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央制定政策
●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决定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政府的职权。”
●班禅说：“西藏要改革是肯定的，不实行改革，西藏无法发展。我希望快点实行改革！”
●西藏各地人民纷纷关切地询问：“改革什么时候开始？”
国务院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
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
命令说：
决定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政府的职权。由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帕巴拉·格列朗杰分别担任代理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任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撤销叛国分子索康·旺清格勒等18人的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及一切职务；任命邓少东、崔科·登珠泽仁等16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
西藏发生叛乱，使得西藏“六年不改”方针不能再继续执行下去。早在制定“六年不改”方针的同时，毛泽东就说：“如果受外国指挥的西藏反革命分子不通过协商而一定要通过反叛和战争破坏十七条协议，把西藏情况打烂，那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为改革创造机会。”
如今，西藏上层叛乱分子逆历史潮流而动，让西藏人们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纷纷谴责他们的无耻行径，这些都为西藏民主改革创造了机会。
西藏发生叛乱后，中央和西藏工委开始积极地为西藏民主改革做准备。
为制定符合西藏民主的政策，毛泽东还专门写信给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副主任汪锋，询问了西藏地区情况，提出如下问题：
1、人口是不是120万？
2、面积为多少平方公里？
3、农奴制度的内容，农奴和农奴主的关系，产品双方各得多少？
4、共有多少喇嘛？
5、贵族对农奴的政治关系，贵族是否有杀人权？是否私立审判？使用私刑？
6、喇嘛寺对所属农奴的剥削压迫情形。
7、喇嘛寺内部的剥削压迫情形。
8、西藏地方各级政府及藏军每年的广大经费从何而来？
9、叛乱者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有无百分之五？
10、整个剥削阶级中，左、中、右分子的百分比各为多少？11、全国其他藏族地区的人口、面积等问题，准备进行深入了解。
毛泽东和班禅谈民主改革
1959年4月9日，班禅、阿沛·阿旺晋美和詹东·计晋美前往北京，准备出席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期间，毛泽东热情接见了班禅一行。在会谈中，毛泽东问班禅：“你对民主改革有何看法？”
班禅说：“西藏要改革是肯定的，不实行改革，西藏无法发展。我希望快点实行改革！”
毛泽东感慨说：“你们站在爱国、进步方面，是左派，不要怕丧失你们的庄园以后没有饭吃。”
班禅说：“请主席放心，我全力支持中央决策。”
毛泽东接着说：“对左派和中间派，要采取赎买的政策，保证改革以后生活水平不会降低。对你们要同对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成都等全国所有大城市的资本家一样，同对荣毅仁一样。”
班禅表示说：“他们会理解中央决定。”
毛泽东说：“是啊。改革问题需要你们的支持，你要花点时间开导他们！”
班禅说：“我会尽全力协助中央开展工作的。”
毛泽东笑了笑说：“现在，你是国家干部、人民代表，还分别是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政协常委。在西藏你还有职务和工作。只要同西藏人民合作，讲民主，一定有你们的政治地位，生活上不降低，同过去一样，这一点由中央来保证。你们过去同薪巴（农民）关系不好的，要改好一点。像刘文辉，工人、农民就不斗他了。这是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汉族地区和内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都走了这两步。你们那里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以后，就搞和平改革。”
