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特务处上海区大显身手
特务处上海特区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上海一直是戴笠眼中的战略要地。1932年4月特务处刚刚成立，蒋介石就立即布置了两项任务：反共和排异。作为共产党的发源地，戴笠早早便看重了上海这块宝地，特务处成立之前就把手伸了出去——翁光辉、陈志强、王昌裕等特工先后被派去上海各个部门开展活动。他们利用国际租界做避风港，再假以正常工作掩护，与特务处总部各自保持单独联系。
翁光辉担任上海区第一任区长的时候，区部组织很简单，只有书记、司书、事务、交通各一人。手下三四十个特工被分为3个组：第一组由陈志强担任组长，陈志强是上海人，黄埔三期生，在上海流氓帮会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第二组组长王昌裕是广东琼州文昌人，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第三组组长是徐昭骏，四川人，黄埔军校三期毕业。他们在上海的南市、法租界、英租界和闸北一带活动，主要任务是搜集共产党的情报。蒋介石希望这些特务能设法打入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因此整个上海区上上下下想方设法拉拢中共党员或潜入相关组织。比起对付其他民主党派和反蒋集团来说，这个任务要艰难得多。因此，上海区每年上报年终总结时，都要受到南京总部和戴笠的责骂。戴笠虽然反复强调这场斗争要志在必得，但是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中共中央安全迁往江西苏区，特务们依然一无所获。为此，区长、书记、组长等几年间也一再撤换，戴笠对此也是耿耿于怀，每次对上海区的属下训话都不忘斥责这段不光彩的历史。
由于刚刚组建，上海区的活动经费每月仅有200元，除去在刺斐德路、吕班路和西门路的房租，“直属通讯员”的经费，各种会议费用之外，只能剩下不到100元。这笔钱被用来购买照相器材等工作设备，以及支付全职特务的月薪。经常是一年的正式经费几个月就花得精光，不足的只能额外向戴笠打报告申请。
翁光辉在上海区担任区长的时间并不长，不久便因为企图越级呈送情报被戴笠撤了职。翁光辉离开后，由原南京和杭州训练班教官余乐醒担任上海区区长。余乐醒是湖南醴陵人，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后又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秘密保卫工作，并以优异的成绩学成归国，戴笠对他自是寄予厚望，余乐醒到任后便化名“金鸣三”，南京特务处则化名为“杨柳青”。
随着情报需求的增加，特工活动的范围和活动内容都亟待增加，于是戴笠命令将上海区扩大为华东区，并增设第四组和行动组。第四组成员全部从杭州特训班甲班中选拔，组长为张人佑，浙江温州人。行动组则由赵理君负责，副组长由王克全担任，组员有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等十余人，这些人大多都有杀人越货的经历。行动组在行政上受上海区和南京总部双重领导，暗杀工作由戴笠或南京总部直接指派，人事、经费等亦直属南京，在上海地区的绑票与秘密逮捕等活动则受区长领导。
上海区扩充成为华东区原本是为了增强特工活动能力，然而旗下的浙江、福建、徐海等地区里没有几个单位愿意接受领导，因此以上海为主的华东区有名无实，没过多久又重新分解为上海特区。
这样一来，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一组仍然在陈志强领导下，二组组长由沈醉担任，王昌裕和张人佑分别负责第三组和第四组。1934年9月，吴乃宪成为华东区区长，下令给每个组分配专门的区域：一组变为“南市组”，二组变成“法租界组”，三组成了“国际租界组”，四组成了“沪西组”。
在成立的最初几年里，为了防止新成立的特务区被共产党组织察觉并进行报复，区部除了几个组长有权往来以外，一般组员甚至都不知道区部的地址，每天进入自己的上级组织也是万分小心，生怕被人跟踪。工作联络一般都通过邮局信箱，一星期联系一次。如有特别的事项或收集到的情报，就用隐形药水誊写整齐，然后伪装成普通邮件寄往南京特务处总部。直属通讯员必须与区长见面时，需要几经辗转，先由特定人员传达清楚，然后临时带他们到旅馆开房间或公园茶酒馆等候区长。有时为了排除跟踪甚至需要再换地方，或是坐车在市里绕来绕去，转到别处。因此有些通讯员也都提心吊胆，生怕说错话被带到南京去，且一去不返。
