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散文卷
仍然是烦恼着
看了这题目的读者们，请为我放心，我是找不到一些动人的牢骚来为这题目加解释的。说不要这样写也成，因为我的原意只图骗过自己，减少一点责难。要说清这原意，却不能不稍费一点笔墨呢。
说“烦恼”就是很使我厌着的一种话头，我其实是很不幸的，我不能写一些漂亮话，向人解释自己是一个很倒霉，很可同情的人。从前还学忍耐，把自己得来的一些刺激，一些伤心不平，放在自己心上生自己的气，然而现在，我把这一切都看得平淡了。我不会为那些善意的笑而感激，因为那隐藏在笑里面的一些东西，我已很熟悉了，连一笑也不能从我这里博去。对社会，我已没有梦想，就是说我不会再生烦恼。自己既不能把自己放逐到原始的野人中，又不能把自己锻炼成一架机器，自然地在这时代的轴中转着。但我天生的惰性，很会延搁，不让有时间来触着这不能解决的矛盾。
话是似乎夸大得把自己说得比一个出家人还无憎无恨了。然而真的，人却仍然是烦恼着。不知为什么，一些些毫不关己的事，却无理由地会引咎到自己身上，为了这，自己总是不安。譬如朋友的弟弟来了，明知道他来的目的，但自己的钱袋正空着，只好留心又留心，莫把话头引到上电影院去。看到他茫然地走后，又懊悔起来，应该把他留下，或者去向房东的娘姨想法先借一点，于是跑下楼去追，但连孩子的后影也不见了。心里就从此难过，又想不出补救的方法；因为想不出补救的方法，难过就延长了。有时见到别人生气，又摸不着头脑，心里也不安起来，以为是自己给人不快活了。那抱歉的心，比自己真的给人恼了更甚的。觉得只要别人快点好，不要生气，就把臂膀露出来，给人打几拳都好点。然而别人又不肯这样，所以以后不拘什么时间，自己还是以为曾触忤了人而负疚。这种只令人觉得迂腐可笑的一些自找的烦恼，明知别人在笑，自己仍不知所以，一遇到有这烦恼的机会，就仍然被窘迫得烦恼着。
近来这烦恼一天多似一天地压了下来，弄得自己更不知怎样才好。听说书快出版了，就向许多未来的读者们抱着歉意，又觉得对那些真正勉励我写文章的人不起，怕他们因为我把自己都信不过的一些东西汇集起来刊印而灰心。又担心书铺在我这本书上赔了钱……甚至看到别人扯谎，自己也难过，好像自己骗了人一样感到羞惭。因为如此，连时间，连思想，似乎都不为自己所有，被一些无谓的烦恼缠住了。而四处的责难更麇集拢来，朋友来信说忘记了他；家里又疑心我病了。答应了别人的稿子，不能偿还，听说预告登了出来，就连报也不敢看。别人是真不知道我的焦急和负疚的。书桌边，枕头边常常发现“第五次了，我告你，今天等你交了卷才发稿”的纸条，甚至“你对我都如此，真使我灰心”的纸条也见过。我只好说，若是有人知道我的苦衷，他是宁肯拿了皮鞭来打我而不向我那样说的。
今天呢，今天的情形更不同了。我一起身，频就把房子扫过，又抹过。调好了咖啡，牛奶，排在我面前。整本的稿纸打开着，在另一页上写着：“这是我的希望，你知道的。”而且频就是那样笑，那样懂事地据着桌的对方，摆着要写小说的样子。我自然应该快乐，然而一看到稿纸就又烦恼了。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去捉住我的思想，去捉住文字来对付频，我只好呆望着他。频看到我不提笔，偏着脸问：“你不写吗？”我真不知怎样才好。我无法，写上一个题目：“仍然是烦恼着”，在无法中，不得不继续写下来，写到这里仿佛可以塞责了，然而我却仍然要说：
“仍然是烦恼着。”
我的自白
我今天来到光华，没有预备来讲什么，我们就随便谈谈吧。谈什么东西呢？哦！谈谈我自己吧。
我现在成为社会一般人所注目的人，之所以能引起别人对于我的特别兴趣，是因为我背叛了一切亲人，而特别对“一个人”亲近；最近则因为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了。
不久以前，因为一个不幸的事件，跟着就有人在报章上登着关于丁玲女士底凄楚的故事：说什么丁玲终日以泪洗面，扶孤返湘等消息。其实这是错误的，是一种模糊的印象。社会上，有人特别注意到我，关怀着我，这有许多是真正同情的赐予，而有许多人却甚无味。
我写小说已经三年了。我不敢说，写的有什么成绩；不过在我自己讲起来，确是以认真的态度，做了至善的努力，然而得到了什么？对于自己的作品，对于自身分析的批判，都曾下了功夫。我知道有许多人常谈到我，不过多为无聊的驱使，茶余酒后的消遣而已。
假如有人以为作者仍要继续努力，就应给作者一个很好的写的环境；不然，就可以禁止她，或就怎样指摘她，教导她。可是没有一个人拿出真正的态度来加以批评的。如今的文坛，都是一些卑劣的人充斥着。所有的读者都应肩起改正的责任啊。
昨天听见有人买《韦护》看——买作者的创作，作者觉得是一件十二分荣幸的事。今天到光华来，能同诸位在一起谈话，我亦觉得是十二分荣幸的。
现在因为找不着什么事情来讲，就来介绍《韦护》吧。我要再三声明，这不是演讲，只是闲谈。
我常批判自己的作品，感觉错误的地方非常之多，可是总无人给我一种诚恳的批判。希望诸位看了我的著作以后加以批判，使作者有精进的机会。
韦护是一个革命的人物。应该做的事，他都勇敢地去做。他遇见一个虚无思想甚深的女人，他对她无形中发生了热情的爱恋，后来进一步同她住在一起。不过另一面却感到非常痛苦，感觉无时间工作的痛苦。然而，竟为她的美丽，一种无可比拟的热爱所迷惑；后来总算给他摆开了。
我现在觉得我的创作，都采取革命与恋爱交错的故事，是一个缺点，现在不适宜了。不过那是去年写成的，与现在的环境大大不同了。
有许多人以为作品的内容，都与作者有关。如茅盾的“三部曲”，有许多人觉得书中的女士们，都能一一指出，这个是谁，那个是谁，而且有十分肯定的意味。读到我的创作的人，大多以为我化身在作品里了。其实不然。本来我不反对作品中无作者的化身，不过我对于由幻想写出来的东西，是加以反对的。比如说，我们要写一个农人，一个工人，对于他们的生活不明白，乱写起来，有什么意义呢？
我在一个最亲爱的作家朋友身上，觉察他与社会的矛盾非常厉害。他曾同一个女人发生过那样的事情，他并未跑开，却被那女人感化了。他的爱情表现得十分好，写的情诗，非常之多，每一句都十分惹人爱；后来他的生活很苦。有一个时期他曾说这样一句话：
“一切爱情，一切生命都成为无用的东西了。”
他曾向我说过他们的事情。他说：“我们的事情，正是一个很好的小说，不过我不能把它写出来，也没有人能代我写出啊。”我没有他的爱人那样有钱，我没有那种形态。而且，我又不是善写的人。他曾说，那女人十分的爱他。他写诗，特意写得那样缠绵。他心中充满了矛盾，他看重他的工作甚于爱她。他每日与朋友热烈地谈论一切问题，回家时，很希望他的爱人能关心他的工作，言论，知道一点，注意一点，但她对此毫无兴趣。他老老实实对我这样说过。我很希望我能把它完全笔之于书。本来，我以为老老实实的写出就算了，然而当时又不愿照着老套写出，加之以病，便耽搁下来，后来更因别种工作，就把它放弃了。不过后来也频向我说，如不愿照本来的计划写它，权当它是一件历史叙述一下吧。
后来我把它写成了。我以为写得还好，写得很深入。每天写七八页，每页七八百字。写的时候，是感觉得很快活的。那时，我每天沉思默想：假使我是书中的女人时，应怎样对付？我想用更好的方法写它，用辩证法写它，但不知怎样写，写好后，我拿给也频看，他说不好。我但愿他说不好，但不愿他说太坏。他说：太不行了，必须重写！我们为此大吵特吵起来。结果，我又重写一遍。
有人说：这东西早些日子写就好了，现在未免太迟了。有的朋友很不满意，说我把《韦护》赤裸裸地印上纸面了，但我以为与本来面目大不相同；但一点影子都没有，这也难说。
我这篇题材——《韦护》——很不好，依然取之于恋爱的事情。我觉得我写小说有一个缺点，我不能像他人写小说那样一下笔就写得很长。在我的作品里，我不愿写对话，写动作，我以为那样不好，那样会拘束在一点上。《韦护》中的人物。差不多都是我的朋友的化身，大家都有一看的必要。看了之后，请大家批评一下，给我一种进取的力量。
现在批评我的创作。哦！自己不好批评自己的东西。我很愿把自己觉得不好的地方说出来，然后再请大家给以批判。哦，还是不谈它吧。
我不相信，我除了写文章之外，就不能做别的事情。正因为丁玲是一个写文字的人，而又没有更多的人去写，所以我觉得写下去，或者有一点小小用处吧。我著作并不是为了几个稿费。我著作并不全靠灵感。实际上，事实是极关重要的。我希望大家给以忠实的批评，我亦更加特别注意着。
写的材料多得很，有人说，把作者自身有关的材料写完就算了。然绝不能这样说。我以后绝不再写恋爱的事情了，现在已写了几篇不关此类事情的作品。我也不愿写工人农人，因为我非工农，我能写出什么！我觉得我的读者大多是学生，以后我的作品的内容，仍想写关于学生的一切。因为我觉得，写工农就不一定好，我以为在社会内，什么材料都可写。现在我正打算写一个长篇，取材于我的家庭——啊啊！我讲得太多了。假使诸君不疲乏的话，我还可以继续讲下去。
现在讲我的家庭：我的家庭，现在还有三千人——远近亲戚都在内，彼此都十二分亲近。家中还算有钱，我的祖父，做过很大的官。我在家里看到父亲留下许多荣耀的衣服饰物。可是我的父亲在玩乐有趣之下，把家产都败光了。自父亲死后，那时我还很年幼，就从大家庭里脱离出来，我没有姊姊们受到大家庭熏染那样的深。我跟随母亲在学校里长大起来。连父亲的面目，我都记不清楚。可是，从他遗留的东西，我能窥出他的性情，他的举动。家中吃饭，非常热闹，每次开饭，都是好几桌。家中时常向外挑战，或任性购物。我听说父亲有一天叫工人整日做马鞍子的绣工，而他自己不会骑马；等做好后，他请旁人骑，自己在后面跟着跑。现在我的家庭里还少不了有这种人。我不会再享受这种生活了。我曾回家一次，为了我的创作，我很希望把家中的情形，详详细细弄个明白。
我的母亲在家里曾享过大家庭的福，而我得到什么？忧郁地，住在有二百多间屋子的门院里，床铺非常大，每张床都带着窗格子的。我这样讲，大家都会推想到一切吧。每天晚上，家人都怕进那无人住的空屋子。我曾做了土匪叔叔的侄女。那时的社会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局面。我的家中，差不多无一人读书，全在酒色之中完蛋了。家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有精神。说打架，没有一个可以称对手的。家中藏着许多杆枪，白天都躺在屋子里，不敢出来。
现在时候已经很晚，我不再噜苏下去。最后希望大家读了我的著作之后，给我以忠实的批评。
1931年5月
五月
是一个都市的夜，一个殖民地的夜，一个五月的夜。
恬静的微风，从海上吹来，踏过荡荡的水面；在江边的大厦上，飘拂着那些旗帜：那些三色旗，那些星条旗，那些太阳旗，还有那些大英帝国的旗帜。
这些风，这些淡淡的含着碱性的风，也飘拂在那些酒醉的异国水手的大裤脚上，他们正从酒吧间、舞厅里出来，在静的柏油路上蹒跚着大步，徜徉归去。
这些风，这些醉人的微风，也飘拂在一些为香脂涂满了的颊上，那个献媚的娇脸，还鼓起那轻扬的、然而也倦了的舞裙。
这些风，静静的柔风，爬过了一些花园，飘拂着新绿的树丛，飘拂着五月的花朵，又爬过了凉台，蹿到一些淫秽的闺房里。一些脂粉的香，香水的香，肉的香。好些科长，部长，委员，那些官们，好些银行家，轮船公司的总办，纱厂的、丝厂的、其他的一些厂主们，以及一些鸦片吗啡的贩卖者，所有白色的、黄色的资本家和买办们，老板和公子们都在这里袒露了他们的丑态，红色的酒杯，持在善于运用算盘的手上。成天劳瘁于策划剥削和压迫的脑子，又充满了色情，而倒在滑腻的胸脯上了。
这些风，也吹着码头上的苦力，那些在黄色的电灯下，掮着、推着粮食袋，煤炭车，在跳板上，在鹅石路上，从船上到堆栈，从堆栈到船上，一趟，两趟，三十趟，四十趟，无休止地走着，手脚麻了，软了，风吹着他们的破衫，吹着滴下的汗点，然而，他们不觉得。
这些风也吹着从四面八方，从湖北、安徽，从陕西、河南，从大水里逃来的农民们，风打着他们饥饿的肚子，和呜咽着妻儿们的啼声。还有那些被炮火毁去家室的难民，那些因日本兵打来，在战区里失去了归宿的一些贫民，也麇集在一处，在夜的凉风里打抖，虽说这已经是倦人的五月的风。
