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昭：教得了世人教不了女儿
班昭，字惠班，四十七岁那年，被召入宫，任女师，赐号“大家”。班昭从此被人称作“曹大家”。
生在一个不凡的家族
班昭祖上是扶风安陵（位于今陕西咸阳东北）的望族，曾祖父班况在西汉成帝朝任越骑校尉，班况的女儿即班昭的姑婆是西汉一大才女班婕妤。婕妤不是本名，而是后妃的名分。她在成帝即位之初，被选入后宫，由小使升为婕妤。成帝有次游后宫，邀她一同乘车，这在一般宫妃都是求之不得的事情，班婕妤却推辞道：“古代的图画上，伴随在贤明的皇帝身旁的，都是名臣，只有三代末主，才与女子狎戏。”成帝闻言，只得作罢。太后听说此事后，对班婕妤大为赞赏，说：“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
班昭的祖父班稚在哀帝朝任广平太守，父亲班彪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班彪早年，中垒校尉刘向奉成帝之命校雠古书，班彪的胞兄班斿参与其中，由此得到成帝赏赐的一些宫廷藏书的副本，班彪得以饱览古籍。班彪二十岁时，京畿之地发生变乱，班彪为避乱投奔拥兵天水的西州大将军隗嚣，见刘秀建立了东汉政权，即劝隗嚣归顺东汉，隗嚣不听。班彪自忖再跟从隗嚣必是死路一条，于是改投河西大将军窦融。窦融对他非常器重，以师友之道对待他，任他为“从事”。于是班彪为他出谋划策，把隗嚣拒于整个河西地区之外。班彪随窦融征还京师后，光武帝问窦融：你所呈上的那些奏章，谁参与写的？窦融答道：都是我的从事班彪所为。光武帝一向听说班彪很有才干，于是召见班彪，举为司隶茂才，封他为临淮郡徐县县令。班彪因病未到任。《后汉书》上称班彪“才高而好述作”，既然弃官赋闲在家，于是专心研究史籍。因见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只写到西汉武帝太初年间，之后虽也有人接写，却近乎狗尾续貂，班彪因此决心亲自来做这件事。他“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班彪十八年后身死，准确地说，只写了《史记后传》六十五篇，并未完成这一宏伟计划。
班彪有两个儿子，长子班固、次子班超同为公元32年生人，但并不是双胞胎——班固系妻生，班超则系妾生。班彪晚年任望都长，望都在今河北望都西北。班彪在望都长任上，颇受当地官民爱戴。班彪终年五十二岁，在生了两个儿子之后十八年才得班昭，而那时他也只剩四年的阳寿了。
班固从小聪颖过人，九岁时就能写文做诗，稍大一些，所涉猎的各种典籍已能融会贯通，对诸子百家各个流派的各种观点也都寻根究底。他做学问不局限于一门师承，不拘泥于章节句法，而从大处着眼。他性格宽厚，能容人，又不恃才傲物，同时代的学者们都很敬慕他。
中老年男人得子，似乎易得神童，想来是因为那时男子是智慧最高的时期。胡适出生时，他父亲五十岁；班昭出生时，班彪四十八岁，比起铁花老胡相去不远。班昭出自这样的父亲，读书诵诗舞文弄墨会差到哪里去呢？单是看看她的兄长班固，她的聪明也就可以期待了。
在班昭八岁那年，家庭遭遇一场大变故，长兄班固经历了一次牢狱之灾。事由班固暂别当时就读的东京太学，扶父亲灵柩回安陵老家守丧。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竟发现乃父所著《史记后传》中有未详尽之处，于是潜心研究思考，决心完成先父未竟的事业，真可谓“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可就在他数年如一日，苦心孤诣撰写《汉书》之时，祸从天降，有人向皇上参了他一本，罪名是“私改作国史”！
当时的皇上是汉明帝，他继位继得仓促，因为他的父亲光武帝驾崩得突然。公元57年二月初五，光武帝夤夜读图谶偶感风寒猝死，在现代医学常识里本是一件极正常的事件，可在将近两千年前，人是天子，书是谶语，二者连在一块，这在迷信的人们心目中就是一件蹊跷的事了。
