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牛津与金伯利
在金伯利独自一人的时期，罗得斯得过一场大病，这使他意识到，绝不能对自己的柔弱体质掉以轻心。在库里家人的精心照料下，罗得斯恢复了健康，但直到兄弟们回来时，他仍然很虚弱。为了完全康复，罗得斯在1872年时和赫伯特一起进行了一次到德兰士瓦的长途旅行，弗兰克则被留下来管理矿地。赫伯特心思活跃，他在听说德兰士瓦发现黄金的消息后就想去看看情况。乘着从年轻的斯库利那儿借来的车，赫伯特和罗得斯沿着传教士之路进入贝专纳兰，一路远行至马弗京（Mafeking），然后转向东，进入南非共和国（South African Republic）
，经比勒陀利亚至低地区（Low Country）的马拉巴斯塔德（Marabastad）和东面的穆尔奇森（Murchison）——这两个地区都发现了黄金。随后，两兄弟慢慢往回走，从米德尔堡（Middleburg）踏上高地区，回到一别数月的金伯利。这次长途旅行使罗得斯深深地爱上了南非这个国家，还有这里的人乃至野兽。这种对南非的爱呈现在罗得斯的每一次演讲中，这种爱总是能真切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很多年后，当谈起自己最初在南非独处的岁月时，罗得斯总是会提起他在南非开阔大地上旅行的所见。他会说：“在这个国家的很多地方旅行，对我来说意味良多。我很幸运能看到离群独处的跳羚，我总是想，孤独于它而言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意味，总是想知道它如何度过一天又一天。但是我也会想，当时候到来，它总要回到它所属的群体，那短暂的独处也许会加强它对群体的眷恋。”在德兰士瓦停驻下来后，罗得斯买了一块3000英亩的农场。但对当时的罗得斯来说，买农场只是浪费钱，因为他已不会再全心地投入农场经营；然而，在德兰士瓦的经历使罗得斯可以在1897年面对南非委员会（South Africa Committee）时自豪地说，我了解德兰士瓦，我在那儿已经25年了，我不会忘记那里的布尔人朋友的热情和纯朴。
在这场几近孤独的旅行中，罗得斯更真切地看到了这个国家，看到了这个国家的问题，这些都给他深深的触动，并推动他去追寻一个比采掘钻石更加伟大的梦想。“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实现自我”，一如他曾梦想如何在牛津学习和发展自己一样，罗得斯总是期望做一些超越于积累财富之外的事情。当然罗得斯并不是不喜欢钱，在这点上他非常坦白。对罗得斯来说，钱一方面可以供他上牛津和实现其他的梦想，另一方面他其实也享受那种通过努力和博弈来赚得金钱的过程。但在离开金伯利之前他必须先处理一些事情。赫伯特厌倦了钻石矿上的生活，他将自己的份地卖给了德比尔斯纽拉斯公司（De Beers New Rush），然后离开罗得斯，遁入荒野。罗得斯转而与拉德合伙，让他来照管矿地事务。罗得斯从纽拉斯公司离开，在老德比尔斯地区（Old De Beers）购入矿地，拿他的话来说，这是一些不错的小块地方，但这些矿地不久就成为他财富的主要基础。
1873年，罗得斯和弗兰克一起回到英格兰，弗兰克开始在骑兵队中担任军官，而罗得斯则正式入学牛津。罗得斯试图进入大学院（University College），那里有他的老朋友罗伯特·耶尔堡（Robert Yerburgh）。但是，大学院拒绝了他们认为文化水平不高的罗得斯，因为他的拉丁散文科目未能过关。这样，罗得斯就作为一个普通及格生（passman）去了奥里尔学院（Oriel）。罗得斯一直没有住学院的宿舍，而是和耶尔堡以及其他几位朋友在一起，他们大部分是基督学院的学生或者大学院的本科生，具体的住地有时是在爱德华国王街（King Edward Street），有时在高街。实际上，罗得斯似乎也很少去奥里尔，因为据说他不喜欢那里的餐食。
