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清以来文学中的广府商业风情
苏木沉香劈作柴，荔枝圆眼绕篱栽。
船通异国人交易，水接他邦客往来。
地暖三冬无积雪，天和四季有花开。
广南一境真堪羨，琥珀砗磲玳瑁阶。
——《警世通言》第三十六卷
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北缘，濒临南海，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水运便利，自古以来就是一大商都。上面是明末拟话本小说集《警世通言》第三十六卷《皂角林大王假形》谈及广州时引的一首七律诗。这首诗正好从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概括了广州得天独厚的商贸优势，同时也简洁描绘了当时广州商业贸易的繁荣和百姓生活的富庶。其实早在秦汉时期，广州就已是一大商会。《史记·货殖列传》云：“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象、玳瑁、果布之湊。”[1]《汉书·地理志》也说：“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2]而从那时起，广州就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到了唐宋时，广州则已成为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口了。《唐大和尚东征传》就描绘了当时广州海湾停泊商船的盛况：“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3]元代时，广州作为中国第一大港的位置为泉州所取代而屈居中国第二大港。
明清时中国长期闭关锁国，严格管制对外贸易。但广州因地利一直处于开放对外贸易的少数区域之一。明洪武年间，朝廷设广州、宁波、泉州三市舶司，并规定广州通占城（越南南部）、暹罗（泰国）、西洋诸国，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明朝诗人孙蕡的《广州歌》就描绘了当时广州商贸繁华的景象：“广南富庶天下闻，四时风气长如春”，“岢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家室”。[4]明嘉靖元年，朝廷撤销了浙、闽两市舶司，仅存广州市舶司，于是广州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海外贸易口岸。清康熙年间，清廷分别设立了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管理海外贸易。但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关闭了闽、浙、江三海关，仅保留粤海关。此后，广州成了全国进出口贸易的唯一口岸。
当时的外商说：“广州的位置和中国的政策，加上其他各种原因，使这座城市成为交易数额很大的国内外贸易的舞台。除了俄罗斯的商队是横越中国北部的边界，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船只是驶往澳门之外，中华帝国与西方列国之间的全部贸易，都以此地为中心。中国各地的产品，在这里都可以找到；来自全国各省的商人和代理人，在这里做着兴旺的、有利可图的生意。东京、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罗、马六甲或马来半岛、东方群岛、印度各港口、欧洲各国、南北美洲各国和太平洋诸岛等地的商品，都被运到这里。”[5]19世纪的俄国外商也说：“广州是个巨大的贸易城市，尤其值得外国人关注，在这里几乎可以看到各个国家的人。除了欧洲国家之外，那里还有大部分亚洲贸易国家的原住民，诸如亚米尼亚人、穆罕默德教徒、印度斯坦人、孟加拉人、巴斯人等。”“（广州）是帝国与西方交往的据点，也可以说是外国商品销往中国的唯一地点。”[6]
一口通商期间，广州凭借独一无二的政策特惠，对外贸易高度繁荣，本地经济飞速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子南库”。由于上述天然优越的地理环境及长时间对外开放的贸易政策，以广州为中心的广府地区也处处散发着浓厚的商业气息，这在明清以来的文学作品中都多有体现。诗人黄遵宪在《羊城感赋》中曾慨叹：“百货均输成剧邑，五方风气异中原。”吴趼人的小说《九命奇冤》也说：“广东素称繁盛之区，向来商贾云集，百货流通。”黄世仲的小说《廿载繁华梦》写周庸佑“到了羊城，但见负山含海，比屋连云，果然好一座城池，熙来攘往，商场辐辏，端的名不虚传”。吴沃尧在小说《发财秘诀》第一回还用了约五百字的篇幅分析广东人经商逐利的风气：
自从通商之后，我中国二十二省之人，莫不异口同声曰：“广东得风气之先”。小子自己便是广东人，也深信我广东是得风气之先的。不敢多让。然而及后仔细想来，到底什么叫个风气？到底得些什么风气？转觉茫然，查广东通商最早，再以前的不必去细考他，自明朝以来，已与各国通商的了。考《明史·外国列传》：“壕境在香山县南虎跳门外，先是暹罗、占城、爪哇、浡泥，诸国互市俱在广州。设市舶司领之。正德时移于高州之电白县，嘉靖十四年指挥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之壕境，岁输课二万金，佛郎机遂得混入”云云。壕镜便是今之澳门，由此观之，可见得广东通商最早。又按《明史》广东巡抚林富上疏，请与佛郎机通商，有云“粤中公私诸费多资商税，番舶不至，则公私皆窘，今许佛郎机互市有四利；祖宗时诸番常贡外，原有抽分之法，稍取其余，足供御用，利一；两粤比岁用兵，库藏耗竭，藉以充军饷，备不虞，利二；粤西素仰给粤东，小有征发，即措办不前，若番舶流通，则上下交济，利三；小民以懋迁为生，持一钱之货，即得展转贩易，衣食其中。利四。”云云。说来说去都是为利，何尝有半个字提到风气？诸公！这就不能怪我说一个利字便是风气，除利字以外，更无所谓风气了。
这段话先考查了广东自明朝以来就已与各国通商的历史，指出广东通商最早，所以得风气之先；然后又透过广东巡抚林富的疏文，点出对外通商的目的说来说去都是为了一个利字，从而得出广东风气利字当头的结论。吴沃尧在《发财秘诀》里围绕这个“趋利”的主题，就写了区丙、陶庆云、花雪畦等一系列广府商人在佛山、香港、广州等地的发财经历。
广州的“一口通商”在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1844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后逐渐成为历史。但当美国摄影师詹姆斯·利卡尔顿在1900年访华时，他仍称广州为“亚洲最大的商业中心”，并描述道：“这个巨大的城市里有古迹、医院、兵工厂、宗庙、监狱、皇家造币厂、砍头的刑场、各种各样的市场，包括猫市狗市。在那里人类的朋友被作为肉食出售。有17000人在家庭作坊从事丝织业，在那里用织布机织出来的商品充斥着商店，精美的织锦人见人爱。有50000人从事制衣，有4000人从事制鞋，有大量的木工、石匠和加工铁器、玻璃、象牙和银器的匠人。这是一个不停歇的工业世界，也同样是有缺陷的世界。”[7]
（一）广商的经商地域
早在清初，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卷十四《食语》中就写道：“又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走长沙、汉口，其黠者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万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农者以拙业力苦利微，辄弃耒耜而从之。”[8]据此可知，清初广府输出的主要商品有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等物产，而广商的活动范围则北到江西、江苏、浙江一带，西到湖南长沙、湖北汉口一带。有的聪明狡黠的商人还南走澳门，从而远达红毛（荷兰）、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等外域。这些远涉重洋的广商，把中国的优质货品带到外国并卖给外人而赚取丰厚的利润。有的农耕者见到有利可图，也放下锄头弃农从商。邬庆时在《番禺末业志·工商业第四》中记载：“茭塘司有大塘墟，有市头、窑头、南箕、伍村等市，均为工商业之所聚。而以河南为最繁盛，有商店数千间、工厂数百间，席庄虽仅十余间，而所办洋庄席，行销于外洋，国外贸易尚得占一席。”
有的读书人家境欠佳，则弃文从商，所谓“案萤枯死，不如贩竖市贾，日夕滋润口头”[9]。清欧苏《霭楼逸志》写东莞人卢祥家贫，“伯婶诸母皆讪笑其愚守诗书，引谚语戒之曰：‘只见耕田大粶堆，安见读书做秀才？’若不改图，汝母妻终恐馁也”。其“妻亦极口交讥之，又引古语云：‘一禄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盍早自寻生路？’又曰：‘读书不应价，何如落水摸鱼虾？’”[10]
东莞人彭大理在父亲去世后“改业蝇头，负贩绒线，芒鞋竹笠，跋涉乡村，入巷闾时，手摇小鼓，深闺绣女，闻播鼗声，群趱出阁呼之曰：‘买杂货。’已乃卸下肩箱，方将碎缎零绸，红绒绿线，任其选择，低昂论价。”[11]
