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甲巷到祠堂街
我是成都人，十七岁以前没有离开过家乡。但如果问到成都的掌故，我知道的却很少。只能说过去我最喜欢的两条街：一条是科甲巷，一条是祠堂街。
一、对科甲巷的怀念
提到科甲巷，我好像又回到童年时代，心里充满喜悦和激动。当时成都有的街道，多数商店都卖一种商品。例如，纱帽街主要卖帽子，纯阳观街则多是卖鞋的。如果要买鞋或帽子，必须跟着母亲到这两条街去，很希望“速战速决”，生怕母亲挑来挑去，枯燥无味。只有到科甲巷大不一样，常常是自己要求去，去了就不想走；即使仅买一两样小东西，看都要看半天。原来，整个科甲巷几乎都是玩具店，满街挂着玩具，多吸引人啊！
可惜当时不懂得社会调查，没有把卖什么玩具一一记下。至今记得，打仗用的多是古代的武器，如关刀、矛子、宝剑、弓箭，拿在手上连人都显得威武。过年的时候，可以买到各种戏脸壳和笑头和尚，用香在面具眼睛上烧两个洞，然后再戴在头上，别人就认不出你是谁了。买上几个皮灯影儿，回家去把板凳翻过来，糊上一张白纸，点支蜡烛，自编自演，可以吸引一大批小朋友。纸灯的种类很多，有提在手上的金鱼灯，有用绳子拖着在地上走的兔子灯，……晚上插支小蜡烛在灯里面，许多孩子在一起，就像灯会似的。但谁都不愿多买灯笼，因为过了正月十五，家里就要动员烧掉。现在看来，可能是怕火灾，但当时却拿迷信吓人，说过了十五不烧灯笼，就要害眼病。春天一到，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风筝都有：王字风筝最简单；稍好一些的有金鱼风筝、鲇巴郎（即鲇鱼——编者注）风筝、小蝴蝶风筝，这些要用细麻绳才能放；还有大蝴蝶风筝、蜈蚣风筝、凤凰风筝，这类风筝不仅壮观，还有能转动的眼睛，有些小孩不敢自己放，要大人帮助。至于洋娃娃、竹子编的小篮子，各种染了不同颜色的白果（抓“子儿”用的），则是女孩子的玩具，男娃娃不感兴趣。有的玩具很贵，如大型纸马，里面有结实的木架，人可以骑上去，要卖一块银圆。真像天上的月亮，可望而不可即。好在多数不贵，去一次总可以买一两样。
孩子能不喜欢科甲巷吗？
四十年前，作为孩子，我喜欢科甲巷，完全是为了好玩。以后上了中学，读鲁迅的《野草》，才懂得玩具对孩子的特殊意义。鲁迅说他向来不爱风筝，以为“这是没有出息孩子所做的玩意”，甚至不许他的小兄弟放风筝。有一天，鲁迅忽然发现他的小兄弟躲着他在做风筝，盛怒之下，“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许多年以后，鲁迅偶尔读了一本有关儿童的书，“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严于解剖自己的鲁迅，想到过去毁坏小兄弟的风筝，感到这是属于“精神虐杀”，自悔“少年时代的糊涂”，并希望得到“宽恕”。可是，直到今天，有多少人是这样看待儿童玩具的意义的呢？
说“玩具是儿童的天使”，是因为对儿童进行教育，要适合儿童的特点。孩子喜欢玩，通过玩玩具可以“长身体、长知识”。除了引导孩子读书和劳动以外，还要善于寓教育于玩具和游戏之中。过去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曾把研究儿童的特点当成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来批判，这完全是错误的。同时，有的人则把儿童的特点神秘化了。其实，每个成人都当过孩子，真的一点都不懂儿童特点吗？鲁迅说过记性不佳是“有害于子孙的”，他建议“各人去买一本notebook来，将自己现在的思想举动都记上，作为将来年龄和地位都改变了之后参考。假如憎恶孩子要到公园去的时候，取来一翻，看见上面有一条道，‘我想到中央公园去’，那就即刻心平气和了”。这实在是一个好办法。
新中国成立后，儿童玩具的品种、制作都有很大进步，但供应点少，价廉物美的不太多。当我给孩子（以后又给外孙）买玩具时，总感到不满足，于是对科甲巷的怀念就加深了。我并不要求恢复科甲巷一条街都卖玩具的传统，我只希望有人在儿童玩具上下功夫，生产出更多有意义、价廉物美的玩具，给新中国的孩子增添更多的欢乐。可能是上年纪了，我实在喜欢看男孩子们拿着木枪打游击的神气，也同样喜欢看小姑娘抱着布娃娃那种认真的样子。
