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小组

第8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小组

别林斯基对《穷人》手稿的赞美立即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他圈子里的热门词汇，使得这位青年作家的名声在作品于1846年1月正式出版之前，就享誉文学界。同样赞赏并立即开始模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帕纳耶夫在若干年之后写道：“我们用胳膊夹着他招摇过市，向公众展示他，大声叫喊：‘这位小天才刚刚降生，很快他的作品就将击败一切过去和当下的文学。鞠躬吧！鞠躬！’我们到处歌颂他的名字，在大街上，在沙龙里。”^[1]这一反讽式的音调反映了别林斯基小组后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态度，也证实了他在第一部小说《穷人》出版后在《彼得堡年鉴》（Petersburg Almanac）中所获得的巨大声誉，这部自然派文集由涅克拉索夫编纂。

别林斯基性格急躁并富于激情，他很快就将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自己的亲近人，并带着不可遏制的热爱向别人介绍他。“‘是，’［别林斯基］骄傲地说，”屠格涅夫回忆道，“尽管他有极高的成就，‘是的，我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吧，这个人是一只小鸟，’他将把手放到离地板一尺处，告诉你它有多小，‘但它有锋利的爪。’……别林斯基用他充满父爱的柔情发现了一个新的天才，视如己出，当成自己的‘小家伙’。”^[2]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时间成了彼得堡上层社会的文学新宠，新的荣誉、来自各方的赞美，就是性格正常的人也会受不了。这一切冲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头脑，虚荣心如洪水开闸般涌来。他的信件中充满了自负与傲慢，针对当时的环境，这是可以理解的。“到处，”他给米哈伊尔写道，“对我难以置信的尊重和热切的好奇……所有人都把我当成一个神童。不一遍遍听他们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这，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过那，我都张不开嘴……真的，兄弟，如果我开始详述我的成功，纸都不够……我直言不讳地说，我已经沉醉于我的荣耀了。”^[3]

他告诉米哈伊尔，两位贵族文学家（littérateurs）奥多耶夫斯基伯爵和索洛古勃伯爵（Count Odoevsky and Count Sollogub）甚至都打听过他，《祖国纪事》的所有人卡拉耶夫斯基直接告诉索洛古勃，“陀思妥耶夫斯基才不会屈尊去陪伴你呢”。“这千真万确，现在这位小贵族想要骑着他的大马，高傲地踏扁我。”^[4]可有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撞见索洛古勃伯爵，他表现得紧张、困惑、害怕。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比巧遇那样一位社会名流更重要的，是被富有魅力的别林斯基小组最内部的圈子接纳。对这位离群寡居，除了施德洛夫斯基和哥哥米哈伊尔外，没有过什么朋友的人来说，圈子里的一切都很亲切。“最近诗人屠格涅夫从巴黎回来了，”他告诉米哈伊尔，“初见我时，他带着一种，别林斯基认为是爱上我了的表情！这是怎样一个人啊！哥哥！我已经爱上他了。诗人、贵族，才华横溢、光彩照人、聪明过人、彬彬有礼的25岁的青年。一句话，是个高贵的人，坦诚直接、有教养。我在《祖国纪事》上读过他的短篇小说《安德烈·科洛索夫》（Andrey Kolosov）。这就是他自己，虽然他没说要写自传。”^[5]这篇文章中充满了虚荣，但也有一种感人的真诚和明显的对真挚友谊的渴求，它让陀思妥耶夫斯基误解了屠格涅夫出了名的随性和和蔼，将其当作真诚的倾心。

