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纪念碑

另一种纪念碑

现在,大凡专门到湘西凤凰县一游的人,都是为了沈从文先生而来的。沈先生是凤凰人。沈先生的故居和墓地都在凤凰县城。黄永玉先生手书的碑文静立在墓地入口旁:“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沈先生没有战死在沙场。其实,沈先生也没有回到故乡。他遥远地死在一个叫作北京的喧嚣的大都市里。当年,一个二十岁的士兵为旧生活所窒息,被新生活所感召,突然决定放下枪,拿起笔,要以文学闯天下的时候,他所来到的第一个城市就是北京。这个一文不名的青年,在自己的文学梦中几乎冻饿而死。当初谁也不会想到他日后传遍世界的文名。郁达夫先生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中,曾经感慨万端又大泼冷水地记述过这个青年身处绝境的惨状。最后,这个顽强的青年终于在绝境中立定了脚跟,并且终于在文学的山冈上留下一片美丽的森林。这个闯荡了世界的青年终于又死在北京。如此说来,沈先生虽然没有战死沙场,终究还是客死他乡。回到故乡的不过是先生的骨灰。或者像我们自我安慰的那样:沈先生终于魂归故里了。——一段迂回的山路,一片逼仄的台地,一块自然坠落的石头,石头略微凿磨的平面上是沈先生的笔迹: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这些话和这块石头面对着已经有些污浊了的沱江,一座旧石桥,和一些已经破旧不堪的吊脚楼。在这些话和这石头背后的山坡上,环绕着零乱却又茂密的草木。凤凰的朋友们当年参加过那个仪式,他们说,大部分骨灰撒进沱江了,只有几块骨头是由沈先生的孙子亲手埋在这石头下面的。

其实,一个游子,一个精神的游子是永无故乡可回的。就像一条从雪山之巅走下来的河,从它出走之日,就再没有回家的路了。

沈先生在凤凰城里长到十五岁,而后从军,又在沅江、辰水之间浪迹五年。此后,湘西的山水就再也关不住一个年轻人的心了。可这二十年的人生成了沈先生文学创作的源泉,他那些最深沉最美好的文章,都是从湘西的江河里涌流出来的。这个有一位苗族祖母又有一位土家族母亲的乡下人,这个没有上过大学,没有留过洋,没有任何文凭、学位的湘西赤子,竟然做成了一件伟业:他用湘西的河水滋润了在一派酷烈的“西风”中枯萎断绝的中国诗魂。有了他的《从文自传》,有了他的《湘行散记》,有了他的《湘西》,有了他的《边城》和《长河》,中国人枯叶一般飘零的诗情,终于又有了一片水意深沉的沃土。再过一个世纪,两个世纪,再过许多个世纪,当人们回过头来打量中国传统文化分崩离析的过程,当人们辨别中国人的生命样式和别的人有什么不同的时候,沈先生留下的这一片美丽的森林,是会叫人惊奇和赞叹的。——“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大概是因为沈先生盎然不绝的诗意吧,他竟然在许多时候,在许多人那里被误解成是一位——而且仅仅是一位——传统的“田园诗人”。许多人把“美化落后”“诗化麻木”的批评放在他的名字上。也确实有人依样画葫芦,把中国所有偏远落后的乡村变成了“民歌集成”的歌舞场,并因此而得到了大大小小的文名。我一直不解的是,怎么会有这么深的误解和误读。别人不懂也就罢了,难道我们这些中国人也真的再也听不懂中国诗人的歌哭和咏叹了吗?难道历史的风尘真的把我们埋葬得这么深这么重了吗?难道一种弱势文化的人,连听力、视力和生命的感觉力也都是弱势的吗?以至我们竟然听不懂一个肝肠寸断的柔情诗人的悲鸣,以至我们竟然看不见,在夕阳落下的那样一种悲天悯地的大悲哀。

于是,我就在道尹衙门口平地上看到了一大堆肮脏血污的人头。还有在衙门口鹿角上,辕门上,也无处不是人头。

………

我那时已经可以自由出门,一有机会就常常到城头上去看对河杀人。每当人已杀过不及看那一砍时,便与其他小孩比赛眼力,一二三四屈指计数那一片死尸的数目。或者又跟随了犯人,到天王庙看他们掷茭。看那乡下人,如何闭了眼睛把手中一副竹茭用力抛去,有些人到已应开释时还不敢睁开眼睛。又看着些虽应死去,还想念到家中小孩与小牛猪羊的,那分颓丧那分对神埋怨的神情,真使我永远忘不了。也影响到我一生对于滥用权力的特别厌恶。

但革命在我印象中不能忘记的,却只是关于杀戮那几千农民的几幅颜色鲜明的图画。

(《沈从文散文选》:《辛亥革命的一课》,人民文学出版社)