当然，牛津很少有学生会像罗得斯这样说不清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也很少有学生像他这样看起来只是在牛津逗留，他们都有很多事情要做，都努力地要拿到学位。几乎从一开始，罗得斯的牛津大学生涯就不是那么顺利，就像他那时的生活一样。他还是没有摆脱孱弱的身体状态，同时又发现潮湿的天气不断侵袭他的肺部。到第二学期时，罗得斯因湿寒侵袭而大病了一场，这严重地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当时医生甚至说他只有六个月可活，即便他立即回到南非去呼吸干净新鲜的空气。不管怎样，回到南非已是必须。在金伯利的两年时间里，罗得斯在不断的户外活动和朋友的照料下又“活”了过来。然后，在1876年，罗得斯又回到牛津。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罗得斯完成了部分学期的学习，但总是会在长假期时回金伯利。直到1881年，罗得斯才完成最后一个学期的学习任务并拿到学位。那时，罗得斯28岁，已经掌握了巨额的财富，并成为开普殖民地议会中的一颗新星。
尽管在接受学位时已是一名富翁，但初入学时罗得斯也只能算一个普通的新人，一度还为钱的事困扰。在第一学期写给拉德的一封信中，罗得斯说：“我一醒来就发现一大堆下面签着我名字的费用单据需要处理，这是四、五个月积累下来的。”罗得斯说他不得不向拉德的哥哥借钱，“我很不愿意欠任何人的钱，但现在我身无分文，也不想麻烦我的父亲。而英格兰的人们都令人怀疑，他们对每张汇票还要收4％的费用”。两年后，罗得斯因为要付一笔50英镑的费用，而不得不决定长假时在家学习。但是，这些经济方面的困难都只是暂时的。罗得斯在金伯利的矿地是一项需要长期关注的业务，这也总是会吸引身处牛津的罗得斯的精力。除了在长假期间去金伯利外，当时南非经济出现的其他机会也吸引着这个牛津大学的本科学生。在给合伙人拉德的信中，罗得斯讨论了购买新份地的好处和坏处，他表示强烈反对因行情不好而抛弃旧有的份地，因为一场新的份地争夺可能即将出现。罗得斯谈到了他与对手公司秘书人员的交流和对哈顿花园（Hatton Garden）钻石商的拜访，以及向他们陈述的自己对国际政治及其对钻石市场影响的看法。罗得斯讨论了制冰机和抽水机的问题，这些是按合同规定要满足的相关合伙人的需求，他交代拉德要将金伯利矿地对设备的鼓风装置和离合装置的特别需求明确告知设备制造商。罗得斯还急切地要求拉德作好一切准备，不要只是顾着抽水机。在一封信中，罗得斯为他在坦普尔吃晚餐的决定感到后悔，当时正是学期快结束时。他说：“我对过去的一年进行了平静的审视，我发现由于我的不专业而亏掉了3000英镑，我因为害怕失去某一次机会而失去了三次机会，我发现我真的是不够专业，……我现在太谨慎了。”除了打算提升投资经营水平外，罗得斯还决定将在汉普斯特德（Hampstead）的一处资产作为储备金，这是他此前花6200英镑购买的，而这笔储备金将划出一半归拉德支配。在谈及这处资产时，罗得斯说它地理位置优越，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都会增值，因为它离在城市中心设站卸货的铁路只有3分钟的路程。有了这笔储备金，罗得斯和拉德会觉得有了很多安全感，因为钻石矿地的所有权益都充满风险。罗得斯说：“给我两年时间，你将发现，我在回归时会是一个具有双倍水准的投资家。而这整个夏天，我能做的就是努力读书、学习。”
尽管有商务和投资事务的牵扯，罗得斯还是要比大学内的很多人努力。罗得斯以自己的方式读书学习而很少去上课，他对一名主管教务的主任说：“巴特勒先生（Mr.Butler），你就让我自己学习，我会通过考试的。”罗得斯并没有食言，尽管断断续续，但他是真的对书本感兴趣，因为他觉得读书是有用的，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关于大学的课程科目，罗得斯也有自己的想法，他写信给拉德说：“我的几位老师和我有些分歧，我非常想去埃普索姆（Epsom），但是我想他们不会同意。从金伯利来到这个地方，这已经很奇怪了。”罗得斯也参加了一些俱乐部，这些俱乐部往往更强调学习之外的事情，比如布灵顿俱乐部（Bullingdon）、文森特俱乐部（Vincent's）和共济会（Free Masons）。在成为共济会成员的欢迎宴上，罗得斯因自己的率性而造成了一些麻烦，他揭穿了一些戏法的秘密，尽管当时主持人对他进行了批评，而他的朋友也试图把他拉走。