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从周作人留下来的日记自14岁开始，可以推知，他所仿效的大哥鲁迅一定也是从少年时期就开始记日记了。可惜现在鲁迅早年的日记丢失了，我们无法证实。如果他也是从十四五岁开始记日记，那么丢失的早年日记应该有15年以上了。现存的日记是从1912年5月5日，也就是他31岁时，跟随教育部北迁北京，到达北京的那一天开始，一直到1936年10月18日他去世前一天为止，跨度总共25年。但其中1922年日记丢失了（仅存好友许寿裳摘录的一小部分），因此仅存24年24册。
鲁迅日记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字体工整、页面规整。鲁迅日记的笔迹工整，是很少见的。别人的日记本，难免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面貌：有时字体不一，有时字迹潦草，涂改也在所难免。周作人的字迹还算工整的，但是也难免有时涂改、潦草，格式也乱。而鲁迅现存整个24年日记，天天一笔不苟。再怎么忙，再怎么身体不好，他都会工工整整写好每一个字。即使是病势沉重，艰于起座，他也会尽量把字写得工整。例如鲁迅逝世前一天的日记，虽然只写了“十八日 星期”五个字，但也是同样工整。虽然估计这是17日夜里写日记时写下的，但这时，距离病情最后爆发只有一两个小时了。同年6月5日后，因病情严重，日记停记了，6月30日下午，病情稍稍好些，他即重新开始记日记。从字迹上看，丝毫看不出有任何病态。此外，在他前几次大病期间，日记都是照样工整，一点也看不出生病。还有，他外出旅行，无论旅途条件怎样困难，舟车转换，风雨交加，甚至炮火连天，他都会把日记写得工工整整。
页面也是十分整洁，几乎从不涂改。很多人的日记，因为是写给自己看，或者简直连自己也不打算再看的，故往往字迹潦草，格式混乱，涂抹删改更司空见惯；或用简化字、随手字、简称替代，难以辨认；或纸张大小不一，页面参差不齐。这些在一般人日记中几乎都难以避免，而鲁迅日记就像是为出版而认真抄写的一样，页面绝对干净，几乎从不修改。现在所能找到的修改痕迹，只有日记后面附录的《书帐》里有极少几处描笔。但也只是略微描了一下，没有出现墨团。此外，极个别写错的字，只是在字旁点两点，表示此字废了。在整部日记中，仅发现一两处。这样，就使整本日记绝对干净整洁。拿鲁迅的日记与别人的日记比较，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干净。对一般人来说，每到深更半夜，头昏脑涨，写个把错字，根本不足为奇，但是在鲁迅笔下却见不到这种现象。
鲁迅是怎么做到的呢？显然，他从小养成做事严谨、一丝不苟的习惯。根据鲁迅在1932年“一·二八”战争中避难期间日记的相关资料，当时战火突起，鲁迅一家匆忙出走，“只携衣被数事”，根本没法带日记本和笔墨。我们知道他是先用另纸写下每天的事，等到回家后，重新再根据临时记录的另纸来补写日记的。据此推测，鲁迅每次外出旅行，应该也是采用此法的，在旅途中写字都有困难，自然无法写得像平时那样端正，回到家里，当然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见到的鲁迅日记字迹从来都是端端正正的。
二是言简意赅、简洁含蓄。鲁迅的日记记载了天气、星期、日常起居、社会活动、文娱活动、购书、购物、交往、银钱来往、看病等等，面很广，但每条字数不多，通常仅二三十字，多则100多字。最短的，除了日期、天气之外就只有“无事”二字。看似简略，实则内容丰富。比较重大的活动，例如参加女师大、“左联”、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活动，记录比较多，但是极为简略，只说去了哪里。而参加中国济难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以及会见李立三等这些政治色彩更浓的政治活动，则是采用隐语、借代、暗指的方式来记录，即使有人看到了，也不能对号入座证明就是某项政治活动，几乎可说春秋笔法。这说明，鲁迅已经意识到：他的日记有朝一日有可能被人看到。这有两种可能，一是由于他名声日隆，日后被仰慕者看到；二是因政治环境的恶劣，被怀有恶意的人看到。应该说在鲁迅的主观上以后者居多。