同样，南京总部如果需要与特别重要的人联络，便委派梁干乔、唐纵、张师等人从南京赶赴上海约谈。这种情况就更为复杂，程序安排也愈发繁琐，谈话过程也有警卫在附近守护，防止发生意外事故。有些区部认为比较可靠的通讯员，他们与上级往来就相对自由得多，区长和区书记往往也直接去找他们联系，但始终不敢把区部所在地和电话告诉他们。
随着特务工作的深入开展，情报越来越多。到了1934年，南京总部开始每天派信使前往上海收集情报，特务站和特工之间的联系也逐渐增多起来。外勤特工大多是各方面向戴笠或区长推荐的，试用合格后便可转为正式通讯员。这些人平时以正常职业为掩护，如律师、教授、银行职员、记者，以及一些夹在民主党派中伪装进步的人。
华东区再次分解为上海特区和其他几个区站之后，南市组负责监督和保护老城区的业务。组长陈志强利用他的人脉疏通渠道，为执行任务扫清障碍，同时他也依靠与警察及政府的关系为自己的毒品生意行了极大的方便。戴笠对此也有所耳闻，但是碍于没有足够的证据，加上陈志强的情报内客翔实，戴笠也就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沈醉当上了法租界组组长。沈醉从家乡出来“投身革命”的时候才十八九岁，最初被分到通讯组，负责秘密特务站和通讯员之间的交流。因为年纪尚小，大家都拿他当孩子看，每次收取情报都再三叮嘱注意安全。沈醉与戴笠的儿子年龄相仿，又聪明伶俐，因此深得戴笠的喜爱。他被提拔为法租界组长后，还负责了一段时间的通讯组。
国际租界组的主要任务在公共租界收集情报，王昌裕在国际租界碰到自己的黄埔同学，便谎称自己反蒋并因此被排斥，深得同学的同情。于是他便借机在反蒋的圈子里拉上了一些关系，获得了对戴笠的人事控制十分有用的消息，也为广东籍的特务发展了极为活跃的关系网。王昌裕拉拢来的人大部分都住在环境复杂的虹口，他们在谋生之余结识了社会上各色人等，有些人甚至与广东的军阀、“新国民党”以及各民主党派都建立了密切关系。这让戴笠非常满意。
沪西组驻扎在西摩路静安寺一带，它名义上的责任范围是闸北、虹口和沪西，但实际工作平平，没有其他三组那么活跃和出色。负责人张人佑绞尽脑汁四处拉关系，却始终不见起色，他虽然毕业于杭州警察学校的秘密特务训练班，但是在上海城内没有什么关系网，所以开展工作比较困难。
上海区的秘密特工
像张人佑这样缺乏实际经验和公共网络的特工，大多是从杭州训练班毕业后抽调过来的。他们对上海并不熟悉，也没有人际关系网作为基础，因此只能凭借自己在训练班学习的技能从事一些类似社会调查和监视等实质性的活动。这些工作的间谍性质并不明显，然而随着特工队伍壮大和活动经验的积累，还是有一部分精锐力量日渐凸显，成为这个组织里的关键人物，程慕颐就是其中之一。
程慕颐是浙江义乌人，杭州训练班毕业，因为肯吃苦，长期混在沪西工人区中居住，发展了一定的关系网，因此获得了可观的情报。后来张人佑因多次向警备司令杨虎借钱大肆挥霍，被戴笠撤职，程慕颐便被提拔为沪西组组长，专门从事发展与共产党有关的线索。1935年，他根据掌握的关系破坏了江苏省委组织和一个地委组织，杀害了共产党江苏省委的几个领导成员。
另一个关键人物是重要军事学校毕业的陶一珊。陶一珊在整个吴淞地区有非常好的人际网络，由他提供的当地社会局势和商船学校里的情况报告曾受到戴笠的高度赞赏。从日本人手中夺回上海后，陶一珊便被任命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
随着上海站活动的扩展，各个小组的活动已经无法局限在原定的范围了，而是跟随他们的目标在城里各个区域间穿越。比如沈醉领导的第二组负责监视共产党、民主党派人士和反蒋集团分子，这些人经常在二组负责的法租界内寻求庇护，但是他们的活动范围却不仅限于此了，结果经常是二组的特工在上海城的其他区域里跑来跑去。沈醉手下只有20多人，因此他们的运作不得不依靠“外界力量”：每个特务都发展了几个乃至几十个“眼线”，这些助手可以替他们做些跟踪、盯梢等简单工作。沈醉自己也利用一些关系从事各种情报活动。
特工组织是一个鱼龙混杂的群体，里面各色人等一应俱全，有律师、教授、银行职员、记者、无业流氓，甚至还有帮会头目，他们以各自的经历为背景承担相应的工作。以沈醉的二组的成员为例，便可知其中复杂。
苏亚光，湖南新化人，曾经参加过共产党，也参加过民主党派，因此他当特务后便专门负责民主党派活动。尽管历任区长都希望他能再深入一些，潜伏共产党内部，但是几年下来一直没能达到这一目的。他平日里满口进步言论，大骂蒋介石反动派，并在一些报刊上发表灰色文章对时政进行抨击。这些伎俩也曾经骗取了部分人的信任，但是时间一长，人们便逐渐识破了他的阴谋。
毛仿梅，《上海晨报》摄影记者。他利用公开的记者身份活动，除了监视新闻界的进步人士外，也协助翻拍和传递特务们从民主党派内部偷出的文件。他自己的眼线也大多是新闻界的工作者。
贾谨伯，四川人，平日靠出版界的人脉替人携带禁书到华界去，以取得一些进步人士的信任，许多不明真相的人还常把书刊寄存在他家中。他除了以这些书报传单为工作业绩缴送讨赏外，也从中发现了不少线索。当时，戴笠对生活书店和内山书店极为重视，他便顺势介绍一个特务的儿子去那里当学徒，希望长期潜伏，慢慢深入了解生活书店与共产党的关系，以及邹韬奋先生的活动情况。内山书店因为鲁迅先生的关系引起了特务们的注意，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机会打入内部，贾谨伯为此受到过多次的责备。
