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蒋介石向宋美龄求婚
关于蒋、宋联姻的故事，传说不一。但从各种资料来看，蒋介石最初结识宋美龄是通过孙中山，恐怕是可靠的。
关于此事，美国著名女记者埃米莉·哈恩有这样的记述：
蒋介石第一次见到美龄是在上海孙博士的家里。他当即认定，美龄正是他理想中的姑娘。见到美龄的时候，蒋介石已经休掉了奉化的毛小姐。一天，他向孙博士提起了这门婚事。据说那时的宋美龄美丽如“盛开的玫瑰”，蒋介石一见倾心，“不稍犹豫，露求婚之意”
。他对孙先生说：“我现在还没娶上老婆，您能劝宋小姐嫁给我吗？”孙中山没有去劝美龄，而是把蒋介石的意思转告了妻子庆龄。庆龄悻悻地回答说：她“宁可看到妹妹死，也不愿让她嫁给一个在广州城内至少有一两个情妇的男人，虽然他名义上没有结婚”。但是孙中山并没有把妻子拒绝的话转达给蒋介石，因为他喜欢蒋介石。他劝蒋介石说：“等一等吧！”蒋介石明白孙中山的意思，于是等了起来。在孙中山逝世前，蒋介石又两次提起这门亲事，但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再等一等吧！”蒋介石为此事“等了近十年”。
王朝柱在《宋美龄和蒋介石》一书中，引用1927年10月10日上海《交通日报》刊登一则关于宋美龄婚事的文章，指出埃米莉·哈恩所说蒋介石为了能与宋美龄结婚“等了近十年”的说法与事实不符。
《交通日报》对宋美龄的专访是这样记载：问：
蒋先生谓初见女士时已认为女士为其理想的伴侣，但不知当时女士，作何感想？
答：（女士微笑）此乃五年前事，当时余未注意及之。
问：结婚问题，起于何时？
答：半年前，然最近始有成协。
据此有人认为，蒋介石与宋美龄初次见面是在1922年于上海香山路孙中山居所。可是，1922年1月至5月，孙中山在桂林和韶关督师北伐，6月16日陈炯明部属在广州发动兵变，8月14日才到达上海，1923年2月15日孙中山又偕陈友仁等离沪赴粤。如果说蒋介石是在1922年于上海孙中山住宅初见宋美龄，那只能是在8月15日以后至12月底以前，不可能是在其他时间。董显光在其所著《蒋“总统”传》中说：蒋介石“及与宋女士相稔，知其为理想之终身良伴，而向求之不得者，故不稍犹豫，露求婚之意。”又说：“其后五年间，蒋致全力于革命事业，北伐军兴，蒋即率师北上，此期间与宋女士函牍往返，仍申前请。”这里所指出的蒋介石于五年前认识宋美龄便“露求婚之意”与宋美龄答《交通日报》记者问相符，但说北伐期间蒋仍与宋美龄“函牍往返”，过去我们不知据何而说，现据叶永烈编著《蒋介石家书日记》则提供新的根据，蒋宋之间的确是在婚前“函牍往返”。1927年8月蒋在一封致宋美龄的信中说：“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为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姐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曩日之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信上所说“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成了“举世所弃”“下野武人”，显然是指蒋于1927年8月12日在南京第一次“下野”，宣布辞去本兼各职，离开南京，回到溪口故乡这段经历。这封“情书”也肯定是在这期间发的。
恋爱中的宋美龄与蒋介石在上海孔祥熙寓所合影
史书有这样的说法，蒋介石是在1922年12月初参加一项社区的基督教晚会，认识宋美龄的。这个晚会由宋子文主持，地点又是在上海香山路（莫利爱路）孙中山家中。那个时候孙中山和宋庆龄均在上海，并正在准备南下广州。说在这个晚会上，蒋介石认识活泼可爱的宋美龄，同宋美龄答《交通日报》专访相符。但台湾陈进金则据《蒋中正“总统”档案》指出，蒋介石在《蒋中正“总统”档案》中，首次提到宋美龄是在1927年3月21日，蒋云：“今日思念美妹不已。”这一天（3月21日）正是国民革命军攻克上海的日子，蒋氏在安庆军次，虽忙于战事，仍然对宋氏展开强烈的追求。“宁汉分裂”期间，在孔祥熙夫人宋蔼龄居间联系下，宋美龄应邀赴镇江同蒋介石一起游玩金山、焦山一带，使蒋、宋感情进展迅速。5月，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时，仍然经常提到：“今日终日思念美妹不置。”因此，“总统档案”的编者才记下：“公近数月来，常与宋美龄女士通书，其情爱益日增云。”由此陈进金说：在3月21日前蒋氏已见宋美龄。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政治上宣布“下野”，与宋美龄的关系却有进一步的发展。9月23日，蒋由奉化溪口故乡抵上海，除分别与胡汉民、吴稚晖和张静江等人会面外，当晚蒋氏与宋美龄有了一席长谈。之后蒋氏于《日记》上云：“情绪绵绵，相怜相爱，惟此稍得人生之乐也。”翌日（24日），宋美龄答允蒋氏的求婚。28日，蒋氏由上海搭船东渡日本请示宋母有关与宋美龄的婚事，蒋于辞别宋氏时依依不舍，曾云：“三弟情绪绵绵，何忍舍诸！不惟外人不知三弟性情，即余亦于方知也。”当天晚上，蒋于船上连致宋氏两封电文，表达思念之情，并云：“不知三弟今日能安眠否？”10月1日在长崎又致电宋美龄，并曰：“近日无论昼夜，心目中但有三弟，别无所思矣！”说明蒋介石在“下野”期间，与宋美龄感情日益增进。
来到日本的蒋介石，除了与日本政要讨论时局，并在神户中华会馆发表公开演讲外，主要是当面请求宋母答应婚事。蒋介石连续多次面谒宋母，宋母虽然答应蒋宋婚事，但不同意在日本举行婚礼。蒋介石失望地说：“外姑不愿三弟来日本结婚，此使余不胜怅望！”11月10日，蒋介石由日本返抵上海，得知宋美龄患病，他立即前往探视，忧心地说：宋“形容枯瘦，实为操心过度故也，不胜悲忧！”晚上，又再次探访宋美龄，“与三妹叙谈悲喜交集”。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正式在上海举行结婚典礼。蒋介石撰写了《结婚感录》《勖爱妻》两篇文章，同时记下结婚当天看到宋美龄的情景。他写道：“今日见吾妻姗姗而出，如云飘霞落，平生未有之爱情，于此一时间并现，不知余身置于何处矣！”第二天，两人终日在新房不出，蒋氏云：“乃知新婚之甜蜜，非任何事所能比拟也！”此后，二人闲时经常驱车出游。陈进金根据《蒋中正“总统”档案》记载，分析蒋介石对宋美龄情深意挚，而婚后宋美龄更是蒋介石心目中的亲密伴侣。
由上可见，在1927年8月以前，蒋宋之间的婚事已成定局。尽管9月份上海《民国日报》、天津《益世报》，以及美国《旧金山报》等对蒋宋之间的婚事提出质疑，但蒋介石对婚事保持沉默，不再谈蒋宋之间婚事，但知其内情者都明白，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期已定，12月1日便在上海结婚。
蒋介石向宋美龄求婚，是不是因为爱情只有蒋介石自己才知道，从外界的观察，蒋氏追求宋美龄不仅仅是因为宋美龄的风采和优异的人际关系，更重要的是宋美龄的哥哥是宋子文，大姐夫是孔祥熙，宋、孔的财力和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另外，孔、宋家族与美国有广泛联系，这些对于蒋介石实现其野心，大有用处。更重要的，是孙中山在宋氏家族中的地位，蒋在孙死后，便以孙中山的唯一信徒自居。因此蒋介石不加踌躇，欲娶宋子文的妹妹为妻，即向宋美龄求婚。
可是，宋家很明白蒋氏追求宋美龄的目的，所以除了宋蔼龄赞成这门亲事外，宋庆龄、宋子文都反对这门亲事。美龄的母亲倪老太太也坚决反对蒋介石成为自己的女婿。她之所以要反对，首先因为蒋介石是一位军人。过去在有文化的中国人眼里，军人的社会地位是极为低下的，倪老太太瞧不起蒋介石这样的职业军人。其次，是因为蒋介石以前结过婚，尽管蒋氏的初次婚姻是在他十五岁时由父母包办，而且连姚妾也已经离异。陈洁如也在是年8月19日离开上海赴美，可算是离婚了，但倪老太太仍对蒋介石的这段经历印象不佳，更何况当时社会上还流行蒋介石在上海滩狂嫖滥赌的丑恶形象。再次，是因为蒋介石不是基督教徒，光是这一事实就足以使倪老太太坚定自己反对蒋介石与三女儿美龄成婚的决心。
倪老太太对蒋介石一直抱有成见。自她得知蒋介石有意娶她的小女儿为妻以后，她就极力回避与蒋介石见面和谈论这个问题。倪老太太之所以要如此，意思很明白就是表示拒绝蒋介石与美龄的婚事。如果是其他人受到这样的冷遇，都会死了这条心，因为没有母亲的允诺，宋美龄是不会以身相许的。可是蒋介石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对于他所追求的女人不达目的是誓不罢休的。他为了达到与宋美龄结婚的目的，死皮赖脸地纠缠倪老太太，以至倪老太太为了回避蒋介石不得不跑到日本躲起来，她一再表示不愿与蒋介石相见。
宋子文反对蒋介石与小妹美龄的婚事，那是因为：第一，他认为蒋介石的头脑充满帝王将相腐朽思想，和他受过多年西化教育的小妹美龄丝毫没有共同点；第二，他认为蒋介石向宋美龄求爱，如同袁世凯梦想娶一名美国女明星一样的滑稽，除去政治上的利用和对女性的占有以外，根本就不存在爱情；第三，宋美龄的情人刘纪文是他留美时认识的好友，当时刘纪文是一位受过东西方教育的文人，又是南京市市长，也算有头有面人物，且宋子文又清楚地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到了何等程度。作为一位政治家，宋子文完全明白，处在如此动荡年代的蒋介石所关心的是他的政治前途和地位，不是为了爱而去追求他的小妹美龄。蒋将来的成败，尚是个未知数，他与美龄结合是不会给美龄带来幸福的。宋子文对蒋介石如此令人厌烦地纠缠他的妹妹美龄表示不满和反感。
宋氏家族中唯有大姐蔼龄赞成小妹与蒋介石成婚。她坚信蒋介石前途无量，可为宋家谋福争光。她认为，这门亲事对宋家有利，不宜错过。
宋美龄虽然羡慕蒋介石的权势地位，但和刘纪文的关系已经非同一般，因此在开始时她无法舍弃刘纪文去投奔蒋介石。在爱情海中，她一直脚踏两只船。最终还是宋蔼龄说服小妹宋美龄与蒋介石联姻。所以，人们说：决定把这个通过婚姻结成大联盟的计划付诸实施的主要策划者是宋蔼龄。但是，宋美龄明确否定了这种说法。
二、宋美龄的选择
宋美龄对于自己的婚事，曾有过明确的说明。据载，1939年3月，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表示：“她和蒋介石的婚姻完全是她自己的主张，并且是她自己一一说服了母亲、大姐和哥哥宋子文，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她为何爱上蒋介石？她说：最根本的原因，是她自幼崇拜英雄。她多次听到孙中山夸奖蒋介石，说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才。1922年，宋美龄在孙中山家里，第一次遇见蒋介石，感到他确实是个英雄人物”。“这项婚姻自始至终是我自己作主，自己主动的，与我阿姐何干？可笑的事还多，别人还造谣说，和我结了婚，才走英美路线，更是天大笑话”。“还有更大的笑话哩！说是上海青帮头领杜月笙掌握了委员长；又说，我哥哥保罗（宋子文）不同意我的婚姻，杜月笙一威吓，他就屈服了！你想想，杜月笙再了不起，不过是上海的一个帮会头领，蒋委员长统领百万大军，还对付不了一个帮会头领？还要受他的指使？你们去看看，杜月笙见到委员长何等慕顺，何等献殷勤”。
