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见余光中
那本《余光中一百首》是我和流沙河认识到结缡的缘由。余先生做了媒人且不自知，天下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竟临到我等头上。暂且不说他光照华文世界的诗文声誉，仅此一点，我是多么地想一睹余光中本人风采。
而流沙河与余光中的文字渊源更要追溯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时的文学界掀起台海诗歌热、余光中诗歌热是众所周知的。
一九八○年初夏，香港《天天日报》副刊编辑刘济昆给流沙河寄来《当代十大诗人选集》等三本台湾出版的诗集，并在信中一再劝流沙河读一读台湾现代诗，有意为两岸诗艺交流搭一座桥梁。他在以后的信中又多次说到诗人余光中名声甚响，值得拜读其诗作。那是长梦渐醒、冰河初解的时候，国门刚开了一丝缝隙，体制内曾被打得七零八落又刚复苏的文人是语冰的夏虫，见识有限，井底观天的心态导致他们对外界新东西既渴求又抗拒。流沙河后来对此有过反思，他这样对我说过：“比起台湾许多学者、文化人，我自知知识学养缺陷。别人在一个自由环境里跟从名师做学问，而我在劳改，蹉跎二十年。要知道自学是有限的。五十年代我是宣传员，八十年代又是宣传员，有什么资格称作家？”
对刘济昆的热心推荐，他的初期反应是冷淡、抗拒。他曾在一
次诗会上说台湾现代诗“琐碎不足观”，甚至说出“我相信当代人类最好的诗是我们今天的诗，而不是任何舶来品。勿去听信什么引进之谈”。对余光中的臆测更是武断得吓人：“我不相信台湾那样的资本主义罪恶环境能孕育大手笔！”
而仅仅时隔一年，他在赴庐山诗会的列车上读到余光中的诗《大江东去》：“大江东去，龙势矫矫向太阳/龙尾黄昏，龙首探入晨光/龙鳞翻动历史，一鳞鳞/一页页，滚不尽的水声……”只开头四句，优美的句式、铿锵的节奏、深重的历史情怀扑面而来，使流沙河被深深地震动。随后的时间里，他读到余光中更多的诗作，不得不佩服，从而萌生了介绍台湾诸诗人的念头。
他任职的《星星诗刊》专版上介绍余光中的文字被刊出后，他写信托刘济昆面呈余光中表示敬意。不巧余光中返台，一年后回香港中文大学继续任职。一九八三年，余光中回信流沙河：“我们社会背景不同，读者也互异，可是彼此对诗的热忱和对诗艺的追求，应该一致。无论中国怎么变，中文怎么变，李杜的价值万古长存，而后之诗人见贤思齐，创造中国新诗的努力，也是值得彼此鼓舞的。”从八十年代起他陆续出版了《隔海说诗》《台湾诗人十二家》《余光中一百首》等著作。他在书中这样说道：“他的诗作，一贯具独创性，不属于哪一派，相反，倒影响了一代诗风，常被青年诗人模仿。他在不少诗里流露的民族之爱，故国之爱，如果淡化其政治背景的话，都能给读者以正面影响。他的绝大多数诗作，从主题到文字，显出优雅趣味，散出文化芬芳，能收移人情性之效。他的这些优势，到了香港，发挥得更充分。大诗人的称号，他当之无愧。……余光中的诗儒雅风流，具有强烈的大中华意识。余光中光大了中国诗，他对得起他的名字。接触台湾现代诗以来，倏忽七年，我一直爱读他的诗，隔海成了‘余迷’。……写诗我也落伍，愈看愈丑。丑女嫁不脱，改行当媒婆，不亦明智乎？”
而余光中怎样看待这件事情呢？他有文记之：“流沙河是蜀人，我因抗战岁月在四川度过，也自称是‘川娃儿’。流沙河本名是余勋坦。他赏识我的诗，当然不是因为同乡又兼同宗之谊，不过这种因缘也添了巧合之喜。蜀人最擅‘摆龙门阵’，流沙河逢人说项，竟然像说书人一样，在大庭广众之间开讲起我的诗来。言之不足，继又宣之于笔，先后出版诗话三卷，开头两卷还是杂话，到了《余光中一百首》，索性单话我了。”
一九九一年十月六日，余光中在信中写道：“兄所选释的《余光中一百首》花了不少的心血，抉尽拙作之意趣，眼高手妙，却又点到即止，不类新派学者，引洋经，据西典，一点意思，下笔不能休。尊作将长篇大论浓缩于一页之内，逼读者举一反三，间或插入我国诗话隽语，否则这部选释将长达四五百页。郑笺有高手，海内传知音，令我感动。”
在后来的文章中他又说道：“二十多年来，流沙河对拙诗始终肯定不移，给我很多鼓励。这一切都从《星星》开始，其火几乎‘可以燎原’。近日竟然出现‘余光中热’之说，有人十分不以为然。就我而言，哪有什么‘余光中热’？有之，不过是中国热、中文热，甚至李白热、苏轼热的余温、余光而已。”
可以说，二十世纪整个八九十年代，大陆掀起一股余光中诗歌热潮，流沙河功不可没，这也是台海两岸分离数十年来，第一次成规模的正式文化交流。而大风卷扬、起于青萍之末的，竟是民间的两位老书生。
