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文化理论发展与批判
中国与西方社会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对中国文化而言，其内涵丰富深厚。中乃“居四方之中”；国的繁体字为“國”，即或外加口（音围），指城邑，戈表示武装。合意为武装保卫的天下之都。中国：上古时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自认为居于天下之中央，故称中国。华有光辉、文采、精神之意。中华意为居四方之中的国家文化发达。文，其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易-系辞下》曰：“物相杂，故曰文。”化之本义则指改易、生成、造化。《易-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后引申为：教行文化。
文化可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去理解。
广义文化是指人类迁善之义。文可分为天文、地文和人文：“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传》）合而言之，文化即以文教化，以文德治天下。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所创造的一切，包括物质与精神的创造及其成果的总和。狭义文化则是指广义文化中的精神部分，即精神的创造及其成果的总和。我们所说的文化通常是指狭义文化，即精神文明的总和。文化内容具有四种表现形式：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极为丰富深刻，具体体现在天人合一的人文传统；整体直觉的思维方式；自强不息的民族心理和中和为美的艺术境界等诸多方面。
本书主要分析和研究西方社会文化理论家霍克海默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鲍德里亚早期符号文化理论、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表征”理论、布迪厄“文学场”理论、克尔凯郭尔审美生存文化思想、约翰·费斯克能动型大众文化理论和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地域观及其美学意义。希望通过对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符号文化理论、文化“表征”理论、“文学场”理论、审美生存文化思想、能动型大众文化理论及文化地域观的美学思想等社会文化理论比较系统、全面的分析批判，能为我国当代社会文化理论建设提供借鉴。
霍克海默是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创始人之一，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者。在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的探索中，霍克海默阐述了哲学的社会功能和对传统理论进行批判分析，揭示了批判理论的性质。霍克海默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辩证的批判理论”，“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在于批判现存的东西”。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直接源于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受卢卡奇的影响，关键在于重新注意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面，重申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根源。霍克海默认为，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一个根本区别是，其他学科所研究的问题，都是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都是从社会现实中产生的问题，而哲学必须对其他学科根本解决不了或者解决得不能让人满意的问题作回答。
从理论发生学上看，批判理论是在对传统理论——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批判与对马克思批判哲学的继承的产物。批判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传统的社会理论与批判理论之间的对立包括与现存社会的关系、研究方法及逻辑结构、研究主体和理论旨趣几个方面。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力图将理论与实践、事实与价值统一起来，因而具有浓厚的人本主义气息。霍克海默在建立批判理论伊始就确立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打破学科分工，试图从整体上对当时的社会予以批判。批判理论缺乏传统理论的实效性，这是批判的一个重要性质。
启蒙就是袪魔化，摆脱人类生存的神话生态，把人从自然中解救出来。启蒙在反对神话的同时，几乎在每一个方向都转向了自身。霍克海默之所以对启蒙精神进行猛烈的批判，是因为启蒙精神是工业文明的主导文化精神，启蒙精神原本是祛除思想中的神秘成分，使人类走上文明的道路，但“祛魅”的过程却变成树立新的神话——理性神话的过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通过对“启蒙辩证法”的研究，不仅将矛头指向工业文明，而且还深刻地揭橥出，启蒙精神是造成资本主义统治的根源。一言以蔽之，启蒙导致理性的集权主义统治。从对启蒙的分析，霍克海默走向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之路，阿多诺则走向对同一性的辩证法的批判之路。
