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01

Chapter 01

你们或许要问,我们要谈的是女性与小说——这和一间自己的房间有什么关系?我会试着解释一下。当我得知,你们要我谈的是女性与小说这个话题,我便坐在河边开始思考,“女性与小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聊聊范妮·伯尼,发表几句简单的评论;再多说几句简·奥斯汀;可以向勃朗特姐妹致敬,再描述一下冰雪覆盖的霍沃斯故居;如果可能的话,再提一下米特福德小姐,调侃几句;再说说乔治·艾略特,表达一番敬意;最后再提几句盖斯凯尔夫人,这个话题就说完了。

但我转念一想,这个话题似乎没有这么简单。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理解,女性与小说这个话题的含义也不同,它可以是女性与女性的形象,可以是女性与女性创作的小说,可以是女性和描写女性的小说,又或者是三种意义缺一不可,而你们希望我能结合三者一起讨论。最后一种角度似乎最有趣,但如果我选择这个角度,便会面临一个巨大的麻烦,那就是我永远也无法得出一个结论。我认为,演讲者的第一要务,是通过一个小时的演讲,向你们传达一点点纯粹的真理,让你们能把它记在笔记本里,放在壁炉上保存起来。但演讲者的这一职责,我恐怕永远也不可能实现了。我所能做的,只不过是从一个更小的角度出发,谈谈我的一点看法——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那么她必须拥有两样东西,一样是金钱,另一样是一间自己的房间。我这么一说,大家就会发现,无论是关于女性的本质,还是关于小说的本质这样的大问题,我都没有做出回答。我避免针对这两个问题下任何结论,因为至少对我个人来说,女性也好,小说也好,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作为补偿,我会告诉大家,我如何得出了这个关于房间和钱的结论。接下来,我会尽可能完整地跟大家畅谈我的思考过程。等我说明白我的结论,以及这个观点背后的想法、偏见和谎言,你就会发现它们既关乎女性,也关乎小说。总而言之,在任何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上,谁也不要指望自己的观点能够抵达真理,而性别就是这样一个话题。我们能做的只有去表达,我们如何得出了自己的观点。面对听众,我们只能期望他们能发现演讲者自身的局限、偏见与偏好,让他们能在此基础之上得出自己的结论。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小说比起现实可能包含了更多真理。因此,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准备利用自己的自由与特权,讲一讲我来这里之前的两天里发生了什么——讲一讲你们丢给我的这个话题分量有多重,给我的负担有多大,我怎样苦思冥想,怎样在我日常生活的里里外外伤透了脑筋。当然了,我接下来要描述的情形并没有真正发生过,牛桥大学是虚构的,芬汉姆学院也是虚构的,就连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我”也不是任何人,而是一个方便的代称。我的讲述之中存在谎言,但也可能夹杂着一些真理。而你们,要自己找出这些真理,自己分辨其中哪些部分值得保留下来。如果你们找不到任何真理,那就把它们全部扔进废纸篓,忘个一干二净吧。

一两个星期以前,10月里一个天气和煦的日子,我(你可以叫我玛丽·贝顿、玛丽·塞顿、玛丽·卡迈克尔,或者随便叫一个你喜欢的名字——因为名字并不重要)坐在河边,陷入沉思。正如我刚才所说,女性与小说,是一个会引起各种偏见和激愤的话题,我却不得不就这样一个话题发表结论,它像一副沉重的镣铐,压得我抬不起头来。我的左右两旁是几丛不知名的灌木,有金色,有深红色,泛着火光,像是在火热地燃烧。河对岸有几棵柳树,枝条如发丝垂在肩头,低头哀叹,仿佛有说不完的忧伤。河水随意映出了一片天空、一段小桥和灼烧的树,一位大学生撑着桨从倒影中划过,倒影分开了,随即又合二为一,仿佛他从未经过。这样一个地方适合坐下来,忘记时间,沉浸在思考中。思考——这么说不免有些浮夸——任由它的钓线垂入河水之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这条线在水里飘荡,从倒影中漂过,从水草上漂过,任由河水的摆布沉沉浮浮,突然——就像是被拉了一下——一个想法上钩了:接着我谨慎地把线收回,小心翼翼地把它提出水面一看,啊,我把钓上来的想法往草坪上一放,看起来那么渺小,那么无足轻重;聪明的渔夫钓到这种小鱼,会把它们放回水里,等它们长大了,才能做成一道盘中美味。好了,现在我不拿这个想法来烦扰大家,但是,只要你留心,在我接下来要讲的话里,你说不定能找到它。

