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日式东方殖民主义
○“脱亚入欧” ○东亚同文书院个案 ○东方殖民主义的特点 ○重视文化统制 ○干预文学艺术
殖民/反殖民，是近代中日关系史无法绕开的冲击/反应二元结构。
在相对隔绝的前现代，“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不相遇” 1 。到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地理发现（15世纪）和工业革命（18世纪）之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开始用武力在世界各地，主要是亚非拉“落后”国家或地区，“开疆辟土”，通过血腥的殖民扩大资本的原始积累。同属亚洲的中国和日本在全球体制殖民语境下发生的战争，旷日持久，使得中日关系和中日国际角色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
在中国，1840年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打开了曾经辉煌强大的中华帝国的门户。康有为等人发动的“戊戌变法”改良运动（1898），没能挽救“老大中国”。主要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绵延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催生出中华民国（1911），但中国一百年来由“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境地 2 并未改变，到20世纪40年代，形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独霸中国的局面，也最终完备了与英国等西方老牌殖民主义有所不同的日本东方殖民主义。
原本也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日本，在1853年、1854年两度直接面对美国东印度海军中队长官佩里的舰队之后，被迫签订了《神奈川条约》（“日美亲善条约”），同意开放下田、箱馆两港。在被殖民的威胁面前，日本实施的明治维新（1868）图强求变，成功地使日本“脱亚入欧”，在迅速现代化的同时，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转而跻于殖民国家行列，一次次挑起对外扩张战争 3 。中国被迫奋起抵抗日本殖民侵略的战争，旷日持久，根本改变了中国、日本和朝鲜东亚三国间的国家关系格局。
日本针对中国的标志性军事行动有1874年的侵台之役、1894年的甲午战争、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的“七七”事变等。在瓜分中国的进程中，日本与西方列强既联合又争夺：1900年，与英、德、俄、美、法、意、奥一起发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4年，在中国的领土上向沙皇俄国军队开战，从俄国人手中攫取了旅顺、大连地区的统治权；1919年8月，对德国宣战，从山东龙口登陆，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殖民权益；1940年9月，与德国、意大利签署《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组成法西斯“轴心国”军事集团；1941年4月，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并于同年11月突然袭击美国珍珠港，向美国和英国宣战，把称霸范围的图谋从亚洲扩展到世界。在法西斯威胁日益加剧的国际形势下，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得以形成。1942年1月，美国以及英国、苏联和中国等26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宣示共同打击法西斯。而后，同盟国成员开始放弃在中国的殖民利益，包括在中国的租界、治外法权和各项特权，以及当时还处于日军占领之下的北京、上海、厦门、天津、广州等地的租界和使馆界。就是在这种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国际博弈中，日本最终成为现代中国最大的和唯一的殖民者。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中国领土被日本占领。
