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潮大声起木铎
——再谈林纾的译述与渐进思想

一、变法·时新小说·翻译

1895年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签署。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率众多在京会考的举人联名上书都察院，除了要求变法、练兵，还提出拒和、迁都的主张，以示宁为玉碎的决心。尽管“公车上书”的细节漫漶不清，当事人尤其是康有为自己的回忆很不可靠，但它确实拉开了晚清变法与新政的序幕。林纾是否参与此事，尚无确证，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他对这类士气嚣张的群体事件深为戒惧。1897年11月，山东巨野教案引发胶州湾事件。翌年（戊戌）3月，中德订立《胶州湾租借条约》，入京应试的举人又纷纷上书，林纾与诤友高凤岐、清宗室寿伯茀也相约同赴都察院，欲进筹饷、练兵、外交、内治四策，受到拦阻。他在南归前驰书一位闽籍京官，告以上书的过程以及撤下的原因：“司官不揆情理，动以宪谕见胁。某等初意亦欲执礼抗辩，第念今日士心嚣动，署状动挟数百人而来，至有要遮总宪马前，峻词相稽，而总宪转下礼优容。此等举动，某等深以为不可。盖尊宪署即以尊朝廷，稍涉激厉，便非敬上之道，故敬谨将呈领回，而又不能已于言者。”他还忠告，进言之路决不能阻塞，不然上言者“将去礼而自恣”，那将是更大的不幸。⁽¹⁾从这封信里，读者明显感到，林纾力主改革，心中仍存“敬上之道”，方式上也比较克制、温和。康有为呼吁变法，自为帝师、教主，激厉张扬，动辄“挟数百人而来”，近乎聚众胁迫。林纾在此所指，应是康有为在戊戌年春发起的保国会（亦称强国会）集会以及随后几次声势逼人的活动。保国会设总会、分会，已具政党规模。士人干政，引起几位御史的警觉。统筹改革的中枢已经偏于虚弱，如果进退失据，无法维持社会与政体的稳定，旨在救国的变法终将误国。

戊戌年（1898）会考期间，林纾还在同乡李宣龚（字拔可）的北京寓所见到后来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福州同乡林旭。春夏之交，三人一同乘船南归，林旭将林纾、李宣龚送到吴淞江上道别，还交林纾《榕苍杂记》一册，请作文记述他祖父林福祚（字明府）任东流县知县时平反冤狱一事。林旭是林纾的晚辈，岳丈沈瑜庆是林纾好友，叔父与林纾同出潘澹如先生之门。1895年春，林旭拜康有为为师。戊戌年保国会成立，林旭“为会中倡始董事，提倡最力”。⁽²⁾当年9月5日，光绪超擢林旭和谭嗣同、杨锐、刘光第四人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二十三天以后，林旭喋血菜市口，不久尸体移葬故里。林纾在《林明府政略》一文记述，他听闻凶耗，“太息感伤，未有以吊也”。文章写毕，一份文稿“令焚之晚翠墓”，以明作者不食言之意。⁽³⁾此处的“令”字，读来有很多回味。林纾自传体小说《剑腥录》（1913）第十四、十五两章中的林晚翠就是林旭。在康梁版本的戊戌变法史里，光绪颁给康有为的第二道密诏（即所谓“衣带诏”）由林旭从宫中带出，⁽⁴⁾林纾应该有所听闻。

林纾的翻译与著述始于丁酉、戊戌年间。中国究竟应该如何自强变法，这是他笔墨生涯里没有明言但时时浮现的主题。林纾同情而且主张维新，但是他对康有为一味勇进的行事方式，心存疑惑，对宗派小集团（“党人”）排斥异己，更不以为然。

《马关条约》还催生了小说界的一场革命。1895年5月，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申报》和《万国公报》上“求著时新小说”，希望借新小说抨击时文、鸦片、缠足三大时弊。他悬赏丰厚润格，并答应择优秀者印行。应征参赛的稿件多达162种。⁽⁵⁾一两年后，中国士人中的先觉者也开始意识到“说部”的奇妙社会功能，如严复和夏曾佑写道：“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⁶⁾梁启超则将社会风气的鱼烂归罪于通俗小说，要振厉末俗，改造社会，必以白话（“俚语”、“俗语”）小说开始。⁽⁷⁾他意识到本土资源还不敷使用，因而提倡译印域外政治小说。

