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众声喧哗的明代文坛上，陆时雍是生活在这个王朝末世的一位颇具特色的学者和诗论家。

陆时雍（1612—？），字仲昭，号澹我，后又自署字昭仲。桐乡（今属浙江）人。崇祯癸酉（1633）贡生。祖父陆明，一生无功名。父陆吉，万历壬午（1582）举人。曾历兴化、高密知县，昌平州太守等职。陆时雍少年聪颖好学，性情兀傲而与世寡合。“意苟相许，风雨话言无倦意；所不可，终日接不交一言”（周拱辰《圣雨斋集·陆征君仲昭先生传》）。尝醉心科举，却每每失意。“每下第，辄噭然而哭曰：‘孺子雍，而忘而父之食无糜乎！’知己为之流涕。”（同上）其伤痛之深，可以想见。其好友周拱辰《陆征君仲昭先生传》记两人交游读书情形后说：“吾两人穷愁著书，冀藏名山。”又可见其志业所在。陆时雍生当末世，才情卓越却沦落不偶，百感交集而歌哭无端，“常对影恸哭，望空漫骂，室人知友进软语侑之不可得”。崇祯年间被荐举入京，却“意殊不属，卒以沦落”。后因事牵连，死于狱中。其著作除所编《诗镜》外，见于著录的尚有《韩子注》、《扬子注》、《淮南子注》、《法言新注》、《楚辞新疏》（一名《楚辞疏》）、《陆昭仲诗集》等。

陆时雍《诗镜》包括《古诗镜》三十六卷，《唐诗镜》五十四卷，凡九十卷。选录汉魏以迄晚唐诗歌，略施评点。卷首列《诗镜总论》一篇，共一百一十九则，阐明其总体诗学主张。近人丁福保继清人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后，辑有《历代诗话续编》一书，收录《诗镜总论》一卷，并言：“其论汉魏迄唐各家诗，确有见地，非拾人牙慧者所可比拟。”

《诗镜》作为明代最后一个大型诗歌选本，“其采摭精审，评释详核，凡运会升降，一一皆考见其源流，在明末诸选之中，故不可不谓之善本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与其“大旨以神韵为宗，情境为主”（同上）的论诗主张或选诗标准关系密切。

陆氏《诗镜总论》由于是其大型诗歌选本前的标明宗旨之作，故与一般传统诗话大多内容驳杂不同，而多议论感悟，孤发独明之见。或评骘诗人，或衡定作品、诗句，或作诗史把握；指点利病，赏心析疑。凡此都一以神韵为宗，情境为主。诗道一贯而具统系，断语片言时见珍异。

第一，以神韵为核心，独标天然真素，主情而斥意，主韵而不主法。

陆时雍明确提出：“绝去形容，独标真素，此诗家最上一乘。”还举出杜甫“桃花一簇开无主，不爱深红爱浅红”的诗句，表明“余爱其深浅俱佳，惟是天然者可爱”。崇尚真诚无饰的天然之致，不假外在人力的刻意经营，所谓“人力不与，天致自成”。素朴也好，艳丽也罢，只要“真”就好。因此他反对“过求”：“每事过求，则当前妙境，忽而不领。”“诗之所以病者，在过求之也，过求则真隐而伪行矣”。李白“不真”在于逞才，杜甫“不真”在于用意，高适、岑参、元稹、白居易等都有“过求”之弊，都未臻天然真素之境。

与独标真素的主张一致，陆氏极力崇“情”而斥“意”。他说：“一往而至者，情也；苦摹而出者，意也。若有若无者，情也；必然必不然者，意也。意死而情活，意迹而情神，意伪而情真。情意之分，古今所由判也。”在陆氏看来，诗歌应该表现创作主体的性情之真，是本之自然而生，而与刻意经营或表现某种主观意图判然有别。因此他极力反对有意为诗，这在其具体评论中鲜明地体现出来。

陆氏强调情真的同时，又拈出了“韵”字。所谓“诗之可以兴人者，以其情也，以其言之韵也”。认为“情欲其真，而韵欲其长”，二者是诗道的根本。而“韵”尤为重要：“有韵则生，无韵则死；有韵则雅，无韵则俗；有韵则响，无韵则沉；有韵则远，无韵则局。”韵之特点在于其如丝竹钲磬的悠然不尽的韵味。创造诗韵则“物色在于点染，意态在于转折，情事在于犹夷，风致在于绰约，语气在于吞吐，体势在于游行，此则韵之所由生矣”。诗歌之佳，全在这种神韵流动。所谓“凡情无奇而自佳，景不丽而自妙者，韵使之也”。“诗之佳，拂拂如风，洋洋如水，一往神韵，行乎其间”。这隐约流动的神韵自然不是执着于某种具体诗法可以获致的，它贯注于作品之中，超然于诗法之外。陆氏不无辩证地说：“余谓万法总归一法，一法不如无法。水流自行，云生自起，更有何法可设？”

