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与北京的乡缘

尚门又添丁

每个褪去了光环的人，都是平常人，这是人所共知的。其实，即便被炫彩笼罩，本质上他们也是平常人。尚长荣深知于此。绚烂舞台下，洗净了脸上斑斓油彩、宽解了身上华艳戏服的他，只求做一个平常人。事实上，在他的身上，的确有太多平常人的“平常”。

像每个平常人一样，尚长荣的出生，也很平常。说到他的出生，又不能不提他的父亲尚小云，以及他的母亲王蕊芳。尚小云18岁那年，第一次结婚，妻子是梨园女儿李淑卿。有意思的是，李淑卿的父亲李寿山是唱花脸的，早年曾经入过宫给慈禧唱过戏。尚长荣和李寿山、李淑卿没有血缘关系，他也没有见过李家父女，只知道李淑卿是“大妈妈”——她是他大哥尚长春的亲生母亲。

李淑卿出生于1898年，比尚小云大两岁。两人婚后第三年的9月16日，诞下长女，取名尚秀琴(小名石榴，未入戏界，后嫁给京剧演员任志秋)。李淑卿身体一直欠佳，直到1928年，方为尚家生下儿子，即长子尚长春(号伯翔，小名斗子)。1930年5月28日，李淑卿不幸病逝，享年只有32岁。

第二年的元旦，尚小云二次成婚，新夫人仍然是梨园女儿，名叫王蕊芳，她是梅兰芳姑母的女儿，是名旦王蕙芳的胞妹，也就是梅兰芳的表妹。梅兰芳初学戏时，和他做伴的就是表兄王蕙芳。表兄弟俩一度在戏园子里同台亮相，风采相当，戏迷们戏称“兰蕙齐芳”。

王家祖籍在安徽潜山，祖辈后来随徽班进了京。王蕊芳兄弟姐妹很多，姐姐就有七个，在女儿中她排行老八，是最小的一个。梨园中人彼此通婚，在那时是常态。王家除了七小姐终身未嫁外，其他几个小姐都嫁给了唱戏的，大小姐是著名的小生演员姜妙香的夫人；四小姐的儿子是京剧名家迟世恭。后来，她们的女婿，在戏界也都很出名，有张云熙、袁世海等。

王蕊芳长得很漂亮，有人说她与梅兰芳很相像，但她不喜欢打扮，很朴素，总喜欢穿件布褂子。有次她对尚小云的弟子吴素秋说：“早先客人看我这样打扮，还梳个小攥儿，真拿我当了尚家的佣人了。”说这话的时候，她笑得很灿烂。

起初，媒人到王家为尚小云提亲，王蕊芳的母亲有些顾虑。原因有二：一是大家都知道，尚家老太太张文通相当厉害，是个严厉到苛刻的婆婆。给这样的婆婆做媳妇，不是件容易的事。二是王蕊芳嫁到尚家，只是个续弦。后来，请算命先生算算，说是小云和蕊芳的“八字”很合，八小姐有旺夫之命，将来一定是夫荣子贵。于是，王家就答应了这门婚事。

王蕊芳嫁到尚家后，有两个“果然”：

婆婆果然像外界所说的那样，严厉又苛刻。尽管尚小云此时已很有名气了，但若不随母亲的意，或稍有不慎惹恼了母亲，照样挨打。张文通对名角儿子，一点儿也不客气。对儿子，她是严厉；对新媳妇，她就是苛刻了。常常地，客人送到家里的点心，她扣着不拿出来给大家吃，藏在一口缸里，等到点心变了质发了霉，她才拿出来，让儿媳吃，既不准王蕊芳说个“不”字，更不许她有不满情绪，甚至还要求媳妇对她的“赏赐”感恩戴德。

老太太规定媳妇每天早晚都得到她房里请安。有时候，王蕊芳晚上想出门去看戏，却不敢向婆婆开口，一直要等到给婆婆请了安，侍候婆婆睡下，她才赶紧手忙脚乱地穿戴好，悄悄溜出门去。若是不小心做错了事，她这个媳妇还得被罚站，一站就是半天，直站得腿酸脚疼。

