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夹缝中的摇摆与变节
● “强中自有强中手”
● “三不”政策
● “计毒无过断粮”
● “单刀赴‘沪’”
● 十字街头
● 源远流长的宋氏家族
● “子文”者，志于孙文也!
● 失恋季节： 一个老掉牙的爱情故事
● 终究跨进了蒋家大门
“强中自有强中手”
在中国现代史上，蒋、宋这两个姓氏，是经常连在一起使用的。虽然有时候，它只是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的一种简称，但更多的时候，却是蒋介石与宋子文这两大强人，抑或是蒋氏家族与宋氏家族这两大家族势力的并称。
其实，在整个南方政府时期，宋子文绝没有想到，他的一生，他的家族，竟会与蒋介石联系得这么紧密，他的进退升沉，生死荣辱，无不与握于蒋介石这个出身微末、脾气乖戾的丘八之手，甚至成了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中国现代史上，演绎了那么多稀奇古怪、惊心动魄的故事。
宋子文也没有想到，他在南方理财的成功，赚了一把又一把的票子，不但催生了南方国民革命的胜利，催生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同时也养大、养肥了一批以蒋介石为首的“革命”军阀。正是这批又大又肥的“革命”军阀，葬送了中山先生一手开创的南方国民革命，也葬送了国共两党共同推进的北伐战争的胜利。
事实上，蒋介石与宋子文一样，都是南方政坛上两个最大的政治暴发户。宋子文的暴发，缘于南方理财的成功；蒋介石的暴发，则是缘于南方军事的成功。
诚然，就资历而言，蒋介石称得上是宋子文的前辈了。然而，从辛亥革命爆发，到孙中山两次开府广州，其问10多年，蒋介石混来混去，始终没有混出个什么名堂。在大元帅孙中山手下，一度担任大元帅府参军，闲职一个。官运最好的时候，也只是参谋长罢了，诸如中华革命党东北军参谋长，援闽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等。直到宋子文南下，蒋介石所担任的最高军职，是广东粤军参谋长，一个不大不小的军事幕僚罢了。
蒋介石在南方的崛起，情形与宋子文有某种类似之处，都是在两三年里，连滚带爬地从社会的中下层，一下子翻到政坛高层。1923年3月，蒋被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第一次进入高级军事幕僚的行列。一年后，蒋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成为南方政府手中的第一张军事王牌。此时，宋掌握财经大权，蒋掌握军事大权，两个人不但都是支撑南方政权的重要台柱，而且也都是那种风华正茂、踌躇满志的“杰出青年”。宋、蒋被广东各界关注，以致被舆论炒得很热，那是很自然的。
但是，在南方政府时期，蒋、宋之间并没有多少私谊，这是颇令人玩味的。也许年轻的蒋校长看在银子的份上，对于更加年轻的宋部长，多少还算比较客气。然而，年轻的宋部长并没有看在枪杆子的份上，对于年轻的蒋校长表示特别的友好。事实上，无论是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宋部长都很少谈及蒋校长，更不要说有什么礼尚往来了。
不过，大致说来，宋部长与蒋校长之间，绝谈不上有什么过节，这也是没有疑义的。毕竟，无论就年轻人的野心而言，还是就双方的利权而言，两个人都没有明显的利害冲突。在这一阶段，宋的目标是理财，蒋的目标是建军。蒋之建军，固然离不开宋之理财；但在广东那样一个特定时期，宋之理财，也离不开蒋之建军。于是，在蒋的枪杆子的保护下，宋的理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在宋的白花花的银子支援下，蒋的建军，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尽管宋、蒋之间，有着那么一种荣辱与共的关系，但是，他们还是没有什么共同的兴趣，当然也就谈不到有什么深交。而且，无论是家庭出身背景，还是个人的成长环境与经历，抑或是自身的气质个性，他们之间的差异都太大了，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人物。他们有各自的优势，在事业上未尝不可以互补；但就个人气质而言，显然是处于相互排斥的状态。好在在南方政府时期，他们都还只是内阁大臣，并没有形成一种隶属或依附关系，在私交方面保持适当的距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北伐军兴后，情形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的蒋校长，一身兼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人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诸要职，成为事实上的国民党老大。蒋校长与宋部长的关系，已经从过去的同僚关系，一变而成为僚属关系，这对于不善与蒋交往的宋部长来说，可说是一件大伤脑筋的事情。同时，北伐期间，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正是一个合理的逻辑；宋子文既为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行长，最大的急务，就是替蒋总司令筹措巨额军饷。到了这个时候，宋部长即使想不与蒋总司令这样的强势上司打交道，也绕不过这一关。这对于宋的涵养气度和忍耐能力，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果然，在军费的筹措与军饷的供应方面，蒋总司令与宋部长一次次发生了重大冲突。本来，北伐之前，宋倾广东一省的财力，供应广东一省的“革命”军阀，已经感到力不从心，甚至不惜把广东这样一个富庶之区，弄到“竭泽而渔”的境地。然而，北伐开始后，庞大的军队供应加无限制的战争消耗，南方政府的军费支出，几乎是成几何级数增加，一下子就压得财政部喘不过气来了。
诚然，北伐是国民革命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山先生的遗愿，宋部长不能不竭尽全力，以全部的财力予以支援。可是，一边是囊中羞涩，一边是需求无度，如何可以满足呢？尤其是蒋总司令的财政预算意识，简直就是小学生的水平，只知道当伸手将军，全然不谅解财政部长的难处，今天一个电催，明天一个电饬，给少了就牢骚满腹，给慢了就大发雷霆，要不到就危言恫吓，年轻的宋部长第一次领教了年轻的蒋总司令的军阀脾气。在“革命”军阀蒋总司令的眼里，宋子文哪里是什么财政部长，简直就是他的军需处长么！冷峻高傲的宋部长可是从来不吃这一套的。对于从政而言，他有自己的做官原则；对于财政而言，他有自己的预算制度。军费的支出，该办的则办，能办的则办，办不到可以不办么!
在南方，人人都知道宋部长脾气大！可是，人人也都知道蒋总司令比宋部长的脾气更大。军需不能满足供应，宋部长提出种种理由，但蒋总司令管不了那么多。你是财政部长么！财政部长干什么吃的，不就是替军队弄钱弄物，办军需么！没有钱，没有饷，还打什么仗？打不了仗，还怎么北伐？北伐不了，还怎么搞国民革命？这个妨碍北伐大业，妨碍国民革命的大责任，你宋子文担待得起么？你宋某人有你自己的办事原则，我蒋某人也有我自己的办事原则吆！在这样一个狭路之下，宋与蒋的冲突，自是不可避免。
北伐战争，原先的计划，定为4个月，北伐经费的筹措，亦以4个月为限。也许最初3个月的军饷，解决的情况好一点，蒋总司令很少找宋部长的麻烦。蒋、宋关系，还算平静。但是，9月间的军饷，出了问题。因湘鄂各省以大元为本位，而广东以毫洋为本位，南方的毫票，在湘鄂等省无法流通。这样一来，军饷的供应，不免就成了无源之水。
为此，军方请求财政部，速运大元票接济。但财政部方面，对于以大元为本位发行货币的建议，不免忧虑重重，担心动摇中央银行信用，影响南方政府的根本，故对军队的请求，不得不予以拒绝。
军方的要求，到了财政部，被打了回票，是常有的现象。但是，财政部的这一张回票，不同于以往。前方的军队，正在打仗。军饷一天不到，军心一天不稳，事关北伐战事，事关国民革命大局，军部不能不据理力争。9月12日，蒋电宋：“中行关系政府根本，关怀岂独兄一人，但湘鄂皆以大元为本位，所发毫票，无法活动。”并危言： 如果大元票不能速运鄂省，“前敌军需将成麻木。”蒋且严正声明：“此事当由中正负责，决不摇动本行”。
经过这样恳切和负责的说明，宋总算答应了蒋的请求，同意向前线补充大洋票。但是，形势正在急剧发生变化。汉口、汉阳，已经攻克了，但武昌仍在北军手里。武汉三镇不能连成一体，整个经济就不能运转。原先财政部曾答应将北军残款120万元，由湖北商会就地提交国民革命军充作军费。但迁延10天，只提交了15万元。且其他方面的借款，也未能落实。而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军队，正在源源不断地增援江西。
形势变化了，原先的计划，当然不得不做一些变动。9月16日，蒋总司令再次急电宋部长：“此次战争，非延长到年终，决不能了，故战费须续筹3个月，方无支绌之虞。前允大洋票，务须速寄，并须多汇现款。”战事延长了，战费跟着水涨船高，这是一个合理的推演。问题是，3个月的庞大费用，只剩下几天时间，如何能够筹集到手？宋子文真是日坐愁城，也很有点气愤了。不管他，手头有多少大洋票，就解送多少，聊补前方的无米之炊，敷衍敷衍蒋总司令吧。
但是，这样一个杯水车薪，如何能解前线的燃眉之急呢?9月20日，总司令从江西萍乡一连发出两份急电。第一份送财政部长宋子文，说明：“经济困难已极，大洋票及公债券何不整数寄来，必欲如此零星分寄，致不能有计划之使用，且失信用，岂兄至今犹未能深信，而必欲如此迟延耶?”这是一个愤怒，更是一个责问。也许，字里行间，还多少夹带着一种威胁。蒋总司令用这样口气说话，在他与宋部长的交往中还是第一次。总司令真是怒不可遏了。
给宋部长的电报发出去了，蒋总司令想了一下，觉得不放心，于是，另给国民党中央常委代主席张静江、广州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再发一电，将前线的情况加以剖明：“此间财政困难已极，公债券及大洋票，请速全数寄来，可作有计划之使用；以零星解来，随到随用，愈弄愈拙也。10月份以后，前方经临各费，务请照寄。”蒋介石这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企图以张、谭的重量级地位，迫使年轻的宋部长让步。
但是，宋子文并不肯买账。对于张、谭的关照，他照样打了回票。宋部长的理由是： 中央银行发行纸币，必须符合“十足准备金”制度，这是中山先生手订的遗策。张代主席，谭主席，都对北伐军饷的接济不上表示关注；但是，对于中山先生手订的遗策，他们同样不能不表示关注！在态度强硬的宋部长面前，张、谭都有点束手无策了。在南方政府时期，宋子文是一个成功人物，蒋介石也是一个成功人物。一个人成功了，往往脾气都不大好。因此，宋、蒋都成了南方有名的很难对付的“脾气人物”。
在南方政坛上，宋子文是一个“有产阶级”，掌握着南方政府的财经大权，很有点财大气粗的味道，所谓“有钱大三辈，无钱公变孙”，即指此；但蒋介石是一个“有枪阶级”，掌握南方政府的军事大权，颇有点枪多气粗的味道，所谓“有枪就是草头王”，亦指此。正因为如此，宋子文与蒋介石一样，从来都是被人求，而不肯轻易求人的。不过，现在宋、蒋碰在一起，到底谁是老大.事情就有点棘手了。就经济实力而言，无庸讳言，宋是蒋的老大；而且，现在是蒋求宋，不是宋求蒋，宋当然可以不买蒋的账；然而，就军事与政治实力而言，无疑蒋是宋的老大。宋的财政部长大，还能比得上蒋的中央主席大么！宋的钱硬，还能比得上蒋的枪硬么!
但是，政坛上的较量，并非像公式一加一等于二这么简单。依蒋总司令的性子和实力，财政部长不听话，当然可以派两个丘八，拿两根破枪，把这个傲慢无礼的家伙提起来，关他几天禁闭，给他一个切实的教训。但是，宋不仅是一位声誉卓著的“理财专家”，而且是一位后台颇硬的“国舅部长”。对于这位中山先生的内弟，自诩为中山先生信徒的蒋总司令，如何可以痛下杀手呢？何况，蒋总司令这个时候正觊觎着宋家三小姐。宋三小姐是宋部长的小妹，诸事还要拜托宋部长在小妹面前美言几句，如何可以自断后路呢!
不过，就宋、蒋关系而言，宋对蒋的抵触，固然有不肯买账的成分；但站在财政部的角度，宋确有极大的困难。事实上，南方的经济情形，简直是糟透了。宋为筹措巨额军费，拼命发行公债券，在商民中问，早已失去应有的信用，再没有人肯响应政府的号召，掏钱购买公债了。
于是，财政部不得不实行“强卖”政策，将公债推销任务逐级分解到各县，严令限期催收，以致在政府与商民之间，酿成重大冲突。汕头惠来县就曾经发生商民罢市，抗拒购买公债的严重事件。为此，蒋总司令不得不调动军队，进行弹压，并下令：“抗拒政府发行公债，殊属不法已极，仰即严行制止，并查明为首鼓动之人，严拿究办为要。”这是一个高压政策，事件是被镇压下去了，但人心正在躁动!
公债乏人问津，税赋已经榨干，货币发行已经过度，中央银行的信用，已经摇摇欲坠，而军费开支的额度，正像测量高烧病人的体温计那样，依然在无限制地增长。宋纵有点金之术，也有枯竭之日。对于蒋总司令无止境的要求，宋部长不得不高挂免战牌，一概置之不理。不日然，亦不日否。宋的沉默战术，令蒋大伤脑筋了。
宋的从容不迫、稳健缜密、沉默是金，充分展现了一个现代财经领袖所应该具备的优秀素质。不过，蒋总司令有的是办法。9月20日的电报发出后，21日，蒋再一次急电张、谭两主席，重提军费问题：“北伐经费，原定以4个月为度，现在战事范围扩大，作战时期，不得不因而延长。武汉虽经攻克，而江西正值用兵，收编部队，日有增加，筹款又非易事，即有收入，亦只可补充预算范围以外之临时费用而已。前经额定之北伐费，在战事未结束前，仍拟由政府赓续筹济，庶于战事前途不致感受影响。”
事实上，一日数变的军事形势，也容不得宋从容研究。9月30日，蒋自江西清江前线，给宋拍发电报。北伐以来，这是蒋第6次电宋催发军费了。不过，这一次的情况，委实是万分紧张：“10份饷，尚未汇到，在鄂各军，或可设法，而在赣之一、二、三、六、十四各军，分文无着。今日总部只存万元，而前方催以伙食急如星火，窘迫至此，无以为计，中正惟有引咎自裁，以谢将士而已!”