信中还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造访帕纳耶夫沙龙，这里是别林斯基小组最喜欢的聚会场所。意志薄弱、内心善良、沉迷酒色、善作描写彼得堡风尚生活的幽默讽刺特写的帕纳耶夫是所有人的朋友。他的妻子阿芙多嘉（Avdotya）不仅美貌，而且还是当时最著名的会附庸风雅的女人，被人当作小说家。她当时已经，或者是后来，成了涅克拉索夫的情妇（他和帕纳耶夫家和平安静地度过了10年的三人家庭生活［ménage à trois］），她是19世纪中期俄国文学生活的中心，她的《回忆录》（Memoirs）是那个时代最好的背景描写。“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来我们这里是和涅克拉索夫和格里戈罗维奇一起，”她写道，“他的文学生涯刚开始。一眼就能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极为紧张和敏感的人。他又瘦又矮，淡色头发，面色饥黄；他灰色的小眼睛投射的目光从一处移到另一处，他苍白的嘴唇紧张地打弯。他已经认识了这里所有的客人，但是显然，他惊慌失措，融不进谈话。大家试图将他拉进来，帮他克服羞怯，尽量让他觉得他是团体的一员。”^[6]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摆脱了他的自卑，他就开始在公众面前表现出自己在信中那种无法控制的虚荣心。“由于年轻和紧张，”帕纳耶娃（Mme Panaev）说，“他不知道怎么控制自己，他太清晰地表达了他作为作家的自负和对自己文学才能的高度评价。他被自己初出茅庐就获得的巨大成功惊住，到处是够格的文学批评家的赞美，作为一个敏感的人，他无法在面对其他处女作默默无闻的青年作家时，掩饰自己的骄傲。其他青年作家很可能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敏感性格和傲慢的口吻理解为，他认为自己的才华高人一等。”^[7]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表现在圣人的团体里都会带来麻烦，更不用说这一群年龄不算年轻，仍要通过竞争获取公众关注的，同样有自己的虚荣心需要满足的作家们。结果，不出所料，大家开始展开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迫害。更痛苦的是，其首领，就是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作真心朋友的屠格涅夫。“他们开始指摘他，”帕纳耶娃说，“在谈话中不断刺激他的骄傲；屠格涅夫是这个方面的大师，他特意将陀思妥耶夫斯基拖入争论，让他很快达到恼怒的边缘。陀思妥耶夫斯基倚着墙，有时靠着激情在捍卫那些荒诞至极的观点，那些他在热烈的讨论中随口说出，那些屠格涅夫紧紧抓住并嘲笑的观点。”^[8]

对帕纳耶娃这样一个真心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难过的旁观者来说，显然，他的性格是极为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他的易怒和多疑是某种疾病的症状，应予忽视。这显然也是别林斯基的看法。当屠格涅夫兴奋地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近来的恶行告诉别林斯基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哦，你是好样的！你理解了这个病态的人，你在激怒他，好像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惹火了他似的，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9]这样的情形都是拜格里戈罗维奇所赐，他是臭名昭著的爱嚼舌头的人，他背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他一切所作所为告诉大家，所以，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现的时候，人们已经对他生气了。

事情在1846年秋的一天发展到极致，屠格涅夫玩笑开得过分了。帕纳耶娃这样记录这一幕：“有一次，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场，屠格涅夫说，他曾在外省碰到一个自以为是天才的人，并用非常大师的风格描绘了这个人有多么的可笑。陀思妥耶夫斯基脸白如纸，从头到脚都在颤抖，没听完屠格涅夫余下的故事就跑开了。我对他们说：‘谁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吓走了？’屠格涅夫当时正在兴头上，同别人交谈，所以没人注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突然离开……从那晚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再也不来我们这里了，甚至回避在街头碰见小组的成员……只有［格里戈罗维奇］见过他，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大骂我们……说他不再喜欢我们所有人，［我们］都是嫉妒、没心肝、没用的人。”^[10]1846年1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给米哈伊尔写道：“他们这群无赖都被嫉妒心吃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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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林斯基小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迫害后来演化为激烈的折磨。他的身体和精神已经显示出脆弱的迹象，并被新的压力绷得紧紧的。1846年春天，陀思妥耶夫斯基患上了“全神经系统重度紊乱”^[12]。根据当时的诊断，这是由于过度的血液涌向心脏，导致该器官功能失常；检验和治疗方法是水蛭和两次放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治疗后脱离生命危险，但须严格控制饮食，避免强烈情感，过有秩序的正常生活。对他来说，这样的建议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当年晚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朋友瓦列里安·迈科夫（Valerian Maikov）建议他去找斯捷潘·扬诺夫斯基（Dr.Stepan Yanovsky）求医，这是位刚刚开始从医的年轻医师。由于对文学有着强烈的兴趣，扬诺夫斯基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终生至交。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世纪40年代中叶的回忆包括了很多健康状况的细节，虽然如此，扬诺夫斯基只提到了一种，他花了几个月才医好的“小病”。^[13]（这样小心的表述让人猜测，这个小病很有可能是性病。）

