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花开后陈

一辆套上三匹“马”的大车，在凌晨的雾色中响着清脆悦耳的蹄声，缓缓地朝世人走来。

我急急地走出家门，目的地是武义县的后陈村。

雨水好像也来武义赶入梅这场庙会，淅淅沥沥下了好几天，终于停下来。后陈村的空气格外清新，庄稼和路边的野草野花，被雨水冲洗得格外精神。

2004年6月18日上午10点多，一大群村民聚集在村办公楼院内翘首以待，穿铁灰色短袖T恤的胡文法和穿淡蓝色长袖衬衫的张舍南，满脸喜悦地将一块两米多高的牌子捧起来，稳稳当当地挂在村办公楼大门的一边。

牌子上写着黑色宋体大字——“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

他俩仰头看看，确认牌子挂正了，然后转身。掌声爆响。

中共武义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骆瑞生和县工作组同志们的脸上，顿时绽放出会心的笑容。

大门的另一边，挂着两块牌子：一块写着红色宋体字“中共武义县白洋街道后陈村支部委员会”，一块写着黑色宋体字“武义县白洋街道后陈村村民委员会”。三块披红挂彩的牌子，并排而立。

有人说：这代表着三种权力，村务监督委员会是“第三种权力”机构。

有人说：从此，中国农村开始三权鼎立，相互制衡了。

有人说：这等于有三个机构管一个村子了。

有人比喻，这叫作“三驾马车”。

如果说1943年2月6日河南省西沟村创建了全国最早的农业劳动互助组——“李顺达互助组”，拉开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序幕，如果说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十八个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那么2004年6月18日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牌子的挂出，则意味着中国农村基层民主从“秋菊打官司”式的上访告状，进入了村务监督委员会行使“第三种权力”——分权制衡、民主监督的阶段。

围着这块崭新的村务监督委员会牌子，村民们放起了鞭炮。

老实巴交的村民们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正在做的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其举动推动了全国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进程。

“后陈经验”引起了市、省，乃至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2005年6月17日，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到后陈村调研，对“后陈经验”给予充分肯定。

2010年，武义县后陈村的经验，即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被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可以说，后陈村的试点经验、武义县的改革精神、挨家挨户走访的群众路线，以及武义县委、县纪委勇于担当的工作作风，值得学习、借鉴。

2017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为改革全面推行和制定国家监察法提供了实践支持。

无论是后陈村建立全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还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懈探索，都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伟大实践和创新发展。这一切离不开一群勇于探索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是他们推动了后陈村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推动了中国法治社会的进程。

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第一章 上访村的阵痛

一

2003年岁尾，“前腐后继”的村干部像一群闻到血腥味的鬣狗，赶不跑，轰不绝，深深困扰着武义县的三位领导，一位是中共武义县委书记金中梁，一位是中共武义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骆瑞生，还有一位是白洋街道工业办公室副主任胡文法。

县委书记坐镇一方，从基层党建到经济发展，从县域治理到国计民生，都是他每天要考虑的事。纪委书记主抓党纪执法，责任重大。而大面积“塌方式”的村干部贪腐案，大规模的群体性上访事件，给县域治理带来了严重的创伤和干扰。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胡文法临危受命，被派往后陈村任党支部书记。

当时的后陈村，几任书记“前腐后继”，都丢了乌纱帽，是全县闻名的后进村、问题村、上访村。武义县委和县纪委为破解村干部腐败、村民上访不断的问题，选择走群众路线，以后陈村作为“麻雀”，进行解剖，做试点，实行真正的民主监督、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从根本上维护村民的利益。

武义县位于浙江省中部，地处金衢盆地东南边缘地带，地势南高北低，中部隆起，丘陵起伏，山地延绵。武义县是一个山区农业县，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有雄鸡岩、乌龙尖、六千岗等79座，最高峰为牛头山，海拔1560米，属仙霞岭山脉延伸的分支。全县人口33.74万，辖3个街道，15个乡镇，546个村民委员会。面积1577.2平方公里，丘陵占61%，山地占33%，平原占6%。

武义县历史悠久，唐天授二年（691），析永康西境始置武义县，隶婺州。相传武则天执政时，新设郡县均冠以“武”字，因县东有百义山，故名武义县。武义山川秀美、物华天宝，萤石储量居全国之首，温泉资源“华东第一、全国一流”，素有“萤石之乡、温泉之城”的美誉。武义还是新文化运动先驱、湖畔诗人潘漠华，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著名工笔画大师潘絜兹的故乡。

武义人自古淳朴，乡土感情浓厚。唐朝大诗人孟浩然在游历东南时曾写过《宿武阳即事》：“川暗夕阳尽，孤舟泊岸初。岭猿相叫啸，潭嶂似空虚。就枕灭明烛，扣舷闻夜渔。鸡鸣问何处，人物是秦馀。”这正是武义县民风淳朴的生动写照，也是武义几千年来社会风物特征的一种文化表现。