掌握中国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资源情况，以及各地的历史、文化、风俗和方言，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前提、准备，同时，也是实施殖民统治、构建殖民认同的具体内容。日本在华的学习调查机构众多，最早的有乐善堂（1881）和日清贸易研究所（1890）等。存在时间最为长久的代表性机构有两个：一是南方的东亚同文书院，以教育为依托；二是北方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4 ，简称“满铁”，与规模巨大的产业托拉斯融为一体。前者与日本的侵华理论、侵华步骤同步，聚合了有日本特色的殖民主义的基本要素，与殖民地文化研究、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关联，更为紧密。
东亚同文会成立于1898年年底，由东亚会（允许康有为、梁启超等中国人入会）和同文会合并而成。第一任会长近卫笃麿公爵（1863—1904）道出了该会的旨趣：“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东洋人必须有独立解决东洋问题的权利。” 5 也就是说，东洋之前途将取决于“黄白”两个人种较量的结果。为了“人种较量”的胜利，日本与中国应共以西洋为敌。
种族论既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床，也是殖民霸权的遮羞布。当年先知先觉的中国人，急切地向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文明学习，可“先生总是欺负学生” 6 。就在东亚同文会成立之前的1895年，正是通过甲午战争，日本占有了台湾等中国领土，以及价值1亿多日元的舰艇等战利品，并获得战争赔款2.315亿两白银，折合日元约3.5亿，而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8000万日元。仅一场侵华战争带来的现金收益，就超过日本年度总收入的三倍，以至当时的日本前外务大臣井上馨兴奋无比：“一想到现在有3亿5000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或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 7
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并援引邓宁格的描绘加以佐证：“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百分之二十，就会活泼起来；有百分之五十，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百分之百，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会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它们。” 8 殖民是一本万利的营生。东亚同文会推动危如累卵的中国进行改革，鼓吹亚洲一体，并不是为了中国的自强与独立，而是为了在日益激烈的世界殖民地瓜分游戏中，日本能够加大与西方相抗衡的筹码。早在1900年，东亚同文会创始人近卫笃麿在广岛的一次演讲中道出了其中的玄机：“日本人（与中国人）在同种之外，又系同文之民，且同奉孔孟之教，所以在双方交情之间，颇多便利，远非其他人种所可企及。固然，目前的中国，英则以长江一带为势力区域；德则据有胶州湾；俄略北清；法则谋据南清。但叶落归根，中国内部事业，必仍归同文同种的日本人之手，理极显见。加之，年来日本人口，增加极多，每年至少有50万人繁殖，预料十数年或数十年之后，人口增加之多，决非小小的内地，可作谋生之地的了。退一步说，即使土地尚敷居住，可是食粮总不能不向他处设法运入。目前虽有多人远赴夏威夷、阿美利加、南洋群岛方面谋生，但因工价关系，各处已有排斥日人的论调，所以此路亦不能说是安全之策。”去发现无人居住的空地，是空谈。日本的出路是发展工商业，而中国既是原料获取地，也是日本商品的营销地。“日人的顾客，除中国、朝鲜之外，预计北方可至西伯利亚，南方可及南洋群岛，其需要之量，极为巨大。换言之，日本无形的领土，到处扩张，以待日人驾临……这就是东亚同文会所以要在邦人之中，造就‘支那通’而作为第一着手的事业的原因啊。” 9
为了保障日本在华权益，以及实现所谓的“支那改造”，既需要大量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的“支那通”，也需要从中国人中培养出“日本通”。为此，东亚同文会在日本创办东京同文书院（1902），招收留日中国学生。后因赴日中国人锐减，于1922年关闭。1900年5月，在中国设立南京同文书院，第二年移至上海，改称东亚同文书院，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生源主要来自日本地方政府和公共机关选拔的公费留学生，也有个别自费生，以及少数来自朝鲜的留学生。起初只有商务科、政治科两个专业。1914—1922年间设置的农工科共毕业60名学生。1918年附设中国研究部。从1920年开始，学期安排与日本国内的学校教育同步。1921年增设“中华学生部”。“九一八”事变后，中华学生部反日情绪高涨，率先罢课，到1934年被关闭。该部15年总共只招收了48名中国学生。1939年东亚同文书院升格为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到1945年被中国接管时，毕业生接近5000人，大部分进入了日本在华军政外交机构、工商企业，如东北的“满铁”，以及“满洲国”伪政权等机构。回到日本的毕业生也大多从事与中日关系有关的工作，服务于日本的军方和政府。“满洲国”最重要的“日系”作家大内隆雄 10 、东北“日系”新闻界的主要负责人染谷保臧 11 就曾就读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
