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喜奎：穿行于蜂蝶之间
出淤泥而不染的女伶或许不乏其人，但很少有人像刘喜奎那样既有惊为天人的容貌，又有独立刚烈的个性，视金钱为粪土，视权贵为腐鼠。乱世中，她自始至终守护着清白——达官贵人，抑或大总统们，在她身边萦绕，她冷面拒之；她始终不渝地坚守着自尊——“不给任何大官拜客、不灌唱片、不照戏装照也不照便装照、不做商业广告”的承诺掷地有声。
童年：颠沛流离
重新踏上天津的土地，刘喜奎百感交集。她是从这里走出去的，那年，她才六七岁；十多年过去，她早已不是原来那个懵懂无知、在死缠着父亲的疾病面前束手无措的小姑娘了，走南闯北跑码头。如今，会唱梆子、能唱京剧的她已然尝到了“红”的滋味。衣锦还乡并没有让她自得，反而更添惆怅。
出生地、小时候和小伙伴们玩耍的地方，她走访得静悄悄，似乎怕惊扰了他人。是的，她不想见故人，更不愿意与仍然生活于此的叔叔们碰面。但她知道，她躲不过去。她驻唱的“夏天仙”戏院将写着“刘喜奎”三个大字的红纸高挂在门口，“名坤伶刘喜奎”是那个时候天津戏界的招牌。在“夏天仙”，她得以和鼎鼎大名的谭鑫培、杨小楼、尚和玉同台，这又为她的知名度添了砖加了瓦。时间一长，“招”来了她的二叔。
“唱戏”在那个年代地位是低下的，排在三教九流之末。“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曾说，只有确实没有了活路才不得不卖身学戏。戏界是“火坑”，但凡有一线生机，也不会把自己的儿女送进火坑。唱戏的被称作“戏子”“倡优”，与妓女无异，都是供官僚阔佬们开心玩乐的“玩意儿”。刘喜奎的二叔找上门来，不是来欣赏侄女日臻完美的艺术的，更不以侄女的艺术成就为傲，而是来斥其败坏家风的。也难怪，刘家原先是个官宦之家，刘喜奎的祖父刘有铭曾官至工部左侍郎。这样人家的女儿如今“沦落”至梨园，在刘家人看来，乃莫大耻辱。
幼时，还叫刘志洁（又改名刘桂缘）的刘喜奎最受二叔疼爱，她常坐在二叔的肩头吃着二叔买的糖球。但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在她和母亲最需要叔叔们（三叔，当然还有二叔）救助的时候，他们充耳不闻，避而远之。
刘家并非天津籍人，刘喜奎的祖籍是河北南皮县黑龙村。刘家三兄弟分家后，刘喜奎的父亲刘义文只身来到天津，进了一家兵工厂。刘喜奎1894年出生在天津。两个叔叔随后步刘义文后尘，在天津兵工厂当机械师。
此后八年，从牙牙学语到蹒跚学步再到快乐地奔跑，刘喜奎随父母颠沛流离，小小年纪便体味到了漂泊的艰辛：甲午战争，刘义文参加了海战，侥幸捡回了一条命，但战败者是不能苟活的，他不得不偕妻带女跑到旅顺，而且隐姓埋名。气愤抑郁成疾，他瞎了一只眼，又偕妻女迁居大连，但眼睛没治好，又生了连疮腿。父亲病渐重，日子愈加艰难，母亲托人到天津去找叔叔们来接他们回天津，但杳无音信。刘义文不愿死在外头，找来了一辆大车，执意走回天津。走到营口，当地正爆发鼠疫，他在一家小客栈里喝了不干净的水，病情急转直下，死了。母亲又派人到天津去找叔叔们，还是石沉大海。
孤儿寡母不得不滞留营口，艰难地讨生活，刘喜奎的心里满是对叔叔们的怨。要说入梨园是“沦落”，那么，叔叔们的见死不救就是“推手”，如今，又有什么资格指责她唱戏是伤风败俗！刘家的刚烈性格是有遗传的，刘义文战败，气急攻心，以致瞎了一只眼；刘喜奎冷面反驳二叔，丝毫不念及亲情，直斥他“话说晚了”；二叔火冒三丈，扬言要把侄女“活埋”，未及下手，他自己先气倒了，随即气死了。
