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记〕
我的《关于“胡风事件”》发表后，因文中提到中央肃反五人小组，有人问是哪几个人。张光年同志也来电话，同我回忆五人小组成员的组成。他说他记得有周扬，还有康生、胡乔木，我说，可能。他说：记得康生说：让何其芳也来公安部整理材料，免得他愈来愈不食人间烟火（何未去）。我当即找人查问肃反五人（后改为十人）小组成员是哪些人。经多方了解未果，我未及时回复光年同志。后来他在《回忆周扬——与李辉对话录》一文中说：“中央还另设有主管胡风集团专案的五人小组，其中三人是政治局委员。有陆定一（组长）、康生、公安部长罗瑞卿（“文革”中和陆定一一样受到残酷迫害），另有两人可能是胡乔木和周扬（这两个人起的作用不大）。”后来我又多方查问，现知中央肃反十人小组成员是，陆定一为组长、罗瑞卿副组长。其他八名成员是中宣部、公安部、检察部、最高法院等单位负责人。他们是：张际春、周扬、杨奇清、钱瑛、李楚离、高克林、梁国冰、平杰山。各省市也都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建立了相应的机构。康生、胡乔木不是十人小组成员，但他们都参与了决策讨论。
〔补记〕
《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二期发表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作者黎辛，该文有不少处显然是误记，如说“罗瑞卿根本不是五人组的成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注中明明写的罗是五人组副组长。该文中多处提到我，不少也都记错了。
一、该文中说“1949年5月14日，我被中央中原局派往即将解放的武汉市创办华中局与武汉市军管会的机关报《长江日报》。行军路上，副刊编辑李曙光（武汉解放以后，用黎之为笔名写作）问我《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胡风是怎么回事，我将周恩来与艾思奇的意见告诉他”（该文第一个小标题是“周恩来同志最早提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有错误”）。我一点不记得在“行军途中”我同该文作者有任何对话，所以我至今仍不知道是不是“周恩来同志最早提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有错误”。我稍微知道点重庆文艺界的事是到武汉后熊复告诉我的，他讲了毛主席派胡乔木到重庆找胡风、舒芜谈话。
二、该文中针对我在《关于“胡风事件”》一文中说的绿原转正时“去中美合作所一事，当时已经清楚，未进行调查”。提出问题“令我不解的是没有调查怎么能够清楚呢”？该文中提到“我还在他（指绿原）转正材料上找到党小组长李曙光同组同志、支书郭治澄与总支负责人看过的签名”。当时的支书郭治澄是武汉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绿原的入党介绍人。我文中所说的“已经清楚”，即绿原入党时已查清楚。
黎辛文中还有些提到我的小事不甚准确，就不一一补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