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约于北宋天禧元年(1017)自故乡福建崇安，匹马迢迢来到北宋京都，观光上国。此时正值宋王朝的太平盛世，国家政治清明，社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人才济济，展现了光辉的前景。
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数十年的五代十国分裂战乱的局面，至太宗开宝八年(975)平定江南而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历史任务，重建了封建中央集权。此时北方的辽国强盛起来，威胁着宋王朝。北宋景德元年(1004)，辽国承天皇太后和辽圣宗以收复瓦桥关(河北雄县南关)南十县为名，发兵南下。闰九月辽军进入宋境，十一月抵达黄河澶州城北，虎视宋都开封。宰相寇准力请宋真宗御驾亲征。宋军战胜辽军，真宗登上澶州北城门楼。十二月宋辽议和，是为澶渊之盟。盟约缔结后，宋辽两国形成长期并立形势，为中原和北部边疆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自此宋王朝争得和平建设时期，休养生息。史称“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因此至天禧元年(1017)，北宋王朝的盛世已经到来。
中国的封建社会自唐代中叶以后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到北宋初期渐渐趋于定型。北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呈现与前代相异的面貌，尤其是在经济的发展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宋代的城市与以前比较已具有若干新的特点，主要是：市场制代替了坊市制，镇市和草市(集市贸易)上升为经济意义上的城市，旧城连毗的城郊的经济意义非常突出。唐代两京及州治被划分为若干里坊，每个里坊以高墙围着。里坊既是行政管理单位，也是一个独立的商业区。里坊内设有固定的东、西、南、北等市。市内商店以商品种类分行营业。市内的一切营业时间以早晚坊门的开闭为准，日没坊门关闭便停止营业。经过五代的战乱，城市的里坊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在宋初已难复旧观。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京都开封的商业活动已出现侵街的现象，突破时间与区域的限制，标志旧的坊制开始崩溃了。自此，商店可以随意地独立设置，以致交通便利的埠头、桥畔、寺观等处，亦成为商业活动场所，尤其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夜市。北宋城市经济的发展还突破了城市限制，往往在旧城的附近开设店铺、作坊、贸易场所，渐渐出现了新的商业区域。北宋初年京都附近的商业区发展迅速。太宗至道元年(995)，京城设八厢行政区。“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二月置京新城外八厢。真宗以都门之外居民颇多，旧制惟赤县尉主其事，至是特置厢吏，命京府统之”(《宋会要辑稿》兵三之二)。城内城外各设八个行政区，正反映了商业区促进了京都性质的变化，它不再仅仅是政治中心，而且在经济上也居于显著的地位。北宋时人口增长较快，太祖开宝九年(976)全国仅三百多万户，此后每年以千分之十一的增长率增加。其中城市人口的增加最快，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开封府主客户合计十七万八千余户，这在当时世界上是人口最多的大都市了。北宋城市也出现了新变化，移民向城市提供大量的劳动力，商人和手工业者社会利益群体开始形成。这一都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基本上构成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分裂，城市与农村的分离，从而由此形成了一个熙熙攘攘、追逐财富、充满物欲和自私自利的市民社会。
北宋时期全国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监六十三，县一千二百三十四，均有数目不等的坊郭户。五代战乱之后，户籍散乱或佚失，而全国人口又出现很大的变化与流动。北宋政权建立以来的三十余年间，户籍管理仍然紊乱，未能形成良好的制度。这给行政管理、赋税收入、科配和买都带来很多困难。太宗时随着经济的逐渐恢复和人口的蕃衍，户籍管理问题便非常突出。至道元年(995)六月，太宗正式下诏，令全国重造户口版籍。这一工作进行了数年，到真宗咸平五年(1002)完成。在重造户籍的过程中，发现城市与乡村户籍混编一起，致使行政管理与经济管理方面出现种种的不便和困难。这种旧的户籍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于是酝酿着试行新的制度，即将城市与乡村户口分别列籍定等。