三是有详有略，立此存照。鲁迅写日记，似乎详略很不均匀。有时候只有寥寥几个字，有时候却相对详细，特别是银钱来往方面。银钱来往包括薪金收入、稿费、版税所得、借款、捐款、支付、汇划学费等。早年对薪金收入记载详细，到1920年前后各单位欠薪日渐严重，每次只发百分之几十、十几甚至百分之几，还有中交票等等的复杂情况，如不详细记录，根本闹不清发了多少，这些，似乎是以防备查的。稿费、版税是鲁迅晚年最大的经济来源，品种多元，来源多样，所以也非常有必要详细记录。借款方面，因要记着归还，更要清晰记载，以免忘记和差错。支付则包括看病支付医疗费用、房屋顶费、出版费、制版费等；但是房屋除了顶费，还要付月租费，他却不大记录。他邀请人吃饭、看电影等，却不记录用了多少钱。看病是记录比较全的，基本上每次都会记载，但较少提到医生用什么药，自己买的药则比较多一些。只有最后一年夏天，他多次记载医生用了一些外国药，写上了外语药名，但很难查明这些药的药理性能等详细情况。
记载最详细的是《书帐》。购书每笔必记，连价格都清清楚楚。鲁迅的习惯是每年日记后附一份当年所购书籍的清单。这份清单上有书名、册数、价格（或某人赠送）、购买（或赠送）日期。同一天有多种书的，只在第一种后写日期。在每个月最后一种书的最下端，是当月买书总价。在每年《书帐》末尾，都有一个统计，主要是两项数据：一是全年买书用款总数，二是每月平均数。但《书帐》中记下的，除了书，还有外文刊物和碑拓。早年是把碑拓都记入，晚年是把外文刊物、国外木刻记入。而中文报刊是不记入的。
此外看电影也记载较为详细，总是连片名都记下。购物则似乎有选择。主要是大宗生活用品，例如煤、茶叶、大米等，那都是写明价格的，但是却从没有买肉、油、菜的记载，看来这些不属于鲁迅管。许广平的购物活动，鲁迅都不记。
鲁迅日记的详略，有阶段性倾向。一段时间内，所记的内容有所侧重。早年刚到北京时对风景、社会百态都有较多记载，文字总体上较感性，顾忌较少；后期记载社会活动较少，更注重具体事务记载，更加客观。对事基本不发议论，显示有所顾忌。对人则极少数仍偶有议论，但也仅有对史济行、林庚白等一二例。1933年2月7日，鲁迅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以纪念柔石等“左联”烈士，当晚他在日记里也仅写“柔石于前年是夜遇害，作文以为记念”，只是客观记载而几乎不带感情色彩。还有些习以为常的活动也不记，例如早年到教育部上班、晚年去内山书店，都是开始时每次都记，后来因为基本上每天都在发生，就不入日记了。
鲁迅日记字数总体呈现两谷两峰走势。早年日记文字总量较多，1914年以后逐年减少，到1920年达到低谷，仅等于1913年的一半字数，以后又逐年增加。1928年到1931年为第二低谷。而晚年来往买书、写信、社会活动增多，这样就使日记文字总量增多。分析其成因，基本与生活节奏有关。1920年的情形是陷入经济窘境，家人多病，疲于奔命，心情较压抑，故多记“无事”，而使字数偏少。1928年则是刚到上海，忙于应付各方邀请演讲，调整生活节奏，而文学界论争爆发，心情不佳。
此外还有两个例外。一是1927年末附录了一份《西牖书钞》，抄录的是《随隐漫录》等四种古籍中五则幽默故事，总共不到1000字，似乎是偶然夹进去的。二是1935年末附录的《居帐》，就是友人住所地址录。共记录北平、南京、杭州、上海、苏州及日本东京、岛根等地48个单位和个人的地址。
这个《居帐》即通讯录，很值得注意。一旦曝光，所记人物就可能遭受危险。而这些人不少都是鲁迅密切的联络人，夹在日记里，说明鲁迅认为把通讯录放在日记本里还是比较安全的。从《居帐》的排列次序看，显然鲁迅是对以往的通讯录进行了一次整理抄录而不是逐渐积累的。与鲁迅通信的远不止这些人，很多偶然来信，他也回复了，但是却没有记录地址，可能是另有临时地址记录本，或者只是根据来信回复，根本没考虑留下地址。
鲁迅的日记看似简略，其实里面大有文章，奥妙多的是。从鲁迅的喜怒哀乐、情绪宣泄、饮食起居、生活方式、写作编辑、政治社会活动，到鲁迅对各种人的称呼讲究，特殊用语、隐语，“无事”中的大事等等，可以说是一部鲁迅学百科全书。对于鲁迅生平史料研究、鲁迅手稿研究，或是民国社会文化经济的研究来说，鲁迅日记都是很有价值的史料和文化研究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