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五四时期（1910年代后期—1920年代后期）——“文化之城”北京与文学革命
1．北京的复兴与北京大学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的乱局
1911年即辛亥年的10月1日，甲午战争后组建起来的新军（新式陆军）在武昌（1927年与毗邻的汉口、汉阳合并成为武汉市）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在南方12省的响应下，翌年的1月1日，亚洲最早的共和国中华民国成立了。中华民国定都南京，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为应对时局，清政府任命北洋军阀统帅袁世凯为新的内阁总理大臣以与革命势力相对抗，内战已呈胶着之势。其后，孙、袁通电举行南北和谈的结果，袁世凯在2月以清帝退位换来了就任临时大总统。
不久，袁世凯解散国会，废除了宪法，革命的成果荡然无存。1916年，袁氏企图恢复帝制以登上皇帝的宝座，但由于各地反袁斗争的爆发，仅仅在位83天的袁世凯只得取消帝制，是年6月，袁氏暴毙。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段祺瑞的皖系、冯国璋的直系和张作霖的奉系，争夺首都北京的战争接连不断。此外，南方非北洋派系的各路军阀又举起了拥护宪法的大旗与北洋政府形成了对抗，各地军阀分别建立起了独立的政权，中国在此后的十多年里进入了分裂割据的时代。
●北京大学的诞生
伴随着政局的动荡，曾经君临天下的皇城北京政治地位已日趋低下。取而代之的，作为“文化之城”的北京开始展现在了全国青年的面前，而居于支撑“文化之城”北京的各所大学及专门学校之冠的则是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渊源可追溯到1862年为教授十名满族学生学习英语而设立的京师同文馆。1898年戊戌维新之际，梁启超参考日本的学制起草了京师大学堂章程，因遭遇政变，原拟招收500学生的大学堂最终只能大幅度缩减计划，当年入学者仅有100人。此后又历经曲折，京师大学堂终于在1902年发展成为开设有政治、文学、格致（物理化学）、农学、工艺、商学和医学七种科目的综合性大学，其文学科又分为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和外国语言文字学七门。所谓“掌故”是指国家的施政史实及惯例，“词章学”则是指文体流变方面的学问，但第二年已经更名为中国文学史了。辛亥革命以后，最先代理教育总长事务的蔡元培（1867—1940）颁布大学令，大学被分为七科，废止了经学科，高等学堂改为大学预科，作为全国唯一的一所国立大学的北京大学自此诞生。1917年，以清末革命家和教育家而闻名的蔡元培自任校长，趁势推行大胆的改革，以学术自由相号召维护着师生们的文化运动。
日本的东京大学也是在1855年以洋学所的形式创立起来的，其间历经1863年开成所的变更，明治维新后1869年被大学合并，直至1877年东京大学的设立，1886年被更名为东京帝国大学。北京大学自清末到民国初期所走过的路，总让人联想起东京大学的历史。只是东京大学历经明治、大正及战前的昭和时期，已成为培养日本帝国的官僚、企业精英、学者、技术人员和教师的专门机构，相比之下，从1910年代到1920年代的北京大学，却连能够为之输送培养人才的共和国都还没有。甚至相反，在军阀混战的情形下，教育预算屡屡被挪用为军费甚或被军阀中饱私囊，连支付教员的薪水都无法满足。将实现共和体制的要务寄望于大学，则大学在实践活动中就不得不承担起革命运动之中坚力量的重任了。如此情形，对文化之城北京来说，既然文化志在革命，革命也只能以文化的姿态呈现出来了。
上海自1870年代以降所设立的洋学堂，每学年只有数十名学生，私塾氛围很浓厚。相对而言，北京在1919年之时已经汇集了19所国立高等教育机构及6所私立学校，学生逾万人，称得上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学生市区了。这其间，北京大学的学生已经从1913年的781人增加到了1922年的约2300名。1919年全国的教会大学有14所，在籍总人数为2017名，北京大学一校即凌驾于全中国教会系统的大学之上。
●来自上海周边的多数派
北京大学的学生，出身于直隶省（相当于今之河北省）本地的有321名（占14％），相对而言，长江下游三省的江苏有184名，浙江有197名，安徽有102名，也即出身于上海周边省份的学生有483人（占21％）。此外还有广东的231名（含华侨），四川的139名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4月16日号“［民国］11年度在校全体学生分省分系表”）。教授群体也是从全国被汇集起来的日本和欧美留学归来的少壮精锐文人，平均年龄也只有30岁左右。全部220名教员中，来自直隶和北京的不过12人，出身南方的，江苏有40名，浙江有39名，安徽有17名，占压倒性的多数（同上刊1918年4月24日号“本校教职员学生籍贯一览表”）。
延至清末的帝都北京，在民国时期作为文化之城得以复兴之际，变法派的政治遗产之一的京师大学堂变成了这个城市的心脏。而流入这一心脏的血液则是来自上海周边省份的学生和留学归来的年轻教授群。是该说以上海为发端的欧化势力压制住了北京呢，还是该说古都北京在接纳了上海的新兴力量的同时渐次发生了变化呢？对于现代中国文学来说，北京和上海两个都市之间所延续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意味深远的对抗与交流。
2．胡适的纽约之恋
●留美体验
出身于安徽绩溪的胡适（1891—1962），在1910年8月登上了从上海出发的客轮前往美国留学。胡适的祖父是当地有名的茶商。父亲曾寄望科举入仕以求升迁，后因太平天国起义仕途受挫，入了上海的书院求学，最终成了地方高官的幕僚（秘书）。1892年曾代理台湾的知州，于甲午战争后台湾的纷乱局势中病故。