范广珍从做巡捕起就在法租界警务处工作，直到荣升探目。因此他不仅熟悉情况，还有众多眼线，他自己还是个帮会小头子，社会关系非常复杂。他虽然投靠在军统帐下，却对法国殖民统治更加忠诚。戴笠也知道他的如意算盘是两面讨好，因此对他也不过多要求，只有必要时才用上一用。他的情报数量虽然多，可是有用的却很少。
阮兆辉是戴笠在黄埔军校的同队同学，毕业后在南京总务处当交通员。戴笠信不过范广珍，便通过他花了500元在法租界巡捕房为阮兆辉谋得一个包探职务，名义上他是范广珍的公开助手，在军统方面则是范广珍听命于他，由他来转达工作安排。阮兆辉借助范广珍的社会关系网工作，监视居住在法租界的进步人士，偶尔也能参加法租界所举行的各种集会。
组长沈醉平日也做些情报工作，他化名陈仑或陈沧，以湖南湘光通讯社驻沪记者的身份挂着照相机游走街头，四处“采访”拍照。同时他还利用大学同乡和亲戚关系四处打探情况，发现可疑的人或进步组织便深入了解。
其余各组的情况也都大同小异。尽管戴笠对上海区极为重视，但是在薪酬方面却并不大方。特工每月工资从30元到100元不等，外加一些奖金和补贴，组长还另外有100元的特别费。但是因为特工工作不分时间和场合，有时跟踪任务一跑就是几天，花销很难预算，也很难控制，因此常常入不敷出。沈醉也向戴笠抱怨过几次，但是戴笠总是一本正经地表示，革命事业是不讲条件的，应该承受所有的艰难困苦，这才是英雄本色。
上海区的活动
蒋介石给上海区布置的任务中，最麻烦的就是全面监视。在蒋看来，这既是一种社会控制方法，也是一种惩罚手段。如果某个人物在政治活动中表现出与他抗衡的意图，上海方面立即就会接到校长的急令：“把他监视起来！”当然，这些命令都是由戴笠下达的。上海区相关的小组会在第一时间组织起来对此人进行全天候全方位的监视。然而当时的人力条件并不充足，每个组只有十几名外勤特工，他们为了工作把自己的亲友都拉进来做帮手，却还是难以满足需要。因为政治斗争十分复杂，各种言论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往往是眼前的监视命令还没有解除，下一个目标就已经出现了。每一次活动都是风风火火地开始，断断续续地进行，虎头蛇尾地结束。为了不让蒋介石和戴笠知道实情，特务们不得不想办法蒙混过关。他们根据跟踪的情况判断此人的问题是大是小，同时揣摩校长和老板的意思，看哪个目标嫌疑最大，或是最受他们的关注，便着力监视此人，其余的就执行阶段性的监视，记录和报告则酌情伪造。
沈醉的法租界组曾经负责监视黄炎培先生。黄炎培出生于川沙镇内史第，早年致力于教育事业，辛亥革命后任江苏都督府民政司总务科长兼教育科长，后任江苏省教育司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黄炎培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创办《救国通讯》，宣传爱国主义，组织上海市民维持会（后改为上海地方协会），支持淞沪会战。蒋介石对黄炎培的政治立场十分不满，却又没有合适的罪责，只能暗中派人守在法租界华龙路环龙路口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外暗中监视，想顺藤摸瓜，探出与这位著名教育家兼记者接触的“反革命分子”来。此外国民党内部的将领也有遭此“礼遇”的，国民革命军中将方鼎英就是其中之一。方鼎英曾是黄埔军校入伍生部部长，是蒋介石身边的得力助手。“九·一八”事变后，方鼎英和徐谦、朱蕴山等联合组成抗日同盟会，联系各界志士仁人团结抗日，秘密发行《晨曦》、《怒潮》等刊物，从事救亡宣传，引来了蒋介石的大怒，遭到贬黜，也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被监视对象。
薛笃弼，山西运城人，毕业于山西法政学校，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任河东军政分府主办的《河东日报》社长。后来陆续担任过北洋政府司法部次长、国民党政府甘肃省省长、民政部部长、内政部部长、水利部部长等职，因为不满政府的妥协态度而愤然辞职，到上海从事律师工作。他对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赞同招致蒋介石的防备，蒋介石在他法租界金神父路金谷村的住宅和爱多亚路的办事处周围安插眼线，还隔三差五地派人到他那里以爱国之名寻求支持。
