占东洞庭湖的三分之二以上。这就是说，东洞庭湖保护区，三分之二是由他们在保护。

我知道，这是又苦又累的活路，他们的故事我也不止一次听说了。冬天，洞庭湖的冬天是很冷的，然而他们在寒风凛冽的夜晚更要保持高度的警觉，踏着冰凌覆盖的湖州、沙滩巡逻。有时候雨靴进水结冰，一路就像赤脚走在冰上。到了潮湿闷热的夏季，他们又要穿上不透水也不透气的胶皮水裤，一天最少也要在管区里跋涉四五个小时。皮肤都沤烂了，奇痒难忍，又无法把手伸到胶皮水裤里去抓挠，那种难受，说不出有多难受。常在湖边走，没有不湿鞋的，血吸虫病、风湿、肠胃毛病，这小站里的人无一幸免。这是他们的职业病。老高粗犷豪迈，他不愿说这些，但一说到他们的职责，他一脸的棱角和神圣便凸显出来了，他说：“我们做的这个事是很有意义的，人类是生物链中的一环，任何一个物种的灭绝都意味着另一个物种的危机，人，是不能独自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这话让我怦然心动。我忽然明白了我来这里的意义。

这个保护区不只有鸟类、鱼类，还有地球上最后的一群麋鹿。在地球上所有的物种中，也许没有比麋鹿长得更奇特的了，也没有比它们的命运更坎坷的了。中国人都叫它四不像：头脸像马、角像鹿、颈像骆驼、尾像驴。西方叫“大卫神父鹿”。这不同的命名，诠释着它们的命运。它们最早的故乡，就是长江中下游沼泽地带。茂盛的青草和水草，把它们养得像驴马一样壮实。这漂亮、健康、眼睛晶莹透亮的生灵，也曾是东亚最多的动物，却在汉朝末年的战乱与饥荒中近乎绝种，这里面有自然气候变化的原因，也有人类对它们的残忍捕食。元朝时，一些幸存的麋鹿被捕捉到皇家猎苑内，野生的麋鹿成了人类豢养的玩物。到19世纪时，只剩下在北京南海子皇家猎苑内还有一群，不久被八国联军捕捉，运到了遥远的大不列颠，从此这种中国特有的动物在它的祖国消失。幸运的是，英国的十一世贝福特公爵花重金收养了世界仅存的十八头麋鹿，放养在他的乌邦寺庄园中。更幸运的是，它们很快就习惯了那遥远而又陌生的水土，以极其顽强的生命力成了“世界珍稀动物”。

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动物保护组织的协调下，英国政府决定无偿向中国提供种群，阔别百年的麋鹿终于又回归了久违的故乡。但它们坎坷的命运还在继续，1998年的特大洪水，将湖北石首麋鹿保护区内放养的麋鹿顷刻间冲散，但洪水无法夺走这些顽强的生命，它们与生俱来的水性加上宽大的四蹄，让它们逃过了又一场浩劫，最终流落到了东洞庭湖一带。十多年间，它们已在这一方水土上安家，数量已经达到六十只，并且已经自然分成了三个群落。这也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本能，它们以这样的本能不断地分化，不断地拉开同一种群的基因与血缘的距离。大自然，大自然啊，只有面对大自然我才会一次又一次地惊叹，谁又能超越这大自然才有的神力。如今，这一群麋鹿已是野化程度相当高的麋鹿种群。在2009年1月8日，一个科学考察团在洞庭湖发现二十七头野生麋鹿，这是全球首次发现有野生麋鹿的足迹。我怀疑，他们是不是看走眼了，把这群放养的麋鹿看成了野生麋鹿？果真如此，也足以说明它们跟野生差不多了。好啊。但眼下，这群麋鹿又面临着它们命运中最严峻的考验，这个季节，正是麋鹿产仔的季节，如果洞庭湖像这样持续干旱下去，这些体长两米、重三百多公斤的食草动物的活动区域将大面积缩减，它们嗷嗷待哺的幼崽可能已经找不到干净的水源。它们能否挺过这个干旱的夏天又迎来洞庭湖秋天更漫长的枯水期？这就要看它们的生命力有多顽强了。但愿它们像我们人类一样顽强。

一群麋鹿的命运，其实也就是洞庭湖的命运。谁能拯救它们？

此时，我突然感到了自己的渺小，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阳光炙烤着热气腾腾的湖底。无论是三峡放水，还是一两场阵雨，短时期内都难以浇灌洞庭湖的焦渴。如果说以前的洪灾还有五年一遇、十年一遇、五十年一遇的周期律，现在的干旱则是连年发生。只要十天半月不下雨，接着就是严重的旱灾，洞庭湖竟然变得如此脆弱，长江竟然变得如此脆弱，而以前，哪怕一两个月不下雨，田里干旱了，洞庭湖和长江流域也不会有如此严重的干涸。干旱，让无数生命赖以生存的环境面临危机，还会引发大规模的鼠害、蝗灾，这不是假设，而是已经发生过了的事。食物链正在断裂，生物链正在崩溃。如果旱情不断蔓延，洞庭湖区的生态体系可能会彻底崩溃。已经有人预测，就算干旱就此结束，洞庭湖生态湿地的恢复，至少也需要十年。十年，又是一个巧合，这正好是一群麋鹿在洞庭湖成长的历史。

在我走向知天命的无数记忆中，只有太多的与洪水、淹没、惊涛骇浪有关的记忆，我的记忆还从未像现在这样干涸。从2011年5月下旬到6月上旬，我一直在寻找，一直在奔走，真有一种走向知天命的感觉。我已暗下决心，这次，一定要把这个大湖彻彻底底看清楚。我还是习惯叫她大湖，就像我早已习惯把长江叫大河。但我最终还是没有看清楚这个大湖，我唯一看清楚了的是，我们的母亲湖，生命湖，已经干涸见底了，大自然正以最彻底的方式向人类摊牌。

洞庭湖到底怎么了？在经历了一场罕见的秋冬春夏四季连旱之后，很多人都在反思，在发问。行吟泽畔的屈子，仗剑独立于暮天荒野之中，仰望着冥冥上苍，一连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而对于洞庭湖，人类的问题比屈子更多。

这也许是人类继屈原的天问之后的又一次天问。

一个贯穿始终的疑问：干涸，从何时开始？

从1998年的长江特大洪水以来，那种悲壮的抗洪记忆逐渐淡忘。尽管1999年的洪水也不小，来势凶猛，但退得也快。也就从这年开始，十多年来，长江中下游的洪水奇迹般消失。一道道国家投入巨资修建的大堤，徒具摆设的意义，很多关于洪水的问题，仿佛都已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一个世代的隐患如果真的从此消失，也是多少代人梦寐以求的。然而，在2002年之后，人类越来越感到有点不对头。水越来越少了，枯水期提前到来，汛期缩短，却常常发生洪涝急转……

2002年入汛后，作为全省防汛主战场的洞庭湖，水位一度快速攀升，人们关注的热度也在随着水位攀升，一场防大汛抗大灾的战斗已经打响。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杨正午说了一句话：“长江大堤防汛就是老虎死了补三枪。”这里面有决绝，也有藐视。很多人都记住了这句话，如果说洪水真是老虎一样的猛兽，这只老虎好像真的死了。

自那以后，洪水仿佛已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了。

2003年6月，三峡工程首次蓄水，坝前水位达到135米。也就在这一年，洞庭湖的枯水期提前到来，与同期相比水位下降两米多，达到历史最低。2004年和2005年，洞庭湖水位也无起色。湖南省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刘帅在《洞庭湖调查》中也提到，“连续两年冬天，东洞庭湖的水面不到前年的60％，往年穿长筒雨靴实地监测，去年和今年穿皮鞋就能跑遍所有的监测点”。

2006年9月，三峡工程实行第二次蓄水，达到156米水位。从这年冬天，到2007年春天，洞庭湖和长江中下游流域遭遇冬春连旱。2007年夏天，洞庭湖区的岳阳县鹿角镇发生了一场罕见的人鼠大战，至今给人们留下了惊心动魄的记忆。事后，很多人都在找原因。一种说法是，当地吃蛇成风，当大量的蛇成为盘中餐时，田鼠没有了天敌，也就泛滥成灾了。但后来查证，这些被吃掉的蛇都是家养的，不是洞庭湖地区的野蛇。当地政府部门也表示，自2000年洞庭湖区实行规范管理以后，捕蛇行为也越来越少。岳阳城区各大餐馆中的口味蛇，都是来源于广东等地的专业养殖场。于是，又有人推测，可能是汛期到来洪水上涨，但2007年的水不算大，水位只在30米左右。这样一来，洪水也不是主要原因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有人忽然想到了三峡。然而，兹事体大，对于三峡工程的任何非议，在当时都是要特别郑重处理的大事。于是老百姓不谈三峡，只谈老鼠。一个老人说，春天，正是老鼠产仔的旺季，如果像往年那样下雨、发水，至少要淹死上亿只小田鼠。这也是当时官方和民间找到的、一直到现在都认可的主要原因和直接原因。罪魁祸首是洞庭湖旱灾，由于洞庭湖区域从2006年10月至2007年6月一直处于长达九个月的干旱状态，湖滩裸露时间长，为田鼠提供了天然的觅食和成长空间，导致田鼠大量繁殖，数量惊人。那么，洞庭湖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干旱呢？一些专家说，不要动不动就把灾害往三峡身上引，洞庭湖鼠害和三峡绝对没有直接关系。当然，许多专家也谆谆告诫，这次鼠害形成的原因，主要是生态环境遭受了破坏，有天灾也有人祸，两者互为关联长期影响后，才导致今天的局面，而无论天灾还是人祸，归根结底还是要更多反思人祸方面的教训。这是接近真理的话。在很多具体的事物被抽空了之后，真理便很容易在泛论中产生。

不管怎样，一场人鼠大战又变成了历史。然而，到了2009年，洞庭湖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又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干旱。恰好就在这一年9月15日，三峡工程开始向最终水位175米试验性蓄水。难道，这又是巧合？难道，人世间竟然有这样多的巧合？

很多人对2009年那个秋天记忆深刻，而最清晰的记忆莫过于城陵矶水文站实时监测的水文信息：10月13日八时，洞庭湖城陵矶水位降至21.84米。在同一时刻，湘江、资水、沅水、澧水的水文控制站点水位也在持续回落。它们不约而同，就像事先商量好了似的。据六十年来岳阳水文资料记载显示，洞庭湖城陵矶水位低于23米，只在1959年、1972年出现过。而在1972年后，由于荆江人工裁弯工程的完成，在上游来水相等的情况下，城陵矶水位自然抬高0.6米。如果考虑这一因素，城陵矶这次出现的超低水位，也是六十年来历史同期最低水位。短短的一个月后，洞庭湖水体面积仅有537.84平方千米，比9月骤然缩减近三分之二。

洞庭湖现在还有多大？2011年5月17日，通过气象遥感卫星监测到洞庭湖水体面积仅为382平方千米。5月21日到24日出现了一段降水过程，加之三峡水库放水的作用显现，5月27日，通过卫星遥感监测到洞庭湖水体面积增加到了577平方千米。

很多年前，就有人说，洞庭湖已落后于太湖而屈居第三。这是洞庭湖目前还不愿承认、不愿面对的一个事实。但以这个实测面积看，洞庭湖比五大淡水湖中最小的巢湖还要小，巢湖的面积为753平方公里。

我想，每个人看了这些数字，就知道洞庭湖现在干涸到了什么程度，对于这些数字，我连小数点后面的数字也不敢省略。我必须谨慎。

洞庭湖欲哭无泪。

千百年来水满为患的洞庭湖，如今，八百里洞庭仅剩三百里，到哪里去找水呢？一是找长江要。诚如有人说，如果没有三峡，2011年的旱情可能更加严重。

这里权且不做更深的追问，只说三峡补水，对干旱有多大的效果？

2009年洞庭湖遭遇秋旱，在长江中下游干旱省区的呼唤下，三峡于10月27日开闸放水，但对洞庭湖和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影响极其有限，城陵矶水位在三峡放水之后，七天仅回升0.26米。2011年，为缓解旱情，三峡水库持续加大泄流量，到5月27日早上八时，三峡水库出库流量达11600立方米每秒，截至5月26日已累计向中下游补水180.87亿立方米。这些长江上游来水，把长江干流的汉口站、洞庭湖城陵矶站以及鄱阳湖湖口站的水位，分别较近期最低水位回升了2米以上，此前旱情较重的滨湖地区，旱情也得到一定缓解。然而，这两米的水位在这种超低水位之下，也仅仅只是一种杯水车薪的“缓解”。温家宝总理6月初来这里考察时，他看见的依然是洞庭湖核心区干涸开裂的湖底，他也只能从机井压水来浇灌农人的棉苗。他在丹江口看到的一切，足以说明三峡放水而且是持续放水对长江中下游的水位并没有起死回生的作用，丹江口的死水位还是死水位。而此时，包括洞庭湖在内的长江中下游流域还眼巴巴地望着三峡加大下泄流量，然而，由于入不敷出，三峡枢纽管理局宣布：水库“调节库容”即将消耗殆尽。

这简短的一句话，惊醒了多少梦中人。三峡补水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至此已到极限。北水要不着，那洞庭湖又只能转过身来向南水——湘、资、沅、澧四水要水。而这四水的旱情比洞庭湖还严重，全都处于历史最低水位以下，它们还要在洞庭湖里抽水抗旱呢。绕来绕去，又绕回来了，人类又只能抬头望天了。盼着老天爷喜降甘霖，成了人类的唯一指望。

长久的干涸让人类变得麻木，他们也许忘了还有另一种危险的存在，旱涝急转！

从6月4日开始，湖南省共有两百多个乡镇普降暴雨，连日来与大旱顽强抗争的湖区群众奔走相告：“下雨啦，下雨啦！”这场来得太迟的雨水，让各地严重旱情得到明显缓解，但干旱已经让早稻基本上绝收，我在沿途看到很多农人都在冒雨抢插中稻。而大量的新闻镜头也在制造幻觉，一个镜头让人印象深刻：6月6日，长沙东屯渡西龙村，陈国华家门口一片汪洋，水淹到齐床铺，周围还有几栋平房被淹，居民一大早就开始“抗洪”。这样的新闻给人制造了一种假象，整个世界都要被洪水淹没了。其实，这完全是因为低洼地带的内涝所致。东屯渡原本就是长沙最低洼的地带，而这样的旱涝急转，暴露了水利建设的严重滞后，也暴露了我们预警机制的落后。6月9日晚，一场强降雨开始了，湘北、湘西北、湘中以北发生了一次明显的强降水过程。随后，我家乡临湘市发生了泥石流灾难，因山洪暴发，成片的土地和房屋被山洪和泥石流淹没，灾难最深重的是詹桥镇观山村，十八人因灾死亡，二十八人失踪。对这场灾难，一直到现在我的老乡们还在议论纷纷，当地村民说，除了罕见的暴雨，山上的矿山废沙才是祸首。一位姓李的老乡说，早在山洪暴发之前，就有很多矿场的废沙大量堆积在山上，在山上越堆越多，如同定时炸弹，这些废沙堆离村民的住宅，近则百米，远的也不过几百米。还有不少人猜测这些矿场“有背景”。但所有的结论都只能由专家做出，专家说，这是三百年一遇的特大山洪。这又是怎么算出来的？谁也不可能用人生去验证，谁能活够三百岁呢？而专家的话，让自然灾害彻底排除了人祸的因素，也让当地政府官员如释重负。那些矿场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是，令人困惑的是，从来只听见官员们援引专家的话，却很少听见他们援引老百姓的声音。

山洪水，极容易造成内涝，对洞庭湖和长江水位的提升相当有限，影响也很短暂。在这次局部地区的强降雨过后，江河水位全线上涨，2011年6月13日八时，洞庭湖城陵矶水位终于达到26.35米。到7月7日，在经历了多次强降雨之后，长江进入主汛期，城陵矶早晨八点的水位为28.26米。城陵矶的正常水位在30米左右，最低警戒水位是32.5米。长江流域各站水位也有所提升，但均低于警戒水位6米至10.6米。这是十分吊诡的“暴风雨中的干旱”。这就是说，洞庭湖和长江将在低于警戒水位4米多的状态下安然度过一个没有汛期的主汛期，离危险就更远了。江湖大堤一片宁静，仿佛汛期还没有来就已经退走了。然而在安然之中人们更多的是焦虑，汛期水位如此之低，洞庭湖的枯水季节已经不是提前来临的问题，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

