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立鼐修士
白立鼐修士的一生
方济格·布茹克内尔（中文名字：白立鼐）修士1891年12月3日生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是威廉和伊莉莎白·布茹克内尔的第六个孩子。他的父亲是裁缝。父亲早逝，所以小方济格与病弱的母亲搬到母亲的老家，即捷克中南地区的布杰约维采（德语称“布得维斯”），在那里他上了两年小学。他的母亲于1900年去世，方济格又回到维也纳，继续上小学和中学，并完成师范学院的课程。1912年他在维也纳一所小学教书。1914年8月他作为志愿军入伍一年。然而，战火维持了四年之久，期间年轻的方济格在捷克东部地区和意大利北部地区服兵役。在战争结束时（1918年）他已经是中尉。
在1919年复活节之前，方济格在维也纳附近的传教修道院“圣佳伯尔”参加了一次信仰灵修活动（“避静”）。听了神父们的讲道后，他决定以传教士为自己的职业。1919年8月他前往圣佳伯尔修院，决定要加入“圣言会”这家传教修会，以“修士”的身份在传教区服务，并在入会时获得“贝尔克曼斯”这个会名。圣言会的修士当时大多是手工业者、印刷工或建筑师，很少有修士是老师。1921年贝尔克曼斯修士宣发第一次圣愿。1923年修会派他到中国。当时的圣言会在山东南部管理一块面积很大的传教区。在中国，他获得了汉语名字“白立鼐”。
白立鼐修士这样回顾前往中国的道路和在中国的经历：“我们从南安普敦出航，经过苏伊士、亚丁、科伦坡、新加坡，40天后终于到了中国的上海！从那里坐火车到孔子的家乡（山东），那里有韩宁镐主教的传教区。1923年11月29—30日午夜，我到了兖州府的主教府，我还记得，那是月光皎洁的夜晚，而当我进入了教堂的门口，兖州大堂的钟楼响了12下。在兖州的休整时间不长，我坐骡车，到了离兖州30公里远的圣言会会院，即济宁以北的戴家庄（亦称‘岱家’）。这个会院还办了三所学校：一所小学，一所师范学院，以及一所中学（在济宁市的‘中西中学’）。我在这三所学校一边和学生学汉语，一边教他们欧洲文字、阅读、数学和绘画；1929年以后我也在兖州府的大修道院中任教。
“到了1933年，韩宁镐主教派我到北京。圣言会在那里刚刚接管天主教创办的辅仁大学。我曾在那里任德语讲师、美术讲师，还当了西洋画组主任。除此之外，我也支持年轻的中国天主教画派。1945年后，政治上的变化使得大学的工作逐渐无法进行。因此，我1949年1月9日离开了北京，飞到上海，后到香港，1949年8月16日又飞到罗马。”
在26年后，白立鼐再次得以回到他的家乡，在维也纳又见到了他的兄弟姐妹们，还有圣佳伯尔修道院的会士。1950年1月后他在罗马学习装订书籍的技术，1950—1974年负责圣言会总会在罗马的图书馆。他也经常充当罗马会院的客人的导游，带他们去参观罗马的博物馆和旅游景点。
1974年7月2日，82岁的白立鼐离开罗马并回到奥地利圣佳伯尔会院，在那里的图书馆服务。1981年7月后他因大腿骨折导致终身卧床。他以平静的心态忍受长期的病弱。最后两年，他的听力也极度退化。1985年4月9日，白立鼐修士去世，4月12日在圣佳伯尔的墓地下葬。
这位奥地利的修士对中国的长期影响在于他对中国天主教画派的激励。他曾任“西方美术专修科副教授”，而1933到1948年间国画组和西洋画组的学生都上过他的一些课，这些课包括“西洋画导论”、“西画理论”、“透视画法”、“素描练习”，他经常一周教25个小时的课。他指导和协助了陈路加（陈缘督）、王肃达、陆鸿年等中国画家。白修士1934年秋天建议在辅仁大学举办一次特别的画展：有中国特色的圣诞画。当时在那里展出的画非常受欢迎，很多当场被买走，这使得天主教画派的新风格获得一定的知名度，更为那些画家增添了信心。白修士成为这些基督徒画家的朋友和顾问。
白立鼐修士自己没有写什么著作，留下的只有几篇文章，但他搜集了中国天主教画家的创作，并保存了350多幅画作的照片。“北京天主教画派”总共可能创作了2000幅作品（包括临摹画），原画分散到世界各地，而白修士的画集算是这个画派的规模最大的作品集。“中国天主教画派”的特点在于结合中国传统的表达方式和来自基督教的题材。1949年后，北京的天主教画派没有继续发展，而这个画派在中国也鲜为人知。