清嘉庆时的《龙山乡志》说，广府龙江乡的商人，“或奔走燕齐，或来往吴越，或入楚蜀，或客黔滇，凡天下省郡市镇，无不货殖其中”[12]。1907年，粤商自豪地说：“各省无不有粤商行店，五大洲无不有粤人足迹……我粤省于历史、地理、物产、民俗得商界优胜之点，似非他省所及，谓为天然商国，谁谓不然。”[13]总之，广商除了在家乡附近营商，还有很多人走出家门涉足全国各地营商，甚或走出国门到外国营商，一句话——哪里能赚钱，哪里就有广商的身影与足迹。这种开拓进取而略富冒险的精神，使得广府商人的经商地域遍布中国各地和世界多国。陈昙《邝斋杂说》七，记载康熙时广州河南梅某“以货殖致富，凡直省市镇必有屯积，且置妾焉”。《霭楼逸志》写一少年将金市货赴琼，复随人贸易安南，后来易货归广，获息数倍。[14]
如小说《圣朝鼎盛万年青》里的方德，是广东肇庆府高要县孝悌村人，少小离乡做湖丝生意，历年在南京城内朝阳门大街开设万昌丝绸店，因是多年老店且童叟无欺，所以生意极为兴旺。方德每年回家一二次，店中所得银两，陆续带回广东，因此家中颇称富厚，后年纪渐大，不堪路途遥远辛苦，才叫儿子继承。小说里还提到广东广州府番昌县（疑为“番禺县”）人李慕义携资到浙江省金华府贸易，历二十余年，手上颇有余资。
又如小说《快士传》中写广州人列天纬凭着父亲列应星的巨万家资，便在河南开封府开典当铺放债取利。小说《鬼神传》中写广州府人苏文显，惯走江湖，乃苏杭二州之大客，常置备广东货物带到杭州省城贸易，后赚得数千之金，在杭州买田置业。小说《负曝闲谈》中写广州富翁田雁门在上海后马路开有茶栈。小说《恨海》中写天津的佛照楼客栈，乃广东人所开，十分宽大，凡是富商显宦，路过天津，都向那里投止。小说《发财秘诀》写南海县张搓乡人区丙，一向只以小负贩糊口，因看见人家纷纷往香港去，又都说是可以发洋财，便也跑到香港去，居然误打误撞地因贩卖料泡而致富。发财后，区丙除了把部分现银存放在“伍怡和”里生息，还在藩台衙门前开了一家“丙记”洋货字号，又到香港中环地方开了一家“丙记”杂货店，自己往来其间，年年赚钱。此外，像小说《廿载繁华梦》里的粤商梁早田，在上海棋盘街开有一家回祥盛的字号，专供给船务的煤炭火食，年中生意很大，差不多有三四百万上下，在香港则开有囗记船务办馆生理，后又向周庸佑借资十万银，到广西省江州开办煤矿，生意分驻三地。再如《恨海》里的商人张鹤亭，是广东香山人，每过一两年便到上海一次。他在上海开设了一家洋货字号，很赚了几个钱，因此又分一家在北京前门大街，每年要往来照应。
当时的粤商在上海开店，多是经营洋广货铺，贩卖从外国进口的洋货或产自家乡的广货。清光绪年间，颐安主人《沪江商业市景词》就写道：“广洋杂货粤人开，灯镜高悬布匹堆。排列繁多装饰丽，五光十色映楼台。”“满街装饰让银楼，其次绸庄与疋头；更有东西洋广货，奇珍异产宝光流。”[15]词中即指出上海的洋广货店都是粤商开设的，店面布置光鲜亮丽，布匹等货品品种繁多而排列紧凑，五光十色地与楼台相互辉映；有的店铺还出售来自东西二洋的奇珍异宝，看得行人眼花缭乱，这些描写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上海洋广货店的昌盛繁荣。而踏出国门，远渡重洋的广府商人也很多。如小说《宦海潮》里就提到广东新宁人李荣的父亲李洪自美国华盛顿开国时，已自航海到美国，父子相继在美经营已逾百年。徐珂《清稗类钞》中也提到广州人阿胜，少孤，游于美利坚国之旧金山，善贸易，居六载，积赀颇丰，航海而归；同书还提到广东大埔人张振勋，字弼士，壮年尚赤贫，至南洋群岛，不二十年致富千万，成为南洋巨商。
（二）广商的商帮会馆
明人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卷四云：“尝考会馆之设于都中，古未有也，始嘉、隆间。……用建会馆，士绅是主。凡入出都门者，藉有稽、游有业、困有归也。”[16]“嘉、隆间”即明朝嘉靖、隆庆期间。明清时，随着在外地经营的广府商人日益增多及其商务的日渐繁荣，广府商人在国内京城、省会、其他广商聚集地，甚或国外大商埠，都建起了众多的商人会馆。当时的地方会馆一般有四种存在形式：一为会考士子服务的应试会馆；二为众移居者而创建的移民会馆；三由手工业者创建的手工业会馆；四由商人创建的商人会馆。这四种会馆有时不是清一色的，有的往往同时兼具两种会馆的性质功能。[17]《圣朝鼎盛万年青》《大马扁》《冷眼观》等小说，都提到京城的广东会馆，这种会馆就身兼试馆和商馆等多种功能。
《圣朝鼎盛万年青》里讲广东武举人司马瑞龙，在京城偷了王府的金珠藏在广东会馆，导致王府亲兵包围了广东会馆拿人；同书又写广东士子进京赴考，住在广东会馆，考完后，会馆摆酒与同乡洗笔，放榜之日，会馆早就挂灯结彩，报喜后，馆中则一连数日车马盈门、摆酒会客。武举人中榜，也是如此。其中一名中了进士的武举白安福则是锦纶行内人。锦纶行即锦纶堂，现广州尚存始建于清雍正元年的锦纶会馆，是当时广州丝织业的行业工会。《圣朝鼎盛万年青》提到当时的广州锦纶堂经营湖丝织造，分东西两家，设有司事、师爷及一众值事。“锦纶堂行中人众财多，又最义气，一闹出事，通行使钱，出力帮助，东家行事，有身家者居多，平素安分。若这西家行，都系手作单身汉子，十居七八，争强斗胜，惹祸踊跃，一经有事，东家亦不敢阻止，反要随口附和，以博众伙欢心，若不如此，即上会馆，知照通行不接这字号生意。故此每有因小事，议罚东主炮竹，通行摆酒，赔不是者，以为常事，此是该行东弱西强的向例。”这些描写多非虚语。1897年游历广州的美国旅行家约翰·斯塔德，也曾留意到：“在这些店铺中间，我们见到了一座建筑，一部分用作庙宇，一部分用作广州丝绸商人的行业会馆。行会或是叫作贸易联盟在这里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它们渗透到中国工业的各行各业，无论是合法的非法的。即使是小偷也形成自己的行会，我想在他们中间也存在所谓的道义。这些联盟最初的形成部分是因为不公平的赋税。在广州这种地方积聚了大量的财富，这些财富的所有者不得不想方设法地掩饰一切财富过剩的痕迹。各种行会间出现的利益争端，依靠仲裁加以解决，因为如果让这种争端闹上法庭，就会把他们的财政状况清楚地暴露给税收部门。而相应的，官司的输赢几乎还是个未知数。因而，当争端依仲裁解决后，输的一方不仅要补偿引起争议的数额，还有义务宴请得胜的一方。”[18]
小说《大马扁》则提及京城广东会馆举行祀魁的礼仪，吏部侍郎许应蹼、侍读学士李文田等都亲临行礼。《清稗类钞》还提到京城广东会馆距离菜市口最近，但康有为之弟康广仁被弃市后，“粤人竟莫敢过问”。京城除广东会馆外，还有南海会馆、三水会馆、番禺会馆、岭南会馆、粤东会馆等。小说《轰天雷》提到康有为事败后，京城南海会馆被清兵查抄。而康广仁遇难后，“由京师广仁善堂收殓，葬于义冢，南海会馆为立一碑，无字”。《廿载繁华梦》里，周庸佑进京时便住在南海会馆，后又借了三水会馆来摆宴席迎娶姨太太。《恨海》里，仲蔼因家人被拳匪杀害，便弃了一切家具，把所有字画衣服之类，都送到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中寄放。陈夔龙的《梦蕉亭杂记》则提到京城的番禺会馆位于上斜街。小说《警富新书》里，商人梁天来上京告御状，何天爵就建议他去岭南会馆居住。小说《痴人说梦记》里，宁孙谋（影射康有为）备了点心茶叶，借了粤东会馆来演说。其他地方的广府会馆还有很多。如《圣朝鼎盛万年青》里，商人方德带着儿子方世玉到杭州，就直往广东会馆而来。这广东会馆还设有掌理日常事务的值事师爷。《清稗类钞》写光绪年间“南海冯夏威以美国苛虐华工事，自戕于沪上美领事馆”，龙州广东会馆绅商为其开追悼会。这些众多的会馆，为粤商聚会联谊、发展商务、救助同乡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广商的经商手段及理念
中原地区长久以来流行“君子谋道不谋利”的说法，这与广府地区盛行的商业文化是格格不入的。广商长久以来在家乡浓厚商业文化的浸淫下，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格特征。这些人格特征顺理成章地对其经商手段和营商理念产生深远的影响。前面讲过，哪里有钱赚，哪里就有广商的身影。广商的活动范围遍布五湖四海、世界各地。这体现了一种开拓进取的冒险精神。这种开拓精神除了体现在经商地域的广阔上，还体现在经商品类、赚钱方法的丰富多样上。
从小说等文学作品的描写中，可以看到广商中有精打细算经营放贷以牟利的。如庾岭劳人《蜃楼志全传》中的行商苏万魁，除了经营洋行生意，还兼营放贷，“放债七折八扣，三分行息，都要田房货物抵押，五月为满，所以经纪内如兄若弟的固多，乡邻中咒天骂地者亦不少”。又如《快士传》中，广州人列天纬在河南开封府开典当铺放债取利，二分起息，“放银的规矩，每百两要除五两使用，银色是足九七，明日还时，须要实平实色”。
有贩卖外国奴隶的。《广东新语》说：“有曰奴囝者，出暹罗国，暹罗最右僧，谓僧作佛。佛乃作王，其贵僧亦称僧王，国有号令决焉。有罪者没为奴囝，富豪酋奴囝至数百口，粤商人有买致广州者，皆黧黑深目，日久亦能粤语。”[19]
有经营丝绸布匹的。如《圣朝鼎盛万年青》里的方德，做的就是湖丝生意，在南京开设丝绸店。
有销售茶叶的。如《负曝闲谈》里的广州富翁田雁门就在上海开有茶叶铺。
至于开洋货店的就更多了。《圣朝鼎盛万年青》里的广府人李慕义承充洋商，入口洋货转售。《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的咸水妹，用自己的积蓄在香港开了一间洋货店。《发财秘诀》里的区丙，在藩台衙门前开了一家“丙记”洋货字号，又在香港中环地方开了一家“丙记”杂货店。
还有经营当时新兴行业保险业的。陈坤《岭南杂事诗钞》中云：“别开生面效居奇，只为桃僵李代之。水火无情风不测，黄金化险可如夷。”其注曰：“粤东香港地方，华洋人俱有开保险行生理，无论是何物事，向纳银两均可保，无水火之患。倘遭不测，许为赔偿，经商者故甚乐从。近年转让亦皆照办，谓之买燕梳。燕梳系洋语，犹保险之意也。”[20]
其他如贩盐的、办赌场的、开妓院的、办船运的、开煤矿的等，不一而足。