除了执行监视任务之外，上海区还受指派向书籍出版和文化活动方面渗透。本来这是CC派的任务，但是以戴笠的野心，是不会把这块蛋糕轻易让给别人的。戴笠虽然想在此分一杯羹，但是一直苦于无处下手，直到在上海递上来的报告中看到二组的特务贾谨伯关于出版界的情况汇报。这份报告引起了戴笠的极大兴趣，特别是关于在邹韬奋的“生活书店”内安插眼线的计划，以及对内山书店的关注。尽管这两个计划最终都没有达成，为此戴笠也经常抱怨“煮熟的鸭子飞了”，但是仍有其他特务顺着出版界的脉络开展渗透工作。
崔万秋，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主编，同时效力于上海区特工二组，利用文化界的情报网工作，还招募了一批记者专门撰写拥护蒋介石和政府政策的文章，并给他们提供特别津贴。
在蓝衣社时期，上海地区的中学和大学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成功渗透。如今的上海区却没有那么幸运，只控制了几所学校，其中肇和中学是杨虎创办扶植的，因此学校里有一部分教师直接为戴笠的特工工作。上海区本想把自己在法租界建立的无线电通讯学校也作为工作站点之一，但是戴笠坚决反对，他执意将该校用来训练无线电报务人员，而不是用来搞特工，特工人员也不能用它来作掩护。
招募学生加入特工组织的工作也很不顺利。1934至1935年间，在秘密特务眼里最不“安分守己”的就是暨南大学，于是他们特意在学校门口开了一家咖啡店作为掩护地，偷偷拉拢一些南洋华侨学生为他们工作。
复旦大学也被视为一个“反革命”活动据点，想打入内部十分困难。除了二组吸收的历史系教授姚名达和他的几个学生外，并无太大进展。
1934年吴乃宪任上海区区长的时候，曾向进步人士大举进行渗透。吴乃宪本人是黄埔一期生，因为背叛邓演达而深受蒋介石器重。蒋介石和戴笠想利用吴乃宪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建立关系，企图利用这个“第三党”抵消党内对手的力量，并以此来靠近仍与统一战线中的老“左翼”有联系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为保险起见，这类活动一般都是由南京特务处总部控制。
上海区的书记张师原来是共产党员，戴笠希望通过他的地下工作经历策划出打入共产党核心的方案，为此还特别增加了50％的经费，增派一名区“督查”。吴乃宪和张师都不能吃苦，他们不愿为了每月几百大洋费力冒险，为此，他们把办公处从法租界迁到了国民党控制的南市老西门，而自己和身边的亲信们都住到法租界环龙路上的一座秘密住宅里。这样的领导班子，自然是做不出令戴笠满意的成绩的。
1935年初，戴笠终于从蒋介石手中接过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的指挥权，吴乃宪被任命为侦缉大队长。但是，吴乃宪的行政职务只是个名义头衔，如果没有自己人在“督察”的位子上加以稳定和扶持，这把交椅是坐不长久的。很快，吴乃宪的位置被翁光辉取代，翁光辉深知安插自己人的重要，因此他特意带了四名特务处的人员走马上任，这四名“督察”就是沈醉、程慕颐、林之江、倪永潮。这批人在把警备司令部的侦探大队变成秘密警察半军事的政治机构的计划上遇到了障碍——常务副队长彭伯威和普通侦探都相当抵触，不肯合作。这样，戴笠的计划就受到了极大阻碍。等到王兆槐接替翁光辉做大队长的时候，戴笠便找了个理由把彭伯威挤走了，改由一组组长杨凤歧接替。那些常规侦探一直把军事稽查作为维持地方法律和秩序的工具，眼下戴笠竟然要把这个执法部门变成恐怖和暴力的工具，用非法绑架代替拘捕权，用刑讯代替正常审讯程序，这是他们不能容忍的。戴笠曾经想过将他们赶走，但是这样做虽然清扫了“门户”，却也带来了麻烦。因为这些普通侦探平日与法租界的警察和上海市警察发展了密切的工作关系，利用这些便利，特工们在租界里逮捕嫌疑分子就方便得多了。
逮捕共产党人
1933年5月14日下午四点钟左右，上海虹口区昆山花园路由西向东走来一名头戴帽子、身穿长衫的男士。他低着头慢吞吞地走着，像是在思考问题，任凭擦身而过的路人行色匆匆。昆山花园路并不长，只有十几个门牌，当这个人走到七号的时候，忽然抬起头四下一瞥，确认无人跟踪后一转身溜进了这幢红砖洋房，三步并作两步地穿过庭院进了门，奔向楼梯。就在这时，早已守候在楼梯两侧的秘密警察一拥而上，将他团团围住。来人见无路可退，便徒手与他们展开一场殊死搏斗，最终因寡不敌众，在三楼的窗口被特务推下，坠楼身亡。