白立鼐修士自己画的素描和水彩画也同样被遗忘。这些画的灵感来自北京的老房子、城门、郊区的景色、路上的人物，原稿保存在奥地利圣佳伯尔会院的档案库。本书呈现其中部分反映1930到1940年代的北京的画作。值得注意的是：白修士没有画北京的繁华商街或伟大的教堂建筑，他更多重视小小静物的朴素和均衡，他欣赏树木和宅门的美。他自己是一名安静的、非常谦虚的人，因此他的画也表现出他的个人气质：自谦、安静、欣喜、内心的平静，以及在困境中对神的信赖。
白立鼐修士在中国西画史上的地位
在利玛窦（1552—1610年）去世时，一位年轻的中国画家，游文辉，画了唯一的被保存下来的利玛窦画像，其中已经体现出一些西方画法的元素。然而，中国第一位比较有名气的“西方画家”是耶稣会修士郎世宁（1688—1766年），他1715年来华，并在北京的宫廷为皇帝服务。他以画马成名，但恰恰在画马方面可以看出，西方的画法在当时的中国失败了：郎世宁没有为自己的新方式找到任何接班人。其中一个原因是传统的中国画法不需要做很多动物身体的观察，不是写实的，而画马却需要仔细看这些动物的结构和身体，所以他的新风格无法继续发展。当然，郎世宁修士也想介绍西方的光影效果和立体感，但当他画乾隆皇帝的脸时，皇帝告诉他说，在皇帝的脸上不可以有任何黑暗之处。因此，当时他必须完全顺从中国传统的画法。
在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又有比较多的传教士来华。耶稣会1815年重建并在1840年代派传教士到上海恢复那里的宗教生活。在徐家（即徐光启，1562—1633）的地产（即“上海徐家汇”）上，耶稣会建立了会院和学校。当时一名助理修士对美术艺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西班牙的范廷佐（1817—1856年）修士于1847年来到上海，在那里设计了董家渡教堂和徐家汇耶稣会的会院和教堂。他在上海还创办了一个作坊，制造各种宗教艺术品，包括木雕、雕塑和绘画，因为当时的大多数教堂缺乏宗教装饰。在他的作坊中，他也教导一些年轻的中国人制作艺术品，尤其是一些徐家汇孤儿院收留的孤儿。其中一个孤儿是陆伯都（1836—1880年），他成为范廷佐的助手和接班人。陆伯都1852年进入徐汇中学，并成为耶稣会修士。他是上海第一名耶稣会修士，并在范廷佐去世后（1856年）接任他的工作。1864年徐家汇土山湾的画馆正式成立，它前后有近100年的历史，今天成为博物馆。土山湾可称为中国西方美术的摇篮，在这里，有几代画家和艺术家受到良好的培育。
来自上海土山湾学派的重要画家是刘德斋（亦称刘必振，1843—1912年）。他来自常熟（江苏）的天主教家庭，在太平天国时期逃难到上海，在徐家汇受教育，成为耶稣会修士，并从1863年开始在陆伯都的指导下学习中国和西方的画法。随后他成为土山湾画馆的老师，先教学生素描，后教水彩画和油画。他是一位很严谨的老师，与学生一起创作了很多耶稣和圣母的画像。在19世纪末开始研究西方画法的人中有很多是他的学生，比如“中国第一位水彩画家”徐咏清（1880—1953年）。
另一位来自土山湾画馆的画家是张充仁（1907—1998年），他在国外也有相当大的名气。他曾在上海学习法语，因此有机会去比利时进修（1931—1935年）。张充仁也是天主教徒，他曾在之江大学任教，并在1949年后继续出版他的画集。
上海当时是“西方的城市”，通过港口，使得上海在短时间内从一座小渔村发展成为一座国际大都市。因此，西化的表达方式在这里更容易被接受，这就和华北地区，比如北京有很大的区别。同理，西方的绘画风格和技术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进入北京的学校和画廊。北京是中国传统画法的基地，代表性的画家中有一些来自皇家，比如溥雪斋（亦称溥伒，1893—1966年），还有齐白石（1864—1957年）。后者来自湖南，但1919年起在北京定居。