老太太爱养狗，最多时养了二十多只，大大小小，各色品种都有。孩子们私下里开玩笑说老太太住的院子是“恶狗村”。王蕊芳怕狗，而最让她怕的是早晚去请安时，这些讨厌的狗东西扑上来，在她身上乱舔乱抓。她知道它们是在向她示好，可是她害怕又难受。有很长一段时间，她不敢穿好衣服——不管新衣旧褂，总会被狗们抓扯得像乞丐的工作服。但那是婆婆疼爱的狗，她骂不得吼不得更赶不得杀不得。

对于这一切，心地善良、性情温和的王蕊芳默默忍受着。她知道，丈夫是个大孝子，她也就要做个孝顺媳妇。她出身于旧式家庭，受的是旧礼教的熏陶，她对“孝顺”有着单纯而朴素的理解，那就是要“孝”，更要“顺”。传统的，未必都是封建的、落后的，相反，有些道德传统，是良俗，是美德，恰恰是需要代代承继的。有意思的是，老太太一过世，王蕊芳操办完后事，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些狗“请”出了家门。然后，她拍拍双手，心满意足地憧憬着：从此，可以随心所欲地穿漂亮衣服了。

第二个“果然”，正如算命先生所说，王蕊芳果然是“旺夫命”，果然是夫荣子贵。就在他们结婚这年，上海《戏剧月刊》举办的题目为《现代四大名旦之比较》的征文揭晓。这是第一次白纸黑字地确认尚小云是四大名旦之一。

在丈夫的眼里，王蕊芳是相濡以沫的妻子、琴瑟合鸣的爱人。尚小云是名角儿，有头有脸有地位，何况他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和精神脊梁，依常理思维，他应该是霸道的、蛮横的、专制、颐指气使的；而王蕊芳只是一个足不出户的家庭妇女，是和“小人”齐肩的“小女子”，依常理思维，在丈夫面前，她应该是怯懦的、从属的、被动的、战战兢兢的。然而事实上，尚小云对王蕊芳的尊重，很让旧派家庭鄙夷，让新派家庭推崇。有时候，被鄙夷的并非都是恶；而被推崇的大多是善。

早年，尚家老太太抽鸦片，尚小云不抽，但他会烧鸦片。每晚睡觉前，他都会给母亲烧鸦片，看着她抽得美滋滋的，他也心暖暖的。王蕊芳不抽鸦片，抽烟，尚小云也不抽，但他无论走到哪里，只要见到好烟都会买。回家后，他会把烟放在家里最好的柜子里，给妻子留着。尚小云的脾气，著名得大，可以说是火爆，就像身上穿了一件满是静电的衣服，稍一碰擦就爆燃。但是，他和王蕊芳生活了几十年，却从来没有对妻子发过火。

就像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样，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尊重。尊重，是要有理由的。作为妻子，作为家庭主妇，作为母亲，王蕊芳恪守自己的本分，全心全意地相夫育子。她其实是个很温柔的女人，但毕竟读过书受过教育，她又很有主见。她凡事都为丈夫着想，对他的事业，包括演艺和戏曲教育，她都极力帮助。

40年代中后期，尚小云创办的荣春社因为时局的动荡而日渐衰落。为了维持科班生存，尚小云不惜卖房卖车，先后卖掉了七所大宅。王蕊芳没有抱怨，没有责备。尚小云用这些钱购置服装、道具，添置设备，支付学生衣食住行方面的所有开销和老师们的工资。然而，这一切，都像是无底洞，似乎无论多少钱，都无法将其填满。熬了一段时间，尚小云又郁闷起来——钱又不够了。

有一天，尚小云从科班回来，一个劲儿地翻点家里的名贵字画。王蕊芳看丈夫闷闷不乐的样子，知道他又遇上不顺心的事了。问了半天，尚小云这才说了一句话，“科班开不出饭来了”。原来为把科班办下去，他要卖掉自己多年搜集来的古玩字画。尚小云很早就开始收藏，一直很珍爱这些宝贝，有时甚至出外演出也要在箱子里装几件，以便演出闲暇时可以拿出来把玩欣赏。知夫莫若妻，王蕊芳当然知道尚小云对这些藏品的珍视。眼下，看着丈夫默默地收拾字画，准备拿去卖掉，她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忙完了字画，尚小云转过身来，两眼直盯着王蕊芳腕上的镯子。王蕊芳一下子就明白了丈夫的意思，她没有多想，不但立即褪下了镯子，还摘下了项链、耳环，一起交给了他。尚小云手捧着妻子的首饰，像是捧着妻子的一颗心。他的内心里升起万道霞光，但他却什么话也没有跟妻子说——他俩早已不需要万语千言。有的时候，最朴素的，反而是最瑰丽的语言。