这个想法虽然微小,但依然具备它同类的神秘特质——只要放回大脑,它就会变得重要,让人情绪高涨;它冲撞、下沉,一会儿闪到这边,一会儿闪到那边,激荡起一圈圈思想的躁动,让人一刻也静不下来。这时,我发现自己正飞快地穿越一片草坪。紧接着出现了一个男人的身影,挡住我的去路。那个奇怪的人穿着燕尾服和礼服衬衫,手里比画着什么,脸上露出惊恐和愤怒的神色,我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他在示意我。帮我理清眼前状况的不是理智,而是本能:他是一名校官,而我是个女人。我走在跑马场上,而路在那边。只有研究员和学者能走这里,石子路才是我应该走的地方。这些想法发生在一瞬间。我一走回正路,校官就放下手臂,神色也恢复了惯常的平和。草坪走起来比石子路更舒服,但我不走也不会遭受多大损失。对于那些某某大学的研究员和学者,如果说我还有什么可以控诉的,那就只有他们为了保护这片连续养护了三百多年的草坪,害我找不到我的小鱼了。

我已经记不清楚,是什么想法让我不知不觉擅闯了禁地。我的心绪突然一片宁静,就像空中出现一片云彩,如果这世上真有宁静的心绪,那它一定存在于一个晴好的10月早上,牛桥大学那些中庭和四方院里。我漫步在校园里,走过古老的回廊,粗鄙的现实似乎被磨平,我仿佛置身于一个神奇的玻璃柜,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声音,大脑从一切现实中解放出来(除非你又踩到了草坪),可以任意沉思些什么。我脑中冒出了一篇过去的文章,说的是放长假时重返牛桥大学的事,这让我想起查尔斯·兰姆——萨克雷曾经用兰姆的信抵着额头,称他为圣人兰姆。当然了,在所有逝者当中(我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兰姆是最亲切的一位,面对他,你感觉问得出:“跟我说说,你是怎么写出那些文章的?”我觉得,他的文章比马克思·比尔博姆写得还要好,后者的文章固然完美,但兰姆的文章中穿插着狂野的想象和天才的闪光,这让他的文章不尽完美,又闪烁着诗性。可能在一百多年前,兰姆来过牛桥大学。当然他写了一篇文章——名字我不记得了——内容是关于他在这里见到的一份弥尔顿诗歌手稿,可能是《利西达斯》的手稿。兰姆写道,一想到《利西达斯》里面每一个词都可能不是现在这样,他就觉得十分震惊。想到弥尔顿可能更改诗里的用词,他就觉得这是一种亵渎。这让我努力回想《利西达斯》中的句子,自娱自乐地猜想弥尔顿可能会改动哪个词,改动的原因又是什么。我突然意识到,兰姆看到的这份手稿离我不过几百码远,我完全可以跟随兰姆的脚步,穿过四方院,去往珍藏手稿的那个图书馆。去图书馆的路上,我又想起,萨克雷的《亨利·艾斯芒德》手稿也珍藏在同一间图书馆。批评家们常说,《亨利·艾斯芒德》是萨克雷最好的小说。但在我的记忆中,这部小说模仿了18世纪的写作风格,有些不自然,造成一些局限性;除非萨克雷是自然而然地掌握了18世纪的写作风格,只要看看手稿,看看哪些修改是迁就风格,哪些修改是为了合乎情理,这个问题就能真相大白了。但这样一来,必须先明确什么是风格、什么是意义,这个问题——想到这里,我已经来到图书馆门前。我一定是打开了图书馆的门,因为门前赫然立着一位和善的银发绅士,像一位拦路的守护天使,身后飘着的黑袍取代了白色的翅膀。他的嗓音低沉,带着不以为意的口气,冲我挥了挥手,说很抱歉,女士只有在学院研究员的陪同下才能进入图书馆,否则就要出示介绍信。