位于武义县城东北的后陈村，是白洋街道管辖的行政村，坐落在武义江畔的平原地带。

平展的土地上，有几片大水域，如前湖、西塘和可塘，波光涟漪，把后陈村装点得颇有些杭嘉湖水乡的模样。村西有条很宽很长的武义江，自南往北波涛滚滚地流到金华，在金华与义乌江合并为婺江，婺江流进兰江，然后兰江又流进富春江、钱塘江。

那是一个难忘的冬天。

2003年的冬天，特别漫长。老天爷天天阴沉着脸；村里村外树木多是光秃秃的枝丫，像一只只举起的手臂在使劲地晃动；池塘边、大江边的草一片焦黄，没有半点生气。

时近年关，按理说村民们应该置办年货了。可是今年村里静悄悄的，鸡不啼，狗不叫，没有一点动静；村民们蹲在檐下，坐在巷口，站在桥头，一个个如同泥塑木雕，对即将到来的年节无动于衷。

村民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并不说半句与年节有关的话，而是悄悄地、交头接耳地在谈论同一个话题。

什么话题？

村里要分土地款了！

村民们最最关心的是：村里收进的土地征用款到底有多少？这些钱怎么分？按户分还是按人头分？什么时候能够分？分现金还是汇到银行账户？分到手的钱能否自作主张派用场？……特别现实。因为只有把钱放进自家口袋，才是最最要紧的事、天大的事。

一直以来，村民们最不放心的是村干部大权独揽，暗箱操作。村里不论什么大事都让村民们觉得如坠云里雾里。村民们想盯住村集体收进的巨额土地征用款，可是，又盯不上。

为什么？

因为村民没有盯钱的权利，没有盯村干部的资格。

坦白地说，如果不是工业化、城市化大潮铺天盖地地扑到了小小的武义县，就不会有城乡接合部的开发区建设，就不会有后陈村村民做梦也想不到的土地征用。那样的话，后陈村仍然是一个数百年一以贯之的以传统农业为主的村庄，当然也就不会有巨额土地征用款，不会有村干部的贪污腐化，不会使后陈村因上访不断而成为全县闻名的上访村、问题村。

后陈村距武义县城4公里，由湖头、皮店、后陈三个自然村组成，334户人家，900多人口。村集体经济的主要收入来源为沙场、茶叶园、鱼塘承包和集体房租。

其中，湖头村紧挨武义江，原来有一个重要码头，武义人、永康人世世代代由此前往金华府城。当年湖头村有两条街道，两侧挤满客栈和店铺——据说仅酒肆、酒坊就有十八家之多，人口逾千，兴盛繁华，是方圆百里有名的大村庄。后来湖头村被洪水冲没了，河道西移，码头也消失了，村民们纷纷外迁，最后只存下少数几户。直至南宋绍兴年间，徽商程升山从皖南歙县黄墩村迁来，在湖头村东头开了爿皮货店，才重新形成村庄，村名就叫皮店村了。

到了明朝成化年间，又有义乌县人陈之模（富八公）从义乌双林乡下园西陈村迁到陈高山西侧居住。不久，为了方便耕种，又从陈高山西侧移到皮店村东侧。于是，就这样渐渐地形成了村庄，村名为后陈。

湖头、皮店、后陈三个自然村，虽然住着不同姓氏的人，但世世代代和睦相处，家家户户相互尊敬，子子孙孙没有纠纷，所以慢慢地发展壮大了，壮大到连成一片了。大家一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居生活。

村里以陈姓为主，占总人口的51%，另有洪、叶、张、徐、何、程等姓。富八公陈之模白手起家，《始祖富八公传》载：“相与区处谋划者数年，相与经营图度者数载，日夜辛勤朝夕不遑，爰立基址而室家以定。”经过数代人努力经营，到了第六代陈承志（宁七公，1689—1751）时，“为之家塾而诗书可传，为之田园而衣食有足”，与其弟陈承瑞（宁八公，1691—1746）矢志诗书，“非耕即读”，考取庠生，双列黉宫。此后，后陈村确立了“重公德风化，奖学励农”的传统。后陈村陈姓人氏历史上出过贡生5人，庠生、廪生36人，邑武生1人，太学生13人，被授予候选县丞、六品顶戴、八品职衔等官员7人。清朝末年废科举、兴新学，陈姓宗祠免费普及初小四年，升读高小以上者实行助学金制，因而，后陈村在民国时期出现了一批受过高等学校教育的人才。

由于屡遭兵燹，后陈村遗留的古建筑很少。现存较完整的陈氏宗祠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占地1160平方米，坐北朝南，由照壁、门楼、前厅、中厅、后厅、两侧厢庑组成，平面呈“日”字形。中厅明间金柱上有乾隆年间进士朱若功撰写的楹联，字迹虽然模糊不清，但仍可见往日的峥嵘风度。