北京公教大学（即天主教辅仁大学）是由满族贵族英敛之多年筹备后创办的，从一开始，就重视“国学”的研究。也就是说，在新的时代也要用现代的方式去研究、重视和保存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这种传统在辅仁大学的教学语言方面很明显；与上海的震旦大学不同，辅仁大学的教学语言普遍是汉语，老师们大多是中国人，而震旦的教学语言是法语。
自从辅仁大学正式成立（1925年），爱国就是辅仁的特色，要“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心，积极推进辅仁大学的国学教育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见柯博识《私立北京辅仁大学1925—1950》，第95页）。所谓的“国学”指对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历史、艺术）的研究。曾任辅仁大学多年校长的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1880—1971年）自己就是“国学”的典型代表人物：他自己不会说外语，但他很愿意和西方人合作并关注中国历史学的现代化。
1931—1948年间领导了辅仁大学美术系的满族贵族溥雪斋（1893—1966年）一方面是国画的权威人物，但在另一方面他必须面对现代的挑战，因为他关于大学教育没有任何概念，比如看台静农（1903—1990年）的回忆录：
“辅大设有美术系，在北平各大学是创举，惟偏于中国美术，不能与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相比的。系主任是清皇族溥伒，且有贝子爵位。溥伒字雪斋，与心畲先生兄弟行，同以书画名。当辅大当局与他有了接洽时，先来学校看看，那时我是校长秘书，陪他看了各部门。偶然经过教室廊外，看见学生坐满教室，一人站在台上请话，他忽然偏过头来问我：‘这是干吗的？’可是下学年开始，他也就参加这种生活了。雪斋同心畲一样，是全能的画家，山水、人物、花卉，乃至画马。后来罗马教廷代表刚恒毅主教离华时（即1932年），学校送他的纪念品便是雪斋画的刚主教像，陈校长题记，介绍画者的家族与其艺术。欧洲人重视艺术，更重视贵族，想刚主教得到这副画像一定以为名贵的。这幅画是中国园林高士的布局，须眉颜色，既然逼真，而神情萧散，又有道气。雪斋同我说：‘这幅人像，在他确是创制，要是早年没有学过画马，即不能将人画得有神采，因为中国画没有人体写生，只有学画马要从写生入手。’”（见柯博识《私立北京辅仁大学1925—1950》，第361页。）
溥雪斋的这些话也指出“西方艺术”和现代美术教育在中国的困难。传统的国画没有很多理论，也不需要开什么“理论课”，因此溥雪斋一开始都不知道，大学中的“讲课”是什么意思。西方的美术带来很多新的概念，而这些概念在古汉语中都没有名称，所以需要创造一套新的术语，比如“透视”、“视角”、“剖解学”、“比例”、“立体感”，等等。在21世纪的中国，这些概念都有固定的名称，但在20世纪上半叶很多术语尚未定型，比如今天的“透视”当时称“远景”。
白立鼐修士的重要贡献在于这一点：他在山东和北京生活了很长时间，可以向中国学生介绍西方美术的理论和历史。他并没有写教材，但通过他的课程，他协助制定通用美学术语。大多在山东活动过的传教士都能很好地掌握汉语，因此白立鼐也有能力用汉语解释他的美术理论。另一个例子是德国籍圣言会会士柴熙（1902—1993年），他1930年在罗马获得博士学位，此后在山东教修道生拉丁语和哲学，1942年他也在北京辅仁大学任教。他试图用汉语教逻辑学，而他的逻辑学教科书（1943年在北京出版）是这个领域中的重大突破。但当时有很多人说，用汉语教逻辑学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汉语没有这方面的术语。和逻辑学（当时称“理论学”）一样，很多其他的新学科，包括美术的种种课程，逐渐进入大学的课堂，成为正规的课程，而辅仁大学在这方面做了很多贡献。在教育史上，1911—1949年这一时期非常重要，因为很多新的学科基本上需要从零建设，比如法学、现代医学、现代文学，等等。很多学科都是把西方的教材翻译成中文，而在这方面白修士可以依靠自己的多年德语课来教授艺术理论。