死者是应修人。他是浙江慈溪人，字修士，笔名丁九、丁休人。现代作家。早年在上海福源钱庄当学徒，五四时期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在《少年中国》、《晨报副刊》、《学灯》上发表新诗作品，成为新诗创作活动中最早崭露头角的优秀青年之一。1925年，应修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广州黄埔军校和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工作，1927年受党组织委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3年后回国从事革命工作，后来受友人邀请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与左联机关刊物《前哨》创刊号装订与发刊工作，并以丁休人为笔名在《文化月报》上发表革命童话《金宝塔和银宝塔》，表现了苏区人民对革命政权的无比热爱和信任，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1932年1月，应修人被党组织调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任秘书，后来又担任宣传部长一职。同期以丁九为笔名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上连续发表了多篇政治文章，揭露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和残酷镇压革命群众的反动本质。1933年，丁玲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国民党在丁玲的寓所昆山花园路七号蹲守前来联系工作的同志，应修人没能逃脱厄运，坠楼牺牲，时年34岁，成为上海左翼文化界第七个被秘密警察非法杀害的人士。
行动组是国民党特务处上海区专门负责逮捕和暗杀活动的机构，他们得到关于目标的确切消息之后便制定和实施逮捕或绑架计划，必要时秘密警察也会加入其中。
不过，想要接触到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也并非易事，这一点许多跟共产党地下特工打交道的特务们都深有体会。当他们越是企图与以前认识的共产党人结交的时候，就越有可能陷入了被当做叛徒的危险。一旦这些人被识破，轻则挨打，重则被杀，上海区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就经历过这样的情境。
王克全1906年出生于江苏徐州，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五卅运动。1927年参加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后任上海工联党团书记、江苏省委常委、江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等职。1931年2月因参加罗章龙等人的分裂活动被开除党籍，转而投敌，加入了复兴社特务处，任华东区行动组副组长，参与刺杀杨杏佛、史量才的罪恶行动。
一日，王克全上街办事，行至浦东工厂区时遇到在中共工作时的下属。当时戴笠正在为无法打入共产党内部而苦恼。如今自己的属下竟然“主动送上门”来，王克全便动了说服他们加入特务处的念头。他找了个借口把二人带到一个僻静的胡同，想通过详谈说服他们叛变。结果二人听明来意后不但没有同意，反而恼羞成怒，用枪把他给打了个半死，直到巡逻的警察听到动静赶来制止，二人才丢下王克全逃走。王克全在医院里躺了足足半个月才勉强恢复。这件事在许多“叛徒”心中都留下阴影，他们为了保全自己，再也不敢轻易与以前认识的共产党员接触了。
那些一开始就投身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人，也对此充满了恐惧。1935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第二组组长沈醉获得情报，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在江湾地区一间民房里召开秘密会议。就在他带领十几个特工接近目的地的时候被共产党员发觉，于是一场恶战就在荒郊野外展开。尽管共产党员没有做充足的武装准备，实力薄弱，但是他们拼死搏斗的气势让国民党特工不寒而栗。一阵枪响过后，沈醉胸部中弹，特务组被迫撤退，把组长送到德国人开的宝隆医院接受手术治疗。
沈醉痊愈后不久，又得到一个新的任务：去曹家渡逮捕一名有共产党嫌疑的作家。沈醉考虑到目标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应该比那些会舞刀弄枪的党员好对付，于是只带了两名特工随行。
事先他们已经收买了房东，在房东的协助下于黎明前轻轻撬开大门，悄悄摸到嫌疑人住的三楼门前。一个特务装作找人，用力敲门并大声叫喊。那人以为是普通的百姓，便起身披衣开了门。沈醉见对方没有丝毫防备，便放松了警惕，带着两名特务强行挤进门，将此人围住。
“我奉劝您识相一点，让我们动手可就不好看啦！”沈醉得意地说。
那人依次看了看三人，低头沉默了几秒，说：“请坐，让我穿好衣服再走。”