和这间图书馆的名声相比,一个女人对它的咒骂根本就无足轻重。它庄严而沉静,将所有珍宝紧紧锁在怀中,沾沾自喜地陷入沉睡,而且对我来说,它会永远这样沉睡下去。我怒气冲冲地走下楼梯,对自己发誓,我再也不会到这里留下足音的回响,再也不会从这里讨要友善的接待。可是,离午餐时间还有一小时,我做些什么好呢?去草场上漫步?去河边坐坐?今天的确是一个美好的秋日早晨,树叶颤巍巍地下落,在地上撒下一片红色,怎样打发时间都不难。但这时,一阵乐声飘到我耳边。前面正在举办某种仪式或庆祝活动。我一走进教堂大门,管风琴就发出了一阵庄严的控诉。宁静的空气中响彻基督教的忧伤,这种忧伤比起忧伤本身,更像一段对忧伤的回忆。古老的管风琴发出的低鸣,也融进了这片宁静。就算我有权利,我也不想进去,因为没准儿会被教堂司事拦下,让我出示受洗证明或系主任的介绍信。这些宏伟建筑的外观通常和内部一样好看。而且,集会的人进进出出,在教堂门口忙忙碌碌,仿佛蜂房外聚集的蜜蜂,光是站在外面看就已经足够有趣。有人穿着长袍,戴着方帽;有人肩上披着毛衬里的垂布;有人坐着巴斯轮椅;还有人未到中年,身形就已经极其扭曲枯槁,让人想起水族箱底那些巨蟹和龙虾,每蹒跚挪动一步,都累得气喘吁吁。我靠在墙上,大学校园看上去俨然一处庇护所,保护着这些珍稀人类,如果把他们丢进斯特兰德大街上自谋生路,他们肯定很快就会被淘汰。我想起一些老故事,讲的是那些老院长和老教师,但还没等我鼓起勇气吹声口哨——据说以前的教授一听见口哨声便拔腿就跑——庄严的集会人群就已经进入了教堂。小教堂外表依旧,高高的穹顶和小尖塔会在夜里发光,光亮能照到几英里之外,一直传到山那边很远很远的地方,像一艘永不抵岸的船,航行就是它的永恒。也许,这个环绕着整齐草坪的四方院、这座巨大的建筑和小教堂本身,都曾经是一片沼泽地,青草在这里飘摇,猪群在这里拱土觅食。也许,很久很久以前,一队队牛马拉来了一车车石块,就在我驻足的这片阴影里,过去的人们花费了无数力气,搬起这些灰溜溜的石块,按照顺序垒在一起,油漆工们带着装窗户用的玻璃,泥瓦匠们带着油灰、水泥、铲子和泥刀,几百年来在那屋顶上忙活个不停。每到星期六,都有人从自己的皮钱包里掏出大把金银,塞到那些工匠手里,让他们换来一晚欢乐,喝喝酒或是玩玩九柱游戏。我想,只有金银财宝源源不断地注入这个庭院,石材才能不间断供应,泥瓦匠才能不间歇地工作;他们平地、开沟、挖掘、排水。那个时代是信仰的时代,人们有意投入这些钱,在稳固的地基上垒好石头,之后又有更多钱来自国王、女王和贵族们的金库,让圣歌在这里响起,学者在这里进修。有人分配土地,有人缴纳什一税。后来,信仰的时代成为过去,理性时代到来,金银的源流依然不断,人们建立研究员制度,资助讲师职位。只不过现在,金银不再来源于国王的金库,而是来自商业和制造业的收入,来自那些靠经营实业发了财的人,他们慷慨解囊是出于自愿,为了回报当年他们学到的技艺,而资助大学设立更多教授、研究员和讲师职位。几个世纪前,这些图书馆、实验室,这些天文台,那些昂贵、精致、保存在玻璃柜里的先进设备都不存在,这里曾经只有青草和猪群。当然,此时此刻我漫步在庭院,走在那些金银铸就的坚实地基上,铺好的路面严严实实地掩盖了野草的生长。头上顶着盘子的侍者匆忙上下楼梯。窗台上的花盆里开满了艳丽的鲜花。屋内传来留声机的刺耳声响。我没法不联想——不管想什么,它都被打断了。钟声响起,到吃午饭的时间了。