形势如此不堪，这也许是宋部长没有想到的。如果是因为后方军饷接济不上的原因，迫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前方自杀，这当然不是财政部长的初衷，但财政部长有筹措军饷之责，难道可以脱得了干系么?“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又一份电报接踵而至，蒋说得更明白了，“查前方饷糈万急，兼之时已严冬，各军将士饥寒交迫，衡州既无可拨兑，冬衣待需在即，服装及10月份经费，应如何拨济，兄应负完全责任，祈勿漠然视之为盼。”不但是痛切的诉求，更是严厉的指责了。在另一份措词更加严厉的电报中，蒋更是严词切责：“在粤议决发给服装费270万元，延至今日，只发给69万元。时当冬令，长江一带早已.严寒，前方无款制发，后方领款不到，不能制解前来，使前方兵士冒霜而蹈白刃。总之，后方接济如不负责任，前方何能作战，饷项所关，兵心所系，成败胥在于此。前项各款，务希速行筹发。”
对于蒋的要挟与讹诈，宋也许可以置之不理；但是，对于前方将士的实际处境，宋不能不认真对待。而且，蒋威胁要“引咎自裁，以谢将士”的电报，是诉之于张、谭两主席转达宋部长的。因为军饷接济不上，前方总司令已经在那里要死要活，在后方的国民党中央代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不能不表示严重的关切。
处在这种内外夹击、上下交攻的境地，宋子文对于军饷的供应，不能不破釜沉舟，以非常之措施，应付非常之局面。虽然，公债的发行，税赋的征收，都将采取更加严厉的手段。但是，这一切都已经是远水，不能解近渴了，惟有冒着中央银行信用崩溃的危险，在准备金不足的情况下，紧急增发纸币，以解前方的燃眉之急。从此，广州中央银行的各种纸币，开始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从面值100元的大洋券，到面值5元、10元的通用券，充斥湘鄂赣各省的市面。前线的军需，在南方运来的整袋整袋的纸币的支撑下，总算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
★“三不”政策★★
滥发纸币，无疑只是饮鸩止渴，不但加速了货币贬值的步伐，也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混乱。最终的后果，只是导致了中央银行信用的彻底崩溃，从而彻底埋葬了广州政府中央银行。事实上，在湘鄂赣三省的市面上，商民因手中持有的中央银行纸币，既不能及时地兑换成现金，又不能购买到相应的物资，从而对纸币的信用产生极大的怀疑，从银行到商民，亦据此拒绝接受纸币。于是，极大地妨碍了中央银行纸币在市面的流通，并引起市面的恐慌与金融市场的混乱。
这样一个局面，在财政部长宋子文看来，也许早在意料之中；但在总司令蒋介石看来，未免就有点始料不及。不过，军人不但有军人的手段，也有军人的思维。站在蒋总司令的角度，商民拒绝使用中央银行的纸币，并不是中央银行信用不好，而是有奸商在操纵金融市场。这当然是一个极好的借口。为此，蒋总司令发出布告： 严禁奸商操纵金融!“照得中央银行，自民十在粤东设立，准备十足现金，代理国库发行票币，历年流通两粤，信用极为昭著”云云。这确是一个实情，不过，这是老早以前的事了。“徒以军事纷繁，大局尚未大定，不克于各发行地点，设立分行，十足兑现，此本总司令对于民众不得不引为内疚者。”这是蒋总司令的歉意，其实只是一个掩饰。“现在政府北迁，举凡军、财、民事各项大计，无不力谋整顿，而于中央票币，尤特别注意。凡我商民人等，其各体此意，一律收用，藉纾政府之财力，表示军民合作之精神。党国前途，实利赖之。自所布告之后，如再有奸商不明大义，从中操纵，希图短折，或拒绝不收，一经查出，定当从严惩办，决不姑宽。除令行湖北财政处，转饬各征收机关，于人民完纳正杂附税，一律收用，并函知武汉商会通知各行商知照外，为此出示晓谕，仰商民人等一体凛遵，毋违。”这是一个严厉的警告。一切都透示了军方的决心，对于中央银行纸币的流通，将以最严厉的手段，加以保护。
尽管蒋总司令与宋部长之间，仍是有电报往来，不断地交涉军饷的接济问题。蒋总司令也还是不断叫穷，北伐军队也还是不断闹钱荒；但是，10月份的难关，总算是捱过去了。不过，这一次的过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滥发纸币，庞大军费开支的负担，已经有很大一部分转移到湘鄂赣3省的商民头上，南方政府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中央银行的信用。宋子文一手创建，并引为骄傲的广州中央银行，就这样被蒋总司令从釜底抽了薪。好在广州国民政府已经决定北迁武汉，广州中央银行垮台了，还可以再建一个武汉中央银行么！这就是从武汉国民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对于中央银行都只好重打锣鼓另开张，而不能前后继承的苦衷。
其实，军饷供应不足，财政部的经费匮乏，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国民革命军编制扩充太快，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北伐誓师时，国民革命军只有8个军。几个月后，已经扩编到14个军。而且，各军无不利用北伐之机，通过俘获的大批人枪，拼命扩充队伍。更给军饷的供应，带来了最大的难度。此外，在军队饷费供应环节上，也存在着数不尽的漏洞和弊病。
军饷供应的基本原则，是基于各军的编制与兵员。可是，当时各军的编制与兵员，根本就是一本糊涂账。不要说财政部长宋子文弄不清楚，就是总司令蒋介石也是一个弄不清楚。蒋坦白承认：“现在兵额扩充，弄得各军没有一个统计，没有实在的数目”；并说：“现在各军因为没有统计，算起饷来，报销得很大，弄得军需处不敢催他报销，一报销便没有限制。各军的临时经常费，大致都已发给，但他们另外还有什么费，不能照数目来分配，并且拿经常费用在旁的地方，弄得经常费以外，还要来领划定在饷项里的数目。”这是一个大致的情形。
本来，军饷的供应不足，已经对前方的军事，构成了严重的问题；而供应不足的军饷，又不能有效使用，更是互为因果，相激相荡。当时，各军都时有闹饷事件发生。11月下旬，第三军与第七军，都曾发生十分严重的士兵闹饷事件。事后查明，并不是宋子文没有发饷，而是在军饷下发之后，被各级官长一层层的拦截克扣，始终不能及时发到士兵手中，或是根本就发不到士兵手上。
对于这样一个情形，蒋在主持孙总理纪念周时，曾痛切说道：“在江西各军，到总部所支去的伙食和饷额，照预算统统足够的，除了伙食之外，总可以有钱多。对于士兵生活，虽不能十分改良，至于伙食的津贴，一定不会不够的”。“领到的钱，不能发给士兵，这一点是我军很大的污点”。可见，总司令对当时的实际情形不是不清楚。两天后，蒋获悉第二师四团机枪八连连长与党代表吃空额数月之久，即下令第二师师长刘峙：“如果查有实据，研审明确，毫无虚诬之处，应就地枪决，勿稍枉纵。切切。”不能不用杀鸡做猴的老手段，给这些家伙一个切实的惩戒。
事实上，国民革命军的腐败，决不仅仅是下层的问题。革命军的北伐大业，尽管是一个正义的事业；国民军旗下的部队，尽管说是一支革命军队；但这是相对于北洋军队而言。就国民军自身而言，各级军官的腐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北军比较，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其实，当时的国民革命军，大都由地方军阀易帜改编而成。仅仅旗号一换，摇身一变的封建军阀，就成了令人尊敬的革命领袖，岂非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了!
政府财政经费的严重匮乏，各路“革命军阀”的乘机扩军，各级军官的贪污腐败，无不加剧了军饷供应不足的紧张局面。结果，军饷问题，始终成为北伐期间的一个严重问题。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宋子文在蒋介石的高压下，通过增发纸币来扩大军饷的供应，其实只是一个饮鸩止渴的办法。结果，10月份的军饷，通过滥发纸币，勉强对付过去了。但是，到了11月间，由于湘鄂赣等省的中国银行分行及代理处，所收兑的中央银行纸币，已经越来越多，又不能及时兑换成现金，不免使中国银行大起恐慌，不得不宣布将湘鄂赣等省的分行及代理处收束停业，以此拒绝接受中央银行纸币，以防止被宋子文套去更多的现金。
中国银行中途撤逃了，而宋子文又迟迟不肯在各地设立中央银行分行及兑换处，造成北伐军或商民拿着中央银行纸币，到处找不到银行兑换成现金，顿使中央银行纸币的信用发生极大问题，亦使北伐军在使用上发生极大困难。
国民政府的北伐战事，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却在一天天走向崩溃。不但多年积累起来的财政实力，已经被彻底掏空；而且多年建立起来的政府信用，亦已经被彻底破坏。当时，没有人能比宋子文更清楚财政金融形势的糟糕局面。面对这样一个没顶之灾，宋已经别无选择，只有彻底抛弃广州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在财政金融方面实行他的“三不”政策。
面对在湘鄂赣各省兑现现金的压力，面对已经囊空如洗的中央银行金库，宋子文清楚仅凭财政当局的力量，已经无法维持中央银行纸币的信用，惟有坐视不理，听其自生自灭了。当初，蒋总司令不是夸下海口么：“中行关系政府根本，关怀岂独兄一人……此事当由中正负责，决不摇动本行。”既如此，就让他去负责吧！11月间，中央银行就已经接到宋的密令，不再向湘鄂赣各省的分行及兑换所补充现金。面对源头的枯竭，面对潮涌而来的兑换压力，各分行及兑换所不得不高挂“免兑牌”。这是宋子文的“一不”政策。
广东税赋的征收，公债的发行，都已经接近枯竭；滥发的中央银行纸币，在商民中不断丧失信用；国民政府又没有足够的现金储备，以应付财政困难，各军的饷项供应，不免是嗷嗷待哺，成了极大的问题。财政当局既无力负责，不得不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放弃财政统一政策，同意军队坐地征收，就地筹措。据此，11月底，财政部发出第一个通知，同意驻防福建的第一军，自行就地筹措饷项。自12月1日起，财政部对该军停止支付军饷。这是宋子文的“二不”政策。
不但今后的军饷，财政部无法供应，就是原先积欠各军的巨额军饷，财政部亦“无力担负”。湖北方面，11月各军饷项，不能发到一半。各军欠项，已达百余万。第七军11月份的伙食费，应拨40万元，欠款达30万元。宋子文声明，所欠军饷，将不再补足。12月底，宋子文更是痛痛快快地表示，因财政困难，上月与本月旧欠伙食，概不发给。这是宋子文的“三不”政策。
宋的“三不政策”，对于蒋总司令来说，不啻是个晴天霹雳。12月15曰，蒋给宋的第一份急电发出去了：“中央纸币，关系政府信用，此次北伐，半年之间，军行所至，设法维持，以至今日。现湘、鄂、赣三省已定，调剂金融，应将广州所发之毫洋、大洋、纸币，及在湘所发大洋临时兑换券，一律兑换，以顾信用。如稍有歧异，对金融恐慌，前途必呈危险，请速设各处分行，以期维持。”
12月16日，蒋给宋的第二份急电也发出去了：“湘、鄂、赣三省金融，日呈逆况，虽为革命及军事期中必然现象，然中央纸币充斥市面，无银行以为控制之机关，实为最大原因之一……中正综合各方情况，详加考虑，认为目前挽救，惟有在武汉设立中央分行，与南昌、长沙设兑换所之一法。盖银行为金融之枢脑，信用为价格之保障，但使长沙建立分行，而以三省收入现金为准备，自能操纵自然，应付裕如，绝不致危及广州总行根本。兹事关系政府信用、本军生存、民生疾苦甚巨，万望统筹兼顾，迅速决策，如何。”
从维持信用的重要意义到具体办法，两份电报都讲得清清楚楚，蒋真是动了一番脑筋。不过，说到“银行为金融之枢脑，信用为价格之保障”，这般浅显的道理，难道洋博士出身的宋子文不懂？还要出身丘八的蒋总司令来上课么！关键在于“以三省收入现金为准备”，三省的收入在哪儿？三省中，江西是一个穷省；湖南经过多年的罗致搜刮，也富不到哪里去。原以为湖北要好一些，能为财政部分担一部分负担。但湖北的财政十分混乱，筹款万分不易；一切的许诺，不免都是一句空话。
这是就三省的收入而言，再看军饷的支出方面；截止12月30日，编入国民军战斗序列的陆军团，已达200个之多。不计军队器械、弹药、被服所需，亦不计军官薪资与士兵津贴所求，更不计各级官长的贪污克扣所费，仅按每团月支伙食费1万元计，仅此一项，财政部每月筹款数额，就是200万元之巨。宋子文不是不知道爱惜中央银行的信用，可是，在财政部早已是“两袖清风”的情形下，对于总司令提出速设中央银行分行，以现金兑换纸币的请求，除了置之不理，还能有什么选择呢?
