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乐府诗的都邑心态
侯文学
［内容提要］ 汉代乐府诗对于都邑观照视角及表现主题与所承载的情感与汉代辞赋不同。汉乐府中的都邑题材的歌诗，或赞叹豪门的富贵与伦理；或以城门为界标，视都门之内为不可企及的富贵，都门之外则意味着清醒与适性；或产生拒斥都邑的心理，并将都邑与故乡对立看待，视故乡为生命牵系之所在，以为心灵的安慰。
［关键词］ 汉代 乐府诗 都邑 心态
游览京洛，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题材，也是汉乐府的重要内容。将这类诗歌与汉代辞赋对照，会发现同一题材在不同文类中存在关注内容、主题与情感等方面的差异。
都邑，在汉代散体赋作家笔下，是富丽繁华之地，礼仪之乡；在骚体作品中，则成为政治情感的寄放地，是政治家园。乐府诗中的都邑，更多承载着汉人的世俗生活与情感。具体而言，汉乐府中的都邑题材的歌诗，特点有三：第一，赞叹豪门的富贵与伦理；第二，都门之内是不可企及的富贵，都门之外则意味着清醒与适性；第三，故乡是生命牵系之所在，都邑与故乡构成对立。以下就这三个方面做出讨论。
一、赞叹豪门的富贵与伦理
物质的丰厚、地位的高贵，是一事之两面，也是人生在世不能不面对的两件东西，若向深里探求，它们关乎人生价值、社会价值的实现程度。这也是历代文学表现的重要内容，只是与它们结合的思想与情感往往因人而别，因体而异。都邑繁华，是汉代散体大赋的重要表现对象，赋家侍从于帝王，出入离宫闲馆，参与巡狩、田猎、祭祀，对于都邑的宫观楼台、奇珍异宝、声色犬马往往肆意铺陈，已达到无以复加的艺术效果。但在赋文的结尾，往往又落笔于礼乐制度等精神层面，表现出对于前面物欲对象的提升与反拨。如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扬雄《甘泉赋》等，莫不如此。或以上下篇蝉联的结构形式呈现上述理念，如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等。
汉代文学真正对物欲对象出之以艳羡态度的是汉乐府。在“观风俗，知厚薄”（《汉书·艺文志》）经学目的的掩饰下，乐府歌辞得以保留本来面目，也让我们看到，汉乐府中，相当一部分诗歌内容是表现都邑富贵人家的生活。《乐府诗集·相和歌辞》收“古辞”《鸡鸣》：
鸡鸣高树巅，狗吠深宫中。荡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刑法非有贷，柔协正乱名。黄金为君门，璧玉为轩堂。上有双樽酒，作使邯郸倡。刘王碧清甓，后出郭门王。舍后有方池，池中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鸣声何啾啾，闻我殿东厢。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五日一时来，观者满路傍。黄金络马头，颎颎何煌煌。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傍。虫来啮桃根，李树代桃僵。树木身相代，兄弟还相忘。
一般以为此诗是对西汉末王氏家族的奢华生活与衰乱时的相互倾轧的讽刺。黄节论之尤详：“刘王者，汉同姓诸侯王也。郭门王者，郭门外之侯王，谓异姓诸侯王也。汉方太平，以法治天下，鸡鸣狗吠相闻，风犹未移，其后则黄金为门，璧玉为轩，同姓诸侯王放侈于前，异姓诸侯王继之于后，舍后数语，谓郭门王之舍也。”复引朱止溪曰：“鸡鸣，刺时也。国奢者教礼，首善系乎京师。或曰：初平中，五侯僭侈，太后委政于王莽，专威福，奏遣红阳侯立、平阿侯仁，迫令自杀，民用作歌。”萧涤非的结论略同：“此诗必有所刺，其所表现之时代，亦为一骄奢僭侈之时代，而求之两汉，厥为五侯之事，适足以当之，则此篇固亦西汉末作品也。”王氏生活的奢侈，史书有载，《汉书·元后传》：“王氏五人同日封，世谓之五侯。五侯群弟，争为奢侈。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治第室，起土山为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相望。”此诗是否为刺五侯之作，我们不得而知。但既曰“古辞”，又言“侍中郎”，其产生时地当在两汉的都邑。从文本来看，此诗承载两个主题：艳羡奢华与规劝兄弟和睦。
或以为《相逢行》是在此基础上的改编：
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不知何年少，夹毂问君家。君家诚易知，易知复难忘。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郸倡。中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五日一来归，道上自生光。黄金络马头，观者盈道傍。入门时左顾，但见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音声何噰噰，鹤鸣东西厢。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调丝方未央。
诗的劝诫讽谕主题消失，纯粹正面表现都邑富贵人家的声势气派以及天伦之乐。《乐府诗集》卷三四题解：“一曰《相逢狭路间行》，亦曰《长安有狭斜行》。《乐府解题》曰：‘古辞文意与《鸡鸣曲》同。’”由文辞内容的重复及后人的记录可见此诗与《鸡鸣》的密切关联。与之属于同一系列的还有《长安有狭邪行》：