有一段时间，罗得斯也是一个令人厌烦的人。他的朋友大多数都安静自持，很多人在后来的政治或者商业生涯中取得了一些成绩。罗伯特·耶尔堡是他们一群人中的一名领袖；邓巴尔·巴尔顿（Dunbar Barton）后来成为爱尔兰的一名法官；马古雷（Magurie）后来成了万灵学院（All Souls）的一名研究员，再后来则是英国南非公司的一名董事；此外，还有后来受封成为爵士的查尔斯·梅特卡尔夫（Sir Charles Metcalfe）。还有一些不那么熟悉的人，比如研究近代法国史的专家博德利（Bodley）、德斯博罗和唐汉姆勋爵（Lords Desborough and Downham）、阿诺德·福斯特（Arnold Forster）、田尼森·德因柯尔特（Tennyson d' Eyncourt）和罗塞尔（G.W.E.Russell）。在这群人中，罗得斯属于那种话多的人，这大概是因为在金伯利待过的缘故，在那里他总是对熟人畅所欲言。罗得斯有一个相当天真的习惯，他会拿出一些他刚从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著作里面读到的文句，坚持要让大家一起讨论。这种讨论往往会引起一些辩争，即便是最不关心这种事的人，也会偶尔展示出引人注意的地方。这种习惯在罗得斯后来的生涯中一直有体现，他经常会让一些人迷惑，但他发现破解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整理自己的思绪，确定地抓住某一点。在一些情况下，他与他的朋友同学显得格格不入。他是那一群人中年龄最大的，没有正儿八经地上过公学，因而对生活本身似乎有更多的见识，但又总会有一些不寻常的言行。他有时会揣一口袋钻石去给朋友们欣赏，引诱他们去金伯利，他也总是向他们表达对努力工作原则的不同理解。他对一个试图以写作为生的朋友说：“你不应该干那种事，那不是一个男人该做的事，那就是瞎吹牛。每个男人都应该有更积极的工作。”
尽管与同辈周遭的人有很多不同，但“牛津精神”——难以界定却易于识别——仍灌注入罗得斯的心灵。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牛津体系的基石和荣耀之源，它热烈地呼吁年轻的男子发挥自己的全部才能，获得人生的快乐和价值，这对于罗得斯来说是一生动力的不竭源泉；吉本（Gibbon）也是“牛津之子”，并且是最为特别的一位，他传导给罗得斯的是政治原则的基础，并使罗得斯意识到罗马统治世界的重担现在落在了英国人的肩上。在牛津的日子里，罗得斯也聆听了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的新福音传播，他将美德和为公众服务的理念带给那个被丑陋和商业自利而扭曲的年代。当时整个大学里的人都涌去听拉斯金的演说，本科生和研究生每天都去辛克西（Hinksey），脱下他们的外套，在拉斯金经过的路上劳作，以理解劳苦、无私工作的意义。从语言层面来说，拉斯金的讲话并不算流利，但其热情却能说服那些人，让那些人认识到他们的工作是一个无私国度的居民的义务。在年轻的牛津学生的耳中，在罗得斯的理解里，像“有一种命运现在于我们是可能的”这样的言辞带着神谕的意味。“当最伟大的事物摆在一个国家面前时，它要么接受要么拒绝。我们仍然是未退化的种族，我们的种族仍包含着最优良的北方血液；我们的韧性仍然存在，我们仍然有坚定的力量在统治的同时循蹈高贵……你们这些年轻的英格兰人，将会为你们的国家再造一顶众王之冠；对整个世界来说，这个帝王之岛，将会是光明的源头和和平的中心。学习与艺术的女主，经过时间检验的原则的守护者，正面临着甜梦和热欲的打磨；在诸国的残酷和吵闹妒忌混杂的世界里，一些人正以奇特的方式礼拜，他们会给人以祝福吗？……这就是英格兰要面对的命运，要么勇往直前去做，要么灭亡：她必须尽可能地发现并占领尽可能远的殖民地，以此熔造最具活力和最有价值的人；她必须在每一块‘无主’的膏腴之地上立足，并教导那些殖民者，他们的主要价值是效忠国家，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在陆地和海上增进英国的力量。