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到最遥远的四川去
采访手记
受访者：菲丽丝（Phyllis Donaghy），梁正伦（Alex and er Stewart Al-len）的女儿，时任华西加拿大学校聚会委员会主席。
张颖明，华西差会史研究者。
秦和平，教授，宗教史专家。
巴芙小镇，菲丽丝家后花园，在毗邻的高尔夫球场和几棵粗壮老松树陪衬之下，一大丛中国芍药，在浅翠浓绿之中，爆开一大片粉红，非常抢眼。我们在花园中散步，我对菲丽丝说：“在大邑县新场镇，你的那一番讲话，感动了许多人，也点燃了我对这些往事的热情。”
她似乎想起了三年前的事，点了点头。
2013年6月4日，来自启尔德、苏继贤（W.G.Small）、文幼章、云从龙、饶和美（Homer G.Brown）、梁正伦、陈普仪（R.C.Spooner）等十四个家庭的二十六名加拿大传教士的后代，在成都市大邑县新场镇出席了有关华西坝的百年历史影像馆开幕式和“回家”活动。他们之中年龄最大的八十九岁，最小的也有七十四岁。
梁正伦的女儿菲丽丝，代表华西加拿大学校聚会委员会讲话。
因为激动，她的声音一直在颤抖。她说：“一百多年前，我们的加拿大祖先开始来到这个遥远的国度——中国，这里充满了冒险、期待和希望。四川是他们首选的目的地……六十多年过去了，他们建立了许多医院和学校，并与很多人分享了他们对人类的爱。我们作为他们的孩子和孙子，出生在四川不同的地方，从成都到重庆、自贡、峨眉山等，我们在这个伟大国家度过了童年……每次回来（这是二十年内的第三次），我都觉得我是回家了！”
掌声中，加拿大老人们个个眼圈发红，不断擦拭泪水。
阳光下，那一滴滴泪水在闪烁。我想，那泪水的源头在哪里？
一、高举理想的火炬
启尔德、何忠义（George E.Hartwell）那一代加拿大青年永远记得1888年10月5日，连绵数日的秋雨之后，寒风尖啸着掠过泥泞的道路，似乎要将冬之来临的消息告诉人们。可是，在灯火通明的多伦多火车站，汽笛声震天动地。一千多名热情高涨的年轻人举着火把，高唱圣歌，把第一个奔赴中国的传教士团队送上了火车。青春的面容在火光中闪耀，一双双清纯的眼睛充满圣洁与坚定。临别的嘱咐与响彻云霄的歌声，让所有的参与者感动得泪流满面。
从此，有一支火炬在启尔德和何忠义心中燃烧。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世界宗教史上罕有的一次基督教运动大潮汹涌。“到地球上福音未至的巨大的空白之地去！”激发了多少振翅欲飞的北美青年。到中国去，是许多年轻人的首选。
加拿大原为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居住地，17世纪初开始，法国、英国相继建立殖民地，1763年被英国独占，1867年成为英国自治领，1926年独立。年轻的国家急于在世界之林崭露头角，卫理公会教徒、后来成为安大略省自由党领袖的牛顿·罗韦尔（Newton Rowell）的演说，将雄图大略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正像罗马向世界传播法律，希腊向世界传播艺术，希伯来人向世界传播宗教那样，加拿大人可以在世界福音传播中发挥卓越的作用！”
上帝在召唤，谁能无动于衷？
类似的不无夸张的煽情演说，极大地影响了启尔德和许多加拿大青年。以至一百年之后，加拿大学者阿尔文·奥斯汀（Alvin J.Austin）在《加拿大传教士眼中的中国》一书中评价道：“加拿大救世军传教士，真是幼稚得可怕！他们一心一意坚持这样的信念：仅仅通过皈依基督教就能解决所谓‘异教徒’及其国家所面临的问题……”