出生上海却幼年失怙的胡适，与母亲一起返回了故乡，13岁以前一直在私塾学习古典经籍。1904年离开生母入上海的洋学堂学习英语和数学，这期间开始醉心于梁启超等，在革命派的影响下也开始编辑竞业学会的《旬报》并从事学生自治活动，后因校园纷争而退学。那个时节，由于同父异母的兄弟们商业经营的失败，胡适的母亲陷入了经济困境之中。恰在此时，留学美国的机会为事情带来了转机。美国在1908年决定将义和团事件时从清政府所获得的赔偿中的一部分予以归还，依其对华文化政策，这部分费用将用于接受中国学生留美。次年，第一批留学生47名到了美国，胡适留学的第二年即1911年，作为留学预备教育机构的清华学堂（清华大学的前身）开学。
留美的胡适进了纽约州伊色佳（Ithaca）的康奈尔大学（Cornell College），最初在农学部学习，1912年转入文学部，毕业后进入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研修博士课程期间，于1917年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教授。胡适的留学地首先不是东京而是美国的纽约及曼哈顿，这对奠定其后来的自我形塑有着深远的意味。因为与那些在同属汉字文化圈而已实现君主立宪的日本“帝都”东京的留学生们相比，胡适是在已完全与传统中国切割开来的年轻的共和国度过他的多愁善感的青春期的。
胡适深入研读过从莎士比亚、易卜生到诗人华兹华斯、勃朗宁等人的著作，同时还亲身体验过1912年和1916年的两次美国总统大选，他发现，对于这个移民国家来说，唯有总统选举才是达成民族融合的最大的活动，而民众则是以读起来和听起来都明白晓畅的口语文为根基的报刊与演说在支撑着这一制度。更进一步地，经历过与纽约达达派画家艾迪丝·克利福德·韦莲司（Edith Clifford Williams）的热恋后，胡适对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后急剧增多的断发求职的新女性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共鸣。
●异国景观的素描
毋庸赘言，纽约的异国景观已经完全远离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美国学生一样接受着欧美现代文化熏染的胡适不久就发现，用中国的古典诗词根本就无法来描述这种景象。胡适生发了利用所学的植物学和地质学的知识来如实地再现这一异国风情的欲望，这个时候，胡适开始意识到，传统中国的文言文所积累起来的夸饰藻绘的形式实在是有害无益，或者毋宁说，口语文字更适合于写实性的文章。
中国自汉代以来，以古典词汇和语法为基础的文言文一直被视为正统，特别是在注重修辞的诗歌方面，士大夫阶层专注于五言绝句、七言律诗之类文言格律诗的创作。相对而言，写实这种所谓大众化交流的信息传播功能，或者说，作为民族国家媒介语言的口语文字一直为文言文所钳制。胡适痛感于斯，他援引进化论的观点认为，要让中国的语言意识来一场根本的变革，以使所谓“士大夫阶层＝文言文，下层民众＝白话文（古典口语）”的由来已久的语言价值系统发生逆转，此即他所设想的“文言文＝旧，口语＝新”的语言进化论。1916年，胡适一面遭受着来自其他留学同侪的激烈反对，一面开始有了以口语的全面使用为核心的文学革命的主张。他在8月21日的日记中记下了《文学革命八条件》：
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
（1）不用典。
（2）不用陈套语。
（3）不讲对仗。
（4）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
（5）须讲求文法。——以上为形式的方面。
（6）不作无病之呻吟。
（7）不摹仿古人。
（8）须言之有物。——以上为精神（内容）的方面。
此《文学革命八条件》于第二年在上海革新后的综合杂志《新青年》1月号上以《文学改良刍议》为题被发表了出来。该杂志的主编受其启发在次月杂志的卷头撰写了《文学革命论》的文章，呼吁打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隐逸文学”以建设“平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文学革命运动终于正式爆发。1917年6月，胡适还在归国途中，9月即就任了北京大学教授，而此前的同年1月，上海的陈独秀也被聘为文科学长，北京大学由此成了文学革命的策源地，《新青年》也随同它的主编者一起从上海北迁成了主力刊物。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胡适归国的第二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突出强调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主题。他从意大利、英国等欧洲各国以文学促成国语的观点出发，认为在中国也应当以口语文学为基础创制国语。胡适果断地认定，有了国语的文学才会有正统的文学的国语，并且标准的国语才会由此而诞生。胡适大抵是在以国语的诞生推衍想象着民族国家吧。
文学革命前后，教育制度也迅速转向了白话教育的开展。早在辛亥革命两年后的1913年，教育部就曾召集读音统一会制定了以北京话为标准语的方案，从1920年到1922年，全日制小学的文言文教材被改成了白话文，中学也同样开始推进白话文的改革，这个活动被称为从“国文”教育向“国语”教育的转化。相对于国文科目所承载的儒家意识形态而言，国语科目的出现所负载的已经是民国即共和国的全新理念了。
为顺应学制及教科书的改革，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大机构在出版《新式国文教科书》及《新学制初级小学校国语教科书》等新的教科书之时，即确定了教科书的编辑方案：“以动人感情，发人想象，供人欣赏做主目的；所以实际形式两方面，都取有文学的趣味做标准。并不悖文学兴趣的范围内，参入史地理商各科教材……”文学在此已成为教授“各科教材”的“全能之神”。而在与日本的中学及高中相当的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的国语教科书里，仅一两年前文学革命后所发表的作品就占了大半的篇幅。
通过了科举第一道门槛的童生以上者即可称为狭义的士大夫（或称读书人），以此定义而言，19世纪前半叶读书人的数量有110万，不过仅占当时4亿总人口的0.27％（岛田虔次，1985）。为了效仿欧美及日本以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梁启超深切地感受到，有必要动员起比阅读文言文者更为广泛的阅读白话文的非士大夫阶层，在他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文章仅20年后，情形就已经发展到了白话的小说及散文占据中等教育国语教科书的中心位置的地步。