尽管他们生活在遥远的土地上，但他们并不会因此而感到与自己的祖国隔离，因为祖国舰队的航海者们，也漂浮在遥远的海上……如果我们能找到乐于以自己的身躯去阻挡敌人的炮口以表达对英国的爱的人，那么我们会发现还有人愿意为这个国家耕耘，以平静和正直来看顾这个国家，为她生养孩子并教导这些孩子爱她，这些人也将能沐浴在她的荣耀光辉中，而不仅仅是热带天空的阳光之下……你们可能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但其实是可以的。如果愿意的话，你们当然可以拒绝这个理想，但看看能从这个理想中收获多少吧！我所吁求于你们的，就是要你们为你们的祖国和你们自己确定一个目标——不管是多么有限的一个目标，这样你们就可以坚定而无私的前进！”
这样的话语对罗得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把这些话语当作是自己最伟大的“资产”的一部分。在一份手写的文件中，罗得斯说道：“你有很多种本能——信仰、爱、赚钱的欲望、雄心、艺术和创造，这些对于一个人来说都是最好的东西，但是如果你不同意我的看法，而只相信用你的灵魂去思考和工作，那么我也觉得你会是最好的。”这段话清楚地呈现了拉斯金话语的影子。在南非扩展自己事业的过程中，这些话语深深地印入罗得斯的脑海，指引着罗得斯，使他可以辨别未来模糊的影子。
但对于罗得斯来说，老师的激励和讲授还并不是牛津生活最有价值的部分。一丝不苟的学术精神和对真理的真切追求也塑造着学生的自由思想和不拘泥于传统的精神，牛津人一代又一代不停地研讨更新着政治、宗教和道德生活中的共同信仰，持续地为国家的伦理准则注入新鲜的血液——所有这些，都使罗得斯兴奋并受触动。在牛津，罗得斯失掉了一些生硬和爱讽刺的坏习惯，但他从未忘记那些年所收获的东西。当回到南非时，他清楚地向他的朋友们呈现了牛津对自己的影响。有一次，他对朋友亚历山大（Dr.Alexander）说：“主教先生，您知道从牛津出来的人在公共生活中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吗？牛津的体系就其最完整的形式而言，看起来非常不切实际，但无论你把目光投向哪里——除了科学领域外，你可以发现处在顶端的都是牛津人。”因此，当罗得斯想要一位年轻人帮他去做一些事时，他总是把寻找的目光投向古老的母校，而他也总是愿意对访问南非的牛津青年表示热烈的欢迎。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当悲伤、痛苦和孤独来袭时，罗得斯总是能在访客谈起马修·阿诺德的句子时展开笑颜，他喜欢听这样的句子：“美丽的城市，多么庄严，多么动人……”这样的句子似乎能使他忘记一些痛苦。罗得斯总是觉得没有更好的礼物献给他爱的那个国家。而在他看来，他能做的就是将青年送往牛津，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力量就是来自这个大学。
1873年，罗得斯乘船回英国，在大西洋中与一艘离英的船交错，当时那艘船上有一位乘客名叫巴内特·伊萨克斯（Barnett Isaacs），他是一位犹太拉比的孙子，其父是怀特沙佩尔（Whitechapel）一个小鞋店的店主。当时18岁的巴内特唯一的资本是60盒雪茄，这是他多年积攒的成果。他的兄长哈里（Harry）对他说在钻石矿地进行投机有利可图，于是他就受到吸引，决定到南非去试试运气。在去往金伯利的途中，巴内特卖掉雪茄，赚了一笔钱，然后他开始施展自己的商业本领，很快就在矿区小有名气。巴内特会直接到正在开挖的矿地上，在分拣桌上收购还粘着泥砾的钻石，此时的收购价格能保证巨大的利润空间。巴内特改了一个叫起来显得更可亲的新名字：巴尼·巴纳托（Barney Barnato），他以一天一个金币的价钱租了一个棚屋作自己的办公室。他还从一名退休的钻石贩子那儿买了一匹瘸腿的老马作为交通和运载工具，因为他发现这匹老马总是出现在能出产最好钻石的分拣桌前和一些交易商的棚屋前，他觉得这匹马能起到很好的商务联系作用。巴纳托的生意做得很红火，在1876年——这时罗得斯在牛津——这一年，他的资本增加到3000英镑，而他马上把这些资本拿出，在金伯利买了4块最好的份地。这种敏锐的买卖嗅觉使得巴纳托逐渐拥有了越来越多的份地，经过七年的时间，当初带着5打雪茄来到南非的巴纳托已有足够的资本，他拥有了自己的公司：巴纳托兄弟公司（Barnato Brothers）。公司既做钻石的买卖，也从事份地矿权的交易。与此同时，罗得斯也在持续地收购份地。最终，巴纳托和罗得斯开始面对面，争夺钻石矿区的控制权。