对于新皇帝来说，最令他紧张的是由图谶引发的妖言惑众，可能影响他龙椅坐不稳当。而在班氏老家，就发生了扶风人苏朗“伪言图谶”的事件，所以一有人报告有人私改国史，皇帝的头脑中免不了马上闪现出“阴谋”字样，于是当即降旨，将班固打入京兆大狱，同时将他家里的书籍全部没收。
得到消息，班昭全家立刻陷入愁云惨雾之中。可是一直被大哥的光晕所遮蔽的班昭的二哥班超，在此时显示出了他过人的胆识。他担心大哥无法替自己辩明，于是赶到京师，上书汉明帝，被汉明帝召见，班超向汉明帝禀明乃兄著述的本意，正好扶风郡太守也将班固所撰书稿呈上。汉明帝看了，前疑尽释，还对班固的才学非常讶异，于是当即传旨开释班固，人尽其才，把他派到校书部，任班固为兰台令史，与其他几位官员一同撰写先帝刘秀的传记《世祖本纪》。汉明帝后又升他为校书郎，批准班固继续写他的《汉书》。
班固任校书郎后，班超与母亲随之迁至洛阳，家里颇穷困，靠班超给做官的人写东西糊口。后来汉明帝问班固：“卿弟安在？”班固答道：“为官写书，挣钱以养老母。”汉明帝便也任班超为兰台令史，后来却又不知何故，班超又“坐事免官”了，兄弟俩似乎都不是官运久长的命。
续成长兄未竟《汉书》
在此前后，班昭出嫁了，那年她十四岁。班昭的丈夫叫曹寿，字世叔。世叔事迹不详，《后汉书》说“世叔早卒”，可从她五十四岁以后，还有女儿待嫁来看，丈夫死得似乎并不早。班昭的所谓女儿，也很可能不是她亲生，而是曹寿的其他妻妾所生。
公元92年，继位刚四年的汉和帝发动朝廷政变，摧毁了把持朝纲的外戚集团，其头目窦宪大将军被迫自尽。这一震动朝廷内外的大事件偏偏将班固牵连在内！班固与窦宪是同乡，平常来往密切。三年前，窦宪远征匈奴，班固不在家好好写他的《汉书》，而以中护军身份随军而行，出塞三千里，大败北匈奴，作《封燕然山铭》。当时气吞山河何等威风，却不料窦宪一朝失势，班固就成了丧家之犬。京师洛阳令种兢，有次出行中正要乘车，却遇到班固的一个家奴喝醉了酒，坐在他的车上不肯下来，有官吏叫他下来，他竟然依醉骂还。种兢大怒，但生怕得罪班固而强忍住了，但由此怀恨在心，此时便假公而报私仇，将班固关入大狱。可怜一代史家，就这样遭小人迁怒加害而死于牢中。
汉和帝待江山坐稳了，忽然想起爱读的《汉书》来，知其还有《八表》《天文志》未写，遂问起作者，答曰墓木已拱。汉和帝在惋惜之余，一面把种兢下狱抵罪，一面召班昭入南宫，命她借助东观藏书阁的藏书，完成《汉书》。
那时班昭四十三岁，她开始着手工作时，发现长兄的手稿相当凌乱，有人怀疑是种兢捣的乱。班固早在死前十九年就曾将成稿的部分《汉书》献呈汉明帝御览，皇上又将书稿给大臣们过目，显然反映不是交口称赞，所以汉明帝当时并没有准予颁行。
班昭决定先进行整理。这一整理就是整整二十年！在完成整理，又写了《八表》之后，已年逾花甲，颇有力不从心之感，便奏请太后准许，请马续编撰第六志《天文志》，几年后终于大功告成。
写信给皇帝了二兄心愿
在班昭二十多岁的时候，她父亲班彪故主窦融的侄子窦固出任讨伐匈奴的统帅，便将班昭的二哥班超招至麾下。班超被任为假司马，在西域，他长年征战，屡立奇功，一度西域五十余国均被其降服而被封为定远侯。而他一直在西域待了三十年，转眼已届七十。年愈老，思故土之情愈难抑，几番上书皇上，请求卸任返回中原，均未获恩准。公元100年，他派儿子班勇随安息使节入塞，再次上书，写道：“臣听说狐狸临死时，都尽力将脑袋伸向土丘的洞窟；代郡的马南来之后，仍旧依恋北风。动物尚且如此，何况小臣我呢？蛮夷的风俗是壮的怕、老的欺，臣班超现已如老狗老马牙齿掉光，常常担心某一天忽然倒地死掉后，成为被人抛弃的孤魂。臣能为国担重责守西域，若真的死在兵屯之地，也一无遗憾，只是担心后世或者会以为臣系兵败而死在西域的。臣不敢奢望回到酒泉郡，只愿能活着入玉门关。臣老病衰困，该死瞎说。”伤感之情溢于言表。
班超一面又写信给小妹，请她上书皇上代为陈情，显然他对这次能否获得恩准回故乡毫无把握，因此在信中先与小妹诀别，担心兄妹此生无再见之日。
班昭这年正好五十大寿，年至半百，人生大半去矣，自不免感慨，接二兄之信，生出感伤之情也不难想见。七年前她被汉和帝召入南宫续《汉书》，四年前又被皇后及诸贵人拜为老师，多有机会面见皇上，也很受皇上乃至太后赏识。她来向皇上为二兄求情，自应多几分胜算。可是班昭是一个十分理性的女子，不是一个怀揣过多妇人之仁的女子，为二兄求情，毕竟为私，利用接近皇帝的机会谋私，会不会授人以柄，会不会遭人指责，而毁她多年处心积累的美誉？她一生少为家族甚至独子谋私利，除了名誉，更因她向来处事谨慎。班昭后来的确是上书皇上为班超“乞徵还”了，但一定是在她深思熟虑之后，亦即她认为此事不但应做，而且可做。她给汉和帝的信是这样写的：