胡适的文学革命论被认为恰好受到了当时风行英美文坛的埃兹拉·庞德等意象主义的影响（Min-chi Chou：Hu Shi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意象派诗人对和歌、俳句和汉诗等东方文学极为关注，他们借助于翻译阅读《古今集》和芜村的作品，虽然对那种样式化的传统表现手法还缺乏理解，但他们对其中简明如画的描绘的一面却抱有浓厚的兴趣。意象主义被称为诗歌的现代主义运动，“现代主义革命与一战时欧洲诸王朝的崩溃相伴生，并与科学层面的‘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相呼应……它们的出现使得西方文明的视角发生了改变，把握社会和理解人类的方式已经被转换了”（浜野成生编，1989）。就形式上割断与传统的联系这一点上看，胡适与意象主义是有其精神共通之处的，只不过胡适所瞄准的目标是和庞德等人正要与之绝缘的19世纪的民族国家。
3．文学革命、芥川龙之介所见之北京
●特派记者芥川访问北京
1921年6月，芥川龙之介（1892—1927）以大阪每日新闻社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到了北京。芥川与胡适意气相投并多次会面，他甚至表示打算将胡适的诗翻译为日文。在如此融洽的氛围中，芥川有关创作自由的如下谈话就值得引起重视：
芥川又说，他觉得中国著作家享受的自由，比日本人得的自由大的多，他很羡慕。其实中国官吏并不是愿意给我们自由，只是他们一来不懂得我们说的什么，二来没有胆子与能力可干涉我们。芥川说，他曾编一篇小说，写古代一个好色的天皇把女子驮在背上，这书竟不能出版。（《胡适日记》，1921年6月27日）
●日本与中国的“言论自由”
这里所提到的有问题的芥川的小说就是1920年在《大阪每日新闻》上连载过的《素戋呜尊》，该作的后半部在1923年被改作《老年素戋呜尊》并收入了小说集《春服》。作品的前半部分有描述年轻的素戋呜在女人堆里嬉戏的场景。从上述问答来看，未能将前后两部分合为单行本发行，芥川推测多半是出于对皇室不敬的顾虑。1920年代之初的日本处于大正民主时期。与大逆事件（1910年）的时节以及后来为了取缔以否定国家体制或财产私有制为目的的结社活动而颁布治安维持法（1925年第一次制定，1928年第二次制定）的社会相比，言论上的自由比较而言还是值得称道的。尽管如此，在芥川看来，中国知识分子所享受的言论自由足以令人羡慕，这一点可谓意味深长。
由明治维新而形成统一国家的日本，在日俄战争前后已经大体上有了牢固的民族国家基础。从芥川的师尊夏目漱石的身上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所谓优秀的文学总是会对国家体制所造成的形形色色的偏差给予评价和批判，国家因此才设置了审查制度予以应对。可以说，文学与政治的这种关系，已经由国家体制的先天性存在而被规定下来了。
相对而言，1920年代之初的中国，持续的军阀割据所造成的政治混乱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治实体，所谓国家体制也并不存在。面对羡慕着“自由”中国的芥川，胡适以中国的官僚不能理解也无从干涉他们的言论活动作答，胡适所说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中国的“实情”。而中国文学所努力追求的恰正是民族国家体制的实现。
4．鲁迅的《狂人日记》与易卜生的《玩偶之家》
●改革派的杂志《新青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以纺织业为中心的民族资本迅速成长起来，打破军阀割据的现状以建立民族国家的机遇业已在全国形成。虽然说并未与德国直接交战，中国也位列战胜国之一，但由于1919年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原有的权益出让给了日本，5月4日，北京学生爆发了反对日本、反抗军阀的运动，运动向全国扩展，以新兴的知识分子为主导的大众运动迫使北京的军阀政府最终拒绝了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的浪潮向1920年代中期的国民革命漫延开来。由于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以文学革命为契机的五四运动前后迅速成长起来的，文学史就将1910年代中期到1920年代中期称之为五四时期。
代表五四时期的杂志就是《新青年》。该杂志继1917年胡适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之后，于次年即1918年刊载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周作人的散文《人的文学》等白话体的作品。人性、精神、恋爱、货币经济制度等起源于近代欧洲的重要观念，在这个时期同时出现在了中国文学之中，这一点很是耐人寻味。
《狂人日记》的主人公是一位30岁左右的男子，父母早已亡故，一应家事都由其兄主持。作品开头的一节“序”里，叙述者记述日记作者的病症时加了引号称为“迫害狂”，日记里记载说，主人公总是担心自己会被哥哥和邻居们吃掉，试图劝说他们不要吃人，五岁就死去的妹妹就是被哥哥吃掉了，自己无意间就未必没有吃妹妹的肉。在一个吃人的社会里，食人者同样担心会为人所食——鲁迅借“迫害狂”者的日记来表现旧式社会的矛盾，而展示矛盾的舞台选择的是父亲亡故的家庭，这多半是在暗示没有了皇帝之后处于分裂之中的中国吧。《狂人日记》虽为短篇，却敏锐地指出了家不过是国的缩影，支撑国与家的根底同为儒家的思想意识，这正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灵魂的写照。针对中国同胞间的冷漠的关系，由狂人自己也被迫背负起吃人的罪愆入手，探究狂人与民众同属罪人这一联系的可能性，应当说是鲁迅留学时代在《摩罗诗力说》中所论述过的“诗人之孤独”课题的拓展。不用第三人称来客观地描写社会性的主题，而以第一人称来记述叙述者的内心纠葛或印象的语体模式，成为后来五四文学的主流。