洞庭湖，在自然史中，这个还相当年轻的大湖，却未老先衰，正在走向生命的尽头。

一个从湘江带来的问题，谁来拯救洞庭湖？谁又能拯救洞庭湖？

很多人意识到，现在最重要的不是为洞庭湖的命运提供独特的解读，不是阐释，而是重构。也有很多人提出了自己的构想。

第一种构想——向长江借水。具体说，就是要通过荆江四口补水，来疏浚、滋养洞庭湖。城陵矶水文总站的金升高队长，可以说是洞庭湖城陵矶水位变化的第一证人，他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三峡工程建成后，洪水威胁被削减了，现在的问题不是水多了，而是通过城陵矶的水少了，摆在眼前的问题是如何利用洪水效应，来为洞庭湖多蓄点水，向长江要水、借水。”湖南省国土资源厅高级工程师童潜明曾多次环洞庭湖考察，他提出这样一个设想，可疏浚华容河，向长江借点水，解决华容缺水和东洞庭生态恶化的问题。但是，他又很矛盾，很担心，担心随之而来的新问题。目前华容县工业化程度不高，原因就是缺水，如果有水了，他们就有可能引来印染、化肥、造纸等耗水企业沿河分布，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他说：“千万不要引来长江洁净水，过华容这道手，反而变成污水流进洞庭湖。”

第二种设想，在洞庭湖和长江交汇处的城陵矶筑坝拦水，建起一座水利航电枢纽工程。对于洞庭湖，这个想法干脆简单，也是决定她命运的一种最直接的方式，只要把湘、资、沅、澧四水拦截在湖里，她就可以维持自己的正常水位。如果愿意，她的水域面积甚至可以恢复到明清时期的规模。但问题是，如果长江流域继续干旱下去，甚至像许多人预言的那样，干旱将成为一种常态，那么长江中下游怎么办？事实上，这正是江湖博弈的症结所在，它关乎整个长江的命运。

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来阻止洞庭湖的进一步干涸和萎缩，有人已对她的命运做出了预言：洞庭湖迟早会走向死亡！

——这是复旦大学教授张修桂发出的预言，甚至是讣告。

洞庭湖，不只是一个自然湖泊，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记忆。当我暂时画上一个句号，我下意识地以手扪心，为这个生我们、养我们的大湖祈祷。

八 丹江口，一个伟大的构想

洞庭湖的命运只是长江中游平原的一个缩影，湖北众多湖泊水面在2011年的大旱中缩减一半，而这些湖泊几乎遍布江汉平原。我乘坐的火车在武汉跨过长江和汉江后，便一直沿着汉江在辽阔的江汉平原上奔驰。所谓江汉，江是长江，汉是汉江。当长江和众多的湖泊干涸如此，那么汉江又该是怎样的命运呢？

对汉江命运最揪心的也许不是我，而是在长久的焦渴中翘首期待着汉江水北上的人们。汉江，又称汉水，古称沔水，发源于陕南汉中市汉王山——嶓冢山，流经陕西汉中、安康，出陕西后进入湖北西北部十堰境内，最终在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龙王庙汇入长江，全长约1577千米。这是长江最漫长的一条支流，其流域面积在1959年前超过十七万平方千米，位居长江水系众多支流之首，在1959年后的几十年里已减少至不足十六万平方千米，现已退居嘉陵江之后，为长江水系各支流第二。流域面积的减少，意味着河流的萎缩。人们对汉江格外关注，还是她的水质，这是长江中游也是中国中部区域水质最好的大河，也是南水北调中线的水源。

还没有走近丹江口，我就被一道巨大的阴影笼罩了。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仰望，又一次仰望。仰望这一人类构筑的伟大奇迹，一个正在走近知天命的人，也禁不住内心的激荡，血液充满了沸腾的感觉。这种直接的情感冲击，在随后转化为一种更接近知天命的心灵感受。

这一伟大奇迹，从一开始就来自一个伟大的构想。

1952年深秋，那段岁月我已经不止一次地提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出京巡视，他想去看看黄河。黄河南岸的邙山，是秦岭山脉的余脉，这座山在来自湘中大山的毛泽东眼里，只能算是一堆低矮的黄土丘陵，它却是黄河与其支流洛河的分水岭，也是黄河南岸、洛阳北面的一道天然屏障，在一望无涯的中原，这里自古便是军事上的战略要地。一幅地图在毛泽东眼前摊开了，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的王化云正在向他汇报治黄的情况，而毛泽东的目光却从地图上移开，出神地看着黄河。此时已是黄河的秋天，汛期早已过去，枯水季节正在来临，黄河看上去很大，很悬，但黄河显然有点虚张声势，在洪水退去之后裸露出了大片如同荒漠的河床、河滩，毛泽东一眼就看见了，他眼神里充满了忧虑。这忧郁的眼神被王化云捕捉到了，他感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一个想法在他心中酝酿已久——他提出了一个引江济黄的构想。

这就是说，王化云是第一个提出南水北调的人。当把这个想法说出来后，他一动不动，温顺地看着毛泽东。过了片刻，毛泽东就微微点了点头，用他浓重的湘中乡音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借一点来是可以的。”

南水北调最初的构想就是这样提出来的，一段历史被我这样描述出来，甚至有些轻描淡写的味道。或许这两个人，都感觉到了，要把这样一个想法真正变成一个可以付诸实施的战略构想，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一生气势磅礴的毛泽东，尽管充满了诗人豪迈的想象力，又是一个“无所畏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在事关治黄治江的大型水利工程上，他是相当谨慎的，也很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看过黄河之后，毛泽东还想看看长江。1953年2月，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毛泽东从汉口登上“长江号”军舰，东去南京。在军舰离开码头时，时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的林一山奉命登舰。这一路上，他们的话题自然是长江。在这之前，长江水利委员会从汉江防洪和水资源综合利用的目的出发，已做了大量前期工作，并基本确认要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这是开发汉江的最佳工程方案。不过，由于规划尚未完成，林一山还没有向中央汇报过。就是在这艘军舰上，毛泽东把王化云的那个想法提了出来，这一提，让林一山心里怦然一动，他立马意识到，如果要从长江调水北上，没有比丹江口更好的了，这样一来，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上马就更有指望了，将来很可能成为南水北调的水源地。就这样，黄河，长江，王化云，林一山，一个“黄河龙王”，一个“长江龙王”，几乎是不谋而合，真是想到一块儿了。果然，当林一山说出他的想法，也正中毛泽东的下怀，但他凡事都爱问个为什么，他问林一山，这是为什么？林一山说，过了丹江口，汉江再往下，流向转向南北，河谷变宽，没有高山，缺少兴建高坝的条件，向北方引水也就无从谈起，最好的地方只有丹江口。

毛泽东又沉思了片刻，说，你回去以后马上就派人勘察，一有资料就即刻给我写信。

历史还真是有太多的偶然，这些偶然也是机遇。林一山设想的一个原本与南水北调无关的水利枢纽工程，从这时候开始就与南水北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转眼到了1954年，长江流域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特大洪水。灾难过后，毛泽东乘专列沿京广线视察，途经武汉时，又和林一山谈了一个通宵。这一次的主题与南水北调无关，他们谈的是三峡工程。从孙中山开始，三峡工程就成了一个民族的伟大梦想。面对长江给人类带来的一次次浩劫，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毛泽东，从一开始考虑的都不是发电，而是如何找到一种最有力量的方式来制服这条兴风作浪的长江。而对修建三峡工程，林一山一生不遗余力，而且相当乐观。据他自己回忆，就在那个彻夜长谈的夜晚，他就对毛泽东说：“三峡工程我们自己干并不太难。”不过，他又说，最好还是在丹江口水利枢纽建成以后，“因为这个工程的规模，也算得上是世界第一流的大工程了。我们有了这个经验，就可以把技术水平提高到能够胜任三峡工程的设计了。”

毛泽东听了，连连点头，他也觉得这样更好，更稳妥。于是乎，丹江口水利枢纽在承担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重任之后，又有了一个“为三峡练兵”的使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丹江口工程，以及后来的葛洲坝工程，都是三峡工程的试验品。

但这一工程真正付诸实施，已是四年之后，风起云涌的“大跃进”时代已经来临。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1958年9月1日，汉江的汛期刚刚过去，经历了一场酷暑的丹江口正在秋风中渐渐转凉。一个伟大的构想好像特意选择在这个学生开学的日子拉开了序幕，从盛大的开工典礼到千军万马的战前的誓师，给许多人留下了一生难忘的记忆。其实并非特意选择，而是“大跃进”战鼓催人，这比预定的开工日期提前了整整一个月。不能不说，在“大跃进”运动中组建的人民公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第一个就是为大规模调集民工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一声令下，十万民工便带着干粮，肩挑手提地上路了。这十万民工是从湖北、河南两省所属的襄阳、荆州、南阳等三个地区十七个县调来的人民公社社员，他们挑着担子，一头是行李卷，一头是一捆稻草，担子上还挂着铁锹、土筐，一路长途跋涉，徒步行进，从早到晚走个不停，一个个走得灰扑扑的，浑身大汗。队伍中还有好多妇女，这是妇女队，世界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在中国，男女平等首先体现在共担苦难上。无论离工地有多远，都是走来的，最远的是荆州，从那儿走到丹江口起码要走十几天。

丹江口水库总指挥部设在当时的均县沙陀营，也就是今天的丹江口市。沙陀是游牧于今新疆巴里坤湖之东的一个西突厥部落，又称沙陀突厥。相传唐末黄巢起义军在攻占荆州、襄阳时，朝廷调突厥首领李克用率领沙陀军五百骑兵前往镇压。途中，沙陀骑兵曾在这荒野上屯兵宿营，这地方从此得名沙陀营。直到新中国成立前，这里依然十分荒凉，常有土匪昼伏夜出，劫掠过往船只和商旅，是一个月黑夜杀人的土匪窝。十万民工以沙陀营为圆心，在左右两岸安营扎寨，几千个用茅草或油毡搭成的临时工棚如同战争年代的兵营，每个营地周围旌旗招展，高音喇叭里不停地播放着民工们的决心书、请战书、挑战书——那被无数倍地放大了的声音，震耳欲聋，也让人感到特别震撼。

丹江口水利工程总指挥长是当时的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四十三岁，正当盛年。别看岁数不大，但他十七岁就参加了红军，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如何指挥这一次千军万马的大兵团作战，这对一个身经百战的人不是什么难事。张体学早就想好了，他把十万民工全部实行军事化编制，组成八个民兵师，另有从淮河委员会和武汉水利部门调来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组成一个机械师，共计九个师，统一指挥，纪律严明。自从解放战争结束后，张体学已经有几年没有这种指挥千军万马的感觉了，看到这场景，他如同置身于前线，精神抖擞，雄姿英发，几乎忘了他还有另一个重要身份。

但黄安木匠出身的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却没忘，还半开玩笑地提醒他：“小张啊，可别忘了你还是湖北省的省长！”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开工不久，一个事先准备不足的问题便暴露出来了，几个民兵师纷纷向指挥部告急，没粮吃了！当时号称十万民工，但实际还不止，有十几万呢，这在那时候差不多是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规模。这么多人，干的是最重的体力活，每天光是吃饭，一个人最少也要一斤半米。而在民工们频频告急时，偌大的中国都在告急，“大跃进”带来的弊端在各地暴露出来了。好在张体学手下有一个非常得力的部下，这也是他在战争年代的老部下，时任襄阳专区专员的夏克。张体学任命夏克为丹江口工程后勤兵团司令。他很快就拟定十多万人的粮油供应，指定由当时的郧阳地区西六县——均县、郧县、竹山、竹溪、郧西、房县负责后勤保障，要求组织专门的支前运输队。这是一道死命令，他不要过程，只要结果：每天必须有十万斤粮食运到丹江口工地！

这可让当地老百姓遭罪了。西六县地处秦巴深山，耕种的都是贫瘠的山地，一年到头，勤扒苦做，连自己也吃不饱，每天还要向丹江口调集十万斤粮食，可以说，工地上的民工吃的每一粒粮食，都是从他们的饭碗里拨出来的。西六县的百姓也就只能勒紧裤腰带饿肚子。这个工程可以说是老百姓以生命为代价干出来的。又想，如果那时张体学不是当着湖北省省长，以这个身份为夏克撑腰，举全省之力来保障丹江口工地的粮食优先供应，这个工程也干不下去，这也是当时的奇迹之一了。在全中国陷入“三年困难”时期，每天都有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工地上来，除了米面，还有地瓜干，无论粗粮杂粮，总之能让十多万民工基本上能够吃上饱饭。说到这事，很多老民工还挺怀念总指挥长张体学，没有张体学，他们说不定早就饿死了，他们要是不下苦力干活，也太对不起张体学了。

西六县的老百姓遭罪了，十多万民工也遭罪了，他们的生活有多苦，一些老民工甚至都不愿意回忆了。他们住的房子全是民工们自己动手搭建的油毡棚和茅草棚，四周围一圈薄薄的芦席，房顶上用茅草一铺，芦席墙上没有窗户，两头搭的草帘就是门。在当时，能住上油毡棚就是条件最好的了。不管是油毡棚还是茅草棚，里边都是没有床的。民工们把自己带来的稻草往地上一铺就是床，家境好的上面铺一床单子，家境差的一床被子一裹，连垫带盖全是它了，几十个人一溜大通铺。这种房子冬天不保暖，夏天不隔热，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外面雨住了，屋里还在滴滴答答一直下个不停。铺在地下的稻草刚开始还有暖烘烘的感觉，没多久就不管用了，睡在上面和睡在地上没两样。寒冬腊月，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大伙冷得挤成一团，早上醒来，眉毛上、头发上都冻成冰疙瘩。更要命的是，这工棚还有巨大的安全隐患，油毡茅草都是很容易着火的，几十上百个工棚挤在一起，几百上千人住在一起，工地上又没有电，除了指挥部有一台三十瓦的柴油发电机外，民工们晚上照明全靠蜡烛和油灯，一不小心，一个火星溅出来，就会引发一场大火。灾难就这样发生了，一天晚上，淅川民兵师工棚里，一个女民工不慎将煤油灯碰倒，倒在地上的煤油灯一下子将地铺上的稻草引燃，她慌乱地去扑救，眨眼间，一个茅草棚全燃了，火借风势，呼啦啦地向两边的茅草棚延烧，火烧连营，烧红了半边天。没有水源，没有灭火设备，民工们在烈火与浓烟里乱作一团，只能徒劳地挣扎、绝望地呼号。事后统计，烧死了三十多个民工，烧伤的不计其数。他们不是功臣，也不是烈士，只是一个时代的参与者。

无论经历怎样的浩劫，工程一直在顽强地向前推进。

按当时的设计方案，丹江口水库大坝高175米，正常水位高程170米，电站装机容量75.5万千瓦。一个如此宏大的工程，除了几台苏联老大哥支援的大型施工设备，全靠十多万由文盲、半文盲组成的农民队伍用锄头、铁锹、扁担、土筐来建造，再就是一些运载着黏土、沙石的小木船。用现在的眼光看，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玩笑，而在大放卫星的年代，这也的确是湖北省准备放出的一颗惊天动地的大卫星。

拦河大坝，是整个工程中最重大的工程。首先要在汉江右岸筑起一道坚固的围堰，把湍急的汉江水挤到左侧三分之一的河道里去，然后把围堰中的水抽出来，清理河床坝基，这样才能浇筑混凝土大坝和导流孔。如何修建右岸围堰，成了摆在施工人员面前的第一道难题。第一种是苏联专家提出来的“洋办法”：采用钢板桩挡水，再用混凝土浇筑。应该说，这是当时最先进的一种方法，却让中国人犯难了，到哪里去找这种钢材呢？“大跃进”炼出的那些钢铁，尽管被统计到了国家钢产量的正式数据库，还被周恩来总理在人大报告中宣布过，但谁都知道，那些钢铁跟破铜烂铁差不多，根本做不得数，也做不得用。好在中国人特别聪明，很快就对苏联专家的“洋办法”提出了一种折中方案：用木板桩代替钢板桩，然后进行混凝土浇筑。这又是在开国际玩笑了，那些个苏联专家眼珠子瞪得都快掉出来了，天啊，木板能代替钢板吗？又有人提出了第三种方案，这个方案倒是干脆，钢板也不用，木板也不用，就用土石方在河道里筑起一道土石围堰来——这倒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土办法。提出这个方案的工程师叫杨铭堂，对这个名字很多人印象深刻，当时就有人开玩笑说：“明明是洋名堂（杨铭堂），偏偏出个土办法。”不过，要说这种土法上马还真是中国劳动人民治水用了几千年的法子——水来土囤。问题是，这样艰险又宏大的一个工程，靠中国古人的这种土办法能成吗？果然，这种最古老的方案很快就遭到大多数专家尤其是苏联专家的反对，这不符合工程技术标准，虽有历史依据，却没有理论依据，毕竟丹江口是新中国的一个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这样干不成，怎么干？三方一直争来争去，还是觉得苏联专家提出的第一种方案比较好，也打听过了，这样的钢板倒是有一家西欧的钢厂愿意卖给中国人，但要等到1960年才能交货。正处在“大跃进”时代的中国人，是绝对不可能等那么久的。两年啊，中国人只能快马加鞭，只争朝夕。活人岂能叫尿憋死，那么就只能采用第二种折中方案——木板桩，但木板桩在打进沙滩两米多深时，就遭遇了河床底下的大卵石层，再往下打，咔嚓一声，折断了。就这样，绕了一个大圈子，最终还是回到了杨铭堂提出的土办法。所有专家不管当初怎么想，现在都只能围绕这个中国人用了几千年的土办法来献计献策，最终确定了土、沙、石组合围堰的方案，在围堰线上填土、中间填沙、外脚抛石填出水面，最终形成一个土台把水赶走。人类选择了这个方案，也就意味着基本上放弃了仅有的几台大型机械，只能完全依靠民工的力量来移山填江。