这些风，轻轻地也吹散着几十处、几百处从烟筒里喷出的滚滚的浓烟，这些污损了皎皎的星空的浓烟。风带着煤烟的气味，也走到那些震耳的机器轧响的厂房里，整千整万的劳力在这里消耗着，血和着汗，精神和着肉体，呻吟和着绝叫，愤怒和着忍耐，风和着臭气，和着煤烟在这挤紧的人群中，便停住了。
在另外的一些地方，一些地下室里，风走不到这里来，弥漫着使人作呕的油墨气。蓝布的工人衣，全染污成黑色。在微弱的灯光底下，熟练地从许多地方，捡着那些铅字，挤到一块地方去。全世界的消息都在这里跳跃着，这些五月里的消息，这些惊人的消息呀！这里用大号字排着的有：
东北义勇军的发展：这些义勇军都是真正从民众里面，由工人们、农民们组织成的。他们为打倒帝国主义，为反对政府的不抵抗，为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劳苦大众的利益而组织在一块，用革命战争回答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一天天的加多，四方崛起。不仅在东北，这些义勇军，这些民众的军队，在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而在好些地方，那些终年穿着破乱的军服的兵士，不准打帝国主义，只用来做军阀混战的炮灰的兵士，都从愤怒里站起来，掉转了枪口，打死了长官，成千的反叛了。
这里也排着有杀人的消息：南京枪毙了二十五个，湖南抓去了一百多，杀了一些，丢在牢里一些。河北有示威，抓去了一些人，杀了，丢在牢里了。广州有同样的消息，湖北安徽也同样，上海每天都戒严，马路上布防着武装的警察，外国巡捕和便衣包探，四处街口都有搜查的，女人们走过，只穿着夹袍的，也要被摸遍全身。然而传单还是发出了，示威的事还是常常遇到，于是又抓人，杀了些，也丢在牢里一些。
这里还排着各省会和乡村的消息：几十万、几百万的被水毁了一切的灾民，流离四方，饿着、冻着，用农民特有的强硬的肌肉和忍耐，挨过了冬天，然而还是无希望。又聚在一块，要求赈谷，那些早就募集了而没有发下的；要求工作，无论什么苦工都可以做，他们不愿意摊着四肢不劳动。然而要求没有人理，反而派来了弹压的队伍，于是他们也蜂起了，还有那些在厂里的工人，在矿区里的工人，为了过苛的待遇，打了工头，也罢工了。
还有的消息，安慰着一切有产者的，是“剿匪总司令”已经又到了南昌，好多新式的飞机、新式的大炮和机关枪，也跟着运去了；因为那里好些地方的农民、灾民，都和“共匪”打成了一片，造成一种非常大的对统治者的威胁，所以第四次的“围剿”又成为很迫切的事了。不仅这样，而且从五月起，政府决定每月增加两百万元，做“剿匪”军用。虽说所有的兵士已经七八个月没有发饷了，虽说有几十万的失业工人，千万的灾民，然而这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要保护的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是资产阶级的利益。
另外却又有着惊人的长的通讯稿和急电：漳州“失守”了。没有办法，队伍退了又退，旧的市镇慢慢从一幅地图上失去又失去。然而新的市镇却在另一幅地图上标出来，沸腾着工农的欢呼，叫啸着红色的大纛，这是新的国家呀！
铅字排着又排着，排完了苏联的五年计划的成功，又排着日俄要开战了，日本搜捕了在中东路工作的苏联的办事人员，拘囚拷问。日本兵舰好多陆续离了上海而开到大连去了。上海的停战协定签了字，于是更多的日本兵调到东北，去打义勇军，去打苏联，而中国兵也才好去“剿匪”。新的消息也从欧洲传来，杜美尔的被刺，一个没有实权的总统，凶手是俄国人，口供是反苏维埃，然而却又登着那俄人曾是共产党，莫斯科也发出电报，否认同他们的关系。
铅字排着又排着，排完了律师们的启事，游戏场的广告，春药，返老还童，六〇六，九一四……又排到那些报屁股了，绮靡的消闲录，民族英雄的吹嘘，麻醉，欺骗……于是排完了，工人们的哈欠压倒了眼皮，可是大的机器还在转动，整张的报纸从一个大轮下卷出，而又折叠在许多人的手中了。
屋子里还映着黄黄的灯光，而外边在曙色里慢慢的天亮了。
太阳还没有出来，满天已放着霞彩，早起的工人，四方散开着。电车从厂里开出来了，铁轮在铁轨上滚，震耳的响声洋溢着。头等车厢空着，三等车里挤满了人。舢板在江中划去又划来。卖菜的，做小生意的，下工的，一夜没有睡、昏得要死的工人的群，上工的，还带着瞌睡，男人，女人，小孩，在脏的路上，在江面上慌忙地来来去去。这些路，这些江面是随处都留有血渍的，一些新旧的血渍，那些牺牲在前面的无产者战士的血渍。
太阳已经出来了。上海市又翻了个身，在叫嚣、喧闹中苏醒了，如水的汽车在马路上流，流到一些公司门口。算盘打得震耳的响，数目字使人眼花。另一些地方在开会，读遗嘱，静默三分钟，随处是欺骗。
然而上海市要真的翻身了。那些厂房里的工人，那些苦力，那些在凉风里抖着的灾民和难民，那些惶惶的失业者，都默默地起来了，团聚在一起，他们从一些传单上，从那些工房里的报纸上，从那些能读报讲报的人的口上，从每日加在身上的压迫的生活上，懂得了他们自己的苦痛，懂得了许多欺骗，懂得应该怎样干，于是他们无所畏惧地向前走去，踏着那些陈旧的血渍。
1932年5月
离情
（1930年2月给胡也频信三封）
一
我爱的频：
回来时候没有哭，不是没有想到我的爱，是没有我爱在前面，便不愿哭出来了。车过外洋泾桥时，人不多，地为夜气所湿，白的雾淡淡地裹着车身，我看见有独行着的少女，我悔不该一人走回来了。我应当把我们的别离空气加浓厚起来，我应当勇敢一点去经练一切磨难，一切精神的苦楚，我却是太软弱了，只那么无用的蜷在车角里，昏昏的任人运到了家。
进房后，稍稍有点显得寂寞，但立即觉得自己好笑了；以后都是一个人，在没有了爱人在面前的人，是不免要对待自己比较残酷些，我想这话，凡是有过像我所处的境地的经历的人，是不会反对的。我镇静的换了衣，又将衣挂到柜子里去，一边心里想：“照常要这样！”又换了鞋，鞋子也乖乖的并头放在小柜子（就是你的写字台）里了。娘姨跑来要钱买菜，才知米也没有了，柴也没有了，油也没有了。我买了一块钱的米，没有买柴，买了三百钱煤油。趁着这时，我告诉了她我有辞退她的意思，她心里当然十分不高兴，不过也很和气，她答应我将一切事都做好才走。我自然不能用她，不但我个人负担不起，而且我觉得我也应该自己做做事。到这时一看表，是八点二十分了，想你已到船上，一定忙忙碌碌的，觉得我也许还应该直送你到船上，因为船还不能开，你一人在那里不会觉得无聊吗？于是坐在桌边来给你写信，现在是八点四十分钟了。不知你在做什么。
本是预计写信不拿这稿纸的，不过临时又变计了。心想拿两本同时用，一本写文章，一本写信（专给你写信），看到底还是谁先完，总之是每天都得写文章，也得写信。而且到底也不知道你是希望我的信写得多，还是文章写得多。
你喜欢我的信写得琐碎，现在是真的琐碎了。我也喜欢琐碎，只是怕琐碎得不好，看起来得不到快感，然而这是没有办法的，我永远只能用平凡的语调写出我平凡的情调。我永远缺乏你的美的诗样的散文。你看到这里，不会以为我是在谦虚吗？你一定会笑丁玲在你面前也那么自谦起来了，不过你是知道得最清楚的，你知道一切批评家所说的赞美，都难免有着错误的。
信写到这里，仿佛完全因为说空话去了，情绪因而欲断，于是我翻出了稿纸来，我又预备去写文章，等一下再续下去吧。这信是准备明晨发。现在还只九点钟，你的船还没开吗，我若要赶上前去同你一块儿走，是来得及的，时间并不怎样迫促呢。
一天过去了，很快的过去了。然而又是多么悠长的时日啊！中饭是自己烧的，因为娘姨要洗被单，下午两点钟便睡了，因为人太倦，先是睡不着，思想不能停顿，后来努力念了一会儿佛，也就迷迷糊糊睡着了，到五点钟才起来。娘姨本预备再睡一晚走的，不知为什么，她又决计走了，留她吃饭，她也不肯，她还安慰我一样的笑着对我说：“我不回家，隔得近，就会来替你洗衣服，你不要愁！”所以晚饭也是自己烧的。烧好了，抬到××那边一块吃的，因为他们有红菜。××还说以后我一个人了，不必烧饭，但我回绝了，我说我一个人吃，有时比较方便些。他们娘姨也很高兴的愿替我做事。所以关于我一切生活的麻烦，你可放心！今天一天都烧火，为的好热闹一点。
白天××来过，他济南的信还没来，或许又可到青岛去，一个日本人办的中学。坐了两分钟光景，说了这么一句消息，便借了我的公园票走了。听××说，×又在他里（原文如此——袁）去过了。晚上××和××也来了，总瞎谈了一个半钟头，她们都说我这里一点也不显得寂寞，因为一切都照旧，而××那里却实在有点觉得空虚。我也点首，我心里却想着，我的灵魂，我的心本比较的太充实呢！
妈来了信，信写得非常好，惟听说你要离我而去济南，则表示不赞成，仿佛觉得三人既不能在一块，仅仅两人了，何苦还要分开。而且要她心挂两处，则不免太苦。你到济后，请千万给她写一点好的信！
××拿稿子到×××××××不要，说是今年不收稿子了，我想是推托的意思。跑××，遇不到人。而××、××则回说不定，纵然要，恐怕也要到下月才能拿钱，经再三的说，才答应下星期四听回信。而××只说：“怎么不早预备呢？”大约要是要的，只是若要再做一次生意，恐怕就又靠不住了。总之，人太穷，则一切无办法！他一个光人跑回来，将在我这里拿的四毛车钱也用光了。吃了晚饭，又把×的裙子拿到当铺去。他们真太难，我虽说也只剩四毛钱了，但四处均可借，而且一人伙食真有限。
文章只抄了两页，没有继续写下去，为了心不能十分安静下去，还抽不出一种能超然一切的心情，而写文章是非有一种忘记一切现实和理想，神往到自己所创造的那境地里去不可的。就是说我实在太想到你，在每次长针走过一个字时，我便会很自然的想着关于你的一切情形，而不放心。你的一切环境太陌生了，不是我能想得出的，若是有完全为你一人冲人陌生的围阵中去的需要，我还是应该不离开你。然而现在我却留住了，是谁假定的理由！难道我爱你不厉害吗？或是你能恝然离我而去？但这都不是的……爱！请你告诉你这时的心情，你后悔吗？我呢？我还找不到勇气来说一句感伤的话。仿佛觉得我们已经不是将爱情闹着玩的时代了。我们已有了互相的深的爱和信仰，我们只能努力同心合一地在生活的事业的路上忍耐着。
明天我想早点起来，以后都这样，生活应当有秩序，两人都不准“无聊”“哭”！所以现在我要去睡了，明天清早便会将这信发出。你寄×××的信，我已替你发了。
现在是十一点差二分，我给你一个紧紧的拥抱！愿你在杂嚣的船上，想着你的爱人安然入睡！好，再吻一个吧，梦里再见，我甜蜜的人！
22日夜11点正频动身离沪的第1天。
二
美美：
写着这名字时，不觉涌起一种甜蜜的美感。想起有时当你睡熟，而我细审你的酣态时所低低在心里叫着的“美美”来，便仿佛你还在我身边一样，而且仿佛你也正叫着我似的。然而别离是证实了，我们还要许多日子后才能再互相紧紧拥着而唤着只有我俩才知道的一切迷人的名字。爱！到底是希望时间快点跑去呢，还是希望慢点，好让我们多做一点事？
时间是真的又像跑得太快了。不是便又夜深了吗？我真怕过夜，因为夜却是显得太长了呵！昨夜我真迟到十二点才睡上床，翻来覆去总睡不着，关了灯又怕，开了灯又刺眼，我用了一块黑布将它罩上才好点。只是夜却太静了，我听着我自己的心跳和呼吸，我悄悄的伤了半天心，我抚触着一切无关紧要的东西，都觉得有说不尽的抑郁，无论我眼光落在什么地方，都觉得有哭出来的可能，不过我竭力压制住，只是也寂寞的，似乎连声音也听得很大的落了几颗。到后来才努力睡着去，大约是到了两点钟的光景吧。可是一睡着，那旧有的一些无情节的恶梦便寻找了来，好几次都是那么哼着叫着醒来的。不醒来，倒也罢了，醒转来，看见一个人这么躺着，脑里又还残余着一些恐怖，想起了在爱怀中的转侧，真是太幸福的事，而在这时，反而却又像是残酷的记忆了。所以无论我是怎样坚决了我不准哭的决心，却实在忍不住了。惟望快天亮，但表像冻住了似的，老放在三点，四点，后来我将枕头丢开，毯子也不盖，才慢慢又睡着，终于到七点还是为梦闹着醒来了。
醒来时，天很阴沉，我很担心怕刮风，因为一刮风，你在海船上怎么得了？八点多钟时，终于还下了一阵小雨，我真为你愁，幸好一会儿便出大太阳了。我便高高兴兴的爬起来，只是一看报，知道了昨日雾太大，所有出口的船，都停泊在吴淞口外时，不由不懊恼了起来，若是索性不开，我爱不是还可以再来上海玩一天吗？我不是可以免掉了昨夜的受苦吗？既然这雾并没有将我爱留在上海，而只滞留在迷满了雾的海上，使我爱想着我而心焦，我真要诅咒这雾了。