奇怪的是,小说家笔下的午餐会,似乎总是在描写某个人说的某些俏皮话,或某个人做了某件聪明事。很少有人费口舌去描述大家吃了什么。小说家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不去提及汤品、三文鱼或乳鸭,仿佛汤品、三文鱼和乳鸭之类的东西不重要,仿佛没有人抽过一根雪茄烟,仿佛没有人饮过一杯酒。现在,我要擅自打破这一惯例,告诉你们,在这次午餐会上,第一道菜是鳎目鱼,装在深盘里,校厨在上面撒了一层雪白的奶油,只零星露出一些棕色的斑点,就像母鹿身上的梅花一样。下一道菜是山鹑。你可别以为这道菜就是盘子里放上几只棕色的秃毛小鸟。这道菜量大而且配料丰富,搭配各种沙拉和酱汁,有甜有辣,摆放得整整齐齐;土豆片切得和硬币一样厚,口感还相当柔软;菜心鲜美多汁,形状宛如玫瑰花蕾。侍者静候一旁,说不定他就是刚才那位校官,只不过表情更温和些。我刚吃完烤肉和配菜,他就端上一份甜点,旁边装饰着折叠纸巾,点心一入口,嘴里顿时翻涌起各种甜味。如果说它是布丁,让它与大米和木薯淀粉为伍,那简直是一种大不敬。与此同时,酒杯中流淌着黄色或深红色的琼浆,一杯喝完,又满上一杯。渐渐地,在我们的脊髓深处、灵魂栖居的地方,有什么东西被点燃了,不是被那种我们称之为才华的刺眼电光,它只在我们的唇齿之间跳跃,而是一种更深刻、更微妙、更隐蔽的光,是理性交流碰撞出的明黄色火焰。不用着急,不用炫耀,做自己就好,不用做其他任何人。我们来到了极乐世界,凡·戴克和我们做伴——换句话说,坐在床边的座位上,点一支烟,深深地陷入靠垫之中,你会觉得生活多么美好,回报多么芬芳,愤怒和委屈多么微不足道,友情和同类多么值得称道。

如果我手边恰好有烟灰缸,如果我没有不合时宜地把烟灰抖出窗外,如果情况稍有一点儿不同,我就不会碰巧看到它,我们假设它是一只没有尾巴的猫。这只无尾猫突然出现,悄无声息地穿过四方院,熄灭了我的感性之光,取而代之的是潜意识的理智,就好像有人在我身上蒙上了一道阴影。也许是德国白葡萄酒的酒劲过了,我望着那只曼岛猫在草坪中间停下脚步,仿佛它也在思考宇宙,我突然觉得周围少了什么,有什么不一样。我一边听着大家的谈话,一边问自己,到底少了什么,到底有什么不对。要回答这个问题,我需要让自己的思绪离开这个房间,回到过去,回到战争之前,在脑中还原另一场午餐会的场景,地点离这里不远,但不一样,一切都不一样。宾客们正在交谈,他们人数众多,都很年轻,有的是我这种性别,有的是另一种。他们的对话顺畅、愉悦、自在又风趣。我把这些对话放到跨越时空的另一场对话中,比较这两者,非常确定其中一方由另一方演变而来,是另一方的合法继承人。没有任何改变,没有任何不同,只不过在这里,我不仅去听人们说的话,还听那些话语背后的杂音和暗流。对,没错——变化就在这里。如果回到战前,人们在这种午餐会上说的话和现在并无不同,但听起来却不一样,因为过去人们的交谈伴随着一种嗡嗡的杂音,虽然不清楚,但听起来很悦耳,令人振奋,甚至改变了话语本身的含义。那种杂音能用语言来形容吗?也许只有借诗人之手才能做到。我身边有本书,随手打开一翻,就翻到了丁尼生。我听到丁尼生在这里吟唱:

一颗晶莹的泪珠

从门前一朵西番莲滑下。

她来了,我的鸟儿,我的爱人;

她来了,我的一生,我的宿命;

红玫瑰叫,“她近了,她近了”;

白玫瑰啜泣,“她迟了”;

飞燕草倾听,“听到了,听到了”;

百合花低语,“我在等待”。

这是战前的午餐会上男人们的杂音吗?也是女人们的吗?

我的心是鸟儿在歌唱

筑巢在那挂着露珠的新枝上;

我的心是一棵苹果树

累累的硕果在枝头荡漾;

我的心是一片彩虹贝壳

在宁静的大海中划桨;

我的心无比快乐

因为我的爱人就要来到我身旁。

这是战前的午餐会上女人们的杂音吗?


一想到战前时期的人们在午餐会上低吟这些词句,我就觉得十分荒唐,忍不住大笑起来,为了避免尴尬,我只能指了指草坪中央那只曼岛猫,这个可怜的小东西,少了条尾巴,看起来确实有点滑稽。它是生下来就这样,还是意外失去了尾巴?据说曼岛上确实生活着一些无尾猫,但它毕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常见。无尾猫是种奇怪的动物,说不上美丽,只能算新奇。真是奇怪,一条尾巴竟然能造成这么大的区别——你知道的,午餐会结束、人们纷纷起身去拿外套和帽子的时候,就会说些这样的话。

多亏主人热情好客,这次午餐会持续到了下午晚些时候。美好的10月天色暗淡下来,我走上大道,道旁的树上有叶子落下。轻轻地,一扇扇门在我身后关上。数不清的钥匙被数不清的校官插进上了油的锁孔;藏宝箱又将度过一个安全的夜晚。走过大道,我走上一条小路——路名我不记得了——沿着这条路走,别转错弯,就能到芬汉姆学院。时间有的是。晚餐到7点半才会开始。这么一顿丰富的午餐过后,晚餐不吃也罢。奇怪的是,一段诗驱动着我的大脑,驱使我的双腿走在路上,穿越时间,快步走向海丁利。那些诗句——