从一九九六年余光中第一次到成都起，直到二○一四年我和流沙河到台湾高雄止，其间除了湖北宜昌祭祀屈原诗会那次我没参加，我俩共有三次同余光中夫妇见面共处。每次时间虽不长，但亲聆謦欬，受教于心，于我等是何其幸运。且听我一一道来。
一、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成都初冬夜，我和流沙河到双流机场迎接余光中夫妇。晚上七点多，从香港中转的航班到达。来蓉旅客鱼贯而出。灯光中遥见一老先生，身着蓝猎装，戴眼镜，清瘦矮小，手推行李车缓缓走出来。作为邀请方同来迎接的两位川大教授走上去握手问候。近看这位先生，白发高额，眼镜片后目光炯炯，定是大诗人、学者余光中教授无疑了。流沙河上前点头致意，还未来得及说话，余先生已张开双臂和流沙河拥抱在一起：“我们是本家！”他知道流沙河也姓余，所以称本家。“二余”隔海传鸿，神交十三年之久。就在最近的一封信中，余先生还说到自己“近乡情怯，四十年前挥别大陆的，是一位黑发少年，今日回乡，真是羞将白发对华夏的青山”。可见今天与流沙河首次见面，他的心情是如何激动和澎湃。
余光中先生及夫人范我存女士皆江南人，抗战期间随父母流亡四川。余先生在重庆江北县悦来场读中学七年。范女士在乐山读完小学。在机场回城的车上，余先生感慨地说：“一九四六年我从重庆朝天门码头离开四川，到如今整整五十年了！”历史变迁，人事代谢。半个世纪的读书、教书生涯，由台湾岛到北美，到香港，又回岛上中山大学，仍不能忘怀天府之国，叫先生如何不感伤？正如他的诗作《蜀人赠扇记》的引子自陈：“问我乐不思蜀吗？不，我思蜀而不乐。”我感到惊讶的是余先生范女士典雅的谈吐，使用的竟是四川话，略带重庆土音。王粲在《登楼赋》中说的“庄舄显而越吟”，正是这样。
第二天我同流沙河到川大余先生夫妇下榻处，应约陪同客人外出游园。刚入室，余先生笑对流沙河说：“昨天晚上你戴的小红帽，今天怎么就摘了？好精神哟！”语义双关，逗笑众人。
出发前有陪同的研究生拿出几本余著诗集，请余先生签名题词。余先生一边签一边指着一本山东印的盗版书，诙谐地说道：“山东出圣人，又出响马嘛！”对于同样是盗版的成都本地印的几本书就笑而不言了，真是一派君子蕴藉之风。盗版就是偷窃，让不知情的学生娃娃把赃物堂而皇之拿到失主面前炫耀也太不堪了。我等川人只好在旁边替人脸红。
众人簇拥余先生夫妇，乘车到达武侯祠。进大门时，余先生告诉我，台湾播送大陆拍摄的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他们夫妇每集必看。往往是剧中人物台词上句出口，余先生就接出下句。由此可见熟稔程度。进了丞相祠堂，余光中与流沙河并肩而行，一路观赏古代碑刻。廊庑壁上嵌着有真伪争议的岳飞所书诸葛亮的《前出师表》长碑，二人伫立细看，指画讨论。流沙河说，若要作伪，必定细心，就不会有错字漏字了。余光中指着第二个“遗”字说：“你看这个走之，收笔上挑，同岳飞写‘还我河山’的‘还’字一样的。”流沙河连说：“对对对！”二人喜形于色。接着来到蜀汉文武官员塑像长廊，瞻仰低徊。二人皆有学养修为之士，此时评论人物、考证史实甚为欢洽，令我等在一旁歆羡不已。在正殿，余先生观察细致，正梁上漆书“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字样被他发现，他仰头用相机拍下，回身对我说：“这是真古董。”而面对左壁一幅大型国画《隆中对》，他露出失望之色，连说：“俗气俗气！”我走近一看，画的署名是范增。
参观三国博物馆，陈列的文物中有一大型陶马，修鬣短尾，神采骁勇。流沙河问：“光中兄，这可是你诗中的唐马？”余先生笑答：“这战马体现了三国时代的雄风。”余光中有名作《唐马》一诗，开头有“骁腾腾兀自屹立那神驹/刷动双耳，惊诧似闻一千多年前/居庸关外风沙”之句。
出馆已近中午，天色转好。园内草木葳蕤，空气清新。在一石拱桥上我为余先生伉俪拍照留念。接着又请余先生与流沙河比肩而立，以文物馆前一棵老银杏树为背景摄下一张有非常意义的照片。从流沙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介绍余光中的诗到大陆来，迄今有十多年了，二人纸上相知，一直缘悭一面。曾有报刊记载，余先生前些年在北京上海等地受访时说过，他回来最想见的两个朋友，一个是翻译家王佐良，另一个就是流沙河。此番今日，才算了却夙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