另外，广商大多持薄利多销的经营策略，即使利润微薄，也愿意与人贸易。明朝叶权《贤博编》就写道：“广城人家大小俱有生意，人柔和，物价平，不但土产如铜锡俱去自外江，制为器，若吴中非倍利不鬻者，广城人得一二分息成市矣。以故商贾聚集，兼有夷市，货物堆积，行人肩相击，虽小巷亦喧填，固不减吴闾门、杭清河坊一带也。”[21]
还有一点令外地人甚至外国人觉得难以理解的是，广州商人愿意将商品分割出售、零碎交易。19世纪一位访穗美国人写道：“在一些广州的商店内，例如，我见到土豆能够以半个甚至是四分之一个出售，还有卖家禽的，但也不是整个出售，而是分成小块——一只腿，一只翅膀，连爪子也分成六个一份地出售。一个人能够买到价值一厘钱的鱼或是大米。”[22]
广商经商务实重信誉，较少贪图一时小利而置长远大利于不顾。如叶权《贤博编》还说：“广城货物市与外江人，有弊恶者，五七日持来皆易与之。非若苏杭间转身即不认矣。”[23]这种讲信誉的做法就使得外省人比较放心与广商交易。《圣朝鼎盛万年青》里的方德，历年在南京城内朝阳门大街开设万昌丝绸店，因是老店，人又诚实，童叟无欺，所以生意极为兴旺。小说《鬼才伦文叙全集》中的朱意盛虽仅在省城经营一间规模不大的金铺，但因为他为人忠厚，对待顾客童叟无欺，所以生意越做越旺，三年后便开设分店，后更成为驰誉三百余载的名店。可见商铺能自始至终地诚信待客，自然“回头客”就多，“回头客”多了，口碑就好，信誉名气等就慢慢培养出来了。这可能也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为何广府地区有很多世代相传的百年老店、百年商标吧。
广商的务实还反映在其平易近人、少摆架子上。像《发财秘诀》的区丙，虽然一年比一年富起来了，“然而他还是乡人本色，平日只穿的是蓝布短打、黑布裤，脚上穿的一双细蓝布袜，除了拜年、贺节、赴席之外，轻易不穿长衣白袜，所以上中下三等人他都交处得来。那上等人虽然见他穿了短衣，然而人家都知道他是个发财人，就和他招呼，也不失了自己体面。那下等人见他，虽是财主，却是打扮朴素和气迎人，乐得亲近亲近他，不定从中还想叨他点光呢”。
而广商对待顾客，也常常是春风满面的，不会因为贸易不成就翻脸恶色。《清稗类钞》写道：“京师、广州各肆，凡值交易而不成者，亦怡悦其颜色以对之。如交易已成，则于买主临行时，必致声道谢，虽数十钱之微，亦然。其意殆谓吾既设肆以求利，则无论买者出钱购物之多寡，皆为我获利之源，衣食之本，故虽一钱之贸易，亦不可不谢也。”[24]清末游历港穗的英国人约翰·汤姆森就回忆道：“我一走进一家广东人的商店，就受到店主本人——一个讲英语的广东绅士的欢迎；他身穿一件汕头绸布上衣，黑色绉绸马裤；脚登一双天鹅绒镶面的精致布鞋，白色的长袜像绑腿一样。他的谈吐显示了中国人特有的深思熟虑和落落大方。他的助手穿着也很得体，站在带有玻璃柜橱的乌木柜台后面，明净透亮的玻璃上映照着他充满好奇神色的脸庞。商店的一边放满了成卷绸布和草编织品，所有的商品上都标明价钱；地板上摆着精心布置的各种青铜器、瓷器、乌木家具和漆器制品。这些人通常来说是他们本民族的典范、买卖公平，哪怕你只买一件很便宜的玩具，他们也视同你订了一整船绸子那样彬彬有礼地对待你。”[25]
他还说：“当你走进广州的商店，经常可以看见店主一手拿着书，另一只手拿着烟袋或扇子，在全神贯注地读书。如果你期望他们会马上站起来，面带微笑地迎上前来，摩挲着双手，一面猜测着，一面拿出你可能想要的东西，根据判断来决定对你是卑躬逢迎，还是粗蛮无礼的话，那你肯定会大失所望。恰恰相反，你的出现不会引起他的注意，除非你正巧拿起什么东西；那么你会听到扇子折起来的声音，同时感到店主那犀利的目光始终关注着你的一举一动。但是，一直要等到你开口询问商品，那位先生确知你是要买货的时候，他才会不慌不忙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介绍他的商品，非常有礼貌但又漫不经心地说出售价；那分明是在说：‘如果你觉得合适，那咱们就成交。’”[26]
广府商人之热情好客、有礼有节，于此可见一斑。
（四）广府商业习俗
广府人向来迷信神权风水，而经商者在这方面则尤其严重。清代十三行富商伍秉鉴历年用在风水迷信方面的花销就达110万元。[27]广府商家，多在正堂供奉关帝，将关帝奉为武财神。清末来穗的英国人约翰·汤姆森就留意到：“招牌对面是一个小神坛，供奉的神主宰着商人和他的生意。只要商店开门，就要供奉神。在神像前摆放的青铜香炉里，插上点亮的小棍香烛。”[28]
神像上方一般横批“乾坤正气”，两旁对联则是“精忠昭日月，义勇贯乾坤”之类。饮食业更是奉关圣帝君为守护神，还安奉土地神位，逢初二、十六“祃祭”或关帝诞、土神诞等，店里都要备办酒荤拜祭一番。[29]不少小说都提及了与财神有关的商俗。如许指严的《十叶野闻》称：“某年，粤东有某买卖行，因生理不佳，相对愁叹。时且岁暮矣，静夜无聊，小伙有悬红灯为戏者，挂于竿首，以照江中，俗亦谓之‘照财神’。”许啸天《清宫十三朝演义》则将之改编成：“广东省珠市上有一买卖行，主人姓梁，连年买卖不佳，亏折已尽。店主人和伙计们终日愁眉不展，坐在店堂里发怔。看看已到年关，债户四逼，这姓梁的无法可想，吩咐小伙计到江边照财神去。原来这‘照财神’是广东商家的风俗，倘有营业不振，便在江边树一杆旗杆，杆头挂一盏红灯，名叫‘照财神’。”这里讲的“照财神”商俗，笔者虽未见到其他相关记载，不过其所写应该不会是无中生有，其所云“照财神”，当即取其“招财神”的谐音。还有《九命奇冤》，写韶关南雄某客栈在一座小楼上供奉财神菩萨。除了平日供奉，商家每逢经营获得厚利后还要酬神。像《发财秘诀》里，南海人区丙发了财，就让妻子去买一副猪头三牲回来酬神，并说：“菩萨多享受我点，自然保佑我再发财”。于是他妻子买了一副猪头三牲，及神福、纸马、香烛等回来，夫妻两个一齐动手，煮熟了。当天点了香烛，区丙恭恭敬敬地叩了三个头，妻子则捣蒜般叩了无数的头，方才起来，奠过酒，焚了纸马。
此外，广府的商铺对选址、动工、开张等都大有讲究，常常请风水先生来测方位、择吉日、选吉时。民初小说《鬼才伦文叙全集》云，朱意盛新铺准备在广州状元坊开张，便到城隍庙附近的先知子择日馆，打算取个黄道吉日来开张。谁知那先知子却替他选了一个诸事不宜的闭日兼三煞日，再去问先知子，却说当日自有文曲星冲散煞星云云。老伙计老坑洪嫌三煞日开张不吉利，竟然马上辞职。到了正月十三日三煞日那天，全铺上下人等都为之惴惴不安。朱意盛先去请南无先生旺过土。到了午时，“即命伙计打开店门拜神，拜毕，即烧起那条长长的大爆丈，一面烧一面命人挂起那块黑字底，金字写着朱意盛三个字大招牌，那块招牌是参花挂红的，大约五十斤重，谁知此时那招牌，却好像暗中有人聚（当为“坠”）着一样，三个伙计，出了全身之气力，亦不能拉起分毫，又加多两个人，依然动也不动，并且挂招牌的五个伙计，个个都觉得头晕眼花，登时举座失色，有如大祸将至”。在全店纷乱之际，有个年方十八的小童进店，“各人突觉一阵阴风，向店外冲出，阴风之中，好像有几只形容鬼物，四散逃走，而正在头晕之全店上下等人，当堂为之精神一振，那金字招牌，参花招牌‘朱意盛’，竟不费各伙计多大气力，轻轻挂起，一时人既惊且喜”。[30]原来此小童不是别人，正是神童伦文叙。自此之后，朱意盛生意兴隆，又开了多间分店，金漆招牌绵延三百余载。这个故事极富传奇色彩，把日后朱意盛生意兴隆和开张择日功劳扯上关系，明显是不可信和片面的，但我们透过这个故事，却可以大致看出广府商人的迷信程度及新铺开张的过程。新店开张前，店东都会请人择定吉日良辰，到了开张之日，先旺过土，到了吉时，则让伙计打开店门，然后拜神，拜毕，就放长鞭炮，边放鞭炮边挂起招牌，挂起招牌后，开张礼便告完成。
关于广府人的一些商业习俗，约翰·斯塔德在《1897年的中国》中也有记述：“在每年元旦的时候结清所有的往来账目，几乎是中国商人固定不变的习俗，这样在来年就不会遗留任何问题。而且我听说，如果哪个商家在那个时间没有偿清自己的债务，他就会被视为违约者，而且他的信誉也就此彻底丧失了。英国和德国的商人告诉我们说，中国的商业信誉是最高等级的，而且在这个方面和日本人比较起来，他们并不喜欢日本人。”[31]
（五）广州的商业街巷
广州的商业发达还体现在成行成市的商业街巷遍布城内。过去，老广州的街道大多比较狭窄，众多商业店铺则排列在两侧，外挂的招牌几乎遮蔽了天空。有一首《广州行业旧韵》，颇为流行，其词曰：
“高第”纱绸和布草，“濠畔”好鞋云集铺。
“泰康”竹篸人知道，“小市街”沿多金铺。
生果批发永兴街，蔬菜栏集长堤路。
鱼栏秤货高声报，南堤猪栏“巴巴”嘈。
“新桥”海鲜活跳跳，越秀南路猪牛“屠”。
“东鬼”冥衣纸扎坊，“永曜”南北道教徒。
“光雅”堂倌抬轿佬，南华东路孵鸡铺。
惠福“发水”欧阳戊，状元“朱二盛”镶金。
长塘街集打剪刀，“寿板棺材”长庚路。[32]
其时，广州商业内部分工细化，相对集中经营，成行成市，形成了众多的商业街。计有：沙基（今六二三路）、大同路、东堤的大米业；梯云路、一德路、仁济路的食油业；沙面、长堤的洋酒业；光复南路、仁济西的南北药材业；上九路、杨巷、高第街的丝绸业；上九路、高第街的鞋帽业；上矣路的土布业；状元坊的顾绣业；太平北、丰宁路（今人民中路）的汽车零件业；南华东路的船上用具业；文德路的旧书古董业；大新路、长寿路的玉器业；惠爱路、文明路的杂木家具业；大新路的象牙业；抗日路（今和平路）、长乐路的爆竹业；一德路的京果海味业；濠畔街的皮革制品业；西来初地的酸枝家具业；泰康路的山货藤器业；汉民北路（今北京路北段）的新书业。这些成行成市的商业区街，人烟凑集，即使在台风到来之前，还是那样的人头涌涌。
1897年游历广州的美国人约翰·斯塔德也写道：
这里的街道黑暗、弯曲、没有人行道，4至8英尺宽，在蛇形弯曲迂回的巷子里挤满了阴暗的店铺。街道上几乎透不进一丝阳光，不仅是因为路面的狭窄，更由于所有的过道都被大量挤占，就在人们的头顶上，也用木条制作成了广告的招牌。它们以蓝红白或是绿等颜色居多，表面装饰着图案，展现各自的特色。阴暗之中一眼望去，拥挤狭窄的街道就像是一长列的广告招贴。[33]
虽然街道狭窄，但店铺内却相当宽敞：