霍克海默还着重对工具理性进行深刻的分析批判。霍克海默后期的研究兴趣转向了人的理性、自由、异化等问题。在《工具理性批判》这部论文集中，霍克海默把理性分为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霍克海默认为，现代哲学家研究人的特殊方式归结到一点就是：一方面承认存在抽象的人，另一方面抽象地研究人。霍克海默对现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做出的诊断。主要包括：第一，教育的职业化问题突出，教育的目的愈来愈倾向培养适合“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运转的零件。第二，社会结构合理化，阶级统治隐身，人们生活在“匿名的权威”的统治中。第三，工具理性渗透到人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的异化更加严重。工具理性的膨胀致使价值理性衰落，意义的丧失，社会以及人的生活过程的理智化。霍克海默认识到工具理性对人的生存的异化，理性沦为维护统治的有效工具。霍克海默力图恢复一种辩证理性。在工具理性和文化工业的操控下，人的生存越来越成为一个可以替代的零件，不是人的操控工具，而是工具在操控人，其早期批判所具有的乌托邦也逐渐失去往日的色彩。
让·鲍德里亚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他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为理论工具，结合精神分析学、社会学、经济学、媒介理论等，对消费社会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和论证，形成了他系统的符号文化理论。鲍德里亚是从分析物品开始的。在他看来，不论是功能物品、非功能物品还是后设及伪功能物品都以符号的形式存在，通过广告的推动和信用贷款的支撑，形成一个物品的模范/系列不断循环发展的等级化的物体系。由于它对应着现实的社会区分逻辑，满足了人们社会身份认同和自我身份认同的需要，因此人和物构成了一个闭合的循环。这样人们的消费表面上是自由的，实际上受符号系统支配，是一种异化消费。消费社会中的人们不仅在劳动中被异化了，而且在消费中也被异化了。这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同时，符号化在全社会广泛渗透，不仅人们的身体、工作、休闲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符号化了，而且政治、媒介、艺术、文化、美学等一切都以符号的形式存在。
鲍德里亚符号文化理论的基石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物品就是通过与其他物品的差异性关系来获得意义的。同时，鲍德里亚又发展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在他看来，物品的意义不同于语言的意义，而是一种模范/系列的等级意义即符号价值。物品、身体、工作、休闲、艺术、文化等都可以成为能指符号而具有符号价值。符号价值表示的是能指所具有的一种社会地位区分能力，这时能指符号是表征人们社会地位的符号。这是鲍德里亚“符号”的第一层含义。物品还可以人们成为心理投射的符号，例如非功能物品、后设及伪功能物品等主要就是作为人们心理投射的符号而存在的。这是鲍德里亚“符号”的第二层含义。“符号”的第三层含义是指形式化、表面化，例如制度化微笑、模拟美学、政治与媒介的符号化等。
符号价值是鲍德里亚符号文化理论的中心。人们对符号价值的不懈追逐，推动着模范/系列的不断循环以及社会的普遍符号化。这一概念的提出在理论上丰富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打造品牌也有指导意义。遗憾的是鲍德里亚本人并没有对符号价值的形成做出具体而充分的论述，但是从他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符号价值、象征价值可以相互转换以及模范/系列不断循环的思想，可以断定使用价值大、交换价值高的物品具有更高的符号价值。同时符号价值和品牌价值也可以相互转换。
媒介理论是鲍德里亚符号文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特别是广告诉说着物品的符号价值，引导着人们对符号价值的追逐。鲍德里亚没有系统地论述艺术、美学，但是由于它们在符号价值的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他还是给予了应有的关注。他那些“美学再循环”、“工业美学”和“模拟美学”、“超美学”等观点还是很深刻的。鲍德里亚符号文化理论的缺陷也很明显。主要表现为缺乏历史发展的眼光，受结构主义固有局限所囿，夸大了符号的支配作用。所以他找不到摆脱符号支配的途径，看不到社会的出路。其实，在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人们没有通过符号进行区分、追求符号价值的必要。因此，只有在世界范围内全面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最终彻底地消除各种各样的不平等现象。这也是走出受符号支配的消费社会的唯一途径。
