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莫里茨·弗赖 Alexander Moritz Frey

亚历山大·莫里茨·弗赖 Alexander Moritz Frey

如果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没有跟这个过分热心的二等兵躺在同一个战壕中,他的命运不会如此。这个惜命如金、只对低俗的英雄小说有兴趣、总是脸红脖子粗跑来跑去的通讯兵是他同部队的战友。这个人的嘴巴上留一撇胡子,把英国人的一点风吹草动都看成是对他个人的攻击。他只要喉咙有点发痒,就跑去找军医,只为了夸耀:“在喉咙严重发炎的情况下,我还能坚守岗位。”是的,作家亚历山大·莫里茨·弗赖(Alexander Moritz Frey,1881—1957)的一生极有可能完全不同,如果他没有刚好跟希特勒一起服役,如果希特勒没有刚好对这个因为写了《隐身人佐尔纳曼》(Solneman der Unsicbtbare,1914)而声名大噪的作家有浓厚兴趣的话。因为他懂艺术,希特勒就总是不停地找借口接近他。但是弗赖不喜欢他。希特勒在部队里被看成是不可理喻、脾气暴躁的边缘人。除了后来曾帮希特勒出版《我的奋斗》及印发煽动性传单《国民观察》(Völkiscber Beobacbter)的马克斯·阿曼(Max Amann),没有人肯跟他亲近。而这个阿曼,军队里的中士,弗赖的直属上司,在弗赖闲暇时,总是一直传唤这个年轻作家到他那儿,以便跟这个经验丰富的皇家刊物作家取经,汲取撰写传媒文章的技巧。弗赖很不乐意,但是身为下属无法抗命。战争结束后不久,他收到阿曼正式的邀请,要他主持《国民观察》副刊。弗赖予以拒绝。这份刊物的理念和他自己的世界观南辕北辙,他说。很明显,阿曼和希特勒很希望拉拢他。希特勒一再亲自邀请弗赖,这位昔日的亲密战友,一起投入新运动。弗赖一再拒绝。这一点希特勒和阿曼永远不能原谅他。

强势的纳粹这么看好弗赖,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因为如果仔细读过他的作品《隐形人佐尔纳曼》,就会知道,这个作家完全不明白什么是国家主义的自我吹嘘、心胸狭小的自大、好战以及种族仇恨。《隐形人佐尔纳曼》是一部优秀的讽刺小说,一个妙趣横生又令人信服的荒谬故事,书中描写一个陌生人,有一天来到慕尼黑,宣称要买下市中心的公园,只有住在那里,他才能找到宁静,才能躲开所有的人,躲开这个世界。他提出很高的买价,城市也接受了。等到这个陌生人开始在公园边缘围筑高墙,城里的小市民便开始议论纷纷,嫉妒、愤怒、恐惧等情绪一一出笼。他在他们之中住着,他是一个可以拥有私密乐趣的人,独自一人,彻底置身局外,而周围的人却完全看不到他,天大的秘密被置放在公众、没有私人隐私空间的正中央。“我支付150万,为的不只是买树和买水,更是为了要买能够单独一个人待着,不被干扰的权利,孤独的权利。任何人都不是我的兄弟,任何人都无法引起我的好奇,我不需要任何人的照顾,任何人的关心。尤其是不需要关心,这是最重要的。”他解释给市长听了以后,就消失在他的公园深处。城里所有的小市民无所不用其极地想破坏他的孤独,他们无法忍受,在他们之中有一个神秘人物。“我们一定要消灭这种行为。”他们咆哮叫嚣,但是完全没有机会对付这个他们一点都无法了解的人。这个陌生人到最后留下一封告别信,还留下一个已经完全陷入疯狂的城市。

1909年,当这位年轻的作家在慕尼黑的艺术家朋友圈中朗读他小说的第一章时,很快草草结束。第一排听众里,有一个年轻人站起来请求弗赖继续念下去,他很确定他道出了在场所有人的心声。弗赖受到的惊吓反而比鼓励还多,因为站在他面前的不是别人,正是大文豪托马斯·曼(Thomas Mann)。“我脑袋嗡嗡作响,只听见‘下去’——我很惊讶,因为这也可能是轰我下台的意思。但是我动也不能动,只好继续念‘下去’。”几年之后,弗赖才写完整部《隐形人佐尔纳曼》。但是自这次朗诵起,托马斯·曼和弗赖便成为朋友。他们经常碰面,托马斯·曼赞赏他所有的作品,在各个方面尽可能地支持他。尤其在弗赖流亡瑞士时期,身无分文也没有赚钱的可能性,托马斯·曼总是尽可能资助这位老友。托马斯·曼甚至想接弗赖到美国,但是根据弗赖的传记作者恩斯汀(Stefan Ernsting)的报道,弗赖始终无法下定决心。

让纳粹忍无可忍,终于触发禁忌的书是1929年出版的一本非常超现实、极其强烈而且毫不留情的战争小说《绷带箱》(Die Pflasterkäste)。当时对这部小说的许多评论,都局限于雷马克(Remarques)的《西线无战事》(Im Westen nichts Neues)。事实上《绷带箱》的确是一部更一针见血、更为震撼的反战小说。内容很大一部分是他个人在战争中的经历和个人的观察,没有任何粉饰美化,巨细靡遗:“前天对扛抬武器还有用处,今天就成了废肉,被刺刀捅、挨枪弹,倒入战壕。如果在这里还能做什么有尊严、有意义的事,那就是现在这件事:为大地施肥。”最终弗赖让书中的主角,弗赖的自我,勇敢地呐喊,一如作者自己在真实世界中的愿望:“‘我不干了,’他疯狂大叫。‘不论我是健康还是有病,我要说出真相——我要说:军队和战争是天下最可笑、最无耻、最愚蠢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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