●女子教育与女性进入社会
传统中国的家庭一直由男性来继承，婚姻被当作为了延续男性血脉的手段。男女双方依父母之命结合，他们各自的心愿是不会被考虑的，出嫁即意味着生养后代和操持家务。良家妇女一般都被禁止跨出家门，因缠足所导致的身体的变形也非常普遍。
但自清末以来，随着欧化浪潮下女子教育活动的展开，大城市里都设立了公立的女子小学、女子师范学校及教会系统的中等或高等女校。1908年创立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在1919年被改建为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也有女性前往日本和欧美留学，1920年，北京大学开始实行男女同校。顺带说明的是，在日本，认可女性入学的只有1910年代的东北帝国大学和1920年代的少数几个私立大学，真正的男女同校正式化是战后的事情了。
以教育为突破口，年轻的女性得以进入社会，古老的家族制度从根本上开始动摇了。继《狂人日记》之后，《新青年》刊登了易卜生的社会剧《玩偶之家》（胡适、罗家伦合译，1879年出版初演），该剧讲述的是一位妻子为追求真正的人的生活而放弃了丈夫和孩子离家出走的故事，主人公娜拉在中国已成为女性解放的象征（Symbol）。不过，挪威在19世纪随现代产业的发展已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1880年代就已经确立了政党政治，1905年强行实施君主联合，以和平的方式从瑞典顺利独立出来。娜拉以前所身处的那种偶婚家庭形式在中国尚未能成为现实，纵然丈夫掌握着金钱和法律上的绝对权力，妻子也不过是可爱的玩偶，娜拉的家庭自然而然地就变成了中国读者所无限向往的对象。
《玩偶之家》的中国读者们在从这出戏里读出妇女解放运动的讯息的同时，还读到了在实现了产业化的独立的民主国家所出现的现代偶婚家庭的生活方式。既要反对大家族以建设偶婚形式的小家庭，同时又要更大限度地争取女性的权利，他们从易卜生那里学到的是一种双重的社会革命。这种双重革命的最高实践只能是自由恋爱，最早将其以作品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就是在美国有过恋爱经验的胡适。
●基于铅笔和汽车的自由恋爱
在译介《玩偶之家》的第二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胡适在《新青年》的3月号上发表了剧作《终身大事》。田家的女儿亚梅在日本留学期间与陈先生一见钟情，田夫人找来算命先生卜算这桩姻缘却发现两人命相犯冲，田父虽然批评夫人不该求神问仙，转而却拿出族谱说田姓和陈姓在2500年前是同姓，依照同姓不得通婚的习俗，田父也否定了这桩婚事，并且宣称，“社会承认它（同姓不得通婚），那班老先生们也承认它。”但田亚梅在女仆的帮助下还是联络上在家门口汽车里等待的陈先生一起离家出走了，只留下了一封信：“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该自己决断，孩儿现在坐了陈先生的汽车去了。”
两位年轻人的通信是用铅笔书写的，两人断然离家出走所乘坐的是汽车。在当时的中国，铅笔尚属舶来的高级文具，铅笔实现国产化还是20年以后的事情，至于汽车，北京当时（1921年）的总数量也不过1308台，古老的都城还被淹没在旧都数万辆人力车的大海里。最尖端的工业制品铅笔和汽车能同时出现，可说是胡适所试图描绘的西式教育体制及产业体制的象征了。
易卜生戏剧的上演需要能为观众所接受的男女演员和现代话剧的空间，包括作为场地的现代剧场。当时的中国，连男女演员同登舞台都尚且不易，艰难地达成这三个条件则已经是1920年代中期的事情了。在社会欧化未臻成熟，还无法上演《玩偶之家》的时代，结果只能以作为娜拉的简化形式的《终身大事》来替代了。《终身大事》与《玩偶之家》都是采用比照式的喜剧形式来描写的，因为娜拉只身挑战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摆脱旧式家族制度的束缚之后所渴望的新体制而得到了乐观的肯定。
●女性作家的出现
女性作家在五四时期也登场了。女子教育的振兴，不仅使无数自由恋爱的对象涌现在了男性知识分子的面前，还培育了大量的女性读者，不久她们自己也开始执笔写作了。女作家谢冰心（1900—1999）、黄庐隐（1898—1934）等人的创作主题，即是女性力争从传统的家族制度所造成的性别歧视中解放出来以实现自由恋爱。
凌叔华（1904—1990）的短篇小说《酒后》（1924）描画的就是五四时期沉迷于文学热潮之中的青年男女。新婚夫妇小宴之后，丈夫满嘴都是赞美爱妻的美辞丽句，年轻的妻子嗔怪“好好的又扯上这些小说式的话来逗我”，而她自己浸染于文学氛围的兴头却并不比丈夫低。她称赞丈夫的朋友，那位醉卧在沙发上的文学青年，“他的举止容仪，他的言谈笔墨，他的待人接物，都是时时使我倾心的”。其中已透露出妻子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比起丈夫更富有对过度的“文学腔”的痴迷情绪。年轻夫妇的爱情被赋予了浓郁的恋爱文学的色彩。以至于妻子提出想亲吻那个睡美人般的文学青年时，也获得了丈夫的许诺。如果把这里的文学置换成金钱或经济问题，这对新婚夫妇的家恐怕会重新变成圣诞节之际娜拉的家的。
●《新青年》团体的分化
《新青年》杂志1915年在上海创刊时初名为《青年杂志》，从第2卷起更名为《新青年》。该杂志在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中一直发挥着核心的功能，同年，陈独秀以主编身份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杂志也一同迁到了北京，这是复兴“文化之城”北京的标志性事件。《新青年》以科学和民主相号召，倡导批判儒家意识形态的全盘西化论，是一份每期出刊都在300页左右的大型综合杂志，页码是《时务报》的十几倍，鼎盛时期曾达到16000份发行量，几乎与清末号称“杂志王”的《时务报》不相上下。
