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自序

我是任曙林,1954年出生于北京。父亲是1949年进城的军人,母亲生长在北京,家庭有满族正蓝旗的血统。我算是北京人,不是原住民。

我在北京的三里河长大,那里紧靠着玉渊潭地区,我小时候常常去那里玩。五六十年代的玉渊潭是一片真山真水。我很小就进了幼儿园,是全托,只有周末在家里睡觉。七岁上小学,每天要挤汽车好几站,不记得有大人陪着。上中学不久,参与了学校的事情,就搬到学校住,时常周末也不回家。初中后当了工人,基本就是春夏秋冬都在工厂了。我算是离开家比较早的人吧。

父亲是农民出身,喜好大自然里的东西。在他的带领下,我心中最早的一些意象就来自那山那水,那西天的云霞。由于“文化大革命”,父亲的照相机很早就落在了我的手里,不知不觉中它成了我无言的伙伴,忠心耿耿,不离不弃。

拍照片对于我就像是增加了一只眼睛,看见了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在我看来,学生与矿工没有区别,都能勾起我遥远的遐想,至于798的房子就是生命的舞动。我身边的女人与不相识的女人都是一面镜子,可以看见不熟悉的自己,至于那个小孩儿简直就是我前世的弟兄了。

我喜欢爬山,山里的一切胜过拍照片,那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不会有什么意义在眼前晃动。慢慢地,眼前的景与物恍惚成了自己,总想进入其中遨游驰骋,那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照片是个幽灵,也像个黑洞,诱惑着我痴迷不返。

我有时会想到,如果有外太空的生命来造访我们,也许只有照片可与他们沟通。在照片中,人们是没有年龄的。

1984年8月,北京一七一中学操场。我去校园总是挽起裤腿儿,为的是随时下蹲拍照方便。那时不兴短裤,那装束也不许进校园。我身后的军挎包是随身之物,拿取方便,不惹人注意。

2011年4月,北京映画廊。《八十年代中学生》展览开幕在即,饱满中有一片安静。它来自墙上的照片,也来自这些课桌椅。原计划请位当年的老师讲上一课,后来觉得,有这些桌椅就足够了。

2011年4月,北京映画廊。这照片一旦上了墙就和我没关系了,生老病死,由它去吧。你可以再去拍点儿什么,也可以坐在那儿,喝茶发呆。照片这事儿是想拍就拍,过去了再想拍,什么也没有了。

开学了

《八十年代中学生》离我太远了,有时想起那十年的拍摄状态,甚至会恍惚:那是我干的吗?还真是我干的。但为什么会有恍如隔世的感觉?因为现今的校园,已经不是我心中的校园了。阿城说过这么个意思:青春是本能的发散,甚至是很野的东西。回头寻找也是去感觉那时的气息,只有感觉到的才接近所谓的青春,而不是依靠理性分析。七八年前,那日松说《八十年代中学生》是埋在土里的金子,当时我并不解其意,现在来看,他不仅是指传播这部作品的复杂,而且也看到了时间对它的作用。

把《八十年代中学生》展示出来,自然是摄影上的交流,其实更大的愿望是把自己的感觉告诉大家。我从中学生身上获取的那些,现在还给他们。至于如何评价,那是他们的事情。当年拍摄是自己过瘾,很爽的过程,许多年过去了,摄影的这那淡如青烟,心中的校园日益遥远。

