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院

小院

我们家住在津浦铁路边上,火车一开过,家里的窗户就哗哗地响,像发生了三四级地震一样。

那是一个铁路职工的大院,里面住着铁路机务段和工务段的职工。

清末民初铺设津浦铁路的时候,在铁路边为英国设计师修建了四排宿舍。后来,抗日战争爆发,这四排宿舍被日本人占用,里面铺上了榻榻米。再后来,先后归属于国民党、共产党。直到解放后,这四排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老房子,被分配给了火车司机和铁路高级工作人员,大家管它叫做“官房”。

我的妈妈1935年就出生在这里。

她住过英国人时期的建筑风格,也住过日本人时期的榻榻米,解放后,再搬回来,就住到了现在我们家的位置。

没房子住的铁路职工越来越多,很多人喜欢这四排高大的平顶建筑,但论资格又住不进去,就挨着官房建起了自家的房子——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违章建筑”。结果,把这个颇有气势的民国建筑围在了一堆形状各异的自建房子中间了,并形成了现在的大院。

我们家是第三排官房中的头两间。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家”的格局,就是厨房建在两排住房之间,隔断了来往的路,形成一个不小的院子。房子是灰砖建的,院里的地面上也铺着灰砖。长方形的院子,沿着墙边用灰砖架起了三层高低错落的台阶,姥爷那些修剪精美的盆景就整齐地摆放在台阶上。

姥爷的盆景,有假山,有树根,有植物;有小桥流水,也有渔翁垂钓;有仙鹤立于水上,也有小亭在青松旁。每一个盆景都是一幅山水画,而那些小桥、小人、小船也成了我的玩具。虽然那会儿的我,并不懂得中国文人所追求的诗情画意,对戴斗笠的老头还不如对亭子和桥感兴趣,但在物质贫乏的七十年代,姥爷的这些小玩意对一个孩子来说,已经是很奢侈的物品了。

小院中央,屋子门口,有三个大鱼缸,里面养着颜色各异的金鱼,眼睛也都奇形怪状。

鱼缸的一半埋在土里。冬天,水面上结了厚厚一层冰,我怕鱼儿被冻住,或者被憋死,就用铁棍把冰面凿出个洞,却发现冰下的鱼儿依然自在地游来游去。

那会儿养鱼可没有如今的“水循环系统”,我就是我们家的“水循环系统”。每个星期,我都会给三个大鱼缸来一次大换水。

先准备好桶和塑料管子,把管子的一头放在鱼缸里,另一头含在嘴里用力吸气。眼看着鱼缸里的水顺着管子向自己这边流过来,快流到嘴里时,赶紧把管子放到桶里,这样鱼缸里的水就顺着管子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了。

傍晚,昏黄的阳光洒在湿漉漉的院子里。

鱼儿在清水里游,花儿在露珠下笑。

姥爷坐在藤椅上,欣赏着他一院子的花。

我在姥爷身旁,欣赏着我的劳动成果。

为了有效利用生态资源,我再把桶里的水倒进浇花的壶,用富含鱼儿粪便的水滋养院子里的植物。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姥爷的教导下锤炼出来的,姥爷也会在一旁观敌料阵,见我忙不过来的时候伸一把手。

傍晚,夕阳的余晖洒在湿漉漉的院子里。鱼儿在清水里游,花儿在露珠下笑。姥爷坐在藤椅上,欣赏着他一院子的花。我坐在姥爷的腿上,欣赏着我的劳动成果。

这个画面在我儿时的照片上有记录,虽然是黑白照片,但那一院子整齐、美丽、郁郁葱葱的盆景、假山和植物,到现在看上去都是那么有质感,呼之欲出。

我最早学会的一首古诗,不记得它的名字了,只记得其中两句,特别像我家的小院: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拍摄《我们天上见》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对摄影师描述我想要的两个理想中的镜头。其中之一是:移动摄影机从大院门口,跟着一路蹦蹦跳跳的小兰,穿过曲曲折折的巷子,经过一片破旧的老房子,最后停在一扇红色的小门前。随着小兰伸手推开院门,一个美丽的,天堂一般的花园出现在镜头前。