一颗晶莹的泪珠

从门前一朵西番莲滑下。

她来了,我的鸟儿,我的爱人——

流淌进了我的血液。这时,我换了一种方法,伴随着湍流翻过堤堰的声音,唱道:

我的心是鸟儿在歌唱

筑巢在那挂着露珠的新枝上;

我的心是一棵苹果树……

多伟大的诗人,就像人们在暮色中常做的那样,多伟大的诗人!

带着有点嫉妒的心情,我做了一个有点愚蠢和荒唐的比较,想看看我们这个时代还能不能找到两位像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这样伟大的诗人。我一边凝视着水中的泡沫一边想,显然这是不能的。诗歌之所以能让人忘乎所以、陷入狂喜,是因为它歌颂人们熟悉的心情(比如说战前时期午餐会上的心情),因此人们能自然而然地做出反应,无须再次确认这种心情,无须拿它和此时此刻的心情比较。而当代诗人表达的情绪是捏造的,从此时此刻的我们身上剥离了下来。我没法一下子认出它,往往产生莫名的恐惧;人们敏锐地观察它,把它和自己过去的心情做比较,有些嫉妒,有些怀疑。现代诗难读就难在这里,因此就算看到优秀的现代诗,人们记住的诗句也不会超过两行。因为我记忆力不够好,脑中的证据不足,所以这个问题的结论只能暂且搁置了。我一边继续朝海丁利的方向走去,一边想,到底是为什么,午餐会上的人们不再发出杂音呢?阿尔弗雷德为什么不再唱:

她来了,我的鸟儿,我的爱人——

克里斯蒂娜为什么不再和:

我的心无比快乐

因为我的爱人就要来到我身旁。

一切都是战争的错吗?1914年8月,枪声响起的时候,男人和女人们的面孔在彼此眼中就此失色,浪漫从此死亡了吗?的确,在一片枪炮的火光中,我们的统治者的面庞显得如此令人震惊(尤其是对幻想自己能接受教育的女性来说)。他们看起来如此丑陋——无论是德国人、英国人还是法国人——如此愚蠢。可是,不管你怎么怪罪任何地点或者任何人,引得丁尼生和罗塞蒂热情歌颂恋人到来的那种幻想,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经常出现了。我们只能去阅读,去观察,去倾听,去回忆。可我们为什么要去“怪罪”呢?如果它终究是一种幻象,我们为什么不赞美灾难呢?因为不管是什么灾难,它让幻想破灭,让真理显现。说到真理……这个省略号的意思是,我光顾着寻找真理,错过了转去芬汉姆的那个弯。我问自己,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幻想?比如旁边这些房子的红窗户,在暮色中散发着暗淡的灯光,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气氛,但是到了早上9点,屋里撒着糖果,窗前晾着鞋带,房屋原本的脏兮兮的红色显露出来,哪一种才是真实的?还有那些垂柳、小河和岸边的花园,现在在薄雾中朦朦胧胧,但在阳光的照射下,却能呈现出金色和红色,到底哪一种是真实,哪一种是幻象?这里我省略自己的具体思考过程,因为在去海丁利的路上,我并没有得出什么结论。我请大家假设,我很快就发现自己少转一个弯,然后折回去,回到了去芬汉姆的路上。

我前面说过,这是10月里的一天,为了不辜负大家的信任,为了不玷污小说的好名声,我不会突然变换季节,开始描述花园墙壁上垂下的紫丁香,或是番红花、郁金香等春天的花儿。小说必须尊重事实,事实越可信,小说就越好——据说是这样。因此,这天确实是秋日里的一天,叶子还是黄的,还在下落,只不过比刚才落得快了点,因为夜幕已经降临(准确来说,时间是7点23分),一阵微风(准确来说,是一阵西南风)吹起。但是,这一切当中有一种不和谐:

我的心是鸟儿在歌唱

筑巢在那挂着露珠的新枝上;

我的心是一棵苹果树

累累的硕果在枝头荡漾;

