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破晓

我的引路人
——怀念贾唯英

贾唯英同志病重七十天，在成都的朋友极为关注。我每周打一两次电话到重庆，向王宇光同志询问病情。7月1日中午，老王打电话给我说：“贾唯英在上午九时逝世！”尽管早有思想准备，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我还是很震惊，久久说不出话来。

一

我与贾唯英同志相识，已经四十九年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反动派不尊重民意，拒不成立联合政府，一心想消灭解放区和民主势力。许多青年学生从高兴到失望，苦闷彷徨；同时上下求索，追求真理。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贾唯英同志的。

当时，我和好友陈先泽在成都华西协和高中读书。经先泽在华西大学的四姐先华介绍，我参加了以燕京大学、华西大学两校学生为主的“未名团契”。团契本是基督教的群众组织，系团结契合友爱之意。贾唯英同志是“未名”的主要成员，她广交朋友，以火样的热情、博大的胸怀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在她的影响下，“未名”广泛地开展谈心、讨论时事、读进步书籍、唱歌、游戏、郊游等许多为青年人喜爱的活动。很自然，一旦大家提高觉悟，便更加关心政治，积极投入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学生运动。

贾唯英同志比我们大，对我和先泽十分爱护。我们从认识她那一天起，就叫她贾姐姐。“未名团契”只有先泽和我是中学生，在会上我们还不大发言，更不敢参与争论。但散会以后，特别是在从陕西街（燕大所在地）回华西坝的途中，我和先泽总是走在贾姐姐身边，向她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听她阐述热情洋溢的尖锐深刻的观点。当时没有人民南路，回华西坝得从南大街经过南门大桥。夜深人静，河水撞击着石桥，发出巨大的响声。贾姐姐的谈话在我心中引起的震动，也像大桥下的流水，有力地叩打着我的心扉。

我无法一一列举贾姐姐所给予我们的帮助。“未名”组织阅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我们小组在华大图书馆外的草坪展开讨论，贾姐姐耐心回答各种问题。每当学生运动爆发，贾姐姐总是找我和先泽谈心，共商如何团结同学，开展斗争。1945年冬天，贾姐姐带我和先泽到成都市女中与寒假留校的学生联欢，先泽唱了优美动听的歌曲，我朗诵了一首慷慨激昂的诗歌。贾姐姐鼓励我们在中学生中成立“破晓社”，帮助我们创办《破晓半月刊》，还要我们打破小圈子，吸收更多的朋友加入。

贾唯英（右二）、王宇光（左一）、洪德铭记（右一）和李致（左二）上世纪80年代初在成都合影

一个星期天，“未名”组织看美国影片《魂断蓝桥》。贾姐姐一人买了两张票。先华四姐悄悄地告诉我们：“贾唯英的‘光’要来。”“光”是指王宇光同志，金陵大学学生，贾姐姐的男朋友。我们看见“光”风度翩翩，一表人才，都为贾姐姐高兴。他们在1946年春天结婚。为了必要的掩护，两个无神论者，在北打金街教堂按基督教仪式举行了婚礼。然后“未名”的成员和他们的亲友又到四道街王宇光同志家里去向他们祝贺。在充满喜悦的气氛中，加拿大友好人士文幼章提着茶壶，用地道的四川话喊：“洋茶房来了！”

1946年12月，我刚过了十七岁生日，贾姐姐约我到她家里。自从贾姐姐结了婚，他们“新房”便是我们常来的地方。这一次贾姐姐先祝贺我的生日，送了我一把红色的“玻璃梳子”（即塑料梳子）。然后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她准备介绍我入党，问我是否愿意。我学过《新民主主义论》，在学校推销过赵超构的《延安1月》，参加过两年的学生运动，我早就憧憬有这么一天，就是不知道党组织在哪儿。原来我们尊敬和热爱的贾姐姐就是共产党员。我激动不已，立即表示愿意，不到两天就把申请书交给了贾姐姐。

不久，因为参加反对美军暴行发动罢考，我被学校暗中开除。1947年初，我考上重庆的西南学院。经贾姐姐同意，我去了重庆。稍后，贾姐姐因白色恐怖离开成都。以后三年，我虽然没有见到贾姐姐，但她的身影无时不在我心中，鼓励我不断前进。

二

1949年底，我才在成都再次见到贾姐姐。

贾姐姐和马识途、王宇光、彭塞同志一起，在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前，会见了地下党一些同志。贾姐姐穿一身军装，显得特别精神。千言万语，无从说起。热情的握手，爽朗的笑声，表达了我们相互能理解的感情。