今天天气太暖和，寒暑表已到八十度，下午我曾和妹到公园玩，只穿夹大衣，还觉得热，公园里的太太们，也都只穿薄大衣了。年轻的男人们都只穿短衣。看到春来了，心真有点不安，若是没有爱人的人，春天真只是愁人的春天呵！我们呢，本是骄人的爱者，然而为了并不多的钱却正当着这春要来的时候离别了，唉！我们是多么应该在这短促的春日中，怎样的努力来找还我们离别的代价！
给×××写了一封信，说一切无办法。给×××也写了一封，是为了要将××的那篇稿子出脱。给你的一封也发了，恐怕比你人还要先到，你须速即查问。我看你要对号房和气一点，因为他可以快点交信给你，且不误事。
卖晚报的已来了，是十点半，我想十一点要睡觉。这信明天总还可再写点，因为想迟到明晚才发，怕早到济南无人收又退回。
23日夜10点半
现在第一要告诉你的，便是昨夜已比较睡得好了。睡在床上看了快半本施存统的《近代社会思想史要》，直到眼皮十分睁不起才丢开书本去睡，所以睡了一觉好的，醒时已五点半了。不过再睡便又睡不好了。神经质的想了一会我们分离的奇怪。又勉强想了一点文章上的结构，七点钟的时候，才又睡了一忽儿，起来是九点了。自己强迫自己写了一页多文章，虽说并不精彩，也许等下又要重写过，不过似乎还是找到了一条线索，文章是最怕空空洞洞想不起什么，只要一提头，跟着思想自然便丰富了。想你一定欢喜听这消息吧？你总没料到在你还只走了两天，你的曼伽可以不以离情为苦，倒竟还写了一页多文章吧？
适才××来了信，说三家书店一共收了十一元钱，中央呢，则再三推诿，先说没收到书，后来又说没销路，终于算了账，是应付还十八元，惟须等到下月。我已寄信给他，要他收十一元钱寄来救急，退书则暂存他处，且还希望他能合订起来放在南京卖，因为寄来须邮费，不合算，而零卖则恐无销路，你以为我这样办怎么样？
好，暂停吧，因为××来了，而我也应做饭了，已十二点十分钟了呢。
24日午
外面在下雨，一家人都睡静了，我想起了应到了青岛的我的爱人来，大约是滞留在青岛的旅舍里为他的爱写信吧。而且夜深了，被太薄，怎么能熟睡呢？
频！还要告诉你的，就是我心里有点难过，我白白毫无意义的将今天下午混去了。因为×××想快送他妻子回去了，愿意陪她玩一玩，又因为他的朋友××在西门开的那“书报流通处”新添了咖啡室，硬要他买了一本一块钱的优待券，所以他想请他的妻子去玩玩，顺便来邀××夫妇和我。我本来同你订下了条约的，一切地方都不去，而且我并不想去，而且从你走后我已失去了与人谈话的兴趣的，所以我是拒绝了。不过我看了他妻子的情面（当然不是假话，你应当知道我对于那女人的同情），却终于也随着去了。那里并没有女招待，房子粗糙得很，点心则只有蛋糕，可是价钱是太便宜，咖啡只卖五分钱，点心只卖二分五，××是使的优待券，如同只算小洋了。大家吃得很多，很饱，所花还不到一元，至于他朋友××，始终没见到，惟见到一个曾在××管过账的×××者，和一个像××样子的×××，×××则向××发了一点牢骚，分辩他从东三省回来是并没赚到一个钱的话。我自然是装傻低着头和其余两个女人看画报。后来听到××同他们说到想挂账赊书的话，于是我也就方便同他们赊了一本《壁下译丛》，一本《近代文学十讲》，是厨川白村做的，虽翻译得不好，然而于你却有用，××，××也都说好，所以我便拿了一部，明天准替你寄去。《壁下译丛》我已在开始看，过两天再寄吧。还买了一本《一周间》，和《叶莱的公道》，等看完后都会替你寄来，现在是已印上了胡也频的图章了。回来便到××那里去玩，××硬不放走。她说她近来觉得你的小说好，精炼得很，不像一个年轻人所写的，像一个饱经了患难的人才能感受出的东西。晚饭是在她那里吃的。她一定要我每天到她那里去吃饭，但我拒绝了。我不愿意出多的钱，又不愿意白吃。而且我实在不十分喜欢××那人。回来后则看了一会《壁下译丛》，然而心里总十分懊恼，觉得不该去书报流通处，虽说是同了××妻子和××太太，然而我实在是不该去的。我已经答应了你不同别人上街，除了××等，为什么我要在频走后三天便不如约。频！我现在完全觉得我不应该白花了时间去同人去玩，好像很无聊似的，所以我要告诉你，希望你能责备我，而且希望你能了解我而又加以原谅。如果你觉得我这行为深使你不放心，则你寄钱来，我愿为你的安心起见，马上来济南。虽说我明知你看了这消息你一定会不安心，然而为了我不愿欺骗你，我应每天将极小的琐碎事都告你。虽说我仍然，且绝对相信自己有把握，然而为免掉你的猜疑，我愿遵守你的命令，即使是错误的！频！我深切的盼望你的复信，关于这段的！
听××说是××书馆也想出钱收买时下文人，但我想也是投机想出几本社会科学，而文学界的文氓，恐怕是值不得收买的，因为不是早就投降了的吗？
我咳嗽还没好，想睡去了。明早当发这信，约一星期寄你三封信，书报在外。
今天在××处借了一块钱。
24日夜12点10分
三
爱人：
先说这时候，是十一点半，夜里。
大的雷电已响了四十分钟，是你走后的第二次了。雨的声音也庞杂，然而却只更显出了夜的死寂。一切的声音都消去了，惟有那无止的狂吼的雷雨和着怕人的闪电在人间来示威。我是不能睡去的，但也并不怎样便因这而更感到寂寞和难过，这是因为在吃晚饭前曾接到一封甜蜜的信，是从青岛寄来的。大约你总可猜到这是谁才有这荣幸吧。不能睡！一半为的雷电太大了，即使睡下去，也不会睡着，或更会无聊起来，一半也是为的人有点兴奋，愿意来同我爱说点话。在这样的静寂的雨夜里，和看紧张的雷雨的合奏，来细细的像我爱就在眼前一样的说一点话，不是更有趣味吗？（这趣味当然还是我爱所说的：“趣味的孤独。”）
电灯也灭了，纵使再能燃，我也不能开，于是我又想了一个老法子，用猪油和水点了一盏小灯，这使我想起五年前在通丰公寓的一夜来。灯光微小得很，仅仅只能照在纸上，又时时为水爆炸起来，你可以从这纸上看出许多小油点。我是很艰难的写着这封信，自然也是有趣味的。
再说我的心情吧，我是多么感谢我的爱。你从一种极颓废，消极，无聊赖的生活中救了我。你只要几个字便能将我的已灰的意志唤醒来，你的一句话便给我无量的勇气和寂寞的生活去奋斗了。爱！我要努力，我有力量努力，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名，即使为补偿我们分离的苦绪也不是，是为了使我爱的希望不要失去，是为的我爱的欢乐呵！过去的，糟蹋了，我的成绩太惭愧，然而从明天起我必须遵照我爱的意思去生活。而且我是希望爱要天天来信勉励我，因为我是靠着这而生存的。
你刚走后，我是还可以镇静，也许是一种兴奋吧，不知为什么，从前天下午起，就是从看影戏起便一切全变了。××邀我去吃饭，我死也不肯，××房里也不去，一人待在家里只想哭。昨天一清早，楼下听差敲房门（因为××也没有用娘姨）说有快信，我糊里糊涂的爬起来，满以为是你来的信，高兴得了不得，谁知预备去看时，才知道是×××来的，虽说他为我寄了十一元钱来，我是一点也不快乐的，而且反更添了许多懊恼了。下午一人在家（××两人看电影去了），天气又冷，烧了一些报纸和《红黑》，《华严》，人是无聊得很，几次想给你写信，但是不敢写，因为我不敢告诉你我的快死的情形，几次这样想，不进福民也算了，不写文章也算了，借点钱跑到济南去吧。总之我还是不写，我想过了几天再写给你，说是忙得很便算了。一直到晚上才坐在桌边，想写一首诗，用心想了好久，总不会，只写了四句散文，自己觉得太不好，且觉得无希望，所以又只好搁笔了。现在抄在下面你看看，以为如何（自然不会好）：
没有一个譬喻，
没有一句恰当的成语；
即使是伟大的诗人呵，
也体会不到一个在思念着爱人的心情。
唉！频！你真不晓得一个人在自己烧好饭又去吃饭时的心情，我是屡次都为了这而忍不住大哭起来的。
楼下听差我给了他一块钱，因为我常常要他开门和送信。因此自己觉得更可怜了，便也曾哭过的。
今天一起身看见天气好，老早爬起来，想振作，吃了一碗现饭，便拿了《壁下译丛》到公园去了。谁知太阳靠不住，时隐时现，而风却很大，我望着那蠢然大块压着的灰色的重云，我想假使我能在天上，也不会快乐的了。我不久便又踽踽的走回来了。下午××两人又去看电影，邀我去，我不愿，我是宁可一人在家思念我的爱而不愿陪人去玩，说得老实点，说是想依着别人去混过无聊的时日，在丁玲是不干的。可是天气还是冷，你知道，一冷我是无办法，所以在黄昏我便买了半块钱的炭回来了。现在还是很暖和的一边烤着火，一边为你写信，若是没有一点火，我是不坐下来的。
现在呢，人很快乐。有你一切都好，有你爱我，我真幸福，我会写文章的。而且我决定安心等到暑假再和你相聚，照我们的计划做去，而且也决心，也宣誓以后再不离开了。
雷电已过去，只下着小雨，夜是更深了。灯也亮了，人也倦了，明天再谈吧，祝我的爱好好的睡！
我真的是多么甜蜜而又微笑的吻了你的来信好几十下呢！
1点差10分你爱的曼伽
（原载1934年6月1日《文艺风景》第1卷第1期，题目为该刊编者所加。）
谈鬼说梦的世界
小时候读《聊斋》，心里常常涌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本书上的鬼狐，都比人可爱？”后来我在中国这个社会混了几年，懂得了一点事情，才明白了蒲松龄之所以谈鬼狐，说梦话，乃是借此骂人的。有话不能直说，在我们这古老的封建专制国家，原来是由来已久了。
民国成立以后，实际上仍是军阀的封建专制，谈不到近代民主国家的所谓言论出版自由。但自“革命成功”，国民党一党统治了全国十七八年了，“三民主义”、“民主宪政”，在国民党统治下始终只是说得好听的名词，实际存在的还是专制主义，以言论文字获罪而遭受逮捕、坐牢、枪杀、活埋，以至暗杀者难以数计。
在这种情况下，谈鬼说梦式的说话，仍然有它的地位。抗战以前，有一年的《文学》新年号，曾特约了几十个作家谈梦，我也是被征文的一个。因为我是一个不愿白日做梦的人，所以没有写。后来看见那梦话连篇的，大都是把自己的真话或希望以说梦话的方式表达出来，隐隐约约，吞吞吐吐，什么“抗日了……”，“书报杂志不被禁止了……”等等。一方面固然觉得比不说为强，另一方面也才知道这时还是一个谈鬼说梦的世界。
抗战以后，大后方开始似乎还有点清醒的气氛，但不久又走入了梦的世界，出现一些说梦的名作，张恨水先生也做了“八十一梦”之多！真可谓洋洋大观、沉沉梦境了！这还不算什么，令人惊叹的，是不久之后，国民党的专制老爷们，竟把他们在生意场上用得很熟练的“专卖”、“统制”手腕，伸张到梦的世界里来，使得做梦也没有自由，形成了“自有生民以来未之有也”的奇观！于是梦就分为三种：
一种是人民愿意做的梦，那是要被查禁的。例如郭沫若先生的《屈原》、《虎符》之类的剧本，不过是关于古人的梦而已，但也不能在大后方的剧场上演。
第二种是钦定的梦，那是国民党官方滥造，强迫人民去做的，例如《中国之命运》里的“实行实业计划最初十年所须完成之各项工作表”，“需要专门学校毕业生二百四十六万人”的空头支票，以及“抗战胜利后一年实施宪政”的诺言之类。
第三种是：连国民党的专制老爷们自己也在做梦，而且他们似乎在一厢情愿的梦境中忘其所以了。例如在最近国共谈判中拖拖沓沓地弄出来的《提示叶》之类，就是那样的自我陶醉，公然表明，妄想取消坚持敌后抗战的五十七万人民军队和二百多万民兵，重新把人民用血肉建造起来的八十多万平方公里的解放区让给敌人。这样的梦，任何有三分清醒的人，都会觉得完全是一个不堪再做一刻的恶梦。恶梦到了顶点，那就是梦的世界的尽头了。即使是真正的美梦，人民也不愿意再做下去，而愿意得到真正的事实。至于钦定的梦，那就要受到人民的唾弃。人民自己起来，争取民主，争取改组政府和统帅部的呼声和行动，已经开始高涨起来了。这些呼声和行动，不但要结束梦的时代，也会完全打破专制主义者为自己制造的黄金美梦。
谈“老老实实”
