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妈妈说

听妈妈说

听妈妈说，依爸爸的意思，就要一个小孩。

理由是：爸爸远在新疆，他和妈妈都是独生子，上面的几位老人全靠妈妈照顾，经济又不富裕，多张嘴养活不起。

老二是妈妈舍不得，硬留下来的。

到了我，连妈妈都准备不要了。

当然，这其中也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妈妈觉得这次又是个女孩。

在那个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倡多生孩子光荣的年代，想随便扼杀一个生命，是不被允许的！必须夫妻双方及夫妻双方的单位签字，才能做人工流产手术。

爸爸当时远在新疆，支援西北建设。一封介绍信，寄过去，半个来月；找单位签个字，半个来月；再寄回来，半个来月；前后加上，两个来月。我在妈妈的肚子里就已经三个月了，再想把我弄走，可不容易啊。

妈妈这么屈指一算，作了个英明的决定：留下吧！

当然，我想在妈妈的心里，还有一个真正不忍把我割舍的原因。

即使爸爸远在天边，

即使家中经济困窘，

即使已经有了两个女儿，

妈妈也没忍心把腹中的我割舍掉。

我想，

在妈妈心里，

还有一个真正不忍的原因……

1954年，十九岁的她跟爸爸初恋，两年后爸爸去了新疆，至今已有十二年，其间，结婚生子，都是爸爸利用一年一次的探亲假，坐三天四夜的硬座来，再坐三天四夜的硬座回去。

妈妈只去过让她魂牵梦绕的新疆一次，就是有了我的这次！

妈妈记得，她坐了三天四夜的硬座，脚肿得像个馒头，把皮鞋的带子都挣断了。下了火车，看到那么多平时只在画儿上见过的，穿着民族服装的维吾尔族人，她问爸爸：

“怎么有那么多演员呢？”

妈妈记得，在那荒凉而寂寞的戈壁滩里，有一群像爸爸一样年轻而热血的青年，在新中国的感召下，想让铁路穿过沙漠，让沙漠变成绿洲。他们没有米，没有面，只有土豆。为了招待远道而来的妈妈，特意给妈妈做了白高粱米，结果把她的牙硌掉了一颗。

妈妈还记得，因为从遥远的安徽来了个美女，小伙子们都纷纷找各种理由来看她一眼，尽管她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两个孩子的母亲。

那是妈妈跟爸爸的蜜月，她怎么舍得把我割舍掉。

生我的那天，妈妈自己来到医院，在医院门口的小卖部买了两根油条，一碗豆浆。

时至今日，她都觉得生孩子是女人自己的事，男人不在身边是理所当然的，更何况丈夫远在新疆。

刚吃完一根油条，妈妈突然觉得要生了，赶紧一口把碗里的豆浆喝了，拿着另一根油条，向医院跑去。

妈妈只看了一眼我黑缎子一样的头发，就因为妊娠高血压休克过去了。而且，从此落下了血压高的毛病。

也就是在那天，已经八十岁高龄的姥爷有了他的第三个外孙女——我。

听大姐说

听大姐说，在她四岁的时候，有一天姥爷把她叫到身边，给了她一颗小糖，告诉她：

“你又有个小妹妹了。”

不是已经有个妹妹了吗？怎么又有一个呢？

她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姥爷牵着手，提着一篮子撒子和鸡蛋，来到铁路职工医院，看到了婴儿床里的我。

大姐说，摇篮里的我忽闪着一双大大的眼睛，头发油亮乌黑，像缎子一样，她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新妹妹，忍不住想伸手去摸一摸。

这是我跟大姐的第一次会面，她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见到的第二个亲人。

她趴在小床边问妈妈：“妹妹叫什么名字？”

妈妈说：“你给她起个名字吧。”

大姐想了想说：“就叫她小妹吧。”

大姐叫安第，二姐叫全第，名字是爷爷起的。

爷爷的心思，全体现在名字上了。

大姐，叫安第，

二姐，叫全第。

名字是爷爷起的，

爷爷的心思，

全体现在名字上了。

快生我之前，妈妈怕爷爷再次失望，就提前打了个招呼，说这次肯定还是个女孩，咱就别再叫什么“弟”了，免得街坊邻居们笑话。爷爷立马义正词严道：

“我们不是弟弟的‘弟’，我们是书香门第的‘第’。”

不过这次，爷爷真没再叫我什么弟，而是给我取了个女孩的名字：

文丽——文静又美丽。

依爷爷的学识，是一定可以想出更“书香门第”一些的名字的，估计是没有了心气。并由此给大姐二姐也取了学名：文娟，文媛。

生了三个女儿、没生下儿子的妈妈，自然不得公婆欢喜，加上作为姥爷的独女，妈妈从小是被姥爷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家务事不太会做。旧时代熬过来的婆婆，对这样的媳妇，哪里会有好脸色。