傅兰雅出题征文，侨居新加坡的富商、闽籍举人邱炜萲（号菽园居士）大表佩服。那年春天，邱炜萲赴京会试，谅必也为上书的热闹场面所激荡。戊戌变法期间，邱炜萲在自己主编的《天南新报》上撰文抉摘鸦片、缠足和时文三害，⁽⁸⁾与三年前的征文遥相呼应。大约就在此时，他读了林纾仿白居易白话讽喻诗创作的《闽中新乐府》，书“掷地有声终破鬼，问天无路已惊人”十四字于后，“聊志同慨”，⁽⁹⁾并出资翻刻，作千字长序，称这些作品“指陈利弊，匡谬正俗，明耻有功，尤与悟性之书为近”，望其为“星洲训蒙家善本”。⁽¹⁰⁾庚子年（1900）春，他将发表于《天南新报》的文章撮集成篇，以《三害质言》为题刊布。他在卷首写道，当初见到征文广告，急欲阅读应征的时新小说，一年多以后，仍不见新书行世。⁽¹¹⁾《三害质言》书后附刻林纾《闽中新乐府》中与三大时弊对应的《生骷髅·伤鸦片之流毒也》、《小脚妇·伤缠足之害也》（共三首）和《破蓝衫·叹腐也》五首白话乐府诗，“以大其传，并广吾论”。⁽¹²⁾此前，邱炜萲已在《五百石洞天挥麈》写到林纾，称他在福建家乡为“坛坫之雄，一时称极”，两人已“翰墨神交”，并抄录《闽中新乐府》中“尤切乡俗”者六首，希望乡人从此“言人事，舍天象”。⁽¹³⁾它们分别是《郁罗台·讥人子以斋醮事亡亲也》、《杀人不见血·刺庸医也》、《检历日·恶日者之害事也》、《棠梨花·刺人子惑风水之说不葬其亲也》、《非命·刺士大夫听术家之言也》和《跳神·病匹夫匹妇之惑于神怪也》。

二十年之后（1918年1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五卷五号发表《克林德碑》一文，将义和拳归罪于中国文化，罪魁祸首就是比儒家思想入人更深的道教，即缘起于阴阳家、方士的种种民间信仰，比如降神扶乩、设坛授法、招魂捉鬼、算命卜卦、阴阳五行和风水凶吉等等。⁽¹⁴⁾林纾这六首诗所抨击的恰恰就是普通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怪力乱神。

《闽中新乐府》是林纾第一部文学作品，于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年底由马江船政局工程处长、高凤岐表兄魏瀚出资印行，其创作很可能与傅兰雅的征文有某种联系。戊戌年（1898）初春，林纾丧偶，入夏不久，又是通过魏瀚的中介，任职于马江船政局、甫从法国留学归来的王寿昌邀他合作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己亥年（1899）正月，林纾移家杭州，执教东城讲舍，大约就在此时，译作在福州刻竣，⁽¹⁵⁾从此这部小说有多种版本行世。清末译风大盛，第一部真正流行而且感动文人学士的外国文学作品，非《巴黎茶花女遗事》莫属。

邱炜萲也把小说视为开启民智的工具，他甚至打算写一部以戊戌维新的失败为题材的小说。康有为得知消息，写诗催他早早动笔，并希望小说将如观世音说法，唤醒公众，震动世界：“以君妙笔为写生，海潮大声起木铎。”诗中还有“或托乐府或稗官”之句，说明邱刻《闽中新乐府》或邱著中所引林纾乐府诗，康有为或曾寓目。⁽¹⁶⁾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大概在庚子年（1900）上半年，当时康有为正在新加坡为“勤王”募集资金。戊戌变法后期，康党图谋发动军事政变，案发后，康有为在英国军舰保护下出逃，到了海外，处处挟“衣带诏”自重。邱炜萲不知康有为作伪，将他奉为上宾。那年8月，唐才常在武汉举事，得到康有为以及英日等国暗助，邱炜萲则是重要的资助人。张之洞镇压自立军后，间接对邱炜萲施加压力，使后者辞去《天南新报》总理的职位，而且公开表示与“结党营私”的康有为决裂。⁽¹⁷⁾那部酝酿中的小说自然也就流产了。

