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是任曙林，1954年出生于北京。父亲是1949年进城的军人，母亲生长在北京，家庭有满族正蓝旗的血统。我算是北京人，不是原住民。
我在北京的三里河长大，那里紧靠着玉渊潭地区，我小时候常常去那里玩。五六十年代的玉渊潭是一片真山真水。我很小就进了幼儿园，是全托，只有周末在家里睡觉。七岁上小学，每天要挤汽车好几站，不记得有大人陪着。上中学不久，参与了学校的事情，就搬到学校住，时常周末也不回家。初中后当了工人，基本就是春夏秋冬都在工厂了。我算是离开家比较早的人吧。
父亲是农民出身，喜好大自然里的东西。在他的带领下，我心中最早的一些意象就来自那山那水，那西天的云霞。由于“文化大革命”，父亲的照相机很早就落在了我的手里，不知不觉中它成了我无言的伙伴，忠心耿耿，不离不弃。
拍照片对于我就像是增加了一只眼睛，看见了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在我看来，学生与矿工没有区别，都能勾起我遥远的遐想，至于798的房子就是生命的舞动。我身边的女人与不相识的女人都是一面镜子，可以看见不熟悉的自己，至于那个小孩儿简直就是我前世的弟兄了。
我喜欢爬山，山里的一切胜过拍照片，那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不会有什么意义在眼前晃动。慢慢地，眼前的景与物恍惚成了自己，总想进入其中遨游驰骋，那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照片是个幽灵，也像个黑洞，诱惑着我痴迷不返。
我有时会想到，如果有外太空的生命来造访我们，也许只有照片可与他们沟通。在照片中，人们是没有年龄的。
1984年8月，北京一七一中学操场。我去校园总是挽起裤腿儿，为的是随时下蹲拍照方便。那时不兴短裤，那装束也不许进校园。我身后的军挎包是随身之物，拿取方便，不惹人注意。
2011年4月，北京映画廊。《八十年代中学生》展览开幕在即，饱满中有一片安静。它来自墙上的照片，也来自这些课桌椅。原计划请位当年的老师讲上一课，后来觉得，有这些桌椅就足够了。
2011年4月，北京映画廊。这照片一旦上了墙就和我没关系了，生老病死，由它去吧。你可以再去拍点儿什么，也可以坐在那儿，喝茶发呆。照片这事儿是想拍就拍，过去了再想拍，什么也没有了。
开学了
《八十年代中学生》离我太远了，有时想起那十年的拍摄状态，甚至会恍惚：那是我干的吗？还真是我干的。但为什么会有恍如隔世的感觉？因为现今的校园，已经不是我心中的校园了。阿城说过这么个意思：青春是本能的发散，甚至是很野的东西。回头寻找也是去感觉那时的气息，只有感觉到的才接近所谓的青春，而不是依靠理性分析。七八年前，那日松说《八十年代中学生》是埋在土里的金子，当时我并不解其意，现在来看，他不仅是指传播这部作品的复杂，而且也看到了时间对它的作用。
把《八十年代中学生》展示出来，自然是摄影上的交流，其实更大的愿望是把自己的感觉告诉大家。我从中学生身上获取的那些，现在还给他们。至于如何评价，那是他们的事情。当年拍摄是自己过瘾，很爽的过程，许多年过去了，摄影的这那淡如青烟，心中的校园日益遥远。
能在北京的798办个展览是我的心愿，让我想不到的是这个展览分成了两次举行，前后隔了半年的时间。2010年12月19日，我与民谣歌手钟立风同时出现在798的映画廊，那日松把摄影与音乐组合在一起，让现场的观众过了把瘾。展场的布置将空间重新分割与组合，当年中学生写的诗歌原稿与夏令营的影片，在现场的两面墙上交相辉映，这是视觉部分。歌手钟立风抱着吉他游走在观众之间，乐队的伴奏与吟唱阵阵滚进耳鼓，这是听觉部分。身处其中，兼顾不暇，加之灯光若明似暗，我站在人群边上，如同走进八十年代的校园，想必坐在展场中间黑压压的一片，也已经回到三十年前。