1958年11月5日，初冬季节的丹江口，江风吹在身上已有几分凛冽了，但人们热情高涨，右岸围堰工程正式启动。丹江口，汉江和丹江汇一流，江面有六百多米宽，日均流量超过上亿立方米。十万民工三班倒，不分白天黑夜，不论刮风下雨，挑着一担担箩筐，排成一队队长龙，往来穿梭，从一座黄土山岭取土，然后用双肩担起沉重的土筐，上坡下岭走完大半里路，将黄土一筐一筐地倒入围堰。这是典型的蚂蚁搬家，一担黄土倒下去，看上去只有一小撮，却有着上百斤的重量，一个民工每天要挑几百担，来回也要走上几百趟，相当于每天负重行走近百里。——在原来的均县，如今的丹江口市，我找到了年过古稀的老两口，王老伯和周大娘，他们就参加过这围堰工程的大会战。那时候老两口还是三十不到的青年，和当时所有的民工一样，穿着单薄的衣裳，操着简陋的工具，女挖土，男挑担。那时候粮食也越来越困难了，只能吃个半饥半饱，饥肠辘辘，而天气也越来越冷，每个人只能弯着腰，把身子深深地俯下去，顶着风中的雪粒子。在零下的严寒中他们只能无休无止地干，拼命地干。挑担子的，很多人用破了三五副垫肩；挖土的，那坚硬的冻土把虎口震裂了，鲜血粘在了锄头柄上，冻成了殷红的冰疙瘩。但他们自己不知道，不知道疼痛了。这是一场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战，每天都有民工昏死过去，有的还能活过来，有的就冻死了、累死了。那时候的民工没有一分钱的工资，哪怕到了今天也没有一句怨言，谁都觉得自己是在给国家出力，而在那个时代，给国家出力是不需要任何理由也不需要任何报酬的义务。我已多次描述过这样的场景，这样的人类。毛泽东时代的水利工程，就是这样干成的。

整整五十天过去了，那座叫黄土岭的山不见了，它已经完全被这些像蚂蚁一样的民工搬走了。一座山都填进了汉江，筑起了一道一千米多长的土石围堰。汉江终于屈服了，被挤到了左侧的三分之一河道内，气呼呼地从人类脚下流过。

然而，这还不是最艰难的工程。最艰难的时刻在1959年12月26日来临，总指挥部提前两天下达了命令：腰斩汉江！所谓腰斩汉江，就是汉江截流，而截留日期又特意选在两天之后的12月26日，这是毛泽东的生日。如果截流成功，这将是献给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份寿礼。但，若是失败了呢？当时的人们似乎根本就不会想到还会有这样一个结果。这是一场排山倒海的大会战，龙口两岸人流如潮，吼声如雷，抛石填土，那斗大的石头全靠人力抬起来，但由于两岸的群山被湍急的江水深深地切成了陡坡，水深超过十多米，随着合龙口不断收紧，江水也越来越湍急，眼看着一块大石头滚入江中，又眼看着被激流冲走了。人类与自然力量的对比实在太悬殊，但人类又有令大自然惊愕万分的不屈意志。一块巨石冲走了，又一块巨石压上来，每个人都把力气用到了生命的极限。眼看着合龙口在一寸一寸地向前推进，六百多米宽的汉江被人类一点点地勒紧，只剩下二十多米宽了，一条不屈的河流也使出了她最后的力量和人类作殊死的较量。终于，在下午两点半，最后一车土石一股脑儿倒下去，一条长河断裂了，一个龙口合龙了。顷刻间，十万民工欢声雷动，这些像牛一样习惯于沉默的农民，眼睁睁地看着亘古以来奔流不息的汉江在自己手上被生生拦腰斩断，仿佛忘了这些日子他们是怎么过来的……

然而——这个转折词我已经有点滥用了，事实上新中国的水利工程又有太多的转折，丹江口工程也逃脱不了这个转折。没过多久，人们就发现，这些只争朝夕干出来的工程埋下了太多的隐患。按原计划，要确保整个工程在1962年竣工，但丹江口工程不但没有竣工，而且只能停工。很多隐患暴露出来了，尤其是水库大坝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经水利电力部和湖北省组成的质量检查组对工程质量进行检查，发现已浇筑的混凝土坝体出现架空和冷缝达427处，裂缝更是多达2463条。这些其实早有人发现，又一直不敢正视。一道拦江大坝这样千疮百孔，谁都知道这是致命的危险，谁也不敢冒这样大的险，整个工程只能停下来，至少是暂时停下来。1962年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对“大跃进”以来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进行纠正。也就在这次大会的第二天，丹江口工程被中央高层明确要求暂停施工。在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主持下，在其后的几年里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冷静而理智的调整，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基础建设进行压缩。水电部适时做出决定：丹江口工程下马。这个马又到底怎么下呢？当时准备了两种方案，一是“文下”，国家再作一些补救性投资，让已浇好的近百万吨混凝土工程在修复后发挥一些作用，这也是十分有限的作用，不但与南水北调的伟大构想无关，也与丹江口作为一个水利枢纽工程无关，仅仅只是对丹江防汛能够起一点滞洪作用；一是“武下”，很干脆，就地解散。——这让总指挥长张体学坐不住了，一个工程干到这样悲惨的结局，他无疑有了一种强烈的失败感，他不甘心就这样下马。痛定思痛，他马上赶往北京，面见毛泽东，一个人承担了前期施工过程的所有错误。同时，他也力陈丹江口水库的必要性。他的目的非常明确，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挽救丹江口工程。

经过他及多方的努力，丹江口大坝最终没有“武下”，也没有“文下”，而是暂停，先将主体工程暂时停下来，把质量事故处理好，再看情况。这一停就是两年，直到1964年底，国务院终于批准丹江口工程复工，而工程也调整为分期进行：前期工程将大坝修建到162米高程，目标是能够防洪和发电。有了前面的惨痛教训，复工之后，丹江口工程施工作风为之一变，这么说吧，当一个社会回归到正常社会，工程施工也回到了正常的状态。对前期的质量问题，先采取了补救措施，在排除了隐患之后才重新按照质量标准、技术规范严格复工。从1965年复工到1968年第一台十五万千瓦机组正式投产发电，丹江口工程一直在稳打稳扎地推进，哪怕在“十年浩劫”中，这里也没有出现“大跃进”时代的狂热。直到1974年，差不多十年过去了，丹江口前期工程才告完成。此时的丹江口大坝总长2.5千米，坝顶高程162米，装机容量九十万千瓦，这些数据说出了一个事实，丹江口工程的前期目标基本上实现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丹江口水库蓄水运行至今，三十多年来，经历过几次大洪水考验，但大坝依然安如磐石。应该说，这次亡羊补牢式的补救是相当成功的，在毛泽东时代的大型水利工程中，这是一个禁得住历史考验的优质工程。

然而，那个伟大的构想——“南水北调”，从复工之后似乎就一直处于被遗忘的状态，十多年来已经很少再被人提及，难道真的是被人们遗忘了？

此时，已是2011年6月中旬，我在烈日下大汗淋漓地登上了丹江口大坝。在大坝162米门机上，有两个红线标记：176.6米，这是大坝最终蓄水的设计高程；2010年，这是南水北调工程向北京通水时间。

从1958年丹江口大坝动工到达到现在的设计高度，跨越了半个世纪的岁月。这是一个跨时代的水利工程，若要了解新中国水利史，丹江口工程就是一部最真实、最直观的形象史。整个枢纽工程由丹江口大坝、丹江发电厂、升船机和两条灌溉引水渠四部分组成，这也是目前中国功能全、效益佳的特大型水库之一，在防洪、发电、航运、灌溉、养殖以及旅游等方面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曾被周恩来总理称赞为“中国唯一五利俱全的水利工程”。最让人惊叹的还是眼前这被誉为“亚洲天池”的丹江口水库，这是亚洲第一大水库，说是水库，不如说是亚洲第一大人工淡水湖。库区跨越鄂豫两省，主要水域位于湖北丹江口市和河南淅川县，大致可分为汉江库区和丹江库区，九成源于汉江，只有一成源于丹江。这个水域面积为846平方千米的人工湖，比中国第五大淡水湖巢湖的水域面积还要多上百平方千米，如果不计较人工因素，丹江口水库实为中国的第五大淡水湖。但谁又能排除这人工因素呢，正因为有了人类不遗余力的打造，丹江口水库才成了人类创造的又一伟大奇迹。

——追溯历史，从遗忘开始。在南水北调被遗忘了多少年之后，直到1978年9月，当中国正在迈进又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处于遗忘状态的工程，终于又被人提了起来——陈云就南水北调问题专门给时任水电部部长的钱正英写了一封信，建议在广泛征求意见、完善规划方案的前提下，把南水北调工作做得更好。1979年12月，水电部正式成立了南水北调规划办公室，为水电部直属机构，统筹领导协调全国的南水北调工作。在随后的几年里，南水北调先后被七届全国人大列入“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党的十四大列入中国跨世纪的骨干工程之一。1995年12月，南水北调工程开始全面论证，和三峡工程一样成为举世瞩目的热点和焦点。

按规划，南水北调总体格局分为西线、中线和东线工程，分别从长江流域上游、中游和下游调水北上。

西线工程，计划在长江上游干流通天河和支流雅砻江、大渡河上游筑坝建库，开凿穿过长江与黄河的分水岭巴颜喀拉山脉的输水隧洞，把长江水调入黄河上游流域，目标是解决黄河上中游地区和渭河关中平原的干涸缺水问题，涉及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等六省区。此外，结合兴建黄河干流上的骨干水利枢纽工程，还可以向邻近黄河流域的甘肃河西走廊地区供水，必要时，还可及时向黄河下游补水。——这也是南水北调工程中最为艰巨的，截至目前，还没有开工建设。

中线工程，以丹江口水库为水源区和取水处，调水至几乎处于枯竭状态的海河流域，主要是供应北京、天津、河北以及河南等四省市。2005年9月，南水北调中线控制性工程——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开工，大坝加高后，正常蓄水位将从前期的157米提高至170米，库容从174.5亿立方米增加到290.5亿立方米。第一期工程完工后，年均可向河南、河北、天津、北京等四省市调水95亿立方米，远期目标，每年调水130亿立方米，超过了海河年径流量的一半以上。

东线工程，在三线调水工程中，东线工程开工最早，已有现成输水道，新的调水计划也正是利用江苏省已有的江水北调工程逐步扩大调水规模并延长输水线路，从长江下游扬州抽引长江水，利用京杭大运河以及与之平行的河道逐级提水北送，并连接起调蓄作用的洪泽湖、骆马湖、南四湖、东平湖。南水出东平湖后，分两路输水：一路向北，在位山附近经隧洞穿过黄河；另一路向东，通过胶东地区输水干线经济南输水到烟台、威海等地。

——纵观整个南水北调工程，将通过三条调水线路与长江、黄河、淮河和海河四大江河相互连接，构成我国水资源“四横三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总体格局。三线工程全部竣工后，预计到2050年调水总规模为448亿立方米，其中东线148亿立方米，中线130亿立方米，西线170亿立方米。长江在地理教科书上的年径流量为9513亿立方米，至少从理论上看，从长江调水北上是完全可行的。而长江也成了中华民族真正意义上的母亲河，她不但要供长江流域约占全国三分之一的四亿多人口畅饮，还要泽被黄河、海河乃至淮河流域的亿万苍生。

然而，我眼睁睁地看到的丹江口，和那个无数人叹为观止的丹江口，仿佛不是处于同一时空中。丹江口水库很大，越大越让我感到强烈的反差，偌大的水库，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空洞。我来之前的猜测，在这里得到了印证。情况比我预料的还要糟糕，丹江口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一样，在经历了一百多天的大旱之后，水位持续下降，一直降到了死水位以下。丹江口水库的死水位为139米，2011年6月4日，坝前水位只有134.87米，比死水位还低四米多。就在这天，温家宝总理来到了丹江口，站在丹江口水库坝顶，看着这比死水位还低的水位，他满脸忧色地说：“今年的大旱引起我的思考，南水北调工程是中央决策的重大工程，必须建设好。但是有四个重大问题应该全面考虑：第一是水质问题，要保证一廊清水到北京，这既涉及库区周边水环境，也涉及南水北调沿途输送环境；第二是移民问题，要保障移民得到妥善安置和长期稳定就业；第三是汉江水环境容量问题；要密切关注汉江水环境的变化；防止水体富营养化；第四是水资源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水利工程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影响，生态环境的变化也会给水利工程带来影响，要综合考虑。”

是啊，对中国的许多问题，尤其是水利问题，我们都要综合思考，甚至需要回忆，让后世记住人类为此付出的巨大的代价。不说十多万在这里流血流汗的民工，还有多少做出了巨大牺牲的移民。一些老人回忆起当年南水北调移民，几度哽咽。有人冻死、饿死，有人成“野人”，那时候移民可不像今天这样往好地方迁。1959年，丹江口大坝开工建设的次年，河南省淅川县两万多人移民青海。移民们带着七天的干粮和配发的军大衣，坐着火车到了青海，却发现开垦荒地条件艰苦，军事化的管理很难适应，很快陆续逃了回来。有的人沿着铁路线乞讨，冻死饿死的不少，在青海留下六千多人，余下的都逃了回来，但他们的故乡已经变成了库区，没有家园了，没有田地了，少数移民则在多次搬迁中，过着“野人”生活。

抚今追昔，让北京人、天津人喝上一口干净水真不容易，还有多少人为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牺牲没有成为历史，还在继续。如今，这些还生活在丹江口库区周边的农民，正处在干旱的煎熬中。2011年的旱灾已造成丹江口市五十多万亩粮食经济作物受灾，小麦、柑橘、油菜、蔬菜等农作物大面积受损，他们的嗓子干得冒烟了，他们养命的田地也干得冒烟了，但他们守着身边的一个大水库，却只能干瞪着眼。这些农人中，就有我前面提到的老两口——王老伯和周大娘。当年为修这个水库，他们流血流汗，几乎把性命都豁出来了，如今，这水库里的水却难解他们的燃眉之急。别说水库里现在没有多少水，就是有水，这些农民也很难用得上。这一带是典型的南北交接之地，就在我身旁，一边是等待收割的麦田，另一边是刚刚插下的秧苗。秧田的一边，还种着玉米。它们在风中发出轻微的响动。或许，这里就有诸葛亮出山之前躬耕的陇亩，也有当年关羽水淹七军时被淹没过的土地。王老伯和周大娘，站在一片属于他们的麦地里，绝望地看着在干旱中成熟的麦子。这麦子是褐黄色的，用手轻轻一捋，满手都是脱落的瘪粒，麦芒扎得我手心一阵生疼。

丹江口被称为汉江的天然水位调节器，其实还是由人来操控的。整个丹江口水库除汉江河道以外，主要有两个出水口，一个是位于北边河南省南阳市的陶岔渠首，这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取水点；另一个则是位于湖北省老河口市的清泉沟水利枢纽，是丹江口水库下游地区“引丹工程”的取水点。而丹江口市想要用水，仰仗的是水库沿岸沟沟坎坎中自然形成的一些小型取水点，几个太阳一晒，这水就干了。这些库区周边的农民，看着水库里的水，却用不上。一个当地人以调侃的方式说出了丹江口市与丹江口水库的关系：“这些农民就像猫看着鱼缸里的鱼儿，明明有鱼，但就是吃不到嘴里。”对此，丹江口市防办也很无奈，他们也很同情这些农民，但他们没有放水的权力，一个工作人员说：“丹江口水库的水要长江委（长江水利委员会）来调度，我们无权决定。”