闻悉“第一军经费由福建就地筹措，自12月1日起，财政部停止支付”，蒋不相信财政部会发出这样的电示。当即电诘宋部长：“此事究有否，如果有此，则军心摇动，财政紊乱，何以作战。”本来，士兵闹饷，很大程度上，涉及军队的腐败。但到了这个时候，亦成了总司令向宋部长施压的筹码，声明：“各军闹饷，皆系伙食不能发足，欠饷又未发清。兄将上月与本月旧欠伙食，概不承认发给，以致各军长为难，此非我政府中人所应言者，殊失威信。请兄勿以对中正个人态度及语意而对各军，惟中正能谅解兄苦衷，而各军官兵决不能相谅也。”这是一个切实的威胁，也是一个严重的警告。总司令进一步训示：“现在政府移设武汉。吾辈言行态度，均不能如在粤中，专为一部打算，亦不能如昔日作赖，可以度日也，请兄注意之。希将上月与本月欠款，务速发清，以维大局。”这是一个责斥，更是一个命令。
不过，这样的电报，不是第一次了，也不是最后一次。据笔者粗略统计，仅8月至12月的4个月间，蒋发给宋交涉财政及军饷接济问题的电报，就达34次之多。最紧张的时候，一天之内，蒋6次电宋，催办军饷，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事实上，军部与财政部的矛盾，久已存在了；总司令与财长的冲突，也久已形成了！只是，就等级与质量而言，这个时候才是高潮。军部向财政部久索欠饷不得，新饷不但不能按时拨发，听说还要停止支付，军部真是怒不可遏了。于是，广州中央军人部派出一批军人，进驻财政部各机关，表面的理由，是向财政机关派遣党代表；实际的原因，是“有枪阶级”对财政部人员的监视与恫吓；关键所在，是蒋总司令对宋部长施加压力。这是发生在12月中旬的事情。
事态真是万分严重了。事情的性质，说重了，不啻是一次军事政变；说轻了，是军方对财政部的“军管”。总之，财政部人员的生命安全，已经受到军方的切实威胁。而且，事态的发展，那是谁也说不清楚的。当时，宋部长已经从广州北上武汉。在群龙无首的境况下，广州的财政部机关，顿陷于惶恐无极的境地。
宋得到广州方面的消息，也是一个晴天霹雳，当即电蒋： 军部“接管”财政部，究在何为？请总司令作出说明。也许这件事确是出自军人部那帮家伙的策划，那帮家伙立功心急，而蒋屡屡攻击财政部在军饷供应问题上作梗，以致对那帮少壮军人产生了误导作用；也许这件事本就出于蒋总司令的密令，目的就是要达到令财政部震慑的效果，等到事情发生后，再由蒋出来收拾残局，以期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总之，制止军人部蛮干的电报，确是由蒋亲自发出去了；并且，措词还相当地严厉：“广州。中央党部军人部鉴。财政部各机关派遣党代表，系何人主张，此等事为何不来电问明，擅权误事。以后凡无中正命令，所有后方军人部概不准擅派党代表，财政部各机关党代表有否撤回，盼复。”
电报是12月12日上午发出去的，14日下午，蒋再发一电到武汉，向宋说明：“关于党代表事，军人部并未来电相询，擅自派遣，殊为可恨，且军人部并无派遣财政部党代表之权也。昨已电令撤回，尚未得其复电”。这是一个迅速的纠正，也是一个恰当的安抚。不过，就在同日下午，蒋另有一电到宋，说明：“各军欠项，已达百余万。”“务请设法维持，以利戎机。”显然，这是撤兵的一个条件，派往财政部机关的军人可以撤回，但作为交换，欠饷的问题亦须同时解决。否则，已经撤回的代表，未尝不可以重新派出。
一天下午，接到总司令两份电报，宋不得不对停止支付欠饷的政策，重新斟酌一下。只是，此时因迁都问题，蒋已与武汉方面吵得不可开交，因欠饷而与财政部形成的纠纷，已经退居次席。同时，在军事方面，蒋亟谋向有东南财赋之地的江浙方面进军。既然武汉政府财政部已经靠不住了，蒋不得不依靠江浙财团另辟财源。几个月后，蒋借助江浙财团的雄厚实力，抛开武汉国民政府，竞闹出另一番局面，这是当初从蒋介石到宋子文，都没有想到的。
★“计毒无过断粮”★★
俚俗所谓：“处贫贱易，耐富贵难；处逆境易，耐顺境难；吃劳苦易，享成功难。”北伐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但随着北伐成果的分享问题，国民党右派与左派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由此而引发了一场迁都之争。
本来，南方政府时期的宋子文，只是一个埋头于整理财政的技术官僚，政治上还谈不上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物。若就政治倾向而言，宋大致处在中间偏左，与左派的关系较为贴近，与右派也没有根本冲突，是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
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宋子文仍是一个美国化的现代知识分子，政治上比较看重美国式的民主秩序，主张一切按制度、程序办事，共同遵守能反映和保持个性的“游戏规则”。由于就政治程序而言，在这场迁都之争的初期，武汉国民政府继承了广州国民政府的法统，很自然地，宋与武汉政府站到了一起；又由于在北伐军饷供应问题上，宋与蒋始终合作得不好，关系闹得很紧张；迁都之争，又是蒋首先挑起的，很自然地，宋认为是蒋破坏了大家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自不愿与蒋同流合污。
的确，这场迁都之争，本是出自蒋的“首倡”。北伐出师初期，军事上发展顺利，9月初，便已打到武汉三镇城下。9月6日，汉阳拿下来了；7日，汉口也拿下来了。武昌虽然还没有易帜，但到了9日上午，敌帅刘玉春通过湖北总商会致函蒋总司令，请求宽限条件，准其投降。蒋总司令很高兴，于9日中午接见湖北总商会代表，表示：“刘逆能早开城，使人民痛苦解除，自当赦免。”
武汉三镇指日可下，“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蒋大受鼓舞，当即致电广州中央代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谓：“汉阳汉口既克，而武昌城敌因无退路，故尚负隅，现在正在设法劝降中，城虽未下，而军事实无问题。”这是简要报告战况，接着转入正题了。“武昌克后，中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
军事北伐，政治北移，首都的迁移，不是不可以讨论的一件事。但是，在历国历邦，历朝历代，迁都都是一件举国关注的大事，需要深入筹划，慎重论证，以便取得君臣朝野的共识，哪里能像小孩子过家家，说搬就搬了哩！显然，蒋的第一次迁都建议，在广州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不要紧，蒋总司令有的是激情和虚心，一次不行，可以再来一次么!9月18日，蒋二次“上电”张、谭两主席，重提迁都问题。不过，蒋这次退了一步，意思是可以先来几个政府委员与中央委员，组织政治委员会，接管军政权力。
但迁都之事，实在太大了，南方政府不得不持十分慎重的态度。10月16日，张、谭在广州主持召开党政联席会议，讨论蒋提出的政府北迁问题，决定是“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蒋的迁都之议被会议否定了。不过，蒋是一位顽强的老斗士，也是一位蔑视权威的反角。广州的消息传到前方，蒋并不认为这是应该遵守的组织决定，而是第三次“上电”张、谭，仍坚持迁都之议，理由是“广东偏于隅，且地方界限甚深。”蒋并提出： 在中央党部及政府机关暂不便北迁的情况下，可将中央执委会先行迁移武昌。
当时，蒋的党内职务是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称得上是国民党的“老大”。“老大”一再要求北迁，张、谭不便反复驳回。拖到11月中旬，南方政府同意派遣一个6人先遣组，赴武汉调杳中央迁汉事宜。这个工作组的成员是： 孙夫人宋庆龄，苏联政府派驻中国国民党代表、广州国民政府高等顾问鲍罗廷，国民政府常委、财政部长宋子文，国民政府委员孙科、徐谦，以及中央执委兼代理外长陈友仁。
宋庆龄及宋子文一行，在一个800人的庞大卫队的护送下，11月16日离开广州北上。宋子文是财政总管，腰里有的是票子，加之年纪轻，不用说，这支先遣队伍的后勤保障工作都交由子文负责。据此，宋子文脱下西装革履，穿上黄咔叽军服，背上公文包，既要与大家完成每天的行程，还要穿行在队伍中，安排每天的吃住穿行。当时，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出了粤省之后，必须到中央银行分行或指定的兑换所，才能兑换到当地的通用货币。为防不测，宋子文不能不预先准备相当数量的碎银，从而加大了途中的负荷量。为了保障银两与行李的运输问题，也为了照顾鲍罗廷及宋庆龄等高级领导人的沿途生活，宋子文经常亲自到城镇征集民夫，组织运力等，保障了行程能够按计划实施。一路上，宋子文的朝气蓬勃与吃苦耐劳，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2月2日，蒋总司令亲率迎接队伍，在赣江与宋庆龄、宋子文等一行相遇，当天共同抵达南昌。下午，迁都先遣组听取蒋氏关于北伐经过的汇报。4日至6日，蒋陪同先遣组赴庐山游览。此间，蒋乘机与宋谈及军饷问题，宋同意拨付经费350万元，作为接济武汉驻军的饷项。蒋大为高兴，亲电武汉唐生智、陈铭枢诸将，告知：“宋部长约4日内可以来汉，解决一切财政问题。勿念。”此间，鲍罗廷亦曾与蒋作过一次单独谈话，批评蒋筹饷过巨而导致收税太重，且指责蒋在军费项下开支不清等，使得蒋大为不满。显然，鲍罗廷的这些情报，大都是来自宋子文方面的报告。12月8日，宋子文陪同孙夫人，从九江乘飞机，是日抵达武汉。
本来，蒋首倡迁都之议，初衷是通过中央政府北移，借此抑制驻防武汉的湘军首领唐生智的势力，以防其坐大。但是，当蒋看到先期赴汉筹组政府的中央大员，竟是孙(夫人)、鲍、宋、孙、徐、陈等人，不免大失所望了。在蒋看来，这个“6人团”，其实就是一个左派团体。鲍罗廷不要说了，俄共派驻中国的总头子；孙夫人也不用说了，党内左派的一面旗帜；徐谦、陈友仁都是党内有名的左派分子，孙科是一位惹不得的“太子”，宋子文是一位碰不得的“新贵”，两个人都有左倾的味道。这批人到武汉开府，能干出什么好事，无非是为共产党插旗、开路罢了。送走了先遣组一行，蒋总司令不免又多了一层心事，对广州的张、谭两位老糊涂，也不免多了一分不悦。
武汉的地位太重要了，未来的武汉政府也太重要了，自己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大武汉，不能落到湘军头子唐生智的手里，难道可以落到俄国人和共产党手里么？这是蒋总司令不能不表示忧虑的头等大事。因此，孙夫人一行出发不久，蒋即急电广州张、谭两主席，坚决要求中央与政府迅速北迁；蒋并发誓：“如中央与政府未迁武昌以前，中亦不到武汉。”
中央与政府没有北迁之前，总司令便不能到武汉？这是一个奇怪的逻辑！也是一个明目张胆的要挟。不过，迫于蒋总司令的压力，也出于共同的忧虑，张、谭不再等待孙夫人一行的调查结果，即决定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于12月5日停止办公，次第于12月7日和20日，分两批北迁武汉建都。
无论是国民政府，也无论是中央党部，一切都按照蒋总司令的意愿办事，一切都迁就了蒋总司令的情绪，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不能不说是相当地圆满了。但是，独裁者的愤怒是没有限制的，野心家的欲望也是没有限制的。孙夫人、宋子文一行到达武汉之后，受到了武汉三镇10万民众的热烈欢迎；同时，在北伐胜利的激励之下，武汉的工农运动迅猛地发展起来了。这对于蒋总司令来说，不免是一个深深的刺激。从国民党左派，到共产党，再到鲍罗廷，他们的气焰都是那么嚣张！工农民众的情绪，都是那么躁动！武汉三镇的环境，是那么险恶！未来的武汉政府，不能不受到他们的包围控制；国民党的地位，也不能不受他们的影响和压制。
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一觉醒来，蒋总司令的主意变了，不再主张迁都武汉，而是主张暂时定都南昌，并决定以蛮力将这一想法付诸实施。12月31目，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第二批北迁人员到达南昌后，蒋即下令将其扣留。随后，蒋与张、谭一起，自行召集政治会议临时会议，作出中央与政府“暂住南昌”的决议。当初，迁都武汉的计划，本是出自蒋的首倡和力争；今天，要扼杀与埋葬这一计划，也是出于蒋的阴谋和主张。真是“赵孟所贵，赵孟贱之”。蒋的出尔反尔，蒋的以军统政，以军统党，受到武汉方面的强烈反对和严词谴责。于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迁都之争，就这样由蒋一手挑起了。
迁都之争，很自然地把宋子文推到了武汉国民政府一边。虽然，就政治分量而言，宋子文不若孙夫人、鲍罗廷多了，甚至也比不上徐谦、孙科、陈友仁等人活跃。因此，宋子文远够不上迁都之争的中心人物；但是，宋子文是迁都武汉的重要赞成者和主要实践者，从心理感情，到实际行动，他是坚决站在武汉政府一边的；同时，武汉方面反对定都南昌，打出的旗号是： 反对个人独裁，提高党权，发扬民主等。这些政治主张与口号，无疑地很对宋子文的胃口。
更重要的是，在迁都之争中，宋子文有着不容轻视的经济分量。想想看，蒋总司令手下200个团、数十万军队的军饷供应.哪一天少得了财政部长宋子文的接济。从北伐出师以来，宋对于军饷的供应，尽管不能尽如军部的意愿，甚至还有大量欠饷。但总算殚精竭虑，竭尽全力。而宋子文如果借迁都之争，对军饷的供应，不再负责，彻底放手，正所谓“计毒无过断粮”了。因此，宋对于南昌方面的态度，这是蒋不能不予以最大关注的一个问题。
果然，宋从“筹款”的角度，发表意见了。宋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训部部长陈公博说：“如果国民政府不搬汉口，我再不给钱，看他们有什么办法!”陈公博曾被蒋派到湖北整理财政。这个话，宋当然是说给蒋听的。这真是平地一声惊雷！而且，宋坚持“上月与本月旧欠伙食，概不发给”的主张，越发地坚决了，实施起来，寸步不让。
宋这一手，真是厉害!“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不能不说这是一个真理的发见。依照蒋总司令的性格，当然不是一个容易屈服的人。但现在的问题是：“牛有千斤之力，人有倒牛之方。”蒋的脾气再犟，能犟得过宋的票子吗！看在银子的份上，蒋不得不主动转圜，于1927年元月中旬亲赴武汉，主动作出弥合迁都分歧的姿态。想想看，数十万军队，每月约需军费1 300万元，每天约需40万元。数额太大了，压力也太大了。
但是，蒋的这一姿态，不足以改变宋的既定方针。宋的观点是，在迁都问题解决之前，决不在军饷供应方面作出实质性让步。而在迁都问题上，双方都是各持所见，丝毫没有调和余地。事情真有点难办了。特别是蒋总司令与鲍顾问的一次正面交锋，宋子文担任的翻译，这一次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当时，双方是针尖对麦芒，各不相让。鲍氏与蒋氏争论了许久，最后，鲍氏不得不对蒋氏说：“你想众人都不说话是不可以的。我告诉你一个故事吧，古时西方有一个国王极讨厌各大臣说话。有一天他对着各大臣说： ‘你们说话太多了，我不喜欢。’各大臣说： ‘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陛下要我们不说话，只有找狗去。’”
听完了这个故事，宋真是刻骨铭心。因为7年之后，当宋被迫辞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一职时，曾说了这样一句话：“当财政部长无异做蒋介石的走狗，从现在起我要做人而不是做一条狗。”宋关于“做人而不是做一条狗”的宣言，无疑是深深地受了鲍氏这次谈话的影响。
在武汉期间，蒋的亲善“外交”，不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反而使关系更趋恶化。蒋既不能改善与宋的关系，军饷接济不上的问题，不免越来越严重。各地催要饷项的电报，正像雪片一样飞来。军队中的闹饷事件，正在一波一波地出现。甚至军人的哗变事件，也早已不是一个新闻。处于这样内外交困的境地，蒋实在是日坐愁城，无计可施。万般无奈之下，蒋决定再派他的理财专家、国民革命军经理处长徐桴赶赴武汉，进一步与宋交涉，希望能碰碰运气。