长安有狭斜，狭斜不容车。适逢两少年，挟毂问君家。君家新市傍，易知复难忘。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三子俱入室，室中自生光。大妇织绮
，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瑟上高堂。丈人且徐徐，调弦讵未央。
这同样是歌者面对“君”时发出的赞叹，赞叹的内容也以家庭的富贵、和谐为主。歌者所赞叹的富贵之家的主人公是诗中最后出场的“丈人”，丈人有三子，长子已身居高职（“二千石”），中子操行出众，故以“孝廉”起家为郎官（“孝廉郎”），幼子也并非真的“无官职”，而是官不足夸（“衣冠仕洛阳”）。三子均已娶妻，三妇分工不同：大妇、中妇勤于织作，而由其织物“绮”“流黄”这两种精美的丝织品来看，显然她们的劳作不以基本的谋生为意，良好的教养中透着富贵气；小妇娇憨，以陪侍长辈（“丈人”）为主，为之奏曲娱心。
这三首诗综合来看，文字多有重复，何为祖本已经难以判断。尤其是后面两首，虽然有细微差异，但写富贵和谐的重心与笔法，却没有不同。从所写内容看，不外是家居环境、兄弟职官、三妇悠闲，表现出对于财富官职、兄弟同居和谐的赞叹。叹羡富贵，文本表现较为明显，也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兹不赘述。另外，这几首诗都涉及汉代在世俗伦理道德层面的祁向，亦即先秦以来即被儒家强调的孝友之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对此，已有学者论及。我们这里申说的是，汉代的孝道在不同阶层有不同表现形式，上述几首诗歌文本所彰显的是汉代富贵之家的伦理道德诉求。汉代政府提倡孝道，在法律制度层面规定了为人子的种种义务，但落实到具体的阶层，又不能无现实的差别。从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看，汉代平民家庭子壮则出分，而长子则与父母共同生活，因之大部分家庭成员不过五七口，甚至更少，这在汉代是比较普遍的情形，杜正胜即将平均人口数不超过五口的家庭称为“汉型家庭”。子壮则出分，一方面有助于政府增加税收，因之，政府“鼓励并适应个体小家庭的精神”；另一方面，对于财产寡少的平民家庭而言，维持父母兄弟同居共财的情况较为困难。《后汉书·独行列传》所载李充逐妇一事可以作为侧面的说明：“家贫，兄弟六人同食递衣。妻窃谓充曰：‘今贫居如此，难以久安。妾有私财，愿思分异。’充伪酬之曰：‘如欲别居，当酝酒具会，请呼乡里内外，共议其事。’妇从充置酒晏客。充于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妇无状，而教充离间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妇，逐令出门，妇衔涕而去。”李充的妻子因为有嫁妆一类的“私财”建议丈夫与母兄分家以改善小夫妇的生活，可见这在当时的贫寒之家也是被风俗允许的情况，但李充却因为她离间自己与母亲兄弟的关系而将她休弃，其做法在当时显然是个案。这个案例揭示了两个情况：第一，从其妻的想法来看，经济与道德关系密切，不同阶层的人恪守的道德信仰有所区别；第二，读书可以改变人的境界，李充所以能够超越困窘的经济情况而实践儒家贵族伦理，其所受的儒学教育不容忽视。抛开李充的个案来看，对于社会上层和较为富裕的汉代家庭而言，孝友之情显然可以得到更好的贯彻——父母兄弟（婚后）同居乃至累世共财，并形成汉代贵族的伦理原则。这是儒家伦理在汉代上层社会的表达。但这并不等于说，富家大族都是父母兄弟同居共财，所以史书既有樊重“三世共财”的坚持及耻于“外孙何氏兄弟争财”而“以田二顷解其忿讼”（《后汉书·樊宏传》）的做法及蔡邕因“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后汉书·蔡邕传》）而受乡里赞誉的种种案例，又有因察举制度的不良运作而产生的“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腐败现象的记录，它只是体现了一种汉代社会理想的家庭伦理观念，而此伦理观念在富贵之家得到较多落实，诚如有学者指出的，“在汉代，农民和下层平民中虽然罕见联合家庭，但在贵族、官僚士大夫和地主富豪中，成年兄弟同居却是比较普遍的”。这种普遍的贵族伦理折射于汉代乐府诗中，则是对于一个贵族之家兄弟同居、共事父母、家庭和谐现象的赞叹。
或以为包括这几首诗在内的汉乐府是歌者在面对主人时发出的恭维与祝福，从汉代的音乐环境与文本中的人称来看，这是较为合理的判断。从上述几首诗当中，我们隐约能够见出歌者置身其外的观望态度与角度，并无参与其中的愿望表达。究其原因，则是歌者与听歌者之间身份的巨大差异。歌者是艺人，听歌者则是贵族豪富一流，前者的演唱目的是博得后者的愉悦。而与汉代歌者身份不同的晋代陆机，置身于歌者所面对的“君”之侧翼，再行写作，就有了不一样的诉求，其《长安有狭斜行》：“伊洛有歧路，歧路交朱轮。轻盖承华景，腾步蹑飞尘。鸣玉岂朴儒，凭轼皆俊民。烈心厉劲秋，丽服鲜芳春。余本倦游客，豪彦多旧亲。倾盖承芳讯，欲鸣当及晨。守一不足矜，歧路良可遵。规行无旷迹，矩步岂逮人。投足绪已尔，四时不必循。将遂殊涂轨，要子同归津。”此诗是陆机内心矛盾的展开，亦即借“倾盖”之口，表达自己是“守一”还是占据“要路津”的矛盾。后来事实的演化证明后者占据了上风——元康六年（296）陆机加入权臣贾谧“二十四友”行列，陷身轻薄。为了维持富贵的生活，家族的繁荣，人生价值的实现，陆机先是入洛求仕，继而投靠权贵，诗人念兹在兹者在于仕途的显达，汉代歌者所捕捉到并出之以艳羡态度的与富贵交织的豪族伦理的表象正是其生活的常态，陆机置身其中而浑然不觉，故推演为此诗的创作背景，退居于文辞之后。