加拿大卫理公会正在招募志愿者。启尔德和何忠义分别给总秘书写信，表示愿意去中国，并在申请书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后来，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年轻的史蒂文森（D.W.Stevenson）。
卫理公会对初出茅庐的三个年轻人不放心，请来了精通中文且从1865年就去中国南方传教的老传教士赫斐秋（Virgil C.Hart）作为加拿大传教士团队的领导人。
卫理公会接受了赫斐秋的建议，派遣加拿大传教士深入中国西部腹地。他们首选四川的经济文化中心成都，在那里建教堂，修医院，传播福音。
在奔赴中国之前，启尔德和珍妮·福勒（Jeanne Fowler），何忠义和里娜·里克（Lilla Leake），两对恋人走向了婚姻的殿堂。新娘挽着新郎的胳膊，步伐如朝圣般坚定。她们的爱情如此博大，爱自己的丈夫包含着爱丈夫执着追求的事业。所以，他们在宁静与风险之间选择了风险，在富饶与贫困之间选择了贫困，在现实与梦想之间选择了梦想，在加拿大与中国之间选择了中国。
唱诗班的歌声亲切而又缥缈，他们被歌声轻轻抬起来，有一种飞升上天的感觉。仲夏温暖的阳光，从教堂穹顶的彩色玻璃窗倾泻而下，两对新人沐浴在五彩阳光里。
头顶上和肩膀上微微发热，可是上帝在抚摩着即将远行的孩子？
赫斐秋满意极了，轻轻捋了捋上翘的小胡子。他与卫理公会商议之后，敲定了下一个重要日子：1891年9月1日。
这一天，在多伦多榆树街大教堂，举行了盛大的启程仪式。
在牧师布道之后，赫斐秋率领他的传教士队伍，将手放在《圣经》上庄严地宣誓。
教堂的穹顶，回荡着年轻志愿者永不回头的铿锵誓言。
启尔德发现，就像三年前，在多伦多火车站送别第一批赴中国的志愿者那样，所有人的眼中都闪着晶莹的泪光。
加足燃料的火车，呼啸着，在北美大地奔驰。新铺的轨道还散发着令人兴奋的松木的香气。更让赫斐秋一行兴奋的是，每停一站，都有热情的民众到站台迎来送往，并收到更多的捐款。
在温哥华的三天，赫斐秋在一个华侨举办的大型集会上发表演说，掀起了捐款的热潮。之后，在大型宴会上，华侨们再次慷慨解囊，使募集的善款再次激增。其数额，完全超出他们的想象！
加拿大传教士第一批赴四川的成员（前排左起：赫斐秋、赫斐秋夫人、史蒂文森；后排左起：何忠义、何忠义夫人、启尔德、启尔德夫人）
10月4日，赫斐秋一行搭乘加拿大太平洋航海公司的“中国皇后号”客轮，从温哥华出发，一路向西。
他们是赫斐秋夫妇及女儿、启尔德夫妇、何忠义夫妇、史蒂文森，还有注册护士阿米利亚·布朗（A melia Brown）小姐。
离别的惆怅，在太平洋无边无际的蔚蓝中很快淡去。
一群又一群海鸥，尾随着客轮盘旋飞舞。加拿大的高山、森林渐渐模糊不清，消失在海天尽头。那首唱遍世界的民歌《红河谷》优美的旋律，在风中回荡：
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
我们将怀念你的微笑
………
经历了二十天寂寞的旅程，他们终于看到了一脉山影，那是日本北海道。在函馆加足了煤炭之后，“中国皇后号”便从北向南顺道访问了本州岛的著名城市。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正迅速西化，所有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都受到礼遇。德高望重的赫斐秋一路发表演说，并接受当地基督教会的一次次宴请。
