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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宫会议”以后，对胡风的批判日渐激化。一、二期合刊的《文艺报》作为附册印发胡风的意见书和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加了按语。这个按语经毛泽东修改，并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圈阅后发表的。毛在修改中特别加了“群众中公开讨论，然后根据讨论结果作出结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当然是很难展开讨论的。1月21日中宣部向中央送了关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报告，经中央批准转发全国。

同年2月5日和7日中国作协主席团举行第十三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并不像有些材料中提到那样专门讨论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其议程有三：一是讨论作协1955年工作计划；二是决定组织关于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传达报告和学习；三是决定展开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这后两项议程其内容可以说不十分协调。全苏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是斯大林逝世后的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这次会议上西蒙诺夫提出修改由斯大林提出，日丹诺夫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挥写进作协章程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肖洛霍夫在发言中尖锐批评了法捷耶夫、福尔采娃（当时苏联的文化部长）等文化领导人的错误。这时爱伦堡的《谈谈作家的工作》、长篇小说《解冻》已经发表（当时主持中宣部工作的胡乔木让中宣部发通知组织作家学习爱伦堡等几个人的文章）。他们开始否定斯大林时期文艺方面的一些错误的做法，这一切引起我国文艺界很大的注意。周扬在介绍大会情况时也谈到：大会总结了二十年来苏联文学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苏联文学今后的创作任务。大会一方面对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作了充分估计，同时对文学工作中的缺点和落后现象也进行了严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本来，我们可以从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提出的问题中得到某些启发，正视我国文学领导中的问题，特别是在文艺思想斗争中的问题。但是，没有在这方面引起注意，相反地加剧了文艺思想方面的斗争。主席团扩大会议号召展开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当时文艺处的工作主要是了解情况，搜集反映，阅读文章。各地纷纷报来批判计划。上海作协分会主席团为此建立了核心领导小组。巴金、夏衍、罗荪、吴强、叶以群、王元化、王若望、靳以等都报了专题批判计划。广州、武汉、西安、沈阳、重庆……各作协分会都开会批判胡风，并订出批判计划。我们在阅读中选写得较有内容的向领导汇报。领导上一再交代希望能发现一些有分量的文章，发现一些新人。在阅读过程中确实发现了一些有分析、有研究的文章，记得青年作家中鲍昌的一篇文章引起领导的重视，称赞这个青年写得好，后来就多次请他来京参加这类批判会议。而姚文元的文章从未得到中宣部领导的赞许。从这时开始在对姚文元的看法上中宣部一些领导同上海张春桥等人就有分歧。

我是抱着求知的愿望参加这项工作的。在“青年宫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胡风，我是怀着对一位著名理论家的敬意观察他的。记得他坐在靠西窗的位置上（有的批评文章说，胡风参加会总是靠边坐，自外于文艺界），表情严肃。我仔细听了他的长篇发言，印象不太好，觉得牢骚太甚。我曾把这个印象当晚就告诉了芦甸。我觉得同志之间的争论，情绪激动也算不了什么。

大批判开始，中央批示中既然定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我坚信中央是正确的。但是，我也想进一步了解他是怎样“借‘现实主义’之名来否定文学的党性原则，抹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文学的作用，否认作家深入群众生活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否认民族文艺遗产和民族形式”的。（我想现在这些问题还是应该深入探讨的。）为了熟悉胡风的理论，我除了看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外，还找来他的一些专著来翻阅。有的领导同志说，胡风是受卢卡契的影响，我也找来当时印的卢卡契的内部小册子看。胡风三十万言书中多次提到苏联30年代初的文学团体“拉普”，我也找了一些关于“拉普”的材料翻阅。为了证明胡风歪曲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领导让我查阅不少材料。特别查找斯大林“写真实！让作家在生活中学习吧！如果他能用高度的艺术形式反映出了生活真实，他就会达到马克思主义”这段话的出处及苏联理论家的阐述。

对以上那些文艺理论问题的争论，不管怎样激烈，只要是认真的争辩，对读者，对文艺事业都是有益的。列宁同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在哲学上、文学上一些问题的争论是非常激烈的。这种争论逼着争论的双方和读者都要认真地思考、学习。但是，形势出人意料地急转直下，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5月16日胡风被逮捕。当时是否逮捕胡风，高级领导层有不同意见。有人（其中包括一直主张批判胡风思想的人）不同意逮捕胡风。理由是没有可靠的证据，宪法刚刚颁布。最后还是逮捕了。有人说胡风不是反革命作家。毛泽东说，不是反革命作家，至少不是革命作家。

