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进中南海

一

1954年，中共中央中南局撤销，我由中南局宣传部文艺处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9月到京，过了国庆即到中南海上班。

仲秋的北京秋高气爽，中南海碧波荡漾。我这个从少年时期参加革命，在胶东半岛山沟里转悠的小八路，来到祖国的首都，走进党和国家的最高指挥中心，感到幸福、愉快。

中南海曾是皇室的禁苑，北洋政府的中心。有不少古迹可寻，但是，我无心去寻觅，我感到幸福、愉快的是，我能同伟大领袖毛泽东、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朱德住在一个大院。虽然我没有长期在这些领袖人物身边工作，但是，可以经常见到他们的身影。有时见他们闲庭信步，海上泛舟；有时能同他们一起游泳，一起看戏；有时听他们自由地谈笑，或严肃地讲演。正是他们带领亿万人民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当时我激动地写了三百余行短句《向北京致敬》，诗写得浅直，未能充分表述我的心境。在有的人看来，这种心境也许显得稚气，但我确是发自肺腑。

我被分配到文艺处，在庆云堂一院办公。当时中南海分为三个区：甲区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人居住和办公的地方。丙区为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居住那里，就是现在已为人所熟知的西花厅。乙区是中宣部的住地。我们的办公室正在怀仁堂隔壁，在人民大会堂建成以前这里是全国决策的中心。这时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正在那里举行。各族人民的代表正在那里同国家领导人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

当时的中宣部可谓人才汇集，许多思想文化战线的代表人物在这里担任各方面的负责工作。当时陆定一刚刚重新主持中宣部的全面工作。陆定一红军时期任政治部宣传部长，1945年就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掌握宣传文化战线的大权。但是从1952年至1954年降为副部长，其中原因，我不甚详知。有各种传说，有的说是因为“三反”时中宣部有些人对他的夫人严慰冰提了不少意见，毛泽东说，部长的夫人就批评不得？还有人说因为他向毛泽东建议不设中宣部，引起毛的不满。这些都无可细查。只是有一件涉及重大理论问题的事，有案可查。那就是1952年“三反”“五反”期间，《学习》杂志事件。此事涉及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理论指导思想问题，这里简要介绍一下。

1952年“三反”“五反”高潮时期，中宣部主办的理论刊物《学习》杂志，在一、二、三期上连续发表了杨耳（许立群）、艾思奇、于光远、吴江等人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原意是为了配合“三反”“五反”运动，揭示资产阶级的本性，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但却被批评为“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有一定的地位与作用，不加分析，一笔抹煞”。“要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不允许资产阶级有自己的任何思想”“集中地表现了在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上的幼稚的、否定一切的‘左’的情绪”“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加上小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就造成了这些文章中的离开党的路线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严重错误”。（引自陆定一当时的检查，因为今天笔者很难准确评价那些文章和那个事件。）

《学习》杂志上这些文章的观点与毛泽东1952年3月27日“对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中加改的一段话相抵触。这段话是：“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

毛泽东是怎样发现“错误”的，并提出哪些具体批评，现已无案可查。据说是陈伯达向中央反映的。他并在散步时对于光远说：错误的性质是半托洛茨基主义。受了托洛茨基的袭击。这些话倒颇像毛泽东的语气，但其含义笔者至今不能理解。陈伯达曾有专门报告批评《学习》杂志。最近，当年陈的秘书告诉我，陈曾让他摘抄艾思奇发表在《学习》上的文章，陈转呈毛泽东，毛批：“艾思奇的怪论。”

根据中央的意见，《学习》杂志的负责人胡绳、于光远、林涧青及编辑部一些人员开会，作了检查。在该刊第五期上发表了《我们的检讨》一文，并发表了部分读者批评《学习》杂志的来信。中央宣传部和文委召集了两次会议，检查《学习》杂志的错误。陆定一向中央写了检查报告。毛泽东亲自在报告上作了批语转发各地。批示是：“（一）中央宣传部三月二十九日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中央认为是必要的和适当的。此次错误重在检讨和改正，不拟给予处分。（二）将中宣部这个检讨文件发给各级党委。望各级党委组织宣传文教工作人员予以讨论，并可在党刊上刊载。”同时毛泽东又批示：“在四月份的“学习”杂志上准备转载上海解放日报发表过的冯定同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其中有些缺点我们作了修改）。”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学习》杂志转载了冯定的文章。这篇文章原刊于1952年3月24日《解放日报》。原题为《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掌握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转载时改为《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冯文毛泽东作了哪些具体修改，已无原件可查。两文对阅可以看出多处值得注意的修改。如“资产阶级思想也是在各集团和派别之间有所不同，比如在我们中国，他们之间的思想，也是有进步的和落后的区别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对立，随时随地都会表现出来。不过这种对立，在一定条件下，又是可以形成统一战线。”