后来,两个理想中的镜头都没有拍成。原因是我儿时的院子已经不复存在,而我们拍摄的外景地,也不具备这个环境,只能放弃了。

但是,那个巷子,那条曲径,那扇红门,那推开门时的惊心动魄的美丽,时常出现在我的白日梦里,就像美国电影《蝴蝶梦》中的开场白一样:

“昨天夜里,我又回到了我的曼德里……”

自来水

那会儿,自来水龙头可不是每家都有的,整个大院也就八个。

这八个水龙头,是给官房配置的。四排官房,每排配置两个。后来,这四排官房都被从中间隔开了,八个水龙头也就被隔在了八个区域。除了官房的住户,周围的人家也来这儿接水。

姥爷的小院里就有一个自来水龙头。

为了邻居进出方便,我们家那扇红色的院门,几乎是从不插上或锁上的。姥爷那一院子的花,全凭大家自觉,竟也从没丢失过。

经常,天不亮,就有人来接水,夜里一两点钟来接水的也有,姥爷从无怨言。

每个月,公家都会把本月用水的费用下发居委会,居委会再让各家各户轮流来收水费。我就干过收水费这活儿。

一个被传得破破烂烂的水费本子,上面记着用水户的姓名和家庭人数。轮到我们家收水费时,姥爷就把每户费用算好写好,然后背上一个小口袋,拿上一支笔,带着我挨家挨户地去收。后来就变成姥爷把费用算好,让我背上小口袋,拿上笔,独自去收水费。再后来,就连算水费都是我自己的事了。

我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开始观察进进出出的人。

有些邻居神情自若,有些邻居匆匆来去,

只有平时一副冷冷面孔的李大娘,今天对我特别热情,

每次来接水,都主动跟我搭讪,

我若正好在看她,她又赶紧转移眼神……

这不是很可疑吗?

选自《我们天上见》

一年也摊不上一次收水费,所以我的积极性特别高。

邻居们也都很热情,我一报出水费金额,从来没有人对一个小孩儿的计算能力表示过怀疑,总是立刻掏出钱来给我。这份信任,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大人了,收完一圈,从没见过这么多钱的我,背着满满一小袋战利品,心花怒放地回家去了。

小院里每天来接水的、洗衣服的、洗菜的人,络绎不绝。大多数人都很自觉,不破坏姥爷那美丽的花园。不过,菜叶子堵了下水道,垃圾桶里多了很多垃圾,也是常有的事,其间,还闹出过许多笑话。

有一次,我怎么都找不到家里的剪刀了,那是把老式的裁缝剪刀,从我记事起,这把剪刀就在我们家。

我找遍了所有的抽屉和卧室、厨房、院子里的犄角旮旯,一无所获。突然,一个念头在我的脑子里出现:会不会是被哪个接水的邻居偷走了呢?

这个念头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可它一经产生,就像洪水一样汹涌,把其他的想法全淹没了。

于是,我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开始观察进进出出的人。这是我第一次认真地观察人,发现很多人的表情都特别有意思。

有些邻居还像往常一样,见到我神情自若地叫一声:“小三子,吃了吗?”这种人被我排除在外了。

有些人匆匆忙忙地来,匆匆忙忙地走,就像我不存在一样。他们平时也这样,所以也被我排除在外了。

范围逐渐缩小,最后,我把注意力放在了我们家隔壁的李大娘身上。李大娘平时见到我,总是一副冷冷的面孔,爱搭不理的,但是今天,她对我特别地热情,每次来接水或洗东西,都主动跟我搭讪。这不是很可疑吗?

我又进一步观察她,发现她的眼神有点儿鬼鬼祟祟,东看看西瞧瞧,正好跟我对视时,她就赶紧把眼神躲开,这不叫做贼心虚吗?

于是,我故意大声地叫起来:

“谁看见我们家的剪子了?我们家的剪子不见了!”

我一边叫,一边目不转睛地观察着李大娘,发现她很紧张,一句话都不说,埋头洗菜。

我越来越肯定自己的判断:就是她偷的!