也就是在那段时期，邱炜萲读了《巴黎茶花女遗事》，他的这些文字也成了经典：“以华文之典料，写欧人之性情，曲曲以赴，煞费匠心，好语穿珠，……小仲马之文心，冷红生之笔意，一时都活，为之欲叹观之止。”评语也可以这样理解：欧人性情本与华人相通，不同文化之间，并无本质上的隔阂。然而邱炜萲又略表歉意，他说林纾本欲译“政治思想之小说”以“开中国之民智”，草创未定，“而《茶花女遗事》反于无意中得先成书，非先生志也”。⁽¹⁸⁾邱炜萲相信多译“政治思想之小说”可以开民智，通风气。他从英国政治小说版权高昂，看到英国民智之盛，还举出日本人翻译“皮根氏（旧任内阁）”《燕代鸣翁》的例子。《燕代鸣翁》应指本杰明·迪斯累利（1804—1881）最后一部小说《恩迪米昂》（Endymion，1880）。迪斯累利是19世纪有名的英国政治家之一，长期领导保守党，两度出任首相，1876年维多利亚女王加封他为比肯斯菲尔德伯爵（“皮根氏”取前两个音节）。《恩迪米昂》篇幅大，带有自传性质，涉及英国1819年至1859年之间错综的政治文化。这部小说即使在华译出，也只能使读者望而却步。要打破中外畛域，还是需要茶花女这样相对简单的感人故事。再者，亚猛与马克的爱情悲剧实际上动摇了婚姻必须取决于门第、财产等观念，同样有“开民智”的功用。

晚清的小说创作，已有众声喧哗的多元格局，但是新文学的产生，毕竟有赖于大规模引进的域外小说所形成的化学反应。文学界的木铎之声，实际上发自域外小说的翻译。在这一领域，林纾的贡献无人可及，用“海潮大声起木铎”来形容他的文学事业，不但合适，而且颇有反讽意味（主角康有为／观世音被置换），余音袅袅。这句诗带出了邱炜萲与康有为交往的一段历史，将变法、时新小说和翻译等话题紧紧连接，其来历使研究者时刻不忘林纾译述的特殊政治文化语境。

林纾不仅是翻译家，还是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小说创作取材于时事，打破传统章回小说格式，开风气之先。严家炎、陈平原、杨联芬等学者已经指出林纾小说有范式转换的作用。这方面的内容，本文不拟涉及。林纾为自己所译的六十余种小说作序跋（有的序跋兼而有之），共计七十余篇，长则三千余言，短则二三行，另有大量评点和识语，有的堪称完整的文章。这笔批评遗产丰富多姿，其原创性远在鲁迅的《摩罗诗力说》⁽¹⁹⁾之上，又因其细腻的具体性与王国维批评理论上比较抽象的建树互相映照。长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往往以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两篇文章为起始点，好像它们是双峰突起的分水岭，于是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也确定在1917年，而近代文学批评则以林纾、王国维等人为收束。⁽²⁰⁾这种分期方式留下了抽刀断水的遗憾。林纾的序跋与林译小说、林纾诗文构成一个生动有机的整体，它是中国文学转型期连接新旧的关键一环。林纾善于以比较的眼光来审视本国文化，尤其是习焉不察的价值取向，往往有惊人之论；他用古文义法来理解域外小说的叙述手段，屡屡发现中西文心相近，不类而类。当全面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新文化运动来势正猛的时候，早就从事白话文学创作的林纾反对废除古文，“强起捋须撩虎豹”，⁽²¹⁾结果因“礼教气与反动态度”⁽²²⁾被打入敌对的营垒。进入20世纪80年代，林纾的地位有所恢复，林薇、张俊才等学者誉他为新文学的“不祧之祖”，他们还在林纾研究的资料收集整理方面，为后来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张俊才多年来辨析林纾与“五四”新文化派争论的缘由，使学界对林纾的所谓“顽固”心存敬意。⁽²³⁾

庚子年（1900）冬至，林纾在杭州为新创办的《译林》杂志（1901年第1期）作序。这年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相继进京，拳民交讧之际，林纾友人浙江衢州府西安县知县吴德潚及其家人被难；夏天北京沦陷，他的好友寿伯茀、仲茀自杀殉国。林纾在文中形象地点明了义和团必败的道理：“今欲与人斗游，将驯习水性而后试之耶？抑摄衣入水，谓波浪之险，可以不学而试之，冀有万一之胜耶？……亚之不足抗欧，正以欧人日励于学，亚则昏昏沉沉，转以欧之所学为淫奇而不之许，又漫与之角，自以为可胜。此所谓不习水而斗游者尔。”⁽²⁴⁾不习水性，却要与善泳者“斗游”，结果可想而知。林纾把译书、兴学作为“习水”的一个主要环节。熟知外面的世界，并以比较的眼光来认识自我，转移风俗，改造社会，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容不得投机取巧。这一信念在以后数十年中也一再出现在胡适等人的著述之中。林纾与几位朋友编辑《译林》，目的是启蒙并与邪说为敌：“昔巴黎有汪勒谛⁽²⁵⁾者，于天主教汹涌之日，立说辟之，其书凡数十卷，多以小说启发民智。”以伏尔泰自励，不论是否得当，毕竟是开明思想的标记。当时清廷迁往西安，林纾不免担忧国家的未来：“今日神京不守，二圣西行，此吾曹衔羞蒙耻，呼天抢地之日，即尽译西人之书，岂足为补？虽然，大涧垂枯，而泉眼未涸，吾不敢不导之；燎原垂灭，而星火犹爝，吾不能不燃之。”面对即将译竣的作品，他将掬一溜清溪，“洗我老眼，尽昼夜读之为快耳”。⁽²⁶⁾那一年，流窜海外的康有为和革命派都乘外人入侵之机对自己的祖国发难。林纾立足本土，有拳拳君国之心，虽然对“那拉氏”不满（或许受到康党戊戌话语的影响），仍能顾全大局。他对武汉和惠州那些被人利用的武装行动，极度厌恶。