1月29日，徐桴赶到武汉，当天就见到了宋部长，随后即有密电向蒋报告：“桴因在浔待船，至今早始抵汉，当见宋部长，商以后领款办法。不料宋部长谓，现已辞职，不能负责。桴谓： ‘军费前经说定，每月现洋1 000万，库券300万，辞职如何，非桴所知，在未准以前，须照此发款。如有错误，军心立涣，大局可危。彼又谓无论如何不能负责，只可收入若干，发给若干，不能照前定负责。经过再三面恳，彼又谓湖北财富之区，筹款本易，现政府在南昌，一人办事不动。”
宋所谓：“辞职”，当然是一个气话。因广州国民政府机关在北迁途中，已经被蒋总司令半路打劫，扣押在南昌；原拟议中的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自然不能开府办公。因此，宋的财政部长一职，也就一脚悬空，不能作数了。“辞职”一说，即指此。不过.宋所谓“不能负责”，显系托词。至于“湖北财富之区，筹款本易，现政府在南昌，一人办事不动”，更是一个暗示，潜台词就是： 军费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但政府必须迅速北迂武汉。这是宋子文开出的条件。
的确，宋子文手上不是没有钱；解决军饷问题，也不完全没有办法。攻克武汉之初，蒋曾下令设立湖北财政委员会，派陈公博任主任。11月22日，宋指令设立财政部湖北财政处，以亲信李调生为处长，迅速从陈公博手中接管了湖北财政。12月间，宋抵汉，即下令成立财政部办事处，是为统一管辖湘鄂豫赣等省财政的最高机关；同时很快筹组成立汉口中央银行，1927年1月20日，即发行金融公债2 000万元，整理财政公债1 500万元，国库券900万元，公开的理由是： 用于收回旧票，清理新债。
其实，这是一个幌子，也是一个骗局。按宋的预算计划，在这次4 400万元的公债、库券发行收入中，只有700万元用来整理武汉地区旧币，200万元用来清偿原先向湖北的借款，其余3 500万元，被用来充作军政费用的支出。
据此，宋自抵达武汉后，既不是“不能负责”，也不是“一人办事不动”，一切都只是一个借口。徐桴的第二份电报，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宋部长不发款显系赌气，故意刁难。然我军命脉操在宋手。请总座迅电慰勉之，先救目前之危，再图良法，万不可操之过急，致生重大影响。”徐桴发出这份电报的时间，是2月3日。这说明徐自1月29日抵达武汉后，经过几天的秘密活动，已经把武汉方面的情况，以及宋的内心企图，摸得一清二楚了，并以“我军命脉操在宋手”提醒蒋氏，“先救目前之急，再图良法”。徐的考虑，无非是建议蒋何妨暂时退让一步，先接受宋的条件，先把军费骗到手，度过目前的难关，再跟他们“秋后算账”不迟。况且，此前的徐桴，曾受蒋的密令，潜赴上海，与江浙财团的许多头面人物接上了关系。故徐有此一说。
在当时的南昌与武昌之争中，徐桴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但是，徐的这个建议，让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远见与手段。而且，正是徐桴的这个电报，不但击中了蒋的要害，也使蒋倏然问大彻大悟，当即决定放弃在南昌建都的立场，从而结束了“两昌”之争。此后，蒋一心推进经营江浙的战略，等到打下上海、南京，得到江浙财阀的奥援，军费有了新的来源，才与武汉政府彻底翻脸。历史上如果有“一言建功”之说，不能不说徐桴的这份电报，是一个切实的例证。现代流行一种说法：“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由大人物引导的。”不过，在这个说法的后面，我们还要再补充一句：“大人物往往是由聪明的小人物在幕后指点的。”这不是夸大其词，而是对历史人物的恰当评价。
研究历史的人，往往只注意大人物的轨迹，而忽视了小人物的贡献，这是写历史的人常犯的错误。当然，并不是说小人物一定比大人物高明。但是，当局者处于矛盾的中心，因激于意气之争，不免常有“迷”的一面，不若旁观者，亦即小人物之“清”，正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现象。事实上，2月3日，亦即徐桴发出电报的当天，便收到蒋的复电。结果，一个多月来的对峙局面，一夜间便出现了戏剧性变化。2月4日，宋仆仆启程，直奔南昌。8日，南昌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一律迁鄂。9日，宋致电武汉方面，谓以谭延闿为首的中央各委员数目内即可莅鄂。
“两昌之争”终于以蒋氏妥协而结束了。而蒋氏妥协的背后，是宋子文扣发军饷所发挥的巨大威力。因此，武汉方面一致认为，宋子文为结束“两昌之争”，有扛鼎之功。3月10日，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论功行赏，宋子文的政治地位再一次飙升，先后当选为15人的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7人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6人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28人的国民政府委员，5人的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至此，宋子文已成为武汉国民政府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单刀赴‘沪’”★★
从北伐出师，到武汉政府成立，蒋、宋一次次斗法，赢家几乎都是宋子文。宋颇有些顾盼自雄了。不过，中国人有句老话：“谁笑在最后，才是笑得最好!”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蒋不但被排除在权力很大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之外，而且被排除在“出镜率”很高的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之外。这不能不说是蒋的失败。
然而，大家对于蒋介石这个人，都还是有点小看了。结果，在随后而来的宁汉之争中，武汉方面惨遭覆辙。而造成这一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在“两昌之争”结束后，宋在军费问题上所作的让步。蒋得到宋提供的军饷，迅速向江浙方向推进，仰给江浙财赋，在军饷方面有了立足之地，也就有了向武汉政府抗衡的真正实力。不过，蒋既在迁都问题上作出了让步，宋也没有理由不接济军费。结果，宋在武汉地区理财3个月，发行公债收入3 500万元，2 600万元都送给蒋作了军费。这真是一个惊人的代价。
事实上，宋在武汉期间的理财实践，前后只有3个多月时间，一切的措施，都还只是开始。从加强税项的征收，到发行金融公债，无不是照搬南方的经验。即便是汉口中央银行的设立，宋亦强调：“办事须取法广东中央银行总行”，“今后再发行兑换券时，以中央银行所有现金之相当额为度。”这当然是一个信用问题。不过，这是一个牛皮。广东中央银行的信用，不是因滥发纸币而彻底破产了么？这次，汉口中央银行在发行钞券时，不但以大洋为单位，并在券面印有“汉口”字样，与广州中央银行所发行的以小洋为单位、券面有“广东”字样的钞券，已经有了明显区别。
一个政府，两种纸币，不能不说是一个新闻。宋的理由，不外是： 两行钞券发行的范围不同，都有相应的现金准备，由于国内交通不便，给不同钞券的兑现、调换带来相当困难，所以汉口与广州所发纸币须有区别标志。同时，宋也不得不承认： 中国钞券从票面文字到所代表的贵金属种类与数量单位，理应加以统一，“但现在之国民政府，于军事政治外交方面，诸端待理，今欲即行从事于此等理想上之改革，乃极困难，换言之乃不可能之事。故拟与各般施政之改善，同时详细研究，而徐徐谋其进行也。”
当然，这是一个堂皇的理由，也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不过，在湘鄂赣各省，广州央行的纸币，不但已经铺天盖地，而且早已臭不可闻，汉口央行还敢穿老鞋，走老路，继续沿用广州央行的纸币么？显然，宋所谓“交通不便”，所谓兑现、调换困难等等，都只是一个逃避责任的掩饰。
其实，宋对于湖北财政的整理，对于湘鄂赣各省财政的整理，都只有一点浮面上的成绩；许多措施，都还停留在规划阶段，并没有得到推行，比起广东时期的大刀阔斧与雷厉风行，逊色多了。不过，武汉政府的权威远未建立；与工商金融界的关系远未打通，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同时，随着南京政府的建立，武汉政府受到军事与经济两方面的压迫，一切的财政措施，都不能不受到严重影响。加之，宋作为武汉政府整理财政的“总设计师”，3月下旬便已前往上海，与武汉方面失去了联系。所谓“人亡政息”，在制度不健全的社会里，正是一个必然。
从1926年12月10日抵达武汉，到1927年3月27日离开武汉，宋滞留武汉的时间，仅110余天。宋为统一广东财政，前后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而要整理武汉财政，100多天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宋过早地离开武汉，可以看作是武汉政府不能在财政方面做出成绩的重要原因；不过，即使给宋子文两年的时间，就能把湖北的财政搞定么?20世纪20年代，湖北尽管也称做是中国的财赋之区，但比之广东就差得远了，比之江浙之区差得就更远了。基础不厚，用给不足，这是湖北的财政不能像南方那样做出成绩的先天因素，而宋子文急于赶往上海，不能不说是挽救武汉政府财政危机的一着要棋。
因此，国民革命军北伐，从财政部长宋子文，到总司令蒋介石，无不时时关注着上海银行界的政治动向及财政金融情况。据此，早在二届三中全会期间，宋曾痛心地向大会报告： 上海银行界已经被军阀张宗昌强行借款100余万；同时，上海总商会会长兼招商局经理傅筱庵反对国民政府，竞以招商局全部长江轮船借给孙传芳运兵，与国民革命军做对。为此，大会根据宋的提议： 通电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和总商会，对张宗昌的借款，要严加拒绝，否则便以甘心助逆论处；对军阀走狗傅筱庵，则通缉严办。二届三中全会还决定迅速设立浙江、江苏财政处，由宋子文亲兼处长，负责办理两省的财政统一事宜。
3月22日，北伐军攻占上海，上海有落入蒋介石掌握的危险，这是武汉政府赶派宋子文(财政)、陈友仁(外交)、孙科(交通)三大部长赴沪指导一切的原因。宋尤其不敢懈怠，早在启程东进之前，便已运筹帷幄，调兵遣将，指派总务处长宓瑞峙、盐务处长兼统计处长朱忠道、印花处长唐肇凯、税务处长张福运等财政部四大处长，先期赴沪，为宋氏赴沪预为准备。
为了能切实控制上海局面，也为了能切实统一上海财政，武汉政府指派吴稚晖等6人组成中央政治委员会上海分会；承认上海市民代表大会为上海人民的正式代表机关；市政府委员由市民代表大会选举，经上海特别市党部呈上海政治分会转中央批准；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并指派郭沫若为上海北伐军政治工作指导员等。显然，一切的措施，都是为了防止蒋总司令凌驾于党政军之上，保证武汉政府的各项治权，能够得到落实。
为了与蒋总司令争夺对上海的治权，武汉政府剑及屦及，绝不含糊。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原则是原则，执行是执行。陈友仁与孙科因事耽搁，不能很快就道；三大部长，立去其二，剩下宋子文单刀赴会，不能不说是武汉政府的失策。3月27日，宋走干乘英商太古公司“重庆”轮，离开武汉，赶赴上海。当日，武汉政府致电上海当局和各界：“国民政府对于财政统一，已决定具体办法。特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即日赴沪，全权管理财政事宜，所有江苏浙江两省财政，均归统一。关于一切税收及与中国商界银行等筹款，或借款等事，必须由财政部长办理，方生效力。此外无论何人用任何名义，如有干涉财政税收，或擅自借款，及擅定其他筹款办法者，国民政府概不承认。”上海及江浙的财政金融问题，只有宋子文才有权说了算，这就排除了蒋介石觊觎上海及江浙财赋的权力。显然，这是宋子文在出发之前，对蒋介石下的一道战书。
能不能顺利接管江浙及上海财政，不但事关财政事权的统一，更涉及江浙及上海的治权。这不是宋财长的庸人自扰，也不是武汉政府的杞人之忧，一切的忧虑，都有着充分的根据；一切的警告，也都是十分必要。事实上，北伐军占领上海以后，正以各种借口，自行筹饷及管理财政。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与金融中心，也是国民军垂涎与觊觎的目标。特别是财政部与军部在筹饷问题上的纷争，由来已久了。上海一旦落入蒋的掌握，不但武汉政府的税赋，失去最大的源泉，而且蒋的独裁势力，将不可遏止地膨胀起来。一切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掌握上海财政的管辖权，既是宋财长的认识，也是武汉政府的认识；同时，这也是武汉政府派宋子文先期赴沪的初衷。从广州到武汉，北伐军每攻克一省，都要由财政部派出接受财政的人员，这是一个老办法了。从武汉到上海，改由宋子文亲赴上海接受财政，不能不说是一个特例。但是，在江浙及上海地区，“革命军阀”蒋介石势力太大了，影响也非同一般。一切的措施，都不足以与蒋的势力抗衡；何况已经采取的一些措施，还不能得到切实的落实，真是一件很令人可惜的事情。
其实，早在宋氏赴沪前一个多月，蒋就以南昌中央政治委员会名义，委任吴稚晖等15人为上海政治分会委员，并公开宣布由上海政治分会指挥一切。在政治措施之外，财政方面亦有许多切实的举措。从辛亥革命之后，蒋曾在上海滩上混迹了10数年。从上海黑社会，到工商金融巨子，蒋与之都有往来，或建有相当关系。蒋要争夺江浙及上海财源，不能不与江浙财阀及早接上关系。据此，早在1927年初，蒋就已经派政治密友黄郛、国民军总司令部经理处长徐桴潜赴上海，与陈光甫、钱永铭、虞洽卿等江浙财阀的领袖人物接上了关系，取得他们帮助筹款的允诺，并率先秘密借款50万元，开蒋总司令向江浙财阀筹款的先河。
可见，早在北伐军攻克上海之前，蒋对于江浙及上海财政的管辖权，不但有志在必得的举措，而且有切切实实的进展。然而，武汉政府及宋子文对蒋的这些秘密活动，不但一无所知，反而推派蒋的“政治师爷”吴稚晖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上海分会首席委员，不能不说是一个可笑的事情。而本应与宋一起赴沪主持工作的陈友仁、孙科，竟因事耽搁，不能就道，都说明武汉政府对上海方面的形势，缺乏应有的认识。何况，蒋的一切举措，都有强大的军力保障，比之武汉方面的坐而论道，自不可同日而语。以宋氏一个光杆司令，企图对抗蒋氏数十万大军，无疑是以卵击石。宋子文的上海之行，最终以失败而天折，正是一个合理的结局。
3月29日，宋抵达上海，当即设立财政部驻上海办事处，着手布置接收江浙财政事宜。上海这个地方，对于宋子文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4年以前，他从这里乘船南下，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钱庄经理!4年之后，他从这里上岸，已经是赫赫有名的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了。今天，宋财长重返故地，既有梦里依稀的感觉，更有荣归故里的满足，所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正是同样的道理！对于此行，尽管意识到会有各种困难；但是，他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上海是他的故乡，各方面都十分熟悉，是一个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么!