而妈妈是新中国第一批参加工作的女性，经济独立，和传统家庭妇女最大的区别，就是不愿意再受婆婆的气。

妈妈生了我之后，借口姥爷年纪大了，需要人照顾，便理直气壮地搬回姥爷家去住了。

我很荣幸地被妈妈带到了姥爷的身边。

听姥爷说

我的姥爷1886年生于江苏省铜山县一个殷实的家庭。清末民初，津浦铁路（即今天的京沪铁路）通车后，姥爷作为火车司机，跟着工业革命的新兴产物——火车（那时候叫“大车”），来到了因为铺设津浦铁路而建的城市——蚌埠。

姥爷前后有过三位太太，第一位太太娴淑美丽，但是不生孩子。姥姥是第二位太太，生了四个孩子，三女一子，妈妈是最小的一个。

那个时候的结核病，比今天的癌症还要厉害，只要得了，必死无疑。姥爷的前三个孩子都先后死于结核病，大女儿死时十七岁，儿子死时十六岁。

儿子，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自古以来就是传宗接代的象征。

没有儿子，姓氏就传不下去，因为孩子都跟爸爸姓。在没有退休养老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旧中国，儿子就是养老金——养儿防老。

中国人把没有儿子叫断了香火，最恶毒的诅咒叫断子绝孙。

姥爷在五十多岁时没了儿子，真是遇到了人生最大的悲哀——中年丧子。

姥爷曾有三个孩子先后夭折，

幸存的只有最小的女儿，

她就是我妈妈。

妈妈一度是姥爷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被他捧在手心里长大，

直到有了我。

从不抽烟的姥爷，因为女儿的去世开始抽烟。到了儿子去世后，他开始抽大烟。心里的痛，只有在那一刻才能得到缓解。

姥爷每天到儿子的坟上去哭，难过得都不想活了，可是回到家里，看到四个孩子里唯一剩下来的，只有六七岁大的我的妈妈，他又不得不活下去。

我没见过姥姥。听说是因为她唯一的儿子生病时，她盼望他早点康复而多给他服了两片德国的阿司匹林，加速了儿子的死亡，之后被伤心欲绝的姥爷赶出了家门。

这是妈妈最不愿意提的事，也使妈妈经常感叹：女人啊，不能依靠男人，要自强自立。

姥爷从年轻时就爱养鱼养花，除了孩子，花卉盆景是他的最爱。我们家也因此得一美誉：唐家花园。

据说舅舅在世时，曾被土匪绑票，土匪以为有花园的人一定很有钱。不曾想姥爷还真没钱，挣的工资，除了吃，全都用在买花上了。姥爷人缘好，平时对人慷慨大方，遇难时大家都来帮忙。东拼西凑了一些钱，把舅舅赎回来，改了个名字叫“福生”，结果还是没有活下来。

人是有命的。听说姥爷娶第三个太太，就是想再生个儿子，最后被算命的确认他“命中无子”，也就放弃了，从此全心全意地爱他唯一的宝贝女儿——我的妈妈。

妈妈二十多岁时也得了那家族病——肺结核。

好在那时，抗结核特效药链霉素已经问世，妈妈才得以保住了性命。

妈妈成了姥爷活下去的理由，父女俩相依为命。姥爷也成了妈妈活着的理由，父亲如天，孩子、丈夫都排在后面。但是自从有了我，姥爷便开始把全部的重心都转到了我的身上。

我

我的英雄妈妈，六年里，生了三个姑娘。

妈妈又要上班，又要喂奶，所以，上班时，她就用宽布条把我绑在身上，一手拎着奶瓶、尿布和上班用品，一手打着伞，怕我晒着或淋着。

铁路局是个庞大的系统，医院、学校、幼儿园、哺乳室全都有。妈妈把我送到哺乳室，吃的、用的一起交给阿姨，然后，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跑来给我喂奶。

哺乳室里的孩子都爱哭，永远地嗷嗷待哺。听说唯有我瞪着双大眼睛，看树影婆娑。路过的姐姐和阿姨们都喜欢得不行，纷纷抢着来抱我。

一位姓周的阿姨，一辈子见到妈妈都只说这一件事：

“小丽丽跟别的孩子不同啊，她不哭，瞪着双大眼睛看树叶。”

她可不知道，妈妈后来把我送到幼儿园，别的孩子哭两天就适应了，我一哭就是一个礼拜，而且是从早哭到晚。

我现在想，也许是因为那个幼儿园里没有树和树叶吧。

我在幼儿园里不停歇地哭了一个礼拜以后，把园长和老师都逼疯了。她们让妈妈想想办法，别哭坏了孩子的身体，不行就接回家去吧。

相隔着八十个春秋的祖孙俩，

一前一后地去买菜，

一前一后地去捞鱼虫，

一前一后地去领工资，

一前一后地去买糖果，

一前一后地去洗澡、理发、上厕所……

就这样过着我们相依为命的日子。

妈妈回到家，跟姥爷商量怎么办？

姥爷想了想说：

“我来带吧。”