第二，从其核心的论诗主张出发，陆氏品评自汉魏迄晚唐的诗歌创作，构建了一道灵光络绎的诗学风景。

陆氏标举神韵，并以此建立相关的审美标准来评判诗人诗作。大略而言，它主要包括了对诗人、诗派、诗史的批评和诗篇品评及摘句褒贬两大方面。

陆氏说诗，能从大处把握诗人性情才力，进而论其诗情诗艺。柳宗元、韩愈诗歌创作不同，他却由诗观人：“读柳子厚诗，知其人无与偶。读韩昌黎诗，知其世莫能容。”孔融性情抗直，以“鲁国之男子”自诩，而其《临终诗》却无生气。李白、杜甫性情才力不同，“放浪诗酒，乃太白本行。忠君忧国之心，子美乃感辄发”。对一人一派的诗艺概括，多能得其神髓而洞悉要害。“初唐四杰”之不同为：“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其同则在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

陆氏对诗之作诗史性批评，主要表现在对一人或一派的纵向评论和对诗（体）之艺术风格的宏观的阶段性把握上。傅玄诗歌大多是拟汉魏乐府之作，而“傅玄得古之神。汉人朴而古。朴之至，妙若天成；精之至，粲若鬼画”。这是就一人诗歌的拟古与变古的描述。“四杰”诗歌中的律诗，“多以古脉行之”，不如汉魏六朝的风华烂漫，则是就一派一体的评说。而对唐诗之初、盛、中之艺术嬗变，则有“初唐承隋之余”、“盛唐铺张已极，无可复加，中唐一反而之敛也”的精要概括。在作诗史性评论时，陆氏或溯源或对比，体现出无比精微而又宏阔的审美感受力。

对诗篇的品评或摘句褒贬，尤能见出陆氏的精鉴妙赏、审美趣味和批评眼光。如对《白头吟》“寄兴高奇，选言简隽”的评价，对班固《明堂》诸篇“质而鬼”的批评，对杜甫《饮中八仙歌》“格力超拔”的赞语，等等，不一而足，均大多切中要害而洞彻艺理。至于摘句褒贬，更是所在多有。如对“相去日以远，衣带日以缓”，评之曰“其韵古”；对“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评之曰“其韵悠”；对“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评之曰“其韵亮”；等等，可说一语破的而识见不凡。

总括言之，陆氏以“真”、“情”、“韵”的论诗观构筑其诗学统系，品评诗人、诗作或诗歌发展等诸多方面，纵横交织为陆氏独具个性的批评风景和美的网络。

许多论者已经指出，一方面，在明人诗歌批评好立门户、喜欢标榜，拟古之风盛行的情形下，陆时雍生当此风犹烈的明末，而能不坠宗风，摆落讲究诗法格套的窠臼，重在探究诗歌的审美特征和审美趣味，直指诗歌的艺术本质，确实是一位富有独见和个性的诗论家；另一方面，明代后期由格调说向神韵说的转化已是大势所趋，陆氏远承司空图韵味说、严羽妙悟说，近取胡应麟、公安派、竟陵派一些观点，折衷融会而建立其以神韵为宗的诗学观，很好地完成了这一转化，而与清人王士禛的“神韵说”接轨。

但尽管如此，我们也应看到，陆氏在某些方面仍存在着偏弊而未尽公允。四库馆臣曾对其评价《孔雀东南飞》一诗，“讥其情词之纰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致以不满。此外如对杜甫的多有贬斥、对唐诗的整体指摘等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诗镜总论》原文以中华书局版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本为底本，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本对比参校，遇有异文，在相关注释中予以说明。分段一仍其旧。为便于读者检索，取每一节开首几字为题编成目录。注释部分包括字词句的注解和古代文化常识的诠释及诗人简介。同时为便于读者理解陆氏对一些诗篇的评点，对所涉诗篇或诗句进行全篇注录，个别长篇或组诗作了简化处理。具体而言，注释力求准确、简明，不作繁琐引证。诗人简介主要参考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曹道衡、沈玉成编撰）、《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周祖主编）二书。对所涉及的诗篇，以中华书局版《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逯钦立辑校）和《全唐诗》为主要文本依据，复参考相关的别集、名家选本，参订字句，而大体以通行为原则。

陆氏行文，本自简洁而又妙悟精微；加之以神韵说诗，益增幽眇。故对其意会差可，而言传匪易。本书评析部分，就每一则的主旨先提其要，然后进行具体解析。在解析时，除就其文本内涵逐层分解外，时作必要引证：或明其“来龙”，以溯其立说之源；或略补“去脉”，以证其立说之异代回应。对于所涉及的诗篇、诗句，略作赏析。再者，有时联系《诗镜》中的评语，力图相互贯通。至于对陆氏立说的具体评判，尽量持“理解之同情”的态度，说明其所以如此立说之故，然后略作评价。总的原则是，陆氏立说之偏失固有其必然原因，而其独至之处更足以使我们对诗歌之美有深切的解悟。

对于这样一部诗学经典，向无完整的注解和评析，研究论著也十分有限。笔者不揣谫陋，敢献真愚，对之注释评析，自觉以蚊力负山，聊黾勉为之。在写作过程中，尽量吸纳已有研究成果，融入相应的注解与评析当中。在此，一并对这些研究者致以诚挚的谢意。至于本书的错谬之处一定不少，期盼方家与读者批评指教，因为这是出于我们对这部经典的共同敬畏。

李子广

2013年8月于呼和浩特市竹园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