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狄更斯《双城记》

20世纪的中国实在过于沉重，沉重得几乎令人心碎、窒息；20世纪的中国知识人及作家的命运实在过于坎坷，坎坷得几乎令人眩晕、惊悚。特别是当历史依然勉强前行时，回望和记录这一历程的跌宕起伏与蜿蜒曲折，不仅要借以拨开历史的迷雾，还原历史的本真面目，更重要的是为了把脉当下和预想未来。正如敬文东在“长廊与背影”书系的“总序”中所说，之所以这样做，“不是为了向历史撒娇，更不是为了向历史索赔，甚至不是为了简单地证明谁对谁错，而是为了保证今天和明天的我们活得更理智、更聪明、更幸福、更踏实。先人的错误或光荣如果不能被我们清楚地分辨，我们就是不合格的子孙；20世纪的遗产如果不能被有效地清点，21世纪就有可能是变了形的20世纪，时间就有可能在流动中处于静止的状态。我们再也不需要这样的悖论，而我们曾经确实受制于这样的悖论。事实上，我们今天之所以还有晴朗的天空，我们还没有全方位地愧对先人，靠的就是我们对遗产的清点，对错误的洗涤，对光荣的分辨”。不错的，我们这一代学人，倘若要避免前代那样遭遇后人的轻蔑和耻笑，就应该责无旁贷地肩负起这样的历史责任。何兆武说过：“现在是从过去之中成长出来的，过去就活在现在之中。没有过去的思想，也就没有今天的思想。”而同时，林斤澜也提醒说：“历史是不可摧毁的，也不能抹杀，不能瞒，不能骗。还有，历史会再现。”金雁则更是言之凿凿地说：“这个社会稀缺的是真实和勇于承担责任，如果一个民族可以抗拒遗忘，抗拒虚假，抗拒伪造历史，抗拒一元化史观，那它就能够战胜自己，就能够从自己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否则记忆不全的和缺乏集体反思能力的民族，就会重蹈覆辙”，“历史最容易重演的正是它的丑恶的部分”。我们经历了怎样的过去，眼前的现实是怎样，又会有怎样的未来？这些疑问需要有良知的学者们作出回答。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面貌又纷繁错综，如何还原和解读历史，是一代又一代学人为之努力的目标。有学者曾言：“文化水准愈高的民族，一定会寻求准确性较大的历史。求真和求善有同样的动机，求真和求美亦有同样的动机。”这其中，资料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尤其是一些涉及机密的档案材料、日记，近年来成为史家关注的焦点。如前苏联的档案解密，使我们看清了当年所谓世界共产运动和苏俄革命输出的本真，以及一个真实的社会主义的苏联；维基解密，使我们了解到各国政府以及高官们的种种幕后交易、腐败记录，以及瑞士银行那些为我们所熟悉又惊诧的账户；蒋介石日记的公开，使我们明白了一个政府首脑在国事问题上的担忧和焦虑，以及在关心国事之外还有鲜为人知的人性、个性的一面。……这是历史进步的一个方面，应该拍手称快。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历史史料、档案等终究不可能完全大白于天下，这其中，有两种情况始终摆在学界前面。

其一是史料有限乃至长期被屏蔽而无法公开，尤其是离我们越近的历史，越是难以接近。多年来致力于史料搜集和研究的学者谢泳对此曾呼吁说：“1949年后的中国文化史非常复杂，现在研究这一时段的历史，主要依靠回忆录和个别日记，这很不够，深化研究的简单办法是开放档案，至少要按档案法办事，届时需要解密的历史档案一定要落实，不然徒耗研究者的精力不说，还会对历史造成许多误解。”其二是文献资料浩如烟海，让学者们不知从何下手。一段时间以来，传记、回忆录、对话录、口述、轶文、书信、日记、档案材料纷沓而来、铺天盖地，让人惊喜之余不免产生选择的困惑，吴秀明曾提醒说：“大量事实表明：目前当代文学研究又处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如何将‘思想’与‘事实’，‘阐释’与‘实证’融会贯通，从根本上改观上述所说的‘思想过剩’和‘理论泛滥’的弊病，这是需要我们严肃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