当时，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理论事件，同年9月他在给黄炎培的信中又一次提到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宇宙观要区别对待，并把黄的讲话中“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并在信中说：“今年上半年北京的《学习》杂志上有些写文章的同志曾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我们已叫他们作了更正。”

《学习》杂志事件在当时和后来都未引起理论界的注意。只有有高度理论敏感的胡风，当时对此事非常注意。他给许多朋友写信提到此事，并希望能了解详情并看到有关的材料，特别想看到陈伯达的报告。后来他找到了有关材料并转给朋友们传阅。他的三十万言书及有关副件也正是这时交给当时的中宣部长习仲勋转呈中央的。现在看来，此事对研究我国理论工作和毛泽东思想的作用还是颇值得重视。我特意补记此事，是因为我认为思想战线后来未能像这次事件那样注意到指导思想上防“左”，对非无产阶级思想体系注意有区别、有分析地对待，而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视为敌对思想。

陆定一重新主持中宣部的工作，抓得很紧。分别找各个处了解情况，研究问题。我刚上班就参加了他召集文艺处工作人员的会议。当时他住在增福堂，在他住处旁边一个会议室里开的会。我怀着尊敬的心情见到这个党内威望很高的宣传老将，也很认真地听他讲话，可惜当时我还不习惯听他那浓重的无锡乡音。他讲话的大部分内容不记得了。印象较深的是，他说，中宣部工作要抓大事，抓政治，艺术水平的高低不用去管它。中宣部工作人员要多了解情况及时向中央反映。这大约就是他后来逐渐形成的抓政治、抓思想、当参谋、当哨兵这十二字方针。我当时想听听他对中宣部前一段工作的看法，听听他关于《学习》杂志事件的看法，但他却没有谈。后来，我也从未听到他谈及这件事。

当时中宣部的副部长很多，如张际春、陈伯达、胡乔木、周扬、徐特立、凯丰、李卓然、张磐石等。他们都是宣传战线上卓有成就的人物。各自分别掌管着不同的宣传部门。各处室的负责人也都是思想战线上的名将，如胡绳、熊复、于光远、石西民、姚溱、杨刚、陈翰伯、许立群等。

周扬主管文艺工作，当时他兼任文化部副部长。住在东四文化部东院，只是有事才来中南海。当时中宣部管文艺的曾分为文艺处和电影处。电影处处长是江青，工作人员有钟惦棐、袁水拍（他组织关系未转来）。干了一件大事就是“武训调查”。调查报告毛泽东作了很大的修改。原来是袁水拍、钟惦棐起草的。据说毛泽东对钟惦棐写的那部分不满意。这大约是钟惦棐给毛泽东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大事记上说钟是周扬派去破坏的）。后来江青不愿干了，这个处也就不存在了。钟惦棐留文艺处，袁水拍回《人民日报》。当时我曾同朋友开玩笑说：江青主持电影工作，一年只出了一部影片。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中说：总理曾给她安排过几次工作，后来，就辞职了，其中大概有这一次。她怎么能安于一个电影处处长的职务呢。

文艺处原来丁玲任处长，她离开后主要负责人是林默涵。郭小川、苏一平是副处长。林默涵是著名的理论家，苏一平是戏剧家，与周而复合作创作著名秧歌剧《牛永贵挂彩》，过去就熟悉他们的名字。郭小川，过去我们就有交往，1949年一起南下，他在中南局宣传部工作，我在《长江日报》编副刊，编发他与陈笑雨、张铁夫化名马铁丁写的《思想杂谈》（马是陈笑雨，他当记者时曾用名司马龙，铁是张铁夫，丁即郭小川，他写理论文章曾用笔名丁云）。当时接触是很多的，我知道他写过诗，但当时他已不写诗，对诗很关心，对我的诗歌习作他多有品评，给我以鼓励和帮助。他二十岁任县长，这时也不过三十多岁，是个年轻有才的诗人、领导者。平易近人，谈笑风生，我很愿与他接近。

文艺处其他工作人员不少是知名人士。任桂林系山东戏校的学员，他与江青是同学，著名京剧《三打祝家庄》的主要执笔者，毛泽东曾给他写信肯定他的成就。朱寨是延安鲁艺的学员，写过不少作品，他在延安写的《厂长赶猪去了》，曾引起注意。周扬有一次笑着说：“像《厂长赶猪去了》今天还可以印一印么。”黎辛，延安《解放日报》的编辑，较早地评论《王贵与李香香》。我把这个工作环境视为师长众多的学校，决心做个小学生。没有想到要当参谋、当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