解放军入城以后，立即着手分配工作。老王和贾姐姐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愿意去演戏，做演员。老王说：“现在很差干部，当什么演员，你到青年团去。”这样，我就到了青年团成都市工委，在共青团系统工作十七年，“文革”时作为胡耀邦的“修正主义的苗子”，被“扫地出门”。

贾姐姐在川西妇联工作的时间很短，不久即和老王一起调到重庆青年团西南工委。1950年5月我去重庆，先在团市工委，后到团沙磁区工委工作。当时工作很忙，但在一个系统工作，我们毕竟有见面的时候。

贾姐姐在共青团西南工委任宣传部部长，十分重视对青年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她分管共青团西南工委的机关刊物《西南青年》。刊物办得生动活泼，为广大青年所喜爱。大约在1950年底，刊物集中宣传在剿匪斗争中壮烈牺牲的青年团员丁佑君，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就是被丁佑君的英雄事迹所感动的读者之一。当时，树人中学的初中学生要求我给他们讲故事，我把有关丁佑君的材料集中起来，并倾注了自己的感情，讲给他们听。他们被英雄的事迹深深打动，在听的过程中，有的放声痛哭，有的高呼口号。这个消息很快传开，许多大、中学的团组织来请我讲《党的好女儿丁佑君》。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有的同志却批评我“出风头”，弄得我左右为难。贾姐姐知道这件事后，亲自去李子坝一个学校，听我给学生做报告。我在讲台上看见贾姐姐坐在学生当中，联想起1945年她带我和先泽到成都市女中联欢，一点不感到拘束。我讲完之后，贾姐姐加以肯定，并提了改进意见，使我受到鼓舞，更加积极热情地宣传丁佑君的英雄事迹，先后向大、中学生做了一百多次报告。

贾姐姐在1953年任团西南工委副书记，大区撤销后到《重庆日报》工作。我在1955年调团重庆市委工作。因为都住在市中区，我和贾姐姐、老王接触增多。1956年春，为祝贺他们结婚十周年，我和我爱人丁秀涓到贾姐姐家吃晚饭，畅叙友情。1956年我作为中国学生代表团成员，到捷克的首都布拉格参加第四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途经苏联并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观，回国后我向贾姐姐讲了国外见闻，她听得很有兴致，并问了我很多问题。

1957年夏，风云突变，使许多人蒙受冤屈。贾姐姐在这场灾难中未能幸免，被错划为右派。我和贾姐姐相识十多年，这位十七岁入党，到过延安、上过陕北公学，长期经历白色恐怖的共产党员，怎么会反党呢？以后才知道，无非是因为她热爱党的事业，敢讲真话罢了。这真是时代的悲剧！

对贾姐姐的遭遇，我不敢公开讲什么，但却在心里写下几句话：

像太阳从东方升起

像北极星指引方向

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任何尘埃

也掩盖不住她朴实的光芒

三

1957年我调离重庆，将近二十年没有和贾姐姐见过面。好在老王在重庆钢铁厂工作，无论在成都或北京，老王总要来看我们，我们也会千方百计找到老王。从老王那儿，我们能知道贾姐姐的近况。老王因贾姐姐的事受到牵连，但他善良、公正、重情。正如贾姐姐逝世前写老王的散文中所写的那样：“不管是白色恐怖的狂风暴雨，闪电雷鸣；还是极‘左’路线的高度压力，你始终顶着来自外界的压力，永远和我站在一起。”有这样一位好丈夫，这样纯真的爱情，是贾姐姐的幸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贾姐姐的错案得到彻底改正。贾姐姐和她全家欢天喜地。我们“破晓社”的成员都感到由衷的高兴。

四

近十五年，贾姐姐和老王多次到成都来。贾姐姐长胖了，还是过去那样热情和开朗，不失赤子之心。她对什么事都关心，上街买菜，要对市场物价做社会调查。到香港去旅游，她也要对比（1949年她在香港住过二十一天），研究香港怎样成为“四小龙”之一。她绝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坚持讲真话。只是听力减退，交谈得靠助听器，后来完全听不见了，她就随身带一个小黑板。她用口说，我在黑板上写，写了又擦，擦了又写。像过去一样，我们的话总是谈不完。我们还一直互相通信。

贾姐姐曾在信上对我说：“我过去之所以没疯没死，是因为难舍五个年幼的子女，是因为心里还想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现在子女已经成人，唯有为祖国美好前景奋斗的支柱未垮。”

