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形象学视野下的中印文化关系

中印文化关系研究历来受到重视。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持久而广泛，要厘清中国文化的源流，就必须学习和研究印度文化；要弘扬传统文化和建设现代文化，也不应忽视印度文化的借鉴作用。本书选择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视角和方法，对中国文化视野中的印度进行整体观照。文化关系研究离不开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综合观照，所以，本书也是一次从文学角度出发研究文化关系、以文化关系体现综合交往的砥砺尝试。

一　中印关系与形象学

中印两国山水相依，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两大文明古国不但为世界文明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彼此之间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与契合。从原始的简单接触到全球化时代的同生共存，从经济政治领域的密切交往到宗教艺术领域的互动交流，两国文人各自留下了丰富而深刻的关于对方的文化记忆。特别是在史传传统发达、文字记载丰富的中国，在丰厚的典籍文献中有着大量关于印度形象的记载。无论是在以诗文小说为核心的经典文学文本中，还是在诸多历史地理著作、野史笔记中，中国文人均在有意或无意间以个人或集体意识对印度进行着书写、记忆或改写。

比较文学是一门研究文化交流的学问，作为比较文学一个分支的形象学，最终也以对“自我”与“他者”间文学、文化关系的关注为旨归。同时，在对本土与异域、“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进行相互指涉的过程中，异国形象也实现了其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的双重功能，“‘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1]。所以，对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进行系统的发掘、整理和研究，有利于双方认识文化差异、理解文化共存、促进文化交流，对形象塑造者和被塑造者双方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同钱锺书先生主张的“因文知世”，即以文学作品的表现来了解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

本书即为将二者结合所进行的尝试。从比较文学形象学视角出发，以历史的演进为经、中国文人对印度的认识为纬，对历代典籍中关于印度的重要记载进行发掘、整理和研究，勾勒一幅印度文化、社会的立体图像。同时，对各时期中国文人塑造印度形象时所处的文化背景、所持的文化心态进行研究，实现形象言说“他者”与言说“自我”的双重功能。在此基础上，对研究所涉的文化误读与文化利用、形象学与东方学等问题进行重点反思。

本书研究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在：首先，为中印文化关系研究提供新的范式。采用形象学视角，使原本在中国典籍中隐性存在的印度形象得到清晰化、明朗化的展示，在重构中印文化关系史方面进行一次有益的尝试。所提炼出的建设性、创新性观点，可为把脉中印文化关系现实和走向提供参考和启示。其次，采用形象学理论对中印两个东方大国间的文化关系进行研究，是对以往的形象学研究多囿于“东—西”二元对立模式的一种反思，并为如何避免机械套用西方理论提供借鉴和启示。第三，中印文化关系研究、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相结合，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思路，有助于拓展印度学、东方学和比较文学的学术空间。