“表征”作为当代文化研究中的关键词之一，在文化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实践，以之为中心也形成了许多相关的理论。其中斯图亚特·霍尔对“表征”的论述堪称代表。他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循环观出发，探讨了文化循环的模式，并将“表征”看作文化循环的主要环节加以论述。他指出，“表征”通过符号的意指性实践来生产意义，构成了个体对于世界的意义系统，并且使得同文化中的个体以及不同文化的个体之间达成意义的交流，从这点来说，“表征”构建了我们的意义世界。“表征”的具体运作方式有三种：反映论的、意向性的和构成主义的。霍尔着重论述了构成主义的两种途径——符号学（语言学）和“话语”。前者主要植根于索绪尔语言学到罗兰·巴特“神话”的语言学/符号学传统，从符号的角度阐释文化和表征，是一种“诗学”；后者则是从福柯的“话语”理论出发，探讨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认为话语建构了意义以及有效的主体-位置，而无所不在的弥散的权力是隐藏在意义背后的动力和深层原因。这是对“表征”的后果和影响的考察，是一种“政治学”。同时，霍尔还指出，表征与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点是被福柯所忽略了的。将意识形态被引入“表征”理论之中，是霍尔对庸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及经济决定论的自觉抵抗和批判，体现了“表征”理论鲜明的文化政治色彩。
从霍尔的理论整体来看，“表征”理论的提出与他对“接合”的看法有着重要的关系。这主要体现在：“表征”与“接合”都是根源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之中，通过对葛兰西主义、语言学、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等多种理论的吸收、利用，而不断成熟的；“表征”理论的核心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表征”理论本身也可视为一种理论的“接合”实践：它的形成也体现了从文化主义范式到结构主义范式再到“葛兰西转向”的一种自觉地历史选择。而霍尔的“接合”理论也正是对葛兰西意义上的、拉克劳等提出的“接合”理论的开创性发展，其被表征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不断“接合”的过程。“接合”理论不仅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种分析对象“语境化”的方法，也为“表征”理论提供了一种实践的前提和场所，并保证了“表征”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实现。两者无论从理论内涵还是在实践过程中，都是相互交织、彼此重叠的。
作为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霍尔，不仅在理论上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同时还对此进行了大量的实践。他通过对一系列文化现象及问题，例如“索尼随身听”、文化身份及种族、编码/解码等的分析和研究，就不同领域内的“表征”实践活动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使我们对文化“表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还为我们树立了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典范。
霍尔的“表征”理论对英国及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研究都形成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对我国的文化研究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其同时也存在着局限性，这主要来自于文化研究的日益严重的制度化趋势、后现代话语对之形成的挑战以及范式危机的依旧存在。这一系列问题的存在都使得文化研究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并要求我们必须对此做出积极的应答。布迪厄是当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大师之一。他受到过结构主义、现象学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古典认识论传统等思想理论的深刻影响，他对许多被普遍接受的概念范畴和思维模式进行了批判性的审核和考察，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将一些观念改造成自己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
“场域”、“习性”、“资本”是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的核心概念，布迪厄通过它们来探索社会生活中实践的奥秘，力图超越社会科学中的二元对立，并将它们创造性地运用到文学艺术领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场”理论。要解读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近而更清晰地了解他的文学场就不能不先弄清他的这三个基本概念：场域是社会高度分化的独立关系网络空间；习性是社会化的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资本是具有隐喻性的区分形式。当然，布迪厄在论及场域、习性、资本这些概念的时候，持一种开放性的态度，他主张在理论的系统中以及它们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去界定概念，而绝不能孤立地定义它，只有这样，概念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在具体的研究中，场域、习性、资本三个核心概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布迪厄从行动者习性与流通资本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把社会实践看成是在特定场的特别逻辑之中实现的东西。