妾同产兄西域都护定远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赏，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绝，诚非小臣所当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躯命，冀立微功，以自陈效。会陈睦之变，道路隔绝，超以一身转侧绝域，晓譬诸国，因其兵众，每有攻战，辄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赖蒙陛下神灵，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积三十年，骨肉生离，不复相识；所与相随时人士众，皆已物故；超年最长，今且七十，衰老被病，头发无黑，两手不仁，耳目不聪明，扶杖乃能行，虽欲竭尽其力，以报塞天恩，迫于岁暮，犬马齿索。蛮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见代，恐开奸尻之源，生逆乱之心。而卿大夫咸怀一切，莫肯远虑，如有卒暴，超之气力，不能从心，便为上损国家累世之功，下弃忠臣竭力之用，诚可痛也！故超万里归诚，自陈苦急，延颈逾望，三年于今，未蒙省禄。妾窃闻古者十五受兵，六十还之，亦有休息不任职也。缘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万国之欢心，不遗小国之臣，况超备侯伯之位，故敢触死为超求哀，丐超余年，一得生还，复见阙庭，使国永无劳远之虑，西域无仓促之忧，超得长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诗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超有书与妾生诀，恐不复相见。妾诚伤超以壮年竭忠孝于沙漠，疲老则便捐死于旷野，诚可哀怜。如不蒙救护，超后有一旦之变，冀幸超家得蒙赵母、卫姬先请之贷。妾愚戆不知大义，触犯忌讳……
班昭在信中，先向皇上说明班超是她的同胞哥哥、被朝廷所封的爵位与食禄，接着简述了班超的赫赫战功，说他只身穿梭于诸国，说服他们归顺，而每次攻战，他都身先士卒。写到这里，笔锋一转，如一段音乐由激昂陡然转入悲凉，说如今三十年过去，骨肉分离太久，以至彼此都不相识了；当时他去西域时所带的随从，也全部去世了，班超是他们当中最年长的人，现在将近七十，衰老有病，头上没有一根黑发，双手没有感觉，耳聋眼花，须拄着拐杖才能行走。班昭也提及“蛮夷之性，悖逆侮老”，与班超所谓“蛮夷之俗，畏壮侮老”相近。但班超写这个还是担心一己的将来，连同自己的年老多病，还只是单纯作为恳求皇上开恩的理由。当然所为自求，也无可厚非。而班昭倘若也这么写的话，就不免会显得为私的意味太重，不够得体大气，客观上也降低了说服力，她当然没有这么笨。她先把班超的老病之状生动地描述给皇上，在无尽的荒野里，在大漠黄天的背景下，一个佝偻依杖的孤独身影正蹒跚而行，强劲的寒风把他的稀疏的银发不时吹起……这样一幅画面已足以引人恻隐之心，班昭的笔却不在此描述中停留，而将此状况提升到一个相当高的高度来认识：上会损害国家世世代代积累的功绩，下会使忠臣们所花的无数气力白费。何以至此呢？因为以“蛮夷侮老”的习性，他们看见风烛残年、朝不保夕的班超长久没有人前来替换他，恐怕会以为我大汉王朝无人好欺侮，而“开奸尻之源，生逆乱之心”。戍边的士兵如果发生暴乱，班超也将力不从心。不论发生哪种情况，都令人心痛！班昭这样一说，不怕皇上不急。她走笔至此，甚至顺便又替班超的信打了一个“补丁”：说班超之所以三年来，屡从万里之外上疏，急切地请求归来，也正是为了这个啊——把班超的“为自己”一变而成“为国家”了。