谈到宗教政策，毛泽东说：
关于宗教，我们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来，宗教寺院也需要进行改革。
毛泽东还说：
西藏要发展，人口、文化、经济和政治都要发展。藏族人民是聪明、勤劳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革之后，西藏可能很快发展。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有前途的。
班禅在一旁认真听着，并不时地点头……
班禅主持会议讨论民主改革
1959年5月上旬，西藏工委经过调查，拟定了《关于在当前工作中几个政策问题的决定》，向中央提出了几点民主改革的建议。
内容如下：
关于农村工作，当前要有重点地掀起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和减租减息的“三反双减”运动，肃清叛乱分子，打掉反动上层的威风，树立贫苦农奴的优势，搞好生产，为民主改革打好基础。
关于牧区改革，当前的基本任务是平息叛乱，建立政权，保护牲畜，未参叛牧主的牲畜仍归牧主所有，实行牧工牧主两利政策。
关于寺院问题，总的任务是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爱国守法的寺院和宗教界人士，彻底肃清寺院的叛乱，摧毁寺院的封建特权……
5月31日，中央对西藏工委报告的上述几项政策作了批示，肯定了西藏工委制定的各项政策。
中央还向西藏工委发出指示：
在民主改革中，必须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诉苦运动，根据区别对待左、中、右、叛四类上层分子的原则，充分揭露反动上层分子的罪恶，打掉他们的威风，借以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
组织农民协会或农牧民协会，树立贫苦农牧民的优势，并且切实搞好生产，使群众得到一次秋收的实际利益。
民主改革前夕，人民解放军、西藏工委分成多个小组、团体，走遍了西藏各地，收集到来自人民的各种情况、意见和要求。
西藏各地人民纷纷关切地询问道：“改革什么时候开始？”
一些农奴、家奴和田奴也询问：“我们该怎么搞改革？”
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快了，我们正在做调查，你们马上就可以获得解放了。”
贫苦人民激动地说：“这是真的吗，我们时刻都盼望着这天的到来。”
1959年6月份，在班禅的主持下，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民主改革的问题。
西藏社会各阶层的600人做为观察家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们来自西藏各地，其中有100名农奴。这些农奴受新“农民协会”的委派，与贵族坐在同一间房里，这还是西藏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会议经过3周的讨论，通过了《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
“决议”基本内容如下：
“民主改革”将分成两个阶段来进行。
第一个阶段为“三反双减”，即“三废除两减少”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平息叛乱、废除劳役及私人苦役，减少过高的地租地息，这些都将在军管协助下，由农会监督实施。
减租的问题，农会将与没有参加过叛乱的贵族、寺院进行谈判，协商以收成的百分之二十交租的问题。叛匪土地上的收成归耕作者所有，当年免租免税。
同时，西藏新地方政府将就赎卖庄园及其牲畜农具等事宜与所有忠诚的贵族寺院谈判。政府将给这些贵族寺院留出他们选中的房屋和土地。
这些完成后就进入民主改革的第二阶段：分土地，到时每个农奴都能得到一份土地。
几天后，第二次全体会议结束，全会采纳了“民主改革”的方案。这一消息如同春风吹遍了世界屋脊，农牧民载歌载舞表示庆祝。在拉萨，人们奔走相告，欢呼雀跃，热烈庆祝民主改革的开始。
参与改革的西藏地方干部已经培训出来，他们马上就要进藏投入工作。他们是中央政府花了8年时间培养出来的一支改革主力军。
这期间，1万多名藏族同胞在中国内地接受了教育。他们很多人都是农奴出身，其中3400人将返藏参加改革。第一批干部共1500人，在6月初抵达西藏，其余的将在毕业后进藏。