文学场的发生和成熟，经历了相当漫长的与社会世界决裂的过程。布迪厄是以法国文学场的形成为例来论述的。具体地说，即是以波德莱尔、福楼拜等人为代表的追求文学艺术自主性、反对政治经济力量干涉文学的过程：波希米亚群体的诞生是文学艺术场形成的关键步骤；在艺术与金钱的斗争中文学场内部产生了两极之间的对立，分裂为两个次场：
有限生产（次）场和大生产（次）场，一种双重结构随之产生；艺术自主标准的确立及纯粹艺术的创造成为独立文学场生成的标志。文学场是结合了主观与客观、结构与历史的空间结构，是充满了历史、现实内容的开放性结构，是不同位置之间不断斗争的产物。每一个进入文学场的行动者的位置变动都会影响场域的结构发生变化。在等级系统中的位置空间向具有不同习性、能力的行动者开放，最终由他们占据、争夺。独立的文学场对文学艺术至关重要，没有独立就意味着成为“奴隶”或有“死亡”的可能。文学在受到各种力量侵蚀的时候，是否保持了独立性、在多大程度上和怎样保持独立性问题，这可以从文学场的形成与独立中窥见端倪。
文学艺术领域有着自己的法则。文学场的自主程度越高，场的两极之间的鸿沟深，在这种情况下，场的运行法则建立在与权力场和经济场的基本原则颠倒的基础之上，文学场获得独立自主正是以藐视普通的经济利益，追求一种“颠倒的经济逻辑”为标志的，遵循“输者为赢”的法则。这对我们认识文学领域的有关规律有重要的启示。文学遵循的法则与社会中普遍的经济逻辑不同，与社会空间既有同源性又有其特殊性。真正的文学作品一定含有丰富的审美意蕴，它的经济效益常常是滞后的；应时的作品信守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大利润的普遍经济法则，常常会扼杀文学艺术。在众生喧哗的当代“文坛”、在各种“文学快餐”充斥大街小巷的今天，“输者为赢”的法则对我们判断良莠是很有价值的。
场的双重结构决定了它的存在形式表现为永无休止的斗争，场被赋予一个暂时性的维度。文学场与外部权力场的斗争与文学场内部的代际更替是其自主与更新的动力来源。当然，文学场的斗争并不直接就是毫不掩饰的权力斗争，文学场的斗争作为符号斗争，必须遵循文学的内部规律。也就是说权力的作用形式必须首先接受场的形塑，采取文学场特有的符号系统。所以，布迪厄非常强调文学场的自主性及其自身的逻辑，强调文学场的不可简约性。
在文学研究中，长期以来非历史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严重地束缚了文艺学的自我反思能力与知识创新能力，使之无法随着文艺活动的具体时空语境的变化来更新自己。布迪厄通过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的分析，用文学场的观念将文学艺术形式和社会机制联系起来，避免从内部或外部的孤立视角来切割文学和社会、历史的关系，将作品置于科学的客观化考察之下，从而建立一种“作品的科学”，达到对作品的科学认识。文学作品应该被理解为对整个文学场的显示，要把作品的历史语境和作品本身联系起来，从作品在文学场中的生成性来看待其意义和价值。
布迪厄以社会学家的广博视角来审视文学艺术领域，论述了文学场逐步自主化的过程，对文学艺术领域的法则进行深入剖析、探讨、研究。他运用文学场的阐释框架，以及习性、资本等相关理论工具，试图超越文学研究中的种种二元对立，以期用某种关系主义认知模式摆脱本质主义思考。在达到高度分化性的现代社会，理解文学艺术就意味着将它置于特定的场域结构之中，结合文学行动者的性情系统、社会轨迹以及所携带的资本来加以探究。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为文学研究带来了焕然一新的景观，为当今文学艺术界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新视角。
索伦·阿比·克尔凯郭尔（1813—1855），丹麦哲学家、神学家、心理学家及诗人。他思想深刻、才华横溢，一生虽然短暂，但论著颇多，在哲学、宗教、心理学、文化批评等领域都有独到的见解。克尔凯郭尔生不逢时，其思想由于超前性而不能被同时代的人所理解。但随着世纪末西方社会信仰危机和理性危机加剧，这位卓越的思想家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他的思想开始受到学术界普遍的关注。存在主义者尊称他为“存在主义之父”。德国存在主义大师雅斯贝尔斯曾对克尔凯郭尔给以高度评价：“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使我们睁开了眼睛”。在神学领域，瑞士新教神学家卡尔·巴特也在其宗教哲学的引领下，完成了“危机”神学。在精神分析领域，克尔凯郭尔与弗洛伊德地位不分上下，被称为“后精神分析大师”。
两次世界大战过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饱受战争之苦的人类痛定思痛，对自身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行为开始了深刻的检讨和反思：我们渴望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自我的生存、他人的生存，整个人类的生存问题困扰着我们。虽然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人在精神层次上的问题不仅没有得以解决，反而更加深化。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拥有权力、科技、文明，却发现自己的精神无家可归。个人在理性的支配下遗忘自我、缺乏激情和信仰，个体变成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存在物。克尔凯郭尔穷尽一生都在拒斥理性对个体的操控。为此，他提出与思辨哲学相对立的“生存哲学”。本文的选题就立足在克尔凯郭尔文本的基础上，联系其伦理生存和宗教生存思想，从最低层次的审美生存领域出发，分析审美生存者所处的困境及其如何在信仰的引导下穿过虚无和绝望的深渊，通过自我选择而到达一条自我解救的道路。简而言之就是为个体生存提供一条由沉沦到拯救的上升的道路。这为解决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提供了一种选择。