将上述几首诗再与南朝衍生乐府相对照，汉代乐府诗的贵族伦理旨趣愈见鲜明。刘宋时期的刘铄《三妇艳》、梁简文帝的《中妇织流黄》则抽离其中的部分内容，聚焦于女性，而如沈约《三妇艳》“大妇拂玉匣，中妇结罗帷。小妇独无事，对镜画蛾眉。良人且安卧，夜长方自私”、昭明太子萧统《三妇艳》“大妇舞轻巾，中妇拂华茵。小妇独无事，红黛润芳津。良人且高卧，方欲荐梁尘”的描写，三妇的关系也由妯娌关系演变为妻妾关系，汉代歌者对于贵族家庭孝友伦理的关注至南朝则转变为贵族对于色情的兴趣，可见时代旨趣的变化。
二、都门之外：清醒与适性
都门是汉乐府中的高频意象，这源于中国古代城邑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的特点。中国古代的城都有城墙或有起到城墙作用的沟渠等的环绕，具有封闭性。门是沟通城内与城外的重要通道。它连接起两个相对隔绝的空间，这空间既是物理性的，也是社会性的。都邑尤其如此。无论是西汉的长安还是东汉的洛阳，都还是内城的性质，城内主要是宫殿、官署等国家权力机构及贵族的宅第以及官吏的居所，平民的数量较少。统治者为了安全等需要，格外重视都邑城门的管理。因之，负责城门安全的城门校尉在两汉都有较高的秩级。《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城门校尉）掌京师城门屯兵……秩比二千石。”《后汉书·百官志四》：“城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洛阳城门十二所。’”《汉书·百官公卿表上》颜师古注：“汉制，三公号称万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谷。其称中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秩比二千石，是略次于二千石的郡守的高秩位。地方大吏奏事京师，重要的交接手续都在都邑城门完成。《后汉书·窦融传》载，窦融与五郡太守奉光武帝诏入京，“融到，诣洛阳城门，上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安丰侯印绶，诏遣使者还侯印绶”。洛阳城门，体现的是皇权的威严。李尤《城门铭》赋写东汉洛阳十一城门（无小苑门），将之与十一月令、五方、四时等联系起来，赋予城门以政治、哲理意蕴。但思想者与管理者赋予城门的意蕴毕竟与平民士子的吟唱有所出入。对于四方云集京师求仕的大部分士子而言，都门之内的空间既是人生理想的寄放之地，也是高不可攀的象牙之塔，欲入而不得的烦恼因此滋生；都门之外则适可消解士子的紧张情绪，给予士子以人生的另一重思考。这种复杂的心绪，借助都门的遣词传递出来。
《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录古辞《西门行》：
出西门，步念之。今日不作乐，当待何时？逮为乐，逮为乐，当及时。何能愁怫郁，当复待来兹。酿美酒，炙肥牛。请呼心所欢，可用解忧愁。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游行去去如云除，弊车羸马为自储。
此“西门”为何，单纯从诗歌本身不易见出。但此歌的“古辞”还有一个版本，《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录之，并标为“晋乐所奏”。辞曰：
出西门，步念之。今日不作乐，当待何时？夫为乐，为乐当及时。何能坐愁怫郁，当复待来兹。饮醇酒，炙肥牛。请呼心所欢，可用解忧愁。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而夜长，何不秉烛游？自非仙人王子乔，计会寿命难与期。自非仙人王子乔，计会寿命难与期。人寿非金石，年命安可期。贪财爱惜费，但为后世嗤。
由出西门而及王子乔，不是偶然的联想。王子乔，又称王乔。汉末应劭《风俗通义》卷二载一则传说：孝明帝时，仙人王乔为叶县县令，常有神术，“每当朝时，叶门鼓不击自鸣，闻于京师”。死后，百姓为之立祠，明帝乃取其鼓置都亭下，却“略无音声”，“但云叶太史候望，在上西门上，遂以占星辰，省察气祥”。应劭不认同这一传说，而谓“国家畏天之威，思求谴告，故于上西门城上候望”。据此，与王乔有关的诗歌并出现西门者，当即东汉洛阳西部偏北的上西门。回到诗歌文本，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于物质方面非常有限的诗人，他常常思忖的是如何建立功业以求不朽（所谓“千岁忧”），但有限的机遇让他意识到这一切将不可能实现。他从上西门走出，即景生情，想到时人所趋骛的王乔成仙之事，但与一般耽于求仙的人不同，他没有堕入到仙思中去，而是超拔出来，看到人生有限的实相，悟出人应“伤时顾阴”，并进而提出及时行乐的应对措施。这里面就给我们一个印象：焦灼与清醒，以“西门”为界限，截然对立。诗人出了上西城门，便远离了世俗名利的压迫，获得了智慧与冷静，对人生有了另一重思考。
