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幸运儿

我是个幸运儿

我父亲是个很有气度的男子汉,一直想自立门户,不依靠爹娘。在我七八岁的时候,父亲通过朋友介绍,在宁波一个军事机关里找到了一份差使,当书记,当时的所谓书记,就只负责抄抄写写。从杭州到宁波算是出远门的,我可高兴了,帮着母亲整理行李,结果是越帮越忙,母亲不得不下逐客令,叫我出去玩。

出发的时间到了,父亲带着我母亲、我、弟弟,还有奶妈,浩浩荡荡地乘火车到上海,从上海再换轮船到宁波城里叫江北岸的地方下了船,我们的住房有二大间,就在机关里面。

在家属院里,有个人家家中请了私塾先生,父亲就叫我去读书。一起读书的有十几个小孩,都是同院的,女孩比男孩多。我在小孩中是年龄比较大的,最小的才五六岁。先生鼻梁上架了副眼镜,身上穿长衫。对我们很慈善,桌子上有一把戒尺,但从来没打过我们。

先生上课用宁波话,教《三字经》,当天教,隔日背。还上写字课,用毛笔写描红字,我有时不用毛笔,就用铅笔写,先生也不骂我。看到写得好的字,先生就用红笔画上圈。我有时一个圈也没有,有时有三四个,每当这时候,我就飞也似的跑回家,给父亲、母亲看,他们总是乐呵呵地夸奖我,说我快成女秀才了,我听了好得意哟。我们每天上午和下午各上两个小时的课,每过一小时休息一次,让我们玩玩;夏天、过年就放假。我觉得读书很轻松,很有趣,很快乐,所以从小就喜欢读书。

在宁波住了二年,父亲由于初离大家庭,生活上有些不习惯,再加上机关撤销,一九一七年,一个春暖花香的季节,我们全家又回到了杭州,但没有回到湖墅的大家庭,而是在旗下(今解放路旁)仁和路上租了一间统厢房。旗下的全称叫“旗下营”,是当年杭州最热闹的地方。“旗下”顾名思义,就是从前清军八旗盘踞过的地方。父亲在附近的一个机关里仍做书记员之类的工作,收入足以养家。

每天,父亲出外工作,母亲在家中管理家务,我和弟弟各自玩耍。从宁波回到杭州半个月后,有一天,爸爸对妈妈说:“女孩子大了,老在家里玩也不是个事情。今天,我办完公回来,就在旁边那条马路旁的惠兴女学校里,替她去办了报名插班的手续,插入小学二年级。校长和教导主任都是女的,校长姓费。明天将她送进学校去……”

于是,我正式进学校读书了。学校生活,使我感到兴奋,感到新鲜。晚上,上床之后,也总会想起白天在学校里所接触到的许多事物。

惠兴女学校就在我们住的仁和路转弯的惠兴路上,校舍很漂亮,大门是红色西洋式的,穿过传达室迎面就能看见一个大镜框,在白漆底板上用黑漆写着学校规则:不迟到早退,上课不做其他事情,不许带东西到学校里来吃等等。校舍在一幢二层楼的楼房里,每一层有三四个教室,朝南是几扇落地玻璃门,可通往大阳台,下课后同学们就在阳台上走走、说说,从不大声喧闹。

费校长三十多岁,虽然长得并不漂亮,但看上去很端庄。她经常把长头发盘上去,在脑后梳个横“爱司”即英文中的S形,前额没有一丝乱发。身上穿的是深色的大襟短衫,下边的黑裙子一直拖到脚面上。脚蹬一双黑色圆口的平跟皮鞋,前边塞满了棉花,因为她曾裹过脚,小脚装大脚,走路挺累的。听说费校长家庭生活不美满,自己有点钱,就出来办学校。那时不兴离婚,我们看她有时晚上不回家,就住在校长室里。教导主任姓赵,年纪比费校长小,三十岁左右,样子很难看,话挺多,我第一眼看到她,就不喜欢她。

惠兴女学校设有小学部和中学部,小学读七年,中学读四年,不分高中、初中。我们小学二年级有这样几门课:修身课、语文课、算术课、音乐课、体育课。上午三节课,下午二节课。修身课是费校长亲自上的,主要讲女孩子平时应该怎样对待人和事,例如人家的东西不要随便拿,走路要文静,不要跑。语文课是班主任陈老师上,算术课教最简单的加、减、乘、除,语文和算术的课本是教育局统一发的。音乐课教简谱,老师弹风琴唱一句,我们就跟一句,唱的是当时的儿童歌曲。上体育课时,全班三十多个同学就在大天井里做徒手操、跳绳等。因为我们年纪小,音乐课和体育课安排得比较多。学期结束时,校方请家长来开恳亲会,每人清茶一杯,校长讲话,她介绍学生的学习情况,感谢家长的良好配合等。

暑假之后,在规定秋季开学之时,我们忽然接到了学校的一张通知:“本校因事延期开学。”至于什么原因,究竟延迟几天才可以上课等等,则一概都不明白。过了几天,从同学们的传说里,才得知了学校之所以延期开学,是因为校长和教导主任之间闹了意见。又传说后来因为教导主任的势力大,竟把校长逼走了。逼走之后,教导主任就自任校长。听到这样一个不幸的消息之后,我着实难过了许多时候,然后就去邀集了十多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同学,赶到那一位被逼走的校长家中。我们毕竟都还是孩子,未等开口,就都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是同情的哭还是分离的哭,当时连我们自己也弄不明白。过了好一会,总算还是鼓足了勇气,涨红着脸,像口吃似的叫出了一声老师,说:“你另外再办一所学校吧!我们都跟了你到新的学校里去读书……”旁边的同学也都附和着,说:“对,我们也都是这样想的。”校长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孩子们的愿望,竟给了我们那一位校长不少的启发和勇气。隔了一个多月,在较远的一条巷内,竖起了一块“行素女子中小学校”的牌匾。而我们这十多个所谓发起人的学生,也都瞒住了家长,改到行素女校去读书了。由于我每天的早去迟归,日子一久,当然被爸爸发觉了。他曾说过我几句:“你还小,凡事也应该向大人说清楚了再去做,这样独断独行,将来要弄出是非来的。”从此以后,我就很顺利地把书读下去了。

我是个幸运儿,在金家众多的女孩子中,只有我一个上学读书。在惠兴女学校读书的短短时间里,我增长了不少知识,也懂得了一些人情世故,渐渐地变成了一个懂事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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