或许,是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我荒唐的幻想——当然,这一切只是一场幻想——紫丁香花在花园的墙头摇摆,钩粉蝶四处飞舞,花粉在空中飘散。一阵风吹起,不知从哪个方向来的,掀起还没长大的嫩树叶子,让空中闪过一片银灰色的光。现在是光与暗的交界时分,所有颜色都变得更加浓重,紫色和金色在窗玻璃上燃烧,像一颗激动的心脏在跳动;出于某种原因,世界的美显露出来,却很快又要消逝(这时,我推开门走进了花园,因为门竟然开着,周围也没有什么校官),这种美像刀锋的两面,一面是欢笑,另一面是愤怒,把心撕裂开来。春日的黄昏里,芬汉姆的花园就在我眼前,大开着门,园里长满高高的草,水仙花和风铃草点缀其中,肆意摇摆,也许到了花期它们也还是这样凌乱,现在更是随风摆动,仿佛要把自己连根拔起。建筑物的窗户高低错落,仿佛一扇扇船窗,淹没在红砖的巨浪中,随着春日的云朵飞快飘过,窗户的颜色也从柠檬黄转成银色。有人躺在吊床上,还有人穿过草坪走过来,那个身影在暗淡的光线里就像一个幻影,一半靠看,另一半靠猜——没有人拦住她?接着,一个弯着腰的身影突然出现在露台上,好像是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看一眼花园,她额头很大,身上穿着一件破旧的连衣裙,强大而谦逊——难道她是那位有名的学者,那位J——H——本人?一切都如此暗淡,又如此强烈,就好像薄雾给花园披上了一条围巾,星光或利剑又把它划得粉碎——从春天的心脏里,突然跳出某种可怕的现实来。因为年轻——

我的汤上来了。我正在一间大餐厅里吃晚餐。现在根本不是什么春天,而是一个10月里的夜晚。大家都在大餐厅里就位,晚餐准备妥当,汤已经上来了。这是一道普通的肉汤,激不起我的任何幻想。如果盘底有图案,我隔着这么稀的汤汁就能看到,可盘底没有图案,连盘子都这么普通。下一道菜是牛肉配蔬菜、土豆——一种家常菜的典型搭配,让人想起脏兮兮的菜市场上的牛臀肉,叶边卷曲泛黄的菜心,还有星期一早上拎着网兜的女人讨价还价的声音。看到菜的分量很足,想到煤矿工人吃得肯定更少,我们没理由抱怨这些平常食物。接下来上桌的是梅干和奶油冻。或许有人抱怨,梅干虽然有奶油冻搭配,但依然是一种穷酸的蔬菜(算不上是水果),它们纤维很多,像吝啬鬼的心脏,流出来的汁液也像吝啬鬼的血管里的那种液体一样,他们一辈子舍不得喝酒、舍不得穿暖,更不愿给穷人一丁点儿施舍,这样抱怨的人一定能想到,对某些人来说,梅干已经是一种大慈大悲的施舍。接着上来的是饼干和奶酪,之后,席间传起了水壶,因为饼干难免让人吃得口干,更何况这些饼干干得如此彻底。所有餐点都上完了。晚餐到此结束。大家都把椅子向后一推,吱呀一声站起身来,旋转门剧烈地开开关关,很快大厅里就不剩一点食物的痕迹,它显然已经为第二天的早餐做好了准备。英格兰的年轻人唱着歌,吵吵闹闹地穿过过道,走上楼梯。作为一个客人,一个陌生人(我在芬汉姆和在三一学院、索默维尔学院、格顿学院、纽汉姆学院或克赖斯特彻奇学院一样,没有什么权利),难道我能说“晚饭不好吃”,或者说(现在我和玛丽·塞顿坐在她家客厅里)“我们难道不该单独来这儿吃”?因为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是秘密,在陌生人面前通常伪装得非常乐观和勇敢,如果我说了这种话,就相当于在窥视和打探。换了别人,也不该这样说。我们的谈话一时间变得很无聊。心灵、身体和大脑共同组成人类的躯壳,它们浑然一体,不能独立存在,这种状态就算再过一百万年也不会改变,因此,对于一场优质的交谈来说,一顿好饭的作用非常重要。少了一顿好饭,人就不能好好思考,好好去爱,好好睡觉。牛肉和梅干并不能点亮我们的灵魂之光。我们大概进入了极乐世界,凡·戴克大概就在下一个街角等待——一天的工作结束后,靠牛肉和梅干催生的只有这种模棱两可的勉强心境。好在我这位科学教师朋友家里有个橱柜,里面放着一个大酒瓶,几只小酒杯——(但还应该有鳎目鱼或山鹑之类的下酒菜)——于是我们才能坐在炉火旁,部分修复我们经过一天生计后受伤的心灵。没过多久,我们就自在地聊了起来。之前独自一人时,我们脑中冒出过许许多多好奇的话题,现在见面了,难免要把它们都拿出来聊上一番——有人结婚了,有人没结;有人这样想,有人那样想;有人意外飞黄腾达,还有人居然落魄了——话匣子一打开,我们自然而然体察起了人性和这个神奇的世界。谈论的时候,我羞愧地意识到,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象一个场景,因此放任所有话题自生自灭了。我们可以聊西班牙或葡萄牙,一本书或者一场赛马,但我真正感兴趣的不是这些,而是大约五个世纪以前泥瓦匠们在高屋顶房子上忙碌的场景。国王和贵族带来了大把大把的钱,浇灌进房屋的地基里。这个场景在我脑中生动地再现,又被另一个场景取代:瘦弱的牛、脏兮兮的市场、蔫了的蔬菜、吝啬的老男人。这两幅图景不相同也不相关,看上去很荒唐,但它们总是交织在一起,互相争斗,占满了我的大脑。为了防止我们的对话被曲解,最好的办法就是说出我心中所想,运气好的话,它就能像埋在温莎的老国王的头颅一样,棺材盖一打开,就萎缩、消散。于是我简短地告诉玛丽·塞顿,泥瓦匠在小教堂的屋顶上忙活了那么多年,那些国王、女王和贵族扛来了那么多袋金币银币,一铲子一铲子埋进土里;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大资本家们的支票和债券取代了过去的锭块和粗金块。那些学校地下埋了那么多钱,可我们这所学校、这些华丽的红砖和花园里疯长的野草下面埋了什么呢?我们吃饭用的这些简陋餐具,这些(我不知不觉脱口而出)牛肉、奶黄和梅干背后,又有怎样一股力量?