那么谁有这个权力呢？丹江口水库的管理单位是总部设在丹江口市的汉江水利水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其主管单位是长江水利委员会。对于丹江口水库，丹江口市乃至湖北省也无权干涉，最终决定要取决于长委会的统一调度。这不是哪个省哪个市的水利机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在长江流域和澜沧江以西（含澜沧江）区域内行使水行政主管职能的派出机构。他们也只能从整个长江流域来考虑丹江口水库何时开闸、何时蓄水，不过，他们也说出了一个事实，这次长江中下游大旱他们绝对没有袖手旁观。自2011年4月份以来，丹江口水库先后七次加大下泄流量，累计为下游补水近六十亿立方米。这水不是放少了，而是放多了，使得原本处在蓄水期的丹江口水库水位跌至历史第四低，这是丹江口水库为下游抗旱做出的牺牲。

牺牲，为了这样一座水库，这世间已经有太多的牺牲者，也有着各种各样的牺牲方式。但摆在眼前的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如果长江、汉江一直处在低水位，这丹江口水库又找谁要水？南水北调又怎么调？当丹江口降到死水位以下，也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甚至整个南水北调工程再度成为全国焦点。有专家称，这实际上是对这一工程提前进行了大考：在大旱时节，如何协调水源地用水与向北方调水的平衡？换句话说，当南北都出现了严重的水危机，这有限的水资源，是北上还是南下？

这是一个水权分配难题，一个跨区域水资源调度的难题。

对这个担忧，长江委有其乐观的解释，也有其乐观的理由：目前的苦难是暂时的，到2005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部完工后，随着丹江口水库水位抬高，总库容将又增加一百亿立方以上，只要科学调度，完全可以双管齐下，既不影响南水北调，同时也可以为下游放水抗旱。——这的确是一个让人乐观其成的愿景，只是许多人并没有这么乐观，而且只能从悲观的现实出发。由于丹江口水库“腰斩汉江”，拦截了汉江中上游来水，致使汉江下游水量一直处于严重的供血不足状态，这并非在2011年这个大旱年的极端干涸下发生的事，这已是一种常态。数十年来，丹江口以下的汉江流域一直处于干旱缺水状态。怎么办？聪明的九头鸟想出了一个主意，事实上已经在2010年3月付诸实施，一项名为“引江济汉”的工程，在长江荆江河段开工。这一工程计划每年从长江取水37亿立方米补充到汉江及其支流，以缓解因南水北调工程对汉江下游所产生的生态、灌溉、供水、航运等多方面的影响。这样一来，丹江口水库与汉江争水，就演变成了汉江与长江争水、支流与干流争水，这无疑是一个悲观的令人沮丧的结果。曾几何时，汉江这条源源不断地给长江输水的第一大支流，现在却只能向长江借水了。那么，长江又有多少水可借？尽管长江的水量是黄河的二十倍，然据不完全统计，长江流域现有的总库容量只有1745亿立方米左右，这与地理教科书上的那个9513亿立方米的水量实在太悬殊！如果长江真的只剩这不到两千亿立方米的水量，南水北调工程的命运就是一个巨大的悬念了，没有水了，你怎么调？

而与长江争水的又岂止是一条汉江？随着近几年长江上游干支流上筑起一道又一道拦江大坝和大型水利枢纽工程，整个长江流域早已是纷争四起，众多支流、湖泊都在争夺长江干流的水资源，上游和下游争，支流与干流争，更有愈演愈烈的江湖博弈……

九 江湖博弈

又走到了一个分界线——长江中游和下游的自然分界线，湖口。

这里因地处鄱阳湖入长江之口而得名，古称“彭蠡之口”，是江西水上北大门，素有“江湖锁钥，三省通衢”之称。一座著名的石钟山就耸峙于此，“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它以陡峭峥嵘的险要地势，扼守着长江和鄱阳湖。不用说，这又是江湖上的一个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东吴都督周瑜在鄱阳湖操练水军，就是自石钟山发兵进击赤壁，大破曹军八十万。元末朱元璋、陈友谅为争夺天下大战鄱阳湖，清代曾国藩率湘军水师与太平军在湖口鏖战十载，民国初李烈钧在湖口誓师讨袁，一个湖口，一座石钟山，在历史的江湖上突显出无与伦比的战略地位。登临石钟山，可远眺庐山烟云，又可近观江湖清浊。所谓江湖，江水雄浑，而湖水清澈，从来不会混为一体。只是，如今没有战火硝烟的血战，只有江湖博弈的交锋，这里将成为又一个欲说还休的战场。

鄱阳湖，众所周知的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她的形状就像一个葫芦。有人这样形象地比喻，洞庭湖是拴在长江腰带上的一只大水袋，鄱阳湖是长江上挂着的一个宝葫芦。这两个大湖都处在长江中游南岸，命运也极其相似。洞庭湖原为古云梦泽的一部分，鄱阳湖则是古彭蠡泽的一部分。这两大辽阔的古泽漫漶于长江两岸，《汉书·地理志》“寻阳”注：“《禹贡》九江在南，皆东合为大江。”意思是说，古时长江在寻阳（今九江，一说为湖北黄梅）派分为多条河流——九，极言多——东注入彭蠡泽。其时，南有鄱阳湖，北有古人所谓不敢越雷池一步的雷池（今湖北黄梅龙感湖），而被长江淹没的湖泊中，其边际是模糊的。长江在这一流域逐渐变得清晰，其实也是历史上江湖反复博弈的一个结局。当一条清晰的大江滚滚东逝，意味着浩浩荡荡的湖泊已经在不断的萎缩中分裂。长江流经今天江西省九江市北的一段，因九江古称浔阳而得名，俗称浔阳江。这些古老的名字，为沧海桑田的江湖变迁留下了一个个供后人探悉的符码。

在抵达湖口之前，我已经反复描述过洞庭湖和洪湖的干涸，如果再描述鄱阳湖的干涸，将要陷入万劫不复的重复。

这样的重复，也被一个总是在危机时刻出现的身影见证了。

2011年6月2日上午，鄱阳湖成了温家宝总理第一个抵达的旱区，他走向鄱阳湖子湖——大湖池，极目远眺，只见赣江和修河过去十分宽阔的交汇处已明显狭窄，鄱阳湖滩地零星散布着条块状的水洼。再往远处看，鄱阳湖那一湖浩渺清水已变成一片平原。

看着干涸的湖底，他问江西省水文局局长谭国良：“去年这里水有多深？”

谭国良回答：“有三米多深。今年一百一十多天没有下雨，眼下，进入汛期两个多月了，一直没有下雨。”

温家宝眉头紧锁，神情凝重。

鄱阳湖不应该是共和国总理看到的这样子，然而眼前这个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又确实是这样子。鄱阳湖的生态比洞庭湖好，这是很多人公认的。鄱阳湖的水质在长江流域众多的湖泊中也是比较好的，素有“中国清水”之称。但再好的生态，也抵挡不住水位的急遽下降。当水位降到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同期最低，水质也在变化。如今清水难觅，满眼都是污泥浊水的沼泽。在湖口，仍能看到一条清晰的分界线。不同的是，以往，湖水清而江水浊，如今已经反过来了，江水清而湖水浊。这江湖两色的反向变化恰好始于三峡运行之后。因为三峡坝区截流以后，随着流动性减弱，大量泥沙沉降，透明度就会增加，其后果就是淡水赤潮更容易爆发。

到底是什么改变了江湖的自然格局？尽管尚无令人信服的数据来证明三峡工程与江湖水量锐减和极端干旱天气有关，但很多人认为，随着三峡大坝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江湖关系旧的平衡已经打破，新的平衡尚未建立，而新一轮江湖博弈已经拉开了序幕。

2011年5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在我的印象中，这还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第一次明确要求“妥善处理三峡蓄水的不利影响”。据公开的报道，经过十七年艰苦努力，三峡工程初步设计建设，任务如期完成，防洪、发电、航运、水资源利用等综合效益开始全面发挥。三峡工程在发挥巨大综合效益的同时，在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些问题有的在论证设计中已经预见但需要在运行后加以解决，有的在工程建设期已经认识到但受当时条件限制难以有效解决，有的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提出的新要求。适时开展三峡后续工作，对于确保三峡工程长期安全运行和持续发挥综合效益，提升其服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力，更好更多地造福广大人民群众，意义重大。——这一消息之所以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是因为，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公开承认三峡工程有些亟须解决的问题。三峡工程存在的问题正在变得透明。当问题变得公开了，争论的声音反而小了。摆在面前的，最重要的就不是争议有没有问题了，而是把问题摆出来，集思广益，去寻求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江西山江湖开发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晓鸿把矛头直指三峡：在三峡蓄水后，以前江水倒灌鄱阳湖的场面已很罕见。要说大旱，历史上鄱阳湖也不知发生了多少次干旱，但从来不会干涸成这样子，尤其在汛期，长江洪水滔天，鄱阳湖水满为患。而现在长江没水了，由于鄱阳湖地势高于长江，水往低处流，让鄱阳湖水大量外泄入江，一遇大旱，鄱阳湖水就会干涸见底。

三峡何以会成为众矢之的？

三峡很委屈，力挺三峡工程的专家很委屈，长江流域不管是大旱还是大涝，只要发生了异常气候，三峡工程总会成为众矢之的。难道三峡大坝真有如此巨大的能量吗？它真的能忽而一下制造大旱，又忽而一下制造大涝吗？

尽管如此，至少在2011年的大旱以前，三峡还是一个很少公开触碰的敏感话题。

每一次灾难的发生，极端气候就成了人类推卸责任的最方便的托词，但这样的托词现在似乎有些失灵了。所谓极端的气候，从来都不是突然发生的，很多症候，事实上都在时间的推移中开始显现，而在这个推移的过程中，又似乎都能找到与之相关的隐形的链条。尽管没有直接有力的证据，但其实是有逻辑顺序的，这就是对三峡大坝蓄水之前和蓄水之后进行比较。尽管老百姓无法做出高深的科学论证，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的切实感受是真实的。这大概是最权威的专家也无法否认的吧。

三峡工程绝非一个局域性的问题，这已是人类的一种共识。科学可以论证一项工程，但以人类目前所掌握的科技水平，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论证一个世界？其间还有多少可能性？多少未知区域？

指责三峡的不只是长江中下游，更有上游。早在2004年，四川、重庆发生洪涝灾害，就有人怀疑这与三峡蓄水造成水汽蒸发量加大有关；仅仅两年后，还是在这一地区，又发生罕见大旱，再次有人怀疑与三峡蓄水有关。

这一次长江中下游大旱，三峡的问题几乎是摊牌了，但围绕三峡的争论就像这干涸开裂的土地，沟壑越争越大。面对来自民间的一次次质疑，一些有官方背景的众多水利水电专家纷纷走向前台，他们依然认为将极端天气全部归罪于三峡大坝“纯属无稽之谈”。和水利专家不同，大多数气象、气候专家选择了沉默，成为另一种“沉没的声音”。他们不愿正面谈及三峡大坝是否影响长江流域气候的问题，但他们又更加忧虑未来三峡库区的极端气候事件将显著增加。

事实上，当长江中下游把矛头一次次指向三峡工程，其实也指向了三峡以上的一系列大坝，但这些大坝对于中下游河流的影响以及其间的利弊，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

这不是世纪的忧患，可能是千年的追问。

当我从长江上游走来，一路上看见的都是拦江大坝。长江上游干流和支流上已有六十多个大型水电站和数不胜数的中小型电站，在未来十到二十年里还有更多的大坝横亘在江河上。这个事实，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必须直面的是，如何能够解决上游蓄水和下游用水的矛盾。此外，江西、湖北、湖南的许多主要河流及其支流均建有水电站，这些水电站在干旱期间也成为抗旱的拦路虎，抗旱需要水，发电更需要水。发电站利用掌控大坝的优势可以对上游来水进行人为控制，它首先必须保证自己正常发电的水位，才会把剩余的水放下来，而正当干旱季节中下游地区需要大量用水时，这些电站却必须大量拦水发电。又由于电站管理权归属不同，利益不同，调度困难，致使抗旱处于极其被动的状态。一个事例，2011年4月份，江西修河流域，因上游水电站不愿放水，致使下游两万多亩早稻田得不到及时灌溉，在上级部门的强力干预下，该电厂才勉强开闸放水，但此时已造成农田受旱损失。这些旱灾导致的损失，比发电的收入不知要高多少倍，但发电是直接收入，而农田受旱的损失却往往是间接的，甚至被刻意低估的损失。

我在黄河流域采访时，一个研究黄河历史文化的学者说，黄河是中华民族一条源远流长的龙脉，当黄河上游修起了一道道大坝，这龙脉被阻隔了，断裂了，黄河也就难逃断流的命运。尽管我不太相信这种玄学文化意义的解读，但这里面又确乎有一定的自然科学道理。同黄河相比，长江上游干流在毛泽东时代一直没有大兴土木，只是修了一座葛洲坝。而现在，随着三峡大坝的崛起，也随着三峡大坝对江湖格局的改变，从上游到中游，从干流到支流，一道道大坝正在建造，或正准备建造。湘江正在筑坝拦水，还有资江、沅江、澧水，都在跃跃欲试，并已有明确的规划。洞庭湖水利枢纽工程也正运筹于帷幄之中，还有陕西省的“引汉济渭”、湖北襄阳市的“引丹灌区”、湖北荆江的“引江济汉”等工程或已上马或准备上马。这所有的工程只有一个核心意图，拦截长江水，保证自己的这一方水土拥有足够的水资源。这也将各地政府面对水危机的紧张和危机感表露无遗。

对于这些备受争议、甚至引发了世界性争议的水坝，至少有一个人没有我们这样悲观。此人就是中国长江三峡开发总公司前总经理、200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陆佑楣先生，他还有一个与我此刻的叙述直接相关的职务——中国大坝委员会主席。

针对那些质疑三峡大坝的人们，由此而质疑大坝这个普遍性存在的人们，他认为，从水资源上看：“那些在中国唱反水坝的人，没有概念，缺乏科学知识。水资源是时空分布不均匀的，当然应该通过工程措施来合理分布，以前人类是自然地向有水源的地方移动，现在人口不用大迁移了，想办法用工程的措施让它尽可能均衡一点，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事实上，全球有多少座坝？全球有四十万座，美国七万多座。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是发达国家水电建设的高峰期，目前发达国家的水能资源已基本得到开发。法国被视为新能源利用出色的国家，我去那儿什么感觉呢，它们的水能几乎都开发了，几乎每一滴水都利用了。大坝的使用寿命都长达百年以上，西方国家并不是说不建坝了，而是已经完成了这个大规模建坝的过程。中国现在水电站建设规模应该说不小，但还差得远，和他们当时情况对比，大体上类似罗斯福新政的时候。”

那么，从生态环境上看呢？他认为：“生态环境实际上并不是水电站的主要矛盾，这是被人为夸大了的。水质污染，不是水库引起的。长江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排污的通道，经济不发达，人口不多的情况下，这些污水就自然净化。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庞大的工业和城市，集中的人口，决定了把长江当成一个排污口的古老习惯要彻底颠覆了。源头是在陆地上，治理也是在陆地上，这跟水电发展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

陆佑楣说，总有人在脱离实际，误导公众。不客气地说，现在反水电好像成了一种“时尚”。也有人拿都江堰为例出来反对现代的水电建设，说老祖宗不需要建坝，也能建成一个引水工程，一直用到现在。确实，都江堰是个了不起的工程，它认真分析了岷江的情况，解决了成都平原的灌溉。但是，两千多年了，现在的人口、耕地、用水量比当时要增加多少，一个都江堰就能满足需求了吗？所以才修了紫坪铺水库，来提高平原用水和灌溉标准。

对于国内当下弥漫的反坝情绪，他质问：“为什么现在老把水电和环境生态破坏概念化地联系，对水电的认可度那么低？这跟国外的NGO组织、反坝组织不无关系。那些认为国外现在到了‘拆坝时代’的观点也完全是一种误导。这涉及不同国家对坝的定义问题。美国五米到八米都称为坝，如果按这种标准，中国有多少坝？八万六千多。美国垦务局局长告诉我，美国每年会拆一部分坝，其中有些水坝仅仅是为了灌溉或者是为了小农庄的电力自给，比如自己的领地里面修建一个小电站等等。目前，美国的大电网领土覆盖率非常之高，有了大电网，小电站就完成了历史的使命，就可以拆了。美国大型水坝没有被拆。中国也拆掉了一些小电站，最古老的石龙坝电站已经停止发电了，因为这是一座很小的电站，已经过时了，但并不是说已经进入了拆坝时期，或者停止建设水电站的时期。”