面对第一种情况，已故历史学家高华已经为学界提供了鲜活有力的例证——他的历史研究多从现有的、已公开的材料入手，而结论同样令人信服。对价值混乱、思维变态、观念守旧的大陆中国来说，高华的成功堪称一个典范，值得学界推广。再有就是民间学者陈徒手。他的《人有病　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和新近著作《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均以第一手公开的档案材料为据，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揭密了那一时期的历史和人物思想、精神世界。当然，高华、陈徒手等人的成功不仅取决于他们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一种研究的思想——不同于主流学界的一种独立思想，也是大陆学界一种稀缺的难能可贵的品质。王元化曾推崇“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并进一步阐释说：“学术思想的价值，只存在于学术思想本身之中，学术研究必须提供充分的论据，进行有说服力的论证，作出科学性的论断；而不能以游离学术之外的意图(哪怕是最美好的)、口号(哪怕是最革命的)、立场(哪怕是最先进的)这些东西来顶替充数。”他更反对“学术应依附于某种力量，或应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这类长期以来支配学术界的主流观念”，“认为学术是有其独立自主性的，是有其自身价值的”。或者正如科林伍德所说：“思想的历史，以及由此的所有历史，都是在史学家自身的心灵中重现过去的思想。”“史学家不仅重现过去的思想，他还是在自己的知识背景下重现它，因此，在重现中批判它，从而形成了自己对其价值的判断，更正了他所能辨别的所有错误。这种对他所追索的其历史的思想的批判相比对其历史的追索本身，并不是次要的。它是历史知识本身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所有的思想都是批判性的思想；因而重现过去思想的思想，在重现它们时也批判了它们。”他甚至直接宣称：“除了思想，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有历史。”然而，什么样的思想才能具有学术公信力呢？这是个颇费思量的问题。

面对第二种情况，何兆武有言：“一切人文价值——自由、平等、博爱、生命权、财产权与追求幸福之权以及英明远见、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乃至一切精神境界与道德情操，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从科学里面推导出来的结论。……要理解历史，我们就需要还有科学之外，乃至之上的某些东西：价值、目的、理想、信念。它们不属于科学实证的范畴之内，是科学所不能证实或证伪的，却又是人生和人的历史所非有不可的东西。我们需要它们，丝毫不亚于我们之需要科学。”由此也可以说，“史料本身并不能自行再现或重构历史，重建历史的乃是历史学家的灵魂能力(Seelensvermogen)。对历史的理解是以历史学者对人生的理解为其基础的。或者说对人生的理解，乃是对历史理解的前提。对人生有多少理解，就有可能对历史有多少理解。对于人生一无所知的人，对于历史也会一无所知”。E.H.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曾给出过他自己的思考：“事实是像游泳在广阔的、有时是深不可及的海洋里的鱼。历史学家能钓到什么，这一部分要靠机会，而主要地要靠他到海洋的哪一部分地区去钓，他用的钓具是什么——这两个因素当然是由他要钓哪种鱼而决定的。”卡尔还说：“事实本身要说话，只有当历史学家要它们说，它们才能说：让哪些事实登上讲坛说话，按什么次第讲什么内容，这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谢泳也曾总结说：“强调史料的第一性并不意味着说史料即是史学，而是对史料重要性的一个判断。因为史料本身并不能自行再现或者自行重建历史，重建历史的是历史研究者的思想能力，是研究者的人生理解和社会体验的综合表现。……其实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客观的史料和研究者的思想总是交织在一起，离开史料的思想是无力的。”无疑，如何选取史料来构建学说，是考验著者的学术和思想能力，也是评判当下纷繁复杂的学界孰优孰劣的一个重要标准。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强调。曾几何时，为了突出历史的一贯性、必然性、正确性，伟大人物、重大事件和宏大叙事成为中国大陆学界的核心和焦点，然而当历史现场不断被清理，历史真相也日趋显现出来，忽然发现，那些并不很伟大的人物、并不太热点的事件以及被遗漏和遮蔽的历史细节，也是构成历史的重要元素。西谚说，上帝也大不过细节，因为只有细节才能证明上帝。科林伍德说：“历史的思维就是这样一项想象的活动，通过它，我们尽力为这个天赋的观念提供细节性的内容。我们做到这一点，是通过把现在当作其自身过去的一种证据来使用。每一个现在都有其自身的过去，任何对过去想象性的重新建构，目的都是重新建构这个现在的过去。”敬文东说：“同样，反思的正确与否必须要征得无数细节的认同和首肯。因此，所谓的内心考古学，不过是发掘细节。在此，细节的意义要么是不重要的，要么就是意义早已溶解在了至高无上的细节之中。”李新宇说：“面对历史，除了穿越遮蔽、回到现场之外，还应回到常情和常理。所谓历史，说到底是由生活于其中的那些活生生的个体构成的。”然而，这样朴素的哲理，学界竟然曾经那样熟视无睹，以至于史学界、思想界、文化界固执地徘徊在弯路上，陶醉于中国所谓的学术繁荣之中，虽然已经失声多年却依然沾沾自喜。