在生活上，王蕊芳对尚小云的照顾，几乎不能用“无微不至”“细致入微”来涵盖。尚小云一张口，饭来了，一伸手，衣来了，这是自然的。连喝水倒茶，王蕊芳也不让丈夫动一根手指头，总是由她亲自沏好茶端到他的面前递到他的手里。说尚小云连茶都不会倒或许有些夸张，但事实上，王蕊芳的细心和体贴的确令人惊异。饭桌上吃鱼，她会把鱼刺都剔除干净后再端给他；饭后吃点心，她会用一个小巧精致的小碟子盛好再递给他；有时吃小零食，如松子之类的坚果，她会事先用小夹子一颗颗夹开剥好。

不可否认，王蕊蕊是旧式妇女。在她眼里，丈夫，比天高；家，比地厚。在很多人的想象中，维持这样的家庭和谐，依靠的只是地位相对弱的女人的无限吃苦耐劳和忍让迁就。王蕊芳识文断字读过书，这让她和一般的旧式妇女又有所不同。因为如此，她有她的性格，有时甚至也不隐藏自己的个性。也许，大多数时候，她是忍让的。但是，她所理解的“忍让”，不是委曲求全，不是忍辱负重，而是宽容，是大度。这样的忍让，往往能化解危机、平息战火。

火爆脾气的尚小云常常要发脾气。科班学生训练时偷懒了，演出出错了，家里的厨师把菜烧咸了淡了等等，都会让他不高兴而发脾气。这个时候，充当“救火员”的总是王蕊芳。对学生的错，她就打圆场，说“孩子们还小啊”“他们也不想的啊”“他们太紧张啊”等等；对厨师的错，她不是以主子的身份火上浇油，而是很会变通地说“不好吃，就别吃了，吃别的好吃的”“下顿我重新给你做，肯定好吃”等等。这样一来，尚小云再大的火，也一下子被扑了下去。

其实，说尚小云脾气大，并非说他蛮不讲理，他发火，从不是无名火；说他总发火，只不过是他处理问题比较直接比较简单而已。从他对母亲的孝，对妻子的情，对贫苦人的义，从他平时为人的侠肝义胆，可以发现，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达理的人。因此，他和妻子之间，也就不是一个粗暴蛮横，一个委曲求全，以强凌弱的关系。

在弟子们的眼里，尚师母是最可亲的人，也最慈祥。学生犯了错，师傅是要打的。每到这个时候，挺身出面护学生的，就是师母王蕊芳。有一次，尚小云又发脾气，打一个犯了错的学生。王蕊芳照例去拉架。此时，她的肚子里正怀着孩子(长麟)。一个打，一个躲，一个拉，场面自然混乱，不幸让她动了胎气，孩子险些早产。

在实在护不往、学生不得不挨打的时候，王蕊芳就在屋里打鸡蛋。她将每只鸡蛋都去掉蛋黄，只取蛋清。常常都是这样，院子里，是板子落在学生身上的“啪啪”声；屋子里，是清脆的“噼哩啪啦”打蛋声，两种声音交相呼应，让不知所以的人听来，奇妙又奇怪。挨完打的学生，都要到师母那里去，不是哭诉，而是让师母在伤处抹蛋清，消肿去痛。王蕊芳也煮连壳鸡蛋，然后用一块干净的布包着烫鸡蛋敷在伤处，散淤止痛。

科班的学生对师母都很尊敬，更很爱戴。大陆门户开放后，许多荣春社的老学生从美国从台湾回来探望师母，见到王蕊芳，没有一个不下跪磕头的。老迈的王蕊芳居然能够一一叫出他们的小名，还能说出谁谁谁小时候怎么怎么样。她把他们都看成是自己的孩子，爱他们。一个善良的人，心往往是柔软的。王蕊芳就是这样的人。