早在5月底，当第一批西藏毕业生进藏的时候，有记者问那个从拉萨来接学生的负责人：“叛乱平息前，学生们如果回西藏会安全吗？”
那人摇着头说：“只有呆在我们办事处里面才安全，如果他们下乡就不安全了。农奴主的武装侍从可能会抓他们，那就危险多了。”
停了停，那人继续说：“如今，只要小心，他们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农奴主已把所有武装侍从集中进叛乱军队，叛军挫败后就散了。一些被俘，一些逃到了印度，少数躲进了深山。农奴现在已觉醒了，他们会保卫改革的。”
另一方面，中央还把550名西藏邻近省份的藏族干部、公职人员调进西藏，他们中的125人有足够的资历任县委书记或区长。
在西藏本地，农奴中的积极分子也在迅速成长，虽然不少人还是文盲，但却有着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这些积极分子还包括参加平叛的喇嘛，他们正在为民主改革做着积极的努力。
所有这些人都一起成为建设新西藏的主力军，但这对广阔的土地来说，仍然不够。于是，西藏各地的新人也在不断地学习。
回顾过去的8年，人民解放军进藏后，到处建学校、盖医院、办农场、发粮种……解放军的热情赢得了西藏人民信任。
西藏叛乱教育了人民，他们看到解放军才是他们最信赖的人。西藏人民毫不犹豫地作出了明确的选择，他们恨透过去残酷的封建制度，并充分感受到自己明天的生活一定是幸福、自由和民主的。
阿沛向记者谈民主改革事宜
会议期间，有记者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办公楼里采访了阿沛·阿旺晋美。
那是一座四层楼建筑，有着金顶及老式西藏建筑的屋檐，是专为筹委会修建的。这座楼建在一小公园内，小公园与布达拉宫遥相呼应。
在一间宽敞的会客厅里，阿沛热情地接见了记者。会客厅很庄重，一面墙挂着大型世界地图，另一面是中国地图，第三面墙上有一面巨大的红旗，上面写着流畅的藏族文字。
阿沛领着记者在办公楼里四处参观，向记者详细介绍了先前政府噶厦是如何阻挠贯彻十七条协议的，还给记者讲述他对民主改革的看法。
阿沛是西藏筹委会的秘书长，他曾经也是一名贵族，拥有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及2500个农奴，但如今，他要带领广大西藏人们推翻农奴制。
坐下来后，记者问阿沛：“贵族们对西藏民主改革持什么样的态度？”
阿沛告诉记者：“百分之三十的贵族支持中央政府，反对叛乱。他们是‘进步派’，认识到了农奴制是社会的落后形式，觉得必须推翻落后的农奴制。”
记者接着问：“如果推翻农奴制，贵族肯定会有很大的损失，在这一点你们将如何做？”
阿沛说：“中央政府提议采用赎买而不没收的办法、妥善地安排好了所有忠诚贵族的后路。所以，‘进步贵族’基本上都支持改革。”
阿沛停了停，继续说：“要被没收的庄园是那些参与了叛乱的人。然而，这并不代表所有庄园都被没收了。所有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比如，一个庄园可能属于一个家族中好几个兄弟及其子女，可能只有其中一个兄弟参与了叛乱，这样的话，只有那个参与了叛乱的兄弟的财产被没收，其他人不受牵连。”
记者问：“在第一阶段，贵族的地租和利息是不是要彻底减下来呢？”
阿沛回答说：“对第一阶段的改革，进步贵族的意见基本一致，在这一阶段中，地租和利息要彻底减了下来。这种繁重的租息制是西藏进步的一个沉重包袱。”
记者问：“拿你觉得，在民主改革后，贵族的生活方式会发生改变吗？”
阿沛回答说：“会的。在旧制度下，贵族生活挥霍无度，好摆排场，以显示各自的地位。现在进步贵族已在带头简化生活方式了。”
阿沛接着说：“多少世纪以来，上层阶级把体力劳动看成为一种下贱的活动，只适合于奴隶干。现在贵族们正在努力纠正这种卑视劳动的旧观念。为了改善城市面貌，拉萨开展了修建排水系统，打扫环境卫生等有益于共公的集体活动。上层阶级人员，甚至包括班禅都开始投入这种活动。贵族做为代表走访了中国其他地方之后，那种卑视劳动的态度也开始消除了。他们明白了财富是用劳动创造出来的道理。”
记者问：“贵族的财产赎回后，地方政府将会如何处置呢？”
阿沛说：“赎买了贵族则产后，紧接着是在农奴中分配这些财产，让农民也有自己的一份土地。”
记者笑了笑问：“那你会在自己的庄园上进行民主改革吗？”
阿沛诚恳地告诉记者：“我已经开始在自己的庄园内实行改革了。但我在拉萨十分繁忙，无暇亲临指导各个庄园上的改革。我的属地离拉萨都很远，因此，我在庄园管家、小地主及其农民中选出了15位代表，把他们召集到了拉萨，向他们详细讲解了改革，同他们一道制定出一套改革庄园的办法。我允许4000平方公里面积的大庄园中的每个团体组织各自处理各自的事务。”
记者佩服地说：“你给贵族带了个好头！”
阿沛只是谦虚地笑了笑，他接着说：“改革第一阶段中的一个任务是废除个人奴役制。因此，我释放了原有的家奴，不过，这实际上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