夏门是东汉洛阳北部两座城门中偏西的一座。其北则是北邙山，是东汉重要的贵族墓葬区。《后汉书·城阳恭王祉传》载，城阳恭王刘祉疾病，“上城阳王玺绶，愿以列侯奉先人祭祀”，后薨，“竟不之国，葬于洛阳北芒”。《后汉书·邓晨传》载，建武二十五年（49）邓晨卒，光武帝“诏遣中谒者备公主官属礼仪，招迎新野主魂，与晨合葬于北芒”。这是史书记载的两个显例，他不赘举。由地理位置决定，洛阳北部的两座城门，间或承载凶丧之事。析言之，谷门被用作罪犯出城行刑的通道，夏门或被用作送丧的通道。《后汉书·李固传》载：李固遭梁冀忌疾诬陷，下狱被诛，李固弟子郭亮“年始成童，游学洛阳，乃左提章钺，右秉
锧，诣阙上书，乞收固尸。不许，因往临哭，陈辞于前，遂守丧不去。夏门亭长呵之曰：李、杜二公为大臣，不能安上纳忠，而兴造无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诏书，干试有司乎？”《后汉书·杜乔传》载，杜乔亦遭梁冀陷害，死于狱中，“与李固俱暴尸于城北”，其故吏杨匡闻之，“号泣星行到洛阳，乃著故赤帻，托为夏门亭吏，守卫尸丧，驱护蝇虫，积十二日”。由此，北门成为沟通生者与死者的通道，出入北门往往引发人生无常的感慨与生命有限的焦虑。逯钦立辑《古步出夏门行》三首残句：
白骨不覆。疫疠流行。
市朝易人。千载墓平。
行行复行行。白日薄西山。
三首残句是否为一首，我们无从得知，但“白骨不覆”“千载墓平”诸语，却显然是诗人步出夏门所见。虽然我们无从知道“行行复行行，白日薄西山”后面的诗句所承载的诗思，亦即主人公如何应对这种人生倏忽即逝的困扰已无从知道，但日薄西山所透视出的生命焦虑之感还是十分强烈，《乐府诗集·相和歌辞》所录古辞《步出夏门行》，已非本辞，而是一首游仙诗，或者就是此歌本辞由人生有限而生的求仙之思的主题的延伸，也未可知。
《乐府诗集·相和歌辞》有古辞《东门行》，王运熙认为此诗之东门“当是东汉京都洛阳的一座城门”，理由是：“汉乐府《西门行》中的西门，《步出夏门行》中的夏门，都是洛阳的城门；比类以推，《东门行》中的东门，当即是洛阳的上东门或中东门。”我们以为，东门为洛阳东部的城门可能性极大，但也不排除其他城邑的东城门的可能。如果说此诗存疑不足讨论的话，那么，可以确定产生于东汉的都邑题材的乐府诗且与东门有关者则是《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乐府诗集·杂曲歌辞》亦录此诗，谓之“古辞”，即汉代无名氏的歌诗。诗云：
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上东门是洛阳城东部最北的城门。出此门而北望，就可以看到北邙山的贵族墓地。诗人驱车出洛，在上东门外北眺，看到郭北的墓群，想到长眠于地下的“陈死人”，忽然醒悟到：“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一般人所沉迷的服食求仙的应对方略在诗人看来也是反误性命。那么，究竟该如何应对人生短暂的困扰呢？作者认为就是要吃饱喝足，穿好戴好。即使在不具备这种物质条件的时候，也要勉强地从杯酒中寻欢作乐。诗人的视野放在上东门外，那么门内的洛阳城又能启发何种思致呢？与此诗可以互相补充发明的是《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此诗集中体现了客居京师的士子们眼中的洛阳印象：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诗人感到人生如逆旅之过客，为使有限的人生生发出无限的意义，他“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虽然是宛洛并提，其实“宛”是虚置，重点还是落在“洛”上。主人公赴洛阳也并非真正的游戏，所谓“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为求得晋身之阶的意思还是很明显的。而达官显贵（“冠带”）、帝王（“两宫”“双阙”）就是主人公实现晋身的阶梯与目标的所在。但是洛阳对于主人公而言，却构成绝对的排斥，那里是“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虽然有无数的名利繁华，但一个“自”字统领这些繁华，就给人一种拒斥隔绝之感。主人公的失意之情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主人公只能“极宴”以排遣忧思了。
《古诗十九首·东城高且长》也是因洛阳求仕无望而作：
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音响一何悲，弦急知柱促。驰情整中带，沉吟聊踯躅。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
东城，指洛阳的东城墙。诗的一开始，诗人就触景生情：远远望去，东城的城墙那么高而且长，连绵不断，它象征繁华与名利，对诗人构成一种隔绝与排斥。更哪堪秋风刮起，秋草变黄等时物变迁。于是诗人感慨岁月易逝，思求放情娱乐，摆脱羁绊。节序的迁移，时间的迅迈，对失意的倦客来说，是特别敏感的，更容易引发人生无常的感慨，既然如此，那么就快意当前吧：“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何为”暗示主人公此前是为了功名志向，不知曾压抑了许多生命的本能，舍弃了多少爱好。饱读诗书的诗人用“晨风”“蟋蟀”的典故，表达复杂的思绪：为什么我没有赶上那种圣主贤臣的美好政治？何必如此自苦，不妨及时行乐。接下来，作者就细致描写了燕赵佳人当户理清曲的艳态，以及作者对她的无限倾慕。但是这种倾慕不是纯洁的爱情，而是放情志的一种消遣，是百无聊赖境遇中的一种寄托。据《汉书·地理志》等文献记载，燕赵佳人，以色艺俱佳而操行不著。作者却思虑与之相会，过双宿双飞的生活。就我们的认识，生命只有一次，短暂而不可重复，对于有着崇高理想的人来说，自应加倍珍惜。然诗人应对措施却如此不堪，人生之无奈感益强，更见一种挣扎与矛盾之后无可解脱的心情，一如战国信陵君被君主冷遇之后的“好酒及色”（《史记·魏公子列传》）。