就在我准备走上前去质问李大娘的时候,姥爷叫我吃晚饭了。吃饭的时候,我把我的怀疑告诉了姥爷,没想到,姥爷二话没说,起身从被子下面把裁缝剪子拿了出来。

啊?难道我一嚷嚷,李大娘做贼心虚,悄悄地把剪子送回来了,还藏到被子下面?

我问姥爷剪子是怎么被他发现的,姥爷说他下午缝被子的时候,顺手就放在被子下面了。

吃完饭,我跑到李大娘家门口,看到他们一家人正围坐在桌前吃饭,李大娘看到我,就让我进去跟他们一起吃。

这会儿再看李大娘,跟换了一个人一样,一脸的慈祥,和蔼可亲。

想想李大娘,平时对我真是挺好的。小孩子都喜欢吃隔锅的饭,我不就经常端个空碗去李大娘家蹭饭吗?玉米面的贴饼子,蒸槐树叶,这些又乡土又好吃的东西,不都是在李大娘家吃到的吗?再想想自己刚才对李大娘的怀疑,我愧疚得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小脚张奶奶

李大娘家的隔壁,住着小脚张奶奶。

张奶奶的脚,那真叫三寸金莲,张奶奶的个子又很高,走起路来像在风里飘。

张奶奶养了很多鸡,都养在她的屋子里,所以进她的屋子需要很大的勇气。除了地上的鸡屎,还有满屋子鸡屎的臭味。

张奶奶是唐山人,说话很好听,虽然不识字,却酷爱看小人书。她的家里有很多小人书,《小兵张嘎》、《鸡毛信》、《平原游击队》,我都是在张奶奶家看的。

张奶奶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看到小鸡下蛋。随着“咯哒咯哒”的叫声,张奶奶摇晃着她细长的身躯,准确无误地从鸡窝里取出一个热乎乎的鸡蛋,笑眯眯地让我摸摸,小心翼翼地放进坛子里。

张奶奶的鸡蛋坛子,只进不出。因为没牙,她每天就喝点儿粥,吃几根咸菜,或者嚼点儿馒头。只在逢年过节,才能看到她的三个儿子带着点心来看她,坐上几分钟,提着鸡蛋走了。

张奶奶自己提水,虽然是个小桶,可她那一步三摇的姿态,一桶水到家就剩一半了。每次看她提水,我都为她揪着心。

有一天姥爷把我叫到面前,问我:

“小文丽,你想不想越长越美丽?”

“想,当然想了,可怎么才能越长越美丽呢?”

“我告诉你一个办法,就是多帮人做好事,你就会越长越美丽。”

“真的吗?”

张奶奶成了我变“美丽”的目标!

下了学,放下书包,我就直奔张奶奶家,拎起水桶就跑,把缸里接满水。又开始扫地,先在鸡屎上洒上炉渣灰,小心把鸡屎除掉,再在地上洒点水,不让灰尘扬起来,最后把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

张奶奶家的窗户,就像是从来都没擦过一样,连阳光都透不进来了。当我用自己的劳动让小屋洒满阳光的时候,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我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我发现,帮别人家干活,比帮自己家里干活带劲儿多了,更何况越干越美丽!

我热切地盼望着自己早一点儿美丽起来。

张奶奶盘腿坐在床上,吃惊地看着我像猴子一样地上蹿下跳。既不赞许,也不感激,好像很无奈。

她是不是在想:这个小家伙是不是有点儿神经不正常啊?

每年的五月端午,妈妈都会请张奶奶来家里帮我们包粽子。

我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

我发现,

帮别人干活比帮自己家干活带劲儿多了,

更何况越干越美丽!

别看张奶奶不讲卫生,不会收拾屋子,包起粽子来可是一把好手。粽叶在她的手里上下翻飞,一转眼,一个小粽子就包出来了。

我在演电影《台湾往事》的时候,包粽子速度之快让全组的人惊诧,这还要感谢小脚张奶奶,是她手把手地教会了我包粽子。

后来,我还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了。

这是不是要归功于姥爷教我的秘诀呢?