但是，1919年7月，胡适与北京大学的教授同仁李大钊（1889—1927）之间围绕俄国革命的评价及马克思主义的接受问题发生了争论，内部的对立趋于加深。陈独秀、李大钊等倾向于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并且在俄罗斯共产党的援助下，于1921年7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新青年》也随之成了中共的机关刊物。作为反对马克思主义一方的胡适，主张以美国为范本走向现代化，鲁迅、周作人等也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专制体制深表疑虑，或者不如说对日本白桦派的新村运动与无政府主义更为青睐，这些人后来都离开了《新青年》。
●文学研究会的12个人
《新青年》分化以后，北京在1921年1月成立了文学研究会，文研会在以“为人生的文学”为相标榜的同时提出了保障职业作家权益的主张。从如下所列该会12位发起人的出生年份及职业中，或能见出支持着五四新文学的作者兼读者的知识人阶层之社会分布的一个侧面。
周作人（1885—1967）北京大学教授
朱希祖（1879—1944）北京清史馆编修
耿济之（1898—1947）外交部实习生
郑振铎（1898—1958）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生
瞿世英（1901—1976）北京燕京大学哲学系学生
王统照（1897—1957）北京中国大学学生
沈雁冰（1896—1981，后名茅盾）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
蒋百里（1882—1938）原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改造》杂志主编
叶绍钧（1894—1988，字圣陶）江苏省吴兴县县立小学教员
郭绍虞（1893—1984）北京大学旁听生
孙伏园（1894—1966）北京大学文学系学生
许地山（1894—1941）北京燕京大学学生
全部12名发起人中，相对于两位编辑及大学教授、研究员和教师各1名，学生即占了7名，职业作家一个也没有。在当时的中国，鲁迅任职教育部及北京大学讲师，也只是兼职的业余作家，职业作家仅限于上海的《新小说》一派。五四新文学纯粹靠职业作家是无法赢得市场的，而且，这其中除了两位是来自上海及其周边以外，其余10人都长住在北京，这一点很值得深究。
●鸳蝴派的凋落
在另一面，从清末起《新小说》即开始繁荣的上海文坛，一进入民国时期，描写才子佳人的恋爱小说和侦探小说就流行起来。以娱乐为主色调的文学被称为鸳鸯蝴蝶派（雌雄成双的鸳鸯蝴蝶），《礼拜六》周刊（1914年6月—1916年4月）鼎盛时期号称已卖超过2万份，足见该派的辉煌。但随着五四文学的勃兴及《礼拜六》的停刊，上海的“新小说”文坛也迎来了转机。自清末至民国一直占有3～4成出版市场的中国最大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曾于1910年创刊了以发表鸳鸯蝴蝶派的文言作品为主的《小说月报》，但该杂志1920年10月号的发行已锐减到2000份。读者的注意力开始从鸳鸯蝴蝶派转向了五四新文学，从上海的文坛转向了北京的文化界。
文学研究会虽然不过是北京的地方性业余团体，上海出版界却从中看到了新的希望。商务印书馆自1921年1月号开始起用年轻气盛的新人编辑沈雁冰担任《小说月报》的主编，该刊最终成了文学研究会的会刊。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不仅刊载了许地山的《命命鸟》、谢冰心的《超人》、鲁迅的《端午节》、王鲁彦（1901—1943）的《柚子》等五四新文学的名作，及阿尔志跋绥夫的长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鲁迅译），还出刊了泰戈尔、安徒生、芥川龙之介等域外文学的特辑，印数也已逾万份。
曾在文研会的组成中起过决定性作用的郑振铎，1921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开始着手编辑文学研究会丛书，不久即作为一名干练的编辑而崭露头角。文研会在极盛时正式会员已达172名，郑振铎在进入商务印书馆后即停止了文研会的具体工作，沈雁冰、郑振铎等人所编辑的杂志及单行本著作实质上正代表着文学研究会。
5．沙龙与媒体
●新月社的爱、自由、美
文学研究会起步不久即为商务印书馆所吸纳，所以缺乏作为社团的独立性。不过，五四时期全国各地成立了100多个文学社团，还刊行了各式各样的杂志。这其中，文坛名流借助强势媒体而集结起来的有着沙龙特色的团体当属新月社、语丝派和创造社。
新月派的灵魂人物是诗人徐志摩（1897—1931），徐氏1917年入北京大学，1918年自费去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0年入英国的伦敦大学学习经济，1921年转入剑桥大学后开始诗歌创作。在伦敦，他出入于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布鲁姆斯贝里社（Blooms Group）的沙龙，结识了魏雷（Arthur Waley）、曼殊斐尔（Katherine Mansfield）等人。伦敦当时的沙龙，是在“一战”后的混乱中，以打破陈旧的道德观念，树立自由进步的信念，专心致力于美的发现相标榜的精英知识分子团体。徐志摩在1922年回到了国内，一面在北京大学教授英文，一面陆续地发表新诗。1924年6月，徐氏依着伦敦沙龙的模式在北京设立了以每月1～2回的晚餐会为主的新月社，并一直维持了两年的时间。
新月社聚集了胡适、陈源（1896—1970）、凌叔华等人，加上闻一多（1899—1946）、梁实秋（1902—1987）、沈从文（1902—1988）等人的加入，这个沙龙及其《现代评论》（1924—1928）、《新月》（1928—1930）等杂志已聚起了广泛的人脉。新月社成员多出身于上流社会且都曾留学欧美，在自由主义政治倾向上与梁启超的渊源颇深，与政界商界多有关联可说是他们的一大特征。顺带提及的是，梁启超虽然在1920年以后一直潜心于教育和学术，但他作为袁世凯死后支持段祺瑞政府的宪法研究会（略称，研究系）的领袖人物，仍旧拥有为政界所期许的威望。