街面大多不过4英尺宽，但是里面的店铺却截然相反。很多店铺有80英尺的深度，在中间的地方直通到房顶。在每家的角落里，摆放着神龛。二层上环绕着长廊，在这一层或是建筑的后半部分，是店家的住所。有些店铺里还用精致的木雕和青铜灯具做漂亮的装饰，柜子里陈列着大量各色物品，通常包括了不同的丝和棉的工艺品、扇面、珠宝、雨伞、滴漏钟表以及中式鞋子等等。[34]
清代，广州的零售商业中心有两个：一是城内惠爱街和双门底，为衙署官府集中地和官员从天字码头登陆入城的主要通道，沿街设有出售书籍文具、古董金石、衣饰杂货等的店铺及惠如楼、福来居、太平馆等茶居食肆，是广州最早形成的商业中心；二是第十甫和上下九甫，位于城外西关。鸦片战争后，富商巨贾在此兴建华庭大宅，西关人口逐渐密集，于是就陆续开了众多商铺作坊、茶楼戏院，形成第二个商业中心。民国后，随着民族资本商业的发展，新式轮渡码头和马路在长堤西堤一带兴建，往来商旅大增，沿路渐渐建起了一批较大型的商场、酒楼，形成了长堤西濠口第三个商业中心。[35]
双门底即今天的北京路一带。因此地旧有双门拱北楼，故称“双门底”或双门大街。双门底数百年来都是广州众多繁华的商业街之一。从清中叶开始，双门底就以花市闻名粤省。民国梁鼎芬等纂修的《番禺县续志》载：“花市在藩署前，岁除尤甚。”清同治壬申（1872）《南海县志》则说：“花市在藩署前，灯月交辉，花香袭人，炎夜尤称丽景。”潘贞敏《花市歌》的《小序》也说：“粤省藩署前，夜有花市，游人如蚁，至彻旦云。”[36]朱九江《消夏杂咏》诗则有句：“苎衣蒲箑妙年华，约买承宣坊下花。”[37]“藩署前”及承宣坊都在双门底附近。从这三则材料可知，清时双门底花市是常年摆设的，到了岁暮则尤其繁盛，而且入夜仍照常营业。那么花市卖什么花呢？张心泰《粤游小记》记曰：“每届年暮，广州城内双门底卖吊钟花与水仙花成市，如云如霞，大家小户，售供座几，以娱岁华。水仙名色甚夥，与他省布置不同，有形如蟹爪者，以人事为之，嫌近戕贼。”[38]清道光年间江仲瑜亦有诗云：“双门高耸五云中，列肆东西宝货充。种得水仙成蟹爪，果然人巧夺天工。”[39]清代徐澄溥《岁暮杂诗》则赋云：“双门花市走幢幢，满插箩筐大树秾。道是鼎湖山上采，一苞九个倒悬钟。”[40]《岭南杂事诗钞》也说：“双门岁暮最繁华，冷艳寒芳灿若霞。入市人归携欲遍，水仙花与吊钟花。”[41]可知清代时双门底花市主要售卖吊钟花和水仙花。
双门底除了花市，还有书市。清同治壬申《南海续志》云：“双门底卖书坊，阮文达公督粤时弥盛，曾以命山堂课士题。”[42]清乾隆时藏书家李文藻《苏瑞一先生传》则记：“予入粤，求先生遗集不得，闻所蓄书尽鬻于双门底书肆曰‘壁鱼堂’者，属友人物色之。”[43]“壁鱼”即书籍中的蠹虫。杜工部《归来》诗云“开门野鼠走，散帙壁鱼干”是也。壁鱼堂是较早见于记载的双门底书坊。这段记载反映了双门底书市不仅是粤城众士子的买书之所，也是他们生活无继时的卖书之所。清代学者侯康是广东番禺人。他曾以诙谐笔调写过一首《双门底卖书坊拟白香山新乐府》，道尽爱书贫士逛双门底书市的心境。
双门底，双阙峙。地本前朝清海楼，偃武修文书肆启。东西鳞次排两行，庋以高架如墨庄。就中书客据案坐，各以雅字名其坊。偶有新书未入目，拟取一缣售一轴。致令措大倾空囊，典衣典琴犹未足。夙闻江浙多赐书，金题玉躞侔石渠。书舶搜罗亦渊博，欲敌茂先三十年。吾粤繁华甲天下，玛瑙砗磲积如瓦。坐拥书城能几人？得毋重利轻儒雅。我愧敏悟非王充，遨游洛市能淹通。又惭家世非李泌，三万牙签那可必。只应作计借荆州，涉猎终嫌览未周。国书偶从秦宓假，论衡难向蔡邕求。安得书仓有人筑，七略艺文广收蓄。大供寒士尽欢颜，万卷书如万间屋。山堂桃李皆新栽，春风花放越王台。君不见文翁化蜀学校盛，鲁丕相赵经术开。由来此事在提倡，莫谓天南竟乏才。[44]
双门底书市还有兼卖文房四宝、古董字画的。“陈昙《海骚》称邝湛若砚，道光十三年得之双阙市中。《补南海百咏诗》自注称，宋方信孺双砚，道光戊子亦得之双门书市。是当时双阙下，更有古董市也。”[45]清末羊城竹枝词也说：“骨董铺从双阙开，茄牛茧虎又泥孩”[46]，“夜夜双门广市开，货收骨董杂琼瑰”。[47]如《蜃楼志全传》里的时邦臣就在双门底附近开了一个杂碎古董铺。广州有句歇后语叫作“双门底卖古董——擘大口要钱”，就诙谐地反映了双门底古董商出售古董常常漫天要价的情况。清代小说家宋永岳在《亦复如是》里还记录了一个和双门底有关的故事。一个疍户在海中得到一个六七寸的黑物，以一斗米的价钱卖给了小榄村的裁缝店。裁缝店又以五百文钱卖给了旁边经营织布的某某。某某把此物用来磨布，久则黑色渐退，露出晶莹玉质，知道是玉圭，于是缀于衣内朝夕不离身。某某本有麻风病，自从佩了玉圭，病也没再发了。但他以为是自己病好了，并不知道是玉圭的功效。后他因年老不能织布了，便到省城双门底摆摊贩卖小物，玉圭也杂陈在诸货中。最后“擘大口要钱”，以三百两的价格把玉圭卖给了一个苏州客。但不久他的麻风病就复发了，这才醒悟到玉圭的神奇功效，后悔不已，不久就死了。[48]撇开故事的神异色彩不谈，这个故事可能颇为真实地反映了清时商贩转卖货品谋利的过程。清代羊城竹枝词说：“珠玉奇珍列万般，书坊书店任盘桓。怡情争说双门底，不让京都大栅栏。”[49]“异宝奇珍集百蛮，双门夜市物烂斑。买将彼美西洋镜，若个蛾眉似妾颜。”[50]“茶商盐贾及洋商，别户分门各一行。更有双门底夜市，彻宵灯火似苏杭。”[51]这些竹枝词形象地反映了双门底的繁忙商业活动。
大新街从清代起就是广州牙雕、玉雕、珐琅、瓷画、木雕、乐器的集散地，汇聚了众多经营岭南工艺品的店铺。清乾隆时流寓粤东的叶詹岩在其《广州杂咏》中咏及大新街时说：“珍奇多聚大新街，翡翠明珠次第排。买得玉鱼归未晚，双门才挂午时牌。”[52]清末竹枝词也说：“才入波斯便不同，珍奇多聚大新东。一枝斜傍鸳鸯好，翡翠珊瑚绿衬红。”[53]可以想象，当时行人走在大新街上，映入眼帘的是两旁鳞次栉比店铺的琳琅珍宝，当会有目不暇接之感。安和的小说《警富新书》第二十三回，写商人蔡显洪曾与朝大任在大新街合伙开店，贩卖珍珠，店名叫做“奇珍”。后二家分伙，各人获利数万。清人何大佐在《榄屑》里还记述了一个关于大新街上数量众多的大小店铺的故事。
何巩道，号越巢，生有异质，过目成诵。南海叶符，字虎竹，乃其甥也。一日甥舅戏赌，二人携手向省城大新街步行，记诵各铺招牌各号，自街口至街尾，默识背写，两人俱不差。惟越巢并店内各联俱能记诵，叶为之拜服。[54]
甥舅俩在广州的众多街道中唯独选中大新街作为考验记忆力的地方，正好从侧面反映了其时大新街商号之众多、商贸之繁华。
状元坊本名通泰里，因南宋时出了状元张镇孙而改名状元坊，不过坊间传说常常把它与明朝状元伦文叙扯上关系。明清时，状元坊就开有很多戏服作坊和顾绣作坊。乾隆年间，状元坊、新圣街等地的绣坊绣庄就多达五十余家，从业者三千多人。[55]民初小说《鬼才伦文叙全集》里就写道：“且说省城太平桥对面，有条街叫做状元坊，虽然不甚宽阔，但两旁店铺栉比鳞排，人行亦众，其中多做顾绣、檀香、金饰生意，相当繁盛，也说是全城精华所在。”[56]顾绣，是源自上海的一种刺绣工艺，因源于明代松江府顾名世家，故名顾绣。因为顾绣名声大，所以很多刺绣作坊都以其名做广告招徕顾客，实质上却不一定是真正的顾绣。像状元坊中的顾绣店，实际上是典型的粤绣风格。[57]而状元坊的金饰店中，最著名的则要数在广州无人不晓的“朱意盛”。朱意盛是人名也是店名，坊间对于其人其店的传说版本众多。其中一个版本是这样说的：
其中有间朱意盛金铺，老板名朱意盛，初时在安里打金银首饰工人出身，因为矢勤矢做，略有积蓄，以寄人篱下，终非久计，自己便在状（原书误“状”作“红”）元坊开了一间朱意盛金铺，初时状元坊本叫做青云坊（原书误“青云坊”为“青离坑”），朱意盛规模不甚大，惟是朱意盛（原书误“盛”作“成”）为人忠厚对待顾客，真个童叟无欺，生意便越做越旺，不上三年，已经赚钱唔少，俗语说得好，富贵心头涌，既然生意旺，又捞了钱，自然便想将所业扩充，以原有座铺狭小，不能发展，便大兴土木，把那店铺改新改建，未几新铺落成，专候择吉开张。[58]
朱老板于是到城隍庙的先知子择日馆讨个黄道吉日，谁知先知子帮他选了个三煞日。“开讲有话：‘撞着煞星，破财损丁。”朱意盛于是再次前往先知子处请教，但先知子告诉他当天必有文曲星驾临将煞星冲散云云。这文曲星，指的便是伦文叙。开张当日，年方十八的伦文叙去朱意盛新店打造银牌，果然将店中煞气一冲而散。朱意盛大喜过望，于是“送了大帮金银宝器给亚叙”。“后来亚叙中了状元，朱意盛（原书误“盛”作“成”）生意亦发大达，分设极多支店，便将青云坊，改名状元坊，朱意盛（原书误“盛”作“成”）历三百余年至现在，此是后话。”[59]其实伦文叙是明朝弘治年间人，朱意盛则相传是清朝道光年间人，两人相距三百余年。[60]不过由于这些民间传说讲得神奇曲折、娓娓动听，故而流传甚广，老百姓也不辨真假地将故事一代传一代了。
晚清广州流行的地水南音《大闹广昌隆》，也提到了许多广州的商业街巷，形象地再现了当时广州热闹繁华的商业风情，俨然一幅广州版《清明上河图》。一曲韵尽，仿佛带听者回到了晚清的羊城：
刘生举步瞒过店内人，一离旅店佢就快抽身，一直取路入城为要紧。
佢来到沙基海滩望见好多人。嗰啲水上男女河边近，声声就话：“叫艇啊？呢位先生？”刘生看罢就忙转过，好等我入去德兴街，德兴街嗰边快些行。入到靖远街，嗰时就来细看紧，又见两旁雀鸟极好声音。一到嗰边就有人将鼓打，制造嗰啲狮鼓响频频。一到嗰边系鸣扬街近，来到十三行快些奔。故衣街嗰啲洋货鲜明甚，桨栏街嗰边就继续向前行，一路到打铜街太平门渠贴近。又到系太平门嗰处真系拥挤十分，抬轿之人声喧震，佢系高声嗌叫，叫来往人，声声就叫：“你地啊，嗰个堂客着紧，快些拖埋啦个细蚊。”左碰右碰声喧震，真系吐气扬眉甚惊人。好啊好啊，忙转左，转过处濠畔街前，归德城门在嗰边，又见好多招牌，挂满一串串。暂讲到城啊楼上面系有一段古言，往啊常城楼上面系有一个铜壶滴漏系确新鲜。呢种古啊代既科学人把人欺啊骗，实系真啊理来到用啊水管住，所以佢系报啊时。我四牌楼直上如支箭，看见买卖滔滔在两边，转过清风桥个条渠个边，又见广府既衙门在目前，三八巡期人立啊乱。