汉和帝读了班昭的信，颇受感动，于是朱笔一挥，定远侯终得归故园。公元102年，班超回到洛阳，拜为射声校尉。班超素有胸胁疾病，也可能是心愿满足后意志松懈，也可能是久在西域，已不适应中原气候，病情随即加重，一个月后就遽然而逝了。班昭自然悲痛，但她想到自己毕竟为班超偿愿出了力，心里也应该是颇为安慰的吧。
《女诫》是圣典还是毒草
班昭在自己奔六的时候，对儿子已经放下心来，因为曹子谷看来是比较有出息了，没有“负辱”朝廷，被皇上施恩而封侯。班昭此时感到伤脑筋的，是她的女儿们，她们都到了出阁的年龄，若不加紧教训，若还不懂得做女人的礼数，恐怕到了夫家会丢人，同时使娘家祖宗蒙受耻辱，而眼下自己疾病缠身，不定哪天就魂兮归西了，每当想到这些，心里就很惆怅。怎么办呢？此时若以衰病之身，天天事事教导女儿，也没有那个精力，可能也来不及了，不如就把要教导她们的话写下来，让她们自己时时去学习体会吧。于是班昭写了《女诫》，顾名思义，是对女儿的告诫。
以班昭的眼界，虽则是出于写给女儿的忠告的初衷，也未必不会放眼天下女儿们；而以她所处的社会地位，她写给女儿的私房话，真的只会限于私下授受？她的那些从皇后到宫女的学生们、从宫内到宫外的拥戴者们在得知了有这么一样东西之后，会不奉为宝典而一睹为快？
《女诫》流传开来，迄今大约一千九百年，前一千七八百年，广受赞誉。班昭要女人自甘卑弱，面对夫主，身段要低些，再低些，就如同张爱玲对胡兰成那样，自己低到尘埃里，心里还充满了喜悦。一般女人称自己于丈夫多为“我是他屋里的”，而班昭则自称：“我是他家拿扫帚簸箕的。”试问这样谦卑的女人，在一个外面要做人主、在家要做夫主的社会里，哪个男人不由衷欢迎？而被男人洗了脑的女人们也都认为理所应当。于是《女诫》被奉为圣典，写了圣典的人，自然是圣人啦！
可是地球在滚动，时间之河在流动，年历翻到近代一两百年的时候，人们僵化久矣的脑壳，就像花岗岩被日晒风吹雨淋，忽一日喀啦一声裂开，而有了现代意识。诋毁《女诫》之声如风起于青萍之末，潮涨于水天相接之际，渐而声响愈烈，《女诫》作者的名声也走到反面去了。
近十数年来，又有人别解《女诫》，试图从中寻找合情合理的成分。现代的革命砸碎了旧世界，却也破除了许多规矩；“文化大革命”更是一个横扫一切规矩的革命，时人衣暖食足唯独缺规矩。《女诫》即教女人规矩的一本书，于是有了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
而随着人们热衷于事关个人发展前途的所谓职场政治，热衷于事涉个人幸福与否的包括婆媳、夫妻关系的家庭谋略，《女诫》则又提供了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另一版本，必然要被当代的读者赋予新的解读以为其所用。
当代学者朱维铮对此分析得入木三分，他说《女诫》七篇“篇篇都用儒家语言，表述老子、韩非早已透彻申说的权术，也就是刘向确切定义的‘臣术’。这是无论中外的所有专制体制的共同特色，为臣为子必须获得君父恩宠，为妻为妾必须博取夫嫡欢心，如此才能以柔克刚，由弱转强。所以《女诫》七篇，说是在夫家处理夫妇婆媳妻妾姑嫂种种关系的诀窍，……正是妾妇与臣子都要娴熟的阴柔权术”（《班昭考》，《中华文史论丛》总第82辑）。
古人撰文喜欢分篇，《女诫》并不长，却有卑弱、夫妇、敬顺、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共七篇。之前有班昭的一篇短序。古人写文章讲究言简意赅，这篇序言真是精短，仅一百九十一个字，比一篇微博多不了几个字：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今四十余载矣战战兢兢常惧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是以夙夜劬心勤不告劳而今而后乃知免耳吾性疏愚教导无素恒恐子谷负辱清朝圣恩横加猥赐金紫实非鄙人庶几所望也男能自谋矣吾不复以为忧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加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他门取耻宗族吾今疾在沉滞性命无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怅因作女诫七篇愿诸女各写一通庶有补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勖勉之班昭写《女诫》时年龄已超过五十四岁。