亚洲之行的第一站，让赫斐秋一行深感满意。没料到，天降大灾难，把一切美好印象击得粉碎。
1891年10月28日清晨6时37分，日本本州岛中部发生了8.4级的浓尾大地震。
当时，赫斐秋一行正在用早餐。突然，桌子摇晃起来，房屋轰隆隆地发出可怕的撕裂声。他们反应还算迅速，夺门而出，一口气冲到开阔地。回头一看，好可怕！一根烟筒正倒下来，腰斩了屋脊。哗啦啦！碎砖烂瓦、残梁断柱纷纷砸向餐桌，呛鼻的烟尘扑面而来。他们想跑，可大地还在像筛糠一样摇晃，使他们站立不稳，更无法抬腿，他们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大片院落下沉！
赫斐秋一行蓬头垢面地从尘土中钻出来时，附近的民居已经燃起了大火，浓烟滚滚，遮天蔽日。满耳是呼天抢地的哭喊声，满眼是死里逃生、形同鬼魅的人们。
他们无法前行——一条大裂沟，巨蟒一样横在眼前，像是地狱张开大口，泥浆喷溅，烟雾弥漫。
大地震在一瞬间吞噬了近万人的生命，近两万人受伤！
赫斐秋一行，心情沉重地离开了日本。
11月3日，客轮驶进上海港，尽管他们受到了教友们的热烈欢迎，但坏消息还是不断传来：抵制外国人的活动从湖南沿长江蔓延开来，杀害传教士的事件时有发生……
又一条巨蟒般的大裂沟，横在他们面前！
二、地球上最遥远的四川
四川，实在太遥远了！
卫理公会的老干事阿纳普（Jesse Henry Arnup）感叹道：“遥远，不能以距离衡量，而是要以难以接近来衡量。以此标准衡量，我们选择的这个地区（指四川），当然是地球上最遥远的地方之一。”
年轻的医学传教士在上海休整了三个月，学习中国话，了解民情，最为重要的是听老传教士们讲自己的经历，吸取宝贵的经验。史蒂文森与护士布朗小姐，在漫长的旅途中坠入爱河。一到上海，他俩便走进了婚姻殿堂。当他俩结婚的消息传回多伦多后，时任传教士委员会干事长的萨瑟兰无可奈何地说了句：“让他们去吧。”
布朗小姐本是差会派遣去协助工作的。按差会严格得“让中国人懂不起”的规定，若是结了婚，便取消一切薪酬待遇。这样，史蒂文森将承担起布朗小姐和一个小家庭的所有用度。
1892年2月16日，他们在赫斐秋的率领下，开始了溯长江而上的艰难的航程。
从上海出发，乘坐小火轮，一周后到达汉口。沿途每停一个港口都有一些老朋友上船来看望赫斐秋。毕竟，他在这条江上来来往往二十五年，修教堂、建医院、办学堂，早已遐迩闻名。他的头发和胡须，全都是江风吹白的啊！
启尔德注意到，随着大船小船把大量洋货运往中国各地，洋人接踵而至，无论是寻常百姓还是下层官员，都表现出麻木、冷漠甚至敌意。
离开汉口，船在江上逆风逆水，按之字形的航线避开激流前行。赫斐秋为了保险起见，另外雇了两艘小船同行，却没料到，其中一艘在江中沙洲搁了浅，赫斐秋一行不得不放弃先进的小火轮，耗费了整整一周时间，才使小船重新驶入航道。原本只需要两天的行程，竟拖长到十一天。到达又脏又乱的宜昌码头时，他们被告知，从宜昌到成都，至少还得两三个月。如果不顺利，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离开宜昌的第八天，一阵鞭炮和锣鼓声惊动了赫斐秋一行。有船员指着礁石上的尸体说：“看那边！”
那是一个吸食鸦片身亡的男人的遗体，被扔在一块礁石上，经风吹雨打、水渍日晒，已变得面目狰狞。船员们都不想让他落水，因为按江湖说法，尸体如果投入江中，会变成荼毒生灵的水鬼，造成大麻烦。所以，过往的船员总是大放鞭炮、猛敲锣鼓，避开这最为晦气的一段水路。
面对死者，传教士们画着十字，愿其安息。
船泊港口，赫斐秋去当地衙门买了一块墓地，又花高价请一位当地人去收尸。老传教士自己掏钱，跑路，无声地做着好事，等于是给了同行的年轻人一个解释：为什么我在这条江上拥有那么多朋友。