蒋介石确实不是平庸之辈。从1922年至1927年，仅仅是短暂五年时间，蒋介石的地位便发生了神话般的变化。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部在广州发动兵变，孙中山在“永丰”舰上指挥军队平叛，坚持一个多月时间。6月23日孙中山迁上“永丰”舰，25日蒋介石从上海起程赴粤，29日抵广州直奔“永丰”舰见孙中山。蒋介石在孙中山遇难时，千里来救援，孙中山万分感激，因此对蒋介石给予重用。1923年8月，孙中山决定派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军事，“目的在与苏俄共党高层干部接触，尽可能对苏俄作广泛的了解”。考察团成员包括沈定一（中共党员）、张太雷（中共党员）和王登云。代表团在上海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秘密会谈后携带马林给当时苏俄领导人列宁、托洛茨基和齐契林（当时劳农政府外交总长）诚挚的推荐函，于8月16日由上海启程，25日从满洲里越过中苏边境，经过大约两周的旅程抵达莫斯科。代表团在苏活动为期三个月。其间蒋介石广泛地与苏共的党、政、军领导人会晤，访问了许多地方，对苏联的党务、军事和政治进行了考察。通过考察，蒋介石虽然钦佩苏联的建设意愿与活力，但另一方面又使他产生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怀疑。尤其是苏方图占外蒙古及对孙中山积极设计的“西北军事计划”毫无兴趣，刺激特别深刻。故他日后回顾说：“我考察苏俄归来后的结果，是使我冷静下来，我深信和断定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有助对抗西方殖民主义于一时，但在我们革命奋斗的过程中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与具有威胁性。”蒋介石回国后便反对孙中山的联俄政策。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派蒋介石为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2月21日，蒋介石具禀孙中山，并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坚辞筹建陆军军官学校的工作，离粤归乡。几经孙中山函电催促，坚不准辞，并派戴季陶等赴浙江奉化转达准许蒋介石不闻党政、专办学校的要求，蒋才于4月14日起程重返广州接受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职。21日蒋到广州即见孙中山，26日莅黄埔，入军校视事。蒋介石岂是不欲与闻党政之人？当时他即强烈要求孙召胡汉民、许崇智返粤，以胡取代杨庶堪任广东省长，许总粤军，并罢禁烟督办杨西岩职。果然如愿，蒋本人也被任为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孙中山决策联俄后，广东形势发展很快。1924年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仅是列席会议。他从这年夏天开始，以黄埔军校校长的身份办校、练兵（校军、教导团），参加镇压商团和两次东征，镇压杨希闵、刘震寰滇桂叛军。在1926年“三二〇中山舰事件”后，他成为广东革命政府党、政、军的实际掌权人。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北京后，国民党内部开始激烈的权力之争。继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廖仲恺被右派暗杀，1926年3月20日凌晨，蒋介石又发动了“中山舰事件”，逮捕共产党员，有意挑起与中共的磨擦，虽然过后不久，蒋介石为继续向苏联谋求援助，假意道歉，并释放被捕者，但他实际上已控制了陆军军官学校及党政机关的领导权。没有多久，蒋又被提名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由他暂委张静江代理），青云直上，独揽党、军大权。同时，蒋介石的北伐计划又得到正式批准。在北伐期间，军事委员会又授予他紧急处置的权力。
1926年7月，国民政府誓师北伐，由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国共两党的合力发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北伐军势如破竹，仅数月的时间便攻下南昌，国民政府也由广州迁往汉口。1927年3月20日，国民革命军进入上海。3月24日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但这不是蒋介石个人的功劳，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蒋介石写信给宋美龄则吹嘘，自称“百对战疆，叱咤自喜”，俨然是个英雄。伴随蒋介石权势的增长，蒋在宋美龄心目中的地位也在逐渐变化。她在1927年1月给蒋介石写信，从其内容看，已非一般的问候，内谓：“亲爱的大哥：我已几个月没有见到你，聆听你的教益。你在军务倥偬之中，给我来电，邀请我陪同家姐及家人往访武汉，以参观我们国民党的新猷。为此，我很感激。但是，我已于前天离开广州，前往上海探视家母。大姐仍在广州，不久可能返回上海。一俟得暇，我必当陪她参观长江各城。我趁庸之（孔祥熙）前往汉口之便，聊草数语，敬候起居。美龄。”蒋介石收此信当是有复函，但未见收录。蒋介石知道宋蔼龄在宋府中的地位，故在这位大姐身上下工夫。3月19日，他致函宋蔼龄，颇示亲密，称：“亲爱的大姐：敬请陪同令堂、孙夫人、令妹三小姨（美龄）、令公子令侃及令嫒等来牯岭居住。无论如何，请勿续留汉口。今夜我将离开九江，明日抵达安庆。我已悉美龄前此未来牯岭的原因（由于我的妻子）。你回到汉口之后，请询明三妹（美龄）的态度。你如来函，盼交专差径送安庆。嗣后每周我们均可派专差递送信件，以免有所遗失。你赞同此议吗？中正。”同时，又致函宋美龄：“美龄女士：我料想令姐已代转我给你的专函。今夜，我将离开九江向前进发，途中将在安庆停留数日，以等待你的回信。我收到你的信后，将上前线。你的态度如何？请来函详示。你可否赠我一帧最近的玉照，以使我得以经常见到你的芳影？我的想法是：令堂、孙夫人、孔夫人暨男女公子，以及你自己应当即速离开汉口，赴牯岭定居，如此较为妥适。你因我仍在江西，以为不便来与我晤面（由于我的妻子）。但我今已离开江西，你大可不必再存此种令你不安的疑虑。中正。”这时的蒋宋的婚姻关系，已呼之欲出了。
1927年3月间，中国革命进入了最紧急、最关键的阶段。革命势力向长江下游发展，锋芒直指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中心——上海。3月下旬，国民革命军顺利进入上海、占领南京。根据这一形势，国民革命军本来可以长驱北上，不但可以彻底消灭孙传芳、张宗昌的残余势力，并可能直捣北京，实现北伐前蒋介石在广州所说的“迎总理灵柩至南京紫金山安葬”的理想了。可是，就在这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胜利声中，蒋介石则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孙中山逝世，廖仲恺被暗害后，国民党右派势力嚣张一时。林森、邹鲁、谢持等人，开始串通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右派势力，公开反对国共合作，并进行分裂国民党的阴谋。1925年11月23日至1926年1月4日，他们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因而参加这次会议的人，被称为西山会议派。这是从国民党内部分裂出来的一个极右的派别。他们在政治上背叛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反苏反共；在组织上分裂国民党，非法宣布停止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取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擅立伪国民党中央党部，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的国共合作组成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对抗。
蒋介石新右派，为了继承老右派——西山会议派，破坏孙中山革命的三大政策、破坏国民革命的旨意，除在1926年3月20日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外，还不断地采取措施加强对国民政府的控制，妄图篡夺全部武装力量和国民党的党权。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在会上蒋介石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改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作幌子，提出“整理党务案”等提案，对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活动施加种种限制，削弱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作用，以便右派篡夺国民党的领导权。与此同时，随着革命势力的发展，蒋介石依靠手中的权力，大量收编军阀部队，发展个人势力，伺机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开刀。蒋介石在1927年2月下旬和3月上旬，曾先后两次发表反共演说，狂妄声称他有“责任”，也有权力对共产党进行“制裁”。3月6日，蒋介石指使右派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16日，他唆使其爪牙解散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17日，他命令右派捣毁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市总工会，打死职工四人，打伤多人。23日，他在安庆指使流氓捣毁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安庆市党部和省总工会、省农民筹备处等革命团体，并打伤工作人员数十人。此外，在南京、杭州、福州、重庆等地也连续出现国民党右派捣毁国民党地方党部及群众团体，残酷地屠杀革命群众的事件。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作了周密的部署，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臭名昭著的“四一二”反共大屠杀，破坏了国民革命，破坏了孙中山亲手缔造的国共第一次合作。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发动反共政变之后，立即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相对抗。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办公，同时举行庆祝典礼，标志蒋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右派把持的独裁专政开始。蒋介石利用手中控制的国家机器，实行反共清党，捕杀共产党人和支持共产党的人民群众。
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后，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继续坚持国民革命，斥责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罪行，并发布了《免蒋介石本兼各职令》，委任冯玉祥接替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并任命唐生智为副总司令，继续北伐，希望在北伐中同冯玉祥所部会师，打通同苏联的交通线，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蒋介石。由于武汉国民政府一些领导人对讨蒋的目的不一致，这样，在武汉国民政府管辖的地区虽然掀起讨蒋高潮，但基础不巩固，加上武汉国民政府领导人的意见分歧致使内部危机日趋严重。