本书既关注中印文化关系，又涉及“中国人看世界”这一形象学内容。

国内关于中印文化关系的研究历史长久，积淀深厚，可概括为三类。一是文献整理类。清魏源《海国图志》可视为首部中印关系史的资料汇编，具有开拓意义。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930）、方豪《中西交通史》（1953）和耿引曾《汉文南亚史料学》（1990）、《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1994）等，均对古代中印关系的相关史料进行了汇辑和校释。二是专题研究类。佛教一直是中印文化关系研究的重要领域，梁启超、陈寅恪、胡适、季羡林、金克木、黄宝生、王邦维、孙昌武等，都曾对佛教与中国文化、佛经与翻译文学的关系进行专题研究，并有《佛教之初输入》（梁启超，1920）、《佛教与中国文学》（孙昌武，1988）、《梵汉佛经对勘丛书》（黄宝生，陆续出版）等著述。章巽、季羡林、王邦维分别为《法显传》《大唐西域记》《南海寄归内法传》所做的校注，则是对中印交往作出突出贡献的几位高僧所留著作进行的专题研究。其他如常任侠的《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1981）、季羡林的《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1997）、刘安武的《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比较研究》（2005）等，则分别是从艺术、科技、文学角度切入的专题研究。三是通史撰述类。着重对中印关系进行纵向梳理和全面评析，如金克木的《中印人民友谊史话》（1957），林承节的《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1851-1949》（1993），季羡林的《中印文化交流史》（1991），薛克翘的《中国与南亚文化交流志》（1998）、《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2008），郁龙余等的《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2004）等。其他的一些中外文化交流史、交通史著作，如周一良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1987），沈福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1985），王介南的《中外文化交流史》（2004），耿引曾的《中国人与印度洋》（1997），冯承钧的《中国南洋交通史》（2005）等，也对中印文化交流有分量不等的论述。王宏纬的《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1998）虽是一部政治关系史，但含有许多与文化交流有关的重要内容。国外，印度汉学家Prabodh Chandra Bagchi著有India and China: a Thousand Years of Cultural Relations（《印度与中国——千年文化关系》，1951），Jawaharlal Nehru著有The Discovery of India（《印度的发现》，1946），均有专节回顾和评述中印关系，成为20世纪印度国内研究中印关系的两部代表性著作。此外，K.M.Panikkar著有India and China: A Study of Cultural Relations（《印度和中国：文化关系研究》，1957），Kanti Bajpai编著有The Peacock and the Dragon: India-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孔雀与龙：21世纪的印中关系》，2000），G.P.Deshpande编著有50 years of India-China: Crossing a Bridge of Dreams（《跨越梦想之桥：印中关系50年》，2001）等，都从印度学者的立场对中印文化关系的历史和现实作了勾勒和评述。2014、2015年，由中印两国学者组织编著的《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书》（一卷本）和《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书》（详编，两卷本）相继问世，成为纵览中印交往两千年历史，横贯文学、哲学、艺术、经贸、科技、外交等各个领域的标志性成果。

近年来，国内形象学理论和实践研究日益增多。孟华主编的《比较文学形象学》（2001）首次对这一西方理论进行了译介，周宁、姜智芹等也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并分别有不少实践研究成果问世，如《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2006）、《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2004）、《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2005）等。这些研究多集中在“中—西”两极间，“中—西”间文化的异质性、近代以来中西历史地位的偏差既使此类研究受到广泛关注，又容易导致研究趋于模式化、定型化，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其发展的一个障碍。相反，“东—东”间特别是“中—东”间的形象学研究前景广阔，这不但与形象学的开放性相适应，也对探索西方理论在东方国家之间的适应性进而避免机械套用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缺乏，仅有林丰民的《〈一千零一夜〉中的东方形象与对他者的想象》（2004）、张哲俊的《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2004）、尹锡南的《印度的中国形象》（2010）和笔者的硕士论文《泰戈尔笔下的中国形象》（2007）等为数不多的著述出现。以中国文化的视角对近邻印度进行的形象学观照更显缺乏，仅有葛桂录《文化遭遇与异族想象——唐代文学中的天竺僧形象》（2009）、朱蕴秋《〈大唐西域记〉中的印度人形象》（2005）等零星论文发表。王向远等合著《佛心梵影——中国作家与印度文化》（2008）分析评述了康有为、梁启超等几位思想家与印度文化的姻缘关系，涉及部分印度形象的内容。谭中撰有《中国文化眼睛中印度形象的变迁》（2006）一文，将中国人对印度的态度予以了概括，但论证不够客观和充分。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中印文化关系的研究已有深厚基础，针对形象学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也日益受到关注，为本书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参考。

二　印度形象文献整理

中国史传传统发达，卷帙浩繁的文献典籍中不乏对其他东方民族的记载和描述，对近邻印度更是如此。在上古的神话学文献《山海经》中就已出现荒幻的印度形象。此后，《经行记》（唐·杜环）、《岛夷志略》（元·汪大渊）、《瀛涯胜览》（明·马欢）、《海国图志》（清·魏源）和“二十四史”中都不乏对印度地理、历史、宗教、风俗、科技、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的记载，均为研究印度的珍贵资料。众多诗词、小说、散文、志怪传奇类纯文学作品，如《全唐诗》《全唐文》《太平广记》《西游记》等，也是发掘、整理印度形象的资料宝库。部分史地类作品，如《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等也对印度有着丰富的记载。佛教是古代中印交往的主要载体，《法显传》（晋·法显）、《大唐西域记》（唐·玄奘）、《南海寄归内法传》（唐·义净）等西行求法高僧所留的印度游记，以及记述诸高僧大德行状的四大《高僧传》（梁·慧皎、唐·道宣、宋·赞宁、明·如惺）和《释迦方志》（唐·道宣）等，都是归纳佛国形象、考辨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珍贵资料。