东亚同文书院有一项举世闻名的“大旅行”课业，在校期间，每个学生都要参加一次。具体做法是，把学生分成若干组，一般利用三至六个月的时间，按规定的线路，以专业方法做实地考察。考察结束后，召开交流演讲会，并以旅行日记为基础写成毕业论文，附上图表、素描速写、照片等。45年间，旅行考察线路有700条，遍及除西藏以外的省区，以及东南亚和俄国西伯利亚。这些报告所涉内容广泛，有的还有幸遇上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变。比如，在1939年结集出版的报告集中，地理方面的调查题目有：岳阳城人口调查报告、蒙疆的汽车交通状况；经济方面：广东的货币金融状况、汉口的外国人多权益、广东省的第三国权益的特异性；商业方面：安徽省的物产流通与交易状况、安徽省长江流域日本人工商业者的活动状况、关于山东省的物产流通交易状况、广东地区物资的流通及交易状况、日本人在厦门的工商业活动状况；资源商品方面：汉口市场上的猪毛、事变后北支棉花的生产和需要；社会方面：中国人对日感情——特别以武汉为中心、山西人的对日感情、香港人的对日感情、山东省的教育设施状况、河北省的教育情况、蒙疆教育概况、武汉地区外国人传教士的活动状况、蒙疆的加特力传教士的活动状况；特别调查：香港华侨概况、法属印度支那对日感情、事变后泰国华侨概况、泰国华侨的经济地位、此次事变后菲律宾华侨的抵制日货情况、比岛次商品市场、以无业者为中心的海峡殖民地劳动问题。由此可见书院实地踏访范围之广 12。现在，这些调查报告已成为研究中国地方史的珍贵资料。
今天该如何评价一个多世纪以前成立的东亚同文书院？
1945年日本战败，但文教机构并没有断裂。
东亚同文会创始人近卫笃麿，字霞山。1964年，该会改称霞山会，抹去了帝国的时代痕迹，仍隶属于外务省，开展与中国及亚洲各国的文化交流事项：资助学生和学者的互访；出版月刊《东亚》《日本展望》《中国月报》，以及工具书《现代中国人名辞典》（每4年一版）、《中国总览》（隔年出版）等；附设东亚学院，主要培养从事日中贸易和文教的人员。东亚同文书院也得到延续。
早在1946年，在东亚同文书院大学最后一任校长本间喜一的带领下，爱知大学在被美国等国占领的日本本土重建。在战后世界新格局中，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爱知大学，恪守“对世界文化与和平做出贡献”“培养具有国际素养和视野的人才”“对地区社会做出贡献”的建校精神，由预科起步，终于发展成为一所知名的私立大学。目前，在校生的规模逾万。
按照爱知大学校史宣传材料的说法，其前身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海外高等教育机构中历史最长的学校。当时贵族院的近卫笃麿议长的理念，是通过教育文化事业促进日中友好事业，并为了培养相关人才而设立了东亚同文书院大学。
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读：是在用处在和平发展阶段的现在的宗旨，去想象当年的情境。
日本对外扩张时期的中国研究机构，当然有别于专门的谍报机关。但不管中国研究参与者本人的志趣理想如何，其调查研究的结果客观上在为日本当时的国策服务，差别也许仅仅在直接、间接之间。偏向于肯定东亚同文书院的研究者，会特别提到这样一些历史细节：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与东亚同文会关系密切；东亚同文书院的一些教师参加和支持过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邹容（1885—1905）在1902年自费赴日入东京东亚同文书院留学，1903年回国后写出震聋发聩的《革命军》；1927年胡适（1981—1962）在书院发表过特别演讲；1954年担任浙江省省长的沙文汉（1908—1964）曾于1928年考入东亚同文书院学习；1930年，该院学生中出现反战左翼组织“中日斗争同盟”；1931年4月17日，鲁迅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做文学演讲；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日本军部和上海的日本居民团要求东亚同文学院的学生服役，但当时的院长大内畅三予以拒绝，并安排学生回国暂避。
