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五十年代的尘埃

代序 五十年代的尘埃

唐德刚

这儿是作者在五十年代所写的几篇杂文。写的时候就兴之所至地写了;原无意要把它们保存下来。但是它们却也在无意之间被保存了——保存在一片灰灰的五十年代积存的尘埃下面。

记得就在那个年代的开端,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曾说过一句举世皆知的话:“等到尘埃落定再说!”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在五十年代飘扬的尘埃,也早已落定——落在一起,结成像一层薄薄的丝绵。我拍拍它,它不动;我再吹它一下,它也不飞。肯定的是落定了。我用两个指甲轻轻地把它捡起,就在这片捡起的丝绵的下面,我发现了这几片已在那儿躺了二十来年的“流沙坠简”!

其他没有给这片丝绵覆盖过的断简残篇,显然早已随五十年代的尘埃飘散了;飘散得像春梦、像秋云,再也找不到了。

老朋友夏志清先生奇怪地问我:“自己写的东西,为什么不保存下来?”

“为什么要保存下来呢?”我一直“保存”了下来的五十年代的下意识,不期而然地代我回答了这个七十年代的问题。保存下来想做个作家、文人?还是想为子孙留点“祖训”呢?

落笔时不但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我连一个人为什么要求生存,和如何求生存,这一些更重要的问题也没有想过。写了就是写了。最多只可说是一个流浪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他自己祖国的语言文字难免有一些留恋的温情而已。偶逢岁暮周末,孤灯默坐,拿起笔来,东写写、西写写,也可聊遣长夜,甚或享受点他人所不能体会的孤独的乐趣。

夏志清先生和胡适之先生一样,少小聪慧,立志为学。他们都是用功的学者,“不写不用气力的文章”。用了气力,自然就有职业感;有职业感,自然也就加意保存了。

笔者和他二人正相反。这些杂文就没有一篇是用过“气力”写的。没有用过“气力”的东西,反要一个经常无处存身的异国流浪汉用“气力”去保存,就有点犯不着了。所以这些五十年代的断简残篇,如果没有被埋没在尘埃之下,它们也就随尘埃一道飘散了。因而这里所重印的只是五十年代的尘埃底下,劫后余灰的拾遗之作。它们如有丝毫值得刘绍唐先生一再来函建议重印,和胡菊人先生百忙中抽空代为作序的话,那就是它们是曾经在五十年代空气中飘荡过的野马也、尘埃也。有一点点时代的气息,如此而已。

“五十年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段不平凡的日子。那一些流浪在太平洋彼岸的老中青三代的知识分子,如何打发这段日子?贤明的读者们或许可以在这本小册子里找到点蛛丝马迹。林姑娘说得好:“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在那一段随东风作嫁的日子里,那儿有叹息、有彷徨、有苦笑,也有丝微阿Q的欢娱。

真正滋味如何,最好还是让读者们自己去假想罢!

这几篇小文,虽然各立门户,互不侵犯,但是它们的格局倒似乎是一致的。这虽是笔者的黔驴之技,变不出新花样,那也是受了一位朋友的影响——真切一点,毋宁说也是出于一位朋友的要求。

那是个8月上旬的一天。繁忙的南京城热得像一座火炉。可是朋友和我都不觉太热。固然是我二人都还年轻,不太怕热;也可能是心静自然凉的缘故。遥远的烽火还没有烧到我们的眉毛上来。

朋友是位斯斯文文的君子。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的。心境情怀,永远像是一泓秋水,纯净清凉。

“大家都在看冯玉祥的旅美游记,”朋友呷一口花雕,又喷了两口烟,慢慢地向我说,“冯玉祥说美国连马桶都比中国造得好——中国马桶顾前不顾后。”

朋友说着自己也笑起来。在他那微微移动的眼镜里,我看到那蓝天白云下秀丽的钟山,和那苍松微露、庄严古朴的台城。这些景物在两片有金边的玻璃上反映出来,更显得江山如画。

风吹到我们脸上是热乎乎的。但是热气之中却带来一阵阵玄武湖上的荷香。离开祖国,走遍世界,才体会到那是我祖国特有的芬芳;离开了,也就永远失去了。

“你也从不同的角度写一点嘛。”朋友又缓缓地继续他对我的劝告,“我们的读者虽没有那么多,也还是有不少人看的。”

“不是怕没人看,”我听他说了许久,才回答他一句,“只是写得太浅薄,怕惹人笑话。”我并且向朋友解释,美国简直是座“大观园”,而我呢,实在是刚从乡下出来的刘姥姥的外孙子板儿。要板儿来写一篇《大观园游记》,不要让姑娘们、奶奶们看了笑话吗?

“不用怕,”朋友淡淡地说,“作者是板儿,读者还不是板儿?报屁股编辑更是板儿……你就板儿写给板儿看,不是很好吗?”

“板儿写给板儿看?!……”我心中默念了好几遍。我倒被朋友的文艺哲学打动了。

“少写些军国大事,”朋友递给我一支烟,又替我点了火,继续叮咛着说,“写点所见所闻的小故事,不过写得有趣一点就是了。”

朋友比我大几岁;思想言行都比我成熟;文章也比我写得好,还有一块“园地”……他一直是我们小鬼队里的大王。他的话一直都是我们所最信服的。

“写点所见所闻的小故事!”以后我每一动笔,我都想到朋友这句指示。“不过写得有趣一点就是了。”

在美国我后来又碰到另外一位小鬼队里的大王周策纵先生。在周大王那里我才知道“写得有趣一点”的文章秘诀,在文言文里原来叫做“艺增”!