综上我们看到，乐府诗人们普遍意识到都邑对于寒门士子所构成的隔绝与排斥，也普遍感受到人生有限的困扰，如何在求仕而不得的困境中使有限的人生生发出新的意义是游子们挥之不去的愁怀。让我们惊讶的是，在排遣入洛求仕而不得的忧思亦即人生失意这一点上，乐府诗人的应对措施是一致的，即寄情声色犬马、宴饮娱乐。表面上看，这是一种适性与逍遥的人生姿态，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之际提出的人生补偿，格调的卑下中透露出士子入都邑而无门的绝望之感。
三、都邑与故乡的对立
对于士子而言，西汉的长安、东汉的洛阳，是帝京，是政治与文化的中心，更是士人实现人生价值的机遇最多的场所，故趋鹜都邑，是意欲有为的士子们的共同行为。但都邑也是充满患害的所在。张衡被阉宦侧目，马融忤邓氏，都说明在政治漩涡中人命的危倾。两汉士子的内心通常是追求功名与全身远害之思相互纠结。汉代乐府诗有一部分是出自客居京师的游子之手。与骚体作品作者较高的政治地位不同，这些乐府诗作者沉沦下僚，久居京洛而没有仕进的机遇。久而久之，对于这个富于象征意蕴的都邑就产生了排斥的心理，思乡（物理意义上的家园），是这种斥都情绪的延续。
都邑在汉代部分乐府诗中，不再是富贵繁华的场所、名利双收的所在。诗人们在乐府诗中更多表现的是对都邑的拒斥态度，而对乡土家园的眷恋则是其拒斥态度的心理支撑。《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录古辞《豫章行》：
白杨初生时，乃在豫章山。上叶摩青云，下根通黄泉。凉秋八九月，山客持斧斤。我□何皎皎，梯落□□□。根株已断绝，颠倒岩石间。大匠持斧绳，锯墨齐两端。一驱四五里，枝叶自相捐。□□□□□，会为舟船燔。身在洛阳宫，根在豫章山。多谢枝与叶，何时复相连。吾生百年□，自□□□俱。何意万人巧，使我离根株。
此诗题为《豫章行》，文中亦云“豫章山”，当为《豫章行》本辞。虽然有阙文，但诗意仍然十分清楚：豫章山的一株白杨，本来自由自在地生长，根深枝繁叶茂，不料山客将之砍伐，运送到洛阳宫，造成根、干分离的苦况。诗中全是白杨的口吻，是为托喻之作。豫章山与都邑洛阳的构成对立，前者为白杨的家园，后者则构成对白杨的戕害。“何时复相连”，表面上是代白杨叹惋，实是借白杨之口表达作者对于家园的怀想。
《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古辞《艳歌行·南山石嵬嵬》也是同样的题旨，诗写南山上的一株根深叶茂的松树，没想到却被斧锯所截运送到洛阳宫，并由名匠鲁班“被之用丹漆，熏用苏合香”，从而变为“宫殿梁”。洛阳是戕害松树的根本原因。辞云：
南山石嵬嵬，松柏何离离。上枝拂青云，中心十数围。洛阳发中梁，松树窃自悲。斧锯截是松，松树东西摧。特作四轮车，载至洛阳宫。观者莫不叹，问是何山材。谁能刻镂此？公输与鲁班。被之用丹漆，薰用苏合香。本自南山松，今为宫殿梁。
两首诗既言“洛阳”，又言“宫”“宫殿梁”，可知产生在东汉洛阳。它们婉转表达着寄居洛阳的士子的思绪。
如果说前面两首诗还只是以寓言的形式承载着离乡赴京的士子的乡思的话，那么《古诗十九首》表露的乡思显然更为直接。既然帝都并非理想的去处，那么士人该如何安顿有限的年命呢？除了上面的于杯酒、美色中求得欢乐以外，还有一个“故乡”可为退守之所。我们看《去者日已疏》：
去者日以疏，生者日已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
诗人长时间求仕于外，却感到时光流逝功业无成的恐惧，思乡之情因之而起，但是衣锦还乡的旧念却令他的乡情无法满足，诗人于最后发出一声“欲归道无因”哀叹。《明月何皎皎》亦然：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诗中刻画了一个久客异乡、愁思辗转、夜不能寐的游子形象。他的乡愁由明月引发，以彷徨独步来排遣，最后以泪下沾衣结束。乡愁之深之重可以想见。
那么，故乡牵系游子的又是什么呢？那里有思妇的柔情与牵念。《十九首》的诗人往往托之以思妇的口吻婉转表达游子的乡思。这类歌诗将思妇的情感写得缠绵悱恻，这种缠绵悱恻的情意构成游子乡思的重要内容，时时萦怀，剪不断理还乱。《凛凛岁云暮》：
凛凛岁云暮，蝼蛄夕鸣悲。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愿得常巧笑，携手同车归。既来不须臾，又不处重闱。亮无晨风翼，焉能凌风飞？眄睐以适意，引领遥相睎。徙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
诗人客居洛阳，乡思萦绕，提笔抒写之际，他没有从自己一方落墨写思乡的情绪，而是从对面写起，写家乡企盼的思妇：她担心游子天寒无衣，更担心游子的移情：“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思妇累夜的相思又辗转汇成初嫁时的一梦。在思妇的梦中，良人“枉驾惠前绥”，与她携手同归。梦觉时分，只能引领相睎、徙倚伤怀、泪沾双扉，思情绵绵，感人至深。思妇的企盼其实就是游子的乡思。