无论是谁，听了陆先生的这一番话，都能感觉到他的直爽、坦诚，甚至还有据理力争的尖锐，以至尖刻，他激动地说：“有些人太情感化了，他说，河流必须要自然地流淌，没有这个道理！河流是自然存在的东西，如果没有水坝，你人类怎么利用这个水资源呢？如果没有密云水库，能有北京的今天吗？西南地区的河流，是世界自然遗产。修了十几个梯级电站，难道能把三江并流变成两江并流吗？没有，还是三江并流。他们太夸大了，就是不去了解真实情况。淹没区我都去看过，有人说建电站有一片原始森林要淹没？不存在。其实低海拔的树都已经被砍光了，这些树都是从岩石缝里长出来的，没有几百年恐怕也长不出来。它是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不断地筛选才能长出来的。实际上这十几个梯级电站，每个电站，水位都远低于裸露的山体。但是如果你不去开发，当地的居民非常贫困，他要靠山吃山，过去一直以来的生态破坏是贫困跟人口的同步增长造成的。三峡工程不建，那些老县城的人怎么发展？没有土地资源，没有太丰富的矿产资源，如果在矿产上打主意，环境破坏只会更大。”

不过，他也承认，对鱼类的保护确实是一个难题。长江里面有一些很珍贵的鱼类，像中华鲟，过不了坝了。国外做了很多试验，修了很多鱼道，鱼梯，升鱼机等。像美国哥伦比亚河上这么多梯级电站，建成后现在才逐步研究鱼类怎么过坝的问题。我们长江里的鱼已经很少，少的原因是捕捞过度和污染。像中华鲟的产卵本来不是在金沙江，而是在长江的中下游。由于中下游人类的活动太多，把它们赶到了金沙江去。那么现在修三峡水库，金沙江在修，葛洲坝早就在修了，已经切断了。现在用人工繁殖的办法来繁殖，是不是成功还有待于长期观测。这些问题要从水电合理有序的开发过程中解决，研究具体的办法，研究水电的收益怎么用上来，而不是不去开发。开发和保护是两个问题，不是简单对立的。有些是生物多样性的需要，应该把这些鱼类保护住，不要让它灭亡，但保持生物多样性也还是要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考虑。

陆佑楣先生的观点是权威性的，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对国家在水利布局上的宏观决策来说无疑也是举足轻重的。我暗自猜测，这大概也是一道道大坝最终能够获得国家批准的理由吧。

现在，对三峡指责得最厉害的江西，似乎发现还有比指责更有实际意义的事要干，为了保证鄱阳湖、赣江有正常的水位，一个酝酿多年的鄱阳湖“筑坝之梦”被重新激发。2008年12月，江西省成立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领导小组，由时任省长吴新雄领衔，亲任领导小组组长。该枢纽的原方案是：在距长江二十七千米处的鄱阳湖口修筑一座长约三千米的混凝土大坝，提高鄱阳湖枯水季节水环境容量，达到供水（灌溉）、保护水生态环境、保护湿地、消灭钉螺、航运、旅游、发电以及水产等方面的综合效益。当又一道伟岸的大坝筑起来，江西人将一劳永逸地把湖水拦在自己的地盘里，以保证鄱阳湖和赣江等河流处于正常水位。在正常的水位下，鄱阳湖面积有3914平方千米，容积达三百亿立方米。对于江西，对于鄱阳湖，这是必要的。这也意味着，江西人的一湖“中国清水”从此将有保障。

2009年12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域规划》，关于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内容为两句话：做好水利枢纽前期工作，积极推动鄱阳湖水利枢纽各项工作。

应该祝福江西，我却想为长江哭泣。这意味着，长江也将在最缺水的时刻又减少了一个巨大的水源。据统计，经鄱阳湖注入长江的水量约是长江径流量的15.6％，超过黄河、淮河、海河三河水量的总和。正因为这清澈的湖水源源不断汇入浑浊的江中，保障了长江中下游的供水。如果这水被截留，那么长江下游怎么办？而来自国际生态领域的专家则担心，鄱阳湖筑坝会使长江中下游的水危机更加严重，随着长江流域干支流各地抢水的加剧，今后武汉、南京壮阔的江面也许会变成一条水沟。

我多么希望，但愿这不是一个可能被证实的预言，而是一个虚妄的谎言。

现在，谁也无法预测，在筑起这么多水坝、枢纽之后，湖口以下的长江流域将会出现一个怎样的局面。这样的大坝会不会进一步向下游蔓延？芜湖要不要修？马鞍山要不要修？南京要不要修？……

这一连串的问题让我想到一个博尔赫斯式的寓言。按博尔赫斯对镜子的说法：它代表了繁殖。最有名的例证是，把一个婴儿放在两面镜子的中间，就可以生产出无穷无尽的婴儿。这是多么令人惊讶的奇迹。而我想说的是，大坝也可以繁殖大坝，一座世界上最雄伟的大坝可以繁殖出无数大坝。如果这些大坝全都按人类的意愿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起来了，可以想象长江中下游流域、上游的金沙江流域未来将是什么样子。以中国的国力之强和制度的力量，筑一道大坝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而某个决策一旦付诸实施，就将变成一个难以逆转的事实。

当我走过2011年的长江，我不是感觉到而是眼睁睁地看到，长江干流如果没有支流水源的补充，还得源源不断地向大大小小的支流输血，哪怕是再伟大的一条母亲河，也将生命枯竭。这种情况其实也让作为主管部门的长江委甚是担心，陈晓军副主任忧心忡忡地说：“由于各梯级蓄水工程蓄水时期相对集中，相互之间竞争性蓄水会导致下游河道的水位下降，会影响整个长江流域的江湖关系。”

充满忧患的还有很多水利专家，武汉大学水资源论证中心副主任胡铁松说：“南水北调工程最大的意义，在于对时空分配不均匀的水资源进行人工的调节，而这应该有一套调度方案来做保证，现在丹江口向下放水还只是一种应急方案。”

同为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教授的李可可认为，我们过去的水资源分配模式太过粗糙，该到了好好反思的时候了。从全球范围来看，极端天气的出现越来越频繁，在此情况下，对于水资源的管理思维也该有所转变，应通过立法来明确“水权”分配，明确在各种极端情况下，大型水利工程在防洪、抗旱、航运、发电以及生态保护功能之间应如何兼顾，同时避免出现跨区域的水权纠纷。

在水利上我只是一个门外汉，但我深信江湖中也有一种能量守恒的定理，正是它在维持江湖格局在大自然中的平衡。我也一直在追问，人类是否真的能掌控大自然的力量？一座座大坝，我们可以预估它的直接效益，规划出它给我们带来的种种好处，但人类能否真正主宰和把握那种来自大自然的巨大的能量转换？换句话说，这巨大的能量是否会向别处转换，发生灾难性转换？

这些，我们暂时还不知道，但我们隐隐约约猜测到了什么，预感到了什么。

有人说过，如果说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法治有一个“人算”的渐进安排，但环境灾祸的突然降临可能是“天算”的宿命。而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给出的灾难时间表是：见到悬崖——五年，跌入悬崖——我们这一代。

十 从湖口到吴淞口

从湖口到吴淞口，全长九百余千米。这是万里长江最后一段流域。

最好的方式还是坐一条船，随大江东去。这也是中国水网极密集的地区之一，南岸为江南水乡，北岸也是水乡泽国，江湖穿插，河汊纵横，无处不是航道，处处皆可行船。当长江流经安徽境内，北岸有华阳河、皖河、裕溪河和滁河等，还有中国第五大淡水湖巢湖和皖南湖群；南岸有黄湓河、秋浦河、大通河、漳河、青弋江和水阳江等；江苏境内，北有京杭大运河、通扬运河和洪泽湖等；南有贯穿浙江钱塘江的江南运河，一条大江在众多的湖泊、支流加入后，如同在新鲜血液里一次次诞生，每诞生一次长江就变大一次，一条从世界屋脊流来的长江，直到这里，才真正进入了波澜壮阔的大境界。

淮河入江水道自三江营汇入长江，从自然地理看，淮河其实也是长江的一条支流，但人类已把淮河作为一个独立的流域水系。如果不是人类的特意安排，长江流域将变得更加浩大。

一个在船上奔波的人，其实更能看清楚这一方水土。

当我把目光转向长江北岸，眼前开始出现大片广阔的冲积平原。这是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一部分，又称长江沿岸平原或巢湖平原、皖中平原。就是这辽阔肥沃的平原和水网，把安徽省变成了天下粮仓。尤其是沿江地区，一直是安徽省最重要的稻产区和棉花产地，占有重要地位的还有油菜和水产。这里也是长江流域人类居住时间久远的地区之一，在安徽省江北发现的直立人化石和数处包含人类遗迹的遗址，都证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尽管中国政治史多以华北和黄河流域为中心，长江流域却始终以其农业潜力而对历代王朝具有重大经济意义。

途径巢湖平原，绕不开一个巢湖。这是长江北岸出现的第一个大湖，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这个水域面积约为750平方千米的湖泊其实不大，如果洪湖的命运没有被人类改变，洪湖的水域面积比巢湖还大。但巢湖的来水面积不小，接近1万平方千米，沿岸为合肥市所环绕。每一个自然湖泊都是上苍巧妙的安排，为的是接纳众多的支流，在湖泊里汇集。巢湖的主要入湖河流有南淝河、上派河、丰乐河、杭埠河、白石天河、兆河、柘皋河等，这些河流都源于山丘区，一般集水面积都大，流程较短，比降陡，汇流快，穿过湖周圩区后，进入巢湖，又经湖泊调节容蓄后，出巢湖闸经裕溪河于裕溪闸下注入长江。汛期，若长江水位过高，裕溪河受顶托倒灌时，裕溪闸与巢湖闸将关闭，以拒江倒灌。巢湖四周诸河来水，全都仰赖巢湖容蓄，防洪压力很大。为了缓解巢湖及裕溪河的防洪问题，1986年冬天，当地开始进行牛屯河分洪道建设。工程竣工后，入江口水位比裕溪河口的长江水位降低了半米左右，这半米也让巢湖水系的防洪压力减少了一半以上。但巢湖近年来的命运和洞庭湖、鄱阳湖一样，她所面临的不是洪水的压力，而同样是干旱的压力。在2011年这个大旱年，长江中下游出现了六十年来最严重的“三季连旱”。巢湖也未能幸免，出现近五年来的最低水位，湖滩大面积裸露，野草疯长，搁浅的渔船被野草掩埋……这景象我已经反复描述过，我好像在描写同一个湖，每一次都让我感到是残忍的重复。

同北岸相比，长江下游南岸则显得比较复杂一些。从湖口一路过来，沿岸的河漫滩平原比北岸要狭窄得多，沿江地区多为山地丘陵和阶地，一路上都有石质山地直接伸进江中。伸进江中就被人类称为矶头了，这样的矶头实在太多，从九江至江阴沿江两岸有五六十个大大小小的矶头，其中分布在南岸的就有五十个。长江三大名矶，除了洞庭湖和长江交汇处的城陵矶，另外两矶分别是采石矶和燕子矶。看看这几个代表性的矶头，对流域内的水文、地形、地貌以及人文就大致了然了。

采石矶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的长江南岸，这座突兀在江流上的石矶，素有“千古一秀”之美誉。它的得名据说始于三国东吴时，此处曾产五彩石，因其形状如蜗牛，又有“金牛出渚”的传说，又名牛渚矶。采石矶是一个古老的文学意象，历史上来这里题诗咏唱的文人骚客实在太多，这里就不说了，但天才的李白是不能不说的。不说他的吟咏，只说他的命运。相传他就是在这里因酒醉赴水、捉月而死，一个天才淹死了，一座采石矶从此蒙上了一层浪漫神秘的宿命色彩，也平添了一座太白楼。曾几何时，这座楼与岳阳楼、黄鹤楼、滕王阁并称为江南著名的“三楼一阁”。不过，让采石矶更著名的还是战争。南宋时期，一场惨烈的抗金之战就发生在这里。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军统帅完颜亮率六十万大军分四路南下，抵达采石矶对面江岸，与宋军隔江对峙。据《宋史》记载，当时形势危急，完颜亮高踞在高台“黄居”下，杀白马祭天，准备次日渡江，江南的宋军却正因“易将”而无人负责。幸亏守将虞允文毅然负起守卫重任，以少胜多，大败金军。在战争史上，这也是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

过了采石矶，燕子矶也就遥遥在望了。一座更为惊险的石矶，突兀于南京市北郊观音门外直渎山上，三面临空，势如燕子展翅欲飞。这就是人称为万里长江第一矶的燕子矶，很形象。这样一个地方，又有太多的文人骚客、英雄名流慕名游览。李白顺江而下，也在这里留下了一个传说，他登临矶顶，以石为樽，江水为酒，把酒问天，结果吞江醉石，为燕子矶留下了一个“酒樽石”。又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南下集庆时就是从这里登陆。观音阁旁悬壁上，原有铁索穿石而挂，传为当年明太祖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系舟之处。观音阁旁的平台，传为明太祖皇后马娘娘的梳妆台遗址。“燕子矶”三个楷书大字，又据说是乾隆皇帝御笔亲题。这个最爱游山玩水的天子，六下江南，三登燕子矶。第一次来游燕子矶时，即被这壮阔的江山震撼了，写了一首气势不凡的七绝：“当年闻说绕江澜，撼地洪涛中下看。却喜涨沙成绿野，烟村耕凿久相安。”不过，这绝美的风景，也让很多人选择在这里跳江轻生。于是，在燕子矶山上临崖处，有陶行知先生手书的石碑一块，六个字：“想一想，死不得。”但你不想死，却有人不让你活。1937年南京陷落，从南京城里逃出来的难民慌不择路地奔向江边，一条大江，成了他们宿命的方向，燕子矶下，就有一个渡口，这是他们可以侥幸逃生的唯一希望。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一条大江把他们的希望彻底变成了绝望，江面上已经看不到一条船了，那些渡船早就逃到江北。这让数万逃难者陷入进退维谷的绝境。很快，日本骑兵就带着轻机枪追来了，一场血腥的大屠杀是从燕子矶上开始的，日寇就把枪架在燕子矶一带的山头上，对着拥挤在江边的平民疯狂扫射。据历史资料记载，有五万多中国平民死于这场屠杀，无数尸体漂浮在长江上，随大江东去，把一条黄金水道变成了一条淌血的河流。由于很多没有漂走的尸体一直堆积在江滩上，没有人收尸，直到第二年春夏之交，这里还堆满了无人过问的尸体。那腐烂的尸体散发出来的恶臭气味，数十里之外都能嗅到。为祭奠这些被无辜屠杀的同胞，后来这里竖起了一块燕子矶遇难同胞纪念碑。一只不知从哪里飞来的黑色小鸟站在这碑尖上，过了很久也没有飞走。这也成了我眼里一团久久没有移开的黑。我甚至忘了眼前还有这样一座矶、一块碑和一条沉重而缓慢的长江。

这一段长江因山势所阻，必须向东北绕过南京直至镇江一带的山地，过了镇江，又折向东南。镇江北岸，就是扬州，这一带长江古称扬子江，就是因扬州有一条通往镇江的古老渡口——扬子津。先有扬子津，后有扬子江。扬子江是扬州以下至入海口的长江下游河段的旧称，这也是西方传教士最先听到的长江之名。到了清朝末年，长江门户被列强的炮舰打开，一条条外国船由吴淞口溯江而上，穿过长江中上游，直抵重庆。又无论一条船走多远，他们都要经过这段扬子江，久而久之，外国人便把它作为了整个长江的代称，英文音译为“the Yangtze River”，并且正式标示在他们的世界地图上。但以扬子江之名取代整个长江，从来没有被中国政府接受过，它既代表不了整个长江，又带有屈辱的半殖民地色彩，中国人绝对不可能接受。在中国出版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上，长江的英文名称为“the Changjiang River”，而不是列强强加给我们的“the Yangtze River”。

仿佛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我才终于听到了大江东去的声音。滔滔不绝，充满了流动的呼吸。扬子江是长江的深水区，江阔，水深，浪大。在扬州看扬子江，感觉离大海已经很近了，在江中推波助澜的，就是来自大海的潮汐。