“老实”这个名词，过去在中国文字中是一个不漂亮的名词。有一句俗话说，“老实是无用的别名”，老实人是指一种不聪明，傻子，没有什么出息的人。而所谓老实人的确也是在旧社会中属于吃不开，四处得不到尊敬，连生活也难找到办法的人。在旧社会中，家庭里也好，学校里也好，社会上也好，大半都是教育、鼓励人们调皮，滑头，不老实。因为在旧社会中，尤其是在腐败没落的时代中，人与人存在着生存竞争，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而压迫阶级里面又彼此倾轧，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拉朋结党，互相吹捧，扎好地盘，排斥异己，出风头，吹牛拍马，京派有京派的手腕，海派有海派的花头，总之，“老实”两个字是被人唾弃的，老实人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但是现在不同了，旧社会的基础垮台了，封建的、买办官僚资本的腐败统治垮台了，因此旧道理就行不通了。一个人就要老实，耍把戏、玩魔术不行。毛主席勉励我们要做一个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的工作者，老老实实做一个党团员。老实是种美德；调皮，滑头，是说你思想不纯，作风不正。成功是老实人，调皮滑头是骗不过人的，也许可以欺骗于一时，胜利于一时，但结果一定要掉下来的。为人民服务只有一条路：“老老实实”。
什么是老实？就是说不虚伪，有多大本领是多大本领，懂多少是多少，不懂马列主义就是不懂，不懂就去学，不要抄袭几句来骗人；愿意改造自己是好的，愿意改造就要虚心去学习，不是靠口头嚷嚷一阵，而其实还是为自己打算。自己改造了多少就是多少，自己还存在多少缺点，就有勇气认识，有勇气承认，而不必要装出一副无产阶级化了的、工农兵化了的样子去骗人。什么是工农兵样子？就是一副老老实实、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很平常的样子，并不是自己在那里吹嘘货色的。
怎么就会老实？就是一心为人民，没有自己个人名誉地位，生活享受的打算。人因为自己有欲望，有私心，所以就得想法设计如何获得这些东西，就不得不装，本来只有三分本领就装出有十分。自己有缺点，怕人知道，怕人批评，就想方法掩饰，就假借理由，想把自己抬起来，就交朋结友，请人吹嘘；因为要别人捧场，自己就得捧人，明知不对，也得去做。凡对自己不利的事就攻击，凡没有吹捧自己的人，或是批评过自己的人就打击他，因此就自然会谄媚一些人，攻击一些人。口头上是工农兵，心里头是自己。为工农兵也好象在“为”了，可惜不真实，是在拿工农兵装潢自己，把自己装扮起来，让别人看起来很时髦。所以不老实的根源，是因为有自己的打算。个人打算越多的人，就越不老实。一个人真正没有了个人打算，一心一意为人民做事，在什么岗位上做什么事，有多大的本领就使多大本领，尽力为之，不自满，不骄傲，不推诿责任，不消极。总之，只有一个心，把工作做好，使工农兵满意。那么他还用得着什么装腔作势，勾心斗角，尽在人事上掂斤簸两，斤斤计较于个人得失呢。
老实了会不会吃亏？不会，完全不会。你读书读得老实，研究一个道理，就钻通它，不清楚就问，那么你真的懂得了，你就没有吃亏。你做工作，老老实实地去做，做得不好，不怕人批评，接受意见就改正，那么你再做工作就做好了。也许你说起来总是缺点多，没有人家说得漂亮，但你的工作却经得起考验，人民的眼睛是亮的，你做的工作有效果，自己就无愧于心，就能愉快。本来就没有个人打算，自己就不会有损失了什么的感觉，也无可损失，怎么怕吃亏呢？吃亏本来就是属于自己的个人想法。
老实是不是傻子？不是傻子，是绝顶聪明的人。古时候有一句话，说：“聪明容易傻难”。这个所谓傻，就是有所为而为，有所不为而不为的人，就是说真正为真理去做事。不计较个人的生死荣辱，明知个人倒霉也要去做的人，这种傻是大智，是最伟大的人，是有失见之明，而且能自我牺牲的大勇者，是最可尊敬的人。所谓聪明人者，就是那些从个人利益出发，看风使舵，前后左右都有利可图，这种人做买卖自然是赚钱的，但也不过是市侩，到了天下一变，他的买卖就全部亏本，命运就破产。现在玩花枪的，把别人当傻子的聪明人，才真是一个大傻瓜呢！
老实是不是无用之人？也不是。无用是说一个人无技能，无思想见解，无主张，是指懦弱，无坚强意志，用处不大的人。无技能可以学，无思想也可以学，自己有了本领，有了批判能力，就敢说敢为了。
一个人只要肯进步，肯做事，肯为人民服务，老老实实去服务，就不会是一个无用的人，而且会慢慢从用处小到用处大，也有可能成为一个能干的，群众的英雄。
从旧社会中来的人，受过旧社会影响的人，要做到完全老老实实是不容易的。最巧妙的还是装得老老实实，实际是很不老实的人，因为他的本领高一些，一时不易被人看出，他就更会利用他的不老实。这种人大半都是世故较深的人，青年还很少。我们必须记住：新中国文字里最美丽的词儿，“老老实实”。新世界新时代的逻辑是新的，那些旧社会的浑话，赶快从脑子中消灭掉。
1950年
青年恋爱问题
恋爱问题是青年的切身问题之一。这几天曾收集过一些同学提出的问题，今天所谈大抵都是这里面的问题，可能因问题收集得不普遍，所讲也就不一定能够解决同学们所有思想上的问题。关于恋爱这个问题，我个人因为工作性质关系，很久以来没有考虑过这方面的事情。来公开讲演更是破题儿第一遭。所以不敢说能说得恰当，讲得不好请大家原谅。
有几点我先要说明一下。今天听完讲，不一定就能够在这方面把思想搞通。对恋爱问题的看法和处理，和一个人的思想认识、人生观，对整个社会的看法、分析问题的方法等都有关系。在各方面都有比较正确的看法和修养，处理恋爱问题时会好一点。但就是在理论上搞清楚了，做起来还是容易有问题，因为这不仅与书本上的学习有关，也与一个人自小生长起来环境对他的影响有关，与一个人的品质以及工作锻炼等等方面有关。
谈一谈这问题是不是好呢？我想是好的。过去不可能谈，只是争取恋爱自由，还不是怎样恋爱的问题。过去要谈，不用说不能像今天这样站在台上公开地谈；关在房子里和几个知己朋友谈的时候，也需要很大勇气才说得出来。我所知道的，有些女孩子，接到一封求爱的信竟会哭起来，不知是答应好还是不答应好。心里又有点高兴，有信来了，有人追求自己了，不回信吧，人家还是继续写信来，回一封信吧，不知该怎样写，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写来的信也不知道。由于过去封建意识的束缚，青年朋友对恋爱问题不可能好好地谈清楚，获得正确的认识，而实际上这又是人生必然遇到的问题。从中国的文艺书籍来看，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就在写这个问题。不准谈也要谈，不准恋爱自由也要争取恋爱自由。《西厢记》就是正面地大胆地写这一个问题，你说它写偷香窃玉也好，偷人养汉也好，总之，写得连最封建的老头子也喜欢看。今天环境不同了，大家可以公开来讨论了。
五四以来，反对买卖式婚姻，争取恋爱自由，一直闹得很热烈，也许有个别的人在这中间把问题搞通了，也做对了，但绝大部分仍没有达到目的。妇女的经济不能独立，政治上不平等，就不可能有恋爱自由。经济条件束缚着她们，旧社会里妇女地位也不可能与男子平等，尤其在农村里看得更清楚，女人的价格——也就是娶一个老婆的代价，常常是和买骡子的价格一样的。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个别人能冲出这个圈子，但从一个社会来看，问题是不能解决的。今天社会根本上变了，妇女在政治经济上都有平等地位，社会观念也不同了，妇女有了权利，可以恋爱自由了。
但这还是一个新的问题，大家脑子中也还有许多没有搞通的思想。根据收集的材料来看，有的同学说：“自己没有把握能够处理得很好。”这种坦白精神很对，不知道怎样做就说出来，不必发愁，根据自己平常所学到的道理，谈一下，分析一下，再来处理的时候，可以少走一些弯路，用不着瞒在心里。有些人想做而不敢做，晚上又睡不着，很苦闷，那么谈一谈，弄清楚，免得老是想而又不敢做，浪费时间浪费精神，问题解决了可以更集中精力用在学习上面。
恋爱的确不简单，中国古话说是“终身大事”，虽不至于那样大，也不太小，它可以影响到一个人的心情、生活、工作、幸福等等。有人说，恋爱是非常神秘的，微妙的，不可对人言的，讲也讲不清楚，于是，最好还是不讲出来。这话不对。最复杂的事情莫过于革命吧，一个政权要将另一个政权打倒，道理还能说得明白，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又怎么会复杂到说不清呢？又有些人有另一种看法：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就结个婚吧”！这又看得太简单了。大家学过社会发展史，人在劳动中创造了社会，也创造了精神和文化，说两性关系与精神无关是不对的，人的活动包括他的精神活动，这是与一般动物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说不简单只是一个结婚问题。
就我所看到的一些知识分子来说，很多人脑子里还有封建残余的玩意儿。有一种人不愿意承认有这一个问题，以为别人知道自己在想这个问题就是丢人，尤其是女同志占多数。“我要找怎样怎样的爱人”，很少很少人敢这样说出来。和女同志谈话的时候，一问到这方面，有些立即脸红，你问她“你恋爱不恋爱？”她说：“我才不恋爱。”再问她为什么？她说：“就不喜欢嘛！”这说明她的思想还停留在旧的圈子里，生怕别人知道自己想恋爱。知识分子很多人喜欢幻想，觉得恋爱是最神圣的，非常重要，轻易不能谈。书店里还可以找到代表这种思想的作品。因为看成最神圣，不敢去谈，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理想，幻想着将来找个怎样怎样好的对象。还有一种是清高想法，认为恋爱是庸俗的东西，愿意保持着朋友关系，一同去散散步，看看戏，划划船，这就足够，一谈到恋爱就没味道了。另一种想法是受了美国电影及一些小说的影响，倒不是把恋爱看成怎样神秘来浪漫一番，而是把恋爱看成一种享受，享受就享受一次吧，这么甜的酒为什么不喝呢？这么美的花为什么不采呢？不负责任的态度，纯粹的享受主义。相反的，大多在女同志方面，又有一种报复的想法，男子都是没有良心的，尽管今天甜言蜜语，明天会翻脸不认人，这个说张三是这样的人，那个说李四也是那样的人，说来说去反正男子都是没良心，于是，要报复，我也玩弄他一个男人。另一种是虚荣心，有几个人在追求自己才显得身价高，走起路来，头也抬得高，眼也望得高，外处觉得高人一等。她不说爱谁，也不说不爱谁，同很多人都很好，她虽不说爱那几个人，而这几个人都觉得她爱他，于是她可以在追求者当中挑一个最好的“买主”。这也很难怪，因为女人在旧社会里本来就是一件商品，在城市里，十几岁的姑娘值钱，寡妇是被别人看不起；但在农村里，寡妇再嫁比十几岁的姑娘值钱，因为劳动力强。在资本主义社会，不要女人劳动，要来做花瓶摆，选择的条件不同，但都是作商品看待。
上面所说的受封建残余影响而来的思想，不是每个人都有，不过一般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带有一些。
下面就同学们提出的问题来谈一下，这里所讲，主要是从思想上回答几个问题。具体实际问题，各人各有不同，没有办法来讲，例如有个同学问：“想谈恋爱，没有对象，奈何？”对不起，这就无法奉复。
就所收集的材料来看，一般的在人生观和思想上都已解决了很多问题，不同于解放前的大学生。大家所提问题的共同点是要求进步，要求适当的解决个人的问题，也可以看出刚才所提的各种思想只占很少很少的地位，不过多少还是有一点残余存在。大家都是大学生，解放也已一年多，当然不会那么封建，但有些对两性关系还不敢正面来看。由于旧社会的环境，一切活动很单调，和异性接触的机会比较少，于是，有些人旁边坐了一个女同学时就老觉得不自在，站起来走也不是，继续坐下去也不是，别扭得很。又有些人不敢交异性朋友，理论上觉得是没有关系，譬如说找个朋友来谈谈音乐，谈谈文学，不是很好吗，就是不习惯，又怕别人看见了，以为自己在搞恋爱，因此不敢去交朋友。有的人敢于交朋友，敢于找朋友谈谈，但一见面就感觉我在爱他，他在爱我，他以为我在爱他，我以为他在爱我，一连串的想法都来了。还有一些人的想法，别人认为我在搞恋爱是不名誉的，我是来学习不是来搞恋爱的，生怕别人说。另一种既不封建，也不怕交朋友，而且事实上有朋友，关系是“轻松而愉快”，有空时出去玩玩，看看戏，散散步，关系到此为止——说他在谈恋爱也好，不谈也好，都没有关系。还有一些人非常热烈，用你们的话来说是成天泡在一起，有些人是终日作不切实际的幻想，把恋爱看成神秘得很，高尚得很。