据《公议功德祠宇记》记载，陈氏宗祠从富八公的六世孙宁七公、宁八公发起兴建建议，族人各捐资材，屡次敛资数载，“始建于雍正庚戌（1730），暨乙卯（1735）而落成”。至咸丰七年（1857）进行大修，“造亭阁，创柜门，广围墙，饬栋宇，俨然庙貌增新”。

但修缮才过四年，陈氏宗祠又在太平天国运动时遭到全面破坏。20世纪90年代以来，陈氏宗祠进行了两次大修，现已成为村民了解村落历史的活教材和举行文化活动的主要场所。

说起这些历史，村民们有说不完的故事。

当然，当代也有值得村民们自豪的事情。后陈村曾经是全县“农业学大寨”的“红旗村”，可谓农副牧业全面发展。村民们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村风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后陈村是全县领先的富裕村，不仅盖起了三层的村委会办公楼，修筑了全县第一条水泥路，还率先用上了自来水。在村民们的记忆中，那时一任又一任的村干部个个勤勉肯干，个个为百姓办事，个个值得大家信任赞誉。

但是想不到，金钱是妖魔，是鬼怪，它会让好干部变坏。

20世纪90年代中期，如火如荼的建设高潮中，金丽温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涉及后陈村，继而出现了村干部重大决策不公开、村务管理不透明、财务支出不规范等问题，出现了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危机，而且这种不信任与日俱增。

2000年前后，因工业园区开发及城乡一体化建设需要，后陈村有1200余亩土地被征用，土地征用款收入高达1900余万元。如何管好、用好村集体的巨额资金，成为村民们普遍关注的焦点。村干部的专权与村民们的关注引发激烈的矛盾，再加上部分村干部以权谋私，使得村干部的信任度彻底崩溃，村庄秩序严重失控，矛盾百出，村民们怨声载道。

就这样，后陈村从一个“红旗村”变成了问题村。

2001年12月，武义县农村审计站对后陈村自1996年至2001年11月的村级财务进行了全面审计。在审计报告中提出以下审计结论和建议意见。

审计结论：

（一）村务、财务公开不规范。村主要干部对村务公开认识不足，自从1999年公开栏建立后，没有把村务、财务的具体内容全部向群众公开，从而引起群众对村干部的疑虑。

（二）审计期间我们共收到群众来信28封，反映村财务方面问题的有16封，我们对村财务方面全部进行了调查，并经过1996年以来村开支发票的逐笔审核，未发现村主要干部有贪污、挪用问题。

（三）1996年以来，该村共向有关部门争取资金1588681.19元，但招待费开支也较大，为142122.84元，包括招待、送礼、钓鱼，平均每年招待开支为23687元。

建议意见：

（一）建议村两委对白条子抵库和应收款进行一次清收。该收回的应采取措施坚决收回。

（二）进一步规范村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控制非生产性开支。

（三）规范村务财务公开制度。一是公开的内容要齐全，对群众普遍关心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全部要公开。二是公开的时间要规范，每月5日前公布上月财务收支情况。三是公开的人员要落实。四是公开后，村两委要认真听取群众的反映和意见，对群众提出的疑问要及时作出解释，对群众提出的要求及时予以答复，对大多数群众不赞成的事要坚决予以纠正，真正让群众参与公开事务的管理，实行有效的民主监督。通过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和村务公开制度，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但是，村民们对这份官方审计报告很不满意，对诸如“公开不规范”“认识不足”之类不痛不痒的表述不买账。

要知道，21世纪的村民，多有文化，多有头脑，而且多有法律意识。对于关系到切身利益的事情，想用打官腔的文章吓唬他们，想用甜言蜜语糊弄他们，想变戏法一样地欺骗他们，不管用，那都是应该进博物馆的老套路了。

听，村民们开口说话了。这是隔靴搔痒，糊弄百姓！这说明后陈村28封群众上访信并没有让上面引起高度重视。尤其是对审计报告结论中“未发现村主要干部有贪污、挪用问题”的表述，村民们更是议论纷纷，情绪激动。

一个月吃掉一万多元，这是陈岳荣、张舍南、陈联康等村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陈岳荣是村民代表，他和其他村民一样，心里有杆秤。村里的钱是大家的、集体的，村干部哪能像花自己口袋里的钱一样，今天想吃就拿来吃，明天想喝就拿去喝，甚至连自己家里买把门锁都到村财务报销，真是太目无法纪了！

还有，村里沙场承包收进多少钱，都用到哪儿去了？餐费及烟酒等招待开支那么多，都招待谁了？土地征用款准备如何分配、如何使用？此类问题，村民们一点也不清楚，全被蒙在鼓里。1900万元的土地征用款，是挨家挨户分发给村民，还是集体保管，村民和村干部意见分歧很大。对村干部的不满和对村里现状的担忧，导致后陈村村民不断上访。