“七一五”汪精卫叛变后，汪曾向蒋吁请和平，希望以反共为条件实现汉、宁合流，保住领袖地位。但是，蒋介石攻击汪精卫是“勾结”共产党的祸首，拒绝与汪合作，其目的是要把汪精卫置于被告席上，排斥于国民党中央之外，由蒋介石继承国民党的正统。所以，宁、汉合流却不能合作。蒋、汪之间为争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统治权，不仅“文攻”，还要“武斗”，各自都利用所掌握的力量，互相吵来骂去，喋喋不休。蒋介石坚决反对宁、汉合作，而汪精卫集团则采取反蒋排共齐下的政策，当作反蒋的政治资本。汪精卫打错算盘，蒋介石破釜沉舟，中国政局变得异常的复杂，中华民族又面临新的灾难。
正当革命武装力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贺龙、叶挺、陈毅等人于8月1日在南昌发动起义，把敌人打得措手不及，使中国共产党从此有了一支完全由自己掌握的军队。8月2日，汪精卫从庐山跑回武汉，一面大骂共产党人如“猛兽一样，决不能听他留种于人世”；一面和谭延闿、孙科、唐生智、程潜、朱培德联合于8月3日给冯玉祥打电报，表白他们已经彻底反共了，表明可与蒋介石合流了，迁都南京也是可以的。8月6日，冯玉祥致电蒋介石，主张宁、汉双方一致反共，志同道合，进行合作。此举使坚决反对宁、汉合作，怕汪精卫与自己分享统治权的蒋介石处于被动地位。
宁、汉妥协正在酝酿之中，蒋介石与新桂系的矛盾又加剧了。
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帮助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了南京政权，但由于蒋介石独裁专制，排斥异己的行为，引起新桂系和各方的不满。“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命令何应钦执行剿灭桂系的计划，何应钦没有执行。蒋认为何应钦“已经软化”，对何产生怀疑，蒋何关系日趋恶化。李宗仁、白崇禧知道蒋介石的阴谋后，便加紧串联各方反蒋势力，并派兵控制南京四周，准备向蒋介石摊牌，逼蒋下台。何应钦还与李宗仁、白崇禧串通一气，对蒋发难。白崇禧公开顶撞蒋介石，拒绝执行对武汉作战的命令。其他一些对蒋介石不满的人士，也纷纷表示愿与武汉妥协。蒋介石意识到桂系在“逼宫”，就以辞职相威胁。胡汉民、吴稚晖等力主蒋介石留任。但是，白崇禧、何应钦、李烈钧等都同意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则表示“请总司令自决出处”。蒋介石看到局势恶劣至此，只好决定下野。支持蒋介石的胡汉民、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蔡元培等也宣布辞职。
8月12日晚，蒋介石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本兼各职，13日离南京赴上海。14日，在上海正式发表“辞职宣言”，同日由上海经宁波回老家奉化溪口，住入雪窦寺“隐居”。其实，蒋介石下野完全是在玩弄“以退为进”的政治权术。他在溪口“隐藏”起来谋划新一轮的权力争斗。
宋美龄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选择了蒋介石这样的一个人作为伴侣，这是她“爱权”的表现，也是她对历史作出勇敢而又具冒险性选择的具体表现。
三、与蒋完成婚约
既然宋美龄已下定决心选择了蒋介石作为伴侣，蒋介石也想利用他下野休息的空隙，完成他与宋美龄的婚约，了结他追求宋美龄的心愿。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到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宋美龄想到嫁给蒋介石，她梦寐以求的前程——像美国总统夫人那样做中国第一夫人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但她又坦诚地表白她绝不会做人家的姨太太，也不会把自己纯贞的爱情奉献给朝秦暮楚的人。蒋介石明白宋美龄的意思，为了能与宋美龄联婚，他采取一系列措施，首先是邀请宋美龄同游焦山联络感情。
蒋、宋畅游镇江焦山，据当时蒋介石派去上海邀请宋美龄的卫士队队长宓熙的回忆，详细经过是这样的：
蒋介石亲笔写了一封信，派我到上海去面交孔夫人（按，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我交上蒋介石的亲笔信，她含笑看信，看了之后，高兴地对我说：“知道了！总司令约三妹在十五日到焦山去玩，好吧！你就住在我这里，等到十五号走吧！”这一天正是五月十三日。
五月十四日下午，我到北火车站，打算预购明天的车票，见着站长，说明来意。他问我：“你是来接蒋总司令的朋友去镇江的吗？”我说：“是的。”他说：“不用买票了，我已经预备好了一辆蒋总司令上次坐过的花车，挂在明天上午八点钟开往南京的特别快车的车头后面。”并笑容可掬地问：“你看好不好？”“当然好啦！”我高兴地答道。随后就回来告知孔夫人，她也很高兴。坐在她一旁同时听到我说话的三小姐——宋美龄，也嫣然一笑。
吃过早点，等候夫人下楼。七点半，孔夫人、三小姐和另外一位中年妈妈，一同下楼，上了汽车。七点五十分到达车站，一进站就望见那辆花车，站长来打招呼，我们一行登上花车。孔夫人宋蔼龄一个人回去了。一声汽笛，离开上海北火车站。
下午三时许，火车进入镇江车站，车站上有警车警戒。蒋介石已等候在站上，他不穿军装，换一套华贵笔挺的西装，戴一顶高级草帽，足蹬白皮鞋精神奕奕，背后有一排卫士和公安局长俞子厚和车站站长站在月台上，指挥火车停下。正好花车停在蒋介石的面前，他即走上花车，同宋美龄见面。握手既毕，他急忙把宋的手提包抢在自己手里。缓步下车，改乘一辆新式轿车开到江边，换乘小汽艇，直驶焦山。焦山位于长江之中，来往必须乘船。山上有个大庙，和尚并不多，游人也不很多，环境非常幽静。
蒋、宋在焦山，每日早出晚归，游览这一带的名胜古迹。有一天到了一个清朝做过大官的家里，壁上挂着一幅唐伯虎的画，两人赞赏了一回，中午在一家有名馆子吃饭。
这样一晃就是十天，蒋介石带着卫士排回南京，叫我送宋美龄回上海。
孙潇潇在《关于蒋介石宋美龄婚礼前后若干史事考证》一文，据蒋介石的《日记类钞》及《事略稿本》所记：
1927年5月14日，游汤山，入浴已，戴传贤、邵力子来谒，遂与同宿于陶庐。留二日。
5月16日，浴已，乃返城。参加交通部部长王伯群就职典礼。
5月17日，晋阎派代表来谈，表示谢意。
5月18日，上午，赴沪参加陈英士先生殉国纪念会。下午，回宁。
5月19日，批阅后，电何应钦。又二电，一电陈光甫，一电孙鹤皋。会客，与方觉慧谈校事。
5月20日，连电李宗仁、朱培德、孔祥熙、俞飞鹏。复书宋汉章。
5月21日，又于汤山入浴，浴已，宿陶庐。
5月22日，还谒明陵。
5月23日，令二十七军军长王普速照李宗仁计划，向六安攻击。电柏文蔚、朱培德。
5月24日，日本松井部长来会，与之谈二小时。
5月25日是，上千，往访松井回。晚与蒋方震谈时局。
据此，蒋介石自1927年5月15日至25日，几乎一直是在南京处理军政要务，仅有不到一天的时间去过上海一次，完全没有可能和宋美龄“到镇江焦山同游十日”。此后至27日，蒋均在南京，28日，蒋自南京去滁州，29日抵蚌埠前线视察，30日返回南京。直至31日晚上，蒋才“由象山渡焦山，宿定慧寺”。但仅停留三日，即回南京。
宓熙回忆蒋、宋曾于婚前偕游焦山，对照蒋介石日记，在此期间确有游焦山和访宋美龄的相应记载。惟事隔数十年，诚如宓熙自己在文中所谓“疏漏谬误，在所难免”，他把时间回忆为1927年5月，显然是不正确的。至于“一晃就是十天”云云，也缺乏史料依据。
宓熙是蒋介石的卫士队长，关于蒋、宋同游焦山的事可能存在，但是否1927年5月14日起在焦山度假十天的确疑问重重，也可能只有二三天，没有十天，此事待考。
查近期台北出版的《蒋中正“总统”五记》“游记”，1927年5月31日午，蒋介石又出视察，“下午二时抵镇江，游甘露寺”，“晚七时，渡象山渡至焦山，宿定慧寺。初，公于象山渡遥望，唯见焦山为一小岛，欲中止，既到，曰：‘身不亲临其境，竟不知其之广大，且清雅，可喜也！’”6月1日，早起眺望，曰：“惜雾重，望之不能远，然所能见者，已可称为仙界之乐士矣。”午，“自焦山入瓜洲口”，下午3时，入扬州城。2日，返镇江，游金山寺，3日早起，游沿江各庵，视察镇江城，午餐后返南京。然而，蒋介石在日记中并没有提到与宋美龄同游。案据《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1927年5月30日所记：“中午12时，由蚌埠出发返京，记曰：‘车中制定《告民众及士兵布告》，终日想念梅林（宋美龄），天热昏闷，怀恨挟嫌之见甚重也，忮求之心太切，戒之。’”蒋氏在此时念宋之心至切，返京前安排宋氏等一行人赴镇江，蒋于返京后次日即赴镇江会齐游览，盘桓若干日，事出暧昧，蒋氏日记不涉同游者，亦大有可能。
在宋蔼龄撮合下，宋美龄与蒋介石谈婚论嫁。随后，蒋介石“下野”，又博得美龄的同情。当时，宋美龄向朋友透露口风说，她将与蒋介石结婚。霎时间，蒋、宋联婚的消息传遍上海。9月16日宋蔼龄在塞耶路寓所举行记者招待会，她把蒋介石和宋美龄介绍给记者，随即宣布：“蒋总司令即将同我三妹结婚。”然后，大家拥到花园去给蒋、宋照相。世界各地都有报纸和杂志先后刊登了消息和照片。9月17日《纽约时报》刊登一则新闻宣布：“蒋介石将与孙夫人的妹妹结婚。”该报驻上海记者密塞尔维茨发回这篇新闻时还说：“蒋已同第一个夫人离婚……除了原配夫人外，蒋似乎还送走了另外两个夫人，现在已准备同宋小姐结婚了”，并请一名英国裁缝正在替蒋介石赶做礼服。9月2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二十三日，到上海”。“晚，访宋美龄女士，请婚事既允，乃邀王正廷与冯玉祥去，李德全女士作伐。”二十六日，“与宋女士订婚”。二十八日，“出国东渡，辞别宋女士”。
宋美龄同蒋介石的婚事，不得到母亲——倪老太太的同意是不可能成功的。本来倪老太太对蒋介石就没有好感，如今白色恐怖的发生，倪老太太对蒋介石更加反感，她从开始就反对小女儿同蒋介石成婚。为了这个缘故，倪老太太到日本度假养病，到长崎拜访朋友。有意避开蒋介石的纠缠。
1927年9月28日，蒋介石在张群、陈群等陪同下乘日轮“上海丸”东渡日本，29日抵达长崎，再转云仙，探望宋母，登堂求婚。但宋母倪老太太不想见蒋介石，当她得知蒋介石抵日本的消息后，她立即从长崎乘飞机飞往镰仓，以避开蒋介石的纠缠。蒋介石穷追不舍，于10月3日在宋子文的带领下到了镰仓找到了宋母。
有关蒋介石见宋母征允答应他与宋美龄订婚的经过，据上海《晨报》的有关报道，大致情形如下：“蒋介石于十月三日，来晤太夫人，事前蒋系先致电，得太夫人的允可者。相约时，太夫人正在室中研究《新约圣经》，盖太夫人系一极诚笃之基督教徒也，既见蒋，勉蒋为使徒保罗。蒋告太夫人，谓对基督之道，近日亦有信仰，并乞婚焉。对太夫人以蒋对于联姻之手续，既一一办妥，毫无其他问题杂处其间，遂允其所请，许以女美龄妻之。”
美国女记者埃米莉·哈恩对宋母在日本接见蒋介石时的记叙称：“宋母在镰仓接见了蒋介石。蒋给自己弄到了同孩提时订亲的妻子离婚的证明书，解决了人们私下纷纷议论的其他纠葛。然而，宗教信仰问题还没有解决。宋夫人问他是否愿意成为一个基督教徒，幸运的是，他的回答使宋夫人感到满意。他说：他要试一试，将尽力学习《圣经》，并且要尽力去做，但是他不能连看都没有看《圣经》就保证接受基督教的教义。宋夫人的偏见开始动摇，不久蒋介石和宋美龄订婚的事就正式宣布了。”
有此一说，宋美龄在与蒋介石谈论婚事时，曾提出三个条件，作为双方共守的条件：第一，蒋介石必须信奉基督教，受洗礼成为基督徒；第二，宋美龄不生小孩，以保持身材，献身事业；第三，宋美龄不担任政府公职，不参加正式的高层次决策会议，只愿以蒋介石私人秘书的身份，对外从事政治活动。蒋介石对宋美龄所提条件欣然应允。