玄武湖上的热风,吹在身上很舒服。我们感到轻松、安适。朋友付了账,又陪我在柳堤上踱了半天。他说两三年后“回国”时,他再替我“洗尘”,并把我的“通讯”印成“小册子”。

夕阳在台城背后渐渐地沉下去,朋友和我也就在玄武湖畔的柳影荷香里分手了。

在上海,我提着个旧皮箱往成都路警察局去投奔一位在那儿当“巡官”的表弟。表弟既然当“巡官”,他就得夜夜出“巡”。他出巡,他那张铁床就被我鹊巢鸠占了。他出巡归来便去寻找另一张主人出巡去了的空床安歇。那位床主出巡归来,发现床上有人,就去找另外一张主人出巡去了的空床……“巡官”总归要不断出巡的,风水轮流转。同志间互相帮忙。哪个人没有一两位有志放洋的表哥呢?因此他们巡官同志们去互打“游击”,我也就“正规”地占用了表弟的铁床,睡得心安理得。

“开船”的日期终于被我等到了。表弟请我吃“三明治”、喝“可口可乐”——这在1948年的上海,真是动辄几十万几十万的美式享受!

一辆三轮车把我们带到共和祥码头。我刚自车上踏下,一位“红帽子”立刻便把我的手提皮箱抢了过去。我谢谢他说,不用了,我自己可以提上船。他把两眼向我一瞪说:“如果客人都自己提皮箱,那哩吃啥呢?!”

我知道他是有来头的。我自己好不容易盼到留学了,在上船之前被人推下黄浦江,岂不功亏一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君子明哲保身,我就未和他讲理了。他提着我的皮箱,不到一分钟,我二人便从一条木梯上,进入了一艘美国大洋船。

一上船,我这位红帽子朋友,似乎立刻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开始叫我“先生”,又叫我“经理”,最后又叫我“博士”、“官长”……和一大堆南京不肯给我的官衔,目的是要我给点“小费”。“小费”给过了,他还是不去。原来他要我“搜身”——把身上所有的“钞票”都悉数搜出来给他做“小费”。这件事倒出我意外,哪有要“小费”有这样要法的呢?!

“官长啦!”红帽子向我又打躬又作揖。他向我苦苦地哀求,说,“侬这些钞票,船一开就成一堆废纸。为啥不做点好事,‘赏’给我呢?”他又说他有老母在乡间“要饭”,老婆在上海害“肺病”。他劝我多做点“善事”,上帝会保佑我一路平安。

他表现得实在可怜见的,说的话也有实情至理。看在他老娘和老婆分上,我缠他不过,只好把心一横,也就把我所有的“废纸”都“赏”给他了。后来估计一下,总数该在十万元上下——这也是我一辈子最慷慨的一次!

红帽子欢天喜地地跑下木梯去了。我在“美国”的洋船上,扶着栏杆,居高临下地注视着他。看他一回到“中国”码头之上,立刻横眉竖眼,又在抢夺另一位旅客的皮箱了。

船慢慢地向大海上漂出去。在斜阳之下的祖国,逐渐模糊。终于在暮云深处消失了。船长在喇叭里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已出了扬子江口,航行在“公海”之上了。我也知道这只在公海上航行的是只美国船。按国际公法,我们现在已经就身在美国了。

扩音器里的报告员,也很礼貌地招呼我们进餐厅用膳。当我还挤在长龙的尾巴之端时,一位新认识的“留美同学”就惊奇地告诉我说,吃晚餐时,“可口可乐可以随便喝!”“可以随便喝?!”我把两眼一瞪,我二人乃捡了个临窗座位坐下,“开怀畅饮”,把“可口可乐”喝个饱。

吃了两块美国肉饼之后,我二人又分吃一块奶油蛋糕,又各啃一个又胖又红的苹果。在祖国痴生了二十来年,还未啃过这样又红又胖的苹果!

这是我的第一顿的美国晚餐——“可口可乐可以随便喝”的晚餐。

餐后稍息,又去洗了个极其痛快的美国热水淋浴,再穿上上海新买的睡衣,在摇摆不停的水手吊床之上,听着船舷之外有节奏的水声……我在想,想到我玄武湖上的朋友,想到船下向我不停地招手的表弟,想到那沿着一条木梯、在两国之间跑上跑下的“红帽子”……我和他们之间的生活已经有显然的中美之别了。“别”得像一头洋狗和一条祖国江南稻田里的水牛。这两个不同的动物所居住的不同的世界,其间实际的距离,不过是上海共和祥码头上的一条木梯罢了。

遵照朋友的嘱咐,我取出了练习簿,便把我这第一天美式生活中的“所见所闻的小故事”记录下来,再加个题目叫《一条梯子的距离》。船抵横滨后,我这第一篇“旅美通讯”,便从东京帝都饭店的邮箱,飞向日没处朋友的编辑台上去了。它后来是否在祖国读者眼前露过面,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只是我的练习簿多得是,“所见所闻的小故事”也多得是。兴致好,日记也天天记。记过了,加个题目,撕下来,投入邮箱,也就不管它死活了。

在1950年的除夕,鸭绿江畔炮声正浓,我在纽约忽然收到一份刻着“无法投递”的“退稿”。那原是我1949年初所寄出的七八篇“通讯”的最后一篇。它显然曾飞入国门——有京沪两地邮戳为凭——但是在祖国它显然是无枝可栖,所以又飞回美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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