船入三峡，“高江急峡雷霆斗”。一千多年前，唐代大诗人杜甫就写尽了三峡的险、奇、雄、绝。直到19世纪末，三峡仍是水路入川的必经之路。
抬头望，是直插云霄的千仞奇峰；低头看，是猛顶船舷的一江怒涛。峡风凛冽，吹得人头皮发麻。这时，号子在峡谷中响起了。上百号人，每个人肩膀上都套着绳索，拖着三百米长的纤绳，踩着一个节拍，在陡峻的绝壁上挪动着脚步。逆水而上的船，一寸一寸地前行。到了急流险滩，拉纤的百人，个个身体弯成一把弓，脚蹬石头嘴啃沙，与强大的江流久久对峙着，如同雕塑般屹然不动！
这是怎样的惊心动魄！
西方地理学家说，长江是太平洋伸向中国大陆的最有力量的一只胳膊。到了三峡，更能明白这只胳膊的力量。但是，一百多个血肉之躯，竟然敢与“太平洋的胳膊”较量，他们凭着无与伦比的坚韧，拉得长江水倒流！
阿纳普说，号子响起来的时候，峡谷中凄厉的风声会突然消失。不，这不是高峡屏住了呼吸，而是号子压倒了风声、雨声、雷电之声。震天地，泣鬼神！
赫斐秋说，通过三峡的游客，没有一个不称赞那些普普通通、衣衫褴褛甚至赤身裸体的纤夫。
有两个细节，由赫斐秋一一指点，让年轻传教士们大开眼界。
一个细节是，那些纤绳不断勒着江边的礁石，竟然在礁石上勒出一道道又长又深的纤痕。
另一个细节是，在悬崖上搭建的神龛，明明灭灭的香火以及镌刻在石壁上又被杂树野草遮掩而变得不太完整的宏大的书法作品，是怎样经千百年风雨，传递着中国文化精神？
三峡，让加拿大人心灵震撼。
在窄小的船上栖身一个多月之后，他们终于看到了两江交汇处，一座雄伟的山城以及山上的白塔。
重庆，到了！
可以想象，已经在长江上折腾了近三个月，快要耗尽精力的传教士们，望着朝天门码头那层层叠叠耸入半空的台阶，该要鼓起多大的勇气，才能拾级而上？但是，他们毕竟走进了四川盆地。
传教士们都觉得坐滑竿被抬得高高的有一种悬空的恐惧感。在重庆，他们做出决定，不坐滑竿，继续乘船，经泸州、宜宾、乐山，走水路去成都。
5月9日，他们到达乐山。
5月21日黄昏，船驶入成都东门码头，赫斐秋一行终于来到了建城二千三百多年都没有改过名字的成都。
赫斐秋说：“我们终于来到了马可·波罗称赞不已的成都。在万山丛中，还有这样一座繁华的大城市，真是个奇迹！成都平原是一块南北长约两百公里、东西宽约九十公里的平坦大地。想一想，这块比安大略省还小的地方，却养活了相当于美国三分之二的人口，可见人口多么稠密！我去过成都附近的峨眉山、青城山，这里是风景优美，夏季极为凉爽的避暑胜地。还有盛产井盐的非常富庶的自贡。我还考察过这里的多种农产品，品尝过这里的柑、橘、桃、李、樱桃等水果，真感觉到这里是流着蜜和奶的丰饶之乡，中国人叫它‘天府之国’,也就是‘上帝的粮仓’。遗憾的是，这样好的地方，传播福音的声音却如此微弱。对于基督教而言，还有好多处女地！我相信，我们会从成都开始！”
对于成都的地位，传教士们的头脑是极其清醒的。华西，北联中亚各国，南接南方丝路，是亚洲角逐的场所。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最富饶、最富有战略意义的省份之一。这块理想之地，怎能不让人激发起创功立业的强烈欲望？
赫斐秋的乐观情绪，感染了年轻的传教士，大家都在愉快地忙碌着。只是，珍妮·福勒一走上街，就会有一大群孩子叫着吼着：“洋婆子！快来看洋婆子！”立即引起了一阵轰动。
珍妮总是以她那甜甜的微笑，回应孩子们的围观。
进入7月，狂降大雨之后，又是连续的高温，蚊蝇开始乱飞，瘟疫开始流行。霍乱突然在成都爆发，每天竟有五六百人丧生。送葬队伍那凄厉的唢呐声、凄惨的哭叫声，撕裂着大街小巷。