在歌诗中寄托乡思，这是《诗经》以来的传统。《唐风·鸨羽》写一个为公事奔波的小官吏，因为长久在外，产生浓郁的乡思之情。父母与日常所从事的农事活动，构成主人公乡思的主要内容，而造成这种乡思的原因则是“王事靡盬”。《唐风·陟岵》的主人公是一个行役的少年，因为平日受到父母兄长较多关爱，所以父母兄长的叮嘱在他登高望远时便构成一幅家乡的图画，让他欷歔落泪。《豳风·东山》则是一个军人在战胜归来的途中乡思，对妻子的怀思构成诗人乡思的主要内容。诗人先是推想妻子在家中独居的忧思（“妇叹于室”）以及得知丈夫将归的喜悦（“洒扫穹窒，我征聿至”），继而回忆新婚的情景，最后归为久别重逢的想象。
汉乐府中创作时间较早的《铙歌十八曲》中的《巫山高》也有哀怨的乡思：“临水远望，泣下沾衣，远道之人心思归，谓之何？”一般以为此诗是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迁往汉中时军中将士的乡思之作。此后怀乡之歌不绝如缕，成为汉代文学的内容之一。汉武帝时，江都王刘建之女刘细君远嫁乌孙国昆莫，穹庐为居、肉食酪饮的游牧生活令细君公主心怀伤悲，思念故土中原，自作歌诗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汉书·西域传》）《十九首》则可以视为作为汉人乡思的收束之唱。
文学主要展示人的心灵。有何种内心世界，就有相应的文学表现。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农业文明下的人们安土重迁，一旦离家在外，就要产生思亲念家之情。富贵则思衣锦还乡，其情则如高祖《大风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般意气风发；不得志则以乡情作为困顿异乡的精神补偿，如《十九首》思家之情。面对前贤的丰厚成果，可以说在文学作品中呈现的乡思，已经没有多少可以思考的空间。但如果结合汉代文类来看，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汉人在骚体作品中表达的多是对都邑——精神家园的牵系，亦即所谓的恋都情结（只有东汉中后期是例外）；而在乐府诗中，“乡思”则一贯承载诗人对于物理家园的眷恋，并进而将之作为拒斥都邑的退守之所。
而同样是出于对都邑的疏离，对回归家园的企盼，汉代中后期士大夫的骚体作品与普通士子在乐府诗中的表达是不同的。这既是文类的差异，也是创作主体身份地位的差异造成。前者如张衡《归田赋》表现的是东汉中期士大夫的家园之思，表现的是赋家独处的妙处，对于世事的疏离，偏于精神自由境界的描绘，老庄思想是其重要的支撑。所谓“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具体生活则是士大夫的田猎片段，而非农家的耕作：“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仓庚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沉之鲨鰡。于时曜灵俄景，继以望舒。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汉末仲长统《昌言》所描绘的乡里生活与之相类，只是不曾以赋名篇而已：“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难，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亨羔豚以奉之。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消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汉代乐府诗中的乡思显然缺少了这种以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的不染尘滓的清虚高蹈之志，却更贴近普遍的世俗人情，真实而温暖。
建功立业，是古代士人的理想。而专制时代，功业的建立与君主的赏识任用紧密关联，这就迫使文人士子离家赴京。京师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入仕的理想只能在这里开花结果。但是汉代帝王淫靡，公侯奢侈，士人入京之后，或在政治上受到排斥，或在经济上陷入困顿，造成愁苦、骚动、愤怒与感伤的情绪。这是两汉共同的情况，东汉尤其严重。桓宽《盐铁论·散不足》：“今近者数千里，远者过万里，历二期而长子不还，父母忧愁，妻子咏叹，愤懑之情发于心，慕思之情痛于骨髓。”东汉下层士子们客居洛阳，“饥不暇餐，倦不获已”（徐幹《中论·谴交》），有的身死异乡，无人收葬。安帝元初二年（115），曾派员收葬客死于京师的士子。可见，东汉游子客困洛阳，已经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上述情况都使都邑构成一种离心力，让文人士子自幼秉持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受到冲击。家乡，是仕途困顿失意的最后退守之处，心灵深处的安慰，这是汉乐府中一贯的思致。汉乐府中的故乡，与骚体作品中的故乡所指不同。前者指诗人自幼生活的乡土，亦即物理意义上的家园；后者大半（尤其是东汉中期以前的骚体作品）指都邑，即政治家园。两者在东汉中期以前共同存在于两汉士子的内心，构成两汉士人丰富的精神世界，它们虽然矛盾，彼此排斥，但是却因为文类的差异，得以各安其位，彼此相安无事。只是到了东汉后期，文学中物理家园才具有了普遍的凝聚力，吸引各阶层的漂泊士子于此安顿心灵。