当江面变得越来越宽阔，两岸也变得越来越辽阔。

就这样，恍然不觉中，我已从狭长的、带状的长江中下游平原进入了广袤的长江三角洲。这也是长江中下游平原最后的版图。随着离大海越来越近，这里地势更加平坦，更是一片江南之乡的景象。要说江南，这也就是最经典的江南。

江南，这个洋溢着文学意象的美丽辞藻，其实从未有过统一的定义。

从人文地理的意义看，江南特指长江以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江南的意义又不尽相同。一般认为，广义的江南涵盖了长江中下游以南直至南岭、武夷山脉以北的辽阔版图，涵盖了如今的湖南、江西、浙江和上海全境，还包括了湖北、安徽和江苏等省的长江以南地区，大致相当于唐代江南道的境界；狭义的江南又与宋代江南东路及两浙路所辖范围大致相同，包括了现在的浙沪全境、苏皖长江以南部分、赣北濒临长江鄱阳湖的地区及赣东北。无论广义或狭义，江南都是中国版图上最辽阔最富饶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农业极发达的地区之一。

这片土地也同样充满了忧患，而最大的忧患就是洪水。

为了守护这肥沃的平原，自东晋以来，陆续在长江两岸建有大量的堤防。据统计，长江下游两岸干堤总长1860余千米，但由于地面高程普遍低于汛期洪水位，极易成灾。1991年江淮大水，江南江北一片汪洋。1995年长江下游干流又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大洪水。每当洪水来临，另一种灾难就变得更加突出——崩岸。崩岸大都发生在平滩水位下，主流冲刷右岸边滩，形成贴岸深槽，而发生处的河道一般地质基础差，抗冲刷能力极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航道疏浚也很可能造成崩岸。这也是我家乡长江中游时常发生的事，一般分为条形倒崩、弧形坐崩和阶梯状崩塌。条形倒崩是指沿河岸发生长条状的崩塌，弧形坐崩则是大面积的河岸以弧形坍塌，阶梯状崩塌是从上往下以阶梯状一级一级地垮塌。这种灾难与洪水没有直接的关系，一年四季都会发生。接下来的一段描述来自我孩提时的记忆：一个人在冬天的河岸边走，水在很深的河谷里深沉地流淌。当寂静笼罩了一切时，突然会蹿起一股巨大的水浪，水花嗖嗖地飞溅到半空中。回荡之声缥缈而又高远，好像天上还有一条大河。每次水声响起，我就知道，那一定是崩岸了。有时候整个人会随着一整块河岸崩下去，那个过程是无法看清楚的，就像你永远也无法看清大河深处无声涌动的那股暗藏的力量。尽管每天都会有一大片一大片的河岸突然崩塌，又迅速地被大河吞没，但从这里坍塌下去的土地，又会在不远处的另一个河湾里重新生长出来，变成滩涂或沙洲。甚至连那些同河岸一起崩下去的树，也会重新生长出来。沿岸一带的护浪林，就这样被河流搬来搬去，这让人感到神奇，像是虚构。一棵树原来到底长在什么地方，很大程度上也只能去猜测了。但很少有人会去猜测，谁会去关心一小片土地和一棵树的历史呢？

长江下游的崩岸，一看就比中游更厉害。崩岸在长江中下游极具危险性，不但直接威胁到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还可致使河床产生横向变形，带来一系列的次生灾害，埋下更多深不可测的隐患。从江西湖口至江苏江阴段的长江干流，两岸崩岸总长有四百多千米。护岸工程，是长江下游最重要的水利工程。沿长江下游干堤走，可以看见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覆盖式平顺护岸，有抛石、沉排、沉枕、沉笼和沉软体排等几种结构，这也是长江下游采用最多的一种护岸形式；还有一种丁坝护岸，主要是堆石坝。另外也有采用短丁坝与平顺护岸相结合的方式。这些工程有的是看不见的，譬如水下抛石，一抛就是数万立方，全都沉在水底下。这很容易造成施工的偷工减料。有些官员只热衷于表面光溜、立竿见影的面子工程，把一道堤坝修得又高又大，水底下的工程反正看不见，就敷衍一下。为了确保水下抛石的施工质量，很多地方现在采用电子过磅计量方式收购块石，还有专人拿着录音笔在现场监督，一人过秤，一人报数，一人录音。看着这情景，既让人心里踏实了许多，也让人心里不是滋味儿。这个时代啊，人类为了堵死一个江底下的漏洞，先要想多少办法才能堵死人心里的漏洞啊。

大海已经越来越近了，我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来自大海的潮汐。

在历次大洪水中，人类无不希望江水快速下泄，直奔大海，然而江水却好像故意要和人类作对，你越是希望它加速下泄，它越是变得令人难以忍受的缓慢。和人类作对的其实不是江流，而是大海。一种来自大海之上的力量远远地超过了长江的力量，顶住了江水。这就是海水倒灌。这也让长江裹挟而下的大量泥沙在入海口沉积下来，在江心逐渐淤积成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沙洲。其中最大的一个已不能用沙洲来定义，这是长江用泥沙直接堆起来的一个岛屿，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在崇明岛浮现之前，一座伟大的东方城堡，如同在这茫茫大水中诞生。

长江，中国第一大河流；上海，中国第一大城市。

这也是一座特别有方向感的城市——上海，到海上去。

走进这座伟大的城市，又有太多的内容必须省略，我依然只能直奔我的主题，上海的命脉，水。

如果说上海出现了水危机，恐怕没有人相信。但上海人相信，他们就在这危机中生活。

若要解读中国城市水危机，有两个伟大的标本，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北京缺水，很容易理解；上海缺水，则令人匪夷所思。从水资源看，上海的人均拥有量为全国人均拥有量的三十倍左右，然而，早在1990年上海就被列为全国三百个缺水城市之一。为什么上海也会打上缺水城市的标志？这是我的追问，也是上海的追问。追问的答案是2001年《上海市水资源普查报告》。该报告对黄浦江沿岸水厂的水质监测数据表明，江水的溶解氧、氨氮、化学耗氧量的年平均值均超标，水体污染显著。原来如此，我恍然大悟了，上海缺的不是水，而是干净水。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可以作为中国缺水城市的另一个类型，北京是典型的水源型缺水城市，而上海则是典型的水质型缺水城市。

上海的主要水源来自黄浦江。而黄浦江的水质，曾让不可一世的英国人也羡慕不已。

历史上，上海第一次水质调查，就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搞的，时间是1870年。这次调查，分别在黄浦江及其临近的江湖上，选择了龙华上游、江边码头、黄浦江虹口港、苏州河、外滩、淀山湖、黄浦江上游的松江、黄渡等十二个取样点取水，水样被送到远在伦敦的英国皇家化学学院进行了严格的水质检验。结果是，上海的水质优于同期英国泰晤士河水。这让那些住在上海租界的英国人放心了，这水也可以放心喝。

到了1883年，英商建起了中国的第一家地表水水厂——杨树浦水厂。这也是上海乃至中国城市供应自来水的历史性开端。但这家自来水厂不但没有受到上海人的欢迎，还遭到了一些市井之民的抵制。千百年来，中国人早已习惯直接饮用江湖上的自然水，也难怪他们对自来水这种洋玩意儿一时难以接受。据《上海轶事大观》记载：“当时风气未开，华人用者甚鲜，甚至有谓水有毒质，服者有害。相戒不用。”自来水卖不出去，眼看着就要亏本，这让开自来水厂的英国商人很伤脑筋。他们从当年的烟草商人那里得到了启迪。烟草商人的做法是，不要钱，白送给你吸，等你吸上瘾了再卖给你。于是，这些开自来水厂的英商也如法炮制，“其后水公司遍赠各水炉、茶馆，于是用者渐众。居户之不装龙头者可嘱水夫担送，每担取钱十文……”这样一来，上海自来水逐渐普及了。

上海这个华洋杂处、斑驳陆离的十里洋场，在乱糟糟的一百多年里，水源却一直保护得很好。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黄浦江依然是一条供数百万人畅饮的河流，沿岸自来水厂都是直接从黄浦江取水。水好，鱼也好，那时候黄浦江盛产鳗鱼、鲈鱼、鲳鱼等野生鱼类。“大跃进”时期，渔业队每年的捕鱼量近万担，到“文革”初期就减少了一半，1970年已降至两千担左右，到1978年时，黄浦江下游的鱼虾已经绝迹。一条江河里没有了这些活泼的生命，这水也就开始散发出异样的味道。事实上也是从那时起，一些外地来沪的客人，喝不惯上海的自来水，连泡出来的茶都有一股怪味儿。其实，上海人也早已感到这水不对劲，纷纷向有关部门和自来水厂抱怨，呃，这水怎么搞的？

原因其实是明摆着的，闻得到，也看得见。1988年，我第一次走进上海，就闻到了一阵一阵的刺鼻气味儿，而只要你嗅到了这气味儿，很快就能看到一条污黑发臭的河流。但当时似乎还没有“水危机”这个词儿，一些上海人甚至还不无骄傲地告诉我们，你别看这河流都是污水，日本人还想出钱买呢。请相信我的诚实，这绝对不是我的编造。那么日本人买这臭熏熏的东西干什么？我只能这样推测，这臭水沟里也许有很多重金属，这对于资源极度缺乏的日本人还真是宝贝疙瘩。而这样反证了我们的工业化一直是粗放型的、资源浪费型的。借用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垃圾只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同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对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实在太落后了，许多宝贵的资源都成了污染的罪魁祸首。上海，这座隔海与日本九州岛相望的城市，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也是污染最严重的城市。这又与国家的工业布局有关，这样的污染也注定了是最难治理的工业结构性污染，而所有的污染最终又只能通过水来排解。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对污染的治理不但技术落后，而且长时间没有引起高度重视，许多污染源都是长时间遗留下来的，积重难返。

用时任上海市水务局副局长沈依云的话说：“到处是水，可不能用。”

据沈依云介绍，目前上海有两个主要取水口，两个取水口都有问题。一个取水口的水源是黄浦江，黄浦江的污染现在已不是工业和生活污水的污染，而是通航所造成的河道污染。上海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中部长江口，拥有中国最大的外贸港口，从海上来的船，从长江来的船，黑压压地挤在一条黄浦江里，直接影响到水源地；还有一个是长江水源地，但由于海水倒灌，咸潮频繁，而咸潮一直是沿海城市用水安全的威胁。不说历史，只说近十年，上海长江口多次遭遇来势凶猛的咸潮，取水口盐度最高时曾超标五倍多。每年11月到次年4月是长江枯水季，也是咸潮频发季，2011年的咸潮又是历年之最。每一次咸潮来袭，都是上海水务部门高度紧张、高度戒备的时刻，上海市各家媒体都会在显著的位置报道取水口的状况，而在这些报道背后，水务局上上下下也进入了临战状态，通宵达旦地工作。那个压力有多大，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但最大的压力还不是席卷而来的咸潮，而是市民的恐慌。

沈依云抬起头来看着窗外，仿佛有什么不祥的景象即将在窗外出现。他满脸忧色地说：“如果市民都感觉到饮用水危机了，那就太严重了。”

那么，上海人每天又需要多少水呢？据统计，2004年中国城镇每天的人均生活用水量为212升（含公共用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用水量则要少得多，每日为68升，市民是农民的三倍。上海市民的用水量更大，据2001年上海市水资源普查报告，上海市区自来水人均综合生活用水量为每天289升。又据2010年统计资料，上海人口为2301万，一个城市的人口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不干别的，光是这么多人一天就要耗掉多少水？这是小学生都会算的一道乘法题，答案是一个海量的数字，一个天文数字，谁又知道还有多少没有统计的。

无论一座城市拥有多少人口，怎么才能让每一个市民喝上干净水是每座城市最大的事情，也是市民最揪心的。随着生活质量日益提高，水质却在不断下降，这也是中国三十多年来跨越式发展的一个悖论。伴随着频频发生的水污染事件，很多市民对自来水也越来越缺乏信任感，这让瓶装的纯净水成了很多市民饮水的第一选择。现在，随便走进一个市民家里，一眼就能看到摆在客厅里的纯净水设备，还有人在自来水龙头上加装了净水设备。这也是现在市民家里流行的“一水两制”：喝的是纯净水，用的是自来水。

还别说，这“一水两制”给很多城市的供水部门带来了灵感——分质供水，也就是将饮用水与其他用水分开供应，实行不同的水质标准和水价。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以美国为例，他们早就开始推行这种分质供水，一种是符合联邦政府与一些州政府水质标准的“可饮用水”，还有一种是“非饮用水”。类似的方法，现在很多中国城市都在试行，但最引人关注的还是上海。2001年，是上海试行分质供水的元年，出台了《上海市新建住宅管道分质供水建设管理若干规定》。2011年在上海举行的APPC会议，也成了这一“水务新政”的试验平台。供水部门首先在承担会议接待的锦江饭店安装分质供水的设备，通水检验，“可饮用水”水质达到卫生部和欧盟的饮用水标准，可以直接饮用，就像水龙头上贴的标识一样：“龙头放开，水可生饮。”这也是上海生饮水装置的正式启用。与此同时，上海西郊东苑怡和园小区也建成了全市首个分质供水小区。运行表明，各项水质指标均已达到国家标准。若从水价上看，这也是一项很实惠的惠民政策，在分质供水实施分别计价后，市民喝到的可饮用水比市场供应的桶装水便宜一半。然而，这一经过APPC这样的国际高端平台检验又实实在在能给老百姓带来实惠的“水务新政”，运行了不到四个年头就无疾而终了。2005年3月25日，上海市水务局正式发出通知，废止了关于分质供水的相关规定。这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国外现行的分质供水与目前国内的管道纯净水其实是两个概念，中国市民每人每天的饮水量不过三升左右，但在实施的过程中，他们不光是喝饮用水，很多人洗澡、洗发、洗衣服也同样用饮用水。这不但没有达到节水的目的，反而让饮用水量大增。可见，当初供水部门的设计意图从一开始就有些想当然了，过于理想主义了。有的专家甚至担心，如果寄希望于通过分质供水走“捷径”，很可能在经济、社会方面造成不良后果。在指导思想上和操作上，可能造成放弃保护水源和改善水处理技术的努力，结果现有管网供水水质逐渐下降为非饮用水，而饮用水的供应量又明显小于合理的限度，直至造成恶性循环。而对老百姓来说，在实际操作上也挺麻烦的。一个龙头里流出来的是饮用水，一个龙头里流出来的是非饮用水，可能忙中出错，尤其是那些小孩子和老人，难免就会把不该用的水给用了，把不该喝的水给喝了。这喝了非饮用水，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轻则拉肚子，重则进医院，这看病又得多少钱？中国人实在，算账也算得仔细，该计较的都会盘算到。从专家发出的警示到民间的抱怨，大概就是这项“水务新政”无疾而终之疾了。

绕了一个大圈子，又重新回到了原点。中国的事情似乎都是这样，如同无限循环的小数，绕来绕去，最终永远无法除尽。那么，水危机的真正解决之道在哪里？有专家认为，关键还是要通过控制水源污染、改进技术等来保证供水并改善供水的原水水质，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治本，其他的都是治标。此外，还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节约用水。现在，上海市已经制定了节水规划，从上海市民的人均综合生活用水量看，也确实还有不小的节水空间。节水也同样是一个理想化的意图，谁都知道中国缺水，上海缺水，谁都知道要节约用水，观念的普及不是问题，节水早已是一种共识，但要让每个人节水，又恐怕不是短时间内就能靠每个市民的自觉来解决的。中国的事，更多还得从制度上去解决。如何把节水制度化？上海似乎也没有什么高招，他们采取的措施也是现在很多城市正在推行的，实行超计划用水加价收费。还有，就是在科技上想办法，对工业园区、社区、校区都制定各类用水标准。不能说没有效果，以公用事业用水为例，过去上海的公路绿化带都是通过消防车运送自来水进行浇灌，成本高，又费水。实施节水措施后，上海市的公路绿化带下都铺设了PPC管道，就近抽取河水灌溉，仅此一项，每年就可为上海节约几十万立方的自来水。但这几十万立方水对于这座特大城市的海量耗水只是杯水车薪。

这不是上海的问题，也不是长江三角洲或长江流域的问题。从上海看中国，这里有一组充满了危机感又时常被人们引用的数据：中国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六，但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列全球第八十八位，属于“缺水国家”。2006年5月，水利部副部长矫勇曾公开表示，按目前的正常需要，正常年份全国缺水总量将近四百亿立方米，有四百多座城市供水不足，一百多座城市严重缺水。——这是严峻的现实，那么未来呢？随着未来中国的进一步城市化，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从数量到规模还将以几何倍数增长，这将给中国带来更大的水资源压力，也将带来更严重的水质型的水危机，将有更多的自然江河湖泊干涸、萎缩直至消失。这其实也就是我从长江上游一路看过来的现实，还有未来吗？