然而，宋登岸之后，就发现上海的形势，远非自己想象的局面。如果说，蒋、宋之问曾有过多次的冲突，但是从规模上说，那只是一些小小的接触而已；只有这一次，才是一决雌雄的决斗。其实，宋子文于3月27日才离开武汉，蒋介石就已于3月26日驾临上海，迅速宣布成立“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任命江浙财团的领袖人物、上海银行家陈光甫为主席。蒋声称将由该委员会领导江浙及上海财政。
武汉政府宣布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上海分会”，蒋总司令也成立了“上海政治分会”，上海滩上同时出现了两个国民党政治权力机关。现在，蒋总司令成立了“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宋子文也成立了“财政部驻上海办事处”。上海滩上同时冒出了两个代表国民党政府统一财政的机关，岂非咄咄怪事！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但武汉政府成立的“中央政治委员上海分会”，事实上只是一个空中楼阁；而且宋子文成立的“财政部驻上海办事处”，因为得不到江浙财阀的支持，也未能发挥任何真正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出现了两个政治分会，两个财政机关，但在蒋总司令与宋部长共同抵达上海的初期，双方都预留了转圜的余地，并没有一开始就将脸皮抓破。只是，此前的蒋、宋之争，总是蒋迁就宋氏。而这一次，却是宋迁就蒋氏了。抵达上海的次日，宋便登门拜访蒋总司令，商谈江浙及上海财政如何统一的问题。高傲的宋部长，也知道在蒋总司令面前“谦虚”了。
4月1日，汪精卫返国，在沪作短暂停留，并与蒋进行政治会谈。结果，在联共与反共问题上，双方争论激烈。耐人寻味的是，自始至终与会的宋子文，“沉默不发一言”，完全是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对于蒋、汪分歧，宋装得不以为然，以为：“凡政党每有意见参差之处，英美各国皆然，国民党员亦不能外此例。惟政见虽有不同，决不致分裂也。”其实，这正是宋子文的聪明之处。蒋是“有枪阶级”。整个的上海，都已在蒋的控制之下。不但统一上海财政的事情，要借助蒋的合作；甚至宋某人的生命安全，也离不开蒋的关照。“百无一用是书生”，秀才与大兵闹意气，说到底，是秀才吃亏。这个道理，宋博士不是不懂。
不过，蒋尽管对武汉政府大加鞭挞，对“左派领袖”汪精卫更是大发丘八脾气；但是，对于曾经在军饷问题上多次掣肘的宋部长，蒋则显得颇为优容，也颇为大度。经过宋的反复交涉，蒋同意由宋子文统一江浙财政，并于3月上旬颁发布告，表示“所有江浙财政事宜，应即交由财政部接收整理，以期统一。嗣后无论任何机关团体，对于财政概不得加以干涉，其对外一切契约行为，并由财政部办理。”
这真是一个原先没有想到的进展。其实，在没有与武汉政府完全决裂的情况下，与宋子文达成暂时的妥协，让宋子文继续为自己筹措军饷，对于蒋总司令来说，正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早在2月份，宋就向蒋作过承诺，每月为国民军筹饷1 300万元。在这张支票没有全部兑现的情况下，蒋不想让宋子文找到逃避责任的借口。同时，出于蒋的认识，宋确是一个理财专家。宋如果能发挥其所长，为己所用，帮助自己整理统一江浙财政，蒋、宋未免不可以长期合作下去。
蒋的“合作”态度，顿使宋如释重负。为此，宋部长公告天下：“本部长奉令接受江浙财政，现经设立驻沪办事处于民国路慈善救济会旧址，以资统辖。以后所有江浙两省中央直辖财政机关一切收入，应均扫数解交本处接受。其属于前江苏财政厅范围者，应解江苏财政处，属于浙江财政厅范围者，应解浙江财政处，概不得擅自拨支。”字里行间，可以看得出宋的自信与强悍。而且，无论是江苏财政处，还是浙江财政处，处长都是宋氏一个人。所谓“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十字街头★★
宋本以为： 蒋既已允为合作，一切的问题，都已经解决。所以，4月8日，发出了“本部长奉令接受江浙财政”的通知；4月9日，财政部驻上海办事处正式开署办公，中央银行筹备处亦在沪成立。宋同时规定： 一切国税收入应统行解缴设于中央银行筹备处内的财政部金库。宋并电谕武汉方面将江浙闽皖等省公文及税务文件，全部封寄上海办事处承办，以统一事权。一切都表明，江山已经坐稳了。
其实，这只是宋的自我感觉良好。事实上，蒋并不是一个健忘的人，一个多月前的事情，都还历历在目。徐桴的那份“我军命脉操在宋手”的电报，真是给了蒋一个振聋发聩的警觉。现在江浙打下来了，上海也打下来了，难道还能再来一次“我军命脉操在宋手”么?
其实，蒋允为合作，只是一个缓兵之计。我们不要忘记，这是发生在4月上旬的事情。而这个时候距中国现代史上一段最为惨痛的日子：“四一二事变”，只剩下几天了；距离南京政府成立，也不到10天。一切的布置，都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等到正式打响消灭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分子的第一枪，等到南京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宋的武汉政府财政部驻上海办事处，在上海滩上还能有立足之地么？到了那个时候，不但军队操之我手，而且政权亦操之我手。所谓“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这个道理，宋不会不懂。因此，蒋允为合作，这是蒋的自信，也是蒋的手段。
况且，尽管有蒋总司令允为合作，但江浙财团并不允为合作。在蒋的反共大旗下，整个的江浙财团，都表示支持蒋总司令。结果，蒋抵达上海不久，就从江浙财团那里拿走了300万元巨款，而宋子文抵达上海之后，从江浙财团那里没有借到一个铜板。4月中旬，宋曾反复向上海银钱业说明困难，恳请借款300万元。上海银行公会则藉此提出5项苛刻条件： 请国民政府财政当局宣布宗旨及维护金融业之方针；借款应请限定用于江苏，并须开示用途大纲；借款不能一次缴足，可分日缴齐；借款担保应由银团组基金保管委员会保管；保障旧欠之归还等。并要宋子文公开登报保证之后，才同意筹措借款。宋只得予以满足。直到4月17日，上海银行界始同意借款300万元，并通知宋办理第一笔100万元的签收手续。
但在这个时候，国内形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4月12日.蒋在上海及南京地区公开“清党”。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颁令，将蒋“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同日，武汉政府封存汉口中国、交通、广东、香港国民等银行现金400余万元，上述银行通电与汉口断绝往来。
宋子文进退维谷了。一方面，按照银行方面的条件，这笔300万元的借款，必须用于江苏，也就是说只能交给蒋总司令用，而蒋已被武汉政府宣布为“人民公敌”，宋如何可以公开资敌；另一方面，因南京、武汉已处于敌对状态，各地银行均与武汉方面断绝往来，这笔借款即使到手，已无法运至武汉，用于改善武汉政府的财政状况。既然武汉方面得不到了，当然不甘心让南京方面得到。于是，宋拒绝在300万元借款中的第一笔100万元垫款合同上签字。是日，根据武汉政府电令，宋并通知江苏财政处，与国民军总司令部军需处断绝一切往来。蒋大怒，指示由白崇禧签字后，将款解往南京总司令部军需处。
这是一个信号，既表明蒋、宋合作关系已经结束，也表明宋的利用价值已经失去。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日，南京政府任命古应芬为财政部长(由钱永铭代理)。在南京政府眼中，宋的武汉政府财政部长职，已经是“伪部长”了。20日，蒋宣布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在南京成立，陈光甫等上海商界的代表人物，出席了是日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会议作出发行2 000万元公债、续垫临时借款、接收江苏财政处等一系列重要决议。
南京政府与江浙财阀结成了新同盟，而宋子文则被淘汰出局。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召开会议的当天，一队“丘八”封闭了宋的武汉政府财政部驻上海办事处。不过，蒋是个有始有终的人。半个月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曾颁发布告，表示一切财政事宜交宋的财政部办理。朝令夕改，蒋不能不对这件事有个交代。4月25日，南京政府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分别发表布告，进行解释和纠编，称：“关于江浙财政，曾经布告归财政部直接办理，原冀其责有专成，在此最短时间中，得积极整理，不意近来故障迭生，长此因循，何以为政。现国民政府已建都南京，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亦已正式成立，所有江苏财政，嗣后应由该委员会负责办理。”这是南京政府的布告。总司令部的布告更声明：“此后江浙两省，关于财政上用人行政及一切筹借款项各事宜，统归各该省财政委员会负责办理，以一事权，无论任何军队团体，不得加以干涉。”次日，南京政府秘书处宣布，所有以往财政部通令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前发布告与南京国民政府布告抵触者，应即撤销。不但新债不得发生，而且须偿还旧债。所谓“矫枉必须过正”，正是一个合理的逻辑。
宋在上海的处境，真是一脚悬空，有点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了。南京政府已经把他看做“伪部长”，当然是什么事也做不成了；武汉政府虽把他看做真部长，但什么事也帮不上忙了。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忙忙碌碌的宋部长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闲人。从4月下旬财政部上海办事处被关闭，到7月上旬离沪赴汉，其间近3个月，是宋子文一生中最为痛苦的一个阶段。
事实上，宋完全是一个西化的人物。就其政治认识及党派信仰而言，脑子里装的，都是美国人玩的那一套，不外是： 议会政治，专家治国，党政分轨运行，军人远离政治等等。以这样的政治价值观念来看待南京政府的成立，宋博士当然要对蒋总司令说“不”了。此间，宋会见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赫贞，痛心疾首地说： 国民革命的主旨是以党治军，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现在都完了！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全都被推翻了！美国记者文森特.希恩到上海采访宋子文，宋亦直言不讳地说： 尽管他讨厌诸如劳工煽动罢工等群众运动，然而他认为南京政府只是一种改头换面的个人独裁政权；武汉尽管有共产党人，但仍然代表了国民党纯洁的传统。在宋子文看来，成立南京政府，不但是对国民革命的反动，更是对其政治理想的炮击。
宋的财政部长，已被南京政府开革了；但宋的利用价值，并没有被蒋介石看轻。为了拉拢孙夫人宋庆龄，为了与宋氏家族结成政治联盟，甚至也为了赢得宋三小姐的芳心，都不能不借重宋子文。不过，蒋总司令很清楚，像宋子文这样的人，出身名门，青年得志，仕途一帆风顺，所谓宗室骄恣，桀骜不驯，正是这些家伙常有的毛病，不能不给他一个切实的教训。先抑后扬，先打后拉，这是谋略家的老办法么!
但是，宋并不是一个轻易就范的人。早在南京政府筹备时期，蒋就曾派人邀宋到南京出席中央执监委会议，只是武汉政府强烈抨击这个会议，宋是“拥汉派”，南京的会议当然去不得。财政部上海办事处被查封以后，武汉政府曾派人赴沪，劝宋返回武汉，但遭到宋蔼龄、孔祥熙的强烈反对，他们说服宋子文与蒋介石进行合作，就连母亲也对儿子的安全，表示深深的忧虑。
就像一只猎物，已经钻进了猎人的套索。蒋总司令开始对宋子文这只猎物收紧套索了。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上海各军政治部主任兼特别军法处长陈群，都是有名的恐怖人物，上海人民送给他们一个恰当的绰号：“狼虎成群”。5月问，“狼虎成群”盯上了宋子文。宋在上海期间，住在法租界莫里哀路29号。这是一幢花园式别墅，是当年几个旅美华侨购置之后，送给中山先生与庆龄的。但是，宋子文发现在房子四周，一些彪形大汉转来转去。宋每次出门，他们都用泛着绿光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宋子文，这使宋十分紧张，也十分恐惧。甚至连匿名恐吓信，也送进了莫里哀路29号。宋读了这些信，只觉得后背冒出一阵阵寒气。
当时，对于宋的处境，美国记者希恩曾作了这样的报道“他的住宅一直受到特务的监视(这栋住宅从建造以来，白天黑夜每时每刻都在监视之下)，这使他心情十分紧张。他不敢走出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因为中国这个城市无处没有蒋介石的士兵。他们转眼就把他抓走。如果被他们抓走，那就只有两条路： 要么当财政部长，要么坐牢。”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是一个万人瞩目的高官，但高傲的宋子文并不想当；至于做阶下囚的味道，当然也不是宋子文所愿意品尝的。
在这种情势下，深居简出，只能是宋的选择。可是，宋不是个修身养性的人；况且，一个人住在莫里哀路的空房子里，真是无聊极了。大姐蔼龄的房子，在西爱咸斯路。母亲与美龄的住所，在西摩路。这是宋子文常去的两处地方。不过，每去一次，遇到大姐，都要被“洗一次脑子”，这是他最感矛盾的事情。
对于大姐的劝告，宋子文提不出反驳的理由。大姐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也许还是一个政治市侩。不过，不能不佩服，她对于问题的剖析要比子文深刻得多。在大姐看来，蒋总司令虽是政治上的一个暴发户，南京政府也可以说是一个独裁专制的军阀政府；但是，蒋是一个实力人物，不但军队在他的手中，上海的商人也站到了他那一边。宁汉之争，蒋汪之战，从实力的角度看，稳操胜券的，无疑是蒋总司令。“胜者王侯败者寇”，在历史的教科书上，未来的武汉政府，只是一群草寇罢了!