记者问：“如何复杂呢？”
阿沛说：“单单放了家奴并不够，还必须给予他们房屋、吃的、种子和农具等，否则，他们会饿死的。家奴以前就没有房子，一般都睡在主人厨房或马厩里，所以现在得让他们有房子住。此外，我们为了家奴的活路，还得分给他们每人一份土地。有些朗生可能仍留在家里当佣人，但有酬劳和离去的自由。有的还可以到城里找份工作。”
记者说：“这样看来，家奴从此可以获得自由，还可以得到和其他人一样的地位！”
阿沛点点头说：“对，对！他们也是西藏的主人。”
阿沛继续说：“民主改革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废除农奴制不是一道命令就能够解决了的事。即使政府采取了非暴力的方式，实行了赎买方针，要废除农奴制仍需经历一个重建、调整的复杂过程。”
记者问：“那你对这次伟大的改革有信心吗？”
阿沛的语气变得坚定起来：“我有，因为广大的西藏人们在支持我们。以合理的方式把贵族千年拥有的土地和农奴重新组织一遍，由此步入现代化的生活道路，我为此而感到荣幸！”
这番长长的交谈后，阿沛领记者缓缓上了4搂，去参观达赖喇嘛和班禅的办公室。按传统，他们的办公室必须高于任何楼房，在这个办公室里，可以俯瞰整个拉萨的建筑。
达赖喇嘛虽然去了印度，但仍然为他保留着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席的位置。达赖的办公室始终保持着他随时要回归的样子。
这是一个两套间的办公室。外间是办公的，地上铺着深红色的地毯，一张大大的写字台，白金软椅是为小型会议摆放的。里间布置成单独休息室，花地毯上摆着一个大大的包金卡垫。
现在，班禅既是筹委会的副主席，又是现在的代主席，他的住房在同层楼地另一头，几乎与达赖喇嘛的一模一样，唯在装饰和窗子朝向上有所不同。
穿过大厅，是一间大接待室，无论是达赖喇嘛还是班禅额尔德尼都可以在这里召集会仪或出席会议。这种完全一样的住房及平等待遇，重申了达赖和班禅的地位同等。
阿沛夫人邀记者到家中做客
应阿沛夫人之邀，记者来到她家做客。一进门，记者的目光马上就落在一座3层高的复后古堡上。
记者问：“古堡上也住人吗？”
阿沛夫人说：“那里面以前是让佣人住的，条件不是很好，现在他们即将获得自由，不能再住了。我们决定让政府买下，随他们去改造吧，我看可以改造成宿舍或办公室。”
阿沛夫人热情地把记者招呼进屋。室内的座位多是低矮的卡垫，上面铺着漂亮的毯子，这是一种藏式座椅。阿沛夫人把记者领到这排座位旁，笑着说：“快请坐，这是专门为外来宾客准备的。”
坐定后，阿沛夫人就侃侃道来，向记者介绍了自己家庄园的情况。
记者问：“你支持西藏的民主改革吗？”
阿沛夫人说：“当然支持。我出生在一个农奴主家庭，我们以前的收入都来自农牧民的劳动，我们一直认为这种收入是天经地义的。但现在看来，我们错了，那些农奴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他们应该获得解放。”
记者问：“你关心国家建设吗？”
阿沛夫人回答说：“在1951年前，我从不过问政治，认为那不是妇女所能涉足的领域。家里虽有家庭教师，我却不识字。我只需学会了记账，能够列出家产的清单，就足够了。人们认为女人不需要书本知识。”
记者问接着问：“那现在呢？”
阿沛夫人说：“直到1951年，年近40岁的我才开始学知识……”
原来，阿沛夫人自从参观了北京后，就开始觉悟了。1951年，她随丈夫阿沛前往北京，就协议一事进行谈判。当时她正怀着他们第9个孩子，但她不顾有孕的身体，花时间参观了内地的一些东西。后来，她就在北京生了一个男孩。
记者问：“你对内地的土地改革了解吗？”
阿沛夫人点点头说：“当时，内地的许多地方刚刚结束了土地改革。我处处都听到人们在谈论着这种改革的好处。我看到劳动人民过上了好日子，他们比西藏的劳动人民幸福得多。”
阿沛夫人叹了口气说：“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方式是错误的，因为在以前只有少数人过得好，大多数西藏人却非常悲惨。我终于明白，不仅富人有权过好日子，劳动人民也有权过好日子！”
记者问：“从北京回来后，你的生活有变化吗？”
阿沛夫人说：“从北京回来后，我决定改变自己，从那时起，我开始学习字母，学识字。1954年，我成为‘西藏爱国妇女筹委会’的发起人之一。通过这个筹委会，西藏妇女开始在政治上享有与男人一样的地位。”
记者笑着问：“听说你们现在养育了12个可爱的孩子？”
阿沛夫人开心地笑了，并指着墙上的照片说：“看，这全是我生的，而且12个孩子都很健康。”
她又补充道：“西藏妇女一般都生很多孩子，但孩子都活下来的很少见。现在好多了，中央政府大力支持西藏建设，这里的医疗条件大大改善。”
记者问：“他们都在哪里呢？”
阿沛夫人说：“有的结婚了，有4个在北京读书，还有6个孩子在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