就是在这次的音乐影像展上，照片中的中学生、已过不惑之年的王琳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一直以为我们的青春没有人在意，就那样流走了，感谢作者那样地记录和珍藏。还是一位当年的中学生，我多年的朋友邓群，他告诉我：看到一七一中学楼道尽头的窗子，恍如穿过了时光隧道，这就是三十年。1985年前后，为了做一套贺年片，我在中学生里搜集了一些诗。贺年片没有弄成，却留下来一百多首诗，本以为也就是怀旧了，没有想到，当把它们被大大地投映在墙上，映入人们眼帘的却不仅是几行文字，也不是一种浪漫。以前听过几首校园歌曲，如此现场的听闻于我是第一次，特别是把吟唱的心境扩散在空气中，它们对人的冲击力又岂是回忆那么简单。其实摄影在采集信息的阶段就不是无声的，只不过是不动声色地影响着拍摄者而已。图像从现实中抽出意味，音乐同理，二者交融会把人带到神奇的地方。也是一位来到现场的照片中人，现在定居上海的王绚告诉我：你的《八十年代中学生》铭刻了一部分你的灵魂，也承载了很多人对青春的记忆，它们令原本灰色的回忆有了淡淡的色彩，很美。
2011年4月30日，《八十年代中学生》终于在北京798的映画廊开幕了。对我来说，真有点儿陈年宝藏终见天日之感。拍了那么多年的胶片，第一次看到制作出来的效果，令我每每爱不释手。阿城曾告诉我，以后制作照片，阿克发胶片的那种颜色不要弄没了。制作展览照片追寻的是拍摄时的气息，PS色彩的生命力存在于电脑中。当然我不能把展品抱回家，我能做的也就是隔三岔五地去现场，用餐巾纸把观众留在展框玻璃上的指纹轻轻地擦掉。拍摄照片三十多年了，也就是这几年才开始参加展览，我一直觉得有机会在现场拍照，就很过瘾了。时代的发展把我带到展示传播的兴致中，墙上的照片使我再一次走进校园。真的，当小小的底片变成真人大小的照片时，你的感觉有些接近现场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拍，因为摄影的快感多在现场，只是很快就过去了，为了更多过瘾只好不停地拍摄。当然现场的气息，展示的照片替代不了，但制作精良的照片，却可以最大限度地传达出拍摄者在现场感受到的东西，这些东西我在展场感受到了。我想这就是展览的力量。
2010年12月，北京映画廊。与我坐在一起的那几位都是当年的少年，照片里都有他们的身影。彼此都老了，看上去就分不出彼此了。
音乐影像展之后，我以为图片展会比较容易，没有想到单单展览照片的制作就花去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八十年代中学生》最后定稿的一百六十九张照片，我前前后后都做出过电子文件，哪知照片做出后，破绽连连，信息丢失很严重，需要全部重新处理。放弃好几年的积累，我心里有些不适，但我明白必须这样。想到三十年的拍摄与几个月的制作时间，孰轻孰重，我释然了。那次做展览照片，我补上了缺失的一课。举办展览，不仅是让大家看到你拍的照片，如果能够在现场传达出更多的信息，感受到一些画面外的东西，这个展览应该就是上品，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传播展示。
那次展览总共挂出了六十张照片，只占全部作品的一半不到，这是效果的考虑。看展有积累的问题，也有“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道理。作为映画廊的艺术总监，那日松考虑了整体结构的展示效果。他把展场进行了分区，音乐影像展上出现过的电影《夏日的回忆》，再一次回荡在展区可供休息的一角，当年在山区夏令营的少年们穿越时空回到眼前。八十年代中学生们写的小诗，赫然变身成一面高大的诗歌墙，如同纪念碑一样，铭刻下一代人走过的路程。诗歌，总是同我们祖先的命运相关联，今天，它也成为一代中学生们的生命吟唱。原来设计在开幕式上，或重现一堂语文课，或请来童声合唱。为此我们还专门去了一趟一七一中学，为实施计划借些原来的课桌椅。就在开展的前一个星期，那日松告诉我，现场只摆放课桌椅，其他活动全部取消。