林纾本来打算译介拿破仑、俾斯麦等英雄人物的传记，请人合作，“均谢非史才”，却译出了茶花女的故事。年近半百的林纾没有想到，他从1899年开始至1923年，竟然翻译了来自11个国家的一百余位作家的作品共187种（其中24种未刊），另外还在1912年至1913年间为北京的《平报》译外刊评论59篇。⁽²⁷⁾他的译作打开一个观察外部世界政俗民情的窗口，也为国人竖起一面自我认知的镜子，其沟通中外的巨大作用，是后来者难以企及的。林纾自负于他的古文，多少沾有一点传统文人逞能争胜的毛病，但是据此暗示他不甚看重自己的翻译事业（如陈衍），则忽视了他的救时之心，是对他极大的不公。

然而这位翻译家却不懂外文。他在为狄更斯的《孝女耐儿传》所作《序》（1907）中写道：“予不审西文，其勉强厕身于译界者，恃二三君子为余口述其词，余耳受而手追之，声已笔止，日区四小时，得文字六千言。”⁽²⁸⁾他的弟子陈希彭如此形容他“手追”的速度：“运笔如风落霓转，而造次咸有裁制所杂者，不加窜点，脱手成篇。”⁽²⁹⁾林纾落笔虽快，却是全身心投入，或喜或悲，颜色无定，“吾身直一傀儡，而著书者为我牵丝矣”。（《林琴南书话》，第120页）这种奇特的译法自然会有很多不合标准之处，他当然抱有愧疚。⁽³⁰⁾为了照顾合作者的声誉，林纾还主动承担责任。⁽³¹⁾对林译的所谓错译和删改，邱炜萲曾为之辩护：“（林先生）讲时务经济之学，尽购中国所有东西洋译本读之，提要钩元，而会其通，为省中各后起英隽所矜式。……若林先生固于西文未尝从事，惟玩索译本，默印心中，暇复暱近省中船政学堂学生及西儒之谙华语者，与之质西书疑义，而其所得，以视泛涉西文辈，高出万万。”⁽³²⁾胡适在1922年回顾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演变历程时，非但大大肯定了林译在古文应用方面的巨大成绩，而且称赞他对原著的理解，并说“粗能读原文”的诘难者不具备批评他的资格。⁽³³⁾这一说实际上勾销了钱玄同和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对林纾的攻讦。

硬伤当然可以举出很多，但是吹毛求疵的检查没有必要。现在的翻译理论家认为，异域文本要得到理解，必须通过本土既有的形式，甚至被打上本土特定群体所习惯的语言和文化价值的印记，不然交流的目的无法达到。因此，翻译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归化过程。⁽³⁴⁾或者用钱锺书的话来说，翻译也是一种创造性的改写，是带有“讹”的“媒”。钱锺书称林纾的“篡改”往往有过人之处，他的“大胆放手”的发挥甚至还使很多译者羡慕不已，而他的古文弹性十足，灵活通变，一般都比原著生动简洁。钱锺书年幼时喜爱外国文学，就是林纾的“媒”做得好。⁽³⁵⁾在当时的语境下，诚如郑振铎所言，林纾称得上“忠实的译者”。⁽³⁶⁾