一路上，我都在想象，这从唐古拉主峰一路奔流而来的万里长江，该以一个怎样的神圣的仪式来完成她生命的最后庆典？在大海拥抱大江的那一刻，又该是怎样的壮怀激烈？走到这里才发现，没有激情狂欢，没有波澜壮阔，只见浑浊发黑的水浪在离大海最近的地方慢吞吞地浮动，一副疲惫不堪又逆来顺受的神态。这就是我眼睁睁地看到的万里长江，她已经流了不止一万里，她可能已经真的流累了，流得精疲力竭了……

十一 一条船还能走多远

若要知道一条船在长江上还能走多远，最好的方式是把一条长江航道从头走到尾，然后倒回去再走一遍。

在这方面我倒不想故作谦虚，一条长江我来来回回不知走了多少遍了。尤其在20世纪，无论是东去上海，还是西去重庆，我几乎都会选择这条黄金水道。直到现在，我还有些怀念我坐过的那些轮船，“江汉”轮，“江渝”轮，“江沪”轮。这样的怀念也只能是缅怀了，这些船现在都被淘汰了，它们的速度太慢，已经远远赶不上我们这个时代的速度。

说到长江航运，又要请出李望生先生了。航运，离不开航道和港口，在很长一段时间，他就是吃这碗饭的，一直到现在还在吃。

从哪里开始呢？我找来了一幅长江航运图，在老李面前摊开了。老李连想也没想，就用手指了一下，他指着的是长江上游的第一个港口宜宾。这在我是意料之中，这里是长江的零千米处，也是长江航道的零千米处。只是，如果把宜宾作为万里长江的零千米，长江就不能号称万里长江了，长江的长度少了一大半。从航运看，宜宾上游的金沙江、通天河流域在船长的地图上也并非绝对的空白，也有航运，但航道逼仄，只能走很小的船，用一篇著名小说的标题来形容，那是“没有航标的河流”。长江航道，一直是以宜宾为零起点的。我们也只能从这里开始，顺着长江的流向，看看一条船在长江干流上还能走多远。

一般来说，从四川宜宾港至湖北宜昌市南津关，这长度一千余千米的航道，是长江最上游的航道，也就是人们一直视为畏途的川江。历史上，“自古川江不夜航”，指的就是这里了。这句话的背景，是水运的帆船时代，载货运客，靠的都是全凭人力和风力运行的木帆船，十吨左右的就算是了不起的大船了，水深——航深不是主要问题，主要还是航道的凶险。巴渝境内，层峦叠嶂，又要经过水流湍急的三峡，考验船长们的是如何在激流中把一条船控制住，在险滩密布和礁石林立的河流里找到一条最安全的航道。对于人类，这也是最冒险的航运，1000多千米的川江航道，一半路途要闯滩斗水。这极为凶险的航道，也建立了船长——艄公的崇高权威。他们都是历尽奇险、大难不死的人，也是航行经验极为丰富的人，遇到危险，又显得特别冷静，船行船停，该快该慢，水手船工全凭他们指挥。没有哪个不服从的，除非你不想活了。由于川江凶险，那时候又没有航标，船上也没有航灯，一到夜晚就看不清那条凶险的水路了，只能在夜幕降临之前找个码头湾船，等到天亮了再走。也正因为川江的凶险，还直接产生了一种文化。那时候，一般小船上有几个船工，大船上有二三十个船工，岸上还有纤夫。为了统一扳桡节奏，在明、清时期，由艄公击鼓为号指挥船行，大约在清朝中期，逐渐兴起号子，由艄公发号，众船工帮腔，这也就是让人听了特别悲壮的“川江号子”。尽管悲壮，却又比击鼓为号更有节奏感，也更催人奋进，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以生命在做最后的搏击，连心跳也一齐随着这号子搏动。后来，还产生了专门的号子头，这也是仅次于艄公的第二号权威人物。就这样，这些川江的船夫、纤夫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喊着号子，“脚蹬石头手扒沙，风里雨里走天涯”，在坚硬的石头上留下了纤绳磨砺出的一道道深深的纤痕。那无比悲壮的“川江号子”，一直在这大峡谷里回荡，回荡了数百年，现在已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为了满足长江上游航道的重庆、泸州、宜宾等沿江地区日益旺盛的水运需求，长江航道局按国家交通部提出的“深下游、畅中游、延上游”的建设发展思路，从2005年开始，分三期对重庆至宜宾航道进行了全线整治，采取炸礁、筑坝、疏浚等措施，整治了十多处滩险，新建、改建了八百多座航标、信号台。这让长江最上游的一段航道的通航能力大大提升。据长江宜宾航道局发布航行通告称，长江宜宾合江门至重庆羊角滩的维护航深已从3.0米拓深到3.7米，航宽从50米拓宽至80米。应该说，这是一次跨越式发展，从过去的Ⅲ级航道直接进入了现在的Ⅰ级航道，原来只能通行一千吨级船舶，现在可通行三千吨级大型船舶。实际上，这个通告还是相当谨慎和保守的，从重庆直航宜宾的船舶远远超过了三千吨级。2008年6月，万吨巨轮“巨航89号”徐徐开进了宜宾港口，这条巨轮自重两千多吨，可装载货物九千吨左右。这也是有史以来抵达万里长江零千米处的最大船舶。

一条万吨巨轮驶入长江最上游的港口，也开启了长江航运史的一个新纪元。

2009年10月，宜宾至上海2688千米长江航道，全部实现昼夜通航，从此终结了“自古川江不夜航”的漫长历史。——这让人感到惊喜，也感到有些突然，仿佛一夜之间，历史就真的改变了。金秋十月，尽管是长江流域一年最美好的季节，对长江航道却不是最佳季节，随着秋季的来临，长江已开始进入枯水期。然而，这一切又是真的，这里边一定有什么大背景。确实，很多人都见证了一个伟大的时刻。10月25日，在雄伟的三峡大坝坝顶，时任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曹广晶向全世界宣布：“三峡工程试验性蓄水成功蓄至175米！”为了这一伟大时刻的来临，从1919年孙中山先生提出开发长江水资源的设想，到1956年毛泽东主席“高峡出平湖”的宏伟构想，再到1992年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兴建三峡工程议案，中国人已经等待了近一个世纪。——这里申明一下，出于谨慎的原因，这里我援引了当年的新闻报道。

关于三峡工程在防洪和发电方面的巨大效益，这里我就不重复了，只说航运，这也是三峡工程的三大效益之一。事实上这个效益随着三峡工程蓄水水位由135米向156米、175米提升，也早就逐渐体现出来了。水涨船高，水位越高，江面越宽，水流变缓，这是想想就知道的常识，那些让船工们如临大敌的险滩、暗礁，也一一告别了它们最后的演出，深深沉入水底。长江航道部门也随之对川江航运、航道进行了调整。水有水路，和陆路一样，也有单行道，以前船舶在川江部分水域里只能单向通行，这一历史也从此终结了。现在川江全线，至少在三峡库区内，实现了全天候的双向行驶，这等于把航道扩大了一倍，也把航运能力扩大了一倍，缩短了时间。随着航运时间的缩短，船舶的运输效率大增。随着那些暗礁险滩的消失，船舶运行也更加安全，一条航道变成了高速公路，一艘艘快艇、冲锋舟、水翼船在美妙的嗖嗖声中贴着水面疾飞。

还是听听一个老船长怎么说。刘松柏从十八岁就在这川江上跑船，跑了四十几年，这条江还是让他提心吊胆，每过一次夔门就像过一次鬼门关。这个夔门，就是雄踞长江三峡之首的瞿塘峡。在长江三峡中它是最窄又最短的一道峡谷，两岸是高数百丈的悬崖断壁，江面最窄处还不到50米。一条大江从上游呼啸而来，一下被挤压在这大峡谷里，只能拼命地挣扎、咆哮、左冲右突，激起的浪花冲到半空中，又如同暴雨倾泻而下。一个峡谷都在震撼，更别说一条船了。这条八千米长的峡谷，亘古以来就是川江上一道难以逾越的天险，不知发生了多少船毁人亡的惨剧。很多老船工不叫它夔门，叫鬼门。它也确是一道鬼门关。很多人都知道夔门之险、三峡之险，却不知一条川江还暗藏着多少凶险。其实，从宜昌到重庆，一路上都是危途险路，哪怕过了三峡，到了重庆，那危险也还远远没有过去。在九龙坡港下游，就是号称鬼见愁的一个浅滩——三角碛。像三角碛这样的浅滩一共有五个，猪儿碛、胡家滩、麻布滩、草鞋碛，号称“五大浅滩”。现在这些浅滩全都变成了深潭，如果不仔细想，你都不知道它们原来在哪儿了。

一座三峡工程，直接改变了川江航运的命运，也只有这种伟大的工程才具有这样的伟力。这无疑也让三峡工程的建设者充满了自豪和自信。曹广晶董事长在向全世界宣布三峡工程试验性蓄水成功蓄至175米高程的同时，也宣布了三峡工程将要发挥的三大效益。在航运效益上，从此结束了“自古川江不夜航”的历史，改善了湖北宜昌至重庆段六百多千米的水运条件，万吨级船队可直抵重庆港，航运成本将降低四分之一。长江中上游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此外，三峡水库每年枯水季节利用蓄积的水量为下游补水，可提高中下游通航能力……

然而，这令人惊喜的消息似乎并没有让人们惊喜多久。如果说这只是一种对未来的畅想，这一畅想也没有变成事实上的畅通。一直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这个目标依然没有实现，哪怕三峡库区航道也没有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成为一条黄金水道。

据长江重庆航道局航道处处长闻光华说，如今万吨船舶根本上不了丰都，更抵达不了重庆。三峡蓄水后，江面看似宽了，但很多地方其实很浅。现在的标准航宽实际上只有100米左右，而库区难以遏止的泥沙淤积也越来越严重，最大的淤积点已达二十多米。有个地方叫烂泥湾，2011年水深只有五米，刚刚达到通航标准，如果不赶紧疏浚，真要断航了。另一个严重淤积点是涪陵下游十几千米的江段，叫土脑子，淤积后的江底海拔高度达到139.6米，而消落期的平均水位是145米，这看上去很高的水位，深度也不过5米多点。还有暗礁，以前的暗礁沉入了水底没错，但在蓄水之后一些原来露在水面上的山岩被水淹没后又变成了新的暗礁。要改变库区的航道，还需要国家投入大笔资金来炸暗礁、拓宽通航宽度。此外，由于水流减缓，湍急的江流变成了库区静水。这不但是泥沙沉积的主要原因，也让水面的垃圾越来越多。水流不动了，垃圾就只能漂浮在这里，清理江面漂浮物已是重庆航道局最伤脑筋的事。现在只能靠三峡库区的区县政府部门来组织专门的打捞队伍，但哪怕一天到晚不间断地进行打捞、清运，也难以让航道变得干净。这不仅是为了保持库区水域的清洁，这些漂浮物对航运也是灾难性的，搞不好就会缠住机轮，把机轮卡死，甚至让轮船偏离航向，发生触礁事故。

河流是最容易让人产生错觉甚至幻觉的一种存在。它时时刻刻都在变化，当一种真相掩盖另一种真相，当一个结果变成另一种结果，总是让人猝不及防。

当人类关于长江航运的畅想渐渐变成一种危机，有人感觉到了危机，也有人不敢相信真的发生了什么危机，还有人呢，或许是根本不敢面对、不敢正视业已出现的危机。总之，危机出现之后，似乎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甚至处在一种遮遮掩掩的状态，但很多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2011年长江中下游大旱，把许多人一直在遮遮掩掩的真相撕开了，也让人们第一次正视了长江水危机的严峻现实，而长江航运危机也在这次危机中突显出来了。

又从哪儿说起呢？还是城陵矶。这也是一个值得你反复打量的地方。

无论是长江上游、中游还是下游，又无论是长江航运、洞庭湖航运，还是以三湘四水为代表的支流水系航运，都无法绕开城陵矶。城陵矶港是长江八大良港之一，是长江中游水陆联运、干支联系的综合枢纽港口，湖南省水路第一门户，也是湖南唯一的国家一类口岸。城陵矶港之所以能够成为湘北内联四水、外通江海的湖湘第一港，说来也是大自然的选择。这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非为人造，实乃天成，要不怎么叫天然良港呢。

一个或许并不恰当的比喻，春江水暖鸭先知。洞庭湖人把江湖涨水叫“回春”。从每年的第一轮春水到来，到洞庭湖和长江水涨水落，城陵矶港最敏感。2011年大旱，尽管这里遭遇了六十多年来最低的水位，但港口依然一片忙碌。一台台巨大的浮吊正在忙碌地装货、卸货，穿着工装的工作人员手拿高频无线电话，正忙碌地指挥着一艘艘即将靠岸的船舶。看着港湾里停满了的船舶，还有正在江湖上行驶的船舶，你真的感觉不到这是一个大旱年。

老李指着一艘正往小船上卸载的大船说：“你看见没有，大船怎么要向小船卸载？”

我一愣，还是老李观察仔细。看老李那神情，似乎大有蹊跷。是的，只要你仔细看，也多少能看出一些蹊跷。那些千吨级的大货轮都是从下游的武汉、南京、上海开过来的，而那些三五百吨级的小船则是从上游的重庆、三峡、宜昌开过来的。我也觉得奇怪，为什么下游来的船比较大，而上游来的船比较小呢？

老李说，看了这些船，你就大致知道它们走过的航道是怎样的情况了。

一幅长江航运图再次摊开了。离开了这幅地图，你还真是看不清长江航道是怎么回事。老李指着地图说，在三峡工程蓄水之前，上游航道，也就是川江航道，对整个长江航道来说，是一条越走越细的尾巴。现在的情况变了，无论三峡水库有什么问题，川江的航运条件大大改善了，不说万吨轮，走五千吨级船舶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有问题也是局部的，可以解决的。

他说得如此肯定，我忍不住争辩起来：“那，这里怎么没有看见从重庆过来的大船呢？”

老李笑了，说：“你还真是问到点子上了，重庆船过不来，三峡船过不来，宜昌船也过不来，但问题不是出在川江，而是出在中游，它们过不了荆江！”

老李的指头从川江上一划而过，重重地落在宜昌上。他说：“过了川江，到了宜昌，从宜昌港至江西九江港，就是长江中游航道。长江中游多支流，多湖泊，多曲流，江面看上去很宽，但水很浅，尤其是三百多千米的荆江航道。现在哪怕在盛水期，能走千吨级的船舶就谢天谢地了，像现在这样的大旱年，五百吨级的船也不一定过得了荆江，三千吨、五千吨，想也别想了，所以，这荆江航道也就成了长江航道上的一道瓶颈。从上游来的船，开到了宜昌港，过不来了，过不了荆江，就到不了城陵矶；从下游开过来的船呢，开到了城陵矶，过不去了，过不了荆江，就到不了宜昌。那川江上能走万吨巨轮，你也只能隔着三百千米的荆江望洋兴叹，可望而不可即……”

听到这里，我听明白了，我问他：“难道，这，这一切就因为今年的大旱？”

老李又开始摇头了。这是一个习惯点头的人，但现在却在不停地摇头。

他说：“从2003年开始就有苗头了，长江水位一路走低，越往后情况越严重。现在重量级的轮船从下游开来后，就只能在城陵矶港湾船，把货物从大船上卸载到小船上，化整为零，再运到城陵矶上游和三湘四水的各个港口。城陵矶港口还有专线通京广铁路，水陆联运，水路走不了，就走陆路。江湖路断，倒是给地处长江中游的城陵矶带来了一派繁荣的景象，它从一个中游口岸一下变成了长江中上游的第一港，西南、中南所有走水路的货运，都要在这里集散。”

我一边听老李讲着，一边看着一个个忙得汗流浃背的码头工人。天气潮湿闷热，没有太阳，还下着零星阵雨。没想到，一场大旱，倒是让城陵矶港口变得特别忙碌了。这些码头工人累是极累的，但他们干得很欢，他们的绩效工资和奖金在这个干旱季节肯定要大幅提高了。