能在北京的798办个展览是我的心愿,让我想不到的是这个展览分成了两次举行,前后隔了半年的时间。2010年12月19日,我与民谣歌手钟立风同时出现在798的映画廊,那日松把摄影与音乐组合在一起,让现场的观众过了把瘾。展场的布置将空间重新分割与组合,当年中学生写的诗歌原稿与夏令营的影片,在现场的两面墙上交相辉映,这是视觉部分。歌手钟立风抱着吉他游走在观众之间,乐队的伴奏与吟唱阵阵滚进耳鼓,这是听觉部分。身处其中,兼顾不暇,加之灯光若明似暗,我站在人群边上,如同走进八十年代的校园,想必坐在展场中间黑压压的一片,也已经回到三十年前。就是在这次的音乐影像展上,照片中的中学生、已过不惑之年的王琳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一直以为我们的青春没有人在意,就那样流走了,感谢作者那样地记录和珍藏。还是一位当年的中学生,我多年的朋友邓群,他告诉我:看到一七一中学楼道尽头的窗子,恍如穿过了时光隧道,这就是三十年。1985年前后,为了做一套贺年片,我在中学生里搜集了一些诗。贺年片没有弄成,却留下来一百多首诗,本以为也就是怀旧了,没有想到,当把它们被大大地投映在墙上,映入人们眼帘的却不仅是几行文字,也不是一种浪漫。以前听过几首校园歌曲,如此现场的听闻于我是第一次,特别是把吟唱的心境扩散在空气中,它们对人的冲击力又岂是回忆那么简单。其实摄影在采集信息的阶段就不是无声的,只不过是不动声色地影响着拍摄者而已。图像从现实中抽出意味,音乐同理,二者交融会把人带到神奇的地方。也是一位来到现场的照片中人,现在定居上海的王绚告诉我:你的《八十年代中学生》铭刻了一部分你的灵魂,也承载了很多人对青春的记忆,它们令原本灰色的回忆有了淡淡的色彩,很美。

2011年4月30日,《八十年代中学生》终于在北京798的映画廊开幕了。对我来说,真有点儿陈年宝藏终见天日之感。拍了那么多年的胶片,第一次看到制作出来的效果,令我每每爱不释手。阿城曾告诉我,以后制作照片,阿克发胶片的那种颜色不要弄没了。制作展览照片追寻的是拍摄时的气息,PS色彩的生命力存在于电脑中。当然我不能把展品抱回家,我能做的也就是隔三岔五地去现场,用餐巾纸把观众留在展框玻璃上的指纹轻轻地擦掉。拍摄照片三十多年了,也就是这几年才开始参加展览,我一直觉得有机会在现场拍照,就很过瘾了。时代的发展把我带到展示传播的兴致中,墙上的照片使我再一次走进校园。真的,当小小的底片变成真人大小的照片时,你的感觉有些接近现场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拍,因为摄影的快感多在现场,只是很快就过去了,为了更多过瘾只好不停地拍摄。当然现场的气息,展示的照片替代不了,但制作精良的照片,却可以最大限度地传达出拍摄者在现场感受到的东西,这些东西我在展场感受到了。我想这就是展览的力量。

2010年12月,北京映画廊。与我坐在一起的那几位都是当年的少年,照片里都有他们的身影。彼此都老了,看上去就分不出彼此了。

音乐影像展之后,我以为图片展会比较容易,没有想到单单展览照片的制作就花去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八十年代中学生》最后定稿的一百六十九张照片,我前前后后都做出过电子文件,哪知照片做出后,破绽连连,信息丢失很严重,需要全部重新处理。放弃好几年的积累,我心里有些不适,但我明白必须这样。想到三十年的拍摄与几个月的制作时间,孰轻孰重,我释然了。那次做展览照片,我补上了缺失的一课。举办展览,不仅是让大家看到你拍的照片,如果能够在现场传达出更多的信息,感受到一些画面外的东西,这个展览应该就是上品,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传播展示。

那次展览总共挂出了六十张照片,只占全部作品的一半不到,这是效果的考虑。看展有积累的问题,也有“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道理。作为映画廊的艺术总监,那日松考虑了整体结构的展示效果。他把展场进行了分区,音乐影像展上出现过的电影《夏日的回忆》,再一次回荡在展区可供休息的一角,当年在山区夏令营的少年们穿越时空回到眼前。八十年代中学生们写的小诗,赫然变身成一面高大的诗歌墙,如同纪念碑一样,铭刻下一代人走过的路程。诗歌,总是同我们祖先的命运相关联,今天,它也成为一代中学生们的生命吟唱。原来设计在开幕式上,或重现一堂语文课,或请来童声合唱。为此我们还专门去了一趟一七一中学,为实施计划借些原来的课桌椅。就在开展的前一个星期,那日松告诉我,现场只摆放课桌椅,其他活动全部取消。这是关键的一步,看似退一步,实则进了几步。一个多月时间里,摆放在画廊展览大厅中央的那二十套八十年代的课桌椅,变成了一道无法言说的风景,就像魔鬼的黑洞,任你男女老少,通通吸进去。展览期间我常到画廊去看摊儿,不时恍惚:这还是摄影展览吗?现场的桌椅,与空间发生冲击,导致内心在错位中产生幻觉,人的心灵获得释放,许多念头得以萌生。整个大厅里只有墙上的照片是实的,其他的安排布置都以虚来呼应,展场活了,在有序地旋转,人在其中会因人而异地被带到不同的地方。这些课桌椅已成为现场空间里的有机组成部分,观众看过照片,几乎都会到这里坐一坐,或休息思索,或留影游戏一番。这些桌椅发挥着多种角色的作用,满足着各色人等的不同心理需求。