近代以来，两国间交通日益便利，得以亲赴印土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对印度进行在场的描述和记忆渐多，如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2]，谢清高的《海录》，王芝的《渔瀛胪志》，黄懋材的《印度札记》，马建忠的《南行记》，吴广霈的《南行日记》，王韬的《韬园文录外编》，邹代钧的《西征纪程》，薛福成的《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及《续刻》《庸庵海外文编》，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龚柴的《五洲图考》，载振的《英轺日记》，以及20世纪前半叶的孙中山、章太炎、苏曼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述，还有部分未到过印度的文人著述，如魏源编纂的《海国图志》和陈继畬编纂的《瀛寰志略》等。这些著述，不但开启了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启蒙思潮，也丰富或更新了中国人对印度的认知，留下了近代史上中印两民族间相互同情和支持的珍贵记录。

现代时期则是联系古代、近代与当代的一个桥梁：它既有对古代两国间文化交流的记忆恢复，又是近代以来两国间相互政治关注的持续，还是当代时期两国关系发生复杂变化的肇始。以《东方杂志》《小说月报》《青年杂志》为代表的一批报刊媒体对于印度政治命运的关注，冰心、郭沫若、徐志摩、胡适、陶行知、陈独秀、鲁迅等人对印度文化、社会的撰述评论，对于认知和把握以“甘地热”为代表的印度政治形象和以“泰戈尔热”为代表的印度文化形象，都是重要的参考资料。

当代时期，中印之间政治交往忽冷忽热，文化交流时断时续。《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一些主流媒体对印度报道的态度及变化，非主流媒体对印度进行误读和渲染的报道，以及政治家们涉及印度的一些代表性言论，是了解该时期中印关系的一个有效途径。当代作家的诸多游记作品，则是了解五光十色的当代印度的首要参考，如冰心的《印度之行》、杨朔的《印度情思》、夏衍的《南印度之行》、蒋子丹的《如是我见——尚未终结的南印度之旅》、严文井的《印度，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等。此外，诸多印度文化研究专家也留有众多心系印度文明、流露印度情结的作品，如季羡林的《天竺心影》、金克木的《天竺旧事》、常任侠的诸多诗作等。

上述均为认知印度社会文化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中印文化交流的珍贵文献。张星烺先生曾感慨：“翻译西书易，而清理中国载籍难”[3]，对印度留有记载的古代典籍和对印度形象进行描摹的名家名作都有很多，如何处理原典资料的搜集、甄别和重点人物及其代表作的选择、取舍，是本书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形象的归纳和分析需要梳理和考察大量的材料，但并非所有的材料都是必需的。对此，本书贯彻始终的解决思路是：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能够体现中国文人集体想象的、能够还原中印文化关系之学术现场的进行重点研究，既有史的梳理，又有个案解析，以期得到一部新视角下的清晰明朗的中印文化交流史。

对于本书所指涉的“中国文学”，需要作一界定。学界对翻译文学的归属尚有争论，亦限于笔者的学术能力，对卷帙浩繁的汉译佛经文学暂不作整体考察，但在研究过程中会适当参考对建构印度形象有重要影响的部分汉译经文。同样的原因，也不包括中国人用外语创作的作品[4]，不包括少数民族作家用本民族语言创作的作品。图像叙事和造型叙事亦不纳入考察视野。这样一来，本书所指涉的“中国文学”，限于见于文字记载的汉语文学作品。