在尚长荣和妻子高立骊的记忆里，母亲(婆婆)王蕊芳贤惠聪慧、通情达理、胸襟开阔。她有一双巧手，平时用来解闷的方式就是做针线活。早先，尚小云演出用的服装、头饰、绣花鞋，她都帮着做。后来，荣春社办了起来，她又起早贪黑地忙着给学生们缝补衣服、制作戏衣。1958年“大跃进”时，京城名角儿的夫人也都被要求参加劳动。王蕊芳和梅兰芳的夫人福芝芳，以及马连良夫人、叶盛兰夫人、袁世海夫人等聚集在袁世海的家里，组成了一个缝纫班。大家说说笑笑，缝缝补补，也算是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去了。

尚长荣的大姐秀琴和大哥长春不是王蕊芳亲生，但王蕊芳从不苛待他们。背地里，她从来不只夸自己的两个孩子，而说他们不好。他们建立了小家庭搬出去另过后，每次听说他们要回来，王蕊芳总是忙前忙后事先准备好吃的用的，就像亲生母亲迎接远道而归的孩子一样，亲切而自然。秀琴小的时候得过天花，王蕊芳一直为长春担心，私下，她悄悄地跟尚小云说，长春是尚家长子，将来也是要吃戏饭的，如果也得了天花，脸上落下疤痕，那就太可惜了。她知道婆婆传统，信不过西医，她在说服丈夫之后，瞒着婆婆带长春去医院种了牛痘。

俗话说：“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王蕊芳做媳妇的时候，是受到过婆婆不少气的，但是，在她熬成婆以后，却从来没有在媳妇面前耍婆婆威风。她对媳妇，用最简单的一句话说，就是像母亲对女儿。她教媳妇做针线活，她给媳妇带孩子，她从不呵斥，从不埋怨，从不提要求。她之所以没有像她婆婆那样对待媳妇，是因为她是一个从不抱怨的人。即便在“文革”的艰难岁月中，她也不怨天尤人。

有一年冬天，西安特别冷，已经被扫地出门的王蕊芳随丈夫出外劳动。尽管穿着棉袄，她也感觉冷得受不了。那棉袄，在阴惨惨的冷风的夹击下，好像薄如片纸。没有办法，王蕊芳在路上捡了一根麻绳，系在棉袄外扎在腰上，然后将一件罩衫套在棉袄外，外人看不出内藏的玄机。这个看起来很土的办法，在当时也算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后来，她跟孩子们说起这事，轻描淡写地说，“衣服不够，实在太冷了，冷得受不了。”这恐怕是她唯一的一次抱怨了。

应该说，王蕊芳是小姐出身，在娘家、在婆家，她的生活都是富足的，绫罗绸缎、锦衣玉食，唾手可得。然而，她的节俭和朴素却让很多出身寒门的人汗颜。晚年，她很多衣服都是由旧旗袍改的。当的确良刚刚兴起的时候，高立骊有一次出差到北京，给婆婆买了一件的确良衬衣。她高兴得不得了，小心珍藏着，只有出门时才舍得拿出来穿，穿过马上洗好晾干熨好然后小心收叠好。她可以毫不留恋地为荣春社捐出她昂贵的珠宝首饰，她也可以令人费解地珍视一件普通的的确良衬衣。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往往可以通过对物质的态度反映出来。

在王蕊芳的性格中，柔是显而易见的，却也有刚的一面。她的刚，在于她的坚韧和耐力。“文革”时，尚家遭遇劫难，父子相隔，母子分离，祖孙不能相见。这时，王蕊芳不抱怨，不气馁；1976年，丈夫先她而去；1983年，年仅51岁的儿子长麟因病去世，她经历了丧夫失子的人间惨事，却并不像一般女人那样哭哭涕涕呼天抢地。她将悲伤藏掖，以坚强示人。1991年，她不惜独居京城，只为支持小儿长荣从西安调往上海。她说她不需要一个没有事业心的儿子守在自己的身边，她说如果那样的话，她不会开心。

尚小云曾经说，母恩难报；尚长荣曾经说，母爱无限。如果说尚小云对他的母亲是孝顺的话，那么，尚长荣对他的母亲还多了一份敬爱。他有这样的父亲，有这样的母亲，他一直引以为傲。

尚小云和王蕊芳结婚第二年，次子尚长麟(号仲祺，小名小二)诞生。八年后，也就是1940年7月15日夜半时分，幼子尚长荣(号叔欣)出生在北京宣武门外椿树下二条1号的尚宅。那是个大热天，虽然在节气上尚处于初伏，但尚家还是给这个孩子取了个“大福”(“大伏”的谐音)的小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