并且，宋子文对于武汉政府领导下的民众运动，也从心里表示厌恶。他曾说过：“事实是，我不是一个社会革命者。我不喜欢革命，不相信革命。如果劳工政策使所有商人和工厂老板吓得不敢开业，我怎么能平衡预算或者使货币流通呢?”
但是，从国家法统的角度看，宋子文不能不承认，武汉政府正是南方政府的一个继续，“武汉尽管有共产党人，仍然代表着国民党的真正传统”，这不但是他的认识，也是当时大多数国民党人的认识。只有武汉政府才有资格代表国民，也才有资格继承国民党的法统。从政治道德方面说，他不想被人看作革命的叛徒；况且，他对蒋的蔑视民主、独断专行的军阀作风，实在不能认同。从蒋的政治道德与作风，到蒋的政治手腕与气质，他觉得他们之间差异太大了，实在没有弥合的可能。
宋子文的处境，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源远流长的宋氏家族★★
《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有一句名言：“但凡家庭之事，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年轻时看到这里，以为这不过是小说家言，作不得数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更事多，阅历渐深，这才知道大家庭的事，并不简单。在传统的宗法社会里，一个大家庭，其实就是一个小社会；因相互间亲疏及利害关系的差异，以此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当然也就有了“风气”之争。所谓“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的确不是一句诳语。在.1927年的那个夏季，宋氏家族成员中，就刮起了一场“风向”危机。
如果纯以“风向”划线，宋家政治上崛起于南方政府时期，原本刮的是一场“西南季风”，从宋庆龄到宋子文，再到孔祥熙，都曾在南方政府中负有重要责任。但是，到了宁汉相争时期，以宋蔼龄为首“拥宁派”家族成员，强烈主张与南京政府合作，宋家又刮起了一股“东南季风”。从此，一股是以宋庆龄为首“西南季风”，一股是以宋蔼龄为首的“东南季风”。宋家两大“季风”之问，围绕着“拥宁”还是“拥汉”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季风大战。
宋家爆发的这场政治风向危机，并不让人感到是一个意外。作为南方政府的“第一家族”，这正是他们所必须支付的一个政治代价。自从孙中山第三次在南方开府以来，从宋庆龄，到宋子文，再到孔祥熙，纷纷走上政治舞台，在政治上负了那么大的责任，具有那么大的影响，任何政治势力，要想在孙中山之后的南方政治舞台上扮演一个重要角色，都不能不想到要利用宋家的力量。况宋家并不是铁板一块，因其成员间的价值观念取向不同，也就有了不同的政治倾向。而蒋正是在得到宋家新掌门人宋蔼龄的支持之后，才决定在石头城上扯起“龙旗”，与武汉政府分庭抗礼的。
因此，宋氏家族的政治危机，不但是国民党高层政治危机的缩影，也是宋氏家族成员政治价值取向上的差异。所谓“一树之果，有酸有甜；一母之子，有愚有贤”是也。蔼龄与庆龄两姐妹政治立场的对立，正是蔼龄的市侩气质与庆龄的理想主义气质的恰当反映，是两姐妹不同的人生历程的赐予。
在宋家的这场“季风”大战中，子文成了被蔼龄与庆龄两个姐姐互相争取的重要对象；事实上，也成了被宁汉双方竞相争夺的重要猎物。本来，蒋家要与宋家结盟，打的是一副多米诺骨牌，先将第一张牌宋蔼龄推倒，次第宋美龄、宋子文、宋庆龄。此前，宋家大小姐蔼龄已经转舵了，宋家三小姐美龄也已转舵了7，下一步，就是争取宋家大少爷宋子文“易帜”了。
然而，争取宋子文“易帜”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无论是蒋总司令的“狼虎成群”，还是大姐蔼龄的“洗脑筋”，都不能让有点倔头倔脑的子文屈服。不过，子文尽管没有转舵的表示，但他也做不到像二姐庆龄那样，对蒋氏背叛国民革命、屠杀中共党人及革命民众的罪行，进行无情的揭露与鞭挞。显然，宋子文处在一种彷徨不决的两难境地，与南京政府合作，显然有其顾虑；复归武汉政府，亦非心甘情愿。
有意思的是，如果纯就政治立场而言，这个时候的宋氏三姐弟，正好代表了国民党内左、中、右三大政治势力。蔼龄代表了国民党右派势力，明确表示支持南京政府，拥护蒋介石的反共清党政策；庆龄则代表了国民党左派力量，明确表示支持武汉政府，坚决执行和捍卫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大政策，主张与国民党右派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从而成为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与中坚，也成为中国人民的良知与榜样!
在很大程度上，宋子文显然代表了国民党中间势力。在国民党左、右两大政治势力的斗争中，这些人大都处于一种彷徨、动摇的矛盾状态。一方面，忧于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要他们继续忠于武汉国民政府，已非所愿！另一方面，因不满蒋介石的军人独裁统治，要他们转舵与南京政府合作，亦非所愿！正是在受到工农运动与军人独裁统治两面挤压的情况下，以宋子文为代表的国民党中间势力，在宁汉对立的初期，大都处在进退维谷、左右徘徊的游离状态。
宋子文由国民党左派立场退步到中间势力阵营，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性格的反映。既敌视工农运动与工农革命，亦反对军阀政治与军人独裁；希望能在工农革命与军阀政治的夹道中，走出一条美国式的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道路，这就是宋子文的政治理想与追求。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心理性格的层面上分析，宋子文所以不肯屈服于“狼虎成群”的恐吓，亦不肯转舵与南京方面合作，除了政治立场的差异之外，也还有着高傲自负、崇尚气节的心理因素。
在国民党政坛上，说到宋子文的政治节操，尽管人言人殊，不尽一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比起孔祥熙等皇亲国戚及汪精卫等政客作风来说，口碑要好得多了。一方面，这是宋子文的自负其才与自负其智，眼睛长在额头上，才智等而下之的，自然难入他的法眼；另一方面，这也与宋子文的家庭出身及所接受的教育有关。
宋子文的父亲宋耀如(嘉树)，是一个集冒险家、传教士、商人、革命党等多种身份于一身的传奇人物。也许我们可以为他老人家再加一个头衔： 伟大的家庭教育家！正是这位老先生在子女中，亲手调教出了两位第一夫人，一位首相夫人，一位首相；即便是最不争气、最没出息的两个小儿子，也都成了大财团的老板。以致这样一个家庭，在中国现代史上，成了赫赫有名的一代家族王朝。
事实上，宋家的兴起，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考察其外因与内因： 一方面，它是20世纪中国政治演变过程中所提供的一种特殊机遇；另一方面，也是植根于其久远而深厚的一种家族传统。“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这是老子的哲学，也是历代王朝得以成功的经验，何尝不是宋家得以崛起的写照。
司马迁在考察三代及秦国之兴的历史渊源时，曾写道：“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一朝之兴如此，一家之兴亦不能例外。
中国是一个十分重视家族传统的宗法社会。宋耀如出身于海南文昌县的一个韩氏家庭。这是一个有着独特家族传统的大家族，其先祖可上溯到战国时代的韩国君主。秦灭韩，国破家亡，韩公子虽谓之天潢贵胄，到了这个时候，也只能“下岗”，归入失业大军，另谋生计了。据说，一位公子最终选择了以货殖为业的道路，且世代相袭，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下海经商了。
从商，在一个充满了商业气味的现代社会，当然是一个不坏的选择。中国几千年来是一个崇尚读书做官的社会。一个人，即便经商发财，成为亿万富翁，也不能看作是人生的成功。有了机会，还是要做官，这是许多韩氏子孙梦寐以求的选择。于是，10世纪的北宋时期，韩氏远祖韩琦因戍边之功，被封为魏国公，这可以被看作是韩氏家族的一次昙花一现的光荣！随着金人的南侵，北宋的衰亡，韩氏家族甚至连世代聚族而居的河南安阳也蹲不下去了，不得不举族南迁，千里历险，到达广东廉州地区。12世纪末，韩氏族人韩显卿更是冒险渡过琼州海峡，进入被称为蛮荒之地的海南岛文昌地区，开始了韩氏家族的拓荒经历。从而在韩氏家族的血统中，注入敢为天下先，勇于冒险开拓的进取气质。
16世纪以后，以冒险家的拓荒精神，从事海外经商活动的历史，已经成为韩氏家族的一种传统。一代代人漂洋过海，相继向南洋岛国、夏威夷、南北美洲、欧洲各地进军，演绎着一个个海外拓荒历险记的传奇故事。到了子文的祖父韩鸿儒这一代，海外拓荒历险的热度有所淡漠，毕竟成功者虽有，而失败者居多。相对于祖辈来说，祖父是一个变化。他不再迷恋于海外历险，而是极力推重儒家的价值规范，为人宽厚，急人所难，热心公益事业等。与其说祖父是一个商人，不如说祖父是一个社会慈善家来得恰当。其实，商人从事慈善活动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快地发展商业，祖父偏偏忘记了这一点。结果，出入不能平衡，中年以后即耗尽祖传积资，跌入贫病交加的窘境。
不过，祖父的努力，并没有完全付之东流。从宋庆龄的身上，正可以看到祖父的深刻影响。不但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是一个影响了几代人的伟大慈善事业，从而把祖父推重的慈善活动，推向了一个极致；而且宋庆龄一生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又何尝不是一个更高意义上的“慈善事业”。从韩鸿儒到宋庆龄，这正是一个隔代遗传的现象。
当然，从经商的角度看，祖父的经历，不能算是一次成功，只能是一次惨痛的失败。祖父的失败，对于父亲来说，留下的不只是痛苦屈辱的回忆，也还有贫困交加的生活，更有对先辈传统的重新审视与总结。祖先的光荣与祖父的失败，从此刺激了父亲重蹈先辈之路的强烈欲望。祖父对于先辈是一个反弹，父亲不得不对祖父再来一个反弹。为了让后代重新回归家族传统，祖父的失败，正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反面教材。这是一个家族在保持固有传统时，所必须支付的代价，也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不断完善过程。
矫枉必须过正。父亲对于祖父的否定，就是在9岁那一年，他与哥哥一起，义无反顾地远涉重洋，前往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3年后，再从爪哇岛随堂舅前往波士顿，并改姓宋氏，开始了在美国拓荒的艰苦历程。直到1886年1月，宋耀如以一个美国南方卫理公会传教士的身份回到上海。此前，他已经在印尼及美国度过了15年令人难以想象的传奇生涯。
加入基督教会，从事传教活动，对于深受儒家传统影响的韩氏家族来说，当然又是一个反弹；不过，从乐善好施，急人所难，拯救众生的最高教义看，未尝没有相通之处。即便如此，家族的“货殖”传统，仍然是不可战胜的。1892年，宋耀如毅然辞去教会职务，转而从事实业，并通过翻印及出售包括《圣经》在内的各种书刊，经营面粉厂等，很快成为一个富有的商人。
一边向家族传统回归，一边为家族注入新的活力： 民族意识。宋耀如从返国传教到从事民族工商业，多少证明了这一点。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传统是一种放大了的家族传统。因此，当宋耀如结识孙中山之后，很快成为一个秘密的革命党人，在我们看来，这并不是一个让人感到惊奇的选择。事实上，革命党人的冒险经历，正与韩氏家族那种拓荒历险的气质相吻合。而且，正是通过这次冒险活动，宋耀如不但与大批革命党人成为好友，而且使他的众多子女先后融入革命党人的队伍，从而奠定了宋氏王朝的基石。
王者的霸气，商人的精明，冒险家的勇锐，敢为天下先的拓荒进取精神等等，这都是韩氏家族血液中的重要遗传基因。从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 宋子文的那种高傲自负的霸气，那种善于理财的精明，那种大刀阔斧地扫荡旧制的改革精神等等，除后天的因素之外，正是得自家族传统的深刻影响，并非都是无源之水与无根之木。
★“子文”者，志于孙文也!★★
宋耀如一生的经历，实在不简单，也实在是了不起。从冒险家到传教士，从经商到革命，一步步走来，无不有非凡的业绩。然而，就宋耀如一生事功而言，最具不凡业绩的，还要算是他在家庭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这既是宋耀如一生中的最大冒险，也是宋耀如在“商业”上的最大投资和最大回报。
宋耀如一生研究家庭教育艺术，不能不承认他有许多开风气之先的教育理念。其中一条，就是重视名人教育效应，毫不隐讳地要子女们以名人为榜样，学名人，追名人，做名人，成为名副其实的名人“追星族”。100年前，宋耀如就能有这样的“追星”意识，真让人叹为观止。从宋耀如为几个子女所取的名字中，便可见其用心之深。大小姐取名“蔼龄”，原为“爱琳”之意，即“热爱美国总统林肯”的意思；等而次之，推而广之，二小姐庆龄：“庆贺林肯”；三小姐美龄：“赞美林肯”，都是林肯总统的“追星”一族。
子文生于1894年12月4日。这是宋家的长公子，英文名字是早就想好了的，叫“保罗”，自然是希望孩子能像圣徒保罗一样，在中国大力弘扬基督精神；至于中文名字？父亲想起这一年与孙文相识的经过，深感孙文宣传的民主革命思想，实为挽救中国之良药，此人当不愧为民主革命之先行者、“中国林肯”的化身，可敬可佩！于是，宋耀如决定为孩子取名“子文”，即“立志做孙文一样的人”。
有一个“追星”的名字，当然还要有一个“追星”的手段。“沐于大麓，烈风雷雨而不迷”，不能不说是一个现代的教育思想。用孟夫子的话来解释，亦即：“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意思。不过，对于孟夫子的教育思想，宋耀如有自己的理解。这就是“不计毁誉，务必占先”8个字。道理并不难理解，只有人迹罕至的绝巅之处，才有最为奇绝的风光与宝藏，只有捷足先登者，才能有最大收获。如果事事都落得别人后头，自然所得甚微。这是宋耀如一生冒险，甚至以生命作赌注，所得到的人生经验的结晶，也是韩氏家族一代代人生命不息、历险不止的传统性格。同时，美国人那种天性崇尚个人创造、独立进取和酷爱冒险的民族精神，也对宋耀如的家庭教育思想产生了重要启不。
敢说敢做，说到做到，反对坐而论道，尽放空炮，正是一切伟大的冒险家的人生哲学和固有性格。就教育子女而言，宋耀如的手腕，宋耀如的功夫，真是让中国的父母亲闻所未闻，大开眼界。狂风来了，暴雨也来了，人类躲进了房子，连动物也钻进了洞穴，父亲却带着子文等几个孩子，昂然进入狂风暴雨之中，经受着恶劣自然条件的考验。为了锻炼自制、忍耐、坚韧不拔的气质，父亲甚至与孩子们一起进行禁食活动，学会如何在饥饿面前，驱散食欲，保持体力，锤炼意志，增强绝境下的生存能力。