一名特务立即上前抢先摘下挂在墙上的衣服，上上下下摸过一遍，确认没有武器后才扔到他面前。这人也不反抗，默默拾起落在地上的衣裤，一一穿好：“冬天冷，我要戴帽子才能出去。”
沈醉看了看挂在门后的帽子，抬了抬左手表示同意。
那人径直走向门后取下礼帽，突然从里面掏出一枚手雷，迅速打开保险，举起胳膊大吼：“别动，不然就同归于尽！”
沈醉他们没料到他会使出这一手，不由得吓呆了。
“别冲动，别冲动，有事好商量，有事好商量！”沈醉赶忙作出一脸讨好的笑容，瞪着眼睛结结巴巴地说。
“都呆着别动！”那个人举着手雷慢慢退到门边，突然“喀哒”一声拉灭了电灯。沈醉等人以为他扔了手雷，吓得一闭眼，慌忙卧倒。等到回过神来才发现原来上当了。他们恼羞成怒，起身追赶，谁知一拉门，门却纹丝不动，原来那人已经将房门反手锁上，安全逃离了。
根据沈醉被捕后的供述，他在上海的6年中没有任何渗透到共产党组织成功的例子，这也一直刺激着戴笠的神经。每次他莅临上海，都不忘为询问这方面的进展，然后又无一例外地对军统无力渗透到共产党组织大发脾气。他曾生气地说：“照这样搞下去如何对校长交代？别说你们，就连我都要吃不了兜着走了，你们这群窝囊废，怎么连一个共产党的组织都打不进去？”在座的人都低头不敢言语。
“怪西人案”
1935年8月24日，上海《申报》上出现了一则要闻：“上海怪西人，又称神秘西人之约瑟夫·华尔顿，前因勾结刘燧元、萧柄实、陆海防等组织机关，刺探中国关于政治上及军事上之秘密，报告第三国际案发，经淞沪警备司令部于本年五月五日派探将陆海防捕获，继由陆自首指供，先后捕获该西人等，分别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起诉，开庭审判。”
这条奇怪的新闻里所指的“怪西人”名叫约瑟夫·华尔顿，之所以称他怪，是因为他在被捕后一言不发，在整个审讯过程中始终保持沉默的姿态。国民党军警特务绞尽脑汁也未能证实其确切身份，案件陷入了僵局。
约瑟夫·华尔顿真名叫罗伦斯，早年投身布尔什维克革命，担任过红军上校，是共产国际联络部经验丰富的特工人员，聪明机敏又仪表堂堂，会讲德、俄、英、法四国语言。1933年受苏联红军情报部派遣来到中国，接替他的前任、“红色间谍”左尔格的工作。在上海，他的公开身份是法文和德文教授，实际上在妻子的协助下负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组织部以及远东其他共产党之间所有的联络通讯，包括密码电报、信件、包裹、非法印刷品等。
当时正值国民党军队集中全力“围剿”苏区红军，罗伦斯按照苏联红军情报部指示搜集有关情报，以协助中国工农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罗伦斯凭借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出色才干，精心编制了一张以上海为中心，逐级渗透到蒋介石的武汉行营、北平行营、南京警备司令部等要害部门的情报网。由于情报工作的迅速发展，需要的人员数目庞大，审查工作便有所松懈，时间长了，情报队伍难免鱼龙混杂，良莠不分，终于出了一个给整个情报组织带来灭顶之灾的叛徒——陆海防。
陆海防是湖南岳阳人，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投身革命后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政治部任职。1930年，在上海偶遇第十一军政治部的同事于生，经于生介绍加入了情报组织，每天负责将中国报纸上刊登的有价值的材料译成英文。1933年，左尔格和于生相继调离上海，临行前于生将自己负责的一部分情报关系转交给陆海防，让他直接受约瑟夫·华尔顿的领导。
于生之前的情报关系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刘燧元。刘燧元的公开身份是蒋介石武汉行营第五处上校法规专员。众所周知，武汉行营是蒋介石“围剿”大别山区、洪湖地区、湘鄂赣边区各路红军的大本营。在这个大本营里，想要搜集有关“围剿”战况的报告及“剿匪”方针、政策、措施等情报易如反掌。于是刘燧元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作为掩护，将搜集来的情报通过交通员转交给罗伦斯。
1935年4月中旬，罗伦斯联系陆海防，要他派交通员给刘燧元送一封信。不知陆海防是疏忽大意还是对此不以为意，竟然鬼使神差地打发自己的弟弟陆独步携信前往武汉。陆独步曾在上海劳动大学念书，在周围学生的熏陶下养成了玩世不恭的作风，平日衣冠不整不说，还蓄发不剪，粗枝大叶，在人群中十分扎眼。国民党特务对这种人非常注意，陆独步一上船就被他们盯上了。等到船到码头，陆独步一只脚刚踏上码头，还没站稳就被捕了，随身携带的德文信件也被搜出。在严刑审问下，陆独步交代了来武汉的任务和接头地点，但是他并不是正式的内部人员，只知接头人的代号，不知接头人的真实身份和面貌。武汉行营的特务马上组织出动，严密监视陆独步说的接头地点——汉口太平洋饭店，准备逮捕接头人。
