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9岁）
1月16日 完成议论文《论杜威德育原理》。
1月《天津私立南开中学校学术观摩会会刊》第一集出版，刊有端木蕻良文章《服务学术观摩会的感想》，署名曹京平。端木蕻良的文章排在第三，第一、第二均是王德崇老师的文章。
3月16日 议论文《论杜威德育原理》发表于《南开双周》第7卷第1期，署名曹京平。该期“最后一页”消息：“曹京平君主编上年双周成绩可观，他现在到北平养病去了。承他赐以杜威《德育原理》，无任感谢。此篇在中学生诚为难得之作。排版漏了曹君署名，特此道歉！”按：端木蕻良在学校和陶宏交好，两人要上“社会大学”，王德崇先生在北平有一所小院，欢迎他们去住，两个人就离开南开中学去了北平。端木蕻良天天泡在文津街北海图书馆。[1]端木蕻良回忆道：“没有几天，王先生便去陕西，留下我和陶宏和他的女儿，我们三个住在一个院子里。不久陶宏收到陶先生的信，他回南方去，王先生的女儿毕了业，我和王兴让就到齐山去了。”[2]端木蕻良1994年3月30日致信西北大学刘承思，信中说：“王德崇原是我南开中学老师。他的女儿，我和陶行知的儿子陶宏三个孩子一起在北京度过一段时间（王去西安离婚）。”端木蕻良给学校的借口是到“北平养病”。
3月下旬 陶行知由日本潜回上海，住北四川路，给陶宏写信让他翻译《爱迪生传》。陶宏回忆道：“二十年（注：即1931年）我在北平。他从日本回到上海，给我寄了一本《爱迪生传》，叫我翻译，他说他总想在学习上对我有什么帮助，可是总没有找到最适当的机会，如今发现一个最好的办法，由我在北平将原文译好，寄到上海给他改（他另有一本原文），改好才寄回给我，将他的修改和我的原译对照研究，一方面在英文上可有进步，而另一方面又可学习爱迪生的求知精神，并可增加科学知识，实在是再好没有了。”[3]端木蕻良回忆道：“我和陶宏两人住在北京东不压桥。陶宏无师自通地翻译《爱迪生传》。我跑图书馆，写诗和小说。”[4]
8月6日 与同学曹世瑛、韩宝善等参加学校组织的“华北海口旅行团”，游历了大连、旅顺、葫芦岛、秦皇岛、山海关、北戴河、长山列岛、黑山岛、庙岛、蓬莱、烟台、刘公岛、威海卫、石岛、青岛、塘沽等十几个渤海口岸，观看了华北海军舰队的实弹、鱼雷、探照、陆战演习，参观了日、美、英、法、意各国舰艇。
秋 升入高三年级。
9月1日《编后——旧委员会工作的结束》发表于《南开双周》第8卷第1期，无署名。文中提到本届编委会工作到此期结束，“第二期《双周》由新委员负责”。下期内容预告中提到“下期当有京平君剧本《斗争》，诸君可安心等待”。
9月18日22时25分左右，日军在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9月19日 与同学去南开大学八里台秀山堂野营，抓螃蟹。夜晚赏月，开螃蟹宴。
9月20日 上午，天津《大公报》传来日军占领沈阳北大营的消息，端木蕻良与同学们赶回南开中学。
9月21日 在星期一例行的“总理纪念周”上，千余名同学聚集在礼堂前或沉默或哭泣。
9月22日 南开大学、北洋大学、中西女学、南开中学等22所学校发起组成天津市学生抗日救国会，发表《泣告同胞书》，号召全市人民一致对外。[5]端木蕻良与韩宝善、于惠敬等同学将南开中学“新人社”更名“学生刻苦团”，并起草了刻苦团的宣言，剃光头、不吃早点，为准备参与长期抗战锻炼体魄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不久又改名为“抗日救国团”。
9月下旬 曹世瑛回忆说：“此后，我们便开展了一系列的爱国活动。东北籍的学生站在运动的最前列，曹京平（端木蕻良）、于惠敬、韩宝善等，发起组织刻苦团，大家约定一律理光头，每天早晨不吃早点，这是一个卧薪尝胆的团体，立志收复失地。我也是团员之一。”[6]
10月 为表达全体同学团结和要求收复国土的决心，东北学生发起成立学生自治会，布告贴出，得到全体同学的热烈响应。端木蕻良在学生宿舍四斋墙上贴出英文的美国立国文书之一《独立宣言》。
11月2日 晚，与曹世瑛等同学开会决定成立学生自治会的各项事宜。
11月3日 凌晨，学生自治会成立，张敬载为执委会主席，端木蕻良与胡思猷、韩宝善、曹世瑛等被推举为执委会委员。在礼堂召集全体同学大会，宣告学生自治会成立，执委在会上表态。会后，执委们在范荪楼前合影留念。
11月4日 天津《庸报》发表消息，报道南开中学成立学生自治会及执委名单。
11月中旬 议论文《学者与政客》、话剧剧本《斗争》发表于《南开双周》第8卷第3期，署名曹京平。
11月 议论文《青年民族》发表于《南开双周》第8卷第4期，署名曹京平。
同月 在日军制造“天津事件”期间，又与同学在校内组织“护校团”开展护校活动。[7]端木蕻良任“总纠察”。
同月 学生自治会“接办了校刊《南开双周》，由张敬载、曹京平、冯厚生担任编辑，每期封面不同。……学生会便发起组织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的代表团，表达学生们的要求，揭露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由胡思猷向张校长提出，要求支援，遭到严词拒绝。……后来经学校的职员周旋，张伯苓才批了旅费的条子。代表团有30多人，由唐凤都任领队。当时天津还没有戒严，他们便绕道出发了。我（曹世瑛）在报社还有工作，没有参加”[8]。
年底 因组织学生自治会，发起向南京请愿的示威活动，被校方秘密除名。端木蕻良回忆：“学生会成立了，而我却被学校除名了。那时，我受高尔基的影响，一心想走入‘社会大学’，所以就去北京了。”[9]当时端木蕻良三哥曹京襄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端木蕻良来到了三哥身边。
本年 南开中学1931年通讯录记载：曹京平，20岁，昌图，辽宁昌图大北街。
[1] 端木蕻良：《我的中学生活》，北京《中国校园文学》月刊1992年第2期。
[2] 端木蕻良：《追悼陶行知先生》，载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陶行知先生纪念集》，1946，第260页。
[3] 陶宏：《我和我的父亲》，载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陶行知先生纪念集》，1946，第599—600页。
[4] 端木蕻良：《我是中国人》，上海《解放日报》1982年11月4日。
[5]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出版社，1991，第665页。
[6] 曹世瑛：《难忘的南中斗争生活》，载中共天津市南开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南中星火：南开党史资料汇编（一）》，1991，第139页。
[7] 端木蕻良：《不能忘记》，北京《光明日报》1991年9月11日。
[8] 曹世瑛：《难忘的南中斗争生活》，载中共天津市南开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南中星火：南开党史资料汇编（一）》，1991，第140—141页。
[9] 端木蕻良：《走出草原》，北京《外国文学评论》季刊199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