当宋母允婚后，蒋介石便在日本开始了频繁的政治活动。10月13日，蒋介石一行抵达东京。日本报纸以大字醒目标题报道蒋介石到达日本的消息。有的还称：“蒋介石氏发表对日宣言，宣称对日联合之必要，蒋氏今日将拜谒中国通头山满。”头山满是日本军国主义团体黑龙会的头目。他标榜“大亚细亚主义”，极力策动侵略中国大陆。头山满把蒋介石安置在他的邻居家里，两人相处得十分融洽。蒋介石亲笔写下了“亲如一家”的条幅，留在住所，以表示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亲善。蒋介石在东京还拜访了日本军政界官员、社会名流，出席了各种招待会，并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谈。据载，蒋介石在会谈中表示，对田中“以师长相待，毫无隔阂，愿蒙教诲”。面对这个学生，田中点拨他：国民党要“统一”，否则长江以南的大片疆域，共产党将发展，会造成“极大的隐患”。日本反对中国“赤化”，对共产党的发展“断难袖手旁观”。田中规劝蒋应以先行整顿江南为当务之急，不急于北伐，对北方军阀取“放任自流为上策”。通过这次会谈，蒋介石明白，日本必将妨碍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以防止中国的统一。此外，蒋介石还拜会了日本其他重要军界人士，如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参谋总长金井范三、参谋次长南次郎等人。
蒋介石在日本活动了四十四天，广泛地接触了日本各界人士，得到了日本对他的政治支持。
1927年11月14日，蒋介石结束在日本行程，回到上海，当即登岸往访宋美龄。此后，他一面紧张地筹备与宋美龄举行婚礼，一面积极地进行复职的活动。
四、蒋介石解除与前妻妾的关系
蒋介石与宋美龄相恋的最大障碍是蒋介石曾同几个女人有过婚姻关系。宋家坚持，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之前，必须要声明同以前同居的几个女人解除婚姻关系。
蒋介石的原配发妻毛福梅，名不见经传，事不出闺阁。她的一生如梦如烟，除了奉化老乡亲看得见的，听得到的之外，多半咽在肚里，埋在她的坟墓里了！但鉴于毛福梅是蒋介石的原配，又是蒋经国的生母，虽然常年居守家乡，而其人其事与蒋氏父子的身世出处，关系非比寻常。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后，毛福梅将如何安排？人们都想知道。
毛福梅，也有写作“福美”“馥梅”，学名从青，浙江省奉化县岩头村人，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十一月初九日。毛福梅的家是岩头一带的望族。父毛鼎和，世代经商，开着一间祥丰米行和一家杂货店，家道小康。毛福梅是毛鼎和的次女，出生时，算命先生说她是一颗“福星”，因此自幼受到父母的特别宠爱，取名“福梅”。长大之后，中等个儿，性情恬淡，事亲极孝，虽用不着操持家计，却是母亲的得力辅佐。因为毛福梅是个从封建礼教中熏陶出来的闺秀，因此信奉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箴言，由父母作主要她嫁给蒋瑞元（蒋介石），自然不便表态。
1901年，十九岁的毛福梅嫁给比自己小五岁的蒋瑞元。女大于男，蒋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丈夫。
蒋、毛婚姻，是当时时代的产物，等时移势易，不免沦为时代的牺牲者，终毛福梅的一生，喜剧开始，悲剧终场。
蒋、毛结婚，凤凰于飞的时间，少之又少，只蒋在宁波从师顾清廉（讲学于郡城箭金学堂）读书时，福梅伴随半年多，以后蒋进保定（陆军学校），出东洋，奔走国内外，回溪口的日子，屈指可数。
1903年8月，蒋瑞元赴宁波赶考，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蒋志清”，从此，除了他的母亲和乡里熟人喊他阿元或瑞元之外，蒋瑞元这个大名就很少有人提及了。
1904年春，蒋志清带着毛福梅到了宁波住进植物园内一所幽静的住宅，由舅父介绍进入宁波文昌街陈家祠堂箭金学堂读书，从师顾清廉。这一时期，蒋志清对毛福梅感情较好，生活总算和谐融洽。
顾清廉对学生颇讲究因材施教，要求蒋志清勤读《孙子兵法》，并拿出《曾文正公集》来教他。这个时候，孙中山的名字已经流传很广，顾清廉也对学生纵谈孙中山进行反清革命、在伦敦蒙难一事，谈得眉飞色舞。蒋志清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提问，发挥其见解。顾清廉课堂遇知己，把心爱的、经自己悉心圈点过的那套《曾文正公集》，赠给蒋志清。
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蒋志清渐渐不安于现状了，他向顾清廉吐露心曲，顾清廉鼓励他：“当今青年欲成大器，留学日本，适其时也。”这席话使蒋志清坚定了目标，他终于毅然辞了顾清廉，携眷回家，开始作出洋留学的准备。
毛福梅一生中最甜蜜的生活，就这样昙花一现般地结束了。
1905年冬，蒋志清结束了第一次留学日本的生活，回到溪口与家人团聚。此后，蒋志清考入浙江武备学堂，再进保定军校。1907年春，又由保定军校资送留日，进振武学校学习军事，学业结束，被派赴日本北海道高田的野炮部队实习。
约在1907年冬，蒋志清在日本经陈英士、周淡游介绍，参加了中国同盟会。蒋摒弃了已用了多年的名字，改名为“中正”，字“介石”。1909年夏天，蒋介石从日本回上海度假。陈英士等人帮助他安排好他母亲和妻子的住处。小夫妻俩总算共同生活了一个夏天。等到蒋介石过完暑假又去日本留学时，终于绿竹生春，红梅结子，毛福梅有孕了。
1910年农历三月十八日，毛福梅喜得贵子，蒋母通过族辈并征得介石同意，给孩子取个寄托厚望的名字——建丰（即蒋经国）。建丰出世，最快乐的自然要数蒋母王采玉了，最激动的当然是毛福梅。小建丰出世，也给宁静的溪口小街添了若干闹趣。天伦之乐，舐犊之情，使毛福梅激动得如醉如痴，只可惜好景不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留日学生纷纷返国参加各省起义，30日，蒋介石从日本不告而归，回到上海，参与商议有关起义的事宜。并受陈英士指派到杭州，与王金发等运动浙江新军，组织敢死队，发动起义。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浙江都督汤寿潜调任临时政府交通部总长，众议推陶成章继任浙督，加剧了沪军都督陈英士对陶的嫉恨，陈派人去上海广慈医院暗杀，1月14日凌晨，陶成章遇难。因蒋介石参与刺杀陶成章一案，群情嚣然，纷纷责难，蒋介石溜回日本避风。过了一段时间，风声渐渐松了下来，这年冬，蒋介石又西装革履，重回溪口，并且带回来一位少妇——蒋的妾侍姚怡诚（怡琴），也有写作姚冶诚。姚怡诚，江苏吴县人，生于1887年。早年丧父，由叔父姚小宝抚养长大，后到上海谋生，成为陈英士家娘姨。据说，反袁之役失败后，沪军都督杨善德派员缉捕蒋介石，蒋逃进陈宅，躲藏在姚怡诚的卧室内。与姚氏认识后蒋纳姚为侧室，同居于上海法租界蒲石路（今长东路）。当时戴季陶住在同益里，张静江住在环龙路，三人住所相距不远，暇时过从甚密。戴季陶是蒋介石拜把兄弟，关系尤其超乎一般友谊之上。“二次革命”失败，戴蒋流亡日本，共居一室。戴已结婚，他性好渔色，但惧内特甚，瞒着他的妻子纳一日本妇女“金子”，亦称“重松金子”为妾，遗下婴孩无人抚养，若将其领回戴家，恐遭元配钮有恒闹翻，只得与其盟弟蒋介石相商，就以此子送给蒋为养子（开始以代养为名）。此子就是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
蒋纬国于1916年10月6日，生于日本东京。纬国出生后即由日人山田纯三郎带回上海，从一岁到五岁期间先后寄养在上海姓朱和姓邱的亲戚家中，与戴季陶家人常有往来。
据蒋纬国说：“我是戴（季陶）的义子。”母亲姚怡诚与革命先进们的夫人都相处甚欢，例如居正夫人、吴忠信夫人、陈果夫夫人、陈立夫夫人等等。“从小我对她们的印象都是觉得她们很仁慈，而且她们也都对我很好。”纬国四岁为蒋收养，五岁那年纬国随蒋介石回到家乡奉化溪口，蒋介石让他认姚怡诚为养母，交姚氏抚养。姚氏自离开十里洋场的上海，来到清静的溪口山村之后，不免感到寂寞，如今添了个孩子，自然欢喜不迭。
毛福梅是中国传统女性，能平易近人，对这新来的孩子本也疼爱有加，给他做衣服，买糕点，看到他一天天长大，脸上也时时溢出由衷的欢笑。蒋介石以前不常回来，自今有了姚怡诚和纬国，则常常“托故假归”。父亲回来，经国、纬国都欢叫着围上去，可父亲似乎只对着小儿子纬国逗乐，把糖果之类食物大把大把塞到纬国手里、嘴里，而经国站在一旁，他好像没有看见。毛氏实在看不下去，心里不免沉重起来，沉着脸将孩子带回房里。蒋介石是个军人，他的行动不允许别人啰嗦，谁啰嗦谁就得受惩罚，对妻子也不例外，弄得不好便饱以老拳，由是夫妻间经常勃谿。毛福梅除了带着孩子落泪，别无良策。蒋介石为了避免矛盾，在奉化城内西街岭租了一套房子，把姚氏母子迁了进去。
姚怡诚无所出，她将纬国当作亲生的儿子看待，蒋纬国长大后也视姚为亲母。每年姚母寿诞之日，蒋纬国总会通知挚友亲朋去给妈妈“热闹热闹，开心开心”，在寿堂中把姚夫人请来居中端坐，蒋纬国跪下行起大礼，把这位姚夫人捧得乐滋滋的。
不久，蒋介石又与另一位女子阿凤（后改名陈洁如）相好，对姚怡诚就疏远了。阿凤原籍浙江镇海，家住骆驼桥河角头陈村。后来父亲携阿凤迁居上海。陈父是商人，阿凤自幼生长在上海，受过中等教育，能说俄语。经张静江说媒，蒋介石又同陈阿凤生活在一起。据说，蒋介石将阿凤改名为“洁如”，意思是“如同纯洁”或“如同未受世间污染”，表示纯洁无瑕。
这时的蒋介石已经决心与原配夫人毛福梅离异，1921年4月4日，蒋介石给毛福梅的胞兄毛懋卿去函，函中陈述了他与毛福梅所谓婚姻的痛苦。他说：“十年来，闻步声，见人影，即成刺激。顿生怨痛者，亦勉强从事，尚未有何等决心必欲夫妻分离也。不幸时至今日，家庭不成家庭，夫固不成认妻，妻亦不得认夫，甚至与吾慈母水火难灭之至情，亦生牵累。是则夫不夫，妻不妻，而再加以母不认子，则何有人生之乐趣也……吾今日所下离婚决心乃经十年之痛苦，受十年之刺激以成者，非发自今日临时之气愤，亦非出自轻浮的武断，须知我出此言，致此函，乃以至沉痛极悲哀的心情，作最不忍心之言也。高明如兄，谅能为代谋幸福，免我终身之苦痛。”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政府非常大总统后，即筹划设大本营于桂林出师北伐，统一中国。经孙中山、陈炯明、胡汉民、许崇智等人多次函电催促，蒋介石在家办完母亲的丧事后，便匆匆从家乡赶回广州，协助孙中山筹划北伐大事。1922年1月18日，蒋介石抵桂林北伐军大本营，任粤军许崇智第二军参谋长。从1921年至1927年这七年间，蒋介石或是滞居上海，或去粤军任职，或至“永丰”舰侍卫孙中山，或主办黄埔军校，或东征北伐。1922年6月29日蒋介石抵广州登上“永丰”舰卫护孙中山，蒋挈陈洁如同行。在蒋氏长黄埔军校期间，陈洁如住在黄埔岛。黄埔师生一直尊她为师母。据《李宗仁回忆录》所载，李蒋结拜金兰，妻室分别名为郭德洁与陈洁如。故在一段时间里，陈洁如与蒋氏的名分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陈氏好景不长，很快便有了第三者，就如此前她之与毛、姚二氏。实际，蒋介石早在北伐开始不久，即决心抛弃陈洁如。1926年7月30日，他致函其“二兄”张静江，内称：“洁如之游心比年岁而增大，既不愿学习，又不知治家，家中事纷乱万状。此次行李应用者皆不检点，而无用者皆携来，徒增担夫之劳。请属其不管闲事，安心学习一年，或出洋留学，将来为我之助，如现在不去，必无结果也，乃害其一生耳。如何？今日在乐昌休息，有怀，随笔书之。”后续的发展，便不奇怪了。
