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癸巳年初夏，我随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剧组，浪迹于无锡、南京、杭州、上海、北京、天津、廊坊、西安等城市，历时一个多月。在戏曲已然十分衰微，绝大多数观众更不知梨园戏为何物的大江南北，《董》剧却有些意外地受到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热烈欢迎。那些“受宠若惊”的日子，至今未敢淡忘。返家之后，案头上摆着叶晓梅《梨园史话》的书稿，墨迹犹新，书香袭人。拜读之间，又仿佛重温了梨园戏的前世今生，在勾栏瓦舍中浑然忘形。作为年轻的作家，她愿意写梨园戏（这是她写梨园戏的第三本书），用她诗人的语言，为这个古稀剧种立传，令我感到欣慰。

是的，泉州梨园戏是一个十分不起眼的小剧种。她发源于泉州，历史上也曾经流行于闽南与台湾、琉球地区。明清鼎盛期戏班不少，但后来衰落了，至今只有硕果仅存的一个表演团体，可谓孤身只影，孑然独立。她说的是泉音，唱的是泉腔，除了闽南、台湾地区，“呕哑嘲哳难为听”。她的传统剧目，大多内容“陈旧”，故事单纯，人物稀少，情节缺少大起大落。而表演则高度程式化，节奏很慢，愁煞急性人……七百余年，历史文化与艺术变局惨烈，她却冥顽不化，面貌依旧。这样的剧种，在现代人尤其是文化管理部门看来，当在淘汰之列（不久前的一次“改革”风云证明了这点）。但晓梅写道：“追寻她的历史，就是追寻古典戏曲史一道被遮蔽千年的风景，一条被历史遗忘的叙述脉络，一个丢失的戏曲世界，一卷作为南戏遗响的现世珍本。”她在书中的叙述，不尽然是最严谨的学术考究，传说与推测亦夹杂于其中。然而，这个剧种的文本（包括折子戏），最迟在明万历年间就曾刊刻出版，有国外图书馆藏本为证。泉州梨园戏遗存的八十余种剧目、文本形态，也依宋元明南戏旧制，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她的表演，“一句曲，一步科”，以圆融、中和的“十八步科”为母，种种规范，却变化无穷，无水袖，手足尽显功夫，与其他剧种相比，特立独行。至于她音乐的来龙去脉，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已故戏曲史家刘念兹先生（《南戏新证》作者）认为其很多来自已经消失之唐大曲、宋法曲与宋词。她古朴优雅，悦耳赏心，以至于今日演唱梨园戏剧目唱段的泉州“南音”（原名“南曲”），被某些不懂戏曲的“专家”误认为“中原古乐”，而津津乐道。曲也，古代为戏曲、曲艺总称。泉州南曲，亦曲也。其有故事、人物，有曲牌连缀，种种音乐形态，与梨园戏无二，分明梨园戏衰落之后，曲家拾遗而创，自成另一品种，如浙江之昆曲“十音”，福州之闽剧伬唱，又何来“中原古乐”？前人早有定论，推翻于史无据，反倒贻笑大方。著名汉学家、南曲史专家、荷兰学者范卜尔就曾针对这个荒谬的“好古”学术风气，笑曰：快追到原始社会了……我这几句话，必定招骂，不说如骨鲠在喉罢了。

可见梨园戏虽小，却以小为大，保存了宋元戏曲的一脉余香，使今日研究南戏者，有史可寻。但艺术史的变局，深不可测。梨园戏到了1949年前，已然奄奄一息，如花部乱弹京梆兴而昆曲濒危般。所幸之后文化部、福建省文化厅及泉州有关部门有识，邀集流散艺人及新文艺工作者，组省级国营剧团对其抢救继承，从此老树新花，一枝独秀。“文革”一过，曾经星散如烟的梨园子弟，又“船破拾船钉”地进行了“第二次抢救”。直至现在，年轻一代，如曾静萍们主其事，其抢救、继承，返本开新的艺术路向，非但没有丝毫改变，反而在近三十年的艺术大变局中，愈加坚持。对“宋元明残篇”，他们力求修旧如旧；对新编戏，要求写新如旧，新亦在其中。几代梨园子弟，孤军作战似地、自觉地成为文化守成者，这在传统文化艺术花果飘零的时代，是何等的不易；对于一个“差额补贴”经费拮据的剧团，对于处身沿海一隅、面对外面世界诱惑的年轻演职员，这又是何等的难能可贵！但这守成没有使他们疏远年轻观众，反而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高素质的年轻观众，从当地到京沪津，到港台，到欧洲……法国一位导演及某剧院艺术总监看了他们的一出新编戏后，逢人便说：这是我五十多年来看到的最伟大的演出！在他的牵针引线下，这出戏在欧洲演出了数十场。遗憾的是，这本书写到“薪传”一章，也许是限于篇幅，未能大书特书诸如蔡尤本、何淑敏、林任生、王爱群、吴捷秋、苏彦硕等前辈艺术家，但是没有他们的筚路蓝缕，决无今日的梨园戏。后来者是在他们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做些后续工作。口授身传的戏曲艺术，从来是薪尽火传，不绝如缕。

著名作家章诒和先生不久前在北京看了梨园戏后在她的微博上写道：“想知道什么叫戏曲？请看梨园戏，七子班！在这戏曲特征、剧种差异日渐消失的今日，他们在坚守。佩服！致敬！”但愿晓梅的这本书，能有助于年轻人进剧场“看一眼”，因为“有时相识即是永别”（章诒和语）。

王仁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