直到城隍庙，真系条路好掂，又见灯笼一大对挂在庙前。我忙看下，看下庙前甚喧哗，两边排到密卖紧凉茶，狮子在庙门一双就如似白马啊，又听得庙前有一档佢话开字花，十二点午时就炮仗声中将字挂。系果然开到呢系蛤乸，果然惊动老友极堪夸啊，一众系甘争先来睇下，有人话我求字啊求得系手拿。慢唱呢班孩童来乐耍，我抬头观看个边买菠萝卖西瓜，又听到卖武之人系将鼓打啊，锣鼓喧天佢话玩棍共靶。墙边个边有睇相算命拆字同占卦，又见有人话脱痣包你无癩，又见有档排九话公平声声就全无假。又见开边有人就把幻术耍，鲤鱼能变蛤乸架，两文钱睇到包你笑咔咔。有人批脚甲就墙边来坐下，果然有人坐下系帮衬他。又见有红毛镜揸住有几把，话影出南洋外面个啲点样既繁啊华，庙前各样我都忙看罢，又见有一个奶妈下跪求字花，手执一个签筒系甘擙擙下，当堂求出个只银肉崩沙，个班幼童系争先来睇下，见佢果然高兴就笑口咔咔。（《大闹广昌隆之城隍庙前》）
曲中的主角刘生，从西关的沙基，经过德兴街，靖远街、十三行、故衣街、桨栏街、打铜街，从太平门进城，沿着濠畔街，穿过归德门，来到四牌楼，北上跨过清风桥，途经广州府，最终来到城隍庙前。沿途买卖遍地、招牌林立，尽显省城商贸风光。曲中所提及的几条街道都是当时广州的繁华商业街道。
故衣街，位于十三行北，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街道。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后，十三行一带被辟为洋行区，于是附近就有了相应的商业街巷。最初，故衣街大概是贩卖旧唐装等中国服饰给洋人的。十三行风光不再后，故衣街则将旧衣物、二手日用品卖给普通老百姓。旧衣旧货市场凋零后，故衣街曾转为伞行。
桨栏街，也在十三行附近。初期集中售卖船桨，故称“桨栏街”（“栏”在粤语中有“集市”之意）。渡轮出现后，船桨的需求大大减少，桨栏街就改营药业、海味，洋人因而称之为药品街（Physic Street）。清末，约翰·汤姆森到过桨栏街，他说：
这里的商店几乎同样规模，灰砖界墙使每一家商店与邻点分隔开。所有商店都有一间前店堂，门朝向大街。在花岗岩或灰砖砌的柜台上，陈列着他们经营的商品。竖立在花岗岩基座上那高高的招牌，是每一个中国商店必不可少的典型特征。招牌对面是一个小神坛，供奉的神主宰着商人和他的生意。只要商店开门，就要供奉神。在神像前摆放的青铜香炉里，插上点亮的小棍香烛。[61]
然后，他描述了店铺内景：
商店里通常摆放着大小合适且光洁的木制柜台和带雕刻图案的货架。柜台后面是账房，用一扇木制屏风与前面的柜台隔挡开来，屏风上雕刻的图案像攀缘植物一般。一架黄铜天平和砝码放在显眼的地方，天平擦得锃亮并用红布衬垫，是用来称银币、银锭，以及其他作为货币流通组成部分的贵金属物的。当货物需称重出售时，顾客总是带着自己的称来，以保证他买的货物数量公平，足斤足两。他们拿来的秤有点像带着一个滑动重砣的码尺竿，这是水平理论的简单应用。像其他当地组织那样，一次次不懈地反对不公平交易的斗争已经成了老调重弹。[62]
他还饶有兴致地对桨栏街店铺的招牌研究一番。
广东人商店里的招牌，不仅是店主人的骄傲，同时也是中国学生们的兴趣所在。这些招牌都选用夸张了的古典诗句般的词语，以吸引公众对各家商店的注意。在大多数情况下，你很难从招牌上看出商店经营何物的寓意。于是，一个销售做汤用的“燕窝”的店主，仅仅在他的招牌上写着简单的“永记”二字，意为永恒。下面可以列举出许多这方面的例子：
“乾记号”——这是经营徽墨笔料的招牌名称，确实是赋予了太多的文学色彩。
“张济堂”（张氏家族中的“济”字支脉），经营精加工的蜡封药丸。张的名字使他的族人、亲戚都感到骄傲，并且还成为其药丸质量可靠保证的象征。
“天益”（意为天之优势），专营桌布、各种椅垫。顾客们如何能从这些桌布和椅垫想起“天的优势”，除非他想象着使用这些靠垫时所得到的柔软舒适之感超越了地球那边人们的享乐。对于那些经营与家具或家居装饰品有关的商店，其招牌上往往有所体现。下面是这类具有夸张意味且含有小常识的招牌。
“天益慎”，是一家销售靠垫和藤编制品的商店。
“永记”，销售燕窝的商店，同时还传授伪币鉴别技术。
“庆文堂”（颇有颁发奖学金的礼堂之意），是专刻美术图章的店子。[63]
打铜街（光复南路），顾名思义，就是这条街集中了很多打铜铺。据说早期广州的打铜技术传承自江浙。有谚语说：“苏州样，广州匠”。这句话似乎有这样的意思：苏州师傅的设计造样很好，广州工匠的来样加工技术很强。据说，清末广州打铜行繁盛时工人逾2000人。广州老百姓习惯使用铜煲、铜盆、铜锁、铜水烟筒等。1927年，打铜街易名为光复南路，其时很多打铜店仍存在。
濠畔街，因位于明代广州城南护城濠畔而得名。明末清初，屈大均写道：“广州濠水，自东西水关而入，逶迤城南，迳归德门外。背城旧有平康十里，尚临濠水，朱楼画榭，连属不断……隔岸有百货之肆、五都之市，天下商贾聚焉。屋后多有飞桥，跨水可达曲中，宴客者皆以此为奢丽地。有为《濠畔行》者曰：‘花舫朝昏争一门，朝争花出暮花入。背城何处不朱楼，渡水几家无画楫。五月水嬉乘早潮，龙舟凤舸飞相及。素馨银串手中灯，孔雀金铺头上笠。风吹一任翠裙开，雨至不愁油壁湿。’是地名濠畔街。当盛平时，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64]《南海县志》也写道：“归德门外濠畔街，富贵巨商列肆栉居，舟楫运货由西水关入，至临蒸桥络绎不绝。”清中期，濠畔街之繁华更盛于前。诗人吴应逵《南濠诗》即云：“前明风俗最繁华，一路珠帘夹岸花。十里管弦吹作雨，三更灯火散成霞……繁华逐渐膏腴竭，风流毕竟成销歇。凄绝秦淮旧日春，萧条水榭前时月。廓清海甸来皇师，安居乐业苏民痍。濠水平流自潮汐，濠边百货皆瑰奇……”此可见濠畔街在清代的变化。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濠畔街的西段是广州金融商业中心。外省商人在此街纷设会馆，如浙绍会馆、山陕会馆、湖广会馆、金陵会馆、四川会馆等，均占地广阔，建筑华丽。各会馆前多建有戏台，故歌舞之多胜秦淮。
民国时期，广州服装业较兴盛，尤以昌兴街、新民路、永汉路（即今北京路）最为集中，而且当时流行洋服，有名气的洋服店有“怡安泰”“信孚”“金城”“国泰”“文华”等。民初小说《珠海仙踪》写民国时八仙下凡羊城的故事。八仙因下凡时皆穿古装，怕进城后引来途人注目，便委托汉钟离一人先进城购买时服。于是就上演了汉钟离与新民路服装店伙计讨价还价的一幕：
钟离却凑巧的踱进那条新民路了，新民路的服装摊子正是星罗棋布，有男装的，有女装的，钟离正在一个摊位旁边凝望着，那摊位的小伙子，已向着钟离殷勤地招呼道：“老伯，你想购些什么衣服呢？有中式，也有西式，这里是价廉物美的。”钟离道：“我是中国人，当然喜欢着中国装啦！”当下那个小伙子便拿出几套唐装衣服来，让钟离选择。钟离选了一会儿，大大小小的一共选了七套男的，一套女的，并问道：“这八套衣服咸龙计算，共价多少呢？”小伙子道：“这里虽然是国币本位，但你给咸龙，我们是更加欢迎，价钱是很相宜的。”小伙子拿着算盘，左敲右推的算了一会，才把价钱报上：“八套衣服，其价一百廿元咸龙，真是用来当也值得了！”钟离道：“八套并非纱罗绸缎，仅是粗衣麻布罢了。价钱这般贵，我是买不起的。”小伙子道：“这价钱并不算贵了！假如你有心购买的话，你可以还一个价，多少是不成问题的。”钟离笑道：“那我就给你五十元咸龙！”小伙子听着，先盯（原文作“钉”）钟离一眼，便把八套衣服收回去，也不再和钟离打话了！钟离道：“你不愿把这八套衣服出卖吗？”小伙子却大为负气道：“这里不是双门底卖古董呀，六十元咸龙买八套纸制的衣服，就可以买得到了！”钟离以这个小伙子根本是一个凡人，他的出言虽是有点侮辱，但不便和他斤斤计较，只好没精打采的离开这个摊子，走到别一档去。钟离心里细想，大概目前的一般凡人，买卖都是公平而不会大索价的，否则，刚才这一半价钱给那小伙子，小伙子怎会如斯负气？
这里讲的“咸龙”是当时广州人对港币的俗称。从民初开始，港币就是广州的流通货币之一。因为当时全国经济颇不稳定，国民政府发行的国币贬值较快，这种情况到了1945年后尤其严重，所以其时广州的老百姓不喜欢收国币而喜欢收港币，港币较保值故也。诗人廖恩焘写过一首叫《广州即事》的粤语诗，就说到这种情况：“盐都卖到咁多钱，点怪咸龙跳上天。官府也收来路货，贼公专劫落乡船。剃刀刮得门眉烂，赌棍扒多席面穿。禾米食完麻雀散，留番光塔伴红棉。”[65]“来路货”指的是外币，这里可能也是指“咸龙”。“剃刀门楣”则指当时专门从事外币（主要是港币）兑换的小店摊档。因其“出又刮，入又刮”（购进卖出皆刮一笔），故广州市民戏称其为“剃刀门楣”。《珠海仙踪》里店小伙对汉钟离说给咸龙是更受欢迎的，就是因为其时国币不稳定的原因。
（六）广州十三行
1. 十三行贸易兴盛
广州十三行是清代半官半商性质的中西贸易的中介商行，因其专门负责对外贸易业务，故又称洋行。洋行的前身是牙行。牙行是替买卖双方说合交易、承担代客买卖、信用担保等业务的中介店铺或机构。明代“广东牙行独盛，广、泉、徽等商皆争趋若鹜”[66]。明末拟话本小说集《喻世明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里就提及当时的广东牙行：
话中单表一人，姓蒋，名德，小字兴哥，乃湖广襄阳府枣阳县人氏。父亲叫做蒋世泽，从小走熟广东，做客买卖。因为丧了妻房罗氏，止遗下这兴哥，年方九岁……原来罗家也是走广东的，蒋家只走得一代，罗家倒走过三代了。那边客店牙行，都与罗家世代相识，如自己亲眷一般。