西方翻译史上一个现成的例子可资参考。荷马的英语译本很多，英国18世纪上半叶的诗人亚历山大·蒲伯（1688—1744）用英雄双韵体（heroic couplet）翻译荷马的《伊利亚特》（1715年至1720年）和《奥德赛》（与人合作，1726年），译本在读书界大受欢迎，却受到希腊文专家的诟病。1791年，诗人威廉·柯珀（1731—1800）的荷马译本问世，译者试用无韵体翻译，力言自己的译文信守原文，有意取代蒲伯较为自由的译本。拜伦是蒲伯译文的热心读者，他比较了两位前辈诗人翻译荷马的文字后，写了一段排炮似的文字：“不管蒲伯的译文的大错、显然的错、五花八门的错、被指责的错、被公认的错、不能辩驳的错有多少，不管柯珀有多大学问、费多少工夫、费多少时间和苦心，和他的无韵诗怎么样，谁又读过柯珀的译文？……当我第一次读蒲伯的荷马史诗时所感到的狂喜是以后读任何书所不能感到的。”⁽³⁷⁾类似的狂喜，在清末民初，甚至一直到20年代，是周氏兄弟、郭沫若和钱锺书等人共同经历过的，它所激发出来的读书与创作的热情绝难估量。这方面记载很多，不再重复，忍不住还是要举一例。郭沫若称林纾在文学上的功劳可与梁启超在文化批评上的贡献相比。他在《我的童年》中回忆，他读《迦茵小传》就爱恋上了女主人公，而《撒喀逊劫后英雄略》更给了他决定性影响，“幼时印入脑中的铭感，就好像车辙的古道一样，很不容易磨灭”。⁽³⁸⁾林纾的翻译激发了读者（包括《新青年》译者群体）对外文和外国文学的兴趣，催生了本土的新文学，这是毫无疑问的。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诗人、批评家马修·安诺德在他的著名长文《论荷马史诗的译本》（1860）里也比较过蒲伯和柯珀的两种译文。他承认，蒲伯的双韵体译文太齐整，有雕琢之病，但是他下面这段话是值得主张“直译”者一听的。安诺德认为，译者自以为忠实于原文，便真的能把原文内容译出，实在是一种谬见。他指出：“自然的某一种美，是存在于整体而非分散于各部的。所以诗歌的优美总是蕴藏在风格与声调里，而非分散于单词上。谁都晓得柯珀的荷马译本已尽到直译的能事了；谁都晓得蒲伯的译本是放肆大胆的。……然而蒲伯译的《伊利亚特》，大体上说，还比柯珀译的更接近荷马。”为什么呢？因为荷马的原文，不论是在何种情节之中，读来都是简明轻快的，蒲伯的译文大致有此神韵，而柯珀的译文读来就比较滞重，词义虽在，风格尽失。⁽³⁹⁾在随意删削改易的意译流行之时倡说直译，未尝不是大进步，不过将外文的文法和句式结构等形式生硬译出，顺畅的读来不顺，那就谈不上忠于原文的语气口吻了。

钱锺书曾用袁枚论诗的“老手颓唐”四字形容林纾民国二年（1913）后的译作。⁽⁴⁰⁾对此林纾自己早已预料，他在《冰雪因缘·序》（1909）中承认：“恨余驽朽，文字颓唐，不尽先生所长，若海内锦绣才子，能匡我不逮，大加笔削，则尤祷祀求之。”（《林琴南书话》，第100页）民国二年，他又在《深谷美人·叙》表示歉意：“至于笔墨颓唐，尝念余老，嗤之鄙之，一听诸人。”（《林琴南书话》，第113页）这些谦辞确实道出了他的雅量。其实林纾在民国二年后的书信与各类创作，仍然精神抖擞，给人以“老来书渐稳”之感。即便译品略微下降，那也是他工作负担过重所致。

二、不分夷夏，新旧接续

1924年10月9日，林纾在京病逝。一个月后，郑振铎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林琴南先生》一文，对他作了较为全面的评价。他先说林纾守旧的不是，然后从三方面总结他对中国文坛的贡献。首先，林译小说填平了中西文化之间的深沟，读者近距离观察西方社会，“了然的明白了他们的家庭的情形，他们的社会的内部的情形，以及他们的国民性。且明白了‘中’与‘西’原不是两个绝然相异的名词”。总之，“他们”与“我们”同样是人。其次，中国读书人以为中国传统文学至高无上，林译小说风行后，方知欧美不仅有物质文明上的成就，欧美作家也可与太史公比肩。⁽⁴¹⁾再者，小说的翻译创作深受林纾译作影响，文人心目中小说的地位由此改观，自林纾以后，才有以小说家自命的文人。⁽⁴²⁾