然而，父亲并不是简单地进行“饥寒交迫”式的训练，否则，北极熊就是最好的冒险家与革命党人了。事实上，为了培养孩子的爱国情感与民族意识，父亲不放过革命党人发动的任何一次政治活动。1904年4月30日，上海市民在张园举行拒俄爱国大会，1905年5月上海市民开展反美爱国运动，10岁的子文及姐姐蔼龄、庆龄，都曾被父亲带去参加，一起高唱《爱国歌》，散发爱国传单，亲历那种充满爱国情怀的壮观场面。为了向遭受迫害的美国华工表示声援，子文曾与庆龄采取联合行动，毫不犹豫地将美国玩具丢进家中的垃圾桶。父亲的心血，总算没有完全白费。30多年后，子文坚决主张对日抗战，到底没有辜负父亲的希望。
但是，在这个家庭中，爱国并不表示着排斥外来文化。孩子从小所迷恋的，除了爱国歌曲之外，还有那些美国南方的田园牧歌，那些美国式的英语故事，以及美国社会文化的熏陶。家里的日常会话，大都用英语进行。坐落在上海虹口地区的这处房屋，在100年前，称得上是上海的“英语角”。父亲甚至还和孩子们共同创办了一份英文小报《上海儿童报》。社长当然非父亲莫属，蔼龄任主编，庆龄任编辑，子文、美龄及两个弟弟，文字功力太差了，只好退而求其次，先从美编当起，画画是儿童的天赋么！不过，子文有时兼小报打字。老实说，具有如此英文学习氛围的家庭，不但在100年前的中国，是一个奇迹！即便在今日，亦不多见。
父亲的远见，实在让人赞叹；父亲的教育艺术，同样让人敬仰；父亲的教育方式，完全是大师级的水平。他请人从美国购买了大量的英语儿童读物，这都是孩子们爱读的；不过，更让孩子爱听的，是以父亲的传奇经历为蓝本的围炉夜话。在那些娓娓道来的英语故事中，孩子们度过了一个个充满无穷遐想的不眠夜晚。“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也许就是在这种平凡而日常的生活中，孩子们对大洋彼岸的那个国家，渐渐地由陌生而了解，由了解而熟悉了。
父亲的目标，是要把孩子一个个送到美国，接受现代文明的教育。蔼龄还在15岁时，就已经只身上路了；接下来，庆龄、子文、美龄，一个个都会去的。那里是父亲成长的地方，当然也是孩子们成长的地方。对于子文来说，从阅读会话，到日常生活，再到社会交往，差不多已经美国化了。在大上海，在虹口乡下的那所宋氏别墅里，不但是一个“英语角”，而且是一个“美国角”。就是在这样的特殊氛围中，子文对英语的熟悉程度，已经超过了对母语的熟悉程度。
父亲是一个爱国者，他曾经不断地鼓励和督促孩子学习中文，掌握母语；但是，父亲并不是一个汉语言文学方面的教育家，他很难在这方面有杰出的贡献；事实上，父亲的中文与母语并不出色，对孩子们难以产生深刻的影响。这是父亲的遗憾，当然也成为孩子们的遗憾。
父亲不是一个重男轻女的家长。男孩子与女孩子，在父亲的眼中，都享有接受教育的同等权利。子文是父亲的长子，但在教育投入方面，并不比两个姐姐享有更多的特权。100年前，中国还是一个封建王朝的国度。父亲能有这样的认识，是十分难得的。一切的一切，都充分说明，在这个家庭里，产生了两个第一夫人，一个首相夫人，是一个符合逻辑的结果。
不过，子文究竟是男孩子。因此，在子文的身上，也就多了一重社会责任。在父亲的眼里，子文要额外经受一些磨练，多吃一些苦，是免不了的。至少，在子文、子良、子安3个男孩子中，子文是受到父亲特别熏陶的一个。结果，在宋氏家族中，子文的影响虽比不得庆龄与美龄，但也还算有些出息；至于小儿子子良和子安，或许是受到父母的特别疼爱而有所放纵吧，只能算是典型的纨绔子弟。在宋氏家族的这棵参天大树上，他们只是两颗变得又酸又涩的果实。
从学校那里，子文所接受的教育，与两个姐姐走的不是一条路子。蔼龄与庆龄，甚至后来的美龄，都是从小就进入马克谛耶卫理女校，接受从小学到中学阶段的教育，毕业后赴美，进入大学阶段的学习。但是，上海有一所卫理女校，却没有卫理男校。子文的学习，不免受到一些影响。父亲只能通过聘请家庭教师，对子文进行基础知识的教授，然后送进上海圣约翰大学，先读预备班，再读大学班。
圣约翰是所在美国注册而在上海开设的教会学校，算得上是美国教会的一块“飞地”。学校的宗旨，当然是传播宗教信仰，同时兼授科学文化知识。认真地说，以中国学生的智商衡量，子文的智商并不是很高，当然也谈不上特别聪明。但是，或许是由于在性格上受到家族传统影响，或许是由于父亲的言传身教特别得法，子文的进取精神很强，学习也很认真。即使如此，子文的各门功课，也谈不上特别出色；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数字的记忆，似乎有一种特别的诀窍，这大概就是他后来选修经济学，并成为一个理财专家的客观因素吧!
给人印象深刻的另一个方面，是子文平时的说话，多少有点口吃，一切都显得缺少语言天赋，当然更谈不上有演讲天才。而且，子文的个子也不算高，在当时的教会学生中，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矮子。从子文身上，一切都看不出有什么政治家的天赋，也看不出有什么外交家的优势。但是，偏偏子文喜欢上台讲话，甚至能运用中、英文两种语言讲演。越是具有挑战性的领域，越是能激发子文的学习热情。家族的那种自强不息的深厚传统，不能不让人感到赞叹!
圣约翰大学的教学方式和校风，基本上是美国式的，这对于子文后来赴美学习，当然是一个恰当的过渡。不过，对于子文而言，圣约翰给他带来的最大收获，是结识了一大批志趣相同的校友，为子文进入政界、金融界及外交界，准备并集结了最初的班底。老资格的政界元老颜惠庆、王正廷，著名的外交界长才顾维钧、施肇基，后起的财经界新秀俞鸿钧、严家淦，江浙财阀的领袖人物陈光甫、刘鸿生等，都是宋子文圣约翰大学时期的先后校友，对宋子文未来的政治生涯，助力颇大。
1912年，宋子文结束了圣约翰大学的学业，走上了赴美留学之路。这一年，他虽然只有18岁，但在宋氏家族赴美留学的大军中，已经是一个落伍者。以次序而论，最早的是大姐蔼龄，1904年就孤身一人越洋求学。步其后尘的，是庆龄、美龄。等到子文赴美时，蔼龄已经学成回国多年了。以年龄而论，美龄赴美时11岁，蔼龄、庆龄赴美时差不多都是15岁。在宋氏家族中，子文算是能干的了，但比之宋家的女将，只是一个无能之辈。
不过，父亲也许另有打算。子文赴美虽然晚了一点，但父亲为他选择的却是哈佛大学。这是一座以“名人的摇篮”著称的有名学府，以培养名人为己任的父亲，选择“名人的摇篮”来培养子文，不能不说是一个合理的抉择。为了子文的前途，要上就上全美最好的学校，这是父亲的远见卓识。
其实，对于父亲的抉择，子文丝毫不感到意外。对于父亲来说，哈佛大学所在的波士顿，不仅是一个著名的大学城，同时也是父亲居住多年的故地。12岁时，父亲登陆北美大陆的第一个城市，就是波士顿。对于那里的一街一巷，一树一景，父亲无不怀有很深的感情。事实上，从一次次的围炉夜话中，子文早就感受到了父亲的怀旧情绪。现在，18岁的子文，即将沿着父亲的足迹，去重温父亲的旧梦，正是一个充满着浪漫色彩的新传奇。
虽然有父亲的熏陶，但子文的性格，比较地还是喜欢循规蹈距，不是那种刻意追求离经叛道效果的个性。因此，在哈佛的学习生活，多少有些沉闷与索然。好在留学哈佛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子文与其他中国学生一样，都很关心这场战争。为此，子文曾撰写《欧洲战争和中国的对外关系》一文，发表在《留美学生月刊》上。这是子文第一次站在世界外交的角度，系统地阐述中国可以选择的外交政策。20年以后，子文进入中国的外交领域，在大国之间折冲尊殂，纵横捭阖，不能不说是得力于哈佛的训练。哈佛的这种开放与严谨的校风，对于子文来说，正是受益匪浅。
最初的学习生活，真是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不过，到了第二年秋天，子文在学习之余，多了一重照顾美龄的责任。蔼龄、庆龄先后学成归国，美龄遵从父命，离开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转学到波士顿近郊的韦尔斯利文理学院就读，以便子文就近监护。在家中，美龄是一个调皮的孩子，对于子文的监护能力，当然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好在美龄尽管调皮，但很听“宋子文这位兄长的话”，与人交谈时也经常自豪地谈到大哥子文。那个时候的兄妹之间，真是手足情深。谁能想到30多年后，他们会成为一对冤家对头哩!
子文的学习，依然很努力。1915年，哈佛学习期满，各门功课平均得分为“B”，并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
从哈佛毕业后，子文没有马上回国，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子文不满足于经济学硕士的头衔，有意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第二，这个时候，美龄尚未毕业，负有“监护”责任的子文，当然不敢抛下小妹，独自一人返国。经过一番权衡选择，子文先到纽约华尔街花旗银行谋了一份工作，然后前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听课，攻读经济学博士课程，属于“边打工，边读书”的勤工俭学一族。
子文在华尔街的工作，并不复杂，替华侨办理向国内汇款的事宜。工作本身谈不上多么重要，但子文看到华侨在汇款过程中，那样小心翼翼地处理公司或家庭的财务问题，不但是一个熟悉国际金融业务流程的机会，也进一步看到了金融业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这对于他后来归国投身金融业，并在出任国民政府财政大臣后，谨慎地制定财政经济及金融政策，起到了极好的预警作用。
两年后，子文如期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文凭，美龄也同时从韦尔斯利文理学院毕业。于是，子文与美龄一起，离开美国返回国内。这是发生在1917年的事情。
★失恋季节： 一个老掉牙的爱情故事★★
子文赴美留学5年，其间，宋家发生了两件婚姻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孔宋联姻。3年前，大姐蔼龄与北方商人兼革命党人孔祥熙博士结婚。这是一对平淡无奇，缺少个性的婚姻，但父亲宋耀如及母亲倪桂珍却颇感欣慰。子文、美龄返国时，正是孔祥熙返回北方，一边经商赚钱、一边相机开展革命活动的时候。蔼龄嫁夫随夫，跟随她的白马王子孔祥熙，赴山西太谷相夫教子去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对平淡无奇的婚姻，后来会在中华民国史产生那么多的轰天大案。
第二件大事，是孙宋联姻。2年前，二姐庆龄与革命领袖孙中山博士结婚。这是一桩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及宋氏家庭中都曾引起强烈地震的传奇婚姻，不但对宋氏王朝的崛起，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更在中国现代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子文、美龄返国时，正是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成立中华民国广东军政府的时候。二姐庆龄亦是嫁夫随夫，跟随孙中山南下护法去了。
于文离国5年，想不到在返回国内时，两个姐姐都已是名花有主，一个成了商人妇，一个成了领袖妻，子文多少有些失落的感觉。不过，对于子文来说，返国之初，最重要的还是选择什么样的职业。这个时候，虽然有大姐夫在北方经商，二姐夫在南方革命，但子文都还没有“借光”的意思，也许子文觉得北方与南方，都不是自己的用武之地吧。子文决定留在上海，单枪匹马打天下。
子文的第一个选择，是投靠盛氏家族，到汉冶萍公司上海办事处任秘书。汉冶萍是一家有名的大公司，经营煤矿、铁矿及钢铁厂，创办人盛宣怀是清末有名的实业家。不过，严格地说，盛宣怀的真实身份是买办官僚，最初在李鸿章幕下，协助办理洋务；不久出任轮船招商局会办，进而创办电报局及华盛纺织总厂等，利用官商督办及官商合办形式，垄断洋务企业。李鸿章所办的轮船、电报、纺织等企业，差不多都交给盛氏控制。盛宣怀所扮演的角色，以现代的官职类比，大致相当于“外经委主任”一类。
1896年，经张之洞奏准，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并开始筹办芦汉铁路；1898年，进一步创办萍乡煤矿。1908年，盛宣怀将汉阳制铁厂、大冶铁矿及萍乡煤矿等三家著名公司，合并成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名为商办，实权仍操之盛氏手中。盛先后出任工部左侍郎、商约事务大臣、邮传部尚书等要职。在清末政坛上，是一个脚踏官商两界的大官僚与大买办，声势煊赫一时。
子文能够进入汉冶萍公司，是因为宋家与盛家有一段很深的渊源。为修筑中国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盛宣怀与宋耀如曾有过交往。倪桂珍早年曾在盛家当过一段时间的养娘，这是介于家庭教师与乳娘之间的一种特殊职业，职责是替官宦或富豪之家看管孩子。有这层关系，子文归国后，很自然地想到把汉冶萍公司作为就业的首选对象。
但是，这个时候的汉冶萍公司，大权早巳到了“二世”盛泽丞的手上。所谓“汉家自有制度”，盛氏家族从事官僚买办数十年，久受官场侵淫，早已形成一套办事陋习： 经商即做官。一天之中，总经理只在下午抽出一点时间，到公司总经理室坐一下，接见各部门主管，交办或处理一些重大事务。至于一般的日常工作，大都由秘书代拆代行。据此，公司对秘书的要求，不但要懂得英文，能与洋人打交道；而且要年轻能干，懂得策划全盘业务。于是，秘书的权力，往往也就很大。这就给了子文一个上下其手，大展其才的机会。
本来，汉冶萍公司的生意，虽然做得很大，但由于长期处在垄断地位，又有官家罩着，自然用不着担心有谁来抢饭碗。因此，企业内部的各项管理，始终不能走上轨道，尤其是财务账目极为混乱。宋秘书挟哈佛大学的现代管理理念，上任伊始，便从整顿财务抓起，建立了一套制度；次及日常管理工作，都不免有所起色。盛家管理的汉冶萍公司，尽管是一条“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然而，秘书的权力，在主管的纵容下，是可以上下其手的。子文又是新来乍到，一切都可以毫无顾忌，横扫陈规旧习，将习惯推诿疲塌的大小“官僚”，打了个措手不及。一时间，汉冶萍的业务运作及财务管理，居然被他弄出了一个头绪，工作效率大有提高。盛总经理看了，大为激赏。
一个新潮而又传统的爱情故事，从这里开始破题了。故事缘起于盛总经理有一个妹妹，叫盛谨如。盛小姐排行第七，人称盛七小姐是也。据说，盛七小姐是上海滩上有名的美人，聪明伶俐，貌相出众，性格开朗，举止大方等，一切大家闺秀的传统美德，几集于盛七小姐一身。盛家固属封建官僚家庭，但因久办洋务，颇受外化，所谓近洋者洋，头脑并不僵化。在子女教育问题上，当然也不能落伍。以久居深闺的七小姐而言，不但要会玩几手琴棋书画，也要以能学几句洋泾浜的洋场英语为时髦。这也算是当时的一种时代潮流吧!