梁嘉彬据此描写推断明英宗时广东已有集天下商贾之势。[67]明万历后，广东牙行还出现了所谓的三十六行，但真实数目长期在十三家左右。[68]梁氏认为清代的广东十三行产生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之前。[69]清初屈大均曾撰《广州竹枝词》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70]据此诗，可知“当时十三行行商称为‘官商’，外舶之停驻地为澳门内之十字门，贸易货物之大宗为五丝、八丝之牛郎、云光广缎，而堆积于十三行者累累皆黄白物云”[71]。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清廷正式委托十三行协助粤海关管理广东的对外贸易，所有进出口商品都要经由十三行买卖。而乾隆二十二年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后，十三行更臻于全盛。正所谓“番舶来时集贾胡，紫髯碧眼语喑呜。十三行畔搬洋货，如看波斯进宝图”[72]。清中叶鲍鉁亦有诗曰：“海珠寺前江水奔，诸洋估舶如云屯。十三行里居奇货，刺绣何如倚市门。”[73]清代江仲瑜亦有《羊城竹枝词》曰：“夷商交易用洋钱，万里来瞻上国天。货物到关齐纳税，海珠湾泊火轮船。”[74]清人潘兆铿《珠江竹枝词》说：“十三行货总堪夸，新到东洋漂海艖。奇货独推英吉利，争先挑取贡官家。”[75]这些诗歌形象地再现了，清中后期洋商尤其是英吉利商人，不远万里舶着奇货，络绎不绝地来到海珠湾十三行，纳税之后，用洋钱与中国人交易的动人情景。
清代嘉庆时期，由番禺“禺山老人”编写的小说《蜃楼志》开篇也这样写道：“广东洋行生理，在太平门外，一切货物都是鬼子船载来，听凭行家报税，发卖三江两湖及各省客商，是粤中绝大的生意。”太平门是广州新城（明嘉靖时所筑）的八个城门之一，位于城西，门外有太平桥，通往西关太平街。十三行便位于太平门外西关一带。“行家”即行商，从这段话中可知十三行行商负责为外国夷商报纳关税，并承接进口的洋货再发卖到全国各地。因垄断了外贸往来，所以是“粤中绝大的生意”。
2. 十三行夷馆
清末樊封《夷难始末》记载：“于是总商六家，副商七家，在河干建立夷馆，居集远人，名之曰十三行。官斯土者，以商入为外府，开斯行者，即以漏税为利源。”[76]谓十三行在河边建设了夷馆，而行商则具有半官半商的性质，且多在货税差价上谋利。
关于十三行夷馆的占地面积和建筑风格，有三种文献提及。
《华事夷言》：“十三行夷馆，计有七百忽地，内住英吉利、弥利坚、佛兰西、领脉（丹麦）、绥林（瑞士）、荷兰、巴西、欧色特厘阿、俄罗斯、普鲁社、大吕宋、布路牙等国之人。”[77]
阮元《广东通志》：“皆起重楼台榭，为夷人居停之所。”[78]
沈复《浮生六记》卷四《浪游记快》：“十三洋行在幽兰门之西，结构与洋画同。”[79]
幽兰门当为油栏门之误。[80]油栏门也是广州新城城门之一，约在今海珠南路一带。沈复说十三洋行的建筑和西洋画里画的一样，即西式风格。而十三行建筑中，比较有名的又似乎是“碧堂”。清人李斗到过广州，他后来在《扬州画舫录》里写道：“盖西洋人好碧，广州十三行有碧堂，其制皆以联房广厦，蔽日透月为工。”[81]扬州四桥烟雨中的澄碧堂就是仿广州十三行碧堂而建。
如果觉得上面的几种文献记载得比较简略，仅给人留下一个模糊的影像，那么我们还可以看看一些刻画比较细致的诗作，从而为这个影像勾勒出清晰的轮廓并添上缤纷的色彩。如清代文学家乐钧在游历广州后作的《岭南乐府·十三行》中有句云：“楼蓝粉白旗杆长，楼窗悬镜望重洋。”[82]说的是蓝色洋楼与旁边白色的旗杆相映生辉，洋楼窗前还悬置着望远镜，人们可以凭此远眺重洋。又如清人叶詹岩《广州杂咏·十三行诗》云：“十三行外水西头，粉壁犀帘鬼子楼。风荡彩旗飘五色，辨他日本与琉球。”[83]此诗同样注意到了夷馆前旗杆上飘扬的各国国旗。而曾任官广东的清代诗人张九铖则提供了更丰富多彩的描述。他写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的《番行篇》这样描述：“广州舶市十三行，雁翅排城蜂缀房。珠海珠江前浩淼，锦帆铁缆日翱翔。蜃衔珊树移瑶岛，鲛织冰绡画白洋。别起危楼濠镜仿，别营奥室贾胡藏。危楼奥市多殊式，瑰卉奇葩非一色。靺鞨丹穿箔对园，琉璃绿嵌窗斜勒。莎罗彩纛天中袅，碧玉栏干云外直。”[84]
一般中国人参观十三行，大多只能在建筑物外面观瞻，很少有人能进入夷馆内一窥究竟。清人曾七如是少数能进入十三行夷馆内里参观的人之一。他在乾隆四十七年去了十三行，除了描述夷馆的外观外，还少有地记载了夷馆的内部布置。
五月十三日，早晴，饭后，暴雨，点大如粟，俗呼为“磨刀雨”。逾时霁。出归德门，同许姓能通使者，看十三行。
屋临水，粉垣翠栏，八角六角，或为方，或为圆，或为螺形，不可思议。前则平地如坡，门仿□式，开于旁侧，白色雕镂，金碧焜煌，多缦缋。……其户重以绣帘，窗棂悉用滨铁为之，既壮观，且可守御。内嵌琉璃大瓦。当屦满时，皆铿锵作应山谷响。地铺洋氍毹，腥红如滟滪波，几不能履，恐袜生尘也。几为月形，或半圭，层层凿萎蓉攒花。[85]
清代翰林院编修李钧在道光八年典试粤东时，也曾进入其中一间夷馆参观，并将其见闻写进日记：
广州府请，饭后登鬼子楼。楼在海岸，以白石瓷成，莹然玉洁，凭栏一眺，极目清苍。室中满贮经卷，字横列而右行，瞪目不识。[86]
今人倪文君认为从“白石瓷成，莹然玉洁，凭栏一眺，极目清苍”这一叙述中，可以推测这是新英国馆的阳台；而所谓“室中满贮经卷”当是指馆中的小型图书馆。[87]
沈慕琴《小匏庵诗话》中也有一首《登洋鬼子楼》诗，写到夷馆内部景观：
踏梯登楼豁望眼，网户宏敞涵虚明。复帐高卷红靺鞨，科苏斗大悬朱缨。华灯四照铜盘贰，虬枝蜷曲蚖膏盛。丈余大镜嵌四壁，举头笑客来相迎。毾覴布地钉帖妥，天昊紫风交纵横。佉卢小字愧迷目，蛛丝蚕尾纷殊形。鹅毛管小制不聿，琉璃碗大争晶莹。器物诡异何足数，波斯市上嗟相惊！[88]
诗中所写器物，可谓“诡异”难测，令人叹为奇观。令人叹惋的是，如此繁华富丽的十三行夷馆，却经历了两次大火、一次小火的无情焚噬，终至气息奄奄。第一次大火发生在乾隆年间。诗人罗天尺月夜泛舟，不期然地在江上目睹了这次大火，触目惊心之余，遂赋长诗《冬夜珠江舟中观火烧洋货十三行因成长歌》云：
广州城郭天下雄，岛夷鳞次居其中。香珠银钱堆满市，火布羽缎哆哪绒。碧眼蕃官占楼住，红毛鬼子经年寓。濠畔街连西角楼，洋货如山纷杂处。我来珠海驾孤舟，看月夜出琵琶洲。素馨船散花香揭，下弦海月纤如钩。探幽觅句一竿冷，万丈虹光忽横亘。赤乌飞集雁翅城，蜃楼遥从电光隐。高如炎官出巡火伞张，旱魃余威不可当。雄如乌林赤壁夜鏖战，万道金光射波面。上疑尧天卿云五色拥三台，离火朱鸟相喧豗。下疑仲父富国新煮海，千年霸气今犹在。笑我穷酸一腐儒，百宝灰烬怀区区。东方三劫曾知否？楚人一炬胡为乎。旧观刘向陈封事，火灾纪之凡十四。又观汉史鸢焚巢，黑祥亦列五行态。只今太和致祥戾气消，反风灭火多大燎。况云火灾之御惟珠玉，江名珠江宝光烛。扑之不灭岂无因，回禄尔是趋炎人。太息江皋理舟楫，破突炊烟冷如雪。”[89]
从诗中所写“高如炎官出巡火伞张，旱魃余威不可当；雄如乌林赤壁夜鏖战，万道金光射波面”来看，乾隆年间的这次十三行大火火势是很猛烈的，因而“扑之不灭”，终致“香珠银钱堆满市”的十三行转眼化为灰烬。第二次大火发生在道光二年（1822）。钱泳《履园丛话》曰：“太平门外大灾，焚烧一万五千余户，洋行十一家，以及各洋夷馆与夷人货物，约计值银四千余万两，俱为灰烬。”[90]汪鼎《雨韭庵笔记》则说：“烧粤省十三行七昼夜，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二里，火息结成一条，牢不可破。”[91]当时的民谣也如此慨叹、惋惜道：“火烧十三行，里海毅兰堂，一夜冇清光。”
十三行的衰落与这两次大火，显然是有直接关系的。
3. 十三行行商
清代以来的文学作品中，除了上述对十三行的贸易及其夷馆等进行描写外，还有一些对十三行行商的描写。如清代小说《蜃楼志》的男主人公苏吉士，就是十三行行商苏万魁之子。这部小说虽然以描写苏吉士的情爱生活为主，但部分内容还是对乾嘉时期十三行行商的商业活动有所反映的。如小说第一回写到当时洋商的社会地位：“这洋商都是有体面人，向来见督抚司道，不过打千请安，垂手侍立，着紧处大人们还要留茶赏饭，府厅州县看花边钱面上，都十分礼貌。”而书中介绍苏万魁道：“一人姓苏名万魁，号占村，口齿利便，人才出众，当了商总，竟成了绝顶的富翁”，“他有五十往外年纪，捐纳从五品职衔，家中花边番钱整屋堆砌，取用时都以箩装带捆，只是为人乖巧，心计甚精，放债七折八扣，三分行息，都要田房货物抵押，五月为满，所以经纪内如兄若弟的固多，乡邻中咒天骂地者亦不少，此公趁着三十年好运，也绝不介意”。
当时的行商常常受到中国官府的勒索。如《蜃楼志》第一回就如此描写了粤海关监税官赫广大拘集洋商勒索钱财的情景：
赫公问道：“你们共是几人办事？”万魁禀道：“商人们共十三家办理，总局是商人苏某。”赫公道：“我访得你们上漏国课，下害商民，难道是假的么？”万魁禀道：“外洋货物都遵例报明上税，定价发卖，商人们再不敢有一点私弊。”赫公冷笑道：“很晓得你有百万家财，不是愚弄洋船、欺骗商贾、走漏国税，是那里来的？”万魁道：“商人办理洋货一十七年，都有出入印簿可查，商人也并无百万家资，求大人恩鉴。”赫公把虎威一拍，道：“好一个利口的东西！本关部访闻已实，你还要强辩么？掌嘴！”两边答应一声，有四五个人走来动手。万魁发了急，喊道：“商人是个职员，求大人恩典。”赫公喝道：“我那管你圆扁！着实打！”两边一五一十，孝敬了二十下。众商都替他告饶。赫公道：“我先打他一个总理，你们也太不懂事，我都要重办的！”分付行牌，将一伙商人发下南海县，从重详办。
“对于一个已经开业的行商，官吏们可以透过两种方式向他们榨取金钱。其一是借着将行商罗织到涉外的走私或刑事案件，造成他们种种的不方便与不安，迫使他们不得不花钱贿赂以求免。其二则是纯粹的勒索。……以上两种榨取加起来，整个行商团体在十八世纪末叶以后，一年多达二三十万两。”[92]《蜃楼志》中，苏万魁就被关部勒索六十万两，后托得广粮厅说情，才得以三十万两银了事。经此磨折后，苏万魁痛定思痛，觉得“开这洋行，跟着众人营运，如今衣食已自有余，一个人当大家的奴才，真犯不着！况且利害相随，若不早求自全，正恐身命不保”，于是急流勇退，假托捐班实则辞商，结束了在十三行的生意。“众商见万魁告退，也就照他的样式，退了几个经纪人名字；要想充补的，因进才唆弄，掯勒多钱，也都不敢向前。有人题于海关照壁：‘新来关部本姓赫，既爱花边又贪色。送了银仔献阿姑，十三洋行只剩七。’”由此可见，粤海关衙门对洋行商人大肆敲诈勒索，也是十三行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十三行行商因富可敌国，就中不乏济困扶危、热心慈善者。如《蜃楼志》写苏万魁看见姚霍武因拖欠饭钱被众人追打，虽然萍水相逢，但马上施以援手。还有苏吉士，对于花田穷苦乡户的欠债，连本带利全部免还，对于稍为有余的乡户，则只需还本不需算利，并且将乡户的抵押之物全部给还，所有借券全部烧毁。广中亢旱时，米价腾踊。“江西、湖广等处打听得风声不好，客商不敢前来，斗米两银，民间大苦。”苏吉士“将积年收下的余剩粮食，细算一算，约十三万石有零，因于四城门乡城之交各设一店，共四处，每店派家人六名，发粮米二万石，平粜每石收花边银五圆，计司马秤银三两六钱。看官听说，若讲那时米价每石十两，不是已少了六两四钱一石么？若依着平时平价，却还多了一两六钱一石，八万石米还多卖了十二万八千银子。这虽是吉士积善之处，仔细算来，还是他致富的根基。”积善赚钱两不误，实在是善为商者的聪颖之处呢。