郑振铎所归纳的林纾的贡献，尤其是第一个贡献，还值得进一步评说。在1924年的中国，知识界还是有不少人喜欢用本质主义的语言来界说中西文化和价值观上的截然对立，就此而言，全面否定或肯定中国文化的人士（比如陈独秀和梁漱溟）是一样的。林纾则不然，他一直相信，中外各国，各有传统，但是中国很多价值具有普适性，超越文化与宗教的疆界，“与万国共也”。他早在《闽中新乐府》中就发表了当时几乎是有点大逆不道的言论：“奉告理学人，不必区夷夏”；“铸铁为墙界中外”实无必要。⁽⁴³⁾他在多篇序跋里怀疑，中国在道德伦理上优于欧西的说法究竟是否成立。他拒绝将欧美文化视为“他者”并用所谓“东方主义”的对立面（或曰孪生兄弟）“西方主义”来强化国人对“非我属类”的成见。这样的觉悟，即便在洋务派之中，也非常少见。清末多数士人抱残守缺，严拒外国，自以为中华道德高尚，林纾在《英孝子火山报仇录·序》（1905）批评了井蛙的妄自尊大：“封一隅之见，沾沾以概五洲万国，则盲论者之言也。”这些“盲论者”认定欧洲为“不父之国”，林纾讽刺他们为“宋儒”：“宋儒严中外畛域，几秘惜伦理为儒者之私产。……五伦者，吾中国独秉之懿好，不与万国共也。则学西学者，宜皆屏诸名教外矣。”（《林琴南书话》，第26页）译介域外小说，恰恰是要打破人为制造的“中外畛域”，让国人看到，欧美人士也珍视人伦亲情，不能“右中而左外”。英国小说《鹰梯小豪杰》是十年之后亦即1915年出版的，林纾在《序》中交代，他翻译时经常为书中“蔼然孝弟之言”所打动。小说作者夏洛特·玛丽·杨支（1823—1901）属于英国国教会中的保守派，好宣扬克己为人、自我牺牲的美德，她的作品现在读者很少，但是在维多利亚时期，甚至受到丁尼生等最出色的作家的推崇。林纾称誉小说里的屈雷斯替娜和她儿子“操行过于中朝之士夫”，可见外国人在忠孝友悌上丝毫不逊于中国人。然后他为自己的翻译事业作一小结：“计自辛丑入都，至今十五年，所译稿已逾百种。然非正大光明之行，及彰善瘅恶之言，余未尝著笔也。”（《林琴南书话》，第120—121页）同样的观点也见于他1919年春致蔡元培的信中：“外国不知孔孟，然崇仁、仗义、矢信、尚智、守礼，五常之道，未尝悖也，而又济之以勇。”⁽⁴⁴⁾

林纾并非一意美化外国，“黜华伸欧”。他强调，寡廉鲜耻、背义忘亲的人不会择地而居。林纾在福州做塾师时曾请当地巨豪出资办学，被拒。在外国小说里他同样发现“钱虏”（《橡湖仙影·序》、《滑稽外史·短评》），中外相似可比之处远远多于人们想象。他在《鱼雁抉微》（即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的《序》里写道：“余于社会间为力，去孟氏不啻天渊。孟氏之言且不能拯法，余何人，乃敢有救世之思耶！其译此书，亦使人知欧人之性质，不能异于中华，亦在上者能讲富强，所以较胜于吾国；实则阴霾蔽天，其中藏垢含污者，固不少也。”（《林琴南书话》，第118页）他尊重女权，主张婚姻自由，虽然以“律之以礼”、“济之以学”为条件，在当时的语境下是非常开明的。且看他在《红礁画桨录·序》（1906）比较中西女性：“西人婚姻之自由，行之亦几三百年，其中贞者固多，不衷于礼者亦屡见。谓其人贞于中国，不可也；抑越礼失节逾于中国，又不可也。惟无学而遽撤其防，无论中西，均将越礼而失节。”（《林琴南书话》，第58—59页）“无论中西”还是他的基本出发点。