北伐期间，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关系日益密切。陈洁如已不为蒋所重视。蒋、宋结婚前，蒋介石给陈洁如一笔钱，安排她离国去美读书，蒋并命侍从秘书陈舜耕陪她去。而姚怡诚则以蒋纬国的养母身份移居苏州，蒋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顾问吴忠信照料姚等生活。蒋纬国住在苏州，蒋常派侍从接纬国到南京或溪口小住数天，宠爱有加。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姚随蒋纬国去了台湾，母子仍同住在一起。而陈洁如则在1927年8月19日，在张静江的两个女儿黛瑞莎和海伦的陪同下搭“杰克逊总统”号轮船离开上海前往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读了五年书。1933年陈洁如回国后改名陈璐，隐居在上海巴黎新村（今重庆南路一六九弄八号），与养女瑶光相依为命。其间，蒋介石暗中派人给了她生活费。抗日战争爆发后，陈洁如深居简出，据说一次被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遇见，意欲拉她下水出任伪职。陈洁如为逃脱魔掌，只身秘密离开上海，潜去抗战大后方，经上饶至重庆，被蒋介石秘密安置在吴忠信的家里。战后她仍在上海独居。这时养女瑶光已长大成人，经人介绍与挂有“第三方面军少将参议”职衔的陆久之结婚。国民党统治在大陆崩溃前夕，陈洁如在陆久之的劝说和影响下，拒去台湾。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她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心和尊重，应邀担任上海卢湾区政协委员。1961年12月，陈洁如到了北京，受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亲切接见和款待。后经周恩来批准，移居香港。据说台湾方面闻讯后，以蒋经国的名义拿出一笔钱来，为她在九龙窝打老道买了一套房子。不过她仍租住在香港铜锣湾百德新街。蒋介石曾特地写了一封信，派戴季陶的儿子戴安国秘密送交陈洁如，信中说：在“昔风雨同舟的日子里，所受照拂，未尝须臾去怀”。后来陈洁如曾写有一信给蒋介石，其中有“三十多年来，我的委屈惟君知之”等语，颇为哀婉。
陈洁如于1971年2月病故于香港，其女瑶光为她料理后事，并继承了她的遗产。
关于陈洁如，过去人们知之甚少。近来由于《陈洁如回忆录》的出版，对于陈洁如其人，人们逐渐有所了解，但由于她的回忆录有些重大事实有杜撰或伪造之嫌，把事实搞得真真假假，有的事实一查便知是错，有的事实一时又难于核实，所以它是一本有争议的书。杨天石先生曾发表《〈陈洁如回忆录〉作伪举证》一文就该书的有意伪造史实作了详实列举，因与蒋宋关系不大，不赘。
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之前，提出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蒋介石与原配毛福梅及侧室姚怡诚、陈洁如脱离夫妻关系，宋美龄也与刘纪文割绝友谊之爱。
据载，蒋介石与毛福梅的婚姻关系早在1921年已宣告结束，但由于毛福梅的反对，并未办离婚手续。蒋介石在1921年11月曾给儿子经国、纬国一封信函，内中说：“余葬母既毕，为人子者，一生之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心致力革命，更无其他之挂系。余今与尔等生母之离异，余以后之成败生死，家庭自不致因我而再有波累。余十八岁立志革命以来，本已早置生死荣辱于度外，惟每念老母在堂，总不使以余不肖之罪戾，牵连家中之老少，故每于革命临难决死之前，必托友好代致留母遗禀，以冀余死后聊解亲心于万一。今后可无此念，而望尔兄弟二人亲亲和爱，承志继先，以报尔祖母在生抚育之深恩，亦即所以代余慰藉慈亲在天之灵也。余此去何日与尔等重叙天伦，实不可知。余所望于尔等者，惟此而已，特此条示。经、纬两儿谨志毋忘，并留为永久纪念。”1921年以后，蒋介石虽未与原配离婚，且仍与妾氏姚怡诚同居，后又同陈洁如婚配，但为了能与宋美龄结婚，1927年春蒋介石还是回到溪口，与毛福梅办理离婚手续。这时姚怡诚也带着蒋纬国回到溪口，住在肖三庙孙琴凤家里，由孙琴凤夫妇与双方讲妥离婚条件；今后姚怡诚仍由蒋按月支付生活费，蒋纬国为其抚养，姚与蒋介石脱离同居关系。毛福梅是结发夫妻，蒋介石的唯一儿子蒋经国又为毛氏所生，况且她又是一个封建礼教观念十分浓厚的旧式女子，坚决不肯与蒋介石离婚，蒋实际上也没有驱逐她出蒋家的意图，只是宋美龄坚持要蒋与前妻脱离关系才能结婚，逼于形势，不得不办个离婚手续，使宋美龄成为名副其实的蒋夫人。最后，蒋介石允许毛福梅离婚后仍住在溪口蒋家，保持丰镐房主妇的地位，才达成协议。为了完成离婚的法律手续，蒋介石找人草拟一份与毛福梅共同署名的“协议离婚书”，送到奉化县政府备案。曾任武岭学校校长的张明镐在《蒋介石在溪口》一文中回忆当时蒋、毛离婚协议的情景时作了如下的叙述：“其时奉化县长徐云重，是我留日时的同学。是年5月间，我到奉化有事去看他，他兴奋地向我发出一阵神秘的微笑，接着对我咬耳朵说：‘老张，你这次来得很巧，我给你看一件东西。’他随即从办公抽屉里郑重其事地取出一份文件递给我。我仔细一看，原来是蒋总司令与毛福梅的协议离婚书。徐云重举起右手大拇指得意地说：‘本老爷三生有幸，办此千古大案。’我也诙谐地说：‘贵老爷若主持公理，在这份协议离婚书上批个“不准”二字，定必流芳百世，扬名千古！’徐反问：‘敢问阁下长几个脑袋？’我为之语塞，彼此哈哈大笑。”
王月曦在《毛福梅与蒋氏父子》一文中，谈到蒋、毛离婚风波时，说是1927年12月，蒋介石返回溪口，亲自操办这件棘手的事——向妻妾们公开宣布离婚。“蒋氏族众和亲戚都对蒋的离弃结发不以为然，谁都想感动当事人的铁石心肠”。“蒋氏族中一辈老人，他们对这位子弟公然想停妻再娶，一个个摇头叹息。”毛福梅的两位哥哥毛怡卿、毛懋卿兄弟，他们遵照父亲的意旨向蒋氏宣称：“福梅已是嫁出的囡、泼出的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活着是蒋家人，死了是蒋家鬼。”这时蒋已下野，他怕这事闹出人命来可得不偿失，因此与毛福梅达成了一个秘而不宣的协议，毛氏被允许仍住丰镐房做她的主妇，仍被蒋身边的人尊为“大师母”，双方便在“协议离婚书”上签了字。
关于蒋、毛离婚协议的时间，上引张明镐文说是1927年5月，王月曦说是1927年12月。从当时的情况看，5月和12月恐怕都误。因为5月，蒋介石正在以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北伐令，全力和武汉国民政府争夺地盘，扩充自己的势力。这期间，蒋介石未曾返回溪口，当然也就谈不上有与毛福梅办理离婚协议的事。12月1日，蒋介石已与宋美龄正式结婚，蒋、毛离婚协议书既然是在蒋、宋结婚之前办妥，显然不可能是12月。根据蒋介石当时的活动情况推断，蒋、毛离婚协议书签订的时间，当在8月14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回溪口，至9月28日蒋离上海赴日本拜见宋母倪老太太之前比较合适。因为据人披露，蒋介石为排除宋美龄的母亲倪老太太设置的种种障碍，当他拜见宋母时拿出一份证件，说明他与原配毛氏志趣不合，已经离婚，再娶陈洁如也已离婚并已送她到美国就读。这个所谓的证件可能便是蒋介石与毛福梅的离婚协议书。所以，“在蒋、宋联姻之前，经过几度磋商，最后达成协议，宋美龄与原来的情人刘纪文断绝关系；蒋介石与原配毛福梅离婚”的说法较为符合实际。
蒋介石与毛福梅协议离婚后，蒋介石便匆忙在上海、宁波各报刊登离婚启事，完全是为其与宋美龄结婚制造合法的舆论根据。
五、规模空前的婚礼场面和婚后生活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结婚典礼。
11月26日，上海的报纸登出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结婚启事，其中有这样一段妙文：“中正奔走革命，频年戎马驱驰，未遑家室之私……兹定十二月一日，在上海与宋女士结婚，爰拟撙节婚礼费用，宴请朋友筵资，发起废兵院……欲为中正与宋女士结婚留一纪念。”
12月1日，蒋、宋婚礼分两次举行。因为宋美龄是基督教徒，因此在上海首先举行宗教仪式的婚礼，原请宋家的亲朋好友、卫理公会教堂牧师江长川证婚。没想到这位江牧师执行起“圣职”来十分认真，他认为蒋停妻再娶，有违基督教义，坚决拒绝为蒋、宋证婚。乃改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证婚。又请蔡元培作证婚人，何香凝、李德全、谭延闿、王正廷也参加证婚。男方主婚人为蒋介石的同父异母哥哥蒋锡侯，女方主婚人为宋子文。蒋、宋婚事，原来宋子文是坚决反对的，几乎导致兄妹决裂，所以宋子文拒绝为宋美龄主婚，宋太夫人劝说无效，宋蔼龄乃商请谭延闿出面调停，宋子文才勉强同意，出面主婚。先在上海西藏路慕尔堂举行宗教婚礼，再到戈登路大华饭店舞厅补行了“中国传统味道的婚礼”。
宋美龄与蒋介石的结婚照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礼，既隆重又显赫，辉煌宽敞的大华舞厅挤满了各地来的要人名流，等着观看这场轰动一时的强人结合的婚礼。像这种盛况，传媒界当然不会放过大肆渲染的机会，甚至连远在美国的《时代》周刊也以蒋、宋联姻合照做封面。
1927年12月2日的《上海时报》对蒋、宋联姻作了详细的报道：
“这是近年来的一次辉煌盛举，也是中国人的一个显赫的结婚典礼……”“昨天下午举行婚礼时，大华饭店的舞厅里足足有一千三百人。当蒋介石总司令同男傧相一起出场时，桌边的椅子上坐满了人，还有许多人站着，鼓掌欢迎这位前军事领袖。”出席这次婚礼的还有上海及其他地区的中外知名人士，美国高级领事埃德温·S．查尼汉姆（Edwin S．Cunningham）、英国总领事西德尼·巴顿（Sidney Barton）、挪威总领事阿尔（N．Aall）、日本总领事矢田七太郎（S．Yada）、法国总领事M．纳吉亚尔（M．Naggiar），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总领事也出席了这次结婚典礼。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马克·L．布里斯托尔（Mark L．Bristol），海军上将、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约翰·邓肯（John Duncan），以及其他外国驻沪高级将领也身穿便服出席了结婚典礼。
一进舞厅的大门，人们立刻就被那非常美丽的满堂花海迷住了。这些花卉是由刘易斯育婴堂布置的，整个礼堂在这花海的烘托下显得高贵隆重。在一个或许可以称为讲台的上方，悬挂着孙中山大幅肖像，肖像的一边是国民党旗，另一边是孙中山所设计的国旗。奏乐台上，一队俄罗斯乐团忙碌地进行调音、试音的工作，等待演奏门德尔松婚礼进行曲。整个礼堂的里面和外围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布满了中外的便衣军警，严密地监视着整个会场，以防意外事件的发生。
蒋、宋婚礼，按程序单上的安排共有十项：（一）来宾入场；（二）主婚人和证婚人入场；（三）新郎入场；（四）新娘入场；（五）向孙中山肖像三鞠躬；（六）宣读结婚证书；（七）在结婚证书上盖章；（八）夫妻对拜；（九）新娘、新郎向主婚人鞠躬，以示感谢；（十）新郎、新娘向来宾鞠躬，以示感谢。
蒋、宋结婚典礼由蔡元培主持。结婚典礼开始时，管弦乐队奏起外国乐曲。蒋介石在男傧相的陪伴下步入舞厅。宋美龄穿着一件漂亮的银色旗袍，白色的乔其纱用一小枝橙黄色的花别着，轻轻地斜披在身上，看上去非常迷人。她那美丽的挑花透孔面纱上，还戴着一个由橙黄色花蕾编成的小花冠。饰以银线的白色软缎拖裙从她的肩上垂下来，再配上那件长而飘垂的轻纱。她穿着银白色的鞋和长袜，挽着她哥哥宋子文的臂膀，捧着一大束白色和粉红色的玫瑰花步入大厅，显得雍容华贵。她和蒋介石在结婚仪式举行之前，摆好姿势照了相。典礼开始时，蒋介石和宋美龄向位于讲台正中的孙中山肖像三鞠躬，转向右边鞠躬，再转向左边鞠躬，再向中间鞠躬。最后是宣读结婚证书内容，新郎新娘在结婚证书上盖章。然后夫妻对拜，向证婚人鞠躬，向全体来宾鞠躬。蒋、宋婚礼便告结束。新郎与新娘都没有按基督教的习惯拥抱和亲吻。
婚礼结束后，在舞厅和威尼斯厅举行茶会。有记者说“这次结婚仪式的本身是短暂而又简单的”。但李宗仁亲眼见到的情形则是：“我和内子乘汽车去谒见蒋先生夫妇及其住宅，也照例说几句道喜吉利话。只见满客厅都是各界赠送的丰厚礼物，琳琅灿烂，光耀照人。”有人统计，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花费达数百万元。
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盛大结婚典礼那天，上海《申报》同时刊登两则启事：一是蒋、宋联婚；一是蒋介石离婚声明。声明宣称：“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姚、陈二妾，本无契约。”有人认为，这段文字是出自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的手笔。