总括上面所讲，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恋爱处理得正确、有益、健康，而且幸福。看起来很复杂，实际上并不太复杂。根据同学们反映的材料以及参考《中国青年》举行的座谈记录，归纳成二十个问题，分作四类：第一类是对恋爱有所估计，只是想做，实际上还没有做（当然以后也会发生的，除非抱着像一定要找个林妹妹那样的幻想）；第二类是恋爱的条件；第三类是怎样找对象；第四类是恋爱当中发生了问题怎么办。现把这二十个问题说明一下，通过二十个问题了解正确的处理恋爱应当是怎样的。
先谈第一类问题：对恋爱的一些估计
（一）“恋爱妨碍不妨碍学习？有些人不敢谈恋爱，怕妨碍学习。”
我对这问题的看法是既妨碍又不妨碍。既要谈恋爱就一定得谈，找你的对象去见见面谈谈话，必然要占去一部分时间。谈话的时候要互相进行了解，出身、家庭、思想、兴趣，各方面都要谈，你说，他也说，总要占一部分时间，学习时间因此减少了一点；而且知识分子谈恋爱的花样又要多一些。有了约会不能去时，总不能开个条子“有事不能来”就了事。有时又会有点小波折，需要经过闹意见和解释。小误会小波折不会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会有，两个人不可能各方面都一样。说恋爱完完全全一点也不妨碍学习是假的，但我所说恋爱不妨碍学习是怎样解释呢？事情处理得好，可以减少妨碍，而且还可以从别的方面来补救。如果一个人把恋爱处理得很好，很顺利，那他不但感到这个世界很可爱，而且有一个人特别可爱，觉得到处都是光明快乐，生命特别充实起来，这时候，可能原来要每天睡眠八小时的，现在只要七小时就够了，做起事来特别有劲，效率提高，还可以弥补谈恋爱时所受的时间损失。恋爱时，要让互相进行了解的时间比较短，波折少，误会少，这样就可以减少妨碍学习，使得自己安心学习。假如不谈恋爱，光是“想”恋爱，那才是真正妨碍学习。又有些人不管时间浪费与否，情书一封接着一封写；或者是像《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与贾宝玉，今天你生气，明天我不高兴，今天你道歉，明天我赔礼，闹来闹去，这才是大大的浪费时间，浪费人生中最宝贵的青年的时间。所以主要的还不是妨不妨碍的问题，而是看自己如何处理的问题。不要性急，怕浪费时间而着急想恋爱的时候，反而浪费了时间，到了适当时机可以解决而不解决也是浪费，当本能上有这种要求而又能适当的解决，不会太妨碍学习。
（二）“现在要学习要工作，先学习好工作好，有了‘本钱’然后去解决。”
这句话有一部分理由，主要把精力放在学习和工作上，等学习和工作有了把握后再来解决，没有什么错误。婚姻法规定到了十八岁二十岁可以结婚，但并不是到这个年纪非结婚不可。我个人觉得迟点解决这个问题，先好好学习和工作，那是很好的。但“有了本钱再去解决”的说法又不对了，这种想法在思想上有毛病，这种想法大部分是男同志的，以为有了地位有了事业之后就可以找到一个更漂亮更理想的爱人。其实，也许你所理想的女同志不稀罕你的地位，你所理想的条件会越来越低。只要两个人说得来，互相了解，共同进步，就可以相爱。
（三）“学习时期谈恋爱不要紧，工作时谈恋爱会影响工作，影响学习没有影响工作重要；学习时都是同学，纯洁，工作时同事都有社会习气，不好。”
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学习时期以学习为主，工作时期以工作为主，现在影响学习也就是影响了将来的工作，学习与工作不应该这样机械来划分。在学校是纯洁，那怎么说呢？难道事情懂得多一些，对世界认识更清楚，工作经验更丰富那算是复杂吗？照这样说，小孩子或者是没有知觉的人是最纯洁了。说是在学校里纯洁，在旧社会是有些道理。因为旧社会是坏的、不健康的，在学校里的人还没有染上旧社会的恶习，到了社会很容易染上，不然在旧社会里就没有出路。《静静的嘉陵江》电影里的男主角，在学校时满怀壮志，离开学校后很自然地向旧社会投降了，罪恶在那个社会制度。现在不必再担这份心事，工作愈久锻炼得愈坚强，思想愈进步。在学校中可以互相了解，工作中也可以互相了解，学校与社会的比较在今天是多余的。
（四）听说同学中还有以学年来谈，说三四年级可以谈恋爱了，而且要在学校中解决就得抓紧些。并且还有这样一个歌谣：“大一骄，大二挑，大三抖，大四没人要。”
大概这是一些男同志拿来挖苦女同志的，这是轻浮的刻薄人不严肃的看法。本来一二年级年纪比较小，对这个是比较不容易感到兴趣，有些人觉得还不如打球来得有兴趣。到三四年级也只是青年的开始，来日方长，不用着急。我给你们改上四句：“大一别谈，大二不急，大三慢慢来，大四没关系。”
（五）“恋爱时期长好还是短好？”刚才还有人问：“恋爱的结果是不是结婚？”
除了极少数人，如封建时代的老处女，此外一般人不管恋爱不恋爱都要结婚，从恋爱到结婚时间是长好还是短好，那看你们两个人到了什么时候愿意结婚就结好了。但人的思想也很怪，有些愿意长，经过多年的谈话通信，了解又了解后才敢结婚，大部分是女同志愿意这样做；有些又愿意短，简单明确，结婚了事，这大半是男同志的看法。女同志愿意经过长时间再结婚的思想是有它的社会根源，有它一定的道理的。因为旧社会里男女社交不公开，接触男性的机会很少，万一将来发生了失恋离婚等事，女同志的负担要比男同志多。在封建社会里女人没有地位，被男人抛弃后是很可怜的，尤其精神上的打击更大，所以希望时间拉长，多些考虑的机会。在新社会里不同，应该有新的看法，社会在向前走，人也慢慢在变，现在社会不像从前那样可怕，即使万一遇着这样的人，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自己还是一样的可以学习，可以工作，别人没有轻视你的权力，不必作不必要的拖延。只要互相了解，相爱，到了适当的时候就可以结婚。回过头来说，也不能一见钟情，于是就山盟海誓，因为互相还不了解。
（六）“生活枯燥，想找一点安慰，所以要谈恋爱。”
我说生活并不枯燥，如果感到枯燥，那应该想一下，为什么会枯燥？生活可爱得很，到处都很好，我们的生活都是一天天向上的，那怎么会枯燥？以我自己来说，现在住在四四方方的房子里，不能下乡也不能下厂，接触的人没有你们这么多，成天看稿、回信，再不然就是行政工作，但我的生活并不枯燥。一个机关至少有五十个过去环境不同的人碰在一起，要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兴趣、生活、个性就需要很多的时间，而且也很有趣，譬如在我们那里的一个看门老头子，他看了几十年的门了，替各种各样的人看门，他脑子里的想法可多呢。如果要去了解他就非常有趣，从他身上可以写出几篇小说来的。来到你们这里，看到这么多年轻人，更加有趣了，你们学习的东西又是很复杂的，这么多人生活的一个大团体怎么会感到枯燥呢？如果感到枯燥那还是旧知识分子的看法，没有从日常生活展开生活圈子，也不会从这当中看到新事物的生长。要是能从日常生活中发觉新的事物，生活只会感到可爱、有兴趣，不会枯燥。但人终归是人，有时他的确也需要另外一种安慰，如果你和你所喜欢的人谈音乐谈文学，那比你和别的人谈起来是不同的。否则的话，也不会有今天所讲的那么多问题了。新社会里的人，尤其是青年们，应该生活得有趣而快乐，如果有那么一个人使你特别的快乐，那当然更好。但这是为了把生活更弄得美满些，而不是因为生活枯燥。
（七）“温情好不好？”
一讲到温情，立即会有人说，嘿，小资产阶级！这个问题，我以为我们不是为了生活简单化而奋斗，三枪两刀的作风并不是生活的全部。一个人有时候是需要安慰与体贴，简简单单三言两语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如果说到感情就说是小资产阶级，那岂不是说无产阶级没有感情吗？将来的人都是很有风趣，很有修养，很有文化的。我到过几次苏联，接触过工人，他们说出来的话常是很含蓄很有趣。当然，像有些人说话的拐弯抹角，“你是很有天才的，工作很积极，学习很认真，一切都很好，希望你能更加好；可是我对你还有一点点想法，不过说出来也许还是错误的……”充分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不直爽，并不是温情。无产阶级并不是一根肠子通到底，从《莫斯科性格》可以看到，当厂长和他的太太为了工作而争吵之后，厂长离开时忘记取衣服，他的太太立即到衣架去替他取，表现出对他一种特别的感情。总括起来说，原则上我们不让步，但在生活上多懂得一些细致的感情，思想上有些共通的东西，那还是好的，只要不过于婆婆妈妈。
以下几个问题是关于恋爱要不要条件与要怎样的条件方面
（八）“要不要条件？怎样的条件？”
要是恋爱不需任何条件，等于捉迷藏，何必反对父母包办婚姻？条件是要的，看在怎样情形下确立条件。有些人的条件是传统的看法，看长得漂不漂亮，根据“相面”来确定合不合乎条件，这是旧的观点，不对。美的东西多得很，要是思想落后，趣味低级，那这个人本质上就不美，线条的适当与五官的位置摆得好，那是表面上的，不是内容。而且一个人不能青春常在。是不是在对方的青春过去后又要另寻爱人呢？况且长得美不美不是绝对的，是比较的。根据“相面”来定合不合乎条件是旧社会里把女人当作玩物的看法。至于其他思想、兴趣等都是从具体环境里产生出来，不是一成不变的。
（九）有些女同志的条件：“要求爱人一切都比自己强，无论思想、学术、工作能力一切都要求比自己好。希望爱人来帮助自己进步。”
这种动机不能算坏，但中间残留有旧思想的影响，一定要找一个比自己强的爱人才觉得光荣，否则便不光荣。事实上要找一个各方面都能做自己家庭教师或政治指导员的爱人是不可能的。我们是生活在社会里，不只是生活在家庭内，我们是与许多人一块在集体生活里学习，向人民学习。要程度高才能帮助你进步那也不见得，一个工农干部可能文化程度不如你，但看问题时可能比你看得清楚，同样也可以帮助你进步，况且实际上也不会是关起门来仅仅自己两个人来研究怎样进步。
（十）相反的，“有的男同志希望爱人比自己都低”。
因为一般社会如此，妇女的活动比较少，可能差一点，而男同志总觉得妻子比自己强就不像样，不漂亮，这里面包含有统治思想，男尊女卑的旧思想。今天男女是平等的，不管男女，一个人表现得好，另一个也应该觉得光荣，并不是要去背别人光荣的包袱，而是因为你有这样一个爱人而光荣。
（十一）“要求爱人是共产党员。”
动机是很好，但不能够非此条件不可，党并不关起门来，只要你的爱人很好，就是现在不是党员，将来也还是有可能争取成为共产党员的。
（十二）“和工农恋爱问题。”
似乎很麻烦，实际也不太麻烦，目前看起来这样的情形少些，我还没有听说过大学女生与工农恋爱。在老解放区里则是有的，像中学生出身的区长与农民出身的妇女会主任恋爱的事情还不少。知识分子与工农恋爱今天还可能成为一个问题，将来工农文化提高以后就不成为一个问题，在共同工作过程中互相了解，发生感情是很自然的。一个人的思想感情随时随着环境改变，譬如我刚从上海到陕北时，一切都不喜欢，住长了便感到舒服，现在回到城市又觉得城市不习惯。在共同工作中很自然地发生感情，如一个工程师与一个女工恋爱那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如果没有共同的生活和工作，思想上没有共同点，硬要去找工农谈恋爱，这样的“与工农结合”也不必。
（十三）“职业问题。有人要对方和自己学一样东西，将来可以在同一机关做同一的工作。”
这也不一定非如此不可，兴趣不见得“死”在一方面，学文学的与学医的在工作中也可以做到彼此了解。