这是关键的一步，看似退一步，实则进了几步。一个多月时间里，摆放在画廊展览大厅中央的那二十套八十年代的课桌椅，变成了一道无法言说的风景，就像魔鬼的黑洞，任你男女老少，通通吸进去。展览期间我常到画廊去看摊儿，不时恍惚：这还是摄影展览吗？现场的桌椅，与空间发生冲击，导致内心在错位中产生幻觉，人的心灵获得释放，许多念头得以萌生。整个大厅里只有墙上的照片是实的，其他的安排布置都以虚来呼应，展场活了，在有序地旋转，人在其中会因人而异地被带到不同的地方。这些课桌椅已成为现场空间里的有机组成部分，观众看过照片，几乎都会到这里坐一坐，或休息思索，或留影游戏一番。这些桌椅发挥着多种角色的作用，满足着各色人等的不同心理需求。
2010年12月，北京映画廊。那天在现场大家都有座，静静地。耳朵里是声音，从你周围传来；眼睛里是画面，几面墙上都在闪现。耳目不暇接，思想被挤压的无处藏身。
2010年12月，北京映画廊。那年收集了一百多首中学生写的诗，连同他们使用的纸张和笔迹。那张张纸片儿，不仅是字面上的意思，还能读出其他的东西，今天把这些意思展现给来到画廊的各位。
六十幅收藏级打印照片，配上原木画框，红蓝绿三色随黑白彩色而变化着。举目移动中，适度间距的中学生们，生动有序地进入瞳孔，不时会有课桌椅在眼角余光中闪入，耳边传来夏令营的喧嚣。诗歌墙矗立在展厅中央，却巧妙地隐在类似教室黑板的主体墙后面，把中学生的另一面呈现在你的面前。如果你还觉得不具体，不够进入的话，近三米长的玻璃展柜里，当年的照片、信件、贺卡小样、听课笔记等，如同文物般证明着什么。
我在展场见过一位“老三届”的观者，看完一遍后，他站在课桌椅旁边想事儿。我们聊了几句，他说他想念中学时光，不后悔这几十年的日子。有一天，我看见两个穿校服的现任中学生，在展场静静游走，她们后来坐在课椅上，彼此无话，视线在远处的影像上。她们没有话语，我不知道她们在想些什么。一天，闭馆时间已过，还有一位观众在移动，工作人员在等候着。我坐在课椅上，看她已经转了两圈，还没有走的意思。她斜背着书包，脚上的鞋是红色的，一转眼又转到诗歌墙后面去了，半天不见动静。我有些好奇，起身走了过去，发现她在视频区看《夏日的回忆》，一动不动。大厅很静，爬山游泳少年们的喧闹像来自另一个世界。我问她喜欢这个展览吗，她“嗯”了一声，深深地点了几下头，挺利索的发型。我陪她转到原始资料展柜前，看到她的鞋上还有绣花呢。她说她是学电影的，大学毕业后在一家欧洲画廊工作，已经快两年了。她说她真喜欢那个时代，那时的风，那时的云。她说：什么全球化，那是一场阴谋的噩梦；什么发展是硬道理，把国家弄成什么样子。我愕然这个小女生，肃然之余，开始琢磨她反复在展厅转悠的道理。她在感受，也在沉迷，她在寻找青春的密码吗？她的目光已经越过那些八十年代的影像，射向一个她也不十分清晰的地方。我送她走出画廊，红日西坠，彩霞满天，她的背影渐渐融入了798的暮色中。我想起艺术家关迺昕评论《八十年代中学生》的话：我们出卖了一个什么时代？我们杀死了一个什么时代？我们换来了一个什么时代？
2011年5月，北京映画廊。展览期间还是年轻人来的多，问题五花八门。我呢，不能都回答的满意，就随各位吧。
2011年6月，北京映画廊。798是个活的工业遗产，这个三角形屋顶里面还有工人在做着什么。几年前我带着灯具和助理曾进去拍摄过生产的照片，今天我在他们对面办摄影展览，这确实就是798的特色。
在展览开幕式上，我对前来看展的朋友们说：望着墙上的框子，心中有一份惆怅，因为它们不再属于我了。它将属于在座的各位和今天不在座的更多的人，这不也是自己当初的愿望吗？想到此，我心中释然。
映画廊在798的一条街里，展览期间在街口悬挂了一条横幅，一个多月的风吹雨打，最后它已经残破了。我希望它再破碎一些，最好随时光飘散，不留痕迹。
2011年5月，北京映画廊。这就是用那一百多首诗稿制作的诗歌墙，墙上的照片是我当年手工放大的，都是老物件了。它们互相映衬着，给摄影展增添了许多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