面对二叔的遗体，刘喜奎的心情很复杂，她自然没有要气死二叔的本意，但二叔毕竟因她而死，她不能不内疚。反过来，她还是不能原谅二叔当年的薄情。如若不是他们的置之不理，她或许不至于去唱戏，尽管她也爱上了唱戏，还很迷恋璀璨的舞台，但不唱戏的话，她就不会生活得如此小心翼翼，时刻提防着权贵们的纠缠和骚扰，不会被视为“戏子”“玩意儿”而遭鄙视和戏弄，或许就会像普通人家的女儿一样，过平凡而正常的日子。命运已经把她引向了唱戏这条路，她只得走下去。
送别了二叔，大病了一场的刘喜奎在结束天津的演出前，还想完成一个心愿，那就是寻找初学戏时的师父赵福兰。他是她京剧旦角艺术的引路人。
刘喜奎最初接触戏曲是在大连。当时，她家住在一个叫南临洼的贫民区。因为只有穷人家的孩子才会去学戏，因此童伶班、戏园子往往集中在贫民区。在大连如此，后来在营口，也是这样。刘家隔壁有两个童伶班，“小兰英班”和“任宝山班”，十多个孩子天天练声练功，稚嫩的童声和美妙的胡琴吸引着刘喜奎，她天天去看，也就天天在学，还跟着他们进戏园听戏。一次，童伶班的先生破例让她反串了一次《石秀探庄》。这是她舞台生涯的第一次。戏里的生活让她暂时忘记了现实中父亲苦痛的病和母亲悲切的叹息。
赵福兰是刘喜奎在营口学戏时的科班“李海班”的先生。京剧、昆曲、梆子、生旦净丑，他样样拿得出手。对于刘喜奎，总教练耿先生欲着力将她打造成“女老生”，但赵福兰却不认同，他就她的身段和嗓子，执意把她引向旦行，但又不局限于旦，也教她老生戏、梆子戏等。基础打得牢，日后，她学梆子、学京剧，都能很快上手。尽管赵福兰对学生很严格，也像那时的师傅一样动辄体罚，但她总难忘他的教导，听说他闲住天津晚景凄凉，心里很不好受，拎着礼物上门拜访，却与他失之交臂。
如果说，大连时在童伶班学戏只是好奇使然业余玩票的话，那么，营口时加入“李海班”算是刘喜奎正式走进梨园成了正式的戏曲演员。不论兴趣如何，唱戏成了她和母亲赖以生存的饭碗，她必须认真对待。随“李海班”，她一路走一路唱一路学：哈尔滨、伯力、海参崴、上海。在哈尔滨，她拜毛毛旦、十三旦为师。当时，华北一带著名的“梆子艺人”有“三旦四灵芝”之说，“三旦”是毛毛旦、十三旦、溜溜旦。跟着著名的山西梆子演员毛毛旦，她学了二十多出梆子青衣戏；十三旦为她灌输“革新”思想，她从此放弃了踩高跷。在海参崴，她向著名京剧演员三麻子的女儿、梆子正工花旦小月仙学过戏。由三麻子介绍，她唱到了上海，接着是青岛、济南和天津。
唱得多，技艺长；技艺长，名气大，刘喜奎越唱越红。据当时的报刊记载，她“每一登台，彩声雷动，天津戏园，卑词厚币聘之，唯恐落后，亦足见其声价矣”。何止天津戏园，北京戏园也纷纷来人相邀。作为京剧艺术的中心，刘喜奎早就向往之。就这样，她来到了机会遍地却又鱼龙混杂的北京。
与梅兰芳的一段恋情
提及梅兰芳的感情生活，大多数人都知道他生命中曾经有过三个女人，即王明华、福芝芳、孟小冬，很少有人提到另外一个女人——刘喜奎。这是什么原因？是他俩的恋爱太秘密，还是因为他俩相爱的时间极为短暂？或者两者皆有吧。
曹禺在1980年的时候，著文这样说：“如今戏剧界很少有人提到刘喜奎了。”然而在一二十年代，她可是红透半边天的名坤伶，是唯一能跟谭鑫培、杨小楼唱对台戏的女演员。她与梅兰芳同岁，在梅兰芳大量排演时装新戏时，她在天津也参与演出了不少新戏，有《宦海潮》《黑籍冤魂》《新茶花》等。
就目前现存资料，梅兰芳和刘喜奎初次同台演出，大约是在1915年。当时，袁世凯的外交总长陆徵办堂会，几乎邀集了北京的所有名角儿，其中有谭鑫培、杨小楼、梅兰芳以及刘喜奎。四人的戏码分别是《洪羊洞》《水帘洞》《贵妃醉酒》《花田错》。此时的谭鑫培年事已高，而梅兰芳已经崭露头角。因此，演出后，谭老板感叹道：“我男不如梅兰芳，女不如刘喜奎。”