约定时间过去两分钟后，刘燧元出现在太平洋饭店门口。根据多年的经验，他一进饭店就察觉到气氛的异样：客人稀少，“茶房”和“伙计”个个贼眉鼠眼、举止猥琐。他定了定神，平静地走到角落，趁无人注意销毁了随身携带的情报，从侧门撤出饭店，穿过两条胡同找到电报局，用密电通知身在上海的罗伦斯。罗伦斯立即另派专人乘飞机去武汉，协助刘燧元及其家属转移。经过商议，刘燧元决定和妻子分头行动，到上海会合后再定行止。当夜，刘燧元以去广州探望病重的父亲为由，取道天津转赴上海。途中为了甩掉跟踪的特务，不得已转奔泰安，上了泰山，在冯玉祥将军的掩护下脱险。
于此同时，上海站的特工们悄悄住进了陆独步的房间里。第二天，陆海防见弟弟没有音讯，便不顾原则径自去了旅馆。陆独步的房门并未上锁，陆海防轻轻一推，便顺着缝隙看见了蜷在椅子里熟睡的特工，他当下一愣，随即反应过来，轻轻把门带上，转身疾步下楼准备逃跑。怎奈隔壁房间里的特务早就发现了他，见到手的猎物要飞，也立马跳出来在后面追。陆海防出了旅馆，转身混进了拥挤的先施百货公司，他本想借人群作为掩护，但是狡猾的沈醉就躲在边门旁，当陆海防企图从边门溜走时，沈醉猛地扑了上去，两下就制服了他，给他戴上了手铐。
出乎特工们的意料，陆海防竟比他弟弟陆独步招供得还要快，被捕的当天，他先被带到上海工部局警务处的老闸捕房，几个小时后又被引渡到警备司令部的侦查队。戴笠刚刚出现，他就马上表示要“坦白”了，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陆海防不仅出卖了自己的战友和上级，还无耻地表示愿领特务去抓捕他的上级领导约瑟夫·华尔顿。
罗伦斯被捕后软硬不吃，一言不发，简直就像个哑巴，特务们搞不清楚他的身份，也不敢滥用私刑。他凭借着沉着机智，为情报人员和机密文件的转移争取到了相当的时间。
罗伦斯在法租界的秘密住所只有几个亲密助手知晓，这样的助手有三位：一位是法国人，负责无线电通讯工作；一位是波兰人，担任技术机要员；还有一位苏联人，负责莫斯科和上海的联络交通。这一情况陆海防并不清楚，因此特务们也就无处搜寻资料核实他的身份。罗伦斯消失几天后，三位助手猜测出了意外，为了保护上级组织，他们冒险破门入室，连夜将房内的机密文件和器材转移了出去。
继罗伦斯之后，国民党当局又根据陆海防的口供陆续逮捕了苏联红军情报部人员陈绍韩、黄维祜、汪默清、胡克林、俞瑞允等人。
“怪西人案”让国民党当局又惊又怕，他们千方百计寻找线索，想搞清此案的背景和组织情况，进而一举捣毁这个情报组织。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这件事也极为关注，后来得知日本情报系统掌握了此案内幕，便急忙向“左联”求助。在关奚如等人的请求下，鲁迅先生通过内山完造和其他日本友人打探案件的详情。3天后，胡风拿到了关于此案的汇报材料，为了防止更大的损失，共产党立即配合其他设在中国的国际革命组织采取紧急措施，协助情报人员及时转移。
1935年8月24日，湖北高等法院开庭审判“怪西人约瑟夫·华尔顿”，审理的过程中，由于证据不足，遭到旁听群众的质责，最后不得不以判处罗伦斯有期徒刑15年草草收场。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有求于苏联。为了得到帮助，蒋介石于1937年将罗伦斯释放。
改组上海区
侦察队和交通警察的人马都收入麾下之后，上海区的工作量和责任都急剧增加。王新衡担任区长之后，着手对上海区进行重新规划，并实施改组。
王新衡是浙江宁波慈溪人，国共合作时期被国民党选派至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他主张工人阶级先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强调废除斯大林主义的官僚统治，倡导战斗性的工人革命。这个现象引起了王明等人的注意，并以此为由要处分王新衡等人。
1930年，王新衡被遣返回国，投身国民党军界。他在南京创办了苏俄评论社，出版《苏俄评论》月刊，撰写了不少关于苏联共产主义的文章，有“苏俄通”之称。1934年1月，张学良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职，王新衡便投奔了张学良，虽然二人地位相差悬殊，但却成了好朋友。
1933年，国民党最早的特务组织“南昌行营调查科”成立，王新衡以“苏俄专家”的身份加入。1934年，南昌行营调查科被戴笠接管，王新衡也就转入特务处。戴笠见他既通理论又懂实务，很快便对其委以重任，派他担任上海区第四任区长。
在上海做生意的宁波商人很多，王新衡利用自己宁波籍的身份很轻易地便打入这个圈子，并利用成员广泛的人脉关系构建自己的关系网。那些商人也知道他的区长身份，都愿意仰仗这棵大树乘凉。另外王新衡还有一个身份让他们不敢造次——杜月笙的密友。
