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小岛的悬疑志
“鼓浪屿的孩子都是好孩子”，这是对一座人文岛屿的倾情赞颂。做一个家住鼓浪屿原英国领事馆的好孩子，更是一种巨大的幸福。而我就成为了这名幸福的好孩子。
1983年，厦门的雨季刚刚过去，父母的单位就为我们全家解决了住房。一家人离开了漏雨的小屋，从拥挤狭窄的小街巷，搬到了水清沙白的鼓浪屿。大海，开始以温暖开阔的姿态走进我的生活。父母的单位是厦门工业设计院，办公地点就设在鼓浪屿上的原英国领事馆，而我们家就居住在领事馆的后院。身为高级工程师的爸爸和妈妈分别在一楼和二楼上班，只要我有事，就可以随时顺着馆内的原木楼梯跑上跑下去找他们，馆内地面铺设的是很有闽南特色的红色地砖，越用水洗，越发温润，岁月打磨，让它在沉淀的红色中静静散发着典雅，虽然是硬质，却无丝毫的锐气。木质的楼梯也是这样，灵秀而厚重，精致又拙朴，双脚踏上去，发出的是一种近似古典音乐的声响。最为好奇的是，一座堪称巨大的铁皮保险柜就安放在我的家里，它是原来英国领事馆遗留下来的，属于文物，表面已经有一些斑驳，从住进来开始就从来没有人动过它，似乎挪动一下，里面的秘密就会抖搂出来。这座历史感强烈的建筑并没有让我陷入对于过往的追溯，相反，它成为一个特区少年体味生活、观察世界的制高点。
作为最早在厦门修筑领事馆的国家之一，英领馆占据了轮渡码头上地势最高的位置。站在那里，可以看到整个鹭江的海面。每天，只要我愿意，走出温馨的两居室的家，穿过凤凰木的树丛边缘，就能看到辽阔的海面，天风海涛，豁然开朗，仿佛一个隐秘的私家花园。
“当他闲适地躺在沙滩上，而不是在办公室里工作时，他的灵魂才会喊道：‘人生真美丽啊！’”，那时的我常常从父亲的书架上漫无目的地寻书来读，林语堂先生《人生的盛宴》中的这段话于我心有戚戚焉，典型老男人式的油而滑的感慨让一个正为分数发愁的读书郎情何以堪！但是，生活在鼓浪屿的读书郎显然要比同学幸福得多。每每起了大雾，或是来了台风，轮渡无法通行，我就有了最正当的不去上学的理由。我可以随便在鼓浪屿找一个安静的角落，以看书的姿态尽情地发呆。若无心读书，也不想思考，就围绕小岛走路，即使走路也不会无聊，一定会有钢琴声作为你的背景声。最记得，在漫无目的的游逛中，我竟然在一个小巷中有了此生最大的“艳遇”：我“发现”了林语堂先生曾经住过的“廖墅”！这栋两层高的私家别墅虽然显露出了没落的景象，但依然掩饰不住当年的雍容气度。1919年1月，就是在这所大宅里，廖家二小姐廖翠凤嫁给了牧师的儿子林语堂，未过多久，林语堂就带着新婚的妻子远走高飞，到美国哈佛大学求学去了。
闲适是岁月馈赠给鼓浪屿的礼物，富裕也分明是闲适的前提。19世纪后半期，当一个古老的东方帝国无力维护一座岛屿的宁静，外来势力和本地商人却使它成为了“地球上最富庶的三个地区之一”。20世纪20年代，全球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乐观，在令人陶醉的20年代，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鼓浪屿更加喧嚣、热闹。距厦门本岛仅0.25英里，鼓浪屿是香港的微型翻版。作为国际商业、文化交流的温床，这个小岛曾经拥有14个国家的领事馆，还有众多全球主要贸易机构的办事处，以及数百座由厦门本地新贵兴建的雅致公馆。[1]