“您都八十多岁了，带孩子太辛苦了。”

“那也不能让孩子哭坏了身子。”

第二天，姥爷就来到幼儿园，把我接回了家。

姥爷从此担当起了照顾我的职责，我也就成了姥爷名副其实的小尾巴。

姥爷个子不高，偏瘦，象征性地柱个拐杖在前面走；我个子也不高，麻秆一样瘦，晃晃悠悠地跟在姥爷的后面。

我们一前一后地去买菜，姥爷提起菜篮子，忘了拐杖，我在后面拄着比我还高的拐杖跟着。

老人走得慢，小孩比老人走得更慢。

我们一前一后地去捞鱼虫，姥爷提着水桶，我扛着渔网，红通通的鱼虫让我们俩都欣喜若狂，赶紧跑回家把鱼虫放到鱼缸里，满意地看着鱼儿张开大嘴狂吃。

我们一前一后地去领工资，那是每个月最殷切盼望的日子。到了窗口，姥爷把我举起来，我递上姥爷的私章，领来姥爷38元2角的工资。

我们又一前一后地直奔糖果店，这一次，我在前，姥爷在后。

我从小的理想，就是当糖果店的售货员，每天能看到、摸到那么多的糖果和点心，不吃都高兴。

姥爷去洗澡我跟着；姥爷去理发，我也跟着；姥爷去会朋友，我更要跟着；有时候，姥爷去上厕所，我还是跟着，那时候我们居住的大院附近只有一个公共厕所，我们分别站在男女不同的队列里，排队等候进去，谁出来得早，谁就会在外面等着对方，一起回家。

我最开心的就是坐在姥爷腿上，问他那个问了成千上万次的问题：

“姥爷，你喜欢我多还是喜欢大姐二姐多？”

姥爷每次都像第一次回答一样，认真地举起双手比划着大小：

“我喜欢你这么多（比较夸张地），喜欢你姐姐这么多（缩小了一半以上）。”

从离开幼儿园开始，我就不再跟妈妈睡觉了，正儿八经地搬到了姥爷的大床上。

妈妈是铁路报务员，三班倒：白班，夜班，休息。平时还有政治学习，不在家是常有的事。

儿时的记忆里，妈妈只有生病的时候是在家的。

妈妈有神经性偏头痛的毛病，每个月发作一次，每次请三天病假，卧床休息。而那三天里，我不敢大声吵闹，不敢蹦蹦跳跳，因为生病的妈妈需要安静。我只能从门缝里看看躺在床上的妈妈，如果妈妈看到我，会叫我进来，帮她捶捶头。我的小拳头一下一下地落在妈妈的头上，敲一会儿，小胳膊就酸了。妈妈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一样，不住地夸奖我“捶得真好”“真舒服”，弄得我本来很想出去玩儿，听了这话都不好意思走了。

那可能是儿时的我跟妈妈最亲密接触的时刻。黑暗的屋子里，病弱的妈妈热切地想跟小女儿多待一会儿；又心疼妈妈又胳膊酸的小女儿，热切地盼着能早一点儿溜出去玩。

如果妈妈不在家，那可就是我的天下了。

姥爷的大床是我的舞台，蚊帐是舞台上的帷幕。我把花花绿绿的床单围在身上，枕巾裹在头上，扮成古代美女的样子，羞涩地打开蚊帐报幕：

“第一个节目：舞蹈《敬爱的毛主席》。”

我又充当场务人员，自己把蚊帐打开。

我还是唯一的演员，从床边入场，开始自唱自跳，无比陶醉。

突然，听见院子里妈妈的喊声：

“爸爸，我回来了！”

十万火急，我能在50秒内叠好被单，铺好枕巾，整理好蚊帐，并迅速跳下床，坐到桌前，读书写字。并随着妈妈的脚踏进房门，高喊一声：

“妈妈好！”

写字台是我的小卖部，想象中的糖果和点心分散在各个抽屉里，想象中的叔叔阿姨和小朋友来买东西。我把纸撕成大小不一的小条，当成不同面值的钱，再把铅笔上拴根小绳当秤。

可以说我的服务态度在那个年代是最好的。我像一个表演过火的演员一样，自买自卖地吆喝着：

“您要二两酒？好的，给您，您给我三毛钱，我找您四分。”

“小朋友，你要什么？”

“阿姨，这是您要的肥皂，五毛钱一块。”

我卖的货品中有糖果、点心、酱油、醋、酒、手电、牙膏、毛巾、水壶、作业本、铅笔、橡皮……小卖部里可能存在的一切商品，在我这个虚拟的商店里都有。

也许，我的想象力就是在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吧。

很同情今天的孩子，有太多的玩具，被淹没其中，拿了这个，丢了那个，想象力被玩具束缚了，局限了。没有了虚拟的观众，没有了虚拟的顾客，没有了虚拟的病人……而仅有的虚拟也被电子游戏的画面所设定，呜呼哀哉。

而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