为了表示郑重，说明蒋介石身负重任，心在国家，就在他与宋美龄结婚的当天，蒋介石在报纸上发表一篇题为《我们今日》的文章，内称：“我今日得与最敬爱的宋美龄女士结婚，实为有生以来最光荣之一日”。“我们结婚以后，革命事业必定更有进步，从今可以安心担当革命的大任，我们的结婚，可以给中国旧社会以影响，同时又给新社会以贡献。”
蒋介石与宋美龄婚后的新居设在上海拉都路三一一号。新婚夫妇头一天在此新居度过，第二天（12月2日）蒋、宋一起去了杭州，说是要在莫干山度蜜月，但蒋介石当天又从杭州返回上海。为什么蒋介石当天就回上海，此中的奥秘只有蒋介石自己才知道。
在上海大凡重要名人都要疏通关系向青帮交纳保险费，这是惯例；否则身家性命实难保住。蒋介石虽曾一度加入过青帮，而且和青帮首领杜月笙私交甚厚，但即使他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也仍需按例交纳保险费。宋美龄在结婚之前，从美国回来后，她的哥哥宋子文一直替她代交保险费，但她却一点也不知道。
结婚之后，宋美龄得知蒋介石要向青帮交纳保险费，大为不满。蜜月期间，她便开始做蒋介石的工作。她认为蒋介石现在是总司令，是中国最重要的人物，不属需要交保险费的人。蒋介石也觉得宋美龄的话颇有道理，于是便决定不再向青帮交费。他和宋美龄由莫干山寺庙回到上海宅邸时，也不再向杜月笙打招呼了。杜月笙很快就得知了此事的内情，于是便演出了一场闹剧：
一天，一辆豪华的罗尔斯·罗伊斯轿车驶到西摩路宋公馆，汽车里钻出一个司机和一个漂亮的使女，说要接美龄去见她大姐蔼龄。但美龄坐上车后，汽车却拐进了青帮的魔窟杜公馆。几个小时后，蒋介石召开完紧急会议后来接宋美龄，而宋美龄仍没有回来，蒋介石越等越着急，后来详细询问了事情的经过，感到事出有疑，蒋介石心里顿时凉了半截。但在这种情况之下，蒋介石明白是不好去直接查问的，于是，他给宋子文打了个电话。宋子文听完蒋介石的叙说，很快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挂上电话，又拨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私人号码。听筒里很快传来了杜月笙那熟悉而又可怕的声音。杜月笙告诉宋子文：蒋夫人安然无恙，不必担心，她健康良好。她被人发现只由一个使女陪伴，在危险的上海街道上开车。考虑到无时不有危险存在，这是非常冒失的行为。为了她的安全，她已被送到一所舒适的别墅。由于大家极为尊重她的地位，尊重她是中国新统治者的夫人，所以她得到了一切应有的礼遇。尽管大家苦心奉承，但她似乎并不高兴，拒绝进食。自举行婚礼以来，总司令公务如此繁忙，以至于未能为自己和夫人安排较为妥当的保护。在像上海这样危险的城市里，实在是疏忽大意，我对此深表遗憾。
宋子文得知底细后，立即向蒋介石作了回报后，亲自驾车前往杜月笙戒备森严的府邸，履行了“例行手续”，将宋美龄从“受照顾”的别墅里领出。经过这次“劫持”，宋美龄才认识到青帮杜月笙的魔力。
宋美龄同蒋介石结婚后，过着极为豪华的生活。她在大陆仅是别墅就有多处，建筑风格各具特色。上海原贾尔业爱路（今东平路），有一幢是其父宋耀如给宋美龄作陪嫁的宅第，为美国式的花园洋房。此栋西式二层楼舍，虽说房间不多，但设计新颖漂亮，特别是那面积超过房屋三四倍的花园，绿荫如云，幽雅奇秀，堪称“闹中取静”的养憩佳境。浙江奉化溪口，又有蒋介石祖屋一栋，称“丰镐房”，然而蒋的原配毛福梅离婚不离家，依然是丰镐房的主妇，宋美龄自然不便栖身。蒋介石便在附近武岭头为她修建了“乐亭”，该处背山面水，景色宜人，安静舒适。在南京，宋美龄与蒋介石居住于“中央军官学校”校长官邸。抗日战争期间，宋美龄在重庆住过五个地方。据张瑾教授在《抗战时期宋美龄在重庆的官邸》一文叙述：
1938年12月8日，宋美龄随蒋介石抵达战时首都重庆，至1946年4月30日与蒋同机飞离重庆，她前后在渝度过了近八年的抗战岁月。蒋宋夫妇在重庆有五处官邸，即：曾家岩官邸、李家花园官邸、黄山官邸、林园官邸以及小泉校长官邸。不过据重庆市档案藏“重庆市接收中央机关留渝公产管理处”全宗档案，蒋宋官邸中并无“小泉校长官邸”的提法，而是代之以“九龙坡官邸”；而有关九龙坡官邸的记载仅有添置室内窗帘等内部陈设的细节，尚无法判断此处官邸与“小泉校长官邸”之关系。据重庆市文物局《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请登记表》，“小泉校长官邸”就遗址保护区域归属看与“九龙坡官邸”似为同一处。
就地理位置而言，上述五个官邸分别坐落于重庆市区、西郊及长江南岸等处。其中，曾家岩官邸和李家花园官邸位于市区内；就占地面积而言，地处郊区的黄山官邸与林园官邸属园林式建筑群，拥有秀丽而开阔的庭院，占地面积最广的是黄山官邸。而位于市区的两个官邸则是与居民杂处的单体建筑楼；就入住的先后顺序与居住时间长短而言，黄山官邸、曾家岩官邸、李家花园官邸分别为宋美龄在渝最初入住的三处。其中，她在李家花园官邸居住的时间最短，在黄山官邸居住的时间最长；就使用功能而言，小泉校长官邸专为便于蒋介石在中央政治学校办公休息住所，其余几处官邸均兼具办公与住寓的双重功能。
从蒋介石日记看，黄山官邸简直就是重庆的世外桃源，这里留下蒋介石、宋美龄夫妻恩爱生活的回忆。1939年2月25日，蒋介石携夫人到黄山休息。他在日记中感叹道：“夫妻融融，苦中甚乐也。”1940年5月20日，蒋介石又“与夫人到黄山云岫楼休息，初入山中，月明气清，令人心神为之一快”。这一年10月13日，傍晚，为蒋介石过生日，夫妻二人“在松厅对饮茶点”，“甚觉自由简捷，可比任何宴会为乐也”。黄山官邸还是蒋宋家族亲友团聚之所，1942年5月，宋氏三姐妹曾在黄山官邸松厅团聚。松厅旁边即是孔祥熙的二女儿孔令俊的别墅——孔园；黄山官邸内还为宋庆龄专门修了一所别墅——松籁阁。
对宋美龄来说，黄山官邸还具有“减压”的功能。她曾告诉来访的海明威夫人，说：“有时候我工作过度，无法静下心来思考，感觉像苍蝇被粘在捕蝇纸上，动弹不得。我先生会说：‘现在，你到南岸下去住几天吧！’他帮我收拾行李，就送我去休息几天。”在这里，阅读可能是减压的最好方式。在谢冰心来访时，宋美龄兴奋地向她展示在云岫楼的藏书，冰心写道：“夫人还带我去了二楼，给我看了她的书斋。墙上塞满了书，使人眼花缭乱。”
在宋美龄所有别墅中，以她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两处最为令人瞩目：一是“美龄宫”，二是“美庐”。美龄宫系一幢富有民族风格的宫殿式建筑，位于南京紫金山四方城东二百米处，建于1931年。别墅笼罩在参天古树的苍翠深处，四周筑起蜿蜒的高墙，进门便是暗香馥郁的花园，曲径通幽处，若隐若现地露出两层高的古典楼房。那绿色琉璃瓦流光溢彩，阳台汉白玉栏杆雕有千姿百态的凤凰，更添俊俏。“美庐”是宋美龄避暑之所，坐落在江西庐山的脂红路一八〇号。“美庐”虽说是英式风格，却具有东方神韵，气度不凡。“美庐”上下两层，有露台和庭园，草木碧合，环境十分幽静。1946年夏天，宋美龄曾多次陪同美国特使马歇尔的夫人，在“美庐”一带散步谈笑。自1949年以后，宋美龄一直未能返旧居别墅居住。近年来，宋美龄的别墅已成为旅游景观，吸引国内外游客前往猎奇揽胜。宋美龄在大陆的别墅除了展示她与蒋介石搜刮人民的血汗钱供自己享乐外，不能说明别的什么。至于蒋介石、宋美龄退守台湾的住所士林官邸和其他行宫则更加耀眼自不在话下。
六、蒋、宋联姻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是决定蒋介石以后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步骤。海伦·福斯特·斯诺在她的《近代中国妇女》一书中说：“1927年12月，蒋介石同宋美龄结婚，此中意义比卫理公会派的教义还要多。”这次结婚，是他人生的一着妙棋，这使他充分如愿以偿。漂亮的、穿着讲究的、受过美国教育的宋美龄，为蒋介石那个与下层社会的现实格格不入的政权装饰了门面。“他们是否为爱情而结合，唯有他们本人才知道。”然而，这门婚姻的确是在“蒋介石、洋化华人和洋人之间沟通联络的一条渠道。在某种意义上说，宋美龄是中国旧传统的一个人质，是家族利益与政治利益之间维持信义的一项保证”。可见，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合，它的政治意义是十分明显的，难怪人们说它是一起政治婚姻了。
蒋宋联姻后的家庭合影，前排：宋蔼龄（左）、倪珪贞（中）、宋美龄（右）；后排：宋子良（左一）、孔祥熙（左二）、蒋介石（左三）、宋子安（左四）
第一，加强了蒋介石与其他派系抗衡的势力。
蒋、宋结婚时，蒋介石还未正式复职。蒋介石虽孑然下野，但实力并未损伤；他身在溪口乡间，却同样指挥他的人马四处活动，在政治、军事、财政上支配着南京政权。宋子文、黄郛等人为蒋介石跑前跑后，同列强各国拉关系，并在国内各派系之间频繁往来。还有一帮“长衫佬”，如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还声明要与蒋介石“同进退，共沉浮”，为蒋介石复职左右周旋。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本想把蒋介石逼下台后，由桂系拉出几位国民党头面人物来充当门面，自己独揽大权，殊不知蒋介石一下台，桂系不但未能掌握到大权，连大局也左右不了。蒋介石下野后，时刻准备复出。随着时局的日趋恶化，政界响起请蒋复职的呼声，为蒋介石重居主宰者地位造成有利气氛。
1927年12月2日，蒋介石偕宋美龄由杭州返回上海。次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便在他的新居——上海拉都路三一一号召开。结果，在冯玉祥、阎锡山等实力派人士的敦促下，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议决蒋介石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并决议由蒋介石负责筹备二届四中全会。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后，蒋介石玩弄手段，将汪精卫、胡汉民、孙科、伍朝枢，一一逼迫出国远游。
1928年2月2日至7日，蒋介石一手操纵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正式召开，会议通过了戴季陶起草的四中全会宣言。为期五天的会议作出四项决议，推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23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又推蒋介石为组织部长。3月7日又推蒋介石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从此党权、军权都落到蒋的手里。
四中全会是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以后所召开的第一次国民党全会，它全面篡改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内容，抛弃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支持蒋介石独裁的会议，也是蒋介石把党政军大权，集中在自己手里，在全国建立独裁统治的起点。
人们都知道，本来宋子文对蒋介石是有矛盾的。蒋介石取消了宋子文在上海统一江浙财政的权力，使宋极为不满。加上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以及制造宁汉分裂，使宋大惑不解。他认为国民革命的主旨是以党治军，就是以文人节制武人。可是，宁汉分裂，蒋介石以武力“清共”，大开杀戒，文人节制武人的局面全都被推翻了！对此，宋子文认为蒋介石的行动违背了国民革命的初衷。武汉方面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又联名讨蒋，呼吁“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滞留上海的宋子文虽不敢公开斥责蒋介石，但他认为南京政府只是一种改头换面的个人独裁政权。美国记者希恩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到他当年在上海了解到的情况说：宋子文到上海时蒋介石已经叛变（按：此说有误），宋的住宅受到特务的监视，宋亦曾收到过匿名恐吓信，他虽然在留沪与回汉之间进行选择，表现出彷徨、动摇，但他认为“武汉尽管有共产党人，但仍然代表了国民党纯洁的传统”。“他不顾人们的劝说和威胁，一直拒绝参加蒋介石的政府。”