事情是这样,玛丽·塞顿说,1860年前后——哦,来龙去脉你都知道,她这样说道,我猜这段故事她都讲烦了。但她还是说——“这所学校先是租好了房子,然后成立了委员会,写了地址寄出了信,拟好了公告。开过了会,宣读了回信,他们收到许多这样那样的承诺,但某某先生一分钱都不肯掏。《星期六评论》更是过分。我们怎么筹支办公费用?要搞义卖吗?能拉个漂亮姑娘帮我们撑撑场面吗?看看约翰·斯图亚特·米尔有什么意见。谁能说服某某报的编辑刊登一封信?能不能请某某女士签个名?某某女士出城去了。六十年以前,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大家花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经历了漫长的斗争,克服了最大的困难,终于才凑到了三万英镑。因此,我们当然没钱喝酒吃山鹑,也请不起侍者顶着餐盘给大家上菜,”她说,“我们买不起沙发,租不起分房间的房子。”“各种便利设施,”她从某本书里引用道,“以后再说吧。”

一想到那么多妇女年复一年的工作,却连两千英镑都很难攒下,一想到学校的创办人费这么大的劲才筹到三万英镑,让人忍不住嘲讽一番,我们这个性别的人活该如此贫穷,太不应该了。我们的母亲不去给我们挣钱,都在忙活些什么?忙着往脸上擦粉?看商店橱窗?在蒙特卡洛的阳光下花枝招展?壁炉上有几张照片。玛丽的妈妈——如果是的话——她闲暇时肯定是个败家子(她跟一个教堂牧师生了十三个孩子),但如果她的生活如此放荡奢侈,她脸上却没留下多少欢愉的痕迹。她长相平平,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妇人,系着一条大格子围巾,别了一枚大胸针。她坐在一把藤椅上,正在哄一只西班牙猎犬看镜头,脸上的神情愉悦又紧张,仿佛她知道闪光灯一闪,狗就会扑上去。如果她去做生意,经营一家人造丝厂,或者当个证券大亨,如果她能给芬汉姆学院留下二三十万英镑,我们今天晚上就能舒舒服服地坐着,谈论考古学、植物学、人类学、物理、原子的性质、数学、天文、相对论和地理。如果塞顿太太、她妈妈和她妈妈的妈妈像她们的父辈和祖父辈一样,掌握了伟大的致富之道,并留下遗产,用来为女性设立研究员和讲师职位,发放奖金和奖学金,我们今天晚上就能单独地坐在这里,惬意地吃鸟喝酒,我们可以靠着某人慷慨捐赠的职业,度过愉快又体面的一生,这一切不再是奢求。我们有机会去探索,去写作;我们可以去圣地游荡;可以坐在帕特农神庙的台阶上沉思;可以上午10点钟才到办公室,下午4点半就舒舒服服地回家写点小诗。如果塞顿太太这类人十五岁就开始做生意,这样一来——问题出现了——玛丽就不会被生下来。我问玛丽对此做何感想。窗外是10月的夜晚,宁静而美好,黄了叶子的树梢上刚好点缀着一两颗星星。玛丽经常想起(他们家虽然人很多,但活得很幸福)她小时候在苏格兰玩的那些游戏、经历的那些争吵,总是不厌其烦地称赞那里清新的空气和好吃的蛋糕。但如果说只要她放弃这一切,就会有人大笔一挥,给芬汉姆提供五万英镑左右的资助,她愿意吗?要想有钱资助学校,就注定顾不上家庭。一边抚养十三个孩子一边挣大钱——这根本没人能做到。想想看,现实就是这样。首先,生孩子要怀胎九个月。孩子生下来后,哺乳期又要耽误三或四个月。孩子大点之后,当然还要付出五年时间陪孩子玩。你总不能让孩子满大街乱跑。有人去俄罗斯,见过孩子疯跑的景象,那可不怎么令人愉快。据说,孩子的人格就是在一到五岁之间形成的。如果塞顿太太忙着赚钱,你上哪去留下这些关于游戏和争吵的记忆?你又怎么会了解苏格兰清新的空气、蛋糕和其他东西?