的确，这个时候的刘喜奎，已经唱红了北京城。据说有她演出的包厢，大的一百元，小的五十元。有的戏院老板跟她签演出合同，不容讨价还价，直接开出每天包银两百的高价。但越是红，她受到的骚扰也越多。身处复杂的环境中，她坚守着自尊，保持着纯洁。她公开自己的处世原则：不给任何大官拜客；不灌唱片；不照戏装照，也不照便装照；不做商业广告。她特立独行、自尊自强的个性，受到梨园界人士的尊重，更受到梨园前辈老艺人的喜爱。田际云和票友出身的孙菊仙就是其中之一。
在京剧老生行，有“前三鼎甲”“后三鼎甲”之称，孙菊仙（1841—1931）就是后三鼎甲之一。他是天津人，名濂，又名学年，号宝臣，人称“老乡亲”，因身材颀长，又被称“孙大个儿”。他出生于1841年，比梅兰芳、刘喜奎年长半个世纪。四十五岁时，他被选入宫廷升平署，时常进宫唱戏，长达十六年。在宫中，他不但戏唱得好，也很会说笑话，所以非常受慈禧宠爱，常被赏赐。
民间传说，光绪皇帝也很欣赏孙菊仙，因为孙菊仙也能反串老旦，所以赞他为“老生、老旦第一人”。每逢孙菊仙入宫唱戏，光绪皇帝总是亲自入座乐池，替孙打板伴奏。这样的“待遇”，恐怕只有孙菊仙享有。庚子年，他的家在八国联军的战火中被焚毁，两个妻子随后相继去世。国破家败，孙菊仙心灰意冷，携子孙南下上海，与人合办“天仙茶园”“春仙茶园”等。这个时候，他基本脱离了舞台。民国以后，他偶尔重返北京，参加一些义务戏的演出。
田际云和孙菊仙很为刘喜奎的处境担心，不约而同地认为应该尽快让她嫁人，以便摆脱不怀好意的人的纠缠，但他们又不愿意看着年纪轻轻又有大好艺术前途的她过早地离开舞台。想来想去，他们想让她嫁给梨园中人。田际云想到的人，是昆曲演员韩世昌；孙菊仙想到的人，就是梅兰芳。相对来说，刘喜奎更倾向梅兰芳。事实上，他俩的确有过短暂的恋爱经历。
关于两人恋爱的时间，据刘喜奎自己回忆，是在她二十岁的时候，也就是在1915年左右。她说：“我到二十多岁的时候，名气也大了，问题也就复杂了，首先就遇到梅兰芳，而且他对我热爱，我对他也有好感。”这时，梅兰芳在经过两次赴沪演出，又创排了几部时装新戏后，名声大震。一个名男旦，一个名坤伶，在外人眼里，是相当般配的。那么，他们为什么又分手了呢？
显然，这个时候的梅兰芳是有家室的。他们的分手，有没有这个原因呢？刘喜奎在事后的回忆录中说到他俩的分手时，并没有提及这个原因。事实上，尽管这是刘喜奎的第一次恋爱，恋爱对象又是名旦梅兰芳，最终却是她自己提出了分手。之所以如此，她这样回忆说：“我经过再三的、痛苦的考虑，决定牺牲自己的幸福，成全别人。”
当时，她对梅兰芳说：“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爱过一个男人，可是我爱上了你，我想我同你在一起生活，一定是很幸福的。在艺术上，我预料你将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演员，如果社会允许，我也将成为这样的演员。所以，我预感到我身后边会有许多恶魔将伸出手来抓我。如果你娶了我，他们必定会迁怒于你，甚至于毁掉你的前程。我以为，拿个人的幸福和艺术相比，生活总是占第二位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决心牺牲自己幸福的原因。我是从石头缝里迸出来的一朵花，我经历过艰险，我还准备迎接更大的风暴，所以我只能把你永远珍藏在我的心里。”
梅兰芳问：“我不娶你，他们就不加害于你了吗？”
刘喜奎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梅兰芳沉默了片刻后，说：“我决定尊重您的意志。”