现在想想,姥爷是多么智慧。他如果直接让我帮小脚张奶奶提水,我怎么会愿意?小孩子嘛,提个一次两次也就罢了,哪里能坚持太久?现在好了,既帮了需要帮助的人,又培养了我的品德。

现在,我也会模仿姥爷,用这个办法来教育我的孩子,却发现,我的孩子可没有我那么当真啊。

吴大姑

“吴大姑,又要问你借钱了。”

这是每个月8号,姥爷必说的一句话。

吴大姑是个在职的寡妇,两个儿子上山下乡都去了农村,她一个人省吃俭用,每个月都有结余。

七十年代,每个月都有结余,那是很奢侈的。

妈妈和姥爷的工资加起来,一个月将近一百元钱,一百元养活三口人,在那个年代,也是很奢侈的。

可是,我们每个月的8号,都要向吴大姑借钱,每次借十元。

姥爷和妈妈在铁路工作,铁路每月15号发工资,吴大姑在地方工作,每月月底发工资。

妈妈的工资全都交给姥爷管理,姥爷就是在最困难的时期,烟、酒、茶、糖也不会少。

茶,要茉莉花茶;酒,要高粱酒;烟,来人必给人家递,也是那会儿的好烟;糖,不光我吃,来家里的小朋友吃,姥爷自己也吃。

就这几样,全是那个年头的奢侈品。再加上姥爷爱吃肉,红烧肉烧得一流。姥爷还爱喝鸡汤,因为他的牙齿几乎掉光了,妈妈每天早起去很远的地方给他买鸡汤。那是一种用大麦和鸡丝在一起熬的汤,营养丰富,妈妈一买就是三碗,可以让姥爷喝上一天。

想想,这是在七十年代啊,这样的生活是会让多少人流口水的!姥爷还要买花买鱼,一百元钱当然是不够的。

那能不能下个月省省,少买一样东西呢?

不能!

所以,每个月到了8号,就再也坚持不下去了。8号到15号,还有一个礼拜,只能找吴大姑借钱。

吴大姑也早已习惯了,每到8号这一天,早早地就把十元钱准备好,姥爷一来,不待张口,便将钱送上去。而姥爷也在一个礼拜以后,发工资的当天,第一时间把十元钱还给吴大姑。

有一天晚上,不知因为什么,姥爷跟妈妈生气了,妈妈在屋子里哭,姥爷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可把只有八九岁的我吓坏了。

我怕姥爷生气了去跳河自杀,想去找姥爷,又怕妈妈一个人在家想不开上吊自杀,又走不开,情急之下,我敲响了隔壁吴大姑家的门。

我语无伦次地跟吴大姑描述了家里突发的事件,也讲了我的担忧,希望吴大姑帮我在家里看住妈妈,我要去执行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寻找姥爷。

吴大姑,平时对我爱答不理地,那天一定是被我的神情吓住了,居然对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唯命是从。

我曾无数次地幻想,我跳河自杀了。

妈妈和姥爷,还有所有的亲人们奔向河边,

趴在我身上哭天喊地。

这种幻想带给我巨大的满足:

哈哈,谁让你们平时对我不好?

谁让你们老是批评我?

现在后悔了吧,晚了!

她立刻穿好衣服,跟着我来到家里,坐在了正在哭泣的妈妈身边,一边安慰妈妈,一边向我点头,示意我可以放心地走了。我也向吴大姑点点头,拿上手电筒,穿过黑黢黢的巷子,直奔大塘公园。

大塘公园里有个大水塘。那是修建津浦铁路的时候,为了垫高地基,在地基上铺设铁轨,挖土形成的大坑,后来积水成塘。

原先的大塘没有围墙,也不是公园,后来因为有小孩不慎落水淹死,便建起了围墙,形成了一个街心公园。

因为离家近,我想,将近九十岁的姥爷最有可能去跳大塘。可是我忘了,夜里,公园是关门的。我围着大塘公园转了一圈,几个大门都关着,姥爷应该没有那个身手,可以爬树进去。

怎么办?难道姥爷真的去跳淮河了?

淮河,可是很远啊,又是深更半夜的,我一个人去,真有点儿害怕。

我也奇怪,为什么一个八九岁的小孩,认定她的姥爷和妈妈会以自杀的方式来解决冲突呢?