更何况这些假设根本不成立,因为你根本不会存在。如果塞顿太太、她妈妈和她妈妈的妈妈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给大学和图书馆的成立打牢了基础,那又会怎么样?这个问题也不成立:第一,她们根本没法挣钱;第二,就算她们能挣到钱,法律也没有赋予她们持有自己财产的权利。在过去的四十八年里,塞顿太太才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点小钱。在此前几个世纪里,女人的财产属于自己的丈夫——一定是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塞顿太太和她妈妈才与证券交易所无缘。她们会想,我挣到的每一分钱都会被拿走,交给我聪明的丈夫来处置——设立奖学金也好,资助贝利尔学院或国王学院的研究员职位也好。既然如此,就算我能挣到钱,我也没什么动力去挣。挣钱的事情还是交给男人去做吧。

不管那位看着西班牙猎犬的老妇人有没有错,但出于某种原因,我们的母亲一辈在自己的事情上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一点毫无疑问。结果,她们没留下一分钱,没法建设“便利设施”,没钱喝酒、吃山鹑、雇用校官、打理赛马场、看书、抽烟、去图书馆、休闲娱乐。从平地之上盖起一堵墙来,已经是她们所能做到的极限。

我们站在窗边,一边交谈一边欣赏夜景,像千千万万人每天晚上做的那样,遥望下方这座名城的穹顶和塔楼。在这个秋天的月夜里,它显得格外美、格外神秘。历史悠久的石块洁白而庄重。我们想到那里的藏书,那些挂在独立房间墙上的老教士和名人肖像画,那些彩窗在步道上投下的奇妙的球形和月牙形影子,那些石碑、纪念碑和上面的铭文,那里的喷泉和草坪,那些望得见安静庭院的安静房间。我还想到(原谅我这样想)令人沉醉的烟和酒,可以深深陷进去的扶手椅,舒服的地毯:那种奢侈、私密和宽敞的环境带来的优雅、舒适和尊严。相比之下,我们的母辈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完全不值一提——她们忙着给圣安德鲁斯的牧师生十三个孩子,连三万英镑都很难拿得出来。

我回到下榻的旅馆,走过黑漆漆的街道,思前想后。人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都会陷入沉思。我想,为什么塞顿太太没钱留给我们,贫穷对一个人的心智会产生什么影响,财富又会产生什么影响,我想到今早看到的那个披着裘皮的古怪老绅士,我想起他们听到有人吹口哨会拔腿就跑,我想起小教堂的管风琴轰鸣和图书馆紧闭的大门,我想到被拒之门外有多么不愉快,又转念一想,要是被关在里面则更不愉快,我想到一个性别享受着安稳与繁荣,另一个性别却遭受着贫困和动荡,我想到一种传统和一种传统的缺失会怎样影响一个作家。最后我想到,经过了这一天的磕磕绊绊,是时候把所有争论、印象、愤怒和欢笑一起,揉成一团扔进树篱里。成千上万颗星星在深蓝的夜空中闪烁。面对深不可测的世界,我一个人显得如此孤独。所有人都睡去了——有的俯卧,有的平躺,都陷入了沉默。牛桥的街道上似乎没有人醒着。旅馆的门突然开向两边,仿佛一只看不见的手把它推开——没有仆人帮我点灯,送我回屋睡觉,夜太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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