对于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境况中的中国人民来说，这些精彩的历史细节难能可贵。但是在侵华战争不断升级的背景下，细节再精彩，都无法改变东亚同文会是日本对外扩张系统工程的组成部分这样一个事实。仅以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报告为例，其与众不同之处是，除装订成册存档外，还要报送日本参谋本部、外务省、农商务省等，其用途不言自明。不过，一看到日本当代青年研究者提出的某些观点，比如认为“对于书院学生来说，去大旅行的最主要的目的绝不是侦察对自己国家有利的事物，也不是完成调查项目，而是年轻人特有的浪漫，对于大陆、历史、冒险、艰难的憧憬” 13 时，便马上斥之为“伪装性和欺骗性”，似乎有些简单化和情绪化。
从目前已经获得的历史叙事来看，被描述出来的历史脉络一般是线性的，被抽象出来的历史结论往往是单一的。第一历史即实际发生的历史之所以无法再现，就在于不可能穷尽和书写其全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目前已获得的历史叙事，即第二历史，是基于抽样分析。这样，随着材料和方法的更新而一次次改写历史的故事，就不会有结尾。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的调查内容及线路，是获得了中国政府的许可证的。那是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现实。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不再批准，调查旅行便只能主要局限在日本占领区域了。
就历史的实态而言，历史过程是由个体活动汇聚而成的，即使被淹没在霸权语境中，个体依旧有其各不相同的生长轨迹、喜怒哀乐。在判断历史是非时，形形色色的个人最容易在不经意间被整齐划一，而实际上，个人的主观动机并不一定总与实际效果相契合。在大前提没有谬误的情况下，深入探索方方面面当事者个人的心态史和命运史，未尝不能成为大历史的小注脚，而累计到一定数量的注脚，容或有助于复原出更加接近原貌的活的历史。毕竟，时过境迁，与日本帝国时代的“亚洲主义”“大亚洲主义”“大东亚”思潮密不可分的“东亚同文”等思想文化遗迹，已沉淀为学术研究的题目，在拉开足够的时间距离之后，应该可以较为超脱地对其加以细致入微的讨论。
从东亚同文书院这一个案可以见出，由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渊源和东亚地缘政治，日本在亚洲所奉行的东方殖民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殖民地的文化统制截然不同。其特点是，一方面，对中国实施竭泽而渔的经济掠夺和步步为营的军事占领；另一方面，又鼓吹日中“同文同种”，编造神话，煞费苦心地将多民族的中国纳入反西方殖民主义的黄种人统一战线 14 。这样的殖民战略和策略，必然更加重视思想文化的作用，以及文学艺术的教化功用，对其实施最为严厉的管控。表征之一是，将其置于军警宪的管辖范围。
具体到“满洲国”，维持殖民统治运转的军事存在日本关东军，一直在直接、具体地管控意识形态。
1940年5月，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颁布《思想对策服务要纲》，把反满抗日思想活动的对象分为“甲目标”和“乙目标”两种。前者包括“共产系”等，要求及早发现、果断镇压。暂时不会造成危害的归入后者，其中也包括“文艺及著作的动态”，但要予以监视，以防不测 15 。
1942年，针对左翼抵抗文学，宪兵队司令部发布了专题调研报告《思想对策资料——关于满洲左翼文化运动》。报告称，满洲左翼文化运动“采用合法手段”，即广泛利用满洲的中文报纸开展启蒙运动，“但在暗中进行着非法的地下组织运动”。这个运动不仅是左翼作家用“启蒙思想”影响人民，也与读者自身固有的“思想的趋向”合拍。这是因为，同一种族的中国人“反对满洲独立和同时受到日本民族的压迫”，他们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自发的“倾向于社会主义”。左翼作家充分利用这一点。他们“从唯物史观出发，以建设合理的社会为目的，来激起大众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斗争意志”，进而“再使之同情人类社会，更同情无产阶级，来启蒙他们要求实现全人类自由平等的社会”。其实质是“为了驱逐日本势力，完成民族革命以后，其最终目的是要实现一个全人类自由、平等的社会”。对于这样一个与抗日紧密联系在一起，又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的思想启蒙运动，宪兵队司令部提出，新闻检查不能仅仅以孤立的单篇作品为对象，“给予‘许可’‘不许可’”的命令，而要以作家为对象，“把同一作家的作品收集在一起检查”，以便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16 。1942年6月，首都警察厅特别成立文艺侦察部，“对管内对象实行侧面侦察” 17。这样的文化统制，既具体，又深入。因而，“满系”作家的任何离开时政的独立写作，都更为难能可贵。
引入东亚同文书院，以及围绕东亚同文书院的前世今生所展现出来的日式东方殖民主义，无论是在历史的层面上还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关联的层面上，均会有助于深化“满洲国”文学研究，以及准确处理沦陷区文学研究中无法规避的诸多价值判断问题。