追求财富和讲究腔调在故乡人身上实现了和谐的融合。当厦门的富人们在鼓浪屿上兴建自家的公馆时，我的太公的造园计划也在谋划中。晋江颜氏是泉郡望族，先祖为孔子门生七十二贤人之首颜回，其后代开枝散叶，居于海内外多处，太公一族在安海繁衍生息。我的太公很早就在厦门生活、经商，他平日喜欢与朋友游览鼓浪屿私家花园，鼓浪屿随地势高低起伏建造的中西结合的楼宇、庭院、园林营造风格深深地影响着他的情趣和建屋造园理念。20世纪20年代末，太公便在祖上购于清咸丰、同治年间的宅基地上，建造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策园”。策园坐落于安海成功西路234号，由一座中西风格的两层红砖楼和地势由西向东迭次有致下降的花园组成，占地面积千余平方米，其中红砖楼占地100多平方米，余下皆是花园、庭院。居家有花园在安海这个历史古镇虽不罕见，但策园一亩多地的园林规模在安海却是不多的。
太公是一个颇有品位的人，亦爱风雅，他在园中扁柏树下竹径之旁雕塑“策园”壁塑。壁塑上书“策园”两字颜楷，中间为团形篆书“福”字，两旁是对联，下联为“园居勤习静依然陋巷心斋”，联文深情缅怀其先祖颜回居陋巷之俭朴静心，而今有园可居应不忘祖上好学勤奋之德行。
岁月沧桑，90多年过去了，策园往日的规模和园中的景致已今非昔比，但每次折返故乡，这里永远是我追怀先人、颐养性情的乐园。如今100多岁的龙眼树还在结着硕果，它们和含笑、桂花、蜡梅、梅花、翠竹、鱼池、古井依然在静静地陪伴老屋和策园的后人。
福建人被誉为“中国最富冒险精神的人”，堪称中国的新英格兰人。他们驾驶船只远航，足迹遍布中国沿海各地，远至马尼拉、文莱、新加坡和爪哇，有时候甚至到印度探险。[2]按照当时落后的交通情况来计算距离的话，厦门对于安海而言已经是另外一个花花世界了，但向往外界、四方开拓的商业精神激励着爷爷早早就离开家乡安海，从中学起就到厦门读书。毕业回到家乡后，爷爷开始了他的商业生涯，小时候走进爷爷所在的渔业公司，带着海腥味的算盘珠子在爷爷的手中上下翻滚的景象，成为了我童年时期关于商业最早的记忆。母亲的家族中，太公早早就到厦门创业，外公也是自幼就到厦门同文书院念书，这所书院是同文中学的前身，创办于1898年，是厦门较早的以教授国文和英文著称的学校。1947年，外公留在厦门友联信局担任经理，处理菲律宾的侨批业务。所谓“侨批”，是指早年在海外发展的华侨通过海内外的民间机构汇寄到国内的一种融家书与汇款一体的特殊邮件。安海一带对外经商的历史悠久，外公和爷爷都处理过侨批业务。侨批上有儿子问候年迈双亲的；有父亲要求赎回被卖女儿的；也有父母盼儿早日回归的……一封封侨批，其实记录的是一个个家族的发展史，亦是福建人开拓进取的商业精神的历史见证。
出走海外的故乡人带回来的不仅有大把的金钱，有古典雅致的私家园林，还有外来的商业品牌。安海镇所属的晋江市如今已成为中国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县级市之一，拥有40家境内外上市公司，位列全国县级第一，“晋江模式”也和“苏南模式”一样，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四大经济发展模式。20世纪80年代末，晋江的常住人口是300万，其中海外侨胞、侨眷就占到了200万。海外的人把耐克的旅游鞋引入进来，家庭作坊式的制鞋厂从此慢慢增加。或许就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代工厂开始放在晋江，才刺激了晋江人开始创办自己的企业。之后的安踏、361度、乔丹、贵人鸟、七匹狼、劲霸、利郎等制鞋和服装产品，都是那时在晋江催生的本土品牌，如今在亚洲和世界都声名赫赫。在安海，更是诞生了中国内地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中外合资的民营企业--恒安国际。记得小时候从西安到安海探亲，与那座安静的内陆城市不同的是，这里似乎人人都在经商，从模具生产到玩具制造，产业中心的形成时间在全国都是最早的。连家里帮忙的阿姨每个星期都会去工厂里拿一些牙刷的半成品回来加工，把牙刷毛和刷柄固定起来，然后到工厂交回成品，计件领取工资。这些经济行为在北方都是不曾见过的。敢于冒险，不吝吃苦，一群“疯狂的老板”使得晋江成为“一座可怕的城市”，到了晋江，果真是不穿名牌都很难啊！