从溥雪斋的话也可以知道，“画人像”在传统的国画中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但白立鼐修士是一名传教士，所以他当然想在中国发展本地的宗教艺术，而基督教的艺术需要画人像，需要画耶稣和圣母玛利亚。如果想结合中国的画法和基督教的题材就需要一些能画人体和人脸的画家。因此，对北京天主教画派来说，陈缘督（1902—1967年，亦称陈路加、陈煦）是最合适的灵魂人物，因为他一方面掌握中国传统的画法，但又很早开始画人像，先是观音像，后来是圣母像——因为刚恒毅主教鼓励他画圣母像。陈缘督很勇敢地结合了中国和西方的传统，他1931年成为基督徒（天主教徒），并在1932年成为“中国式的基督教艺术部门”的负责人。陈缘督的新画法成为一个新画派的开端，而这个新画派使得辅仁大学在国际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在这里要简单地介绍一下北京天主教画派的核心人物，即陈缘督、王肃达、陆鸿年和刘彦斌。
陈缘督（1902—1967年）
陈缘督在国外以Lukas Ch’en闻名于世。他来自广东省，1903年（或1902年？）出生于嘉应，17岁来北京，先当印刷工，业余时间画画。不久后，当时北京最有名望的画家金城（号北楼）看到他的作品并收他为徒。1923年陈缘督搬到师傅的家。金城也同样来自华南地区。陈缘督的画作在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尤其是参加金北楼创立的艺术协会所举办的画展后。
在1928年的一次画展中，陈缘督画的女性画像和观音像引起了宗座代表刚恒毅主教（Msgr．C．Costantini）的注意。刚恒毅特别关注陈缘督的创作，鼓励陈缘督画圣母像。不久后陈缘督画了一个坐着的圣母，还有一系列其他表达基督教信仰的画。同时陈缘督也不断研究欧洲宗教艺术的著名创作，尤其是刚恒毅主教送给他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
1930年秋天，辅仁大学创立了美术系，而陈缘督成为第四位教师。同时他也在华北学院任教。他继续为刚恒毅主教画画，大多是来自《圣经》的主题。那时国外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并注意到他的画。在1932年的圣灵降临节，他接受洗礼并取“路加”为圣名。
在罗马“第三届国际宗教艺术展览会”（1934年）上，陈缘督参与并展示了几幅画。在方济各会1938年在布达佩斯组织的“传教展览会”上，陈也提供了33幅画。
在上海1935年的展览会上，陈缘督首次在中国公开展示自己的创作。从此以后，陈缘督成为一个广受尊敬的大师，他不仅继续进行绘画创作，而且还在大学任教，培养其他有天赋的年轻人，而陈仅仅比他的学生年长10岁而已。陈的大多数作品均署名“陈路加”或者“陈缘督”。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陈缘督很少有机会再画基督教题材的画作了，他最多的作品就是为新中国创作连环画。
王肃达（1911—1963年）
王肃达的祖先18世纪从江苏移民到北京。王肃达1911年生于北京一个大家族。他的祖父母是虔诚的佛教徒，父亲是中医，家族私塾的教师也很重视传统教育。12岁的王肃达已经能画画，并能够应亲戚的要求画一些作品了。他16岁进入一个基督新教创办的学院，但是当时他没有继续画画。
王肃达21岁毕业时再次开始创作，并自学很多技巧，不久加入北京艺术协会“湖社”。通过湖社的关系，他的十多幅画作参与国内外的画展，并获得良好的声誉和一定的经济收入。
1933年王肃达因陈缘督的鼓励考入了北京辅仁大学的美术系。1934年，白立鼐修士邀请他为圣诞节画展画一些具有基督教特色的画。那是他第一次画宗教性质的题材。1936年王肃达毕业并在辅仁附中当绘画老师。
1937年圣诞节时他接受洗礼并加入天主教，取“乔治”为圣名。从此他的一切画都是有基督信仰特色的。1939年他应米干（Thomas Megan）主教的邀请在河南新乡主教府创作一系列的有宗教教育作用的画，共35幅。三年后他返回北京。
他的画作大部分署名“王肃达”，有时也署名为“王乔治”。