5月25日中国文联、作协主席团召集扩大会议，开除胡风会籍并撤销他在文艺界一切职务。参加会议的有郭沫若、周扬、阳翰笙、欧阳予倩、夏衍、郑振铎、冯雪峰、老舍、田汉、洪深、江丰、吕骥、马思聪、戴爱莲等七百多人。在会上发言的有欧阳予倩、叶圣陶、梅兰芳、李伯钊、吕骥、刘开渠、夏衍、李希凡、陈沂、吴组缃、孜亚、冯雪峰、张天翼、曹禺、鲍昌、陈荒煤、吴伯箫、袁文殊、方纪、艾青、冯至、吴雪、阳翰笙、田汉、洪深、陈其通等二十六人。郭沫若作了总结。同时作出“决议”。

这次会上，有一个文质彬彬的人主动走上台去要求发言。这就是著名美学理论家、翻译家、大学教授吕荧。我记得他从从容容地说：胡风是文艺思想问题，文艺问题应该同政治问题区别开来。他的话不断被台下的喊声打断，他仍然不停地讲，最后台下一片轰喊，他不得不走下台来，平静地坐下。《人民日报》在大会消息中说：“会上胡风分子在发言中为胡辩护，遭到会议的一致驳斥。”在吴腾凰编的《吕荧小传》中说：“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举行联席扩大会议，讨论‘胡风集团’问题，吕荧同志在会上发言，认为思想意识领域内的问题不等于政治问题，当场被赶下台，隔离审查一年之久，大脑神经受到严重摧残。”在这次文联作协主席团会议后发表的第三批材料上，加了一封吕荧给胡风信的二十几个字的摘要，在注中说：“在最近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的有七百多人到会的联席扩大会议讨论开除胡风的会籍和撤销他一切职务的时候，站起来替胡风辩护的就是这个吕荧。”

这次会议我记忆犹新，是在文化部礼堂召开的。在此以前我不认识吕荧，更不知道他和胡风有什么联系。只读过他翻译的《列宁论作家》和《叶甫盖尼·奥涅金》。看过些他发表在报刊上的美学论文，很喜欢他的文字的清新、优美。我没有想到在这种场合见到他，所以留下深刻的印象。记得他被轰得无法讲下去，低着头，走到前三四排的位置上坐下来，仍然若有所思地望着主席台。当时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我对胡风那些通信中偏激的言词和流露的情绪是反感的。但是，对吕荧能在全国一片声讨声中，在大会那种紧张气氛下勇于站出来讲话是钦佩的，对那样轰他下台也是反感的。这是我惟一一次见过这位美学家，但他的身影我一直记得很清楚。一年多以后，胡乔木特意让《人民日报》发表吕荧的《美是什么》。发表时在文前加了按语，特别说明吕荧不是胡风分子。但这时他大脑神经已经受到重大的伤害。1973年，我获得“解放”后，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在该社众多的专家中想找到这位美学家，得知他早在1969年去世了。经常听到社里同志讲起他去世前凄凉的处境。1984年他的学生李希凡怀着对这位恩师的敬爱之情编一本《吕荧文艺与美学论文集》，让我帮着找点资料，我把能找到的资料送给他，书出版后，我得到编者的赠书，我珍藏着。

三批材料公布以后，全国掀起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高潮。这种声讨早已不限文艺界，而扩大到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各群众组织。各方面的代表人物纷纷表态。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邓初民、章乃器、吴晗、何香凝、黄炎培、谭平山……还有劳动模范、战斗英雄都写了声讨文章。《人民日报》辟专版发表此类文章。

当年6月1日毛泽东为转发北京市委《关于查处胡风分子的报告》写信给陆定一指出：要各地各单位党委“注意在所属机关、学校、人民团体和部队中调查和研究有无胡风分子，并按情况作适当处理。凡有胡风分子较多的省市均应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例如五人）组织胡风问题小组，专门注意处理此事”。

6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揭露胡风集团的指示上作了批语和修改。在修改中指出：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的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因此，当斗争有了进一步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这种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向负责人去做或写书面材料都可以。但在中学学生和小学生中不要去进行这种坦白的号召。

6月18日毛泽东又在中央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指示稿上作了修改和批示。文件中提到：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特点就是表面上顺着我们，甚至称赞我们，阿谀我们。胡风就是用这样的办法骗取了鲁迅的信任。毛泽东批：文件内鲁迅的例子可以不举。

毛泽东的这一系列的指示，把反胡风集团的斗争迅速地扩大为全面的内部肃反运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与此相应的由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五人小组专管此事。中央五人小组的组长是陆定一。有的书中说“五月初，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公安部组成胡风一案的专案组，便相继成立。主要负责文字材料的五人小组，由中宣部牵头组成，他们是林默涵、刘白羽、袁水拍、郭小川、张光年”。此说不确，那时尚无五人小组。

由于绿原在《长江日报》工作过，在京编委由熊复主持在中南海庆云堂一院会议室开了个会，参加会议的有陈楚、张铁夫等人，我作为当年与绿原一起工作过的副刊编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是谈绿原和中南其他“胡风分子”的情况。会上没有揭发出什么绿原和我们熟悉的其他“胡风分子”的反革命材料。大家对绿原的处境都表示关注。后来听说这次会在党内刊物上报道过，不知报道的是什么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