本书所依据的原始文献当中，包含有相当部分的通常被视为史学或者地理学领域的作品，以及部分报纸杂志、随笔谈话等副文学文本。前者是因为部分史地类著述对认知印度的作用不可或缺，且这些著述本身即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如史学类的《史记》《汉书》《后汉书》本身即被视为文学名著，地理类的《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则因文字典雅清醇、叙述舒缓有致，在古代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和声誉。后者则因为形象学的研究对象不限于纯文学作品，副文学作品在一定意义上对建构异国形象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们既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纯文学作品所具有的想象和虚构功能，从而有助于言说“自我”，又由于并非纯粹的虚构，在言说“他者”的过程中的地位也尤显突出[5]。对除此以外涉及印度的重要著述，则本着有所取舍的原则，将其中具有较浓文学色彩的纳入研究范围，对纯粹学术意义上的著述则仅加以参考，以免偏离最初的研究方向。

另外，本书所参考的文献资料中，有部分被质疑为伪书，如《列子》《牟子理惑论》《西京杂记》等。但这些资料究竟是否是伪书有时难下定论，即便是伪书也并非毫无价值，或托名古人，或年代前移，都有其特定背景和因由，只要处理得当，价值还是存在的。故本书着重于对印度形象的建构有参考价值的记载进行取舍利用，而不对这类参考资料的真伪作详细考辨和具体说明。

三　主要方法与必要说明

本书属跨文化、跨学科研究，中印文化关系研究与形象学研究相结合，将比较文学意识贯穿于总体规划和整个研究过程。近年来，对比较文学的质疑不断，主要集中在，“比较”作为一种意识和方法，任何学科都可以采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就值得商榷。这种质疑并非没有道理，的确，没有比较就不能称其为比较文学，也有大批不顾有无可比性而盲目进行中外比较的实践操作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使比较文学背负恶名。但应该指出的是，比较文学不单纯是文学比较，更不是随便的文学比较——比较文学只是约定俗成的一个称谓，其深层涵义指向文学和文化研究所应有的宽阔视野、客观心态和汲取借鉴的意识。从文学层面来看，具有影响关系的文学之间（显性的相合）和虽无明显的影响关系但却在审美思维及表现方式等方面具有不可否认的契合关系（隐性的遥契）的文学之间，简言之真正具有“可比性”的文学之间，进行这种影响关系的溯源和传播研究、相同或相似的类比研究，是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的。从文化层面来看，比较文学的产生和最终旨归还是对两种以上文化关系的关注，文学是文化领域的活跃因子，对文学的研究不可避免要牵涉到对文化背景的研究，以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为研究对象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更是如此，其理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仍是对两种异质文化间的相互认知。所以，本书不避讳运用“比较文学”这一术语，将比较文学意识（而非“比较”的意识）贯穿于研究过程。

合理运用形象学理论和方法。这里首先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要选用比较文学形象学视角来对中印文化关系进行全程观照。目前对中印文化关系进行的研究成果已经有不少，积淀也较为丰厚，为我们的认识和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重要的参考。但细读这些著述，会发现在漫长的双方文化交往过程中，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交往相叠加，中国对印度的影响、印度对中国的影响相铰接，使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张文化交往的网络过于错综复杂，得不到一个较为清晰、明朗的文化交往印象，在对中印现实关系的借鉴和启示方面，也只能从这张复杂的网络中各取所需，缺乏整体视野的观照和把握。而借鉴形象学研究的思路，对中国文化中的印度、印度文化中的中国进行双向的梳理和研究，可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后者已有整体系统的研究成果出现，如尹锡南《印度的中国形象》（2010）。本书致力于从前者出发，利用更为丰厚方便的、更为钟情熟悉的中国资源，对“中国的印度形象”进行一番研究的尝试，为中印关系研究特别是文化关系研究提供一个新颖的视角。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可视为一部新的中印文化交流史。所谓“合理运用”，是指适度借鉴形象学研究对本土与异域文化的双重观照这一思路，而不是机械套用适用于西方与东方国家之间形象研究的“意识形态—乌托邦”模式。因为，中国与印度之间以文化交往为主的关系并不存在集体想象中历史地位的优劣之分、高低之别。这也再次提醒自己，真正的研究只能始于对材料的发掘、整理和分析，理论、范式或模型不等于从材料归纳出的事实本身。如果一开始就只认定一种认识框架，然后只在这个框架中获取材料、观察思考，其结果只会自我强化这一框架，得不到真实客观的研究结论，更谈不上理论自觉。