2010年12月,北京映画廊。那天在现场大家都有座,静静地。耳朵里是声音,从你周围传来;眼睛里是画面,几面墙上都在闪现。耳目不暇接,思想被挤压的无处藏身。

2010年12月,北京映画廊。那年收集了一百多首中学生写的诗,连同他们使用的纸张和笔迹。那张张纸片儿,不仅是字面上的意思,还能读出其他的东西,今天把这些意思展现给来到画廊的各位。

六十幅收藏级打印照片,配上原木画框,红蓝绿三色随黑白彩色而变化着。举目移动中,适度间距的中学生们,生动有序地进入瞳孔,不时会有课桌椅在眼角余光中闪入,耳边传来夏令营的喧嚣。诗歌墙矗立在展厅中央,却巧妙地隐在类似教室黑板的主体墙后面,把中学生的另一面呈现在你的面前。如果你还觉得不具体,不够进入的话,近三米长的玻璃展柜里,当年的照片、信件、贺卡小样、听课笔记等,如同文物般证明着什么。

我在展场见过一位“老三届”的观者,看完一遍后,他站在课桌椅旁边想事儿。我们聊了几句,他说他想念中学时光,不后悔这几十年的日子。有一天,我看见两个穿校服的现任中学生,在展场静静游走,她们后来坐在课椅上,彼此无话,视线在远处的影像上。她们没有话语,我不知道她们在想些什么。一天,闭馆时间已过,还有一位观众在移动,工作人员在等候着。我坐在课椅上,看她已经转了两圈,还没有走的意思。她斜背着书包,脚上的鞋是红色的,一转眼又转到诗歌墙后面去了,半天不见动静。我有些好奇,起身走了过去,发现她在视频区看《夏日的回忆》,一动不动。大厅很静,爬山游泳少年们的喧闹像来自另一个世界。我问她喜欢这个展览吗,她“嗯”了一声,深深地点了几下头,挺利索的发型。我陪她转到原始资料展柜前,看到她的鞋上还有绣花呢。她说她是学电影的,大学毕业后在一家欧洲画廊工作,已经快两年了。她说她真喜欢那个时代,那时的风,那时的云。她说:什么全球化,那是一场阴谋的噩梦;什么发展是硬道理,把国家弄成什么样子。我愕然这个小女生,肃然之余,开始琢磨她反复在展厅转悠的道理。她在感受,也在沉迷,她在寻找青春的密码吗?她的目光已经越过那些八十年代的影像,射向一个她也不十分清晰的地方。我送她走出画廊,红日西坠,彩霞满天,她的背影渐渐融入了798的暮色中。我想起艺术家关迺昕评论《八十年代中学生》的话:我们出卖了一个什么时代?我们杀死了一个什么时代?我们换来了一个什么时代?

2011年5月,北京映画廊。展览期间还是年轻人来的多,问题五花八门。我呢,不能都回答的满意,就随各位吧。

2011年6月,北京映画廊。798是个活的工业遗产,这个三角形屋顶里面还有工人在做着什么。几年前我带着灯具和助理曾进去拍摄过生产的照片,今天我在他们对面办摄影展览,这确实就是798的特色。

在展览开幕式上,我对前来看展的朋友们说:望着墙上的框子,心中有一份惆怅,因为它们不再属于我了。它将属于在座的各位和今天不在座的更多的人,这不也是自己当初的愿望吗?想到此,我心中释然。

映画廊在798的一条街里,展览期间在街口悬挂了一条横幅,一个多月的风吹雨打,最后它已经残破了。我希望它再破碎一些,最好随时光飘散,不留痕迹。

2011年5月,北京映画廊。这就是用那一百多首诗稿制作的诗歌墙,墙上的照片是我当年手工放大的,都是老物件了。它们互相映衬着,给摄影展增添了许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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