二、祠堂街留给我的记忆
从喜欢科甲巷到喜欢祠堂街，这表明我的少年儿童时期已经宣告结束。因为新中国成立前的成都，科甲巷主要是玩具店，而祠堂街开设的则多是书店。
对书店有兴趣先得爱读书。我是从上高琦初中时开始读课外书籍的，先是读文艺书，后来扩大到社会科学书。这里，我得感谢杨邦杰先生，他是我们的国文教员，虽不善言辞，但有新思想，愿意和学生接近。我常到他寝室去玩。有一天，他从书架上取出一本《新青年》的合订本，从头到尾给我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我坐着安静地听，生怕漏掉一个字，但心里却像点燃了火，激动得发抖。当他读完最后一节“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时，我感到眼前出现光明：原来几千年来的历史，满本都写着“吃人”两个字，而时代的先驱者——鲁迅是那样勇敢地举起了投枪！
从此，我渴求进步书籍。
读书的兴趣有了，问题在于找书困难。学校图书馆藏书贫乏，一片荒芜。亲友中能借到一些，但不多。于是便跑书店。当时，成都的书店大多在三条街：一是春熙路，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一是西玉龙街，多是卖线装书的古旧书店；一是祠堂街，这条街书店多，能买到进步书刊。我们的兴趣主要在祠堂街。
祠堂街至少有十几家书店，有进步的，也有国民党办的（如正中书局），我最常去的是联营书店，它有明显的进步倾向。位于现在的四川电影院对门，只有一间铺面。店内靠墙的地方都是书架，屋子中间有一个大书摊，摆满新到的书籍和杂志。到书店去的，可以随便取书翻阅，买到自己满意的书；如果不买书，也可以站在书架或书摊前看上一两个小时。店员不多，但忠于职守，有业务知识。你询问一本什么书，他总是主动地帮助寻找，绝不会说“你自己看嘛”；更不会不理顾客，坐在那儿闲聊或打毛线、吃瓜子儿。遇到年纪大一点的店员，还能告诉你某一本书已经出过几版，每一个版本有什么特色。其他好的书店（如开明书店）也大抵如此。
我从这时候起，养成了有空就跑书店的习惯。或是买书，或是看书，或是打听新书刊的消息，简直成了一种癖好、一种享受。科甲巷的什么关刀、宝剑，什么风筝、皮灯影儿，都被丢到九霄云外去了。日子一久，几个店员对我比较熟悉，常常主动给我留《世界知识》之类的杂志。1945年，我的好友先泽过生日，我想送他一本《辩证唯物论辞典》，跑了几次没买到，后来也是店员主动给我留下来的。我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十五六岁的穷学生，既没有权势，又没有“后门”，能得到这种友谊，很使我感动。
祠堂街还有一个更吸引我们的地方，那就是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成都分馆（现在的人民公园斜对门）。这里除了可订阅报纸，还出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的著作，出售党办的刊物《群众》。我们当时有一个进步学生团体——破晓社，多次组织阅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大众哲学》在联营书店可以买到，《新民主主义论》则只有《新华日报》成都分馆才有卖的。地下党员贾姐姐曾告诉我们，经常有特务监视《新华日报》分馆，要我们少去或不要去。我那时年轻，不怕事又好奇，常常闪电似的去买一两本书就走，自然也不敢像在联营书店内那样长时间停留。但是分馆同志那种热情的目光，对青年充满信任的态度，却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这个分馆，到1947年2月才被迫撤走。
1981年8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