总之，我以为恋爱的条件很简单，只要彼此了解，彼此尊重，彼此相爱，携手前进就可以。当然在彼此了解中包括很多方面。其中政治认识是很重要的。要了解要相爱要共同进步，拿什么来巩固来发展呢？靠政治认识。它可以使恋爱不脱离一个原则而逐渐发展起来。
以下两项是找对象问题
（十四）“怎样才能找到对象？”
这问题太具体，不好谈。关在房子里想“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是从《聊斋》上来的，《聊斋》讲的是鬼，鬼话不可相信。要找对象得到房子外面去，但不要为了恋爱而到处钻，如果这样就错了。我们的生活应更宽广更丰富，多参加社会活动。苏联经常有各种社会活动，小孩下学以后，常常自己提着书包到图书馆看书，到儿童宫游戏，听音乐听演讲。工厂里有工会、文化宫、俱乐部、学习会，还有厂外的活动。以一个文学家来说吧，不是像过去脱离一切，十年寒窗就可以写得出东西来，要写工农先要下乡下厂，生活不能与社会绝缘，到处都有活动，在各种活动中可以认识很多人，通过各种工作和活动了解你的朋友。过去的知识分子，在学生时代还比较好些；离开学校后很少参加集体活动，喜欢孤僻，喜欢独自一个人或几个人喝喝咖啡，谈谈天，今天知识分子要打破这种孤僻的习性。
（十五）“朋友介绍好不好？”
在社交尚未完全达到理想时，这个办法也可以用。介绍只是介绍你去认识，不是介绍你去恋爱。介绍人事前对被介绍者双方要有相当了解，相信他们可以成为朋友再介绍。有的人说组织互助团，几个人帮助一个人解决问题，这种办法不好。把这看做一种什么生意呢？
最后几条讲在恋爱当中发生了问题怎么办
（十六）“两人原来很好的，现在不好了，因为思想上不投机。所谓‘酒逢知己干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是不是就此拉倒呢？”
思想不同要看是原则上不同还是个别问题上不同，学生时代思想大概还不至于相差到一个是革命者，一个是“反动派”；如果个别问题不同，如其中一个对某个时事问题有不对的看法，另一个可以进行教育，不要马上说：“我要找另外一个爱人了。”如果真有革命与反革命的原则区别，那当然又当别论。
（十七）“恋爱当中，其中一个掩饰了自己的某些缺点，以后发现了怎么办？”
例如有些人知道爱人不喜欢抽烟，在爱人面前不抽，回到房里大抽特抽；又如思想本来不太相同，说话时不管自己怎样想，顺着对方说。像这些问题过后发现当然是不好，不应隐藏，有缺点可以坦白说出来，要求对方帮助自己改掉。如果事实上已经“掩饰”过，那看是什么事情，是不是原则性的问题，假如是起先他说二十五岁，后来才知道他是二十八岁，这些事情并没有太大关系。
（十八）“在校同学时很要好，毕业时工作不在一起怎么办？”
离开以后，各在本身工作岗位好好工作，继续进步，不要分离开而断绝恋爱的关系。假如分离太久是可能有些变化的，例如一个进步快，一个进步慢；或一个有进步，一个没进步。应该想办法使差异不致太大，鼓励进步较慢的人。如果分开有十年八年，连情况都不大清楚了，那当然不行，所以最好在可能范围内在一个地方工作好，离开一时，有些陌生，仍可重新了解。站在正确的关系上，把工作搞好，让恋爱继续下去，避免不必要的分裂。
（十九）“有第三者插在中间如何处理？”
这当中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假如你和另外一人同时爱着一位女同志，在旧社会里这问题变成很复杂了。实际并不那样复杂，请她明白表示态度，不要同时爱两个人，如果她说两个都爱，那是不行的，世界上可爱的人多得很，难道要和这么多人同时恋爱吗？只要其中两人生活得幸福，另一人取消恋爱关系，还是一个朋友，冷静的处理，不要看得太严重。
（二十）“一个人爱着几个人，几个人爱着一个人怎么办？”
简单的说，都是旧社会的把戏，要不得，不健康的情绪都应该去掉。
二十个问题都已大致说过，下面再简单概括的说一点。恋爱是人生必然遇到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不是很神秘，不是不可理解；但也不是很简单的问题。它包括了生理上与精神上的作用。因为是精神上的作用，所以有很热烈的感情，不仅是热烈而且是持久的，不是喝一杯白开水那样简单。失恋、离婚等等的不幸，是由社会制度所造成。在新社会里，造成不幸的条件已一天天在消灭；但是因为青年人思想上尚有一些旧社会的残余，或者太强调。或者太轻视这个问题，自己给自己造成不幸和浪费时间。人生之中获得过多的恋爱经验并没有太大的好处。纠缠不清地老是谈，仅是纸上谈兵，问题不会因此而解决。
恋爱是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不是解决了恋爱问题就等于解决了一切其他的问题，也不是恋爱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就不能解决。不是看两本书或听一次演讲就可以解决，要在实际斗争里，工作锻炼中，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从而得出正确的对恋爱的看法。上面二十个问题里都提出了一点新看法，旧的看法应该去掉了。
我们不断努力争取平等自由的恋爱，实际上做到平等自由不容易，政治经济上都解放了，假如我们在思想上还老要紧紧地压着自己，那还有什么办法？不管发生什么问题，根据互相帮助、平等、自由的原则来处理，问题不难求得解决。恋爱使我们生活更丰富更有意义，不是很市侩地来考虑问题，以为仅是从两性生活中求得安慰；也不是在恋爱中找寻悲哀、灰色、暗淡、月亮等字眼去写诗写小说。今天的诗和小说都不写这个，在为人民服务的大旗下、马列主义的教育中，可以跳出苦海。
各人细致的精神生活范围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也就没有标准的恋爱故事，因具体条件不同而表现出的生活方式也就有不同。生活方式可以不一样，但生活目的是一致的——为了提高全人类的生活。
最后再说几句：少作空想，空想妨碍学习和工作。要谈就实际些，恋爱不是至高无上，神秘不可言，也不是太简单，要在建立正确人生观中正确地来处理。结婚前有恋爱，结婚后还有恋爱，在婚后还要把恋爱保存、培养、发展起来。但今天只能谈这前一部分，因为后半部对于青年们就更是空谈了。
我是一棵小草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日与《个旧文艺》刊授创作
中心优秀学员与署名作家会见会上的讲话
我是昨天到的个旧，从昆明来的。在桃色的云里面，我飞过来了。沿路都是火一样的桃树林哪！我又是踩着油菜花、荞麦花的黄色的、白色的海涛浮过来的。我的心就象飞到云的上面、海的上面，轻得很呵！舒服得很呵！
可是到了个旧呢，我的心一下就沉落下来了。我知道有上千的人在等着我们，我们能够拿什么东西来报答你们呢？我想你们就是我在一路看到的、春城里面看到的桃色的、粉色的、白色的、鲜艳的花朵。而我呢？我将是个什么呢？我想了一想，我只是一棵小草，一棵野草。我愿意做一棵小草。草是可以肥田的，草是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活下来的。我没有别的，我到这里来，我还是做一棵小草，作为这些繁花盛开的肥料！
我愿意这样。但是我希望并且相信我不是一棵“毒草”！
鲁迅先生于我
一
我开始接触新文学，是在一九一九年我到长沙周南女校以后。这以前我读的是四书，古文，作文用文言。因为我不喜欢当时书肆上出售的那些作文范本，不喜欢抄书，我的作文经常只能得八十分左右。即使老校长常在我的作文后边写很长的批语，为同学们所羡慕，但我对作文仍是没有多大兴趣。我在课外倒是读了不少小说，是所谓“闲书”的。大人们自己也喜欢看，就是不准我们看。我母亲则是不禁止，也不提倡，她只要我能把功课做好就成。自然，谁也没有把这些“闲书”视为文学，谁也不认为它有一点什么用处。
周南女校这时有些新风。我们班的教员陈启明先生是比较进步的一个，他是新民学会的会员。他常常把报纸上的重要文章画上红圈，把《新青年》、《新潮》介绍给同学们看。他讲新思想，讲新文学。我为他所讲的那些反封建、把现存的封建伦理道德翻个个儿的言论所鼓动。我喜欢寻找那些“造反有理”的言论。施存统先生的《非孝论》的观点给我印象很深。我对我出生的那个大家庭深感厌恶，觉得他们虚伪，无耻，专横，跋扈，腐朽，堕落，势利。因此，我喜欢看一些带政治性的，讲问题的文艺作品。但因为我年龄小，学识有限，另一些比较浅显的作品，诗、顺口溜才容易为我喜欢。那时我曾当作儿歌背诵，至今还能记忆的有：
两个黄蝴蝶，
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
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
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
天上太孤单。
俞平伯、康白情的诗也是我们喜欢背的。后来人一天天长大，接触面多了，便又有了新的选择。一九二一年，湖南有了文化书社。我从那里买到一本郭沫若的诗集《女神》，读后真是爱不释手。我整天价背诵“一的一切，一切的一”，或者就是：
九嶷山上的白云有聚有消，
洞庭湖中的流水有汐有潮。
我们心中的愁云呀，啊！
我们眼中的泪涛呀，啊！
永远不能消！
永远只是潮！
我，还有我中学的同学们，至少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的幼小的心是飘浮的，是动荡的。我们什么都接受，什么都似懂非懂，什么都使我们感动。我们一会儿放歌，一会儿低吟，一会儿兴高采烈，慷慨激昂，一会儿愁深似海，仿佛自个儿身体载负不起自己的哀思。我那时读过鲁迅的短篇小说，可是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那时读小说是消遣，我喜欢里面有故事，有情节，有悲欢离合。古典的《红楼梦》、《三国演义》、《西厢记》，甚至唱本《再生缘》、《再造天》，或还读不太懂的骈体文鸳鸯蝴蝶派的《玉梨魂》都比《阿Q正传》更能迷住我。因此那时我知道新派的浪漫主义的郭沫若，闺秀作家谢冰心，乃至包天笑，周瘦鹃。而林琴南给我印象更深，他介绍了那么多的外国小说给我们，如《茶花女》、《曼郎摄氏戈》、《三剑客》、《钟楼怪人》、《悲惨世界》，这些都是我喜欢的。我想在阅世不深、对社会缺乏深刻了解的时候，可能都会是这样的。
一九二二、二三年我在上海时期，仍只对都德的《最后一课》有所感受，觉得这同一般小说不同，联系到自己的国家民族，促人猛省。我还读到其他一些亡国之后的国家的一些作品，如波兰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我也读了文学研究会耿济之翻译的一些俄国小说。我那时偏于喜欢厚重的作品，对托尔斯泰的《活尸》、《复活》等，都能有所领会。这些作品便日复一日地来在我眼下，塞满我的脑子，使我原来追求革命应有所行动的热情，慢慢转到了对文学的欣赏。我开始觉得文学不只是消遣的，而是对人有启发的。我好像悟到一些问题，但仍是理解不深，还是朦朦胧胧，好像一张吸墨纸，把各种颜色的墨水都留下一点淡淡的痕迹。
一九二四年我来到北京。我的最好的、思想一致的挚友王剑虹在上海病逝了。她的际遇刺痛了我。我虽然有了许多新朋友，但都不能代替她。我毫无兴味地学着数理化，希望考上大学，回过头来当一个正式的学生。我又寂寞地学习绘画，希望美术能使我翻滚的心得到平静。我常常感到这个世界是不好的，可是想退出去是不可能的，只有前进。可是向哪里前进呢？上海，我不想回去了；北京，我还挤不进去；于是我又读书，这时是一颗比较深沉的心了。我重新读一些读过的东西，感受也不同了，“鲁迅”成了两个特大的字，在我心头闪烁。我寻找过去被我疏忽了的那些深刻的篇章，我从那里认识真正的中国，多么不幸，多么痛苦，多么黑暗！啊，原来我身上压得那样沉重的就是整个多难的祖国，可悲的我的同胞呵！我读这些书是得不到快乐的。我总感到呼吸迫促，心里像堵着一堆什么，然而却又感到有所慰藉。鲁迅，他怎能这么体贴人情，细致、尖锐、深刻地把中国社会，把中国人解剖得这样清楚，令人凄凉，却又使人罢手不得。难道我们中华儿女能无视这个有毒的社会来侵袭人，迫害人，吞吃人吗？鲁迅，真是一个非凡的人吧！我这样想。我如饥似渴地寻找他的小说、杂文，翻旧杂志，买刚出版的新书，一篇也不愿漏掉在《京报副刊》、《语丝》上登载的他的文章，我总想多读到一些，多知道一些，他成了惟一安慰我的人。