陈岳荣他们主张写信投诉，结果村民们纷纷响应，毫不迟疑地在投诉信上签了名，摁了手印。四五百名村民歪歪扭扭的签名和鲜红鲜红的手印，像火炉里飞出的火星，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几大页白纸，灼得人眼睛生疼，灼得人心中生疼。

投诉信像断了线的风筝，有去无回。于是村民们开始一拨拨上访，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人，不论是街道还是县里，纪委、信访局、检察院、法院，该递交的材料都递交了，该去的地方都去了。

就这样，后陈村成了全县有名的上访村。

但凡武义县政府门前有几百名上访群众聚集时，县里的机关干部们就知道，估计又是后陈村村民来上访了。

武义县委、县政府对后陈村村民的上访十分重视，每次都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接待。中共武义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骆瑞生就曾多次接待后陈村上访群众，与后陈村村民陈岳荣、张舍南、陈联康等上访带头人都很熟悉。

但是，后陈村的问题该怎么处理，怎么解决呢？

那些年，像后陈村这样的问题村很多，上访事件此起彼伏。尤其在城乡接合地区，开发大潮风起云涌，群体利益多元分化，经济利益纷争多发，农村治理面临困顿。有专家指出，农村社会治理正面临着社会矛盾调处风险期、集体信访纠纷激发期、公共服务均等化需求急增期和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准备期的“四期叠加”挑战，高速发展的集体经济带来频繁的利益纷争，成为首要的不稳定因素，甚至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平稳转型和执政基石的稳固。

21世纪之初，后陈村在武义已经成为闻名全县的问题村。时任后陈村党支部书记不到一年就因为挪用公款被开除党籍。他刚当选村支书时也曾经受到村民的拥戴，可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他挪用公款，从而失去了村民的信任。村民们天天上访，把他拉下了马。于是，整个后陈村乱成了一锅粥，过去的村支书成为陌路人。他心灰意冷，把村里的房子租给别人，自己则在邻村开了一爿轮胎店，平时即使回村也不串门，收了房租就回他那爿小店，小店成了他的家。

早在1999年，武义县柳城畲族镇的乌漱村就曾经查办过一起村干部贪腐案。时任乌漱村党支部书记兼出纳吴某贪污村里投资水电站的分红后，做假账贴在村务公开栏里，当晚就被村民揭下来告到了检察院。检察院查证属实，依法逮捕、起诉吴某。最后，法院认定他侵吞集体资产7.5万余元，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新华社浙江分社摄影记者王小川得知检察院准备将被贪污的公款还给村民时，专程赶赴武义采访，采集了检察官向村民返还公款的新闻组图，以《武义：村务公开，村官下台》为题发表在1999年3月25日的《人民日报》华东版上，在武义这个小县城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而我，也深受震动，并陷入深思……

村务不公开，决策不民主，蒙得了一时，蒙不了一世，给村务管理敲响了警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终有一天会觉醒。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集体资产迅速增加，一些村干部因为权力不受约束而滥用职权，村民对村委会不信任的程度加剧，村庄内部矛盾加深。这是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谐的大事情，是严重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大事情。

当时的后陈村只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农村治理乱局的一个缩影。中共武义县委书记金中梁、纪委书记骆瑞生和后陈村新任党支部书记胡文法敏感地意识到，破解村务财务管理混乱的村庄治理危机，是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我深以为然。

二

2004年1月4日，胡文法在白洋街道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徐向阳陪同下，来到了后陈村。

胡文法，后陈村人，个子较高，满头黑发，红铜色的脸上时常略带微笑，随和当中透着几分刚毅，穿着半新半旧的夹克，一看就知道是饱经风霜、踏实做事的乡镇干部。

后陈村办公楼二楼会议室里，村两委成员、党员和村民代表们坐得满满的，有的交头接耳，有的大声说话，但每个人都笑容满面。有不少村民是赶来看热闹的，会议室里面坐不下，就站在过道上，里三层外三层，把会议室挤得水泄不通。

徐向阳代表街道党委宣读了任命文件。

当后陈村的党支部书记，等于将屁股坐到火坑上去。这一点，胡文法心里早早地明白了。

可是他更知道自己是后陈村人，他和家人的户籍关系一直都在村里没有迁出来，坦白地说，心中或多或少与村里还有难以割舍的情分。

几天前，村民张舍南特意跑到街道办事处找他说：“文法，咱后陈现在已经成了全县后进村，名气可大了。大在哪？一个字，‘乱’哪！”

没等胡文法提出问题，张舍南紧接着说出此行目的：“我看只有你回村里去，后陈才可能有挽回局面的希望。”

胡文法说：“我离开后陈已经多年，对村里情况不大了解。”

张舍南说：“不管怎么说，你从小在后陈村长大，人头熟，闭着眼睛也能说个道道出来。”

胡文法说：“我在街道工业办公室上班，管着一摊子事，还要做联村包片工作呢。”

张舍南感到一下子无法说服胡文法，心中不免有些失望。他呆呆的，不知如何收场。但在临走时，他扔下一句话：“为了村民利益，我们要继续上访，直到把问题解决！”