从个体生存这个层面上思考克尔凯郭尔思想，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克尔凯郭尔的思想随着存在主义哲学思潮风靡而引起世人关注，国外对其研究相对全面与深入。19世纪末克尔凯郭尔思想逐渐传入中国，但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20世纪80年代，存在主义思潮在中国学术界形成热潮。比起萨特、加缪等一批存在主义思想家，克尔凯郭尔似乎是作为附带介绍，没受到足够重视。如他的《诱惑者日记》被出版商将书名改成《曾经男人的三个少女》，根本无视其中丰富的哲学内涵。难怪学者杨大春责问“国人的精神何在？”但一部分严肃的学者开始对克尔凯郭尔文本进行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翻译。一些出版社也陆陆续续出版了一些关于克尔凯郭尔的作品。现在几乎每年都有写克尔凯郭尔的硕、博士毕业论文。其中，克尔凯郭尔的人生道路三阶段，作为生存论学说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
在立足克尔凯郭尔文本的基础上，联系其伦理生存和宗教生存思想，从生存论视角出发，分析克尔凯郭尔审美生存的基本内涵、特征，从整体出发重新看待克尔凯郭尔的审美生存与伦理生存和宗教生存的关系，进而得出结论——神学美学，并以神学美学概括其美学思想的真正本质。可以说，克尔凯郭尔的哲学起点是个体，终点是上帝。也就是说，克尔凯郭尔并非只停留在黑格尔批判审美主义的水平上，而是另辟蹊径，以神学避免审美走向泛化，保持审美的形而上性。我们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审美生存”，既意识到它在克尔凯郭尔美学思想中的重要性，又要看到克尔凯郭尔对它的批判。只有对它一个准确的定位，才能对他的哲学思想有全面的认识。
童年阴影、身体的缺陷使他异常忧郁孤独；父亲严厉的教育使他内心世界极其复杂；爱情的挫折使他陷入绝望。正是由于他不幸和苦难的人生经历使他具有深邃而持久的思考能力。当时社会思潮和时代背景对其思想形成产生了重大撞击。他在苏格拉底哲学“反讽”精神的影响下，在批判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思想观点。了解其生平及思想渊源对了解其哲学有重要价值。克尔凯郭尔将个体生存分成三个境界或称阶段。审美生存是克尔凯郭尔生存三境界的起始和必经阶段。克尔凯郭尔所谈的“美学”、“审美”不是我们所说的美学理论。在他那里，“审美”是个体生存一种方式、状态或境界。克尔凯郭尔将审美生存视为通向宗教生存的途径，又是认识自我、获得拯救的起点。个体在审美存在中感到恐惧、忧郁和绝望。他们在虚无的深渊中，通过或追求各种物欲填补内心的沟壑，或在头脑里做抗争，但最终认识到生存本身就是虚无和绝望。要摆脱虚无的方法只有一个——上帝。通过反讽不断的认识自我，否定自我，超越自我，才能走向更高的生存境界——宗教生存。
那么审美生存境界并不是个体灵魂的理想栖息地。生活在伦理生存境界中呢？他们的生活和行动都已被决定，只不过是一步步去展开已经决定好的生活。这生活虽简便易行，但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它根本上没有任何价值。他宁可选择过审美的直接性的生活，体验分分秒秒的切实的存在。所以伦理生存在克尔凯郭尔那里被束之高阁。他要求人们将目光聚集在宗教生存的境界。而它与伦理生存不同的是强调个体，宗教生存境界关心的是个体生存。某种意义上，它在一个更高的生存境界中重构了生存，审美生存有一条通往宗教生存的暗道。克尔凯郭尔本人对审美生存境界的态度是辩证的，一方面他用审美生存去对抗理性主义对人性的磨灭；另一方面，他又批判审美生存的虚无性、无根基性。通过克尔凯郭尔对审美生存境界的认同与批判，我们可以体味到克尔凯郭尔的美学观。其美学思想因其宗教观念的渲染，是一种附有宗教意味的美学观，即神学美学。
约翰·费斯克以其杰出而丰富的理论建树和创作实践，成为整个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大众文化理论家之一，是当代西方大众文化研究特别是能动型大众文化理论研究领域中的旗帜人物。费斯克的学术思想涉及了众多的领域，而对大众文化的关注以及能动型大众文化理论则构成了其学术思想的核心部分，并一直贯穿于他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两个理论发展阶段。他的能动型大众文化理论既展示了他对大众文化研究原则的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的双重聚焦，同时也在历时上展现了大众文化研究模式经由原初的精英主义的批评模式，到后来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研究模式、文化主义研究模式、文化领导权模式，再到能动型研究模式的不断发展过程。能动型大众文化理论的兴起和发展对于丰富大众文化理论有着明显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它的出现可以为我们对大众文化的研究提供一个更为开阔的视角，而不是一味地沉浸在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所持的尖锐地批评的观念中。然而，国内学者受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的理论影响过于深刻，以费斯克为代表的能动型大众文化理论在目前中国学界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鉴于此，本书选择以费斯克的能动型大众文化理论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弥补之前对大众文化理论研究模式零散而缺乏深刻系统论述的缺陷，另一方面以期丰富当代大众文化理论的话语，并为当代的大众文化研究提供借鉴。