在发现可采掘钻石的干地矿带后，南非的钻石业曾经历了一段令人兴奋的发展高潮，但随后就陷入严重的衰退。造成这一衰退的原因有多个。蕴藏钻石的“黄地”（yellow ground）深达50—60英尺，在采掘者的热情推动之下，这些地方很快就被挖完。而再往下，钻石蕴藏在由页岩构成的椭圆形矿脉中，这是一层蓝色的角砾岩复合层，被称作“蓝地”（blue ground）。当时尚不清楚“蓝地”到底有多深，也不清楚“蓝地”的蕴藏量如何，但大部分采掘者都认为在“黄地”之后就没有钻石了。而此时，一些采掘者也与占有土地的农场主在份地收费问题上发生纠纷，这也影响了钻石业的发展，这些纠纷直到1875年英国政府买下包含德比尔斯和金伯利钻石矿地在内的沃鲁伊兹苏特农场后才解决。连接每块份地之间的道路也是一个问题，它们除了不便于交通外，还常常引发相邻份地占有者之间的纠纷；而当时的采掘方法也带来越来越多的麻烦，因为每块份地都有独立的用于从矿井提土的架子、铰链和绳索，这些装置形成一张张巨大的密网，它们各自都很复杂，与此同时还互相妨碍。而且，各矿地开挖出来的堆土容易出现滑坡，有时会将正在开挖的矿地掩埋，矿井透水和矿区洪水也会带来麻烦。更为重要的是，1875年钻石贸易的萧条造成了随后数年钻石市场的萎缩和价格不佳。所有这些困难迫使很多采掘者在绝望中放弃，将自己的份地转卖他人。
然而，罗得斯从未绝望过，因为他放眼长远，觉得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困难都会得到解决。他和巴纳托都相信钻石矿地的繁荣不会因为“黄地”的钻石被挖尽而终止，尽管当时还没有任何科学的依据，但他们都相信“蓝地”也会有钻石，而这种本能的相信最终也得到了开普矿物地质学家的确认。而对于其他的困难，诸如矿脉下沉、洪水、运输不便等，罗得斯也有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将资本和利益整合起来。弗洛德在1874年访问金伯利时已看到了整合的必要性，他觉得这样可以保证以最佳的效用和成本使用机器，同时也可以规范调节钻石生产——对此，巴纳托和罗得斯可以说想到了一块儿。而要进行整合，有两条途径：一是推动矿区各份地实行联合，让大家一起为共同的利益而工作，特别是像抽水和运土这样的事；二是将某一矿区乃至多个矿区的份地归到尽可能少的几个人或公司手中。
罗得斯觉得这两种方法都可以试一试，因此，他就利用自己的资本和关系来展开活动。罗得斯联合拉德、阿尔德森（Alderson）在德比尔斯和杜托伊特斯潘矿区建立起矿业委员会（Mining Boards），共同协调开展抽水业务。通过压低价格，他们打败竞争对手，获得了一些抽水业务的合同。由于缺少抽水机，罗得斯当时差点拿不到合同。但是，罗得斯花1000英镑的高价从西维多利亚（Victoria West）一个并不是那么情愿的卖家那里拿到了设备；然后，他还得花120英镑把设备运到金伯利。由于一时没有足够的现钱，罗得斯就说服布尔运输商让他赊账，而实际上这名布尔人此前从未见过罗得斯。在后来的岁月里，罗得斯从未忘记过这位信任他的布尔人，并且一直因此事而对布尔人尊重有加。抽水业务并没有赚多少钱，因为机器的引擎和调节装置总是出故障，有一次罗得斯在看守机器时忘了加水，结果造成锅炉爆炸，为解决这些问题和事故，罗得斯又花了不少钱。但是这项业务让罗得斯在矿区脱颖而出，后来他的合伙人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继续经营这项业务。在牛津时，罗得斯通常会用115英镑到140英镑的价钱买抽水机，这可比1000英镑便宜不少。而利用抽水业务赚得的钱，正是罗得斯和拉德第一家公司的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