宋子文自出任“盛总”秘书后，免不了日夕在盛府行走；而源于有宋老太太曾在盛家内府打工那一段经历，盛家的内眷似乎对子文并不避讳。久之，不但子文的机敏干练让盛七小姐暗生好感，且子文的一口纯正漂亮的英语更让盛七小姐好生羡慕。于是，七小姐向当总经理的哥哥提出，由子文帮她学习英语。这算什么难事哩！盛总一口答应了，当即邀子文兼任家庭英语教师，每天抽一点时间，教七小姐英语。在子文而言，这又算什么难事哩！宋秘书欣然答应了。盛家哪里想到一场波澜由此发生。
从此以后，一个是倾心地教，一个是专心地学，不用说，七小姐的英语，是大有长进了。而且，年轻英俊的宋秘书与花容月貌的七小姐，天天名正言顺地在一起，耳鬓厮磨，四目相对，一教一学之余，不免都暗生爱恋之心。老实说，这个时候的宋子文，正是一个多情又多油的翩翩公子；而久处深闺人不识的盛七小姐，也早已到了情窦初开、含苞欲放的花季之龄。套用王实甫《西厢记》中的一句台词，正是“郎才女貌合相仿”。于是，崇尚“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的子文，大胆而热切地向七小姐求婚了；七小姐哩！虽多少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其实却是满心欣喜地接受了。
宋子文与七小姐私相授受了，但以盛氏这样一个有名的钟鸣鼎食之家，如果没有“媒妁之言”，是全不算数的。于是，宋子文商请汉冶萍公司的主任秘书蒋慰仙正式向盛家提亲。此时，盛宣怀已死去多年，盛家儿女辈的婚事都操于盛府的“贾母”——老太太庄氏之手。蒋秘书是常州武进人，盛宣怀的小同乡，在盛府行走有年，称得上是盛家的“老奴”，不但与盛家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头头脑脑都很熟悉；而且在盛老太太那里，也是什么话都可以说的。
也许是蒋秘书对盛家的底细太了解了，也许是蒋秘书对子文在盛家的崛起，不免有警戒之心。总归，蒋秘书对盛宋联姻这件事，颇不以为然，亦颇不热心。所持的理由不外是，以盛家的势利眼光，以及内外关系的错综复杂，这门亲事恐难以成功。于是，蒋秘书忠告宋秘书：“盛家的小姐，岂是可惹的？你死了这条心吧。以你的才学，前程远大，不可限量，不必为此毁了前程。”
问题是，这个时候的子文与七小姐，已经爱得昏天黑地。蒋秘书的忠告，即使子文能听得进一言半语，七小姐也是半句都听不进去了。蒋秘书架不住七小姐的反复恳求，只好答应替他们向老太太提亲。初时，老太太倒也开明，听明白了蒋秘书的来意，连说：“好的，好的，但我先要看看，中意了再作决定。”据说，经蒋秘书安排，老太太与宋子文见面接谈之后，非常满意。
这样一个爱情故事，演变到这里，本该有一个光明的前景了。不料半路上杀出一个程咬金，横刀“救美”，葬送了两个年轻人的美好婚姻。老太太回到内室之后，将此事转告庄三小姐。三小姐一听之下，双目一瞪，不屑一顾地说：“别的不讲，太保的女儿，嫁给吹鼓手的儿子，才叫人笑话呢!”
这真是当头一棒！所谓“太保”，是指盛宣怀于前清时，因首倡东南互保，被加衔“太子少保”。即便在前朝，这也只是一个虚衔，何况现在已到了民国，这种破玩意能吓唬谁呢？又能卖得几个铜钿呢？但在浑身都散发着封建遗老气息的盛府看来，始终把这样一个头衔视作不世殊荣，张口闭口，不免都要拿出来炫耀一番。至于说到“吹鼓手”，当然是指宋耀如了。当年，宋耀如在无锡、常州一带的大街上传教，总是边走边拉手风琴，以便吸引路人成为听众。
庄三小姐的话是不错的，事实也还是事实。可是，当初，不也是这个“盛太保”，打着“铁路国有”名义，用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抵押对外借款，激起保路风潮，酿成武昌之变么！结果，“盛太保”不但被清王朝视为无能之辈，剥夺官职；亦被革命党人视为反动分子，加以通缉。在朝野夹击之下，“盛太保”只得落荒而逃，东渡日本避难。事实上，民国建元以后的“盛太保”，早已成为一具政治僵尸，有什么值得神气的呢!
反观现在的宋耀如，不但已成沪上事业有成的实业家，而且也是积极资助并赞襄革命事业的重要党人。几个子女，都是留学美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二女婿更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曾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所谓“英雄不问出身”，这个时候，有如红日东升的宋家，比之日薄西山的盛家，正不知强上多少倍了。盛宋联姻，对于盛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高攀。
然而，这样一个能抬高家族身价的大好买卖，在满脑子浸透了封建毒汁的庄三小姐看来，却是盛家亏了老本，真是老眼昏花，愚不可及了。可见，即便是一个“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的没落贵族，对于钱袋鼓胀的资产阶级新贵，也还是从骨子里透出一种轻蔑。这也难怪，像庄三小姐这等久居深院、无智无识、昏愦愚昧的长舌妇，懂得什么时代潮流，了解什么顺应大势呢？只是，苦就苦了子文与七小姐，庄三小姐的这一番从骨子里透出的轻视，对于同样老眼昏花与同样愚不可及的盛老太太来说，不啻是一锤定音了。盛老太太不但断然拒绝宋子文的求婚，而且责骂蒋慰仙说：“你不该在太保死后来欺他!”
盛老太太真是厉害！不但一棒就打散了这一对苦恋多时的鸳鸯，而且宋子文的这个家庭英语教师，也不能再让他当下去，连带着汉冶萍公司上海办事处秘书一职，继续担任也多有不便了。否则，于盛家的名声，大大的不利。于是，老太太一不做，二不休，下旨盛总经理，要宋子文卷铺盖走路。盛泽丞奉到老太太的“懿旨”，当然不敢违抗，立调宋秘书出任汉阳公司会计处处长。主任秘书蒋慰仙这边，因在老太太那里讨了个没趣，当即转告子文，要他死了娶七小姐的心。蒋秘书甚至主动拿出300元川资，劝子文离开盛府，远走高飞。
事情到了这里，结局虽不圆满，但也应该谢幕了。但是，从来热恋中的男女青年，智商只有正常水平的一半。子文与七小姐都不死心。子文拿出了父亲当年从印尼爪哇岛出走美国波士顿的勇气(这也正是韩氏家族从来不肯屈服于逆境的挑战性格)，筹划好川资，然后对七小姐说：“你如果爱我，就跟我走吧。这份遗产，不要看重它。我将来的财产，可以比你的遗产多上几倍呢!”
子文真是牛气！比七小姐几倍多的遗产，只在上嘴唇与下嘴唇一嗑之问就得到了，不免让人感到发财太容易了。如果让盛老太太听了，不要骂这个家伙是骗子才怪。不过，早已情迷心窍的七小姐，“爱的就是一个心跳!”当即很悲壮地表示，愿意与子文一起赴汤蹈火。也就是说，同意私奔了。
子文与七小姐在热切的期盼中，秘密商量好了出走的计划。据说，盛家的后门，正靠着一条小河。子文计划： 晚上由他驾一条轻舟，守候在河边。夜幕之中，子文如果看见有一只红灯笼，出现在后门边，就表示是玉人来了。子文迅即把船靠上去，接七小姐上船。然后，双双扬长而去，以成眷属。
只可惜，子文到底不是“英雄救美”的老手，也不是“婚姻走私”的大师。一切都商量好了，日期也已约定，计划却不能实现。事实上，到了约定的那一天，子文驾轻舟停泊在小河对面，热切地盼望红灯笼出现。然而，子文望穿长夜，却是一个失望。也许她是临时有事脱不开身？也许她是遇到什么意外的情况？子文作着各种各样的猜想，就是不曾想七小姐会有意失约。而且，如果自己就此离去，七小姐第二夜赶来，岂不是让玉人失望之极!
于是，子文蜷缩在这条小船上，一连苦等了三个通宵。而他的那颗爱情之星，他的那个窈窕佳人始终没有出现。在极度的失望之中，子文这才确信，自己的恋人，是变了心了。所有的山盟海誓，原来都是如此空洞与虚幻。受了这个打击，子文真是万念俱灰。事情的原委是，七小姐本是准备与子文私奔的，只是在收拾细软的时候，却被那个棒打鸳鸯的“专家”庄三小姐发现了。盛七小姐的天真，那里敌得过庄三小姐的老猾呢！不用说，一切的计划都不能隐瞒而就此败露了。苦只苦了那位孤身“救美”的英雄，简直是度日如年地守在河边，非人非鬼地被煎熬了整整三天三夜。
一场惊心动魄的爱情活剧，就这样在悲壮凄凉的气氛中，徐徐落下了帷幕。然而，这只是一个老掉牙的爱情剧： 一个富家女爱上了贫家子，双方山盟海誓，爱得死去活来，最后，却被一个象征旧势力的遗老活生生地拆散了。于是，富家女背叛誓言，贫家子遗恨千古。
说起来，这真是一个俗之又俗的恋爱剧的老套路。不过，多少有所不同的是，七小姐固然是一个富家女，宋子文却不能说是一个贫家子。因此，剧情方面，在感人的分量上，不免打了一个折扣。
故事尽管是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但是，对于宋子文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真切的失恋季节，从此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据说，后来子文在南方崛起，官拜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职，比之当初的盛太保，简直还要风光。盛家这才知道当初把“吹鼓手”的儿子看扁了，颇以为悔；以至七小姐亦痴心不改，企图再续前情。只是，现在轮到傲慢自负的宋部长摆谱了。对于盛家射来的丘比特箭，宋子文不但痛快地挡了回去，甚至扬言要查封盛家财产，以报当年的一箭之仇。
盛家闻讯之后，连忙走通浙江财阀叶琢堂的路子，转而打通蒋总司令这道关节，总算得到最高当局的谅解。宋部长再狠，总狠不过蒋总司令。不过，盛家虽然躲过了这一劫，却也得出了一条经验，宋家是得罪不起的，这也就是盛家后来走通宋蔼龄的路子，拼命地拍孔家的马屁，以抵挡宋家压力的原因。这是后话了。
一个人因失恋而自觉受到伤害的程度，往往与其在恋爱时的付出成正比。因此，爱之深，即痛之深；痛之深，即恨之深。盛家的狗眼看人低，以及对爱情的破灭感，不但都使子文充满了沮丧情绪，也使子文的胸腔中装满了怨恨。以子文的倔强个性及高傲气质，当然不可能再为盛家服务下去，这是宋子文离开汉冶萍公司的原因。然而，情场失意了，事业上就能得意么？从联华商业银行，再到大洲实业公司，再到神州信托公司，一次次的跳槽，只说明了宋子文的郁郁不得志，哈佛大学教给他的那一套看家本领，在冰冷的现实面前，只是徒然增加了他的失败感。
归国之后，另一个让子文特别感到沮丧的事情，是父亲的去世。多少年来，在子文的心目中，父亲不啻是一座大山，是那样的强大与稳定。然而，现在大山倾倒了，大姐与二姐都已出嫁，上海的宋家，上有老母，下有弟妹，自己是长兄，只有当仁不让地负起责任。可是，爱情失败了，事业也失败了，一切都是那样险恶，那样艰难。在宋子文的生活经历中，这真是一段令人沮丧的日子。
本来，宋子文对政治是没有什么兴趣的；但是，无情的现实，迫使他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或许，这是他加入了兰集兄弟会的原因之一。这是由当年的圣约翰大学同学顾维钧率先发起的中国留美大学毕业生组织。该会要求会员每年参加例会4次，每月参加交谊会1次。对于兰集兄弟会而言，虽然只是一个保持联谊性质的留学生组织，谈不上是一个政治派别，更谈不上是一个政党；但是，子文通过与留美学生的交流，更深切地接触到了中国的现实，对政治层面的中国，不免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中国与美国，从文化传统，到经济结构，到政治制度，都是完全不同范畴的两个国家。
在中国，尽管号称革命已经成功了，但是，除了皇帝不再坐朝之外，社会的各个层面，事实上都没有明显的变化。即便像盛宣怀这样的封建家族，不但继续控制汉冶萍公司，而且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继续享有封建特权，这真是让宋子文愤恨不已。若封建势力不能彻底打倒，经商必定不会成功，一切的理想与抱负，都将流于空谈。也许就在这个时候，子文对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方才有了新的认识；对中山先生在南方发动并领导的国民革命，也就有了更多的理解，从而萌生了奔赴南方，效力国民革命的最初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