文史互证，史论结合。将历时的“史”的梳理和共时的“论”的研究相结合，既是本书主要采用的一种方法，也是研究的一个重点。“史”客观体现中国对印度进行认知的发展脉络，辨析各发展阶段间的有机联系，把握整体发展规律；“论”着力发掘中国文化对印度文化进行认知和研究的学术成就，评析其学术价值和意义。史、论结合，力显清晰、立体、丰满的学术架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学中的印度形象研究”又可命名为“形象学视野下的中印文化关系研究史论”，但由于仅从中国文化的视角对印度进行观照研究，没有能力进行双向观照，且研究的主要依据是中国文学作品，所以定名为前者。

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即注重对重点作品进行文本分析，对塑造印度形象的重点人物及其代表作，列出专节进行重点研究，从典型个案的角度，把握中国文化对印度进行认知所体现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想象逻辑及情感特质，如《西游记》、“阿三”套话等均是研究的重点。同时，印度的文化、社会现实是印度形象得以生成的客观基础，中国文化在观照印度的过程中所持有的文化心态是印度形象得以生成的主观因素，从古至今中印间以文化交往为主的相互关系是印度形象得以生成的纽带和桥梁，所以，本书又紧密结合形象产生的文化、政治、历史等外部语境，即中印关系发展、变化的大背景来分析。

需要另外说明的几个问题如下：

首先，本书致力于勾勒和分析中国文学中的印度形象，目的在于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角度研究印度文化，同时对塑造出这一形象的中国文化进行自我观照，以期能够为中印文化交流提供有益的启示与思考。所以，与印度文学影响中国文学的研究虽有交叉，但尽量避免重复。如在概括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唐传奇等文学作品中的印度形象时，只对作品表现出的印度形象作出概括和分析，而不去具体探究这些作品受印度文学的何种影响，以免偏离研究方向。[6]

其次，研究的上下限和分期问题。中国文学比较普遍集中地描绘印度始于佛教传入，然而在佛教传入以前的历史文献和其他文献中，印度形象已经存在。根据现有的资料情况，本书所概括、分析的印度形象，上溯上古时期的《山海经》，下迄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7]既然立足于文学作品，在概括印度形象、得出研究结论时便尽量贴近文学史分期，同时力求与现已得到普遍认可的文化交流史分期相契合。但由于异国形象的确立、巩固和改写不但要受形象塑造客体在历史沿革、社会变迁等因素作用下的制约，而且受到形象塑造主体（包括作家个人和社会集体想象）发生各种变化的影响，所以，在分期的选择上不拘泥于已有的文学史分期和文化交流史分期，可能会有适当的前溯或后延，以免产生削足适履之感。

第三，作为研究对象的“印度”，由于其时代不同，所指范围亦不同。古代印度泛指整个南亚次大陆地区；近现代印度大致包括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当代印度专指独立后的印度斯坦共和国。

[1] 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7页。

[2] 陈伦炯是否曾亲历印度，学界有争议。但《海国闻见录》集两代人的认识于其中，联系到陈伦炯本人的认真态度，极有可能曾亲历。

[3] 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自序》，朱杰勤校订，中华书局，2003年，第9页。

[4] 个别已回译为中文的除外，如第二章、第三章中所引用谭云山的几首英文诗。

[5] 将形象学理论引入中国的孟华教授以中国早期描写西方人形象的作品多为笔记、日记等副文学作品为例，强调了副文学作品在建构异国形象过程中的作用：“各种报刊杂志、民歌民谣、广告、小人书、招贴画……凡此种种，均可成为形象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详见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6] 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已很丰厚，如刘安武著《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比较研究》，唐仁虎、魏丽明等著《中印文学专题比较研究》，薛克翘著《中印文学比较研究》等。各种中印文化交流史著述也对此多有涉猎。

[7] 本书定稿最终完成时间为2017年7月，故对2010年以来的新材料进行了一定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