老板们无论来自厦门，还是晋江、安海，正是他们组成了闽南商人圈，在亚洲贸易圈层，曾有学者称其为“亚洲的犹太人”。对于比肩犹太人这个背井离乡的民族，许多闽南商人并不感到被冒犯，而是感到自豪，因为犹太移民依靠自己的智慧、勤劳和对教育的高度重视而生存下来。和犹太人一样，安海人似乎也喜欢漂泊。凭借着四通八达的水上运输，安海港在明朝时期泉州港发展衰落之后，依然保持着频繁的商贾往来。明朝的安海又称“安平”，安平商人的足迹遍布海洋四方。东南海域著名的大海商郑芝龙曾经在安海港内聚集了上千艘海船，进行海上商贸往来。明朝隆庆年间，菲律宾的吕宋岛开通了海上贸易，招募华人到当地经商，一开始问津者寥寥，安平商人李寓西、陈斗岩率先远渡吕宋岛，结果收益丰厚。于是安海乡亲纷纷效仿，在明朝就出现了十户九商的情景。[3]商业的启蒙和自然地域有多大的关联，为什么工业资本主义会发迹于英伦半岛？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有过论述：“英国的地理位置使北欧最强大民族中最强大的成员移来居住；自然淘汰过程使那些最勇敢而依靠自己的人相继移入英国。而英国的气候比北半球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宜于保持精力。它没有崇山峻岭的阻隔，它的任何一个角落离可通航的水道都不超过20英里，所以，英国各地都可以自由往来，完全没有自然障碍；再加上在英国，长子继承制使贵族之家长以外的诸子倾向于自谋生计，并且不同阶级的融合使得英国的政治很有条理，同时也使企业冒险具有贵族那种勇敢而传奇式的抱负的性质，因此英国人天生适合发展现代工商业。”“商性”不就是这样形成的吗？
也许并非天生喜欢漂泊，只是生存的自然环境，迫使故乡人更自觉地走向海外逐富的开放之路，他们的商性也许更多来自“天赋”。古老的财商隐藏于故乡的私家花园中，也彰显在帮忙阿姨手中正加工的牙刷里。由开放的海洋文化所塑造的商业DNA，就这样自如地融进了安海人的血液中。
和安海典型的“草根”商人不同的是，爷爷和外公都是经过校园知识的学习，之后才在这个天赋财商的地域拥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而我的第一次出门挣钱，甚至早于爷爷和外公，大学还未毕业，就开始了“奋斗”。
我最早发现的“商机”，是在家住鼓浪屿的时候。20世纪80年代，厦门旅游业逐渐升温，清静的小岛上涌进来一波又一波的外来人，他们在我的家门口指指点点，这种感觉很怪异。好玩的是，还有一个口若悬河的人带领着他们指指点点，原来这就是“导游”。回想自己的鼓浪屿岁月，已经在无形当中担任了多次这样的“导游”，每当有岛外或者厦门以外的亲人来到鼓浪屿，我都是一位热情的义务小导游。鼓浪屿是位美丽的魅力女性，在老鼓浪屿人看来，她因为极度的美丽而容易引人迷失，诗人舒婷作为资深的岛民，也曾经多次在兜兜转转的巷道中迷路。而我，似乎很少发生这样的美丽乌龙，每次都会将亲人们从最高的日光岩安全地带回最老的原英国领事馆。也许是和“导游”真有些缘分，离开厦门考入福建师范大学后，从大一开始，我就在亲戚的介绍下，加盟中国青年旅行社驻厦门分社，利用假期的时间担任兼职导游。