于是，两人就分了手。对于刘喜奎来说，这成了她一生中最遗憾的事。许多年以后，她回忆起这段经历，这样说：“我拒绝了梅先生对我的追求，并不是我不爱梅兰芳先生，相反，正是因为我十分热爱梅兰芳先生的艺术，我知道他将来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所以我忍着极大的痛苦拒绝了和他的婚姻。我当时虽然年轻，可是我很理智，我分析了当时的社会，我感到如果他和我结合，可能会毁掉他的前途。”
遗憾归遗憾，但刘喜奎说她从来不后悔。从那以后，她一直默默地关注着梅兰芳。当梅兰芳在抗战时期蓄须明志时，她由衷地佩服；当梅兰芳享誉世界时，她感到骄傲和自豪。在她隐姓埋名深居简出近四十年后，新中国成立，她被请了出来，到中国戏曲学校当了教授。这个时候，她和梅兰芳重新见了面。抗美援朝时，他俩又同台演出。时过境迁，往事如烟，过去的一切，都成为曾经。
周旋于狂蜂浪蝶之间
刘喜奎的个性很独特，视金钱为粪土，她说：“我一生对于钱，不大注重，我认为钱是个外来之物，是个死的东西。我又不想买房子置地，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的兴趣是在艺术上多做一点，并且改革一下旧戏班的恶习。”
对钱如此，面对权势，她则不卑不亢。初入北京，她曾被袁世凯召去唱堂会。她知道他不怀好意，但她不能不去，她在心里给自己打气：“你既敢请我，我就敢去。”在袁府，她被安排在袁二公子的书房。爱戏的袁二公子曾经对她百般纠缠，她三阻四挡。袁三公子也曾扬言：“我不结婚，我等着刘喜奎，我要等刘喜奎结了婚我才结婚。”她不予理睬。如今，她迈步入袁府，很有点儿走进龙潭虎穴的味道。一曲唱罢，她旋即离开。
北洋政府大总统走马灯似的更迭，袁世凯之后，黎元洪意欲让三子娶刘喜奎为妻。他知道刘喜奎的脾气，特地嘱咐媒人转告她，嫁进黎家，不是当姨太太，而是夫人。虽说侯门深似海，但贫家女儿一旦入了侯门便攀附了荣华富贵，一生吃穿不再愁，不说那时，即使今日，也会让很多人动心，但刘喜奎却冷然待之。又一任总统冯国璋也想让她做儿媳妇，她照例不松口，她只想做自己，只欲自食其力。
回绝正筹划着复辟的“辫帅”张勋，刘喜奎费了些气力。他以邀唱堂会的名义把她骗到了帅府，扣了下来，聘礼、结婚用品、银圆、金饰堆在她面前，这样的蛮横意味着“不从也得从”。由硬抗到软磨，由直截了当到曲折迂回，她的斗争经验在紧迫残酷的环境中迅速累积。当她发现越是强硬地反抗只能遭来更加粗暴的逼迫后，她改变了策略，表面上顺从，以要回天津老家征询家人意见为由，终于从帅府脱身。又以结婚前再唱几天最后过过戏瘾为由，摆脱了张勋派在她身边的跟班，偕母逃出天津，直奔济南。也巧，不久，复辟闹剧落幕，张勋失势，刘喜奎这才返回北京，重新露面。
乱世中，刘喜奎想保存一份纯粹很不容易。刚刚在北京中和戏园恢复演唱，她又被“贿选”总统曹锟缠上了，当时的小报上编了不少他俩的桃色新闻。相比于试图以柔克之的曹锟，陆军参谋总长陆锦“逼嫁”的刚性手段更难对付：他派人抓走了她的演出班底——化妆师、管衣箱的师傅、乐队；他把天津的刘喜奎的三叔请来做说客。刘喜奎不得不跑到警察局与为陆锦充当马前卒的局长斗智斗勇，又斥三叔帮腔恶势力。局长败下阵来，三叔羞惭而去。面对这样一个不受利诱、不畏权贵的女人，陆锦唯剩哀叹。
美丽的女人，身边不乏追求者；拜倒在娇艳的女伶石榴裙下的，既有狂蜂浪蝶，也有名人雅士。早年，女人是不能登台的，所以才有“男旦”。刘喜奎时代，女人可以抛头露面了。但女演员特别是有姿色有技艺所谓“色艺俱佳”的少之又少，“红伶”刘喜奎是其中佼佼者，因此，男人们为她着迷、为她痴狂也很自然，只不过其中有些人的表现太过低俗。