新月社以爱、自由和美相标榜，他们把离婚再婚、藐视伦常、三角关系等除了同性恋以外的伦敦沙龙所有的那些爱情方式都移植了过来。特别是他们以沙龙为舞台展开实践，未婚男女借助社交自由恋爱，婚后组织独立的家庭，已婚男女之间的交游，这种现象在中国确乎前所未有。新月社以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为轴线的家庭革命堪称前卫。沙龙内也互通书信，传阅日记，它们还成了沙龙成员的诗歌和小说的题材。有人就认为，凌叔华《酒后》中的原型，年轻的妻子就是凌自己，啰唆的丈夫是徐，“酣眠的文学青年”即是凌叔华实际的丈夫陈源。沙龙是恋爱和文学的生产与消费相互共生的场所，作品则可说是面向社会的实验报告。
●语丝派与女师大事件
语丝派初见于孙伏园的语丝社的创立，成员以孙伏园在北京大学时的老师鲁迅、周作人、钱玄同（1887—1939）等为主，另外又有林语堂（1895—1976）等。语丝社发行《语丝》周刊（1924年11月—1927年10月在北京刊行，1927年11月—1930年3月在上海刊行），除诗歌和小说外，也刊载大胆抨击军阀政府的文章，其中就有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1899—1935）的评论文章《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
与新月社的成员相比，语丝社的成员年长一两个世代，他们都曾亲历过辛亥革命时期的动荡。周氏兄弟留学前和在日本期间，家庭只是没落的地主，在北京时期，靠着时常拖欠的薪水和少量的稿费支撑生活，只抵得中等家庭的水平。横亘在两个社团之间的代际和阶级的鸿沟，在当时也转向了政治及恋爱问题上的对立。
1925年，由于政局的混乱，教育经费的支出异常艰难，这就给北京各国立大学的正常运作带来了障碍，围绕校长的人事问题，校园经常爆发纷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新任女校长杨荫榆与女学生激烈对峙，六名学生被勒令退学。对此一事件，在女师大业余授课的鲁迅和周作人等站在了支持学生的一边，进而激发了与校长杨荫榆和教育部的对抗，并最终导致了校长和教育部部长的辞职。杨荫榆自1907年起曾在日本留学六年，毕业于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今茶水女子大学），1918年开始留学美国五年并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是出色的女教育家。但她信奉的是献身于民族国家建设的贤妻良母主义的教育观念，自然会招来以娜拉为理想的五四时期女学生的反抗。
“女师大事件”之际，与杨荫榆抱有同样价值观的新月社的陈源等人在《现代评论》杂志上对学生颇有冷言微词。一面在沙龙内部标榜爱、自由和美，一面却对年轻的学生持保守立场，陈源等人的这种观念是由其所谓上流阶层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语丝派极为反感新月社的这种矛盾态度，双方围绕女师大事件及其他私人恩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譬如鲁迅留学日本之时曾一度被招回了家乡，举办过一个旧式的婚礼，妻子朱安是个不识字的小脚女性。鲁迅离开母亲和朱安到了上海以后，于1927年与许广平（1898—1968）同居。传统的负累给辛亥革命前的这代人所带来的痛苦，愈发激起了他们对追求自由和独立的学生的支持，而学生们又与差不多同辈的享受着自由恋爱的新月社的众人出现了所谓对立，这种别扭的图景确乎值得细加探究。
●报纸副刊与小道消息
新月社与语丝派扩充出各式报纸副刊为两派的文学活动及辩驳论争增添了新的活力。所谓副刊，最早始于1872年上海的《申报》分出部分版面登载诗词等作品，五四时期则演变成另行印制的文化栏目。各种报纸不单是报道诸多的事件，其也在努力争取成为传播最新的思想和文学的载体。为了吸引知识分子读者群，各大报纸竞相开设副刊栏目，北京的《晨报》、《京报》的副刊，上海的《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的副刊《觉悟》、《学灯》，被并称为四大副刊。
孙伏园自1921年10月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就成了《晨报副刊》的编辑，曾主持刊登了鲁迅的《阿Q正传》等作品，1924年年底因鲁迅的诗歌《我的失恋》引发纠纷而辞职。后由徐志摩继任，自1925年10月起，该副刊成了新月社的独立阵地。《晨报》的前身是梁启超等人的“研究系”的机关报《晨钟报》，原本是趋于保守的。而在另一边，孙伏园转至《京报》后所开设的新副刊又成了语丝派的活动场所。此外，《晨报》的发行量从1922年的7000份已上升到1925年的逾万份，《京报》也从3000份激增到6000份。人口在百万左右的城邦都市北京，已经形成了包括学生、教师和官僚在内的2万多知识阶层，可以想见，他们都已成了报刊的忠实读者。这类读者群与副刊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鲁迅或徐志摩的文章一刊出，接下来两三天就会刊载读者的来信。报纸的读者成千上万，他们实际关注的其实是副刊。
随着抄袭问题、男女问题等小道消息的登载，读者也以来信的方式加入了两派的争论。沙龙内部的私交密谈或发表的诗歌及短篇小说，一旦在副刊这种媒介上变成公开化的闲言碎语（gossip）而被送到读者的手上，读者也借助媒体同时参与了沙龙的活动。换言之，所谓新月社和语丝派的沙龙，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立足于尚未构建出大众文化社会的1920年代的北京，可说是服务于小范围知识阶层的一种文学体制。
●发起于东京的创造社
另一方面，创造社则是在业已成熟的现代都市东京和上海逐渐繁盛起来的。其创设之初主要成员的简要经历次列如下：
郭沫若（1892—1978），1914年留学日本，六年制高等学校毕业，1921年九州帝国大学医学专业肄业。
张资平（1893—1959），1912年留学日本，五年制高等学校毕业，1922年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毕业。
郁达夫（1896—1945），1913年赴日，八年制高等学校毕业，1922年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
成仿吾（1897—1945），1910年赴日，六年制高等学校毕业，1921年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部毕业。