在历史和思想史研究中，离不开具体历史人物。或者说，任何历史和思想史都是由历史人物承载的。正如何兆武所说：“历史乃是自由人所创造的自由事业，不是大自然先天就规定好了非如此不可的必然。”“人既然是历史的主人，是所谓‘创造历史的动力’，他的全部精神能量及其活动(即历史)就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核心。”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治一个人的思想史，几近等同于治一部断代史。

回首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1920年代共产党的成立，到国民革命，到八年抗战，到三年内战，再到1949年后的苏俄式社会主义试验及失败。公正地说，居于历史主角的从陈独秀、胡适、鲁迅，到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到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到李立三、王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林彪，以及胡乔木、周扬等，这些人一定程度上曾主导和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也是关注点的重中之重。但是，历史如一幕大戏，不仅有主角，还必然存在配角，不然戏剧无法展开。而主角之所以成为主角，也是因为配角的存在。尤其是1949年后之大陆中国的特殊政治环境，即如文艺界巨头周扬常说的：“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王蒙也曾说：“在中国现当代，作家是一个很受注目的职业，文学曾经时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发动大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由头或藉口，文学成为政治的风向标、晴雨计。作家的戏剧性经历后面隐藏着的是中国的社会变迁史，也是人性的证明。”

在20世纪中国曲折的历史进程中，茅盾虽然始终未能成为一个引领潮流的主角人物，但作为一个配角存在，却是不应该忽视的。换句话说，书写现代中国的思想史、文学史，不能以茅盾这个配角为中心，但若熟视无睹和不予理睬，肯定也会失之偏颇难得公允。因为对于20世纪中国特殊的历史来说，先后作为精英作家、革命家和文化官员的茅盾，的确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或者说，在历史的配角谱系中，茅盾是当仁不让的代表，具备一种普遍性。甚至某种意义上，他之作为主角亦未尝不可。于是，探寻茅盾1949年后的人生道路和思想历程，就成为一个时代课题和公共话题摆在我们面前。