某富家子追看刘喜奎，一日散戏后，守在戏院门口，待刘喜奎卸装后准备乘马车回家，他冲上去一把搂住她，在她的脸上狂吻，直呼“心肝”，还说“想死”她了。刘喜奎大惊，旁人即刻把他扭送至警察局。此行为至多是性骚扰，也够不上刑事罪，只能罚款五十大洋了结。走出警察局，此人大呼：“痛快，值得！”这件事，小报上连篇累牍，还有人为此作打油诗一首：“冰雪聪明目下传，戏中魁首女中仙；何来急色儿唐突，一声心肝五十元。”戏剧新闻社为增加发行量，由此事引申开去，借“投稿人”之口，以谈刘喜奎戏之名，揭她“有狐臊臭”之隐私。性格刚烈的刘喜奎大怒，当即一纸诉状将“新闻社”告上高等审判厅，指责其侵犯名誉权。
《亚细亚报》记者刘少少虽年逾花甲，却也单恋刘喜奎，把她的一张剧照放大后悬挂在床头。每每与人谈及她，他皆面露喜色，夸她演《贵妃醉酒》的扮相，杨玉环都不能比。在他看来，杨玉环太胖，而刘喜奎“秾纤得中”；杨玉环无歌喉不能唱，而刘喜奎“珠圆玉润”。他在报上写诗“愿化蝴蝶绕裙边，一嗅余香死亦甘”，露骨地表达他对刘喜奎的倾慕之情；他还作了一篇骈文，自封刘喜奎为“喜艳亲王”，刻在银盾上，叫乐队，亲自押送，一路吹吹打打、招摇过市到刘家。却不料，刘喜奎连面都不露，只让家人出门应付。
刘成禹《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这样记载易顺鼎在刘喜奎面前毫不掩饰的滑稽样：“骡马街南刘二家，白头诗客戏生涯。入门脱帽狂呼母，天女嫣然一散花。”每每经过刘家门，他以得刘喜奎一顾盼为荣。他对友人说：“喜奎如愿我尊呼为母，亦所心许。”刘喜奎一登台亮相，他必“纳首怀中”，大呼“我的娘，我的妈，我老早来伺候你了”。他每天必入刘家门一两次，风雨无阻，一进门便脱帽狂喊“我的亲娘，我又来了”。机敏、聪慧的刘喜奎这样化解骚扰：她拜易顺鼎为师，日习艺文。她对人说：“易先生见面，呼我为娘，我今见面，即呼彼为父，岂不两相作抵？”
那个年代，连一个普通的女人独立于世都很困难，何况刘喜奎这样“玩意儿”般的女伶？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更难立足，不但需要勇气，也要有智慧。刘喜奎靠着直面的斗争胆量，又多谋善虑，从而蹚过险滩，跨过急流，守护着心中的那份纯洁。
隐姓埋名数十载
不能不说刘喜奎也有单纯得有些傻的时候。女人结了婚都还免不了被骚扰，何况待字闺中的大姑娘？因此她认为，只要找个情投意合的男人结婚成家，从此就能平安无事了。这样想本身没有什么不对，只是她选男人太盲目、太草率。看到报上登载的参谋部局长崔承炽揭发参谋总长陆锦贪污军饷的消息后，她即刻被吸引。一个下级能如此冒险捍卫正义，的确令人佩服。但刘喜奎不只是仅折服于他倡行公理的勇气，而是直接想要嫁给他。
崔承炽（本名崔昌洲）毕业于陆军大学，与后来的民主人士李济深同学。那时，贪污之人何止陆锦一人。但也正因为如此，崔承炽勇闯总统府、在大总统曹锟面前揭发陆锦的行为显得难能可贵，也表现出他正直、富于正气的品行。
如果他在为刘喜奎说媒的黄先生面前如实交代自身情况——年届中年、家有老妻、身患肺病，可能会让刘喜奎退缩，但至少不会输掉人格，不会让人怀疑他的揭发行为只是出于本性善良。只是，对刘喜奎主动托黄先生来示爱，他太意外而欣喜若狂，太想如愿以偿抱得美人归。他知道，这是包括曹锟、陆锦在内的许多男人梦寐以求的，他不想错过这样难得的机会。因此，他撒了谎，说自己只有三十五岁，说自己没有结过婚，说自己身体康健。
媒人总是好话说尽，黄先生对刘喜奎隐瞒了崔承炽高黑瘦、面有痨病相的外貌，或许在他看来，男人的容貌并不十分重要。但刘喜奎不太放心，又让二舅去说亲，顺便看看他的样子。崔承炽的心太急了，太担心刘喜奎反悔，也对自己的长相不自信，便让年轻体壮的贴身勤务兵刘四代为相亲。一身戎装的刘四看上去很有青年军官的派头，让二舅满意得不得了。