鉴于以上论述目标，对大众文化理论的研究现状做一个简要的概括和梳理，以凸显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研究在大众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接下来对目前存在的典型的五种大众文化的研究范式——文化主义范式、批判理论范式、文化领导权理论范式、能动受众理论范式、和结构主义及符号学范式进行分析和阐述，这样一方面可以让我们对大众文化的研究模式和视野有更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也为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对这些传统研究方法和视野的超越做了铺垫。
本书的第二部分对费斯克的能动型大众文化理论进行溯源探讨其理论来源和基本特征。费斯克的能动型大众文化理论主要吸收了布尔迪厄、德赛图、巴图、霍尔以及巴赫金等人的理论，而其基本特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从经济和金融的角度看待大众文化；媒介文化的功能观——政治功能。费斯克能动型大众文化理论模式的主要内容：能动型文本观——生产者式文本，能动型受众观——积极、主动的生产型受众，媒介文化的功能观——政治功能这个三个方面作进一步的阐述，在对费斯克能动型大众文化理论的内容和特征进行论述后，再对其理论模式的价值与局限做出自己的分析。那就是在与众多的大众文化研究模式中凸显出费斯克能动型大众文化研究模式的“双重聚焦”的研究方法原则，以及他对大众和大众文化文本的具有生产性一面的肯定；同时，对其理论中过于注重反抗、民粹主义、推人及己的研究方法等不足进行了批判。
雷蒙德·威廉斯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文化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不但在文化研究中具有奠基作用，而且可以丰富文化领域中各具体人文学科的理论内容并拓宽其理论视野。“文化”范畴是威廉斯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做出新阐释的理论出发点。但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在介绍“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时，停留在把这一出发点同时作为落脚点的层面上，削弱了这一理论的真正核心——“文化霸权”——的重要地位。这使得在我们对“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的译介中表现出明显的理论跳跃性，诸如文艺为什么是一种重要的具体实践？文艺如何表现最终的社会性和交流性？文艺又如何作为实践参与了对社会关系的改变？这些最能表现威廉斯美学“建构性”和“过程性”特点的问题都被忽略掉了。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缺乏对“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在运用方面的了解，这直接导致了对理论重点描述的淡化。
“文化地域观”是威廉斯循“文化唯物主义”思路，针对各历史时代内不同时期文艺形式的变迁提出的一个具体考察角度。全球化的时代语境把文艺中的地域问题推到一个现象而非背景的重要位置。文艺中的都市、民族、宗教、性别等诸现象都与地域范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对“文化地域观”美学意义的追索一方面能使我们进一步整理、深化对“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解，进而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解；另一方面能有助于我们把文化研究成果真正运用到美学领域中去，重新审视所拥有的学术资源，丰富自身学科看问题的角度。
由东西方文化的源头处开始，对于地域与艺术关系的研究论述表现出具有自然地理色彩和国家社会政治色彩的理论连续性，但同时更呈现出不同时代的差异性。威廉斯的地域观上承马克思的地域观而来，但与马克思地域观的差异在于：“文化地域观”是“文化唯物主义”的一种具体应用，是对后者的三大理论内容——有关“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新阐释（即文化范畴如何提出）、文化在社会与艺术间的中介作用、文化中的霸权实质——的一个验证，即通过地域中介出整体文化在文艺形式变迁中的基础性作用。威廉斯指出对文艺现象或文艺形式做“文化”分析可以避免文艺被从社会中孤立出来的具有意识形态性的＜业研究方法，从而避免由于公式化套用诸如“无意识”、“不在场”等学术概念导致的对文艺现象的带有神秘性的解释；揭示出艺术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运动性和过程性，从而指出艺术具有实体性；最后进一步明确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文化霸权”的具体运动对新艺术形式形成过程的主导作用。从具体方法论上考察，“构形”和“感觉结构”是“文化地域观”中的两个关键概念。“构形”研究使艺术与社会通过文化中介（地域是文化中介下的二层中介）紧密联系起来；“感觉结构”则从社会发展变化对文艺形式变迁的影响直指文化霸权的运动模式。正是借助这两个概念，“文化地域观”把美学视域扩大到了“文化”范围，阐明了“文化霸权”如何通过具体运动影响文艺。而在威廉斯对“文化地域观”的具体运用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他如何从大都市角度重新界定现代主义艺术形式，又可以了解他对现代社会中由于地域形式变化与新媒介的出现所造成的新文化现象及艺术现象做出自己有见地的分析。
本书对西方社会文化理论的分析探讨，只是选取几个主要的理论家进行研究。全面系统地把西方社会文化理论进行批判分析，则是我们理论工作者需要不断努力的方向，为建构中国的当代社会新型文化做奠基性的工作，为世界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