还不得不说。在特别国情下，自由评说历史是一种奢侈；在人情中国的社会中，评说历史人物本身又充满了学问。一个普遍的经验是，评说古人要比今人容易，说好容易说坏难，因为评说古人少忌讳，可以任心随性，而面对今人则须慎之又慎，尤其是当事人、子女、亲朋以及同事等，都是潜在的观察员和把关者，往往一句不经意的表达，都有可能招来笔墨官司。甚至相关单位、生活地域以及国籍等，都是敏感词而需要刻意对待。所以说，在中国大陆做学问可不仅仅是书斋里的事。传统儒家文化中所强调的“为亲者隐”，说的大概就是这个道理。这个现象虽然可以理解，毕竟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亲情又是人类情感中最为核心的所在，但是，学术之发展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不断探索的精神。因此，排除恶意的、缺乏事实根据的贬损和攻击之外，如果基于相同或不同的文献、资料，得出可能完全不同的结论，作出与众不同的另类评说，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其中涉及评说者的视角、阅历、学识、思想、价值观以及个人好恶等多方面的因素。不过，在人们已经习惯了一种思维定势、价值判断和话语表达后，如果逾越常规，必会遭致群体的鄙夷和围攻，因为这不但是挑战了已有定评的被评说人，而且严重伤害到先前阐释者的感情，尤其是针对茅盾这样无大恶、大争议和一贯审慎低调的历史人物。况且，也有研究者早就提醒：“后人不顾时代背景、社会背景想当然妄议茅盾在建国后在反右中如何懦弱，如何胆小，如果不是偏见就是无知。”以及“在材料并不充足的情况下，用潜意识理论来主观揣测”“茅盾的所谓隐秘心理，颇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嫌疑”。

其实，就是理论上基于客观评判的学术评说，其本身也是个人化的、主观化的一种行为。或者也可以看做是著者的一种基本权益，任何人不能在学术之外进行干涉和压制。正如谢泳所说：“当具体历史事件可能引起的直接后果终结后，一切材料都成为历史史料，对研究者来说，它们获得的是另外的历史感受，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史料不问史料本身目的，研究者有自己独立处理史料的立场和史学规则，在这个范围内，如何理解复杂的史料，是学术自由的问题，它不受与相关亲属和涉及者的限制，这也是学术独立的题中应有之意。”谢泳还认为：“个人在历史变革中的选择，自有他们的道理，后人一般不好对这种选择妄加评论，但后人对完全赞扬这种选择中体现出的个人道德和人格，却有保持自己看法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基于恶意诽谤、造谣和人身攻击，评说者即便是做出了错误的评判，他为此要付出的也仅仅是学术不严谨的责任，而非其他。否则，评说历史人物只能褒扬而不能批评，这种评说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

评说历史人物之难的还在于“为尊者讳”。在传统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社会里，官本位文化已经深入骨髓，即便是在21世纪的当下，还可以经常看到这样的画面：如果民众有冤屈，就会在政府或官员面前长跪不起以示鸣冤，而遇到官员清正廉明或“为民做主”了，民众的最由衷的表达方式也是下跪谢恩或挥泪送别。于是一种论调在中国特别有市场，即官员不是普通公民，要么不能公开评说，要么认为批评就是造次，就是不尊。不得已批评时，也要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其中的逻辑仍不过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即作为权力与官位最高的皇帝自然是“天地君亲师”集于一身，批评皇帝就是不忠不孝，有悖天理。皇帝下面的大臣，则是集权力、德行、文化和道统于一身的仕，是皇权得以具体化、现实化的载体，所以“学而优则仕”、“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体恤黎民百姓”等特别中国化的语词才深入人心。除非是官员腐败、品质败坏，并已经成为恶的代表，否则批评官员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古往今来皆如此。

事实上，如果了解现代政治的运行规则就会知道，在共和国家和公民社会里，为官者要信守一定的游戏规则，也即是在选择为官之时，就要接受世人的评说。因为在公众视野里，官员代表着一种公权力，哪怕恶意的挖苦、讽刺，亦如美国人恶搞小布什、奥巴马那样，他们都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不能动辄动用公权实行打击报复。同时，评说官员，也是公民的基本职责和神圣权利，不去评说，尤其不去监督批评，反倒是一种失职的、不作为的表现和行为。可惜的是，这一基本常识，在大陆中国很难获得认可。