她说自己结婚四十年来，时时战战兢兢，担心得罪丈夫和公婆而被休掉，唯恐因此使父母蒙羞，使夫家与娘家都受累，所以日夜操劳、尽心尽力。由这段话来看，班昭以极度自轻乃至自贱的姿态出现，并以这种姿态把自己打扮成人家的一位识大体、谨小慎微、勤勤恳恳的完美媳妇儿，却在同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陷丈夫于寡爱难以服侍、姑舅刁蛮难以相处的嫌疑的境地。难怪她的小姑子曹丰生对《女诫》有驳难之作，想来曹小姑撰文不是批判《女诫》的封建意识，也不是呼唤女性的自尊自强。只可惜她的文章没有流传下来，也不奇怪，在那样的社会里，大家既然那么推崇班昭的观点，谁又会喜欢曹丰生的说辞呢？而有意味的是，《女诫》的第七篇“和叔妹”就是专论与小叔子、小姑子（古称“叔妹”）相处之道的。
班昭认为，妻子讨喜于丈夫，是因为先赢得了公婆的喜爱；而公婆的喜爱，来自小叔子、小姑子的称赞。所以叔妹之心，“不可失也”。当然叔妹有好有坏、有愚有贤，不会都是善良之人，但只要为妻者以谦恭逊顺对待他们，就可以赢得他们的心。可不知班昭有没有赢得曹丰生的心，也不知曹丰生读《女诫》读到这一段，会不会觉得：噢，平常看来那么谦顺的嫂子，竟如此有心计。
关于班昭的“心计”问题，十八世纪的朝鲜学者金元行对《女诫》将人心的“本然之爱”变为一种尽职行为，变为一种为取悦丈夫的姑且行为，变为一种丢却仁义而带有利益之心的交往行为大不以为然。他以《礼记》所论为据，认为子女对父母与儿媳对公婆没有不同，对于一个妻子来说，丈夫的父母就应当作是自己的父母，丈夫的兄弟姊妹就应当作是自己的兄弟姊妹。金氏所论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但他所依据的《礼记》的论点是有着浓厚理想色彩的画面，这可以作为追求的终极目标。而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感情的亲疏厚薄并不完全取决于是否血缘关系，但也要对血缘关系的强大有足够的认识。比如对于公婆，照常理他们既然是为人妻者所爱之人的制造者，妻子哪怕是爱屋及乌，也应当对他们多少产生些特别的感情吧？可如果一定要做妻子的在感觉上要视公婆与自己的父母无异，恐怕是不现实的。至少大多数人达不到这样的境地，所以需要人为地努力。只要这种努力不是不正当的，就不能把这种努力视为一种坏的心术。所以在这一点上，班昭所论无可厚非。
班昭说起道理来头头是道，以其《女诫》流传之广、影响之大，也可以称她为教育家了吧？可是至少，她在教育女儿的问题上是失败的。教育家失败于子女教育的例子并不罕见，写《爱弥儿》的卢梭是其中著名的一个，班昭是不是其中的另一个，当然还需要旁证。这似乎与俗话说的“医生无法给自己诊病”同理。中国传统的子女教育，是在他们嫁娶时即告结束。如果女儿在夫家行为有失检点，会被视为从小在娘家没有家教，不但最严重时有被休掉的危险，娘家也会因此蒙羞。班昭嫁入曹门，小小年纪就“常惧黜辱以增父母之羞”，如果不是男方太严厉使她生出这种恐惧的话，那么她是很早就懂得女儿教育的重要性的，可她为什么做得连自己也不满意呢？直到女儿都到了出嫁的年纪了，才来急忙补救，才来谆谆告诫。而到了这个年龄，不论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都已经养成了，是淑女还是狼女也早已定型，想要曲突徙薪也不一定有效果，想要亡羊补牢也不一定有必要了。难道是因为非亲生而不能无所顾忌地教育？
有意味的是，班昭的长兄班固也是一个管教不好自家人的人，上文提及他的家奴醉骂洛阳令，史传上还写到他的儿子也十分跋扈，以致在当地“吏民俱愤”。
班昭比班超小十八岁，班超七十岁死。他死后十八年班昭死，也正好七十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