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晏殊生于淳化二年十二月二十一（公历已进入992年），十五岁时举神童踏入仕途，五十三岁时登顶拜相，病逝于至和二年（1055）。他五十年的宦海沉浮，几乎贯穿时间跨度六十七年的宋真宗、宋仁宗两朝。他是执掌中枢的政治家，是独当一面的地方主官，也是导宋词先路的一代词宗。他平和低调，有时候却耿介直率，一马当先；严谨周慎，也偶见鲁莽行事；坚持操守，但更多时候明哲保身；知人善任，也因此自食苦果。有人说他日日宴饮，也有人说他自奉若寒士。他是矛盾和复杂的存在。从他的圆融境界中，你能看到儒释道的博弈、灵与肉的冲突、坚持与妥协的摇摆，甚至能看到他面对君恩不测、宠辱不定的惶惑。
他的一生不是平淡无奇，而是跌宕起伏。
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国朝除用执政，多从三司使、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御史中丞进拜，俗呼为四入头”。晏殊少年得志，这四个职务，他担任过其中三个，只是不曾主政开封府。在宰执的岗位中，历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枢密使，庆历三年（1043）才位极人臣，担任宰相。但他的宦海生涯并非一帆风顺，曾三次被贬谪，尤其在人生的暮年，过府冲州，不得其所。
第一次被贬，是为自己的青春冲动买单。天圣五年（1027）正月，晏殊被罢枢密副使，以刑部侍郎外放应天府。当时，晏殊随宋仁宗视察玉清昭应宫，可他的随从慢吞吞地送手板过来。晏殊怒不可遏，接过手板一挥手，当即敲掉了随从几颗牙齿。为此，监察御史曹修古劾奏，说他身为执政，竟然动手打人，有失体统。其实，此事只是被贬的诱因，真正的原因一年多前已然种下。皇太后刘娥拔擢故旧张耆为枢密使，结果，晏殊一马当先跳出来反对，惹得刘娥窝了一肚子火。
晏殊的第二次被贬，纯属无妄之灾。明道二年（1033）三月，太后刘娥驾崩，宋仁宗很快获知自己的身世之谜，龙颜震怒。晏殊与吕夷简、张耆等其他六名宰执同时去职，以礼部尚书身份，出知亳州。一年前，仁宗的生母李宸妃去世，晏殊受命撰写墓铭，不敢挑明真相。结果，此事招致仁宗恼恨。当然，即使没有墓铭事件，晏殊也难逃一劫，因为与墓铭事件无关的宰执同样遭遇解职。这是皇帝对太后刘娥残余势力的清洗。
最让晏殊痛彻肺腑的，是他的第三次被贬。庆历四年（1044）九月，晏殊被谏官孙甫、蔡襄弹劾，从宰相高位上坠落，以工部尚书官衔出知颍州。
此事因欧阳修而起。起初，晏殊拔擢欧阳修为谏官，可欧阳修个性刚直，论事切直，四处树敌，让晏殊倍感压力。于是，让欧阳修转任河北都转运使。孙甫、蔡襄当即将矛头直指晏殊。尽管劾奏的理由很牵强，但值此“谏官日横”之际，宋仁宗只好忍痛割爱，将晏殊外放。
欧阳修、孙甫、蔡襄均是晏殊天圣八年（1030）知贡举时的门生。现在，他被自己的门生拉下相位，外放州府。这该让他多么地肝肠寸断！此番一去，便是十年，赔上了他晚年的所有时光。
公允地说，在宋仁宗朝的二十三个宰相中，晏殊的功业不如吕夷简、王曾、韩琦、富弼、文彦博；但论吟诗填词，却独占鳌头。换言之，在宰相中，他的诗词最好；在词人中，他的名位最高。
此外，以知人善任而言，晏殊堪称北宋第一人。北宋著名史学家、官至翰林学士的范镇曾评价晏殊“平生欲报国，所得是知人”。范仲淹、欧阳修、宋庠、宋祁、韩琦、韩维、韩绎、梅尧臣、文彦博、孔道辅、蔡襄、王琪、王洙、蒋堂、邵亢、邵必、黄庶、张先、张洞、傅尧俞等人均曾受益于晏殊的拔擢、举荐。