拙作评说茅盾，非基于沈雁冰这个人，而是将其定位于文化部长、政协副主席这样一个公权力者以及新文学作家、文化精英等身份。其中可能涉及到的批评甚至讥讽，也不是针对其个人道德、品格的成见，而是一个共和国的普通公民针对昔日的“公仆”、公众人物给予民主的监督和评议，或者也可说是对其进行一种“‘长焦距’的‘历史透视’”。因为正如陈徒手所说：“我们不是在追究、责怪个人的什么责任，而是探讨多少年政治运动凄风苦雨中的悲剧因素。”邵燕祥也在《回应韦君宜》中说：“历史是社会的集体的记忆，历史又是多少代人苦难和血泪的记录。……没有纯粹个人的历史，也没有纯粹个人的命运。‘思痛’云云，更不仅仅涉及个人的痛苦。”在此意义上，茅盾不过是一个言说对象而已。

至此可以明了。拙作的学术目的不是为了续写“茅盾传记”——相关传记已经足够多，而是立意在分析、评论和反思；也不是要撰写茅盾个人的历史，而是历史地撰写其人其思想。即在一个更广阔的大历史情境中，选择茅盾作为20世纪中国的公众人物作为切入点，并以现代意识为思想的武器和视角，在大量历史事实中进行一种追加的思想史意义上的评说。所以，本书没有采取按时间、事件先后顺序记叙的方法，也没有对茅盾做全景式的追踪、透视，而是仅选取一些有利于还原历史和思想言说且著者又力所能及的实例作为对象，希望能够实现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学术愿望，尽管这也许是个不切实际的奢望。

当然，作为学术研究之作——姑且这样大言不惭地说，著者也将秉持公正、客观和理性的原则，坚持让事实说话，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这话也许不过是思考进程中的半成品，或者说不过就是一个常人说着一些常识性的话，力求努力回归历史现场的同时，不以个人好恶来决定是非善恶，并怀着一种温情和敬意去体察和反思历史中的茅盾，如鲁迅所说：“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陈寅恪也有言：“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当然，尽管基本学术原则和思路已确定，但是对于著者的非史家身份来说，《茅盾先生晚年》实际操作如何，粗浅与幼稚程度若何，还有待方家的评判与指正。

1. 李扬：《沈从文的最后四十年·总序》，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
2. 《思想与历史：何兆武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3页。
3. 《善哉》，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序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4. 《“在历史中公开质问自己的责任”——东欧的秘密警察是怎样形成的(下)》，《经济观察报》， 2013年1月29日。
5. 毛子水：《史达林是怎样攫取“拆那国土”的》，《自由中国》三卷九期，1950年11月。
6.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7. 《今天我们如何处理史料》(外二题)，向继东主编：《2009中国文史精华年选》，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251页。
8. 《史料学：当代文学研究面临的一次重要“战略转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2年第2期。
9. 《清园近作集·自序》，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
10. 《历史的观念》，尹锐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166、236页。
11. 《思想与历史：何兆武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8页。
12. 《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1、6页。
13.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14. 《历史的观念》，尹锐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页。
15. 《长廊与背影书系·总序》，李扬：《沈从文的最后四十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
16. 《帝国黄昏·自序》，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
17. 《思想与历史：何兆武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18. 周巍峙：《序言》,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9. 《人证与史证》，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序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20. 钟桂松：《茅盾“懦弱”吗——从茅盾的几件事说起》，《茅盾研究》第11辑，新加坡文艺协会2012年版，第474页。
21. 李继凯：《鲁迅与茅盾》，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9页。
22.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5页。
23. 《今天我们如何处理史料》(外二题)，向继东主编：《2009中国文史精华年选》，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253页。
24. 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潮·自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5. 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26. 《惟知音者倾听》，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3页。
27. 《题未定草·七》，李新宇、周海婴编：《鲁迅大全集》9，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381页。
28. 《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