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娃儿

冬娃儿

童年时期，我有一个小伙伴，叫冬娃儿。

冬娃儿的母亲是外婆家的女工，大家称她濮嫂。濮嫂的丈夫去世后，她改嫁给一个聋子。聋子给外婆家看大门，忠于职守，对人和气。他住在进大门的楼板上，楼板有一个出口，要搭一个很长的木梯才上得去。聋子因为穷，以前没结过婚。他非常爱冬娃儿，让他穿得干干净净。当时我没有问冬娃儿姓什么，事隔六十年更无法考证了。

每当我去外婆家，给外婆、胖舅舅和舅妈请了安，喊了表哥、表嫂和表姐，便急于去找冬娃儿。我小时候很淘气，头上长两个漩，人称“五横牛”。表嫂一见我，必高呼：“五王爷来了！”既是表欢迎，又是放“警报”。这时，冬娃儿已在天井里等候我。现在想来，表嫂的呼叫可能是对我采取的防范措施之一。

冬娃儿笑着问我怎么玩，先安排“日程”。

如果是春天，我一定提出放风筝。先缠着胖舅舅到街上买一个金鱼风筝或丁丁猫儿风筝，就向外婆报告要去垮城墙放。外婆见我和冬娃一起去，便同意了。不过总得叮嘱：不要摔跤，快去快回，不要被“麻脸子”（即人贩子）拐走。我一一点头称是，立即和冬娃儿一起跑出大门。

冬娃儿比我高，身体很结实。他带我从对面的街背后，穿过一大片菜地，就到了垮城墙。城墙多年失修，城砖塌下来一部分，我们沿着城砖爬上去。在城墙上感到站得很高。望城内，全是一片一片的黑瓦矮屋，不太好看；望城外，既有绿色的小麦，又有弯弯的溪流，十分开阔。空气新鲜，春风扑面，一身来劲。我和冬娃儿一人手举风筝，一人牵着线跑。轮流几次，满身是汗。这时冬娃儿必定想起外婆“快去快回”的指示，便另想出一个新玩意儿，吸引我跟他回家去。

我们经常一边玩，一边摆龙门阵。冬娃儿在慈惠堂办的一个工厂半工半读，我估计是胖舅舅安排的，因为胖舅舅是育婴堂堂长。冬娃儿上午做工，下午学认字和珠算。他说一个月打两次“牙祭”，一次一碗咸烧白或甜烧白，八片肉，刚好一人一片。我听了很同情他。以后我凡买零食，无论是橘子或花生、干牛肉或香油卤兔，绝对一人一半，他也乐意接受。母亲对我吃东西一向控制很严，但“儿在外，母命有所不受”。冬娃很够哥们，从不揭发，更不会“反戈一击”。

有一天我在天井玩，冬娃儿示意我出去。经外婆同意，我和冬娃儿到了街口。原来在一家饭铺前面，有一个人跪在地上，头上顶了一根长板凳。冬娃儿说这叫“顶板凳”，是穷人吃了饭没有钱给，在这儿受罚的。要有人替他付了钱，才能取下板凳。我不愿意多看，便回到大门口坐在小石狮子上。门内楼板上有一个燕子窝，平时我最爱看大燕子喂小燕子，今天却无心思看了。冬娃儿让我看到人间的不公平！幸好胖舅舅从外回来，他一贯乐于行善，我向他报告了街口的情况。他去给了钱，那个跪着的人才取下板凳站起来。从此，我增加了对胖舅舅的敬意。

抗日战争的宣传普及到许多地方。我在学校参加了捐寒衣的活动，冬娃儿也会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有一天，冬娃儿告诉我对门学校的空坝中午要演戏，到时我们都去了。不久，出来一男一女，敲锣打鼓，像卖唱的。观众马上围成一圈。女的表演总不成功。男的觉得丢了面子，便用鞭子打她。许多观众愤怒了，连声高呼：“不许打！”但男的仍不住手。几个观众冲上去夺过鞭子，要打那个男的。这时，女的立即护着男的，说男的是她的父亲。他们是东北人，因为日本人占领了东北，才被迫逃到内地。沿途饥寒交迫，精疲力竭，所以演出不好，千万不要打她的父亲。说着说着，她动情地唱起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九一八，九一八……”观众被感动了，不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还我河山！”冬娃儿和我都一起喊，恨不得马上打到东北去。这个广场戏叫《放下你的鞭子》，那些冲上去夺鞭子的观众都是演员扮演的，但当时我们不知道。听人说校长不许演这个戏，我和冬娃儿觉得这毫无道理。下午我们再来学校，果然空无一人，但校长室的窗却开着。为了报复，我和冬娃儿伸手进去，拿出一些书、本子和文具，把它们丢进厕所里去。现在想来这些做法太幼稚了，当时却自认为是正义行动。经过这个事件，我和冬娃儿的友谊大大加深了。

敌机经常轰炸成都。我们随外婆疏散到温江县的文家场，半年多才回到城里。冬娃儿所在的工厂也疏散走了。后来，濮嫂和聋子先后去世，我再也没有看见冬娃儿。人世沧桑，以后的事就难说了。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冬娃儿应该仍健在。我真想见到他，叫他一声“冬娃儿哥！”但这愿望能实现吗？

1998年9月18日