除了虚构的行商苏万魁苏吉士父子，小说中出现的十三行行商还有真实可考的人物，这就是伍怡和家族。“怡和”指的是怡和行。怡和行的前身是元顺行。行商伍国莹在乾隆年间把元顺行改名为怡和行，以后人们就把历任怡和行的行商通称为伍怡和，也有人把怡和行称作伍怡和的。伍国莹之子伍秉鉴接手怡和行后，扩展了怡和行的业务，把怡和行经营得越发成功，其后更跃居行商第一位。据伍家自己估计，至道光十四年（1834），伍秉鉴积累的财产达2600万白银，相当于清廷近半年的财政收入，俨然是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美国商人亨特的《广州番鬼录》就说，那时“伍浩官（伍秉鉴）究竟有多少钱，是大家常常辩论的题目”。嘉庆十八年清廷在行商中设总商，伍秉鉴在次年就接任了总商一职，往后的总商几乎都由伍氏后人接任。所以当时说起伍怡和，大江南北几乎没有不知道的。如黄世仲的《洪秀全演义》第二回就说：“且说当时海禁初开，洋货运进内地，已日多一日，因此以洋务起家的还自不少。就中单说一家字号，名唤怡和。这‘怡和行’三个字，妇孺通统知得，确算得岭南天字第一家的字号！”[93]又如吴沃尧的《发财秘诀》第三回写区丙发了一注大财后，“就有那一班发财人和他往来，所以他就得了门路，把二、三万现银存放在十三行第一家字号‘伍怡和’里生息。顺便就托他带点洋货来，自己却在藩台衙门前开了一家‘丙记’洋货字号，又到香港中环地方开了一家‘丙记’杂货店。”[94]
《清稗类钞》也写了伍怡和以商致富的故事：
粤东富人，有南海伍氏。先是，嘉庆时，广州十三行有开怡和号之伍某，本闽人而居粤。故事，西人至广州通商者，必由十三行交易，额定饷银，皆由十三行承认，十三行有中落者，由他数家分认其饷。时诸行多衰落，伍独巍然存。有伍敦元者，为其疏族，自闽来，伍之家长谓之曰：“汝来殊不幸，不能有以润汝，姑居此可也。”无何，制军阮文达公元以欠饷故，召伍入见，惮不敢入。敦元自请代往，乃入见。阮诘欠饷故，敦元曰：“非敢欠饷也，实以商业方疲，而上督饷益急，则力益不支，是官商两困之道也。”阮曰：“既如是，免汝家数年饷，好自为之。”敦元归，以报。时伍商既屡困，有厌倦意，乃悉收故业，而独以商号畀敦元。敦元既得之以营业，业大进，不十余年，可千万，遂大富。[95]
伍敦元即伍秉鉴。不过这里的伍秉鉴是怡和行伍某疏族的说法明显有误。这里的伍某应是伍国莹，伍国莹和伍秉鉴是亲父子关系，并非远亲。虽然《清稗类钞》的记述有误，但上述这件伍秉鉴自动请缨去见官府的事，无疑显示了他的过人胆识。陈徽言的《南海游记》里则记了另一位伍怡和的轶事：
珠江十三行，海外诸蕃互市之所。道光某年，蕃人夤缘得以巨石甃址，设栅置守，一若厥土为所有者。秣陵朱公桂桢巡抚广东。一日，命驾至海关署，声称欲入洋行观自鸣钟，拉监督同往。比至，降舆周视，勃然怒见于面，趣召洋商伍某甚急，辄指地问曰：“此何为者？”答曰“鬼子马头也。”公顾监督大言曰：“内地安容有鬼子马头！我知是皆若辈嗜利所为，我将要伊等几颗头颅乃已！”伍某惶惧，长跪于地。于时石工毕集，公喝令毁之，顷刻而尽。旁观万众惊怛咋舌，无有敢发一言者。[96]
这里的伍某就是另一位伍怡和——伍受昌。伍受昌是伍秉鉴的第四子，又名伍元华。这里讲他被时任广东巡抚的朱桂桢斥责了一番，吓得长跪于地。《南海游记》里记的这件事在《粤海关志》里也找得到相关的记载：
道光十一年四月，洋商伍受昌等禀称，本月初一日，抚宪会同关宪亲临英吉利夷馆，谕令将馆前西边道光七年所筑墙一度计长一十一丈六尺、东边木板一度计长一十一丈六尺、南便海边马头木栅栏一度计阔一十一丈，又馆前淤积余地一段悉照丈尺掘毁。兹商等遵谕于本月初二日雇匠兴工，已于本月初十日一并遵限掘毁完讫。
比较两个不同文体的记载，《粤海关志》连拆毁码头建筑的长宽度都精确列明，在数据上比《南海游记》详尽。而且，对比来看，《南海游记》上说鬼子马头“顷刻而尽”，明显是夸张的艺术写法，《粤海关志》上就写得很清楚，施工日期是从四月初二到四月初十，总共用了九天才把鬼子马头“掘毁完讫”。不过若论故事性，《南海游记》的行文倒明显比《粤海关志》的更生动有趣。
“伍怡和”作为十三行第一家字号，其兴衰似乎与发售鸦片有一定的关联。《洪秀全演义》第二回中就这样写道：
那行里东主，本姓伍氏，别号紫垣，生得机警不过，本是个市廛班首。所有外商运来的货物，大半由他怡和行居奇；且外商初到，识不得内地情形，一切价目倒由该商订定。因此年年获利，积富至一千万有余。内中货物本以鸦片为大宗，都是通商条约里载得很明白的。叵耐林则徐虽知得爱民，还不懂得通商则例，以为鸦片是害人的，便把那鸦片当作仇人一般，这时不免迁怒洋商去了。果然追本穷源，查鸦片进口，都由华商发售。以为拿办一二家售鸦片的大行店，尽法惩办，那怕华商不畏惧？好歹没人代售鸦片，岂不是不禁自绝，还胜过和外人交涉。想罢，便把这一般孩子气发作出来，先把个怡和行东主伍商查办起来了。
这里讲的伍紫垣，指的是伍秉鉴的第五子伍崇曜。伍崇曜，原名元薇，字良辅，号紫垣，商名绍荣。他在兄长伍受昌去世后接任怡和行行商，从道光十三年一直做到同治二年去世，是继其父伍秉鉴后最著名的一位伍怡和。《洪秀全演义》里讲伍崇曜被林则徐拘禁了起来，历史上确有其事。史载林则徐到广州后，在道光十九年二月初四日传讯了伍崇曜等行商，指斥他们包庇外商的鸦片交易，并责令他们传谕外商烟贩缴烟具结。三天后，伍崇曜将外商烟贩缴出的1037箱鸦片送呈官府。林则徐认为这是行商与外商串通，企图上呈少量鸦片就蒙混过关，于是在二月初九日把伍崇曜革职拘禁。清末小说《林公案》第四十八回也写及此事，不过说法又有不同：
（林公）一面传令外商，须待趸船鸦片尽行缴出后，方准开舱交易。一面传集广东十三洋行商人伍绍荣到辕，面加训勉，不追究既往，劝他们以后勿再为虎作伥，包庇奸夷，以鸦片偷运内地，使奸夷获厚利，使同胞受短命丧财的大害。这班洋行商人，都是广东籍，经林公善言开导，个个激发天良，誓不再为奸夷经售，倘食此言，愿受新律治罪。
林公见人心归化，令他们传谕各夷商，估计烟土存贮实数，即日来辕禀复，听候点验，准作自首，免于论罪。又向他们追问历年贩烟奸商查顿、颠地，现在可在商馆中？伍绍荣答称：“查顿于去年残冬请牌，避到澳门去了。颠地于前日随义律同去的。”林公道：“你们回去送信给义律，写明本大臣将派兵严搜商馆趸船，查获烟土，当场烧毁，叫他们从速回来处理一切，否则本大臣自行办理，不等他们的。”洋行商人唯唯退出。
林公发过两次照会，催他答复，他竟置之不理。林公只好传令洋行商人伍绍荣，向义律当面催促。义律就把上文回答夷商的话备述一遍。绍荣见他胸有成竹，劝之不理，只好据实禀复。林公接阅来禀，暗吃一惊，心想：“可恶的刁夷，竟用冷待手段对付，我如不给一些上国的威仪他们看，如何肯甘心受降呢！但是我不便冒昧地派兵抢入商馆与趸船上抄没烟土，焚毁投海，若请旨准予入馆查抄，恐怕皇上也未必俯允，若然持久办不了，穆奸必然要请旨申饬，这便如何是好？”定神默忖了一会，即传伍绍荣到行辕。林公延入花厅，以宾礼相待，向他问明义律所居商馆中共有多少中国人？绍荣答道：除他老婆外，其余烹调给役，都是中国人，共计六名。林公又叫他把各商馆中的沙文姓名，及西崽大司务一一开明。绍荣照实书写呈上，告辞而归。林公立传海关监督来辕，面谕他封闭各夷商货船；各商馆雇用的华人，自买办以及大司务西崽，一律勒令他们辞歇，如有私自为洋人给役者，查明监禁。[97]
在这里伍崇曜充当了林则徐的传话人，将林则徐的命令传达给夷商，并因对夷商的熟知而作为林则徐的主要顾问，史载其被捕之事却没有涉及。
鸦片战争打响后，伍崇曜并没有就此退出历史的舞台。英军兵临广州城下时，当时负责广州军事的奕山无力抵抗，便派行商前往调停。作为调停代表之一的伍崇曜又有什么还价的能力呢？最终以清廷赔偿英方600万两银了事，而在这600万两银中，仅伍崇曜的怡和行就出了110万两。[98]广州的老百姓将此事总结成一首民歌：“一声炮响，义律埋城，三元里被困，四方炮台打烂，伍子桓顶上，六百万讲和，七七礼拜，八千斤未烧，九九打吓，十足输晒。”[99]于嬉笑怒骂中发泄了对清政府的强烈不满。
[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第3268页。
[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4，第1670页。
[3]真人元开：《唐大和尚东征传》，中华书局，1979，第74页。
[4]杨资元、黎元江：《英雄花照越王台——历代咏广州作品选》，广州出版社，1996，第49～50页。
[5]龙思泰：《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社，1997，第301页。
[6]伍宇星：《19世纪俄国人笔下的广州》，大象出版社，2011，第27、208页。
[7]詹姆斯·利卡尔顿：《1900，美国摄影师的中国照片日记》，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第23页。
[8]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1985，第371～372页。