张舍南前脚刚走，后脚又来了几个后陈村村民。有说到街道办来办事的，有说到县城来买东西的，都说只是顺便拐过来看看胡文法这个老邻居的。

就这样，村民们走了一拨又来了一拨。胡文法心里明白，他们跑到街道办，其实话里话外都表达着同一个意思：希望他回村当掌门人。

后来听人家说，张舍南早就把书面请求报告送到街道办去了。

改良版的“三顾茅庐”。

胡文法不得不认真了。

胡文法祖籍在永康——武义县东边。他祖父那一辈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驻扎在他们村庄不远的地方，三天两头进村烧杀抢掠，闹得鸡犬不宁。对于荷枪实弹的日本鬼子村民们心惊胆战，不得不东躲西逃。眼看着地里庄稼成熟了，胡文法的祖父只得无奈地带着一家老少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一路颠沛流离，好不容易来到武义县后陈村落脚。

后陈村坐落在武义江东岸，宽阔的武义江原是水上大通道，后陈村里有三三两两的店铺，在当时还算热闹。

胡文法祖父带着全家人在武义江边开荒，靠沙地里极为可怜的收成养家糊口，日子过得极为贫困，然而还算安稳，毕竟来到这里可以少受日本鬼子的欺凌。

武义江两岸有不少村庄，但是没有桥梁，没有渡船，人们来往得绕一个大圈子，极不方便。胡文法的父亲找来木头做了一艘长长的木船，开始干起摆渡的营生，后来大家就叫他胡长船了。那时，胡文法父亲为人摆渡，多是尽义务做好事，并没有收入，偶尔碰上来往于集市的生意人，会给他一点钱。渡船方便了两岸的村民，胡文法父亲认识的人多了，也在村里赢得了好口碑。这对他们这样的外迁人来说，是不容易的。而更重要的是，渡船成了他们一家人的栖身之处，祖孙三代每晚挤挤挨挨地睡在一个船舱里，住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后来，后陈村的人可怜他们，让他们在岸边搭了个小茅屋，就算有个家了。

胡长船一家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生活。从牙牙学语的娃娃到毛头小鬼，从青春少年到满头白发的老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祖孙三代每天在武义江两岸劳作，喝的是武义江水，看的是武义江上的日月星辰。

新中国成立后，胡家在村里建了低矮的泥瓦房，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成了地地道道的后陈村村民。胡长船还被推选为后陈村高级农业合作社社长——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主任，成了后陈村村民的主心骨。他和村民们一起斗地主、分田地，组建互助组、合作社，每天为村里的事忙得不着家。当时的后陈村还没有党支部，胡长船很早就在上邵村党支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6年被上级派回后陈村当第一任村党支部书记。胡文法的母亲李兰芬1958年入党，当了村妇女主任、副大队长，一干就是几十年。

那时，村里也没正儿八经的办公室，开会就在村干部家里开，大家就围着八仙桌坐，坐不下就搬个凳子在边上坐，或者干脆坐在门槛上。

村干部没有什么误工补贴，全是尽义务，忙完了村里的事，再做家里的事。大到婚丧嫁娶，小到鸡鸭丢失，村民们都要找村干部。胡文法父母亲作为村干部，为乡邻们解决困难热情周到，办事不带任何私心杂念。他们早早立下规矩，不收受村民任何礼物。

有一次，村里有个青年和邻村姑娘谈恋爱，按农村风俗已办了订婚手续。可过了一阵子，女方突然要退婚，男方父母眼看快上门的媳妇要“飞”了，一段美好姻缘就要断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男方托媒人上门游说，请亲朋好友过去疏通，全被拒绝，女方父母就是不松口。最后，女方终于放出话来，除非请村干部来说情，才会应允。男方只得心急如焚地找到胡家，胡文法父母满口答应，立马换上干净衣裤和鞋袜，然后按乡风民俗，带上了一篮熟鸡蛋、一篮熟花生，到女方家拜访。就这样，双方家庭终于消除隔阂，圆了这段姻缘。男方感激不尽，拎了一只芦花鸡登门致谢，胡文法父母不肯收礼，好话说了一大箩筐，才让村民拎着礼物回家。

父亲经常教育胡文法，做人要心胸开阔，不要贪小便宜。别人给你送五百，你就会想要一千，贪欲不会满足，人心不足蛇吞象。其实不拿人家的钱，家里有一块钱就已经很好了。父亲对他说：“做人、当村干部都一样，人家说你这个人做事很硬，这才是最大的肯定和收获。”

胡文法受到父母的言传身教，从小就被灌输了老老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做事的观念。当了几十年村干部的父母亲，就是胡文法最好的榜样。

但是，如今一切都变了。

难道不是吗？村民们已经和村干部闹得水火不相容了，上访、告状、围堵、谩骂……已成为后陈村的家常便饭。

那么到底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村民们为什么要“三顾茅庐”请胡文法回去呢？他区区一个街道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势单力薄地回去，能为村里做点什么呢？