正因为有这样的精神支柱，尽管贾姐姐离休了，她仍想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她重新拿起笔，写游记、写随想，写周总理和革命先烈，写自己的经历和《西南团史》。特别是近三年，她用了很多时间收集和查证史料，写了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雄李林的事迹《侨女之光》（已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当我知道贾姐姐近年来共写了一百多万字时，实在大吃一惊！特别是她双耳全聋，全靠小黑板与采访对象笔谈，这是多么困难的事，需要多么坚强的毅力啊！

贾姐姐始终把自己的感情和国家的前途联系在一起。她拥护改革开放的政策，为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同时她又为新时期出现的一些问题感到担忧。前年她在信上说：“现在转型期中，的确出现许多问题，特别是腐败问题、拜金主义问题，令人忧虑。在许多人心中，共产主义理想早已不存在了。”另一封信，她在结尾时说：“我和宇光身体均好，宇光尤佳，无病无虑。我则对目前滋长的拜金主义忧心忡忡。”

贾姐姐十分注重友情。她写信说：“现在能谈心的人不多了。我还是留恋、追求40年代的友情。也许我也落后了。”前年她和老王去贵阳，原团西南工委的十多位同志热情相迎，既全体团聚，又分别叙旧。特别是当他们“秘密”离开贵阳时，那些老同志主动到车站送行，使贾姐姐极为感动。她说：“这些感人的场面，是那些拜金主义者以及拜权主义者永远不能理解的。”正是这样，她积极支持“民协”成立五十周年的聚会，也积极倡导“未名”的朋友在成立五十周年时相聚。

贾姐姐像过去一样关心我们。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最后的年月》一书遭到挫折，她设法托她的老朋友向中央负责同志反映情况。1982年底调我到省委宣传部工作，我不愿离开出版社，她来信说服我。我从美国回来，她看见我写的访美杂记，来信鼓励我“多写一点好”，并希望我“多写国人想知而又未写的方面，如美国人的守法、务实，不讲排场，还有志愿者的活动等”。我爱人生病住院，老王几次打电话来，贾姐姐则不断写信询问。她的友情温暖了我的心。

五

今年年初，收到贾姐姐来信，说她摔了一跤，不能走路。我忙打电话给老王询问情况。1月6日贾姐姐来信，说初步查清，腰椎移位，全身软组织受伤，右腿有麻木之感，生活不能完全自理。2月十一日来信说：“我现在处于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有人扶着都很难走了。……实际上是残废了。”3月17日老王打电话来，说已查出贾姐姐脑内有肿瘤，要动手术。一听这个消息，我就后悔。我本来知道腿的问题往往与大脑有关，提醒过别的同志，为什么竟忘了提醒贾姐姐呢？22日，老王来电话，说会诊结果，系恶性肿瘤，医生不主张开刀，拟采取保守疗法。我知道，这实际上是宣布没有办法了，心里很难受。第二天，“破晓社”成员聚会，推举先泽代表大家给贾姐姐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慰问信，可惜贾姐姐已经昏迷不能读信了。老王想尽办法用中药治疗，但并无效果。他说：“估计5月份可以拖过，6月份就难说了。”这两个月，我总觉得，贾姐姐在年轻的时候与白色恐怖做斗争，50年代又遭受不白之冤，好不容易过几年幸福生活却又病魔缠身，这实在太不公平！6月下旬，“破晓社”成员庄焕仪（贾姐姐和老王1947年避难时在她家住过一段时间）满怀深情去重庆看望贾姐姐，带回来的也是不好的消息。7月1日，老王打电话来通知，贾姐姐不幸逝世。

六

贾姐姐离开我们去了。四十九年来的许多情景，在我脑海里转来转去。我有一张照片，是贾姐姐和老王在我们家照的。她和老王坐在我的书柜前，慈祥地微笑着，好像有很多话要说，显得很健康。我记不起这次见面的准确时间，分析起来应是1991年春天。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会面。亲爱的贾姐姐，今后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和秀涓给老王发去唁电：

贾姐姐逝去，我们非常悲痛。早在四十年代，贾姐姐就帮助我们走上革命的道路，并一贯像长姐似的爱护我们。她历经坎坷，却保持为祖国美好未来奋斗的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们将永远感激和怀念她。

前不久，我读到贾姐姐写给老王的《献……》。这篇遗作是很好的散文，它歌颂了美好的理想和纯真的爱情。我把它复印了若干份，寄给“破晓社”的成员。我相信大家都会从中吸取力量。

写于1994年盛夏酷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