陆鸿年（1914—1989年）
陆鸿年的祖先来自江苏省太仓县。他的祖父和外祖父清朝时均在北京当过高官。他的父亲在民国时期也一样是高官。
陆鸿年1914年生于北京。他这样回顾他的童年：“我们的欧洲友人有时候寄给我们一些贺卡，虽然我当时是个小孩，但也保存了几张基督教的明信片。其中我特别注意到一幅这样的画：耶稣祝福孩子。当时我就问我母亲：‘为什么图中没有中国孩子呢？’妈妈说：‘耶稣爱所有的人，包括中国人，但这幅画是欧洲人画的，因此这个画家只画欧洲面孔呀。’那时我就说：‘我以后要画一些新的画，在我的画上耶稣也会祝福中国的孩子。’”
陆鸿年先在家里上私塾，后来他在新式的小学和中学上课。在上高中期间他参加了一个绘画小组。毕业后，陆鸿年于1933年考入辅仁大学的美术系。1934年秋，他受到白立鼐修士的鼓励并为圣诞节的画展画了第一幅有基督教特色的画。
1936年，陆鸿年毕业并在绘画比赛中获得第一名，此后他成为辅仁附中的绘画老师，兼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所研究员。1944年他成为北京辅仁大学美术系的老师，1945年成为美术系的秘书。他于1950年4月8日加入了天主教并受洗。
当年的一篇报道这样赞扬他：“辅仁大学为鸿年崭露头角之基地，亦为造就鸿年一生事业根基的摇篮。时鸿年对壁画饶有兴趣，校中有白教授，系奥地利籍，教授壁画。鸿年固有心人也，常于课外独访白氏诚恳求教，白教授为其讲壁画技法，以及西方壁画的制作方法等，鸿年又多方找寻中国壁画资料悉心钻研。1936年毕业时，鸿年不但居美术系考试总分之第一名，毕业典礼上，校长陈垣先生当众宣布鸿年为本届毕业生之‘状元’。”（见柯博识《私立北京辅仁大学1925—1950年》，第363页）。
刘彦斌（1919—2013年）
在辅仁大学1938年建立女部时，很多女学生来学校学习，其中之一就是刘彦斌（1919—2013年）。她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家庭，1939年考到辅仁大学美术系，1942年毕业后留校工作。校务长芮歌尼在1949年原本想成立“中国天主教美术研究所”，成员有陈缘督、王肃达、陆鸿年和刘彦斌，但由于一些因素，这个计划无法实现。刘彦斌1954年与当时著名学者张怀教授（1896—1987年）结婚，而他们的儿子张和也成为一位画家。刘彦斌是辅仁大学天主教画派中惟一一位作品较多的女画家。
白立鼐修士教导学生掌握西方画法，但他也与国画大师保持良好的关系，比如他有一次帮助一名来自山东的年轻画家，傅星伯（1910—1994年），并将他的画介绍给中国最有名的国画大师齐白石（1864—1957年）。这位任“西画组组长”的外国老师与齐白石有良好的关系，真是难能可贵，因为在很多中国大学美术系里，国画和西画泾渭分明。白修士也教很多学生他擅长的水彩画，其中包括张其翼（1915—1968）——他1934年考到辅仁大学美术系。另外，在国内外著名的中国水彩画家关广志（1896—1958）也是他的朋友，还有郑宗鋆（1917—1995）和崔兴廉（亦称崔洁，1924—）。
根据他的日记，白立鼐修士于1950年3月19日从罗马给他在北京的老朋友在一封信里寄了六张明信片，这六个人是：陈缘督、王肃达、陆鸿年、关广志、郑宗鋆和崔兴廉。这表明他与当时辅仁大学美术系的同事联系密切。
白修士也曾帮助拯救一名会士。在1937年日本占领北京后，辅仁大学也受到影响。1939年，辅仁中学的校长伏开鹏神父（1904—2002）失踪。伏神父来自山东，也是圣言会会士，在意大利获得博士学位。他失踪后，人们怀疑他可能在日本人的监狱里，但无法查清。当时白修士直接去监狱，向门卫说，他要伏神父的衣服，要洗，洗完了就还。门卫没有想太多，就把伏神父的衣服给了他。这样会士们就知道，他确实在监狱中，而且在衣服上还有血点，这又证明，伏神父在监狱遭受虐待。因此，会士们通过一名意大利外交官给日本人压力，要求他们释放伏神父，否则要公布他在监狱中受虐待的事。几天后，伏神父获释，并可以继续在辅仁大学任教。
- 参见韩清平《辅仁大学首位训导长伏开鹏神父小传》，新北市，2016年，第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