杜月笙是上海青帮中的著名人物，也是当时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从一个小瘪三混进上海滩十里洋场，一跃成为上海最大的黑帮帮主，1925年7月，他在租界与军阀当局庇护下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日进斗金，势力日趋壮大，很快成为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的“上海三大亨”之一。同年又进军政界，担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杜月笙的交际手段十分高明，无论是黑帮各派势力的关系，还是军阀之间的恩怨，他都能巧妙周旋于其中，不得罪任何一方。对于这些关系的经营，他也是十分大方，那些贩卖鸦片，开设赌场聚敛的钱财转手就被他用来笼络社会上各种形色人物，毫不吝啬，因此无论政治要人、文人墨客还是帮会骨干都愿意和他打交道。王新衡也是这样和杜月笙认识的，但是与其他人的面上文章不同，二人虽然出身不同，却在很多想法上不谋而合，王新衡佩服杜月笙的侠义心肠，杜月笙则欣赏王新衡的远见卓识，有什么事也愿意找他商量，一来二去，便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王新衡与杜月笙的关系传到各界人士耳朵里，大家便心照不宣地对王新衡越发客气起来，对王新衡手下的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本来形势复杂，难以管理的上海区反而在他手上有了起色。
王新衡依靠自己的关系，尽可能吸收新生力量到他的组织内部，其中包括一些到苏联留过学的学生，还有商人、工人阶层的头面人物、帮会分子、上海邮政总工会的成员、作家和艺人等。另外他还利用和杜月笙的关系，发展了一批帮会分子作为特务，负责做一些特殊渠道的工作。这些人的加入，一方面补足了人手，另一方面也拓展了特务执行任务的范围。
上海区特工组虽然一直在戴笠的重视和支持下大量开展工作，但工作效率和准确程度并不尽如人意。从组织架构上来说，按区域划分行动组本身就存有弊病，虽然可以有效锁定目标，但是却容易因为跟踪而跨入其他组的控制范围，特务们又总是伪装成反蒋的激进派，因此很容易被误认为是“猎物”，有时直到抓捕前才知道是自己人。从工作内容上看，虽然上海区成立时间已经不短，但是一直没做过什么技术上的规划和提高，常常只是做些简单的跟踪监视或绑架活动。王新衡是共产党的叛徒，对苏联和中共的特工活动有过切身的体会，经过考量，他对上海区的组织架构做了一番调整，在保留原有各组不变的前提下新增了虹口区、闸北区、沪南区几个组，专门负责潜伏工作，还有十多个独立工作站，以及战地随军调查组，负责军队中的动向。此外，他还配合戴笠，陆续掌握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查大队、沪杭甬铁路警察署、上海市警察局警士教练所等公开特务机构，10多个独立的“站”与军事调查组挂上了钩，通过一个大无线电站互相通讯联络。经过改组，上海区足足扩增了5倍，人员也从100增加到了500。
王新衡任上海站头目一直到抗战爆发前夕，因为他和张学良的关系密切，戴笠便派他去先当西北区区长，结果就在即将出发的时候，“西安事变”爆发了，戴笠被搞得灰头土脸，虽然亲自前往救驾成功，但是面子上也过不去，因此借口王新衡“耽误了行程”，以失职罪把他关进监狱，直到淞沪抗战爆发才将其放出来，转派到香港任香港站站长，上海区则由周伟龙接替。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对峙局面日益紧张。1945年9月10日，戴笠决心扩大上海区，将上海直属站、沪郊指挥站、为忠义救国军指挥部调查室、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汪伪中央税警团政训处合并成立军统局上海特区，区长由王新衡担任，副区长由刘方雄担任。同时他还责令在上海市政府设立了调查处，用来掩护上海特区的活动。上海特区下设情报编审科、总务科，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站，京沪、沪杭两路特别站，直属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组，侦查组、学运组、工运组、国际组、浦东组、苏州组、松江组。
1946年7月，军统局又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同年10月，军统局上海特区也更名为保密局上海站，下设3个科、11个直属组，站长王新衡，副站长刘方雄、王方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