那么，长江下游航道的命运又如何呢？

顺着老李的手指，我的目光落在了地图上的那个圆圈上，九江港。

老李一边在地图上指点，一边给我讲解，这里面有很多专业术语，他怕我听不懂，也尽量讲得通俗易懂。——如果顺着长江走，长江下游干流第一港就是九江港，从九江港开始，就是长江下游航道了。从九江到安庆是下游的第一个航段，维护航深4.0米，航宽100米；从安庆至南京是下游的第二个航段，维护航深4.5米，航宽100米，常年可通行三千吨至五千吨级船舶和一万五到三万吨级船队。——“船队和船舶是不同的，也是很多人容易弄混的。”老李提醒我。——过了南京燕子矶，主航道水深已超过10.0米，万吨级轮船常年可直抵南京。往下，南京至徐六泾段维护航深10.5米，航宽两200，这才是长江真正的黄金水道，或者说是长江航道最精华的部分，可通行一万吨到两万五千吨级的海轮。也只有这里才能以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和港口优势，集黄金海岸和黄金水道于一身。这条航道相对于整个长江航道而言，又实在太短，万吨巨轮只能抵达南京港，再往上根本就走不了。

这又让我产生了一个问题，这样设想一下吧，如果一条船从大海上驶入长江干流航道，从最下游的港口上海一直走到最上游的港口宜宾，能够走多大船呢？

老李反问了我一句，你是问以前还是现在？

老李的反问让我愣了一下，是的，如果没有一个参照系，这个问题又怎么回答呢？

那就以2009年为一个分际吧，这几乎是我下意识的选择。

老李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给我找到了一份比言说更直接的材料：2009年以前，三千吨级船舶常年可从上海港直达重庆，在7、8、9三个月的盛水期，从上海到重庆可直达五千吨级船舶，三千吨级可直达宜宾港。——这就是说，整个长江航道，从头到尾，在2009年以前，三千吨级的船舶常年是可通行的。那么，在2009年之后呢，从上海到武汉可直达三千吨级船舶，盛水期，五千吨级海轮可直达武汉，三千吨级可直达城陵矶港。这就是说，城陵矶港事实上已成为海轮能够抵达的长江上游航道最后一港。什么意思？城陵矶不在长江上游，离上游还远着呢，在它的上游还有众多的良港，如荆州，宜昌，万州，重庆，宜宾，不说三五千吨级，万吨级巨轮也可以进港，但不是港口出了问题，而是航道出了问题。从整个长江航道全线通航的意义来说，城陵矶港成为长江上游航道最后一港已经是一个事实，而我非常希望这个事实很快被改写。不是以辩解的方式，同样以事实的方式，事实胜于雄辩，只有事实才能改写事实。

听到这里，我比先前明白了许多。航道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水的问题，而现在，长江航道没有水，洞庭湖航道也没有水。从老李不断提到的2003年之后的几个年份，我已经猜测到了什么，那也是我一直不敢触及的问题，三峡大坝。这是当今世界第一大的水电工程大坝，以后的人类有没有这样伟大的气魄也很难说。但这个话题过于重大，我对它充满了敬畏。关于它，已经有海量的信息储存在各种公开的或不公开的数据库里，但谁又能找到直接证据把一个伟大水利枢纽工程和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旱联系起来？没有，这两者之间绝对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我们只能抱怨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发生了这样极端干旱的天气，这才是有直接因果关系的。

就在那段最干旱的岁月，2011年5月22日，在长江中下游许多港口处于历史同期最低水位时，仿佛是为了证明什么，这一天竟然成了“一个改写世界内河航运史的日子”，在有关方面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还加了一个惊叹号。这到底又是个什么日子呢？就在这一天，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内河豪华邮轮“长江黄金1号”在重庆首航。这是根据国家旅游局2008年发布的《内河游船星级的划分与评定标准》而设计的一艘超级豪华游轮，被誉为国内内河航运巅峰之作。它的首航，“不但开启了三峡涉外豪华游船新的里程碑，还开启了三峡万吨级涉外豪华邮轮海洋化时代的新纪元！”又是一个惊叹号，这是来自当时的公开报道。然而，这艘万吨级涉外豪华邮轮从重庆启航之后，又将抵达哪里呢？——宜昌港。事实上，“长江黄金1号”一直在重庆港至宜昌港这一段六百多千米的航道上运行。到2012年，又有几艘五星级长江黄金号系列邮轮在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线航行。实话实说，长江航道豪华邮轮的领航者还不是长江黄金号系列邮轮，而是美国维多利亚系列邮轮。从1994年开始，维多利亚系列邮轮就已经形成长江上最大的国际五星级船队。这些别具欧式风格、宽敞大气、尽显王者风范的国际邮轮又在哪里航行呢？依然是也只能是在宜昌和重庆之间航行。

从中国的“长江黄金1号”到美国的维多利亚系列邮轮，都以最豪华的方式证明了，三峡工程兑现了自己的承诺。现在万吨级的船队不但可以直抵重庆，还可以抵达宜宾，而宜宾至上海的2688千米长江航道已全部实现昼夜通航，“自古川江不夜航”的历史也彻底终结了——这都是真的，连标点符号都是真实的。但在这真实的背后还有另一种真实：万吨级船队可以从宜昌港开到宜宾港，却开不出荆江，而宜宾至上海的2688千米长江航道全部实现昼夜通航，三五百吨级的船队是绝对可以的。

你，现在明白了吗？老李瞪大眼睛看着我，我也瞪大眼睛看着他，大眼瞪小眼，然后一齐哑然失笑，然后又不约而同地擦着眼角的泪水。

那天，我们从城陵矶港出来，又去看了城陵矶新港——湖南岳阳国际集装箱港。我和老李共同的朋友徐忠诚在这里担任总经理。我们能进入这个港口的核心区采访，是得到了徐总特别批准的，但他本人因有急务赶不过来，他也知道李望生对这个港口的情况有多熟悉。

这是一个现代化程度很高的港口，地处一湖（洞庭湖）两原（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三省（湘、鄂、赣）四线（京广铁路、京珠高速公路、107国道、长江）的多元交汇点上，是长江中游类似武汉的又一个“金十字架”，扼长江，锁洞庭，处于江湖要冲，一个连接华南、东南、西南的水上重要枢纽。在长江中游，也特别需要一个为中国腹地的国际集装箱提供中转的现代化公共物流平台。现在建起来的，还只是一期工程。车开到这里，已经从洞庭湖大堤开上了长江干堤，这才发现，水位超低的不止洞庭湖，还有长江。顺着长江航道向东望去，裸露出来的河床、江岸和沙洲一览无余。我就是在这江边长大的，这水，比冬天枯水期的水位还要低很多，这个季节竟然还能看到江心里的沙洲，我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汛期的江心洲。我都快到天命之年了，五十而知天命，是越活越懵懂了。

走上港口的第一层平台，一座座超大型塔吊巍然耸立，却毫无动静，仿佛进入了休眠状态。手扶着栏杆，我俯身向下看港口停泊的船只。由于水位太低，船落下去很深，必须走到最底下的一层平台上，才能接近那些正在装卸集装箱的船舶。一条从长沙港开过来的货轮正在卸载，我问船上的水手，这船载重多少？他说三百吨。简短的交谈中，我知道了，这些货都是要运到上海去的，那他们为什么又不直接运到上海去呢？那水手用浓重的长沙方言说，划不来。老李在一旁给我解释，走水运，船越大成本越低，像三五百吨级的船跑长途成本就太高了，只有把货物集中起来，装上千吨级以上的大船才合算。

在这样一个国际集装箱码头，怎么看不见一艘大船和外轮呢？我转悠了一阵，看见了一张交通运输部长江航道局发布的通告：由于遭遇持续枯水，决定2011年5月11日零时起，长江中游武汉至城陵矶河段海轮航道将暂时关闭。一个港口工作人员解释说，外轮航道，也就是重量级船舶的航道，并不是只走外轮，因为外轮一般比较大，所以才这样叫。外轮开不进来，大吨位的船当然也就开不进来了。李望生对长江航道更熟悉，他说，长江中游武汉至城陵矶河段，上起湖南洞庭湖口，下至湖北武汉长江大桥，全长约228千米，是长江黄金水道承东启西的重要河段。现在，这条外轮航道暂时关闭了，也就是说，长江外轮航线又一下缩短了，至少在这暂时关闭的情况下，连城陵矶都不是外轮抵达长江的最后一港了，现在外轮和大吨位级的船舶只能开到武汉了。

我看见他皱紧了眉头，望着下游的江面发愁。江面上，船还不少，但很难看到千吨级以上的大船。就是那些千吨级以下的船舶，也行驶得非常耐心而迟缓，好像不是在中国第一、世界第三的大河里走，而是在一个深深浅浅的坑洼里走。这情景让老李担心，城陵矶水位这样低下，武汉也够呛。如果水位这样低下去，一直这样低下去，长江外轮航道可能只剩下下游的下游——上海到南京那一段了。而像这样的暂时关闭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老李说，2010年7月，长江航道局首次开通武汉至城陵矶河段海轮航道，将长江海轮航线向内陆腹地上延伸了两百多千米。不是他们不想继续延伸，而是根本延伸不上去。就是延伸到岳阳，也是季节性的，开通时间为每年5月至9月（长江的盛水期），而在每年10月至次年4月（长江的枯水期）就要关闭，想开也开不了。但这次暂时关闭还是第一次在盛水期关闭，要关闭多久，就要看长江有多少水了。从2011年的水位看，汉口站水位还不到去年同期水位的一半，九江站比去年同期低了六米多。想一想就知道，一下低下去两层楼了，这一点儿水刚够敷衍江底，怎么能承载起三五千吨级的船呢？

难怪那些三五百吨的船队都走得这样小心翼翼。水位低到这个程度，造成河道变窄，原本淹没在水里的暗礁现在都露了出来，而水越浅，流速越快，这使得船舶搁浅、触碰事故频繁发生。听一个港口工作人员说，从2010年10月份以来，几乎每天都有外地船只误入浅水区而搁浅，往来船只在航道内刮擦、碰撞事故时有发生。2011年5月，在外轮航道暂时关闭之前，还有千吨级以上的货船从下游开上来，但由于水浅已无法靠岸，只能通过小船将货物卸载上岸，要么就堆放在码头上的仓库里等待涨水，要么改走成本昂贵的陆路运输。搁浅的不止船，还有企业。水位下降，物流成本却在这种反复的转运中不断上涨，很多企业都吃不消了。眼前严峻的现实，让我又想到了实在不愿涉及的那个话题，“自古川江不夜航”的历史结束了，如今长江黄金水道不夜航的历史却开始了。很多船，一到夜幕降临，就干脆停了下来，在深陷的河谷里，一片荒凉死寂。如果郦道元再活一次，不知该在《水经注》里为这暗夜里的一切做出怎样的注释。

忽然想到，一个灾难性的崭新课题。以前，我们为了应对高水位的洪水、洪峰，已形成了一系列应对处理机制。现在，洞庭湖和长江正在面临一次次超低水位，一旦出现便灾难深重。已有专家预言，这种超低水位给人间制造的灾难、带来的损失，丝毫不亚于让人类惊心动魄的洪水。这就需要尽快建立一系列像应对洪水一样的预警机制，来应对这种灾难性的低水位。

李望生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说，是啊，很多人早就开始呼吁了。

对城陵矶港，老李是有感情的，对长江航道他也充满了感情。毕竟，这曾是他谋生的单位。他在长江航道局工作时，从宜宾到上海，从上海到宜宾，来来回回不知跑过多少遍，几乎把长江两岸大大小小的港口都跑遍了。

对中国现在的交通布局，多少年来他一直在研究，在思考，也有自己的一番看法。

长江是中国最主要的运输河流，其干流与支流交织如网，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南方横贯东西、纵连南北的水上交通大动脉。长江也是海路的延续，将内陆和沿海的港口与其他主要城市连成一个运输网。以上游的重庆、中游的武汉和下游的南京、上海等大城市为枢纽，一条长江，承载着长江流域无数城镇。长江又通过大运河与可通航的黄河、淮河、海河、渭水等北方水系相通，大运河还与杭州及天津的海港联系在一起。

尽管主航道深浅不一，但从宜宾至上海的长江干流航道，均具有优越的航运价值，通航里程有两千六百多千米。同中国的其他内河航道相比，整个长江航道都堪称是黄金水道。如果再加上众多的支流水系，长江航道总长有八万多千米，几乎全是客货运密集、繁忙的水路。2005年，长江干线货运量就超过了欧洲的莱茵河和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成为世界上运量最大、航运最繁忙的通航河流。现在呢，长江干流的货运量早已突破十亿吨大关，是密西西比河的两倍和莱茵河的三倍。即便如此，目前长江航运能力的开发还十分有限。长江干线航运若完全开发，运能应该在三十亿吨，至少相当于十条京广铁路的运输能力。换言之，长江的运能尚有三分之二有待开发。

说到这里，老李忽然发出一声感叹：“我们的交通布局有问题啊！”

听那略显嘶哑的嗓音，他几乎是在疾呼了。

他说，西方发达国家那么发达，但都把航道作为交通的主动脉。江湖水路，是上天恩赐给人类的，别的路都是人修的。西方人有一种信仰的力量在支撑着他们的思路，他们的公路和铁路都是与航道垂直的，与航道构成T字形和十字形，密西西比河是这样，莱茵河也是这样。当然，中国的京广、京九也是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布局？就是把货物转运到港口，形成这样一个格局，水运是干，陆路为支，这样才可以把水运充分利用起来，物流向水运集中，支流为干流集散，陆路为水运分流。河流，航道，尽管速度赶不上火车、汽车，但运载能力大，运价低，可以直接向大海航行。在所有的道路中，只有水路是永远不会隔断的通途，可以走向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一个基本常识，越发达的国家，它们的开放程度越高，这种开放就是向大海开放，这也是中国的沿海城市为什么比内地发达的原因。总的来说，中国在交通布局上是有很大问题的，像长江这样贯穿中国东西的黄金水道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弥足珍贵，但我们在交通布局上对这条黄金水道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譬如说我们在上海、武汉、重庆之间修了很多与长江平行的公路、铁路，有的已经通车了，有的正在规划、正在修建，这些路傍着长江走和长江争抢物流。一国之内，守着一条黄金水道不好好利用，却投入巨额资金大搞重复建设，公路、铁路和黄金水道形成内耗局面。如果把这些资金投入长江航道建设上、投在民生上，该有多好啊！

老李的脸色越来越沉重，有一种心灰意冷以至入骨的无奈感。

这是一个相当谨小慎微的人，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他这样大胆坦率的直言。

一段后话。2012年7月，我正在岭南寓中整理从去年4月到今年6月的长江采访笔记，同时也关注着从长江传来的消息。第一个揪心的消息，自今年2月份以来，长江泸州段航道内的水位已多次逼近零水位，泸州海事部门发布航行通告：“凡是吃水超过2.7米的船舶禁止进入川江航道，多家航运企业被迫停运。”——这段航道是我去年走过的，泸州介于宜宾至重庆之间，地处长江和沱江交汇处，也是四川出海的南通道和长江上游重要港口。从重庆到泸州的长江航道达到Ⅲ级航道标准，按标准可通行千吨级船舶。据报道，造成川江上游断航的原因是“由于去年春夏秋连旱，造成了上游来水严重不足”。这让我立刻想到了连续三年发生的大西南的干旱。当干旱变成一种常态，我开始为重庆和宜宾之间的这一段航道担心，但愿它不会成为川江上的一条盲肠。

紧接着又传来重庆突遭大水袭城的消息，但我似乎并不感到突然。就像大西南的干旱一样，这里遭遇大水袭城也已成为一种常态。重庆市民也见惯不惊，在洪水冲进大门之前，你或许还能在惊涛骇浪中听见从窗户里传来的麻将声。

事实上，我的目光迅速地越过了重庆和三峡，我最关注的还是我地处洞庭湖和长江中游交汇处的故乡。这个季节正是主汛期，而三峡已迎来了今年汛期的第四次洪峰。那么我的故乡呢？一个电话打给了已退居二线的老李，他知道我想要问什么，还没等我开口他就说：“今年的水比去年大，现在城陵矶的水位是30.48米，没事！”——我也立马松了一口气，然后在日历上记下了这个时间：2012年7月7日。我知道，城陵矶的警戒水位是32.50米，所谓警戒水位，只是洪水普遍漫滩或水浸堤脚的水位，现在洪水离堤脚还有两米多呢。我甚至希望这一次城陵矶能够超过警戒水位，让长江能够匀出一点水来浇灌干涸的洞庭湖、干涸的三湘四水，还有这干涸已久的长江航道。城陵矶港，这个国家一类口岸，已经好多年没有见过来自海上的轮船了，几乎都让人忘了它和远方的大海有什么联系，忘了一条船还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