1927年7月上旬，宋子文离开上海回到武汉。他携带蒋介石给宋庆龄的一封信，试图把宋庆龄和宋子文都拉入南京国民党政权之内，以与其他政治派系抗衡。信内称：“夫人尊鉴：前由庸兄奉上一函，想已达览，未知庸兄尚在汉口否。中正等望夫人来沪，如望云霓。务请与子文、庸之兄即日回沪，所有党务纠纷，必以夫人之来有解决办法也。”但宋庆龄坚持孙中山的革命道路和他手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拒不与背离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南京国民党当局合流。她公开指出：“现在本党虽然有些党员离开了孙中山手定的中国革命的道路，然而已站在本党旗帜之下的千百万中国人民，仍将遵循这条道路以达到最后的目的。所以抱着这样的信念的并不只是我一个人。我相信国民党一切忠实的党员一定都会遵循这条革命的道路。”而宋子文却最终投入了蒋介石的营垒。宋子文的转变是在日本期间，与前来向宋美龄求婚和订立婚约的蒋介石相晤。由于宋母同意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事，10月21日宋子文从日本返抵上海，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已有了重大的变化。他不仅要为这桩婚事进行筹备，还要为蒋介石与汪精卫合流牵线。从此，宋子文投入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营垒，后来还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为蒋介石解决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的财政困境尽力。
宋子文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重要的原因当然不是由于蒋、宋联姻，而是宋子文对自己历史的选择，但无疑跟蒋、宋联姻也有必然的关系。
从蒋介石方面看，由于他与宋家联姻，不论宋子文起初对蒋介石追求他的妹妹有无反感，但在操办这桩轰动上海滩乃至当时中国政坛的婚事上，宋子文是出了大力的。由于蒋、宋联姻的关系使宋子文在蒋介石眼里变得可靠、可信了，而宋子文在人们心目中，也再次成为“当朝国舅”了。这就必然使蒋介石与宋子文的关系，随着蒋介石与宋美龄联姻发生转机。
宋子文在广东期间，曾积极投身国民革命，受到孙中山的信任和器重。在国共合作共同发动国民革命的大潮中，宋子文曾与周恩来、苏兆征、吴玉章等共产党人有过接触，对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也有过由衷的叹服，但是，他毕竟同他姐姐庆龄不一样，他时而对蒋介石“武人干政”反感，后又投入蒋介石营垒，他时而坚持孙中山倡导的国共合作，时而又支持汪精卫“分共”的政策，缺乏明辨政治是非的能力和坚定的政治立场。1927年底宁汉正式合流，蒋介石“下野”复出后，宋子文公开背弃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把自己的政治前程与蒋介石捆绑在一起。这一方面，加强了蒋介石建立独裁统治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随着蒋介石与宋美龄完婚，中国的蒋、宋、孔三大家族已经开始合流，主宰中国的政治、经济。因此，蒋、宋联姻，无疑对中国的政局发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美国作家罗比·尤恩森在他的著作《宋氏三姐妹》中，就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引证当时美国《时代》杂志的文章指出，这对于蒋介石是重要的，因为蒋与宋联姻使他成为“国民党先圣孙中山先生（庆龄的丈夫）死后的连襟，大银行家宋子文的妹夫，以及中国最伟大的圣人孔子著名的后裔孔祥熙先生（蔼龄的丈夫）的连襟”。蒋介石有了宋美龄，便有了精明能干的连襟孔祥熙和内兄宋子文，他们可以商界支持蒋介石，为他的政府提供金钱以实现他拯救和稳定中国的计划。这对于蒋介石是带有决定性的支持。可见，蒋、宋联姻，不能单纯地看成是一种“英雄爱美人”的罗曼蒂克式的行为，它实质是一种政治上的行为，它是蒋、宋、孔三大家族通过婚姻关系实现政治上的结合。蒋、宋联姻后，蒋介石通过孔祥熙、宋子文对内加强了同江浙财阀、金融集团的联系，而孔、宋家族则利用蒋介石执掌党、政、军大权，官运亨通，巧取豪夺；对外则通过孔、宋家族同英、美国家的联系争取英、美政府对蒋介石政权的财政和军事上的支持及争取到英、美国家商界在中国投资。
第二，争取了美国朝野人士对蒋氏政权的支持。
蒋介石重新上台后，当务之急就是要巩固住他的最高统治地位，这除了要控制最高军事统治权外，同时，还必须加紧投靠列强，乞求援助，以取得欧美日本政府的支持。在这方面，宋美龄便是蒋介石的得力助手。宋美龄也必须要煞费苦心地为巩固蒋介石的新政权而效力。
宋美龄对中国人民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但她与蒋介石结婚后，成为蒋介石的秘书和英语翻译，随蒋奔波于“剿共”前线，为巩固蒋氏统治竭尽全力。尤其是在同外界的接触中发挥了她的影响，引起外国人的极大注意。当然，世界各地新闻界对宋美龄的评论不一，有敬佩与仰慕者，有排斥与忌恨者，西柏林《明镜日报》（Tagesspiege）推崇宋美龄，说她“风范高雅，神采奕奕，饱经世故，眼界辽阔，言词犀利，颇富演说天才，当时辅佐其夫婿有若私人外交部长，她与外国商洽贷款，尤其敦睦中美关系，功不可没”。宋美龄嫁给蒋介石，不仅开阔了蒋介石对美国的眼界，而且她陪同蒋介石参加各种外事活动，对争取美国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贡献深远。
宋美龄为促使美国朝野人士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她经常以“半官方”的身份活动，又写了一些长信、文章和书拿到美国出版，自“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期间，还经常用英文向美国广播。此举对美国人却具有非同小可的迷惑力，好像一位在美国大学毕业的聪明伶俐的女学生已经接管了全中国，并由她评定那个神秘而难治的国家里所发生的一切事件的孰是孰非。虽然她看上去像东方人，但在其他任何方面都像个地道的美国人。这样，宋美龄便是蒋介石同美国有关方面进行沟通的最佳拍档。
还有一件令美国人欣喜的事，是宋美龄同蒋介石结婚后，由于她一再促使蒋接受洗礼，成了一个基督教徒。蒋母笃信佛教，蒋介石幼年常听其母讲解佛理，亦间或引起探究宗教教义的兴趣。青年时期，蒋介石受儒家哲学影响极深。1930年蒋介石皈依基督，无疑跟出身虔诚基督教家庭的宋美龄的影响关系极大。
1930年10月23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去上海宋夫人家里，由美国江长川牧师主持仪式，接受蒋介石加入基督教洗礼，除宋庆龄外，宋家所有的人都参加了蒋介石入教洗礼仪式，表明宋家对此事的重视。
蒋介石必须加入基督教，这是与宋美龄结婚的条件之一，但是，蒋介石结婚后近三年，一直不大愿意接受洗礼。可是，宋美龄穷逼不舍。其中情况，在董显光所著《蒋“总统”传》中，引录了江长川牧师的一段回忆中讲得十分清楚。
江长川说：“民国十七年（1928年）之某日，我接到蒋夫人的一封急电，要我即来南京。我于次日清晨到达。获知蒋夫人要我以其家庭老友的资格，劝请蒋先生接受基督教，若有可能，则为担任洗礼。由于蒋先生公事甚忙，故迟至下午四时始能晤谈。甚至彼时仍恐为诸事打断谈话，于是蒋夫人提议驱车出游，且行且谈。随即备了三辆汽车，前后二辆为卫队所乘，居中一辆则由我们三人乘坐。
“当我上车时，蒋先生坚邀我坐在中间，蒋夫人在我左方，蒋先生则在右方，车行中，蒋夫人力劝蒋先生接受基督教，并正式受洗礼。她说：‘我们的老友江牧师不久赴美国，此行将逗留许多月。’蒋先生则不愿意受洗礼过速。他答称：‘我现在只读完新约第二遍，正开始读旧约，我要对基督教多知道一点，然后正式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我们继续谈了一些时，我后来赞同蒋先生的意见，建议他在我出国的时候再熟读圣经，我极愿意能在回国时为他举行洗礼。
“我在美国时，中国某一军阀对中央政府间发生内战。某日，在战争进行中，蒋先生被敌军诱困于开封附近，四面几被包围。处此失望之境，蒋先生祈祷上帝解救，并声言此次得救后，定即正式信仰基督为救主。上帝对此祈祷即予接纳，骤下大雪，为此季所罕见，固使敌军无法进迫。同时，他的援军已从南京由火车运到，结果不仅蒋先生的生命得以保全，且转败为胜。
“当我从美国回来，我遂被邀请为这位中国领袖施行洗礼。”
董书接着指出：“此后，蒋‘总统’每日祈祷礼拜，绝不间断，不管国事再忙。不许他人讳言基督，各个人宗教信仰自属绝对尊重。”
蒋介石参加基督教，接受洗礼，中国人并不感到震惊。但是，在外国人中间，尤其在美国人中间，则可以听到很多赞许的声音，认为基督教虽在中国受到批判和抵制，然而蒋介石皈依基督则是基督精神在中国复兴的一种象征，说明传教士的工作会变得容易起来。可是也有不少西方人对于蒋介石皈依基督的动机表示怀疑，例如美国期刊《基督教世纪》就发表社评指出：“人们对蒋介石加入基督教社团将持有克制的热情态度。确切地说，中国以外的教会希望在作出这次受洗是一个重大胜利的结论之前，应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静观事态的发展……大多数有见识的基督徒都认为，康斯坦丁改变宗教信仰曾使西方都会蒙受一次最大的不幸；同样，费拉基米尔宗教信仰的改变也未被看作一次胜利，而对东欧真正的基督教来说毋宁是一次失败……当前中国局势还有其他因素应予考虑……例如，它明显而且急迫地需要外援，特别是外国贷款……需要资金是如此迫切，以致传闻鸦片贸易在官方或半官方的纵容下又兴盛起来……南京政府领导人……明白如有一个受过洗礼的基督徒当该政府领导首脑，西方对他们是会兴趣倍增的……在鼓励主席采取这一步骤时，他们心目中肯定已在盘算有哪些直接和实际利益……奉劝各地的基督徒，不要把这件事……看成是上帝的王国在中国取得巨大进展的具体标志。”
宋美龄则满怀信心地向她的朋友宣传蒋介石皈依基督的情况，引起外界的注意，争取外界对蒋介石的同情和支持。她不管走到哪里，都向外国传教士和妇女俱乐部的人士发表讲话，企图将外国的教会团体、传教士和外国的基督徒集聚到自己的身边。可见，蒋介石皈依基督，为宋美龄争取美国朝野人士对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支持，从而为美国在中国推行扶蒋政策产生积极的影响。
总之，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宋美龄密切了同美国的关系，把美国金融界银行家、石油商人、传教士和美国政府领导人争取过来，使蒋氏政权同美国建立了良好关系。
第三，开始了蒋、宋家族联盟政治局面，加深了宋庆龄与宋美龄的裂痕。