田汉（1898—1968），1916年留学日本，1922年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肄业。
这五个人都是以官费留学生的身份毕业于日本的旧制高等学校，又分别就读于帝国大学的理科系、经济学部及公立高等师范学校，所学均为日本自明治时代就确立起来的精英学科。而且，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在进入高等学校以前，是专为中国留学生特设的一年制高等预科的同级生。清末时期，大量中国人经上海远赴东京，在接受了速成教育以后即回国就职。但民国成立以后，无论是派遣方还是接受方都规整了体制，以便形成合理的留学人才培养序列。然而，从这类精英学科里却涌现出了一批致力于文学活动的人，想来跟医学、理工学、经济学和教育学相比，他们或许以为文学是一种更有价值的职业吧。
创造社发起于1921年7月的东京，从同年8月开始陆续刊行了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短篇小说集《沉沦》，以及郭沫若翻译的《茵梦湖》（德，施笃姆）和《少年维特之烦恼》（德，歌德）。1922年《创造季刊》创刊，1923年《创造周报》创刊，进而又有上海《中华新报》的副刊《创造日》刊行。但1923年10月郁达夫就任北京大学讲师，次年4月郭沫若避居日本妻子所在的九州，在两人相继离开上海以后，创造社的第一个时期即告一段落。
●大都市里的迷失与彷徨
一般认为，相对于“写实的、为人生”的文学研究会而言，创造社突出的是“浪漫的、艺术的”主张，但以独白及日记、书信等第一人称的形式为主来描绘个人的感触，在这一点上两派是相通的。只是创造社所透露出来的赤裸裸的性爱告白、乐观的自我怜悯、都市青年的忧郁等特点，使五四新文学的形态更趋于极端化。与在小小的文化城市北京聚集起来的文学研究会的人们有所不同，创造社对于处身东京和上海这样的所谓大都市里的年轻人的迷失和彷徨更有切肤的感受，他们以五四新文学的文体热切地讲述着这种感受。
作为异乡人生活在东京的郁达夫，到了上海又回到了漂泊十年的异国生活之中，他对大都市也许就越发地充满了强烈的不安。此种感觉的根源就是，相对于历经日俄战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从民族国家的确立迈向大众文化时代的日本社会而言，郁达夫已经意识到，现实的中国尚未能形成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沉沦》描写耽于性的幻想的留学生彷徨之余投海自杀，结尾发出了“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的呼唤，对郁达夫而言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这篇小说可说是以自由恋爱与国家建构为双重主题的五四文学的变奏。郁达夫的第一部作品集《沉沦》（1921）发行量有3万本，作为当时的小说已经是破纪录了。对于其中的原因，大东和重在仔细分析了现代的文学是如何重新构建新的场域的问题之后指出，作品本身无疑是一种全新的文学形态，也正是从《沉沦》开始，文学作品与创作者之间才结成了难以分割的密切而有机的联系。
第一个时期的创造社在代际层面上与新月社恰好重叠，但发起却比后者早三年。与早了半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相比，创造社也没有周作人等文化界的核心人物加入，其实际上不过是个由同道学生结成的团体，既缺乏新月社沙龙式的靓丽光彩，也没有文研会的那种辐射北京文化界与上海出版界的厚重实力。但在中国本土一百多个文学社团中，仅为其中之一的由非文学专业的学生结成的创造社却能在文坛崭露头角，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是以清末以来中国欧化的核心城市上海和东京作为基地的。
到创造社出版部成立为止，创造社的出版事务一直是由上海的泰东书局一手承担的。该社创立于1915年，早年多出版“新小说”系列的历史读物，五四时期新文学出现热潮开始将目光投向创造社。就像商务印书馆大力引进文学研究会的郑振铎担任编辑那样，泰东书局也曾试图邀请刚刚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成仿吾接任文学部的主任一职。但成仿吾放弃了毕业考试赶到上海时却没能得到这个职位，一时只得回了湖南老家。依此可见，新兴的泰东书局虽然能敏锐地瞥见文化的潮流，却实在缺乏经营上的一贯性。
创造社的一群人跟泰东书局的这种特点也很接近，他们能敏感地觉察到东京和上海文化界的潮流所向，并以之高扬自己的主张，却动辄与中国的实际境况相左，没过多久即开始每况愈下了。下一章将讨论与之相关的革命文学论战，茅盾就曾指出，他们一方面倡导普罗列塔利亚文学，而另一方面实际的读者却不是普罗列塔利亚而是知识分子和商人阶级。与强烈的宗派意识相反，田汉和郁达夫分别于1922年、1927年相继离社等事实说明他们确实很难坚持到底。叶灵凤（1904—1975）等虽然以插图画家而闻名，但其插图实际上不过是对比尔兹利（Aubrey Beardsley）和蕗谷虹児等人的拙劣模仿，因而遭到了鲁迅的攻击。尽管如此，这些浅薄的前卫作家团体在五四以后近十年的时间里不断地撩拨着广大的青年读者，毫无疑问已经成了中国文化界的火车头。
与新月派和创造社的活动相并行的，鸳蝴派的文学青年以学生成员为核心的文学结社活动也很活跃。比如施蛰存（1905—2003），1922年进入杭州的之江大学以后，就加入了戴望舒（1905—1950）等人在杭州组织成立的兰社，开始协助编辑同人杂志《兰友》，不久又发起了维娜丝文学会，并出版了描写深陷父母包办的传统婚姻制度与现代的自由恋爱婚姻的矛盾之中苦恼不堪的年轻人生活的短篇小说自选集《江干集》。
对于这类鸳蝴派的文学结社而言，以同人刊物为轴心的共同活动是那种被称为“雅集”的聚会。所谓“雅集”，意思是指士大夫阶层的文人雅士们聚集在一起所举办的吟诗游园或品茶会餐之类的文化活动。施蛰存抱着“新旧我无成见”的态度，对于五四新文学及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等欧洲文学同样热心学习，最终在后来成长为1930年代上海文坛的主要人物之一（徐晓红，2011）。