晏殊的知人之明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传奇。且不说他怎样将富弼、杨察选为自己的乘龙快婿，也不谈他如何举荐范仲淹、王洙于微时，单单以他对王安石的判断，即让人叹服。
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以第四名进士及第，按照惯例，前往拜谢时任枢密使的晏殊。几天后，晏殊宴请王安石，告诉他：以后，你的名望、职位会超过我。不过，我有两句话送给你：能容于物，物亦容矣。
当时，王安石很不理解，认为晏殊官居宰执，竟然教他容于流俗，感叹说：“何其卑也！”
元丰年间，退居南京的王安石反思得失，想起了晏殊当年的劝诫，很佩服晏殊的见识，不无遗憾地对弟弟王安礼说：“今日思之，不知晏公何以知之。”
这么一个少年得志的神童、一个身居高位的宰相、一个知人善任的伯乐、一个风流闲雅的词客，当然拥有一个精彩纷呈的人生。他的人生，是从草根到“北宋大神”的华丽逆袭！
我笔下的晏殊，首先是一个沉稳持重、荐贤举能的政治家，其次才是一个富贵闲雅的词人、一个珍惜家庭乐趣的凡人。
在写作风格上，我力求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试图让一个形象立体的晏殊走进普通读者心里。在史料使用上，我力求严谨，于存疑之说不妄下结论。譬如，很多史料称，晏殊曾推荐孔道辅，但具体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推荐，语焉不详，令人一头雾水。晏殊自宝元元年（1038）十二月自御史中丞迁任三司使，而孔道辅以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知兖州的身份接任。我推测，这很可能系晏殊推荐所致。苏颂在谥议《司空侍中临淄公晏殊谥元献》中有“孔给事尝代为御史”之说，当指此事。可惜，除此之外，别无旁证。又如，晏氏宗庙有联云“门前桃李重欧苏”，这个“苏”到底指苏舜钦还是苏颂，抑或其他人？因没有找到确切的史料佐证，难以考据，暂存悬疑。再如，有资料称，今本《世说新语》系晏殊整理，因晏氏本今世不存，此说只是分析推测的结论，我不敢贸然写入书稿。
尽量避免错误是每一个作者的不懈追求，我也不例外。即使书稿行将付梓，我仍在筛查书稿中可能出现的错误，并及时纠正。譬如，最初写宋真宗五月十五日召试晏殊的细节，我依据的史料是欧阳修《晏公神道碑铭》“时方亲阅天下贡士，会廷中者千余人”和《宋史·晏殊传》“帝召殊与进士千余人并试廷中”，说当时晏殊和成百上千贡士一起在大殿参试。可最近查阅《宋登科记考》，发现此说可疑。景德二年（1005）的进士殿试及诸科殿试于三月初六、初七基本结束。五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又以每天一场的频次，连续五天举行殿试，对象主要是上年抗击契丹入侵的河北战区的贡士、诸科人，“广示甄采，无所遗弃”，榜上题名者两千多人。问题是，其他四场殿试每场至少几百人参加，尤其五月十七日近千人，但晏殊参加的五月十五日神童科殿试，只有他和姜盖。难道欧阳修写错了？欧阳修行文向来慎密，又是晏殊的门生，怎么可能呢？我不得不再次查阅《宋会要辑稿·选举》，终于找到了原因。原来，宋真宗于五月十五日赐晏殊进士出身后，又于五月十七日殿试其他贡士时，召晏殊再次面试诗、赋、论，并“擢为秘书省正字、赐袍笏，令读书于秘阁，就直馆陈彭年习诸科”。也就是说，欧阳修笔下的“会廷中者千余人”指五月十七日，而不是五月十五日。为此，我调整了这一节的表述及注释。
凡此种种，既是写作中的艰辛，也是难得的乐趣。
邹晓春
2019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