胡文法自然也听到了要他去后陈村当书记的风声。胡文法做人刚正不阿，铁板钉钉——硬到家了，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他也是一个肯吃苦的人，虽然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但自从十六岁开始当学徒修柴油机，和齿轮、螺丝这些机械物件打交道后，他对发动机的每一个部件都了然于胸，很快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机修专家。邻近三个村的村民，小到自行车、三轮车有故障，大到发电机、拖拉机趴着不会动，都会找上门来请他修理。胡文法态度和蔼，人也勤快，从不拒绝，乐呵呵地帮人家捣鼓捣鼓就修好了，还从不收人家一分钱。后来，他被招到社办企业的机修厂，从普通工人一直干到车间主任、厂长。再后来，他又被提拔为街道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在企业管理、财务管理等业务方面，早已驾轻就熟。组织上要他回村任职，就是看中他既有政治头脑，善于思考，敢于担当，又有企业管理和农村工作的经验，是党组织可以信任的人。

那些天，后陈村的村民找他，一些和他要好的朋友也找他。有朋友对他说：“你都快五十的人了，土埋半截了，还去当村支书，折腾啥？”

胡文法不由自主地深思、苦思，弄得好几天彻夜不眠。

想不到仅仅过了两天，街道办主任就代表组织找胡文法谈话了。

主任说：“后陈村已经成为全县闻名的问题村，上游两个村子也不稳定，群众上访不断，我已经没办法了，只得派你去后陈村当书记了。”

胡文法听说过，上邵村出现了大片的违章建房，地基像私有一样，菜园、自留地随便转换，房屋不按规划放样，随便搭建，违章建筑像雨后的韭菜一样齐刷刷地冒出来；下邵村也因为土地征用款问题，村民三天两头上访。然而，比较起来，最乱的还是后陈村。

胡文法知道主任的话无法拒绝，但还是不由自主地说：“我已经住在白洋渡十多年了，村里情况也不大了解，村里的事也从来没有管过，当书记没经验。”

主任说：“你就别推了。街道对后陈村的情况，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大家一致推荐你去当村党支部书记。这不是空穴来风。你在街道工作多年，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但更重要的是你人品好，不贪不占，做人做事光明正大，组织上放心。”

胡文法被说得感动了，眼睛都湿漉漉起来。

他想：自己毕竟是组织的人，怎么能不服从组织？怎么能对组织的信任视而不见？怎么能将村民们的满腔热情拒之门外？……

“你这次回去不仅仅是救急、灭火，更重要的是抓稳定、抓发展。”主任毫不含糊地说，“给你三个任务：一是把村里的乱摊子收拾好，尽快稳定下来；二是把制度完善起来，找到根治问题的办法；三是代表组织考察村里下一届班子人员，把村两委建设好。至于你的个人待遇，街道也作了充分考虑，完成任务回来，就给你中层领导待遇。”

胡文法说得也很明确：“工作我会尽力去做，至于待遇不待遇，我从没考虑过。”

平地一声雷，胡文法回村任党支部书记的消息传遍了后陈村。村民们奔走相告，把这当作后陈村的一件大事情。

徐向阳宣读完白洋街道党委的决定，没等胡文法开口，会议室里就像炸开了锅，急不可待的村民们争先恐后地站起来，你一言我一语地抢着说话。

“村里账目多年不公开，我们要求清查！”

“听说土地征用款都被村干部拿去投了保险，几千元回扣被私底下分掉了。”

“说得好听的保险，村里十六岁到六十岁投同一险种——等被保险人过世以后，保险受益人可获得1200元赔偿。大笑话呀，笑掉牙呀！十六岁的人等到过世以后才有1200元赔偿，这不等于拿钱打水漂，白白地送给保险公司吗？”

“村里沙场包出去，早就挖过界了，也没人管。”

“几百万、上千万元的土地征用款，该怎么分？”

“村里的招待费高达几十万元，都招待谁了，吃的什么山珍海味？”

还有说得更直接更厉害的：“村干部花天酒地，不管老百姓死活。”

胡文法一边抽烟，一边静静地听着，心里想：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积怨怎么会如此之深？矛盾怎么会如此之多？……

这个会开得像山歌里唱的那样：“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

村民们一个个苦大仇深的样子，或控诉，或咒骂，这个还没骂完，另一个又挤进来骂。骂人也是个力气活儿，有的人骂饿了，跑到外边买张麦饼，吃完回来接着骂，没完没了。

这真是会有多长，骂声有多久。

据说以前村里经常开会，一开就开到凌晨一两点钟，骂人的和挨骂的都挺不住了，也就散会了。现在，胡文法第一次参加会议，没想到就是这样的“马拉松会议”。

骂人是语言技巧的演绎，是感情与态度的体现，也是一种阐述见地的方式。胡文法一边在本子上记录，一边轻轻地点头。

徐向阳坐不住了，大声地说：“请大家安静一下，胡文法第一次参加会议，大家总得听听他的讲话吧！”