注解：
1［英］吉卜林：《东西方歌谣》，转引自董乐山：《文化的误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2见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收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28页。
3在世界殖民史中的体制殖民期后期，日本在世界霸权格局的重组中走向现代化也走上军国主义，跻身殖民主义的一极。日本知识分子战时对于现代性的理论思考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参见赵京华：《“近代的超克”与“脱亚入欧”——关于东亚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开放时代》2012年第7期。
4日俄战争之后，1904年，日本从沙皇俄国手中夺取了中东铁路长春至旅顺段的特权，将其改称为南满铁路。1906年，在东京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07年，“满铁”总部迁至大连。1932年“满洲国”成立后，在伪首都新京设立“满铁”特别本部。
5这一亚洲门罗主义，是1898年11月近卫笃麿在日本会见梁启超等人时提出的。转引自和田守：《近代日本的亚洲认识——连带论与盟主论》，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编《日本研究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6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59页。
7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69页。
8［德］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39页。
9王古鲁编：《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江苏常熟自印本，1936年3月，第79—80页。
10大内隆雄（1907—1980），日本福冈人，原名山口慎一，笔名有失间恒耀、徐晃阳、大内高子等。曾加入日本共产党，后转向。1921年就读于长春商业学校。1929年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卒业，与郁达夫、田汉有交往，后入职于“满铁”弘报课、经济调查会。1932年曾因涉嫌左翼思想被逮捕。1933年从“满铁”退职，使用大内隆雄这一笔名，专事“满系”作家作品的介绍和翻译。先后任职于新京日日新闻社、满洲映画协会、满洲杂志社、“满洲国”编译馆。著有文学评论《满洲文学二十年》（日文）、小说《某时代》、时评评论集《东亚新文化构思》等 。据冈田英树编《伪满洲国日译满洲中国作家作品目录》，142部（篇）翻译作品中，有110部（篇）为大内隆雄所译。
11染谷保藏（1881—？），1904年毕业于上海东亚同文学院，曾任《盛京时报》《大同报》社长。1942年担任满洲新闻协会理事长、康德新闻社社长。战后被国民政府东北行辕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
12原东亚同文书院的“大旅行”原始文档，现作为专藏完整地保存在日本爱知大学。大学纪念馆内还设有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纪念中心，除了学籍册、成绩册、大旅行报告书等实物、图片外，还有体现山田良政、山田纯三郎兄弟与孙中山、辛亥革命的关系的珍贵藏品。
13［日］薄井由：《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236页。
14与此相悖，日本却在1937年与欧洲德国、意大利结成法西斯国家的轴心国。所谓反西方白人的种族论，只是服务于日本殖民战的宣传策略，旨在蛊惑和欺骗亚洲人。
15见《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关于〈思想对策服务要纲说明〉（译文）（1940）》，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抗日联军历史资料·附录二》，1955年，第252—258页。
16转引自罗玉琳、艾国忱：《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抗击日寇——中共满洲地下党利用敌伪报刊进行抗日宣传》，哈尔滨文学院编《东北文学研究史料》第4辑（1986年11月），第152—153页。
17王承礼：《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5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