卫生状况如此糟糕，内科医生如此稀缺，面对猖狂的病魔，启尔德也束手无策。
更令启尔德猝不及防的是，珍妮倒下了！
没有任何药物能挽救珍妮。狂泻与呕吐无法止住，她来不及说任何话，脸色由白变青，眼睛深陷下去，浑身变得冰凉，还不停地战栗、抽搐。发病后仅仅十八小时，她便停止了呼吸。
启尔德痛不欲生，整个传教会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
珍妮·福勒，忠实地伴随着丈夫，历经约一万八千公里的艰难跋涉，来到成都才两个月，便结束了二十五岁的年轻生命。
珍妮·福勒留下的照片极少。一百多年之后，面对这第一位死于成都的医学传教士，她青春的面容、含笑的眼睛，仍让人深为痛惜。《红河谷》的歌词太经典了：
你的眼睛比太阳更明亮
照耀在我们的心上
………
三、“早产儿”——福音医院
自从踏上成都的土地，赫斐秋就忙得不可开交。
他终于在玉器店密集的玉沙街租赁到一栋由砖块和砂浆砌成的房子，墙面洁白，窗户很大，通风采光均好。由于传说此院子“闹鬼”，当地人很忌讳，所以一直空置下来。经过石碳酸肥皂一番清洗之后，它不仅成为三家人的住所，还安置了一个礼拜堂、一个临时诊所。
入住之前，6月24日，赫斐秋开了一间阅览室，墙上挂着成都教会团队活动的日程表，桌子上堆满了宣传材料。图书管理员说，当天就有上千人挤进了阅览室，非常热闹。
但是，在阅览室开放的第二个星期日，举办礼拜仪式时，除了五个华人雇员、一名图书管理员和一个邻居的小男孩，没有更多的人参加。那名图书管理员，因为笃信佛教而对传教士的宣教表情漠然，让赫斐秋大失所望。
7月初，赫斐秋去上海接他的妻子和女儿。
而启尔德为了从失去妻子的沉重打击中挺过来，便没日没夜地拼命工作。他选定了四圣祠街的民房，将其改造成诊所，还在旁边砌了一间药房，起名“福音医院”。
这应当是西医入川的起点。福音医院后来发展成为仁济医院，仁济医院又成为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的“孵化器”。百年之后，华西医学中心所属各医学院和附属医院，成为中国医学的“西天一柱”。
事实证明，福音医院是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
首先，医生与患者语言无法沟通，交流非常困难；其次，除了少量的教徒来看病，诊所一直冷冷清清。加之民众对西医一无所知，存在着很严重的畏惧心理，以致有些孩子经过医院门口想看看稀奇，都会被父母凶巴巴地拉走。父母们脑袋里装满了各种谣传，担心娃娃会被洋人挖眼睛。
启尔德什么办法都想过了，甚至花钱请更夫在打更时喊完“各家各户，小心火烛”之后再喊几嗓子：
各家各户，注意听到！
洋人诊所，都在说好！
免费看病，分文不要！
四圣祠街，要去请早！
夜深人静，每当听到“梆——梆——梆”的更声和更夫的吆喝声从漆黑的小街深巷传来，启尔德不由得阵阵心寒。他从一更数到三更，指望经更夫召唤，明天多来几个病人。
对于古老的成都来说，洋人洋诊所的出现，仅仅是死水微澜。因为当时中国这个大酱缸，实在是深不见底，难以搅动。
洋人诊所开业三个月之后，不得不暂时关门歇业。
启尔德和他的同事在油灯下恶补中文，还请了老师教他们说四川话，进步非常明显。他还从他的姓Kilborn中得到灵感，给自己起了个意味深长的中文名字：启尔德。
依赫斐秋的主意，启尔德雇请了三位私塾先生，请他们每人带二十名学生，组成一个学校。上午由私塾先生教孔孟、读圣谕；下午让洋人教数学、地理，然后趁机讲一些《圣经》故事。