大红花轿喜气洋洋地进了崔府，拜了天地，掀了盖头，一切都晚了，刘喜奎昏了过去。事实既成，她无奈接受。当然，外在因素也不容忽视。崔承炽是说了谎，但他本质并不恶，他也自觉愧对刘喜奎，诚心悔过。他俩成婚，舆论大哗，惹来议论纷纷。那个年代，因为伶人地位低下，约定俗成，伶人只能与伶人通婚。刘喜奎身边男人成行，却少有人真正出于爱情，“玩乐”的成分更大。官员出身的崔承炽娶了一个女伶，立即招来非议。尽管有人公开宣称：官员不见得怎样尊贵，伶人未必低贱，在一个已经废除了旧制的时代，无可厚非，但参谋部老派官员还是呈请总统撤了崔承炽的职。刘喜奎知道，“不配”是借口，其实那是曹锟、陆锦背地里使的坏。这个时候，她自不能离崔承炽而去。
成婚后的崔承炽的去向有两种说法：一说曹、陆陷害他，明知他患有肺病，在他结婚刚四天便派他到江西去视察“兵变”，之后，又调他去扬州、沙市、河南，旧病加积劳，他很快病逝；一说经人介绍，他给吴佩孚做幕僚，因为学识俱佳而深得吴佩孚赏识。后来，由吴举荐，他到湖北萧耀南督军身边工作，也得萧的赞赏。一切稳定下来后，他把刘喜奎接去了湖北。但他久病，终告不治，1923年左右，也就是他们结婚刚刚三年零四个月，在北京去世。
从与崔承炽结婚，刘喜奎便与舞台渐行渐远了。崔承炽死后，人们以为迫于生计，她将重新出山，但她让人把四个戏箱全部拉出去当了，然后烧掉了当票，以示永不回归舞台的决心。杜月笙的丈母娘、唱河北梆子的小兰英请她去上海演出，她拒绝了；抗战期间，日本人捧着厚礼请她登台，她也拒绝了。为避纠缠，她干脆改名崔刘氏，亲手把“刘喜奎”埋葬。
不再嫁人的刘喜奎有了一个姓崔的儿子——崔承炽的侄子崔光辰过继给了她，还得到了块“志洁行芳”的贞节牌匾——由崔承炽的同乡、七十四混成旅旅长赵俊卿提议，陈调元、吴光新、宋玉珍等二十多个军阀联合相送。从此，她足不出户，隐姓埋名直到新中国成立。
寻找隐居多年的刘喜奎很费了一些工夫。为刚成立的戏曲实验学校延聘教授人才，戏曲改进局局长田汉、总支书记马少波找到北京东城区公安分局，因为之前他们只听说刘喜奎可能住在东城。但遍查户籍，不见“刘喜奎”的名字，想到她丈夫姓崔，便试着用“崔刘氏”查找，果然有所获。十几个崔刘氏，他们挨家访问，终于在安定门内谢家胡同找到了刘喜奎。
在隐姓埋名二十多年后，她同意出山，担任戏校艺术委员，享受教授待遇。更让她意外的是，在1950年10月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期间，于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来跟她打招呼，他说他在天津南开读书时看过她的戏，对她的为人也有所了解。这一切都让她感受到了期盼已久的对艺人的尊重。
当时戏校在西城的赵登禹路甲28号，为了方便工作，刘喜奎从东城搬到西城，入住王府仓内小马杓胡同路西的一座独门独院，从这里走到戏校，不到十分钟。许多年来，她一直跟着侄子过日子，生活得很清苦。参加戏校工作后，戏校还派了专人帮助料理她的一切事宜，戏校负责人也常去探望。她难得地过了一段舒心日子。
晚年，身患糖尿病的刘喜奎被病痛折磨，脚病、眼病相继而来，她走不了路，看不见东西，终至心力衰竭，于1964年4月3日病逝于阜内大街人民医院。生前，她为自己备好了黄柏木棺材。戏校料理了她的后事，她的灵柩先是在嘉兴寺殡仪馆停灵三天供人祭奠，之后安葬于北京西郊的万安公墓，墓碑上刻着“中国戏曲学校特邀教授刘喜奎先生之墓”。按照她的遗愿，戏校将她的房产和钱物悉数捐给了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