刚刚上岗是跟师傅一起带团，过了一个学期，我就开始独立带团。那个时候，台湾客人逐渐增多，我带着台湾同胞们经常跑的线路是华北线和华东线，但有一次真就发生了“乌龙”。大学二年级寒假，我以领队的身份，带领一个台湾团从厦门起程到北京，再从北京到杭州。那是我第一次独立北上，冷得套了三件毛衣还直哆嗦。领队的责任是在整个行程中全程跟团，和每一站的地陪取得联系，做好衔接工作。我怎么也没想到，真正让我哆嗦的时刻出现在了最后一站--杭州。当天我们入住的是杭州的一家五星级大饭店，我的房间和客人的房间分属不同的两栋楼。第二天按计划是早晨七点出发，要从杭州坐车到上海，然后送旅行团从虹桥机场出境。那个年代可没有手机能定闹钟，所有叫早电话都是让酒店的总机打过来。安排完团队所有的事，我踏踏实实地睡去了。美梦是被从窗口透进的那一缕阳光刺破的。我揉揉眼睛，猛然发现已经九点钟了！我噌的一下坐了起来！看到团友们“人间蒸发”，我当时就傻了，来不及去理论为什么我的叫早电话未响，我迅速地塞完行李，叫酒店送我到公共汽车站，搭上最快能赶往上海虹桥机场的车。由于对杭州到上海的线路不熟，每到达一站，我就急切而且反复地询问司机和售票员同一个问题：这是距离虹桥机场最近的站吗？就在司机和售票员人品大爆发之前，我终于听到他们说：“你可以下车了！”下车了，哪里有虹桥机场的影子啊？忽然，面前驶来一辆救赎我的三轮车，三只轮子几乎以飞起来的速度一路冲向机场。到那里一看，我带的旅行团成员都开始办理登机手续了！还好，没耽误他们的行程。台湾的团友们看到从天而降的我，喜出望外。那位最爱开玩笑的阿姨见到我，还热情地咨询了最后一个问题：下次来上海，从这个机场到最近的公交站，如何走？上帝！一个来自鼓浪屿的好孩子，终于在“诡异”的上海，而不是海上迷失！
类似的有惊无险的经历考验着我初次与社会打交道的能力，不仅让我有机会游历了许多城市，更有意义的是，因为接待的多是海外团和台湾团，这样一群特殊的游客以及他们所带来的另外一个世界的信息，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吸引力。当然，最直接的收获，是通过自己的劳动，第一次拥有了小小的财务自由：大一的时候第一次跟着师傅带团，一天下来师傅就给了我200元港币的薪水。当时200元港币比国内很多人一个月的工资还高，这么一笔“巨款”虽然一年只能有几次挣，却早已让不满20岁的我备感满足。
几乎和我离开厦门去福州读大学的同时，父母的单位搬离了鼓浪屿，我的家移居到了厦门大学附近。装满了我成长记忆的原英国领事馆--自己曾经的家，有段时间忽然变成了一座钱币博物馆，那一刻，我有种穿越的惊悚。在我看来，仿佛是一位维多利亚时期的贵族小姐脱下优雅的丝质长袍，猛然换上了20世纪廉价的尼龙超短裙。
当游客们在那栋古老的别墅中穿行，我忽然想起了那个曾经隐匿在我家多年的老式保险柜。当我专程去寻它，早已没了踪影。我的英国领事馆，我的铁皮保险柜，在它安静而隐忍的表面之下究竟隐藏着什么？押宝人文，还是豪赌资本？这是一部潜伏于我心中的，关于一座小岛的悬疑志。
[1] 潘维廉著：《商业老厦门——现代中国商业与工商管理教育的摇篮》，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版。
[2] 潘维廉著：《商业老厦门——现代中国商业与工商管理教育的摇篮》，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版。
[3] 陈咏民著：《古韵安海》，方志出版社，2012年1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