那其实是我自己的幻想。

以一个弱小的生命面对大人的指责和惩罚时,唯一能让大人们后悔和感到痛苦的就是死。

我曾无数次地幻想,我跳河自杀了,妈妈和姥爷,还有所有的亲人们奔向河边,趴在我身上哭天喊地的样子,我感到巨大的满足和幸灾乐祸。

“哈哈,谁让你们平时对我不好?谁让你们老是批评我?现在后悔了吧,晚了!”

所以,我以儿童的心理,以为大人们生气了,也会跟我想得一样,以死让对方后悔。

为了确保吴大姑没有失职,妈妈在家安然无恙,在奔向淮河前,我先回了趟家,去看看妈妈。

家里还是两个人,只不过吴大姑变成了姥爷。

姥爷坐在里屋的大床上,妈妈坐在外屋的小床上,两个人谁也不理谁,也不说话。

啊?姥爷没有去跳河啊!

我跑进屋,拉起妈妈的手,二话不说,走到姥爷面前,就像平时我犯错误的时候,妈妈拉着我的手走到姥爷的面前一样。

我轻轻地掐了一下妈妈的手,妈妈小声地嘀咕了一句:

“爸爸,我错了,您别生气了。”

“啊?什么?”

姥爷平时就背的耳朵,现在更背了,装作听不见。

妈妈提高了一点声音,却多了一点泪水:

“爸爸,我错了,您别生气了。”

这就是我的姥爷!完全的封建礼教!在七十年代的红色政权下,居然还来这一套。

可是,我就是这样长大的,妈妈也是这样长大的。

直到今天,我开始教我的孩子们学习《弟子规》,发现姥爷对我的教育,都是从那上面来的,毫不含糊。

原谅了妈妈之后,我和姥爷躺到了床上,我好奇地问他:

“您刚才离家出走,去哪儿了?”

姥爷诧异地看着我:

“离家出走?我就去了趟茅房(厕所)。”

丫头

我们住的大院里,有几个小朋友,常跟我一起玩,其中就有丫头。

丫头的父亲,曾经在铁路工作,后来在一次事故中,被火车轧死了。丫头的母亲受不了这突然的打击,疯了。这个家,就这样败落了。

上面有三个哥哥的丫头,是这个家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孩儿。按说,丫头应该是最得爸妈宠爱的,可是我们眼里的她,永远蓬头垢面,鼻涕邋遢;永远穿着破衣服,衣服上面黑乎乎的,不知是鼻涕,还是吃的东西留下来的印子。

院子里的小朋友都欺负她,不愿意跟她玩,嫌她脏。

的确,她那头像朋克一样永远也不梳理的头发,长满了虱子和虮子。虱子是黑色的小虫,虮子是白色的小虫,都附着在头发上,奇痒无比。

想想这个有个疯妈妈,没人管没人疼的孩子,真是可怜。就那一头虱子和虮子,就够她受的了。小朋友们怕被她头上的虫子传染,都远远地躲着她。

她很想跟我们一起玩,总是眼馋地,远远地看着我们,一双小眼睛充满期待,盼着能加入进来。

她的妈妈,倒是毫无顾忌,蓬头垢面,唱着走调的歌,骂骂咧咧地从我们玩的地方经过。

小朋友有时会放下正在玩的东西,把注意力转向丫头妈妈,朝她扔石头子;有时会追在她的身后,戏谑她。这种时候,丫头总会自卑地,悄悄地溜走。

我是院子里这几个同龄小朋友的“头儿”,可能因为自己在学校和体操房的境遇吧,让我对丫头充满同情。虽然我没有一个疯子妈妈,虽然我衣着整洁,但是,同学们和队员们不也是不理我、不跟我玩吗?我不也总是一个人,可怜巴巴地看着人家玩、看着人家笑吗?

我真的很想让丫头跟我们一起玩,但是,我能明显地感觉到,大家都不想理她,都不欢迎她加入。于是,我又担心如果向着她,自己会失去这一点点得之不易的江湖地位。矛盾和斗争的结果,让我只能无奈地远远地看着她那双热切的眼睛。

有一天放学回家,放下书包,我就跑到小朋友们一起玩的大树下面。那儿,只有丫头一个人,她正在用我们在地上画的线,模仿着我们的动作,跳房子呢。

看到我,她停了下来,不好意思地红了脸,转身就要走。我不自觉地叫了声:

“丫头!”