二
一九二五年三月间，我从香山搬到西城辟才胡同一间公寓里。我投考美术学校没有考上，便到一个画家办的私人画室里每天素描瓶瓶罐罐、维纳斯的半身石膏像和老头像。开始还有左恭同志，两个人一道；几次以后，他不去了，只我一个人。这个画家姓甚名谁，我早忘了；只记得他家是北方普通的四合院，南屋三间打通成一大间，布置成一个画室，摆六七个画架，陈设着大大小小不同形状的瓶瓶罐罐，还有五六个半身或全身的石膏人像，还有瓶花，这都是为学生准备的。学生不多，在不同的时间来。我去过十几次，只有三四次碰到有人。学生每月交两元学费，自带纸笔。他的学生最多不过十来个，大约每月可收入二十来元。我看得出他的情绪不高，他总是默默地看着我画，有时连看也不看，随便指点几句，有时赞赏我几句，以鼓励我继续学下去。我老是独自对着冰冷的石膏像，我太寂寞了。我努力锻炼意志，想象各种理由，说服自己，但我没有能坚持下去。这成了我一生中有时要后悔的事，如果当初我真能成为一个画家，我的生活也许是另一个样子，比我后来几十年的曲折坎坷可能要稍好一点；但这都是多余的话了。
这时，有一个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的学生教我法文，劝我去法国。他叫我“伯弟”，大概是小的意思。他说只要筹划二百元旅费，到巴黎以后，他能帮助我找到职业。我同意了，可是朋友们都不赞成，她们说这个人的历史、人品，大家都不清楚，跟着他去，前途渺茫，万一沦落异邦，不懂语言，又不认识别的人，实在危险。我母亲一向都是赞助我的，这次也不同意。我是不愿使母亲忧郁的，便放弃了远行的幻想。为了寻找职业，我从报纸上的广告栏内，看到一个在香港等地经商的人征求秘书，工资虽然只有二十元，却可以免费去上海、广州、香港。我又心动了。可是朋友们更加反对，说这可能是一个骗子，甚至是一个人贩子。我还不相信，世界就果真像朋友们说的那样，什么地方都满生荆棘，遍设陷阱，我只能有在友情的怀抱中进大学这一条路吗？不，我想去试一试。我自许是一个有文化，有思想的人，怎么会轻易为一个骗子，或者是一个人贩子所出卖呢？可是母亲来信了，不同意我去当这个秘书，认为这是无益的冒险，我自然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可是，我怎么办呢？我的人生道路，我这一生总得做一番事业嘛！我的生活道路，我将何以为生呢？难道我能靠母亲微薄的薪水，在外面流浪一生吗？我实在苦闷极了！在苦闷中，我忽然见到了一线光明，我应该朝着这惟一可以援助我的一盏飘忽的小灯走过去，我应该有勇气迈出这一步。我想来想去，只有求助于我深信指引着我的鲁迅先生，我相信他会向我伸出手的。于是我带着无边的勇气和希望，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把我的境遇和我的困惑都仔仔细细坦白详尽地陈述了一番。这就是《鲁迅日记》一九二五年四月三十日记的“得丁玲信”。信发出之后，我日夜盼望着，每天早晚都向公寓的那位看门老人问：“有我的信吗？”但如石沉大海，一直没有得到回信。两个星期之后，我焦急不堪，以致绝望了。这时王剑虹的父亲王勃山老先生邀我和他一路回湖南。他是参加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会来到北京的，现在准备回去。他说东北军正在进关，如不快走，怕以后不好走，南北是否会打仗也说不定。在北京我本来无事可做，没有入学，那个私人画室也不去了。惟一能系留我的只是鲁迅先生的一封回信，然而这只给我失望和苦恼。我还住在北京干什么呢？归去来兮，胡不归？母亲已经快一年没有见到我了，正为我一会儿要去法国，一会儿要当秘书而很不放心呢。那么，我随他归去吧，他是王剑虹的父亲，也等于是我的父亲，就随他归去吧。这样我离开了春天的北京，正是繁花似锦的时候。我跟随王勃山老人搭上南下的军车，是吴佩孚的军队南撤，火车站不卖客车票，许多人，包括我们都抢上车，挤得坐无坐处，站无站处。我一直懊恼地想：“干吗我要凑这个热闹？干吗我要找这个苦吃？我有什么急事要回湖南？对于北京，住了快一年的北京，是不是就这样告别了？我前进的道路就是这样地被赶着，被挤在这闷塞的车厢里吗？我不等鲁迅的回信，那么我还有什么指望得到一个光明的前途呢？”
鲁迅就是没有给我回信。这件事一直压在我的心头。我更真切地感到我是被这世界遗弃了的。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渺小的人，鲁迅原可以不理我；也许我的信写得不好，令人讨厌，他可以回别人的信，就是不理睬我。他对别人都是热情的，伸出援助之手的，就认为我是一个讨厌的人，对我就要无情。我的心受伤了，但这不怪鲁迅，很可能只怪我自己。后来，胡也频告诉我，我离北京后不久，他去看过鲁迅。原来他和荆有麟、项拙三个人在《京报》编辑《民众文艺周刊》，曾去过鲁迅家，见过两三次面。这一天，他又去看鲁迅，递进去一张“丁玲的弟弟”的名片，站在门口等候。只听鲁迅在室内对拿名片进去的佣工大声说道“说我不在家！”他只得没趣地离开，以后就没有去他家了。我听了很生气，认为他和我相识才一个星期，怎么能冒用我弟弟的名义，天真的幼稚的在鲁迅先生面前开这种玩笑。但责备他也无用了。何况他这次去已是我发信的三个星期以后了，对鲁迅的回信与否，没有影响。不过我心里总是不好受的。
后来，我实在忘记是什么时候的后来了，我听人说，从哪里听说也忘记了，总之，我听人说，鲁迅收到我信的时候，荆有麟正在他的身边。荆有麟说，这信是沈从文化名写的，他一眼就认得出这是沈从文的笔迹，沈从文的稿子都是用细钢笔尖在布纹纸上写的这种蝇头小楷。天哪，这叫我怎么说呢？我写这封信时，还不认识胡也频，更不认识沈从文。我的“蝇头小楷”比沈先生写的差远了。沈先生是当过文书，专练过字的嘛。真不知这个荆有麟根据什么作出这样的断言。而我听到这话时已是没有什么好说了的时候。去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专门研究鲁迅著作的朱正同志告诉我说，确是有这一误会。他抄了一段鲁迅先生给钱玄同的信作证明，现转录如下：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日鲁迅致钱玄同信云：
且夫“孥孥阿文”（指沈从文——朱正注），确尚无偷文如欧阳公（指欧阳兰）之恶德，而文章亦较为能做做者也。然而敝座之所以恶之者，因其用一女人之名，以细如蚊虫之字，写信给我，被我察出为阿文手笔，则又有一人扮作该女人之弟来访（指胡也频），以证明实有其扮……（《鲁迅书信集》上卷第七十二页）
三
大革命失败后，上海文坛反倒热闹起来了，鲁迅从广州来到上海，各种派别的文化人都聚集在这里，我正开始发表文章，也搬到了上海，原来我对创造社的人也是十分崇敬的，一九二二年我初到上海，曾和几个朋友以朝圣的心情找到民厚里，拜见了郭沫若先生，邓均吾先生，郁达夫先生出门去了，未能见到。一九二六年我回湖南，路过上海，又特意跑到北四川路购买了一张创造社发行的股票。虽然只花了五元，但对我来说已是相当可观的数目了。可是在这时，我很不理解他们对鲁迅先生的笔伐围攻。以我当时的单纯少知，也感到他们革命的甲胄太坚，刀斧太利，气焰太盛，火气太旺，而且是几个人，一群人攻击鲁迅一个人。正因我当时无党无派，刚刚学写文章，而又无能发言，便很自然地站到鲁迅一边。眼看着鲁迅既要反对当权的国民党的新贵，反对复古派，反对梁实秋新月派，还要不时回过头来，招架从自己营垒里横来的刀斧和射来的暗箭，我心里为之不平。我又为鲁迅的战斗不已的革命锋芒和韧性而心折。而他还在酣战的空隙里，大力介绍、传播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我读这些书时，感到受益很多，对鲁迅在实践和宣传革命文艺理论上的贡献，更是倍加崇敬。我注视他发表的各种长短文章，我丝毫没有因为他不曾回我的信而受到的委屈影响我对他的崇拜。我把他指的方向当作自己努力的方向，在写作的途程中，逐渐拨正自己的航向。当我知道了鲁迅参加并领导左翼作家联盟工作时，我是如何的激动啊！我认为这个联盟一定是最革命最正确的作家组织了。自然，我知道“左联”是共产党领导的，然而在我，在当时一般作家心目中，都很自然地要看看究竟是哪些人，哪些具体的人在“左联”实现党的领导。一九三。年五月，潘汉年同志等来找我和胡也频谈话时，我们都表示乐意即刻参加。当九月十七日晚“左联”在荷兰餐馆花园里为庆祝鲁迅五十寿诞的聚餐后，也频用一种多么高兴的心情向我描述他们与鲁迅见面的情形时，我也分享了那份乐趣。尽管我知道，他并没有、也不可能向鲁迅陈述那件旧事，我心里仍薄薄地拖上一层云彩，但已经不是灰色的了！我觉得我同鲁迅很相近，而且深信他会了解我的，我一定能取得他的了解的。
一九三一年五月间吧，我第一次参加“左联”的会议，地点在北四川路一个小学校里，与会的大多数人我都是新相识。我静静地坐在那里，没有发言。会开始不久，鲁迅来了，他迟到了。他穿一件黑色长袍，着一双黑色球鞋，短的黑发和浓厚的胡髭中间闪烁的是一双铮铮锋利的眼睛，然而在这样一张威严肃穆的脸上却现出一副极为天真的神情，像一个小孩犯了小小错误，微微带点抱歉的羞涩的表情。我不须问，好像他同我是很熟的人似的，我用亲切的眼光随着他的行动，送他坐在他的座位上。怎么他这样平易，就像是全体在座人的家里人一样。会上正有两位女同志发言，振振有词地批评“左联”的工作，有一位还说什么“老家伙都不行，现在要靠年轻人”等等似乎很有革命性，又很有火气的话。我看见鲁迅仍然是那么平静地听着。我虽然没有跑上前去同他招呼，也没有机会同他说一句话，也许他根本没有看见我，但我总以为我看见过他了，他是理解我的，我甚至忘了他没有回我信的那件事。
第一次我和鲁迅见面是在北四川路他家里。他住在楼上，楼下是一家西餐馆，冯雪峰曾经在这楼下一间黑屋子里住过。这时我刚刚负责《北斗》的编辑工作，希望《北斗》能登载几张像《小说月报》有过的那种插图，我自己没有，问过雪峰，雪峰告诉我，鲁迅那里有版画，可以问他要。过几天雪峰说，鲁迅让我自己去他家挑选。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日，我和雪峰一道去了。那天我兴致非常好，穿上我最喜欢的连衣裙。那时上海正时兴穿旗袍，我不喜欢又窄又小又长的紧身衣，所以我通常是穿裙子的。我在鲁迅面前感到很自由，一点也不拘束。他拿出许多版画，并且逐幅向我解释。我是第一次看到珂勒惠支的版画，对这种风格不大理会，说不出好坏。鲁迅着重介绍了几张，特别拿出《牺牲》那幅画给我，还答应为这画写说明。这就是《北斗》创刊号上发表的那一张。去年我看到一些考证资料，记载着这件事，有的说是我去要的，有的说是鲁迅给我的。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是我去要的，也是鲁迅给的。我还向鲁迅要文章，还说我喜欢他的文章。原以为去见鲁迅这样的大人物，我一定会很拘谨，因为我向来在生人面前是比较沉默，不爱说话的。可是这次却很自然。后来雪峰告诉我，鲁迅说“丁玲还像一个小孩子”。今天看来，这本是一句没有什么特殊涵义的普通话，但我当时不能理解，“咳，还像个小孩子！我的心情已经为经受太多的波折而变得苍老了，还像个小孩子！”我又想：“难道是因为我幼稚得像个小孩子吗？或者他脑子里一向以为我可能是一个被风雨打蔫了的衰弱的女人，而一见面却相反有了小孩子的感觉？”我好像不很高兴我留给他的印象，因此这句话便牢牢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从一九三一年到三三年春天，我记不得去过他家几次。或者和他一道参加过几次会议，我只记得有这样一些印象。鲁迅先生曾向我要《水》的单行本，不止一本，而是要了十几本。他也送过我几本他自己的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给我的书都包得整整齐齐，比中药铺的药包还四四方方，有棱有角。有一次谈话，我说我有脾气，不好。鲁迅说：“有脾气有什么不好？人嘛，总应该有点脾气的。我也是有脾气的。有时候，我还觉得有脾气也很好。”我一点也没有感到他是为宽我的心而说这话的，我认为他说的是真话。我尽管说自己有脾气，不好，实际我压根儿也没有改正过，我还是很任性的。
