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问 《红楼梦》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吗
俞平伯作为新红学的创始人，后来一直在红学界享有崇高地位，我们既然提到他，就不能不提到当时还是“两个小人物”，后来也卓然成家的两位红学家李希凡和蓝翎，因为正是这“两个小人物”第一个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于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进行批判，从而掀起一个波及整个思想文化界的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运动。
1954年，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9月号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文中对于俞平伯的一些红学观点，比如作者的倾向性、色空观念、钗黛合一论等等做了尖锐的批判。这一篇文章被认为是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于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进行的批判。据说这一篇文章最初投给《文艺报》，《文艺报》没有刊登，不得已两个人转而投向《文史哲》，这被说成是对于两个小人物的压制。同年10月10日，李希凡、蓝翎又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评〈红楼梦研究〉》一文，再次对于俞平伯的红学观点进行批判，明确指出“俞平伯的见解就是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两个人在文章中指出清代乾隆时代是一个资本主义萌芽孕育的时代，作为这个时代的反映，社会关系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红楼梦》正是这种时代性在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的反映。指出贾府的衰亡是和整个清代社会史的发展相联系着，表明着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贾宝玉的身上体现着初步的民主主义精神，是当时将要转换着的社会即将出现的新人的萌芽，反映着个性的觉醒。而贾宝玉的悲剧也“曲折地透露了那个时代尚未成熟的新的社会力量变革封建制度的历史要求”。10月10日，毛泽东同志给中央政治局和有关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挡，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做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封信对于全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快就掀起一个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运动并导引至对于胡适的实验主义的批判。从当年9月到12月，各地召开了各种不同规格的座谈会，报刊上发表了约二百四十篇文章。邓拓、翦伯赞等名家也发表文章对于李希凡、蓝翎的观点进行引伸论证，最后在1955年4月，俞平伯也不得不写了《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有关个人〈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发表出来。
这个事件在红学史上是一个最大的事件，涉及层面之高，范围之广，都令人咋舌。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为了一部小说如此兴师动众，也是绝无仅有之事。它的影响早已超出红学范围，波及思想文化领域方方面面，红学之所以在中国成为显学，也与这个事件有绝对关系，甚至在“文革”当中，万马齐喑的年代，一些学者不能像历史上的读书人那样在大难之中“逃禅”，便转而“逃红”，扎到红学当中来。
时间过去五十多年，平心静气地重新审视这个事件，我们不得不说，这个事件有着强烈的时代特色，几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评价历史上的各种著作，重新审视评估历史上的学术和学术观点，使马克思主义深入到各个学科领域，这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特定要求，可以说是必然出现的事情。即使没有李希凡和蓝翎，也会有别的人来做这件事，即使目标不选定红学和俞平伯，也会在别的学科别的人身上出现类似事件。就李希凡和蓝翎提出的观点来看，《红楼梦》是否反映了乾隆时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东西，贾宝玉、林黛玉的身上是否体现了一种新人的萌芽，都还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但是他们当初立论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文学作品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武器，是表现一定阶级的思想感情和理想愿望的”。这样一来必然把复杂的文学现象简单化，简单地为作者、作品和书中人物贴上一个阶级的标签了事。最让人痛心的是把正常的学术讨论化为阶级的斗争，思想的斗争，乃至使俞平伯先生长时间受到不公正待遇，也使一些与阶级斗争观点相左的学术思想得不到发展，破坏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当然，当李希凡和蓝翎撰写文章之初，未必会想到这会成为一个重大事件，事件如此发展，产生如此后果，这个责任不能由他们来负。但是每一个过来人和后来者，都应该对这个事件做深刻的反思，以期得出某些经验教训，以利今后学术的发展，不得以任何借口规避搪塞。这是历史的要求，也是每一个学者真正尊重历史的正确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