掌声噼噼啪啪地响了起来。

等大家平静下来，胡文法语气和缓地开口说：“我虽然这些年很少回村里来，可是心里永远装着我的乡亲邻里。我这次回来工作，需要大家支持。我们村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刚才大家提了一些，我已经记录了，但要好好梳理，好好核实。来日方长，我回村当党支部书记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哪些问题需要先解决，大家提出来，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我们先易后难，把问题一个个解决掉，好不好？”

听着胡文法实实在在、通情达理的话，望着胡文法黝黑的额头上那几道深深的抬头纹，几多熟悉感、几多亲切感、几多踏实感、几多信任感，不知不觉在村民们心头油然而生，好像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后陈村，没有离开过乡亲们。

三

后陈村有胡文法光屁股时的童年伙伴，有曾经朝夕相处的街坊邻里，还有堂兄堂弟、七姑八姨、表姐表妹一大串，真可谓“爹娘亲娘舅亲，打断骨头连着筋”。虽然他在外工作多年，但各种信息通过不同渠道都会传到他的耳朵里，尤其是村里乱象丛生的传闻，让他的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

随着如火如荼的开发区建设，后陈村大片大片的土地被征用，一幢幢高楼、一排排厂房，像雨后春笋般噌噌噌地冒出来。看！到处都是施工工地，到处都是机械作业，到处都是人声鼎沸，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景象。

但是外人不知道，在大开发、大建设的大潮之下，后陈村涌动着一股暗流，一股不小的、有相当冲击力的暗流。

这股暗流是被村里的掌权者高高在上、目无法纪的气焰逼出来的，这股暗流就是村民们日益不满的愤怒情绪。

村民们开始悄悄地行动，对村里的账务进行调查，搜集各方面的信息，开始没完没了、大规模地上访。

有个村民姓陈名忠荣，不由自主地被卷进这股暗流。他当时还是村党支部委员。可是像他这样的班子成员，对村里的账务也一头雾水。他是个血性汉子，跟其他村民一样坐不住了。

普通村民怎么样可想而知。

村民们只听说村里有上千万元的土地征用款进来，但谁也说不清具体数目，谁也不知道怎么安排。作为普通村民不知情可以理解，但是村班子成员也两眼一抹黑，实在是荒唐。

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一手遮天，大小事情一把抓，天大的事情一个人说了算，活脱脱一个“土皇帝”。

在陈忠荣家里，经常聚着情绪激动的村民，陈岳荣、张舍南和陈联康是常客。

陈岳荣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曾经先后四次带领村民集体上访，是闻名全县的上访“头目”。

张舍南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高中毕业生，在村里算得上是文化人，早些年外出养珍珠蚌，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富裕户。

陈联康曾经当过后陈村生产大队副大队长，有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

他们在村民中都有很高的威信。

陈联康开口了：“我们几次去村里查账都无功而返，还受一肚子气。”

张舍南说：“堵得住黄鳝洞，塞不了狐狸窝。要制止村干部胡来很难啊。忠荣是村干部，堂堂村支委和我们一样不知情，真是大笑话。”

陈忠荣憋着一肚子火说：“书记是极端听不进人家意见的人，是一个很专权很自以为是的人，而且得一望十，得十望百，贪得无厌。为了村民最关心的事情，我和他吵过无数次了。他肯定也在心里记恨我了。”

张舍南站起来大声地说：“忠荣，你要站出来为村民说话！村民们一定会支持你的。”

陈联康拍了一下桌子：“得饭望饱，闹事望了。”然后用征求意见的口气说：“看来我们要两条腿走路，一是调查村里账目往来，一是继续上访！”

正当大家讨论怎样上访的事情时，有人跑来说：“外面有人打架了。”

大家跑出去一看，原来是村支书和村里一个老人家在吵架，还动了手。

这个敢和书记吵架动手的老人家身份有点儿特殊，是县保险公司一名会计的岳父。围观的村民越来越多，表情大都漠然，但显然都是同情和支持老人家的。

老人家对村民们说：“大家都来评评理，他仗着是书记，就欺负咱小老百姓。还有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用村里的土地征用款投了保险，而且数额不小，96万元呢，回扣就是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拿的。”

村支书振振有词地说：“保险是为每个村民投的，十六岁以上的村民都投了。”

这么一说，围观的群众就闹哄哄的，说什么的都有了。

“这么多钱投保，我们为什么一点都不知道？”

“给十六岁以上的人都买了保险是什么意思？”

“村干部的心都在想些什么鬼花样！”

“让村支书说说，村里的钱都去哪儿了？”

