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见到胡风是在1983年。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了为“胡风集团”平反的决定。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三卷本《胡风评论集》，当时交我终审，在编好第三卷时，胡风写了《〈胡风评论集〉后记》。后记中简要地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对一些评论著作当时发表、出版情况作了说明。其中有些问题我不熟悉。社里几位主要领导人传阅后也拿不准（当时心有余悸也是一个因素）。这时中宣部文艺局来电话查问《新文学史料》发表胡风回忆录一事。社领导决定将《后记》事一并请示中宣部。编辑部起草了一个报告。报告中提出五个问题：
一、涉及胡风本人的政治历史问题，有的无从查考，或不是我们编辑部所能负责查考（如谈到他1931年加入日共和1936年经冯雪峰同志介绍参加中共的事）。
二、涉及周总理对茅盾《子夜》所作的批评，既无从核对，也不宜发表。
三、涉及有影响的文艺界人士（包括领导人）的政治、历史问题以及他们所作的评价的文字多有不妥（如言及茅盾为张道藩主持的《文艺先锋》写稿事，认为茅盾“得到了国民党的好感”；认为田间落入形式主义窠臼是因为“服从组织的要求”；对穆木天自首叛变后的具体表现；对张天翼作品的否定评价，以及对路翎作品的高度肯定评价等等）。
四、涉及许多作者虽隐其名而文艺界人士一望可知的人物（如邵荃麟、冯雪峰等），对他们的指责是否符合事实均有待于一一核对。
五、一些观点与提法不正确（如认为“社会主义是以人民性为基础的”，把文艺界领导人称之为“有势者帮派”等）。
这个报告送上去后过了几天，中宣部文艺局的负责人约我去传达了贺敬之等部领导的意见。大意是请胡风考虑修改后发表。
根据中宣部的指示，我和牛汉一起去胡风二十四号楼新居拜访。
我坐在胡风左侧，望着他宽大丰满的前额，像见到所有文学界前辈一样地尊敬。几十年来，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我尊敬所有文学前辈，对他们二三十年代的恩恩怨怨没有多少感性知识，更谈不上站在某一方，只想得到他们的教诲，向他们学习。作为一个重要部门的工作人员，我又参与了不少对这些前辈作家的批判、斗争，整理他们的材料，有时向他们传达上级指示。今天，我又以这种身份坐在当代一位大理论家的身边。二十九年前，在“青年宫会议”上，我看到这位老人，他激动地作了两次长长的发言，当时他是怀着自己的三十万言书的意见能得到支持而发言的。二十九年过去了，社会主义文学理论似乎没有因付出血的代价而有所长进，仿佛在一个地方转圈圈。今天，我来同这位理论家来谈的还是二十九年前或者早在二三十年代就存在的问题，而且并不是文艺理论本身的问题。我想，如果用正确的方法进行意识形态的论争，这位老人和不同意他观点的人都会有更多的理论著作留给我们这些晚辈学习、探讨。而现在只能重复谈论一些老问题。我趁机表达了我对这位文学前辈的敬意之后，原原本本地转述了出版社的考虑和中宣部的意见，作者愿意修改。我就同牛汉一起与老人告别。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这位老人的机会。留下的，只有深深的怀念和严肃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