有一次晚上，鲁迅与我、雪峰坐在桌子周围谈天，他的孩子海婴在另一间屋里睡觉。他便不开电灯，把一盏煤油灯捻得小小的，小声地和我们说话。他解释说，孩子要睡觉，灯亮了孩子睡不着。说话时原有的天真表情，浓浓的绽在他的脸上，这副神情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我觉得他始终是一个毫不装点自己，非常平易近人的人。
一九三三年我被国民党绑架，幽禁在南京。鲁迅先生和宋庆龄女士，还有民权保障同盟其他知名人士杨杏佛、蔡元培诸先生在党和左翼文人的协同下，大力营救，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强烈抗议。国际名人古久烈、巴比塞等也相继发表声明。国内外的强烈的舆论，制止了敌人对我的进一步迫害。国民党不敢承认他们是在租界上把我绑架走的，也不敢杀我灭口。国民党被迫采取了不杀不放，把我“养起来”的政策。鲁迅又转告赵家璧先生早日出版我的《母亲》，又告知我母亲在老家的地址，仔细叮咛赵先生把这笔稿费确实寄到我母亲的手中。
一九三六年夏天，我终于能和党取得联系，逃出南京，也是由于曹靖华受托把我的消息和要求及时报告给鲁迅，由鲁迅通知了刚从陕北抵达上海的中央特派员冯雪峰同志。是冯雪峰同志派张天翼同志到南京和我联系并帮助我逃出来的。遗憾的是我到上海时，鲁迅正病重，又困于当时的环境，我不能去看他，只在七月中旬给他写了一封致敬和慰问的信。哪里知道就在我停留西安，待机进入陕北的途中，传来了鲁迅逝世的噩耗。我压着悲痛以“耀高丘”的署名给许广平同志去了一封信函，这便是我一生中给鲁迅先生三封信中惟一留存着的一封。现摘录于下：
无限的难过汹涌在我的心头……我两次到上海，均万分想同他见一次，但因为环境的不许可，只能让我悬想他的病躯，和他扶病力作的不屈精神！现在却传来如此的噩耗，我简直不能述说我的无救的缺憾了！……这哀恸是属于我们大众的，我们只有拚命努力来纪念世界上这一颗陨落了的巨星，是中国最光荣的一颗巨星！
……
而鲁迅先生留给我的文字则是一首永远印在心头，永远鞭策我前进的一首绝句，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悼丁君》：
如磐夜气压重楼，
剪柳春风导九秋。
瑶瑟凝尘清怨绝，
可怜无女耀高丘。
前年我回到北京以后，从斯诺的遗作里看到，鲁迅同他谈到中国的文学时也曾奖誉过我。去年到中国访问的美国友人伊罗生先生给了我一本在美国出版的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这是一九三四年鲁迅与茅盾同志一同编选交他出版的，里面选择了我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水》两篇小说。鲁迅在《（草鞋脚）小引》中写道：“……这一本书，便是十五年来的，‘文学革命’以后的短篇小说的选集。……它恰如压在大石下面的植物一般，虽然并不繁荣，它却在曲曲折折地生长。……”（《且介亭杂文》）鲁迅先生给过我的种种鼓励和关心，我只愿深深地珍藏在自己心里。经常用来鼓励自己而不愿宣扬，我崇敬他，爱他。我常用他的一句话告诫自己“文人的遭殃，不在身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我不愿讲死无对证的话，更不愿借鲁迅以抬高自己，因此我一直沉默着，拒绝过许多编辑同志的约稿。
四
我被捕以后，鲁迅在著作中和与人书信来往中几次提到过我，感谢一位热心同志替我搜录，现摘抄几则在这里：
《伪自由书》后记：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午后一时，还有了丁玲和潘梓年的失踪的事。
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致王志之信：丁事的抗议，是不中用的，当局哪里会分心于抗议。现在她的生死还不详。其实，在上海，失踪的人是常有的，只因为无名，所以无人提起。杨杏佛也是热心救丁的人之一，但竟遭了暗杀，……（书信集三八四页）
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我的种痘》：……整整的五十年，从地球年龄来计算，真是微乎其微，然而从人类历史上说，却已经是半世纪，柔石丁玲他们，就活不到这么久。（《集外集拾遗补编》）
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致科学新闻社信：至于丁玲，毫无消息，据我看来，是已经被害的了，而有些刊物还造许多关于她的谣言，真是畜生之不如也。（书信集一〇五七页）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致曹聚仁信：旧诗一首，不知可登《涛声》否？（书信集第四。八页）（诗即《悼丁君》，载同年九月三十日《涛声》二卷三十八期）
一九三四年九月四日致王志之信：丁君确健在，但此后大约未必再有文章，或再有先前那样的文章，因为这是健在的代价。（书信集第六二二页）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致萧军萧红信：蓬子转向；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书信集第六六〇页）
我被捕以后，社会上有各种传言，也有许多谣言，国民党御用造谣专门反共的报纸《社会新闻》以及《商报》，还有许多我不可能看到的报刊杂志都刊载了很多。我真感谢鲁迅并没有因为这一些谣言或传说而对我有所谴责。但到后来，一九五七年以后，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最初年代，还有个别同志对于前面摘录的鲁迅的文字，作些不符合事实的注释，或说我曾在南京自首，或说我变节等等。这种言论在书籍报刊上发表，有些至今仍在流传，引起了很多读者的关心和询问，现在我毋须逐条更正或向他们作什么解释。我能够理解这些同志为什么这样贬责我，他们不了解情况。他们不是造谣者，也不是存心打击我，他们在那样写的时候，心里也未必就那样相信。这样的事，经历了几十年的斗争的人，特别是在十年动乱中横遭诬陷迫害的广大干部、群众，完全会一清二楚的。
最近翻阅《我心中的鲁迅》一书，在第二二三页上有一段一九七九年六月萧军对鲁迅给他一信的解释：
关于丁玲，鲁迅先生信中只是说：“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并没有片言只字有责于她的“不死”，或责成她应该去“坐牢”。因为鲁迅先生明白这是国民党一种更阴险的手法。因为国民党如果当时杀了丁玲或送进监牢，这会造成全国以至世界人民普遍的舆论责难，甚至引起不利于他们的后果，因此才采取了这不杀、不关、不放……险恶的所谓“绵中裹铁”的卑鄙办法，以期引起人民对丁玲的疑心，对国民党“宽宏大量”寄以幻想！但有些头脑糊涂的人，或别有用心的人……竟说“政府在养她”这句话，是鲁迅先生对于丁玲的一种“责备”！这纯属是一种无知或恶意的诬枉之辞！
一九七九年北京图书馆得到美国图书协会访华参观团赠予的一些珍贵文物史料的复印件，其中有《草鞋脚》编选过程中，鲁迅与伊罗生来往通讯的原始手迹，有鲁迅、茅盾写的《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等等。这七件来往书信中最晚的一封是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七日鲁迅写给伊罗生的。从第一信到最后的这一封信里，全都没有说过因为有了关于丁玲的种种传言而要改动原编书目的话，而是按照原定计划，照旧选入了我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水》两篇。与此同时，鲁迅、茅盾在《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中对我主编的《北斗》杂志，也仍旧作了正面的论述，没有丝毫的贬义。这七封信的原文，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五日《光明日报·文学专刊》第一五六期已经刊载；鲁迅、茅盾合写的《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也将会在《鲁迅研究资料》刊出。
一九三四年九月鲁迅给王志之信中说“此后大约未必再有文章，或再有先前那样的文章，因为这是健在的代价。”我认为这话的确是一句有阅历、有见识、有经验，而且是非常有分寸的话。本来嘛，革命者如果被敌人逮捕关押，自然是无法写文章、演戏或从事其他活动的；倘如在敌人面前屈从了，即“转向”了，自然不可能再写出“先前那样的文章”。读到这样的话，我是感激鲁迅先生的。他是多么担心我不能写文章和不能“再有先前那样的文章”。我也感到多么遗憾，鲁迅先生终究没有能看到后来以至今天我写的文章。这些文章数量不多，质量也不理想，但我想这还正是鲁迅先生希望我能写出的。在鲁迅临终时，我已到了西安，而且很快就要进入鲁迅生前系念的陕北苏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现在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想我还是鲁迅先生的忠实的学生。他对于我永远是指引我道路的人，我是站在他这一面的。
1981年1月于厦门
补记：
一九八三年第三期《新文学史料》发表了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九日鲁迅致申彦俊的一封佚信。申彦俊是三十年代初朝鲜《东亚日报》驻中国特派记者，是一位进步人士。他曾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应约赴内山书店拜访鲁迅先生，并写了访问记，刊载于朝鲜《新东亚》一九三四年第四期，其中记录了会见时的谈话。申彦俊问：“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您认为谁是无产阶级代表作家？”鲁迅先生答道：“丁玲女士才是惟一的无产阶级作家。”这很使我感动，更使我惭愧。那年，我才二十九岁。那以前发表过一些作品，就倾向说，虽然我自己也以为是革命的，但实际只能算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作品吧。鲁迅先生为什么对一个外国的访问者作这样溢美的评价呢？我想，这恐怕是因为，我正是在他们这次会见的八天之前被国民党秘密绑架的，存亡未卜。出于对一个革命青年的爱惜，才使鲁迅先生这样说的吧。因为我是一个左翼作家，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而陷入险境，鲁迅先生才对我关切备至，才作了过分的揄扬。
丁玲
1983年9月
- 本文是1931年5月在光华大学的讲演。
- 本题目是《文艺风景》编者所加。
- 本文作者1950年4月28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