[9]欧苏：《霭楼逸志》，《明清稀见广东笔记七种》，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第202页。
[10]欧苏：《霭楼逸志》，《明清稀见广东笔记七种》，第202页。
[11]《东莞〈甲申南社乡寇变纪略〉》，见《明清广东稀见笔记七种》，第175页。
[12]温汝能：《龙山乡志》（卷四），清嘉庆年间刊本。
[13]西·甫·里默：《中国对外贸易》，三联书店，1958，第105页。
[14]欧苏：《霭楼逸志》，《明清广东稀见笔记七种》，第221页。
[15]颐安主人：《沪江商业市景词》，清光绪三十二年刊本。
[16]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第265页。
[17]黄启臣：《广东商帮》，黄山书社，2007，第106页。
[18]约翰·斯塔德：《1897年的中国》，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第46～47页。
[19]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1985，第234页。
[20]雷梦水、潘超、孙忠铨、钟山编《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第2816页。
[2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室编《明史资料丛刊》第一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1，第198页。
[22]约翰·斯塔德：《1897年的中国》，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第62～63页。
[23]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室编《明史资料丛刊》第一辑，第200页。
[24]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4，第2291页。
[25]约翰·汤姆森：《镜头前的旧中国》，中国摄影出版社，2001，第18～19页。
[26]约翰·汤姆森：《镜头前的旧中国》，中国摄影出版社，2001，第18～19页。
[27]章文钦：《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商人——清代广东行商伍怡和家族剖析》，《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3期。
[28]约翰·汤姆森：《镜头前的旧中国》，第59页。
[29]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卷十七），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年份不确，第30页。
[30]衬叔：《鬼才伦文叙全集》，香港陈湘记书局，年份不确，第20页。
[31]约翰·斯塔德：《1897年的中国》，第79页。
[32]转引自《金羊网—羊城晚报》（http：//news.QQ.com），2009年10月25日。
[33]约翰·斯塔德：《1897年的中国》，第41页。
[34]约翰·斯塔德：《1897年的中国》，第45～46页。
[35]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卷八，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第39～40页。
[36]黄佛颐：《广州城坊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第219页。
[37]黄佛颐：《广州城坊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第219页。
[38]黄佛颐：《广州城坊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第219页。
[39]雷梦水、潘超、孙忠铨、钟山编《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第2750页。
[40]黄佛颐：《广州城坊志》，第219页。
[41]雷梦水、潘超、孙忠铨、钟山编《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第2857页。
[42]黄佛颐：《广州城坊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第220页。
[43]黄佛颐：《广州城坊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第220页。
[44]广州市越秀区政协：《商海千年说越秀——越秀商业街巷》，花城出版社，2009，第8页。
[45]黄佛颐：《广州城坊志》，第220页。
[46]雷梦水、潘超、孙忠铨、钟山编《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第2935页。
[47]雷梦水、潘超、孙忠铨、钟山编《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第2993页。
[48]黄佛颐：《广州城坊志》，第220页。
[49]杏岑果尔敏：《广州土俗竹枝词》，清同治十年刊本。
[50]雷梦水、潘超、孙忠铨、钟山编《中华竹枝词》，第2921页。
[51]雷梦水、潘超、孙忠铨、钟山编《中华竹枝词》，第3002页。
[52]黄佛颐：《广州城坊志》，第502页。
[53]雷梦水、潘超、孙忠铨、钟山编《中华竹枝词》，第2973页。
[54]黄佛颐：《广州城坊志》，第501～502页。
[55]广州市越秀区政协：《商海千年说越秀——越秀商业街巷》，花城出版社，2009，第48页。
[56]衬叔：《鬼才伦文叙全集》，第19页。
[57]广州市越秀区政协：《商海千年说越秀——越秀商业街巷》，第48页。
[58]衬叔：《鬼才伦文叙全集》，第19页。
[59]衬叔：《鬼才伦文叙全集》，第21页。
[60]广州市越秀区政协：《商海千年说越秀——越秀商业街巷》，第49页。
[61]约翰·汤姆森：《镜头前的旧中国》，中国摄影出版社，2001。
[62]约翰·汤姆森：《镜头前的旧中国》，中国摄影出版社，2001。
[63]约翰·汤姆森：《镜头前的旧中国》。
[64]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七《宫语·濠畔朱楼》，中华书局，1985，第519页。
[65]廖恩焘：《嬉笑集》（校正本），自印本，没注明出版日期，后跋作于1970年冬。
[66]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45页。
[67]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59页。
[68]吴仁安：《明代广东三十六行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3期。
[69]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59页。
[70]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1985，第427页。
[71]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69页。
[72]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广州话旧——〈羊城今古〉精选（1987-2000）》，广州出版社，2002，第1229页。
[73]雷梦水、潘超、孙忠铨、钟山编《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第2747页。
[74]雷梦水、潘超、孙忠铨、钟山编《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第2754页。
[75]雷梦水、潘超、孙忠铨、钟山编《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第2896页。
[76]黄佛颐编纂《广州城坊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第615页。
[77]黄佛颐编纂《广州城坊志》，第618～619页。
[78]黄佛颐编纂《广州城坊志》，第616页。
[79]沈复：《浮生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98页。
[80]黄佛颐编纂《广州城坊志》，第617页。
[81]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二，中华书局，1960，第285页。
[82]张应昌：《清诗铎》（下），中华书局，1983，第923页。
[83]黄培芳：《香石诗话》卷二，上海书店，1985，第26页。
[84]陈永正编《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诗选》，广东旅游出版社，2001，第293～294页。
[85]曾七如：《小豆棚》，荆楚书社，1989，第3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