［作者简介］ 侯文学，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06、508页。
- 黄节《汉魏乐府风笺》，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8—9页。
-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66页。
- 侍中郎，或以为是加官“侍中”（在某人原官上加“侍中”的头衔，他就可以出入宫禁，侍奉皇帝左右）的郎官；或以为是专任之官“侍中”（西汉的“侍中”是加官，东汉的“侍中”则为专任之官，随侍皇帝左右），或以为即“侍郎”（本为宫廷侍卫，东汉为宰相属员）。按，郎是皇帝侍卫官的通称。《汉书·百官公卿表》：“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无论何解，都不出宫廷之官的范畴。
- 《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06、508页。
- 《乐府诗集》，第514页。
- 具体可以参阅郭建勋《从〈长安有狭斜行〉到〈三妇艳〉的演变》，《文学遗产》2007年第5期。
- 有学者据《汉书·地理志》折算，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平均每户4.9口强；据《后汉书·郡国志》折算，东汉明、章、和帝时期平均每户5.8口，顺帝以后大约5—5.3口左右。而出土文献《居延汉简》平均人口不过户四人。参阅王彦辉《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与汉代社会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99—103页。
- 杜正胜《传统家庭试论》，《大陆杂志》1982年第65卷第2期。
- 王彦辉《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与汉代社会研究》，第114页。
- 《后汉书·独行列传》谓李充于和帝延平中“征为博士”，由博士（汉武帝之后的博士特指“五经”博士）之征可见李充主要修习儒家经典，且学有所成。
- 李根蟠《从秦汉家庭论及家庭结构的动态变化——兼与杜正胜先生商榷》，《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
- 参阅廖群《厅堂说唱与汉乐府艺术特质探析——兼论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对文本的制约和影响》，《文史哲》2005年第3期。
- 《乐府诗集》，第518、549页。
- 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曾就“丈人”一词考证汉乐府《长安有狭斜行》等与南朝《三妇艳》主题的变化：“古乐府歌辞，先述三子，次及三妇，妇是对舅姑之称。其末章云：‘丈人且安坐，调弦未遽央。’古者，子妇供事舅姑，旦夕在侧，与儿女无异，故有此言。丈人亦长老之目，今世俗犹呼其祖考为先亡丈人。又疑‘丈’当作‘大’，北间风俗，妇呼舅为大人公。‘丈’之与‘大’，易为误耳。近代文士，颇作三妇诗，乃为匹嫡并耦己之群妻之意，又加郑卫之辞，大雅君子，何其谬乎！”
- 杨宽《中国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38页。
-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21页。
- 《乐府诗集》，第518、549页。
- 《乐府诗集》，第549页。
- 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81—82页。
- 郭茂倩引《乐府解题》：“古辞云‘出西门，步念之’。始言醇酒肥牛，及时为乐，次言‘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终言贪财惜费，为后世所嗤。又有《顺东西门行》，为三、七言，亦伤时顾阴，有类于此。”
-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90页。
- 《乐府诗集》古辞《步出夏门行》诗云：“邪径过空庐，好人常独居。卒得神仙道，上与天相扶。过谒王父母，乃在太山隅。离天四五里，道逢赤松俱。揽辔为我御，将我上天游。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伏趺。凤凰鸣啾啾，一母将九雏。顾视世间人，为乐甚独殊。”
- 《东门行》辞曰：“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哺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从歌辞来看，东门之内，是秩序与压迫，是狭小的生存空间与窘迫的生活；东门之外，是对秩序的反抗，是一线生机。
- 王运熙《乐府诗述论》（增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75页。
- 王运熙《乐府诗述论》（增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75页。