那时，西学之风已从清廷无法关严的门缝中吹进来。张之洞、李鸿章等重臣都在反思：为什么年轻如孩童的西方列强会轻而易举地打败老大帝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正在酝酿之中，与上层官僚多次打过交道的赫斐秋已敏锐地察觉，除了医学，教育也是传教士打开局面的突破口。
洋人诊所也开始在成都有了好的口碑。
一位因白内障而双目失明的老人，骨瘦如柴，一袭长衫如挂在晾衣架上飘荡。他一只手用一根长竹棍探路，另一只手敲着带铃的小钹，当当当地响着，摸索着找到了福音医院。史蒂文森干净利落地给他做了白内障剥离术，几天之后，为他拆开了纱布。
老人眨眨眼睛，居然看见了自己的手。他喊道：“我看到了，看到了！”他让医生退后几步，笑容可掬的洋医生清晰地出现在眼前。
重见光明的老人，在茶馆里大谈西医的神奇，吸引了众多的茶客。此后，他积极参加教会活动，成了洋人诊所的义务宣传员。
几天后，一顶八抬大轿来到医院门口。差人气喘吁吁地说，某官太太生命垂危！轿夫们一路小跑，把启尔德抬到官邸。
启尔德要求见病人，却被婉拒。因为“男女授受不亲”，一个陌生男人走进女人卧室是不合礼仪的，况且还是个外国男人。万般无奈之下，只能由启尔德问一句，通过仆人转达女主人，再由女主人回答。有些复杂又敏感的问题，通过仆人反复问也没有弄清楚，甚至越问越让人糊涂，急得启尔德只好耸耸肩头，把手一摊，表示无能为力——医生连病人都没有见到，让我怎么做诊断，怎么开处方？启尔德只得坐轿子返回福音医院。
第二天，大轿又来了，他们不容分说地再次抬走了启尔德。
到了官邸，才发现异样——为了让洋医生看到病人，墙上开了一个洞。官太太被人扶起，通过墙洞与启尔德见面了。
测量了血压、脉搏，看清了舌苔、喉头，特别是扁桃体明显的炎症，影响了进食。多日发烧、不进食，当然身体虚弱到极点了。
经启尔德的诊治，这位官太太很快痊愈。
这件事对所有医学传教士都是寓意深刻的一课：对于西方医学，中国传统是一堵顽固的墙，但只要有耐心，墙上就会出现洞，最终墙是会被拆掉的。
四、三峡炉火，点燃爱情
1893年2月，在赫斐秋和启尔德的期盼中，第一批增援力量到达成都。他们先在上海滞留了半年之久，又在三峡遭遇了船只失事，一路惊险，与死神擦肩而过。
这批传教士中，最为出众的就是恩迪科特（James A.Endicott）。
他是一位生活贫困的英国农场工的儿子，在全家十一个孩子中排行老四。十七岁那年，他移民加拿大安大略省，给大哥当家庭油漆工。他离开那个直接沐浴女王恩泽、无比强大繁荣的英国，只是因为不喜欢摘下礼帽向贵族行礼，更难以继续去过父亲那种“对士绅点头哈腰”的生活。在加拿大相对自由的天地，他勤奋好学，1893年毕业于曼尼托巴大学卫斯理学院哲学系，并获得金质奖章。他并没有被学术上的辉煌前景迷惑，而是选择了献身于海外传教，以受封牧师的身份，带着新婚妻子踏上了去中国的路。
恩迪科特后来起了个中国名字：文焕章。
他的儿子文幼章后来成为享誉全球的和平战士。
第一批增援力量到达上海之后，启尔德被派往上海，迎接他们入川。顺风顺水是如此快捷，仅过了四天，就从重庆到了宜昌。
这批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员是丽塔——艾尔福丽塔·吉福德（Alfretta Gifford），她是当时极少数能进入多伦多大学女子医学院的一位优秀女生，1891年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受英美会女布道会的邀请，准备到成都建立一所妇女儿童医院。
再次溯长江而上，在漫漫旅途中，启尔德和丽塔发现了彼此之间有太多的共同语言：同是医学博士，同是在东部农场长大，同有一个目的——甘冒一切风险去最遥远的中国四川。尽管丽塔比启尔德大三岁，但启尔德却处处表现出庇护与关照女士的绅士风度。