她站住了,转过那个朋克头来,看着我。我又不自觉地问她:

“想不想跟我一起玩?”

选自《我们天上见》

我很想让她跟我们一起玩儿,

但也能明显感觉到大家对她的抗拒。

我担心接纳她,

会让自己失去这点得之不易的“江湖地位”。

她吃惊地看着我,不太相信似的,以为是自己听错了。过了一会儿,见我没有反悔,见我的目光一直真诚地注视着她,于是,她使劲地点了点头,脸都红到脖子根了。

我们俩互相看着,她灿烂地笑了,我也灿烂地笑了。

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当妈妈。

我把她带到了我们家的小院,让她坐小板凳,我坐椅子,把她的头靠在我的膝盖上,开始帮她捉头发上的虱子和虮子。

那个下午,阳光温暖地照着小院,我真的像丫头的妈妈一样,温存而认真地帮她清除着这些小朋友们嫌弃的东西。我好像有一种伟大的使命感,就是要帮助她,帮助这个可怜的小姑娘,重新建立起生活的信心,让她干净美丽起来。

帮助了她,也就如同帮助了我自己,我也希望在学校,在体操房,同学们和队员们也能像我对丫头一样地对待我。

有时候,我把她的头发弄得很疼,她也一声不吭地忍着。

虱子和虮子都很难弄下来,这些个小虫子,死死地抓着头发,要用两个手指头的指甲相互挤压,听到“啪”的一声响,才算是把它消灭了。

太多了,何时是个尽头啊。

弄着弄着,我的身上也痒起来了,然后,头发又痒起来了——天哪,是不是已经传染给了我呀?

我开始后悔了,后悔让她来我们家,后悔帮她摘虱子,害怕自己被传染上这些可怕的小虫子。要是那样的话,学校里的同学们,体操房里的队员们不就更加嫌弃我了吗?

就在这个时候,姥爷伸出了援助的手。

姥爷已经观察我们半天了,他知道丫头家里的情况,很同情这一家人,所以,看到我帮助丫头,姥爷很高兴。

姥爷看我的方法太笨拙,就提着把剪刀走过来,“咔嚓咔嚓”几下子,就把丫头那又长又乱的“朋克头”,剪成了齐耳的短发。

哈哈,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这下子,可就容易得多了。本来,虱子和虮子,也大都集中在发尾,剪掉了,不就省得一个一个弄死了吗?

从没梳过头的丫头,一下子变了个人,干净、整洁,好看了许多。

从此以后,丫头就成了我的小伙伴。

我带她去洗澡,教她洗衣服,到她的家里帮她打扫卫生。

那个家,如果可以称之为“家”的话,简直就不知道人怎么可以生活在其中。

我甚至很生她三个哥哥的气,为什么不管这个家?为什么不管这个妹妹?为什么不照顾这样一个妈妈?

要知道,我是多么渴望能有一个哥哥呀。

我的哥哥,带着他的一帮小兄弟,杀进我们教室。

“谁敢欺负我妹妹?!”

我的哥哥,在我被别人欺负的时候,一拳把他打倒在地。

这个幻想,一直在我童年的脑海里。

可是,有三个哥哥的丫头,不是一样被人欺负吗?有三个儿子的疯子母亲,不是一样被人谩骂吗?

现在的我,才能理解和懂得,那三个儿子,其实,也是自卑得不行。没有了父爱和母爱的孩子,也不知道如何去爱别人,包括自己的亲人。

我把丫头当成了我的布娃娃,我觉得自己就是她的妈妈。别的小朋友想欺负她的时候,我就站出来,保护她,渐渐地,大家也就接受了她。

一别三十多年,再次与丫头重逢,是在电影《我们天上见》的家乡见面会上。大姐知道我跟丫头的感情,想给我一个惊喜,从外地把她接了过来。

彼此对视的第一眼,我就认出是她,眼泪也同时流了下来。

我们两个人,在舞台上,紧紧地拥抱了很久。她一直在我的耳边喃喃地说:

“小时候,只有你跟我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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