6．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新兴“智识阶级”批判
●被日本驱逐的“危险诗人”
1922年2月，俄国盲诗人瓦西里·爱罗先珂（Vasilij Eroshenko，1890—1952）现身北京，他在大正时期以世界语、日语口述童话作家的身份活跃于日本，但在1921年5月，他被以所谓“有危害帝国安宁和秩序之危险”的理由驱逐出了日本，开始在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哈尔滨和上海等地流浪，其后在鲁迅和周作人的协助下被北京大学聘为世界语讲师，并带着他的吉他和盲用打字机寄寓在北京鲁迅的家中。
当时的北京，以布尔什维克派（Bolshevik）、无政府主义派（Anarchist）和国民党的革命派三大势力最为显赫，被日本放逐的“危险诗人”爱罗先珂作为“解放的预言家”受到了人们的密切关注。诗人一到北京就发表了《智识阶级的使命》的演讲，他援引俄国民粹派（Narodnik）的自我献身为例，一面倡导以无私的精神投身于民众的教育乃是“智识阶级”的使命，一面向中国的智识阶级呈送上了严肃的建议：
中国的教员，学生，文学家都渴望物质的享乐，凡冠以伦敦、纽约之名的，不加辨别，都以为是好的，他们梦想过中产阶级和贵族的安乐的生活，他们求娱乐，求淫佚，可是他们没有爱真美的心……中国的智识阶级似乎连爱及生活的理想都没有……
对鲁迅等人而言，这位诗人为中国带来了“智识阶级”这个概念。日本在“一战”期间，市民社会及大众文化虽然已经出现，但一进入1920年代，壮大起来的劳工阶层与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视“智识阶级”或脑力劳动者为资本家的傀儡而加以排斥，不久，思想和文学领域就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绝对化现象，一个无所宽容的时代降临了。诗人被驱逐以前，“智识阶级”到底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一直是社会上所议论的焦点。诗人借日本有关“智识阶级”的论争，是在呼吁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有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后来在中国，自清末至民初凡接受过西式教育的新兴知识分子阶层都被通称为“智识阶级”。
●鲁迅笔下“智识阶层”的苦闷
鲁迅在爱罗先珂发表演讲的三个月后创作了短篇小说《端午节》，以作为对其批评的答复。主人公方玄绰是一位在大学做兼职教员的北京官僚，以往对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一直有着强烈的批判，但经常想到“便是学生团体新办的许多事业，不是也已经难免出弊病，大半烟消火灭了么？”就又觉得“古今人不相远”，“差不多”于是就成了他的口头禅。由于军阀政府将教育经费挪作他用，教员的薪水拖欠了半年多，方家的生活陷入困顿，只好向店家赊账。不久，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到了（当时依旧历，五月初五的端午、八月十五的中秋和除夕这三天是赊账结算的日子），向亲友借贷无路，连出版社或报社的一点点稿费也无法拿到手，“聪明”的主人公吩咐小厮去赊来一瓶酒（当然是经常如此），醉意朦胧地咿咿呜呜读起了胡适的诗集《尝试集》……落魄困顿到已不再拥有爱和理想的北京“智识阶级”的窘境，在小说中袒露无遗。
“智识阶层”的苦恼并不限于经济问题。在俄国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冲击下，孙文在1919年10月将秘密结社的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接着，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革命党派的组织化程序渐次形成，“智识阶级”的立场就变得微妙起来。尤其在当时还并不存在真正的民族资本家和产业工人，因此，在全国的文人和学生较为集中的“文化之城”北京，各个革命党派的活动日趋激进化和观念化，已经出现了跟日本一样的毫不宽容的集体主义倾向。爱罗先珂自己不久也因为批评俄国革命的危害而遭遇中共系统的学生抵制讲义一事，于1923年4月离开北京返回了俄罗斯。
●与“彷徨的犹太人”传说的共鸣
文学革命之时发表《狂人日记》放声“呐喊”，一直处于共和国言论中心位置的鲁迅也有些犹豫了。短篇小说《故乡》（1921）的结尾有言，“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从中也可窥见鲁迅的心境。1925—1926年，鲁迅显示出对欧洲的“彷徨的犹太人”传说的浓厚兴趣，并且屡屡表现“行走”的主题，包括描述中年男子追随着西边的声音蹒跚前行的诗剧《过客》，翻译伊东幹夫的诗歌《我独自行走》（伊东生平不详），等等。而且，颇有意味的是，表现“行走”主题的同时，鲁迅创作了《风筝》、《我的父亲》等反复描写对亲人赎罪而不得的“罪感”主题的作品。“罪感”与“行走”——这两个主题在鲁迅创作中的相互交织，就集中体现在刻画因背叛曾经深爱的女性而导致其亡故的青年的短篇小说《伤逝》之中。
1923年12月，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了《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面对以《玩偶之家》中娜拉的自由恋爱和女性解放为崇拜标志的女大学生们，鲁迅指出，离家出走后的娜拉多半会遭遇严酷的命运，出于一时的激情而做出过激的行动难免会招致无谓的牺牲，女性应当尽力去争取经济的权利。不过，鲁迅在演讲末尾从“走比安息还适意”开始，举了一个背负着诅咒始终在继续前行的“彷徨的犹太人”阿哈斯瓦尔（Ahasuerus）的特殊例子，自觉于自己是罪人却也不能允许自己独自安息，仍然选择永不停歇地抗争，从这些言辞中，或能窥见鲁迅的孤独的决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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