船入三峡，已是黄昏。落霞映照下的江水，如在大火中沸腾翻滚，发出一浪高过一浪的吼声。纤夫们已经非常疲惫，掌舵人视线开始模糊不清。“轰隆”一声巨响，船突然撞上暗礁。剧烈的震动，惊呆了所有的人。
船头被撞破了，水凶猛地涌进船舱。顿时，全船大乱。
幸亏触礁处离岸不远。启尔德和船工一道，一次次往返跑，在沉船之前抢出了钱财、衣物和大大小小的行李箱。丽塔也参与了搬运行李，却不慎滑入水中，被启尔德迅速救起。
河滩上，堆满了行李箱，聚集着浑身湿透的人们。秋风带着寒意，吹得人浑身打战，牙齿咬得咯咯响，双脚止不住地乱跳。启尔德凭着几句别扭的四川话，跟一位老板比画了好半天，才弄来了一只炉子、一堆煤炭，很快生起了火。
夜幕降临，炉火熊熊。丽塔看到启尔德还在忙着帮助同伴烤干衣服，在灾难突然降临时，他是如此沉着、镇静、有条不紊，真有那种令女人着迷的男子汉的担当精神。启尔德也看到丽塔在困境之中还不停地开着玩笑，这样乐观、开朗、上进的女人真是罕见的宝贝！
橘色的火光中，他们彼此欣赏着对方的美，不知不觉心就靠得更近了。他们都在想，未来怎么办？
启尔德终于说话了：“你得跟我在一起，我绝不能放走你！”丽塔笑道：“我就没想到过离开你。”
真要多谢那块暗礁，撞出了关键的四天，让启尔德和丽塔的爱情火焰迅猛燃了起来。
亘古长流的大江，见证了他们的爱情。
1894年5月21日，丽塔披上雪白的婚纱，让启尔德牵着手，在新建的教堂草坪上举行了婚礼。
丽塔也起了个中国名字：启希贤。
如今，我们可以看到一百多年前那张结婚时的合影：前来祝贺的大清官员头戴花翎，一身官袍，不苟言笑，目光呆滞；洋教士们头戴瓜皮帽，身穿长马褂，连洋女人都穿中式服装，一个个表情自然；而中国妇女则诚惶诚恐，显露出几分怯懦。他们簇拥着喜气洋洋的启尔德、启希贤夫妇，组成了一个时代的表情。
1894年5月21日，启尔德与启希贤在成都结婚
按差会的规定，启希贤一旦出嫁，就会失去传教士的一切待遇。之后的若干年，她都是无偿服务。
启尔德、启希贤婚后三天，就去了乐山。不是去度蜜月，而是去创办医院。
他们在青衣江畔的白塔街租赁了一间民房，经过一番修葺用作诊所。启尔德和启希贤分别接诊男女病人，每周在诊所问诊四天。他们的好名声很快就传开了，一天的就诊量就达到八十人！
他们还经常坐轿子出诊。启希贤挽着发髻，身穿中式大褂，完全是本地妇女的打扮。对于女病人而言，患妇科病的许多“难言之隐”可以向她讲，很快就会得到治疗。四川话说得越来越纯熟的启尔德，不时用句玩笑话来缓解病人的紧张情绪，获得了病人的高度认可。
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三江汇流处，坐镇千年的世界第一大坐佛，让他们赞不绝口；群山之上，云缠雾绕，高耸在天穹下的峨眉山，让他们流连忘返。
秀丽的山川，丰饶的大地，更是孕育生命的摇篮。1895年4月7日，大儿子启真道（Leslic Gifford Kilborn）诞生于乐山。能够解读中国文化的启尔德，深谙“真”“道”二字的内涵。儿子的名字，寄托着他的希望。
启尔德的四个子女和八个孙儿孙女（包括外孙、外孙女）均出生在四川。这意味着启尔德完全兑现了他的誓言，像一棵大树，在异国他乡扎下了深深的根！
1895年5月，赫斐秋在成都主持修建的新教堂已经吸引了更多的教民；启尔德在四圣祠街开办的诊所也收了住院病人，正式成为福音医院。端午节之前，经常在成都、自贡、乐山巡诊的启尔德夫妇，兴冲冲地带着儿子回到成都。
谁也没有料到，成都会成为一个即将爆炸的火药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