图5 1847年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几周之后，两位青年成了好朋友，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向扬诺夫斯基求教影响他生活的精神紊乱的问题。近来他越来越感到晚上身边有人打鼾，现在这种确实存在的“幻觉”让他感到他可能要患上“kondrashka”（中风）了，这会让他突然晕倒。尽管扬诺夫斯基安慰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你的“幻觉”是因为你太紧张了，他还是在1847年夏记录了一次“中风”发作。

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幻觉”，我们只能在扬诺夫斯基的记录中搜寻到一笔关于这件事存在的报告。但是看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The Insulted and Injured，1861年），这部充满了19世纪40年代自传细节的小说中，提到了中风。叙述者，一位贫困潦倒的青年作家写道：“我逐步进入了一种消沉的状态，这种病态在夜晚很常见，我管他叫神秘的恐惧。这是一种压迫人的，痛苦的恐惧状态，我不知道该如何定义，一种无法理解超越自然规律之外的东西，但是一切在这一刻成形，成为一种对理性结论的嘲讽，作为无法否定的事实站在我面前，它丑陋、可怕、残酷……尽管我用一切头脑的理性去抵御……我的头脑还是失去了一切抵抗的能力。这一切发生得不声不响，它不再起作用了，这种内化的分类加强了悬念的痛苦。在我看来，这种痛苦好像人对死亡的恐惧。”（3：208）

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同著名历史小说家维谢沃洛德·索洛维约夫（Vsevolod Solovyev）的谈话中再一次谈到了这种症状。“去西伯利亚的两年前，”他说，“在我陷于各种文学的困难和争吵时，我遭遇一种奇怪的无法忍受的精神折磨。我无法说出这种丑陋的感觉从哪里来，但是我清楚地记得它们，我感觉我要死了，真相是，死亡真的来了，然后又走了。”^[14]他的幻觉打破了心理平衡，让他无法在面对质疑和敌意时控制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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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关于可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谣言和传说开始在彼得堡的文学圈子里传开。1846年末曾有过一首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写作的讽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以手抄的形式在流传。这首诗叫作“愁容骑士”，将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为俄国文学的“脓疮”，讽刺他高估自己的文学才华和在贵族团体点名要见《穷人》的作者时晕倒这件事。^[15]这一侮辱发生在维尔戈尔斯基伯爵（Count Vielgorsky）1846年初举办的舞会上。

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出了描写猜疑、迫害和愤怒到歇斯底里的程度的感受和状态的能力，如果他有一种发现心理斗争的人性关联的癖好，原因则一定是他的心灵对这些现象再熟悉不过。过分的自负和虚荣同他常描写的对接纳和爱的渴望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切看似不相容的事，都明明白白地表现于他同小组的关系中。

这些不愉快的事很快导致了关键的自我反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封写给哥哥的辛酸的信中表达了对在拉威尔（Revel）那里失态的歉意，同时也揭示了一种他多数人物都具备的无能，用外在的表现来修正内心的真正的感情。“我记得你告诉我，”他写道，“我的行为排除了相互平等。我的兄弟。这完全是不公平的。但是我现在是个糟糕的、易怒的形象……我已经准备将我的生命先给你和你们，但有时，当我的心中充满爱，你却不能对我说一句好话。我的神经有时不听我使唤。我很可笑，让人作呕，我总是承受着不公平的评价。人们说我很冒失，没心肝。……我可以给你们看，我是个有心有爱的人，但只是这样的外在环境，总能将我最恶心的一面逼出来。所以我就令人作呕。我把这种无能看作一种病。”^[16]这样的自我分析对解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人物的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描写的天赋，以及他对目的和真实行为之间深不可测的鸿沟的无以复加的宽容，大有裨益。

图6 费奥多尔的哥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47年

涅克拉索夫在彼得堡各种各样的公开集会上朗诵讽刺他的诗这件事，引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涅克拉索夫的激烈争吵，并演化为他同整个小组关系的彻底僵化。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对19世纪40年代一代的俄国文学界的观点，都受到他同别林斯基小组的过节的影响。他从未讽刺过那这一代文学家的道德失节和生活的堕落。然而如果他感到自己尤其有资格去揭露他们的虚伪和狡诈，那是因为他总能从他聪颖过人的毁灭性的公众亮相中找到惨痛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