- 《古诗十九首》原来也是合乐而歌的乐府歌词，古今学者对此多有讨论。清人朱乾《乐府正义》卷八：“《古诗十九首》，皆乐府也。（《饮马长城窟》）中有《青青河畔草》，又有《客从远方来》，本是两首。惟《孟冬寒气至》一篇，下接《客从远方来》，与《饮马长城窟》章法同。盖古诗有意尽而词不尽，或辞尽而声不尽，则合此以足之。如《三妇艳》及《董娇娆》‘吾欲竟此曲’之类，皆曲调之余声也。古人诗皆入奏，故有此等，后世则不然矣。”（转引自杨合林《古诗十九首的音乐和主题》，《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清人冯班《钝吟杂录·古今乐府论》：“伶工所奏，乐也。诗人所造，诗也。诗乃乐府之词耳，本无定体，唐人律诗亦是乐府也。今人不解，往往求诗与乐府之别，钟伯敬至于某诗似乐府，某乐府似诗，不知何以判之？只知西汉人为五言者二家，班婕妤《怨诗》亦乐府也，吾亦不知李陵之词可歌与否？如《文选》引古诗，多云‘枚乘乐府诗’，知十九首亦是乐府也。”（转引自张清钟《古诗十九首汇说赏析与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24页。）余冠英：“《古诗》的《青青陵上柏》《迢迢牵牛星》《兰若生春夏》《上山采蘼芜》等篇，唐、宋人引用时称为‘古乐府’。其余又有诗句像歌人口吻或体制上带有乐府歌辞的特色，都表明它们曾经入乐。”（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前言》，第5页）钱志熙将十九首定性为抒情歌曲，可能属于东汉的“清商新声”（钱志熙《论魏晋南北朝乐府体五言的文体演变——兼论其与徒诗五言体之间文体上的分合关系》，《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杨合林则以为《十九首》是以赵音为主体的新声（杨合林《古诗十九首的音乐和主题》）。《十九首》中，有相当一部分产生于东汉洛阳，马茂元认为《青青陵上柏》中的“游戏宛与洛”、《东城高且长》的“东城”、《凛凛岁云暮》中的“锦衾遗洛浦”三处地名均指东都洛阳，并进而论断“这一切都说明《十九首》的作者是以洛阳为活动的中心”。
- 两宫，即指洛阳的南宫与北宫而言，是皇帝的居处之所，也是百官上朝之处。
- 双阙，指东汉洛阳南宫北面玄武门旁的玄武阙与北宫南面朱雀门旁的朱雀阙（也称朱雀西阙）。
- 《诗经·秦风·晨风》：“
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毛序：“刺康公也。忘穆公之业，始弃其贤臣焉。”毛序以为此诗之君子指秦穆公那样的圣君，诗歌表达未见圣贤之君的忧伤。《诗经·唐风·蟋蟀》：“蟋蟀在堂，岁聿云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毛序：“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是毛序以为此诗鼓励人依礼行乐。 - 《汉书·地理志》：“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弾弦跕躧，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燕地之）蓟，南通齐、赵，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初太子丹宾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至今犹然。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取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容。后稍颇止，然终未改。”赵地的邯郸，更是女乐培养中心。西汉很多豪门女性都来自赵地。汉文帝的宠姬慎夫人就是能歌善舞的邯郸人，汉宣帝的母亲王翁须也因擅长歌舞曾被辗转贩卖至邯郸（《汉书·外戚传》），杨恽的妻子也是“赵女”“雅善鼓瑟”（《汉书·杨敞传》）。
- 《后汉书·张衡传》：“后迁侍中，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阉竖恐终为其患，遂共谗之。”
- 《后汉书·马融传》：“四年，拜为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是时邓太后临朝，骘兄弟辅政。而俗儒世士，以为文德可兴，武功宜废，遂寝搜狩之礼，息战陈之法，故猾贼从横，乘此无备。融乃感激，以为文武之道，圣贤不坠，五才之用，无或可废。元初二年，上《广成颂》以讽谏……颂奏，忤邓氏，滞于东观，十年不得调。”
- 《乐府诗集》，第501、579—580页。
- 《乐府诗集》，第501、579—580页。
- 王先谦：“高祖爱巴渝舞，令乐人习学之，嗣是乐府遂有巴俞鼓员矣。读《思悲翁》《战城南》《巫山高》三篇，知铙歌肇于高祖之时；读《远如期》一篇，知《铙歌》衍于宣帝之世。推原终始，皆在西都。盖采诗协律，武宣代盛。”参见王先谦《汉铙歌释文笺正》，浙江图书馆藏 清同治十一年（1872）虚受堂刻版。
- 对此笔者已撰文《汉代骚体赋的帝都抒写》（待刊），专门作详细讨论。
- 孙启治《政论校注 昌言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401—4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