蒋介石夺取全国统治权后，通过宋子文、蒋介石夫妇和孔祥熙夫妇的共同努力，建立起旧中国三大家族，为蒋介石后来统治中国二十二年，奠定了基础。蒋介石通过孔祥熙加强同北方军阀，特别是同阎锡山和冯玉祥的联系。蒋介石同他们达成一些权钱交易，使他们站到自己一边，并把华北的统治权交给阎锡山、冯玉祥。蒋介石又将南京政权的实业和工商部长职位交给了孔祥熙。蒋介石有权没有钱，孔祥熙、宋子文有钱又需要权，因而蒋介石利用宋子文财势最盛，并懂得怎样理财聚财，尤其在西方颇有影响的条件，把南京政权的财政部长的职位交给他。孔祥熙出身名门望族，豪富家庭，他虽没有多大本事，但他竭尽全力为蒋氏政权效命。尽管蒋介石与宋子文、蒋介石与孔祥熙之间也有矛盾，但他们在共同支撑和巩固蒋介石政权方面却同心协力，各有各的用场。如果没有宋庆龄与孙中山、宋美龄与蒋介石、宋蔼龄与孔祥熙的关系，任何家族都很难在几十年中发展得如此显赫；如果没有这个家族中的财势人物宋子文辅佐蒋介石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政府，并借助宋美龄、宋蔼龄两姐妹的魅力，透过宗教、教育等外交手段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任何家族都不可能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和最有权势的人。所以，蒋介石与宋美龄这桩婚姻，不仅给蒋、孔、宋三大家族带来了勃勃生机，也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的苦难，中国人民的财富落入了蒋、孔、宋、陈（立夫、果夫）四大家族的私囊，使他们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也成为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国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人物。而且他们也都曾不同程度地影响过中国动荡的政局。
布赖恩·克罗泽在1976年出版的《蒋介石传记》中收集了《大公报》的创始人之一胡霖的分析，指出：“蒋的再婚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政治行动。他希望同宋美龄结婚后能把孙夫人（宋庆龄）和宋子文拉过来。此时，蒋还开始考虑到需要寻求西方的支持。宋美龄成为他的夫人后，他就有了同西方人打交道的‘嘴巴和耳朵’。另外，他对宋子文这位金融专家评价很高。但是，要说蒋不爱美龄那是不公正的。蒋显然把自己看作英雄，在中国的历史上，英雄往往爱美人。为了政治目的，蒋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在那种情况下，另娶新妇对蒋来说是理所当然之举。”历史学家唐良礼补充了这种估计，他说：“蒋渴望独自继承孙逸仙的遗产。”蒋介石借着同宋家联姻，除欲获得孙中山的“神秘权威”外，他更希望获取宋家政治和经济的支持，并借此建立一个亲西方的政府，扫除亲日的北京张作霖政府，防止一个亲苏的“左”倾政权。正如人们所评论的，蒋、宋联姻，“宋家拿到租界银柜的钥匙，蒋已经出卖了革命，参加了宋氏的家族。蒋为了与宋做这些买卖，他毫无迟疑地抛弃了他的朋友、他的妻子、他的信念和信仰，宋家却给他以非常宝贵的权”。通过蒋介石与宋美龄联姻，一个蒋、宋家族联盟的政治局面开始了，但与此同时也加深了宋庆龄与宋美龄，以及宋庆龄与蒋介石之间的裂痕。
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给宋庆龄巨大的感情伤害，因为姐妹俩原来感情甚笃，她们一同在上海、美国上学，因为美龄年幼，日常生活大都由姐姐庆龄照顾。而庆龄不顾父亲的狂怒和母亲的哀哭执意要嫁给孙中山时，美龄又支持姐姐庆龄的决定。所以庆龄很喜欢她的妹妹。现在妹妹却把自己的命运同一个叛变革命的人结合在一起，自然引起庆龄失望情绪的加深。因为蒋介石的性格令人讨厌，而且在男女关系上行为又放荡不羁，在他的反革命、反共政治面目未暴露之前，宋庆龄就说过，她宁愿看着妹妹死去也不愿美龄嫁给蒋介石。但野心勃勃的美龄，出于成为中国“第一夫人”的诱惑反倒决心与蒋促成这一“双方都是出于投机”的结合。当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宋家沉浸在喜庆气氛时，远在莫斯科的宋庆龄则保持沉默，没有向这对夫妇祝福。
蒋介石宣称他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所以他期待以宋庆龄作为桥梁，利用她以达到自己的目标，同时又试图把她的形象从人们的心中抹掉，以便树立蒋介石继承孙中山事业嫡传的假象，这使宋庆龄感到极为不爽。早在1927年8月22日，为了抗议蒋介石、汪精卫叛逆革命的行为，寻求中国革命胜利道路，并实现孙中山要她代表其访问莫斯科的愿望，宋庆龄决定访问莫斯科。是日，她发表《赴莫斯科前的声明》，阐明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正确和作用，高度赞扬三大政策的伟大业绩，表达她始终忠于孙中山思想的坚强信念，此后，她便与美龄分道扬镳，并同蒋介石的反共反苏反革命政策作坚决的斗争。从此，宋氏家族对蒋介石及其政权的态度便一分为二了，这不仅对宋家，就是对全中国都发生非同小可的影响，说明蒋介石争取宋庆龄的政策彻底失败，也说明宋庆龄具有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崇高品质和伟大精神。
1929年，宋庆龄从欧洲返国，回南京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5月6日，她过莫斯科，转乘横越西伯利亚的火车，于5月16日抵达东北的哈尔滨，次日到沈阳。5月22日，宋庆龄在北京碧云寺参加孙中山遗体改殓仪式。26日，她护送马拉的灵车去北京火车站。两天后灵车到达南京，蒋介石到站迎接。三天后举行家祭，宋庆龄引领孙、宋两家人行礼。蒋介石也出席这次家祭，与祭者有孙科夫妇、戴恩赛夫妇、宋子文夫妇、孔祥熙夫妇、蒋介石夫妇等孙中山亲属五十余人。因为蒋介石要树立一个形象：即他不仅是孙中山的政治继承人，还是孙中山的亲属。6月1日，孙中山奉安大典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隆重举行。宋庆龄主持了封棺和闭墓门的仪式。“她使自己站立的位置离开别人和她的家属，坚持完成这长时间的、令人难以忍受的仪式，眼看着孙的灵柩稳妥地安放进墓穴，然后就返回上海莫利爱路寓所。”6月2日，宋庆龄同母亲倪珪贞和宋子良、宋子安等返回上海。蒋介石和宋美龄要宋庆龄回来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一行动拉拢宋庆龄站到他们一边。6月17日，宋美龄专程到上海请姐姐庆龄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她没有去。不去是对的，因为这次会议通过了“‘人民团体组织法’，规定所有团体均须服从国民政府”。
宋庆龄回到上海后即陪同母亲到风景优美的杭州西湖休息几个星期。8月1日，她应“国际反帝大同盟”之请，谴责蒋介石政权。她在电报中指出：“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的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企图挑起对俄国的战争……恐怖行动只能唤起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加强我们战胜目前残忍的反动派的决心。”英文报纸为了不让蒋介石政权找他们的麻烦，都不发表宋庆龄这个电报。只有一家报纸例外，但是这个报纸刊登的是一则完全被颠倒了黑白的电文，这电文是从日文翻译过来，并且把宋庆龄写成是赞同恐怖政策的人。中国报纸则一概不登，以免惹事。宋庆龄说：“自从我发了电报以后，心里感到痛快多了。我必须表白自己的信念，至于我个人会遇到什么后果，那是无关紧要的。”
蒋介石懂得宋庆龄的重要，他和宋美龄一直都想讨好宋庆龄争取她对他们的支持。不仅宋美龄亲自找姐姐倾谈，而且蒋介石还指使戴季陶夫妇去找宋庆龄，说服宋庆龄到南京去。
关于宋庆龄在上海与戴季陶谈话的内容，1929年10月20日，宋庆龄在燕京大学出版的英文《明日之中国》（China Tomorrow）上发表的《与戴传贤谈话笔记》作了详细记载。发表时，原编者特加按语称：“此文是孙夫人亲自为《明日之中国》准备的，其真实性无可置疑。”1929年12月12日天津《大公报》予以译载。从这篇谈话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宋庆龄对蒋介石、宋美龄结合的态度，也可以看到宋庆龄对蒋介石政权的态度。在这篇谈话中，宋庆龄是有意说给蒋介石听的，实际上这是宋庆龄鄙弃蒋介石，拒绝蒋介石和宋美龄劝她去南京的宣言书。宋庆龄指出：“我明白戴君是带了蒋介石的使命来探我的消息的，戴君被我的话窘住了，默不作声。他的夫人打破沉默，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到南京去。我回答说：葬仪已经过了，我为什么要到南京去呢。戴夫人继续陈述：‘陵园真是美丽，您的住宅里一切设备都布置好了，我们都愿意您到那里去，您也可以就近向政府提建议。’宋庆龄说：我对于戴夫人这番口齿伶俐的话，直率严肃地指出：‘谢谢你们把我的名字列上你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实我并不属于你们的贵党。’你们是把我当做招牌去欺骗公众，‘你的好意正是一种侮辱。相信吧，没有哪个以为南京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她愤怒地指出：‘我除了看见你们妄肆屠杀数百万将来可以代替腐败官僚的革命青年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穷苦绝望的人民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军阀争权夺利的战争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对饥饿的民众的勒索以外，没有什么了。事实上，你们什么都没有做，只进行了反革命活动。’宋庆龄说：‘至于说到实现孙先生《建国大纲》，我不知道哪些方面是蒋介石和他的僚属在哪里实行的。即便是他最后的遗嘱，你们每天只用做口头背诵的，你们都把它出卖了！’”这是继宋庆龄拍给国际反帝大同盟那篇措辞激烈的电报之后，又一次措词强硬的谈话，这就更加激怒了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从宋庆龄与戴季陶夫妇面对面的唇枪舌剑中，可以看到宋庆龄对蒋介石及其政权的反共反人民的愤慨。
由此可见，宋庆龄认为蒋介石叛变了革命，也就是叛变了孙中山的事业。她虽可怜和同情她的妹妹——美龄，但她同蒋介石的鸿沟很深，她与蒋介石的矛盾不可调和。因此，宋庆龄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她只好把个人的感情和家族的利益置之身外。
1929年9月间，国际反帝大同盟在德国集会，再次选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9月21日，宋庆龄登上一艘法国邮船前往马赛，以实际行动同蒋介石及其反动政权决裂。对此，人们万分敬佩宋庆龄坚强的性格，坚持正义、爱国爱民的可贵精神和勇气。
总之，蒋介石与宋美龄联姻，一方面加强了蒋介石的势力，巩固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另一方面，蒋、宋联姻，蒋、宋、孔三大家族联盟，加强了蒋介石的地位，为蒋发动内战提供了物质条件，这又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从而大大地加深了宋庆龄与蒋介石的鸿沟，致使宋庆龄始终如一地继承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坚定不移地与蒋介石政权斗争，成为孙中山思想和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和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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