这次打架对村支书来说是孔雀开屏——屁眼自露，把96万元土地征用款拿去买保险的事给抖了出来。要不然，村民们还被蒙在鼓里，不知道有买保险这回事呢。

没过几天，陈忠荣他们又得到一条线索，前两年建高速公路时碰到后陈村的一条小溪，需要改道砌护坡，县里给后陈村补助了7万元。

陈忠荣他们找到村里的会计盘问。会计说：“没有啊，从来没有看到这笔钱进来。”

这在后陈村不亚于又投了一颗重磅炸弹，成为全村人谈论的话题。村民们再也不相信村干部了。但大多数人敢怒不敢言，因为上面不重视，村民们拿村干部没办法。

陈忠荣坐不住了，急匆匆找到张舍南、陈联康几个人，说，后陈村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必须向上级部门反映情况。

他们几个先是到县农业局查询，农业局的干部说，7万元补助款早拨下去了，都快一年了。他们回来又问村里的会计，会计说确实没有收到过。

钱到哪儿去了？

他们通过朋友去街道办再一次查证，钱确实早已下拨。

于是他们连续几次到县里、街道上访。村支书终于感到再也隐瞒不了，慌手慌脚地把7万元钱交给了村里的财务。

陈忠荣他们穷追不舍，最终敲定，村财务收据上的日期和街道拨款日期整整相差十一个月。

村民们愤怒了，拨款后过了十一个月才把补助款交到村里，这不是挪用公款吗？如果不去查的话，这个钱会交出来吗？大家知道，挪用公款数额巨大是要负刑事责任的，村支书把7万元挪用了将近一年时间，居然逍遥法外，安然无恙！

还有溪滩畈问题。

那是2001年，武义县工业园区开发建设以后，沙石料供不应求，价格一路飙升。谁拥有开采承包权，谁就像有了一台印钞机，钱就像水一样哗啦啦地流进来。

前些年，乡政府在与后陈村相邻的郑进村办过农场。农场地不够，按照上级意见，就把后陈村的土地划给他们了。后陈村村民当时是不同意的。

后来，郑进村在这块土地上办沙场，矛盾果然凸现出来。土地是后陈村的，郑进村凭什么挖沙、卖沙、赚钱，坐享其成？

于是，后陈村村民三五成群地去运沙路上拦车。但人家开的是轰隆隆的铁怪兽一样的拖拉机、翻斗车，村民们赤手空拳，怎么拦得住！于是，两地村民一天到晚打口水仗。

沙场老板拍着胸脯说：“我们采沙都是合法的，一有合同，二有土管部门许可证。”言外之意，他们在县里有后台。

没有不透风的墙，后陈人终于了解到其中的一些内幕——原来，街道的书记插手沙场承包了。

当年，这个书记用的车是一辆解放牌吉普车。给他开车的驾驶员和邻村的一个书记把那片沙场承包了下来。显而易见，这承包本身就有猫腻。能说街道书记没份吗？事情明摆着，有街道书记插在中间，吵架这种习以为常的事情当然不会及时解决。

村民们看在眼里，气在心里。

有一次，运沙车开出来时陷到了坑里，沙场老板一个电话打到街道办，吉普车带着钢索开过来把运沙车拉出来。那时，吉普车是街道办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公务用车，沙场老板竟然可以呼之即来。

吉普车在前面拼足马力拉，后面的运沙车吭哧吭哧从陷坑里往上爬，活脱脱一台老牛拉破车的滑稽剧。

后陈村村民远远地站在路口看热闹。这些看热闹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大爷、老大妈，别看他们年老体弱，却是每次上访的主力军，谁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这会儿，他们看着吉普车吭哧吭哧地爬坡，很生气。自从郑进村办沙场后，后陈村的路被压得坑坑洼洼，一塌糊涂，晴天灰尘漫天，雨天水漫金山，根本没法走。

村民们说，沙场在我们后陈村的地面，运沙的路也是后陈村的，有一段还是后陈村以前向下邵村买来的，可是沙场的经济效益，后陈村一分也得不到。再说这吉普车，那时候乡政府穷，买吉普车的钱是各村出的份子。后陈村也出过钱，可是如今公家的车在给私人干活，还耀武扬威地拿乡政府吓唬人。村民们越看越生气，越说越愤怒。

当吉普车开到村委办公楼门前时，很多村民有意无意地站到路中间，不让过。吉普车先是放慢了速度，但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过了一会儿，反而加大油门……想轧过来，还是吓唬吓唬人？

村民们怒不可遏——“乡政府的车想撞人啦！”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向村委办公楼这里聚拢，几百人把吉普车围了个水泄不通，争辩声、谩骂声混杂在一起，简直像火山喷发一样。

村民们想要捍卫自己的利益，但并不知道违法的后果。于是，有些年轻人上去敲打吉普车，想找地方解解气。

“把吉普车翻了！”有人大声喊叫。

年轻人们一齐喊了起来：“翻！一、二、三！”

仅仅三五秒钟的时间，吉普车就被翻得底朝天，四只轮子骨碌碌地朝天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