看了这样的文字还要说沈先生是一个传统的田园诗人吗?还要说他用诗意涂抹了苦难吗?这个世界上可有一个摆满了人头和尸体的“世外桃源”吗?而这些刻骨铭心的记忆,这“几幅颜色鲜明的图画”,是所有那些潮湿的吊脚楼,雾气弥蒙的河水和夜幕上闪烁的星星的背景,所有那些妓女、船工、士兵和农民的故事,都是在这样一种深重到叫人透不过气来的底色上描绘出来的。如果说在中国传统文人诗歌中的“悯农”和“田园”,体现的是一种封闭的人格,并在两千年的延续中最终变成了一种“慢性乡土病”(请参见拙文《中国文人的慢性乡土病》),那么走出湘西对于沈从文就不仅仅是一次旅行,而是一种对新生活和新精神的追求。是一场再生。对此,沈先生曾十分恳切地说过:“我离开家乡去北京阅读那本‘大书’时,只不过是一个成年顽童,任何方面见不出什么才智过人。只缘于正面接受了‘五四’余波的影响,才能极力挣扎而出,走自己选择的道路。”(《沈从文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个秉承了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湘西人,以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和自己的家乡时,就诞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一片最深沉也最美丽的森林。中国诗歌所最为崇尚的“神韵”和“意境”之美,在这片森林中流变成为一种不可分离的整体呈现。这是中国诗的传统向现代散文文体一次最为成功的转变。而弥漫在这些美丽的文字背后的,是一种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的对于生命沉沦的大悲痛,和对于无理性的冷酷历史的厌恶。在这肝肠寸断的痛惜的背后,是一种人的觉醒,是一种现代人格的建立。对此,沈先生自己说过一句肺腑之言:“写它时,心中充满了不易表达的深刻悲痛!”所谓“大音希声”,所谓“有大美而不言”。不像郁达夫、郭沫若们那般浅薄直露地“噫!噫!啊!啊!”未必就不懂得痛苦,未必就没有深刻。事实上,这正是沈从文先生不为潮流所动,独到而深沉的追求。——一个能和时代风格相抗衡而独立于世的作家必定是大家。在当时那一派峻急、坚硬、浮躁的白话“国语”的主流中,沈从文的从容沉静和优美大度尤其显得卓尔不群。看了沈先生1934年为《边城》所写的题记,就更会明白他的追求是出于一种清醒而深刻的自觉(见《沈从文文集》第6卷)。

在沈从文诗意神话的长廊中,《边城》无疑是最精美的篇章。那是关于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和一只狗的童话。随着一幅幅或浓或淡的画面从眼前消失,在你整个的身心都得到深沉的舒展之后——慈祥的祖父去世了,健壮如小牛的天保淹死了,美丽的白塔坍塌了,姑娘的情人出走了,“也许永远不回来了”,善良天真的翠翠,在挣扎不脱的命运中再一次面临母亲的悲剧,翠翠那一双“清明如水晶”的眸子,不得不“直面惨淡的人生”。溪水依然在流,青山依然苍翠如烟,可是一个诗意的神话终于还是破灭了。这个诗意神话的破灭虽无西方式的剧烈的戏剧性,却有最地道的中国式的地久天长的悲凉。(在这一点上,身为洋人的金介甫先生反倒比我们有更敏锐的体验和论述。)

随着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的喧嚣声的远去,随着众声喧哗的“后殖民”时代的来临,沈从文沉静深远的无言之美,正越来越显示出超拔的价值和魅力,正越来越显示出一种难以被淹没被同化的对人类的贡献。如果说沈先生的文字流露出了某种“世外”意味,那也是因为湘西这块土地一直是苗族和土家族世代杂居之地。这是一块不曾被正统的儒家文化彻底同化的土地。这块土地曾经以它无数次的对中原文化的以死相拼,才保持了自己的“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这里的“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如果不是“原始”的,也是一种“原本”的生命样态,它用不着和儒家的“入世”相对立而存在。(当然这里所强调的是一种不同的精神特质,它们并不可以拿来对苗族、土家族人的生活状态和历史境遇,做简单的“诗意化”诠释。)也正是这一脉边缘的“异质文化”,成就了沈从文的独特。而这和那个浸透了中原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桃花源”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正因为这个产生于中国本土的独特性,又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沈从文先生才有可能“自然而然”地完成对于中国诗歌的承接和转化。在世界性的文化大潮的交汇和吞没中,在难以言说的沉沦和阵痛中,这是一次边缘对于中心的拯救,这是一次弱势对于强势的胜利。总会有那么一天,总会有越来越多的精神的成熟者,听懂了一个肝肠寸断的柔情诗人的咏叹;总会有那么一天,总会有越来越多的纯美的寻觅者,读懂了一个悲悯的智者地久天长的书写。

下一章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