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根上的乡愁
在南京买了火车票，随着人流上车，目的地：上海。
站台上安静地停着白色的动车“和谐号”，雨中，人从四面八方来，进入车厢，车厢里声音不算太大，有人看电脑，有人翻晚报，晚报上照例会有凶杀偷情、股票指数以及长久不衰的男科医院的广告。因为不算是远行，很多人更是办完事当日便回，于是站台上缺了分手离别的戏码，没有人泪眼涟涟送别爱人远行，似乎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生离。就连北方车站常备的乐曲《地久天长》都欠奉，动车静悄悄地启动，告别城市，驶向田野。
但这条铁路线上，何止生离，又有多少死别。每次从“民国首都”南京出发，在车上看西装革履、正襟危坐的诸君，看他们江浙人的脸，便想如果人人再戴顶礼帽，或许眼前就是1937年的列车了。
从南京、从苏州、从上海周边的城市向上海进发。这条路让我浮想联翩，这些行走在宁沪杭的人与那些民国年间奔走在这条线上的人，他们所见的可是同一个山河大地？或许，胡兰成在南京开完会，会穿一袭长袍，在这沪宁路上计算着接近张爱玲的距离；或许，戴笠穿了便衣，手里紧握着他的皮包，在列车的晃动中，盘算着如何向杜先生开口。民国，是江浙才俊的天下。而此时此刻，“和谐号”上的江浙人又有怎样的爱情？怎样的生意？怎样的隐衷？怎样的抱负？
不同的是，几十年后这条铁路提速了。白色的“和谐号”靠在上海站的时候，忽然想起上学时，班上有一个上海同学，大家喜欢当着他的面讲上海人的笑话。先把北京人贬损一下，说北京人把外地人都当“下级”，而上海人则把外地人都叫做“乡下人”。
70年代末，我父亲的学校要组建一支乐队，要他出差去上海买乐器。那时候出门要开介绍信，换全国粮票，出远门是件惊天地的大事。上海回来后，我父亲谈论最多的是上海的饮食，他说吃不惯上海菜，说：上海菜太甜。我的上海同学叫顾峥，他到北京来一开始不能吃羊肉，说那股膻味，让他受不了。是不是这就是南北差异？
1997年，我和他一起去上海看电影节，让我惊异的是，那时候的上海满街都是红焖羊肉的店子。顾峥也很久没有回家了，一边走一边喃喃自语，“怎么这么多羊肉？”他很自信地带我去找公共汽车站，结果发现很多车站已经迁走，一年不见，上海和他见外了。以前熟悉的公交系统，如今冷落了他，让他失落。他不肯像“外地人”一样问路，买了一份新版的地图满头大汗地自己找，我和他开玩笑：你是上海人吗？
他沉默，他已经不认识这个比孙悟空变化还快的城市了。后来他立志考学，中戏博士毕业后留在了北京，很少回上海。每到梅雨季节，他就会说，“太潮了”，这是他不愿意回上海的理由，还是他思乡的借口？
这次到了上海，夜间无事，我一个人沿着马路往前走，竟然发现有好几家兰州拉面，间或在梧桐树下隐隐约约出现的卖沙琪玛的新疆人，他们一起构成了一道超现实的景观。在我的常识里，泡饭是上海人钟爱的主食，谈到面条也应该是葱油拌面与阳春面构成的绝对权威。这么多的兰州拉面，它们的食客是谁？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来自西域的兰州面馆如雨后春笋般在上海街头落户，上海人胃口变了？我不得其解。
夜深人静，细雨飘落，远远地看到一家拉面馆，蓝色的灯光依然闪亮，门口的火炉青烟弥漫，让我想起张爱玲对上海的描述：人已进屋，弄堂口的火炉里还飘着一缕青烟。望着这上海滩上的兰州，我不由得迈步而入，小店倒也清静，没有一个食客。点了一碗拉面，热气腾腾，非常地道。我想，如果我是兰州人，这四堵围墙在上海滩就为我围起了一座故乡，舌根上有最顽固的乡愁，有识别我们不同基因的密码。
现在的上海，随处可见其他菜系的餐馆：粤、湘、鲁、川，还有新晋的兰州拉面……不同菜系的餐馆林立，说明有不同的人涌入到了这座城市，而这些餐馆也变成了他们的“故乡”。这座城市如今性格里多了些包容，这种变化并不需要去看档案做调查，只要看看满街的各色菜馆，就会明白。
以前，在电影界有一个故事。据说，某上海摄制组关机的时候聚餐，制片主任站起来高声说，“各位，今天我们一定要一醉方休！”然后回身对服务员说，“小姐，请上一瓶啤酒。”
今天的上海一定编不出这样的故事了，只是不知道现在如果顾峥回到上海，面对不同的菜馆，是不是会觉得上海不见了，那他又去哪里找他的故乡呢？
原载《中国周刊》（2009年第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