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名杂义（节选）
章太炎
世言希腊文学，自然发达，观其秩序，如一岁气候，梅华先发，次及樱华；桃实先成，次及柿实；故韵文完具而后有笔语，史诗功善而后有舞诗。（涩江保《希腊罗马文学史》）韵文先史诗，次乐诗，后舞诗；笔语先历史、哲学，后演说。其所谓史诗者：一，大史诗，述复杂大事者也；二，裨诗，述小说者也；三，物语；四，歌曲，短篇简单者也；五，正史诗，即有韵历史也；六，半乐诗，乐诗、史诗掍合者也；七，牧歌；八，散行作话，毗于街谈巷语者也。征之吾党，秩序亦同。夫三科五家，文质各异，然商、周誓诰，语多磔格；帝典荡荡，乃反易知。繇彼直录其语，而此乃裁成有韵之史者也。（《顾命》：“陈教则肄肄不违。”江叔沄说，重言肄者，病甚，气喘而语吃。其说最是。夫以剧气蹇吃，犹无删削，是知商、周记言，一切迻书本语，无史官润色之辞也。帝典陈叙大事，不得多录口说，以芜史体，故刊落盈辞矣。）盖古者文字未兴，口耳之传，渐则忘失，缀以韵文，斯便吟咏，而易记臆。意者苍、沮以前，亦直有史诗而已。下及勋、华，简篇已具，故帝典虽言皆有韵，而文句参差，恣其修短，与诗殊流矣。其体废于史官，其业存于朦瞽。繇是二《雅》踵起，藉歌陈政，（《诗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同波异澜，斯各为派别焉。
春秋以降，史皆不韵，而哲学演说亦繇斯作。原夫九流肇起，分于王官，故诸子初兴，旧章未变，立均出度，管、老所同。逮及孔父，优为俪辞；墨子谆谆，言多不辩；奇耦虽异，笔语未殊。六国诸子皆承其风烈矣。斯哲学所繇昉乎？从横出自行人，短长诸策实多口语，寻理本旨，无过数言，而务为粉葩，期于造次可听。溯其流别，实不歌而诵之赋也。秦代仪、轸之辞，所以异于子虚、大人者，亦有韵无韵云尔。名家出自礼官，墨师史角，固清庙之守也。故《经说》上下，权舆于是；龙、施相绍，其流遂昌。辩士凌谇，固非韵文所能检柙矣。然则从横近于雄辩，虽言或偭规，而口给可用。名家契于论理，苟语差以米，则条贯已歧。一为无法，一为有法，而皆隶于演说者也。抑名家所箸，为演说之法程，彼固施诸笔籥，犹与演说有殊。至于战国游说，惟在立谈。言语、文学，厥科本异，凡集录文辞者，宜无取焉。（战国陈说，与宋人语录、近世演说为类，本言语，非文学也。效战国口说以为文辞者，语必伧俗，且私徇笔端，苟炫文采，浮言妨要，其伤实多。唐杜牧、宋苏轼，便其哗嚣，至今为梗。故宜沟分畛域，无使两伤。文辞则务合体要，口说则在动听闻，庶几各就部伍尔。）
（原载《章太炎全集》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评介
章太炎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不仅是一位研究学术的儒者，也是思想家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宣传者。身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他的学术和思想体现了新旧文化交替的诸多特征。一方面，章太炎承继传统儒学，特别是清代的朴学。另一方面，他兼习子学、佛学和西学。许多当代学者对章太炎这两个方面的学术渊源做过精要的论述，如侯外庐、姜义华、朱维铮、唐文权、汪荣祖、张昭军，等等。对章太炎学术思想的复杂性做出过较为精当论述的学者当推侯外庐，他提纲挈领地描述了章氏思想庞杂这一事实：“在中国哲学史上，章氏则上自老庄孔墨荀韩诸子，中经汉魏六朝唐宋明清各家，下抵公羊学派的康有为与谭嗣同，以及严几道等，均有评判。关于西洋哲学，在古代则谈及希腊的埃里亚学派，斯噶多学派，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等；在近代则举凡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培根，休谟，巴克莱，莱布尼兹，穆勒，达尔文，黑胥黎，斯宾塞尔，笛加尔，以及斯宾诺沙等人的著作，几于无不称引。关于印度哲学，则吠檀多，波罗门，胜论，数论各宗，华法，华严，涅般，瑜珈诸经，均随文引入；对世亲，无着之书，尤为赞佩。这种运用古今中外的学术，揉合而成一家言的哲学体系，在近世他是第一个博学深思的人。所有这些资料，才是我们评价章氏哲学思想的依据。”[1]章太炎对史诗的论述主要集中在较能代表他“合中西之言”的《訄书》中。对于“訄”，《说文解字》释为“迫也”。段玉裁注：“今俗谓逼迫人有所为曰訄。”[2]章太炎在《訄书》初刻本的书首用简单的数句解释著此书的目的，说道：“幼慕独行，壮丁患难，吾行却曲，废不中权。逑鞠迫言，庶自完于皇汉。”[3]关于《訄书》，章太炎先后有过三次结集：《訄书》初刻本、《訄书》重订本和《检论》。细检三次结集的变化，可以了解章太炎对于史诗认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初刻本没有谈到史诗，重订本和《检论》都论述了史诗，大致意思无二，只不过《检论》删去了“世言希腊文学”之后的“自然发达，观其秩序，如一岁气候，梅华先发，次及樱华；桃实先成，次及柿实”等数语和一些注释而已[4]。根据章太炎的注释，可以推知《訄书》重订本和《检论》讨论史诗的原因是他阅读了歰江保的《希腊罗马文学史》。但是，他对于史诗的诠释又并非完全接受希腊文学的观点，而是自觉地把史诗和中国学术融汇在一起创造新知，构建现代性的中国学术。对章太炎在学术上会通古今中西进行创新的举动，季羡林有过如下论述：“俞曲园能镕铸今古；但是章太炎在镕铸今古之外，又能会通中西。”[5]
首先，章太炎是中国较早使用“史诗”一词的学者。因为掌握了一定的西学知识，具备了深湛的国学功底，尤精通于语言文字之学，故而章太炎能够较为娴熟地使用古典传统文化知识解释西方文学，能够自如地将西方文学术语翻译成中国学术传统的语言，创用“史诗”一词就是其中一例。通过阅读当时的外国文学史著作，章太炎接触到“Epic”这个西方文学术语，且根据自己的领会并联系中国文学把它汉译成“史诗”。章太炎对中西语言的差异有着较为明晰的认识[6]，他认为翻译西方文学的新语是形势的需要，是新陈代谢的结果[7]，而且主张翻译应该力求化腐朽为神奇，避免使用那种险怪和眩惑的语言，而应该遵循“特当审举而戒滥”的原则[8]。章太炎直言道：“故有其名，今不能举者，循而摭之。故无其名，今匮于用者，则自我作之。”[9]“史诗”一词便应运而创，自此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