域外小说可以有他山之助，为此林纾强调“不分夷夏”。他指出外国人爱国，目的是让读者认识到爱国这一价值的普适性，从而既爱自己的国家，又理解别国人的爱国。⁽⁴⁵⁾他一再提倡尚武冒险的精神，同时又要让国人看到西方探险小说中的英雄总是以劫掠外国为能事。因此，“不分夷夏”鼓励睁眼看世界的勇气，绝不是要抹去中国读者独特的历史记忆，泯灭他们的主体意识和集体认同。他在《雾中人》（商务印书馆，1906年）的《序》中对主人公的赞叹背后另有一层用意。黎恩那为得赤玉，“九死一生，一无所悔”。他由此联想到历史人物哥伦布劫美洲，“其赃获盖至巨也”。然后他从历史回到小说：“若鲁滨孙者，特鼠窃之尤，身犯霜露而出，陷落于无可行窃之地，而亦得赀以归。”这种人的特点不可不知：“吾支那之被其劫掠，未必非哥伦布、鲁滨孙之流之有以导之也。……今之厄我吮我挟我辱我者，非犹五百年前（英国）之劫西班牙耶？”林纾并非鼓励国人劫掠。他说：“彼盗之以劫自鸣，吾不能效也。”重要的是必须“求备盗之方”，盗的性质不同，对付的手段相应不同。“备胠箧之盗，则以刃，以枪；备灭种之盗，则以学。学盗之所学，不为盗而但备盗，而盗力穷矣。”（《林琴南书话》，第45—46页）防范的本事学好了，为盗者就无从着手。这些文字充分体现了他的全球视角。正因意识到殖民主义的威胁，林纾担心共和掩盖内讧的实质，未必就是有效防盗的良方。可叹的是中国读者的识别力低下，容易上当。林纾在1913年2月2日《平报》的“社说”栏发表《译叹》一文，深痛国内读者愚昧可欺：“外人蔑我铄我蹂我践我吞并我，……至托言爱我而怜我，谋遂志得。言之无检，似我全国之人均可儿侮而兽玩之。”⁽⁴⁶⁾

借域外小说做比较文化的文章，这是林纾的擅长，而在比较的过程中，他又再三留意于本国文化中的盲点与欠缺，这是林译序跋的主要功能之一。这方面的论述很多，再举几个容易为人忽略的例子。

说到林纾对于宗教的态度，往往想到他和合作者魏易如何压缩《黑奴吁天录》里的基督教的内容，而且有的删节无损于小说的完整。⁽⁴⁷⁾其实林纾对宗教的认识更加复杂。福州是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他长期生活在福州，对基督教并无恶感。当地的教会学校（英华书院，成立于1881年）中英文并重，他甚为欣赏。甲午战争后傅兰雅等传教士投身于种种改革时弊的事业，赢得开明士人由衷的尊敬与好感。林纾译出《鲁滨孙漂流记》后，从鲁滨孙充实的生活中悟出“制寂与御穷之道”。他在《序》（1905）中探讨为什么宗教信仰会有安妥人心、激发潜能的神力。鲁滨孙独处孤岛，如同未判决的重犯，终日惶惶，知道死期，反而是一种解脱：

顾死囚知决日之必至，则转坦易，而泽其容。正以无冀无助，内宁其心，安死而心转得此须斯之宅，气机发充，故容泽耳。鲁滨孙之困于死岸，初亦劳扰不可终日，既知助穷援绝，极其劳扰，亦无成功，乃敛其畏死之心，附丽于宗教。心既宅矣，遂大出其力，以自治其生。须知生人之心，有所寄，则浸忘其忧。鲁滨孙日寓心于锹锄斧斤之间，夜复寓心于宗教，节节磨治，久且便帖，故发言多平恕。⁽⁴⁸⁾……至书中多宗教家言，似译者亦稍稍输心于彼教，然实非是。……彼书有宗教言，吾既译之，又胡能讳避而铲锄之？故一一如其所言。（《林琴南书话》，第114—115页）

有所寄托，就积极投入生活，不再长日悸动，悲号痛哭。林纾不是基督徒，如此认识宗教的作用，在一般同辈读书人之上，但是确实有点犯忌，故而需要解释自己并非“稍稍输心于彼教”。一年多以后，林纾又以戏谑恣肆的笔法嘲笑那些凄然无所投附、不能“自治其生”的诗人、名士。笔者以为，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庸庸碌碌的一面，林纾极为敏感，屡屡想通过鲁滨孙海上漂流之类的探险故事给社会带来一股冲击的力量。他对那种受制于家庭生活（“父母在，不远游”）的“中庸”是藐视的：“洞洞属属，自恤其命，无所可否，日对妻子娱乐，处人未尝有过，是云中庸，特中人之中，庸人之庸耳。”鲁滨孙违抗父命，反而“成此奇诡之事业”。（《林琴南书话》，第114页）这篇《序》使笔者想到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演讲《赞奋斗不息》（1899）。老罗斯福警告国人，不要像中国人那样“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国外的事情毫无兴趣，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⁴⁹⁾林纾诘难“中庸”，他的本意与罗斯福演讲的基本精神相合，但是又没有20世纪初期流行于激进党人的铁军国主义那种撕裂社会的破坏性。