真宗“天禧三年(1019)十二月，命都官员外郎苗稹与知河南府薛田，同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从户部尚书冯拯之请也”(《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于是先在洛阳试点进行坊郭户定等，稍后按坊郭户房地课税额和经营工商业资本的数量，以财产为标准分为十等，成为定制。天禧五年(1021)都城东京(河南开封)坊郭户人口城内外共约五十万以上。坊郭户定为十等。宋人又习惯将十等人户分为三类，即上户、中户、下户；上户是豪强之家，中户为中产之家，下户为贫苦之家。坊郭上户为一、二、三等人户。其一等户又称高强户，包括居住在城市中的大地主、大房产主、大商人、高利贷者、大手工业主、税赋包揽者；他们构成城市的剥削阶级。中户为四、五、六等人户，包括一般中产商人、房主、租赁主、手工业主。下户为七等以下人户，包括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工匠、雇匠、自由职业者、贫民。他们在都市生活中因职业与经济状况的不同而形成种种社会利益群体，如商人群体、工匠群体、小手工业群体。这些社会利益群体都依赖于都市经济，共同参与都市经济生活，因而在封建社会中构成一个较大的新的社会阶层。因此完全可以说，坊郭户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中市民阶层的兴起。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坊郭户完全等同于市民阶层。显而易见，坊郭户所包含的社会利益群体是十分复杂的。市民阶层的基本组成部分，不是旧的生产关系中的农民、地主、统治者及其附庸，而是代表新的商品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手工业者、商人和工匠。坊郭户中的地主、没落官僚贵族、士人、低级军官、吏员，以及军人，都不属于市民阶层的；只有手工业者、商贩、租赁主、工匠、雇匠、苦力、自由职业者、贫民等，构成坊郭户中的大多数，由他们组成了一个庞杂的市民阶层。市民阶层在城市活动与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处于城市劳动的中心地位，成为城市文化的创造者。自从市民阶层登上历史舞台，城市社会具有前所未有的新特点，而实质上是市民社会。它是指不同于自然经济社会的商品经济社会。这个社会的世俗享乐方式、等价交换原则，充满物欲的活力、利己主义的精神等等，都对旧的封建主义文化发生着破坏作用，为封闭的社会打开了一个窗口，迎来了人本主义的一线曙光。柳永在都城东京逐渐感染了新兴市民阶层的文化思潮，终于成为表达新兴市民思想情绪的词人。
北宋天禧三年(1019)，宋王朝开科取士，录取进士140人，诸科154人。这次柳永是参加了考试的。此后仁宗天圣二年(1024)开科，录取进士200人，诸科354人。这次柳永也参加了考试，但皆屡试不中，使他长期流落京华。其《长寿乐》云：
尤红殢翠。近日来、陡把狂心牵系。罗绮丛中，笙歌筵上，有个人人可意。解严妆巧笑，取次言谈成娇媚。知几度、密约秦楼尽醉。仍携手，眷恋香衾绣被。情渐美。算好把、夕雨朝云相继。便是仙禁春深，御炉香袅，临轩亲试。对天颜咫尺，定然魁甲登高第。待恁时、等着回来贺喜。好生地，剩与我儿利市。
此词是为民间歌妓写的。宋代的东京也同唐代的长安一样，歌台舞榭，小曲幽坊等处是吸引青年士子的地方。宋人金盈之《新编醉翁谈录》卷七云：“凡举子及新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游。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其中诸妓多能文词，善谈吐，亦平衡人物，应对有度。”可见，凡是非正式的京朝官员，如举子、新科进士未授官者、幕职人员等，是可以到这些地方游玩的，而以伎艺为特殊职业的民间歌妓，对他们也富于诱惑的魅力。柳永从外地来到京都，早已习染了都市生活，而且沉溺于歌楼舞榭之中了。所以他在词中叙述了与一位民间歌妓相恋的情形，以为自己“定然魁甲登高第”，待到皇帝“临轩亲试”，进士及第之后，一定会来对她表示酬谢的。他对参加考试的信心是十足的，岂料事与愿违，结果多次名落孙山。宋初开科取士没有定制，到宋仁宗时才渐渐确定三年一次开科。宋王朝统一中国后人才缺乏，取录进士的名额大大增加，可是柳永却不幸未能考中。他愤激之下，写了盛传一时的《鹤冲天》词，表示“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我国历史上曾有许多才华出众的文学家，在科举盛行的时代屡试不中，布衣终身。这并非是他们无能，只说明他们不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人才标准。此首词即表现了作者对功名利禄的鄙视和对传统思想规范的背逆。谁知柳永在偏激情绪支配下写的《鹤冲天》广为流传，甚至连仁宗皇帝也知道了。天圣五年(1027)开科，录进士77人，诸科894人。柳永此次通过了考试，但临到放榜，竟意外地被仁宗皇帝黜落。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记述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