英国小说《双孝子噀血酬恩记》以19世纪末无政府党人反社会的暴力活动为背景，中译本出版时（1907），李石曾、刘师培等人正在巴黎和东京鼓吹无政府主义。此前四年，张继故意混淆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与法国革命时期的一些恐怖言论，使之服务于一套带本土造反特色，将正常健康的政治讨论、思想交锋导向末路的血腥话语。⁽⁵⁰⁾他在自己编译的《无政府主义》（上海1903年末出版）一书的《序》中发愿，要杀尽满洲人、君主、政府官吏、财产家资本家、结婚者、孔孟教之徒。⁽⁵¹⁾张继和他的同道（包括一位翰林）在中国掀起一股连绵起伏的暗杀之风，但是刘师培更善于从本国的历史与文化中发掘无政府主义的内容。比如中国人缺少国家观念，治理松散，儒家主性善，又在经济上实行放任的政策，凡此种种都是转入无政府的有利条件。⁽⁵²⁾林纾自从甲午战争后急切要求变法，尤重改革的中枢即政府的作用；不论是在晚清还是民国，他眼中所见都是一盘散沙，因此希望通过国家与“公”的观念来统合社会。他反对地方专权、军阀割据，而且将那些旨在削弱中国政治统一性的言行理解为列强瓜分之助。在这一社会脉络中，《双孝子噀血酬恩记》就多了一层意义。他在《评语》（1907）中说，无政府党人从事暗杀，意在扶弱抑强，但不计手段，终归不合正道，而这部作品，“用无数正言，以醒豁党人之迷惑”。（《林琴南书话》，第81页）林纾年轻时好以侠客自比，《荆生》里那位“伟丈夫”是他夫子自道。他用《史记·刺客列传》里的聂政比较这本英国小说里的主人公，指出他们都是出于孝道而酬恩，“不类而类”。但是两者之间又有着区别。严仲子与韩相侠累（名傀）结仇，不知为公为私：“仲子之仇傀，不必出于直道，聂政之仇傀，亦未必本诸义愤。”他赞扬英国两孝子，意在质问严仲子、聂政的动机：“两孝子仇虚无党人，平乱也。其死正，其义正，即其孝亦正。吾读聂政传，吾益服此两孝子矣。”（《林琴南书话》，第80—81页）易言之，聂政虽孝，林纾却看出他的报恩之举未必正当公道，并提出“贫贱受知”的危险在于受恩者可能会不计曲直。中国史籍里一些著名故事公私不分，有财力者的“百金之馈”巧立名目，掩盖了收买、贿赂所谓勇士侠客的实质。人们只记得林纾维护“马班之书”，恐怕不会想到他居然以一部平庸的英国小说为参照，从自己读得烂熟的《史记》故事里读出新的而且是让他心里不安的内容来。

法国小说《利俾瑟战血余腥记》及其续篇《滑铁卢战血余腥记》讲述的是拿破仑战争中一位普通士兵的遭遇。林纾以他特有的艺术与伦理敏感性注意到，中国史籍或历史题材的小说，只要涉及战争，总是采用以将军、军师或“英雄”为中心的叙述模式，下层士兵的感受极难见到。他在为前者写的《叙》（1904）里感叹：“余历观中史所记战事，但状军师之摅略，形胜之利便，与夫胜负之大势而已，未有赡叙卒伍生死饥疲之态，及劳人思妇怨旷之情者。盖史例至严，不能间涉于此。虽开宝诗人多塞下诸作，亦仅托诸感讽，写其骚愁，且未历行间，虽空构其众，终莫能肖。”（《林琴南书话》，第14页）“卒伍”来自民间，他们在史籍和小说中无名无姓，就像吴起之妻，经常被用作可以随意弃取的工具。意识到普通士兵战时的“生死疲惫之态”，意识到从他们的视角和切身感受来描写战争同样乃至更有效，意味着平等思想的萌发。这两部著作的翻译，也对林纾日后的小说创作有所启发。几年后，他翻译狄更斯的《孝女耐儿传》，发现作者“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层社会写照”（《林琴南书话》，第77页）的特点，并且在短篇小说《洪嫣篁》末尾称扬狄更斯善于“于布帛粟米中述情，而情中有文，语语自肺腑中流出”。⁽⁵³⁾经常有人谴责林纾蔑视人民群众，⁽⁵⁴⁾其实五四以后的翻译界注重劳工问题，只是延续了林纾的平等思想以及他对“下层社会”的关心。概言之，林纾的贡献远非郑振铎列举的三点所能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